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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索尔兹伯里主教区的空缺圣职——多塞特和威尔特的空缺圣职——艾维彻奇小修道院——因瘟疫而毁的庄园——萨默塞特郡神父死亡的数字——多塞特郡吉灵厄姆皇家庄园的法庭记录——威尔特斯托克顿庄园的法庭记录——布里奇沃特切佐伊庄园的法庭记录
前几章叙述了瘟疫从英格兰南部传播到英格兰北部的过程，现在有必要使用一些统计数据评估瘟疫造成的直接影响了。
索尔兹伯里主教区由多塞特郡、威尔特郡和伯克郡组成。1348年3月25日到1349年3月25日，该主教区主教共授予了两百零二次圣职。但从1349年3月25日到1350年3月25日，该主教区主教却授予了两百四十三次圣职[1]。可以肯定地说，在这四百四十五次圣职授予中，三分之二的圣职授予是瘟疫导致的。大体来说，由这三个郡所组成的主教区至少有三百名享圣俸的教士死于瘟疫。
我们可以先看看多塞特郡的情况。在约翰·哈钦斯所写的多塞特郡历史中，索尔兹伯里主教登记簿显示的圣职数是二百一十一。瘟疫期间，这些圣职中有九十个发生过变化。因此，大约一半的圣职有空缺记录，不少圣职发生过两次或三次空缺。多塞特郡的空缺圣职授予数量是一百一十。至于那些不享薪俸的圣职，无论是修会圣职人员还是非修会圣职人员，与享受薪俸圣职人员的比例，下章再讨论。我们仅从多塞特郡的情况便可看出，一般所认为的比例实在太低了。
至于瘟疫对修道院的影响，我们能获得一些相关信息实属偶然。当时所有信息的来源，无论是英格兰还是其他地方，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瘟疫的危害非常严重。在人口密集的地方，瘟疫传播尤快。瘟疫一旦进入某个房子，常导致多人死亡。因此，1348年11月初，阿伯茨伯里大修道院院长死了。1348年圣诞节前后，舍伯恩大修道院院长约翰·德亨顿也死了。两个修道院的许多教友很可能也因瘟疫而死。
瘟疫爆发前三年和结束后三年，威尔特郡圣职授予的平均数是二十六次。然而，1348年，圣职授予了七十三次，1349年授予了不少于一百零三次[2]。这两年授予的一百七十六个空缺圣职中，仅有大约五十二个圣职是正常授予，其余大约一百二十五个享薪俸的圣职人员因瘟疫而死。
《公函卷轴》里凑巧存有关于威尔特郡某修道院的一些信息。奥古斯丁会的埃德罗斯小修道院，亦称艾维彻奇小修道院，其院长死于1349年2月2日[3]。2月25日，爱德华三世获悉，除一人外，该小修道院的人都得瘟疫而死。1349年3月16日，爱德华三世在谕令中写道：“朕了解到，因索尔兹伯里主教罗伯特辞世，你们不能按惯例选举该主教区埃德罗斯小修道院的院长。你们小修道院的院长死于瘟疫后，十三名修士也死了，现在只有修士詹姆斯·德·格伦德瓦尔还活着。现在朕任命詹姆斯·德·格伦德瓦尔担任小修道院财产看守。索尔兹伯里主教罗伯特生前曾说詹姆斯·德·格伦德瓦尔可堪大任。”[4]
威尔特郡的《死后调查书》展示了该郡瘟疫过后的情形。比如，亨利·休斯爵士死于1349年6月21日。他在威尔特郡有一点产业。邻近人员组成的陪审团经宣誓后裁定，亨利·休斯爵士的三百英亩草地“一文不值了，因为所有的佃农都死了”[5]。什罗普郡的约翰·莱斯特兰奇拥有威尔特郡布劳顿庄园一半的所有权。他死于1349年7月20日，对其财产的调查8月30日进行。调查结果称，仅从一名佃农手中收取了七先令的租金，“今年再也没有其他收益了，因为其他佃农、农奴都死了。他们的地都回到了领主手中”[6]。
瘟疫进入农户的房子，很多老鼠跑了出来
卡莱斯顿庄园的情况也别无二致。庄园主亨利·德·威灵顿死于1349年5月23日。据说，卡莱斯顿庄园的水磨已经毁坏，一文不值了。六个农奴有两人已经死去，所租土地退了回去。卡莱斯顿庄园有十个茅舍农，每个人上交十二便士的租金。其中，四个茅舍农全家都死了[7]。
威尔特郡其他地方的林地都不值钱了，“因为瘟疫中死人甚多，买家缺乏”[8]。佃农们过去每年能付四英镑，现在只能掏六先令。自由佃农快死光了，现在只剩下三个[9]。某庄园一百四十英亩土地和十二座村舍，原来都由农奴承租，现在都回到了领主手中，因为“农奴都死了”。离索尔兹伯里七英里的东格林斯特德也是这种情况。斯蒂芬·德·通布比的妻子玛丽1349年8月死后，其庄园仅剩下三名佃农。“没有其他人了，约翰·瓦德布鲁克和瓦尔特·瓦德布鲁克、斯蒂芬·格德、托马斯·格德和约翰·格德、理查德·勒弗里尔、拉尔夫·博迪和制革工托马斯等农奴”本来租着房屋和土地，现在他们都死了，于是房屋和土地都回到了领主手中。另外，庄园里的威廉·勒哈纳克、约翰·蓬佩、埃德蒙·萨勒曼、约翰·韦尔米特和约翰·耶德都被瘟疫夺去了生命。
收割庄稼的佃农
这样的例子能帮助读者理解瘟疫造成的大量死亡，读者也能稍稍感知一下全国各地因为人口突然减少而产生的困难和变化。
接下来看看萨默塞特郡。巴斯和韦尔斯主教区主教登记簿的空缺圣职授予情况显示，早在1348年11月，瘟疫便在该郡出现了。1348年11月前，该郡就任圣职的平均次数不超过三次，11月九次，12月三十二次。1349年，该主教区主教授予的空缺圣职数量是两百三十二，而平常年份的平均次数是三十五。在该主教区1348和1349两年所授予的两百九十七个空缺圣职中，可以非常确定的说，有两百二十七个空缺圣职是肆虐英格兰的瘟疫导致的。
我们一定要记住，每个神父的死亡意味着许多教众的死亡。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其他信息来源的话，可以通过神父死亡的情况来了解俗人死亡的情况。我们只能相信，在瘟疫中俗人和神父死亡都惨重。如果当时（按某作者所言）神父与俗人的比例为一比五十，尽管这个估算可能远远高于当时圣职人士与俗人的比例，但读者还是能非常容易地知道1349年上半年萨默塞特郡的死亡情况有多么严重。
然而，通过一两个例子我们也能稍微了解一下萨默塞特郡当时的实际情况。该郡每个庄园都会定期开庄园法庭。每次开庭，庄园的佃农们会聚在一起。宣过誓的陪审团会处理与庄园佃农有关的事宜。从属于庄园领主的土地持有者会出庭，然后以故去佃农合法继承人的身份索求他们的房屋和土地。每个新持有土地的人都要交纳租地继承税。其间，治安事件、违反当地习俗的行为、佃农之间的争讼等，都会由庄园的官员进行处理。这些法庭的记录称为“法庭卷档”。法庭卷档能提供一些有关庄园佃农死亡情况的信息。法庭卷档和空缺圣职授予的文档有一点是相同的。空缺圣职授予的档案仅登记了享圣俸的圣职人员的情况，没有登记数量众多的无圣俸的圣职人员的情况。同样，法庭卷档仅登记了某土地实际持有者的信息，没有登记该持有者家庭成员的信息，也没有登记其他人员，比如劳工、仆人等非庄园佃农的信息。
不幸的是，这个时期的法庭卷档大多散失，要么丢了，要么因为瘟疫后国家一片混乱，庄园法庭不能正常进行，因而没有相关档案。尽管如此，这些记录足以显示出整个国家都发生了什么。奥古斯塔斯·杰索普博士使用诺福克郡的法庭卷档，向读者生动地描绘了瘟疫给东盎格利亚造成的破坏。这里列举一些英格兰西部庄园的法庭卷档，读者可以了解一下瘟疫带来的灾难。
多塞特郡吉灵厄姆皇家庄园的记录显示，“1348年圣路济亚纪念日之后的星期三（12月13日）”，一次庄园法庭举行了。此次法庭收取了因二十八名佃农死亡而产生的租地继承税。庄园法庭平时也就收几先令的租地继承税，但这次竟然收了二十八英镑十五先令八便士。另外，此次开庭时，庄园管家提到，他手中有大约三十名佃农的土地，这些佃农没有留下继承人来接手他们租种的土地。尽管许多没有继承人接受的土地都没有租地继承税上交，但此次开庭及后来诸次开庭，所收租地继承税数量较往日多得离奇。1349年初的另一次开庭的记录显示，该庄园有二十二名佃农死去。1349年5月6日，庄园法庭的两大张羊皮纸上登记着死去佃农的名单。仅多塞特郡某十户联保区就登记着四十五个人的死亡，邻近的博尔顿某十户联保区登记着十七个人的死亡[10]。
另一个例子出自威尔特郡某庄园的记录，该记录很可能见于该郡的疫情记录。1349年6月11日，斯托克顿开了庄园法庭。该地距沃明斯特约七英里远，因而离萨默塞特郡很近。通过记录可以明显看出，该庄园非常小。羊皮纸记录中写道，自去年的圣玛尔定节（1348年11月11日）开始，该庄园就没有举行过庄园法庭。根据卷档的记录，该庄园为数不多的佃农中有十四名已经死亡。当然，佃农家中有多少人因瘟疫而死并没有显示，但好像多数佃农死后都没有留下继承人[11]。
第三个例子出自切佐伊庄园的法庭卷档。如前文所述，瘟疫在1348年11月21日之前就出现在布里奇沃特。因此，这个离布里奇沃特仅三英里的庄园的法庭卷档，能向我们展示当时佃农的死亡情况。事实上，看一眼1348年11月25日圣凯瑟琳节的羊皮纸记录，我们就能知道瘟疫出现于1348年9月29日到1348年11月25日之间。11月25日的记录显示，庄园有几名佃农死了，有三四块面积非常大的地回到了领主手里，这些佃农没有留下继承人。有一个叫威廉·哈蒙德的人在一个叫勒斯拉博的地方租了一座水磨，并在水磨里工作。他因瘟疫而死。记录显示，自他死后到法庭开庭，水磨一直都无人使用，因为威廉·哈蒙德没有留下人来接替自己的职位。
但这仅仅是个开头。1349年1月8日，也就是主显节后的星期四，庄园法庭再次开庭。我们可以想象到，萨默塞特郡布里奇沃特周围低地地区的村民们经历了一个多么糟糕的圣诞节啊！这里遭遇了洪水，并且连续几个月雨不停歇。法庭卷档至少又标记了二十名佃农死亡，并且给出了他们确切的死亡日期。非常明显，1348年12月底前后瘟疫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
1348年底到1349年3月23日，切佐伊庄园疫情最严重。1349年“圣本尼迪克节之后的星期一”，该庄园召开了庄园法庭，法庭记录用两张长长的羊皮写就，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五六十个新租土地及房屋的佃农支付了租金，原来租这些土地及房屋的人或死或走了。谁能说清楚一个房子里多少人死亡呢？只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萨默塞特的这个小村庄许多房子空荡荡的，没有人居住。许多房子都由新佃农接手了，新老房主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许多人成了儿童的监护人。这些儿童因为被瘟疫夺去了近亲而孤身一人。比如，在这次庄园法庭上，一个叫约翰·克朗的，接手了他父亲租的土地及房子。他父亲因瘟疫死去了。约翰·克朗答应了法庭的另外一个要求。法庭要求他负责照顾尼古拉·阿特·斯洛博的儿子威廉，因为尼古拉·阿特·斯洛博死于瘟疫，而威廉的其他近亲也都在瘟疫中死去了。
瘟疫正在夺走男人的生命
1349年3月23日举行的庄园法庭还处理了其他案件。这些案件都因涉案双方或一方死亡而解决。比如1349年1月，三个佃农——威廉、约翰和罗杰·里奇曼——状告一个叫约翰·拉格的人，要他归还几头牛，法庭受理了此案。3月，庄园法庭开庭继续审理此案，但原告一个也没有出现，法庭调查后才知道三名原告都感染瘟疫死了。
保存这些庭审细节的原始文件也有自己的故事。上述两张羊皮纸上长长的记录并非由一人写就。该法庭处理的繁重案子还没有记录完，书记员就换人了。原来一直为该庄园法庭做记录的书记员不再记录了。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也死去了吗？当然，一切都无法确定了，但为什么这时切佐伊庄园的庄园法庭记录由其他人来做了？其原因不难推测[12]。
萨默塞特郡的两个加尔都西会小修道院——欣顿小修道院和威特姆小修道院——的例子，也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英格兰因瘟疫而产生的荒凉状态。爱德华三世使用权力，想方设法让瘟疫中幸存的佃农留在原来的庄园，而不是放弃自己原来租用的土地去其他地方过活，从而提升生活水平。他不仅对那些想借助市场优势提升工资的佃农及劳工处以罚款，还对敢于雇佣这些佃农及劳工的庄园主施以类似的处罚。但非常明显，对那些佃农及劳工部分死去或死光的庄园主来说，这样的法规难行得通。正因为庄园主的困境，瘟疫结束后的1354年，威特姆小修道院的加尔都西会修士向国王请愿，要求该法规要从宽。爱德华三世在谕令中写道：“我至爱的基督徒，萨默塞特郡威特姆加尔都西会小修道院院长及诸教友，一方面因为小修道院及所属土地都处于塞尔伍德林中，远离郡中诸镇，林外无一厘一毫地产，另一方面因该修道院的仆从及佃农大都死于瘟疫，所以院长及诸教友的生活无以为继。近日，朕及议会新颁法令，禁止受雇佃农擅离各自村庄及堂区。于是，该小修道院劳工、佃农匮乏，大批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庄园的谷物虽然丰收了，但因缺乏收割者而腐烂在地里。小修道院生计无着，困顿不堪。因此，院长及教友吁请上述法令暂缓施行。”鉴于威特姆小修道院的情形，爱德华三世批准其未来可以以高于法定数额的合理价格雇佣劳工、佃农，条件是所雇佣人员不得在原来的工作期满前受雇[13]。
第二个例子记录于次年，1355年该记录也源于因雇佣劳工的法令而产生的困难。国王谕令道：“萨默塞特郡加尔都西会欣顿小修道院院长及教友奏曰，其生计唯依赖耕种土地之收入，该院因近年之瘟疫，劳工仆役匮乏，庄园大多荒废，无人耕种，该院教友无劳工佃农愿意为之纺织羊毛以做衣衫，亦无劳工佃农为之操持杂务。国有法令曰劳工佃农之报酬不得高于往日，惧于此法令，无人敢为该院教友服务，皆离家他往，致使该院教友无布制衣”，故吁请该法令稍为放宽。国王御准了他们的请求，准许加尔都西会欣顿小修道院按照惯例支付佣金[14]。
由德文和康沃尔两个郡组成的埃克塞特主教区爆发瘟疫的时间与萨默塞特郡几乎相同。1349年1月，埃克塞特主教区主教授予的空缺圣职数量是三十，这意味着当时教士们因瘟疫而死的情况较多。1348年之前的八年中，德文和康沃尔两郡授予空缺圣职的年平均数量是三十六。1349年，三百八十二个圣职空缺，并且从3月到7月五个月中，每个月的空缺圣职授予数量要远远大于原来每年的空缺圣职授予的平均数量。因此，这意味着1349年大约三百四十六个圣职空缺是瘟疫导致的，这个估计是合理的。
审视一下空缺圣职授予的名单，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瘟疫的影响持续了数年。直到1353年，空缺圣职的授予数量才回到瘟疫前的平均水平。1350年空缺圣职授予的数量是八十，即便是1351年，数字仍高达五十七。比较奇怪的是，在这几年里，许多空缺圣职都留在了主教手里，没有及时进行授予。这些圣职至少空缺了六个月才由格兰迪森主教授予，一种可能是有圣职推荐权的人死了，无人继承其位置，还有一种非常大的可能是有圣职授予权的人找不到人来填补空缺的圣职。另外，这个时期辞去圣职的人数显示，好像圣职的薪俸实在微薄，无法满足相关人员的生活需要。
瘟疫结束后，埃克塞特主教区和英格兰其他主教区一样荒凉而贫苦，这可以从《死后调查书》中看出来。比如，土地收还官汇报说，利德福德[15]达特穆尔高地的一个庄园里，因为“原来磨粮食的大部分佃农死于瘟疫”，一个磨坊现在的收益只有十五先令，只是原来的一半。其他地方亦是如此。比如，一个地方原来由三十个佃农租种的土地都回到了领主的手中[16]。
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一捆账目卷档清楚显示了瘟疫给康沃尔郡带来的影响。这些账目包括特里格监理辖区几处庄园从1350年圣米迦勒节到年底的账目。这几处庄园，如赫尔斯顿庄园、廷塔杰尔庄园等，都位于卡默尔河附近。一个庄园的账目写道：“今年没有人来买东西。”另一个庄园只有两个年轻人交了人头税，另外两个人没有交，因为庄园有一些土地交由他们管理了，“其他人都在瘟疫中死去了”。这个庄园的牧场原来年租金是三先令四便士。现在“受瘟疫的影响”，年租金只有二十便士。五个佃农租种的土地回到了领主手中，另外九处房屋及两百一十四英亩土地也回到了领主手中。另一处土地的租金降了七英镑十四先令，因为十四个佃农的一百零二英亩土地连同两个磨坊都回到了领主手中。另外还有八先令十一便士的赊欠，这是庄园里死去农奴所留财物的价值。该卷档还有十二或十四个庄园的账目，处处记载着荒凉败落的故事。数不尽的佃农领有地退到了领主手中，数以百计英亩的土地也退到了领主手中。另外，许多村落人口锐减。其中，一个庄园的租金就减少了三十英镑六先令一点七五便士。
年代久远的廷塔杰尔庄园墓地，埋葬着很多瘟疫遇难者
特里格监理辖区赫尔斯顿庄园的账目后面还附着一张羊皮，上面列举着黑太子“占有的”佃农的财物及去向。共有五十七个条目，列出的物品，从女装、女装上的金纽扣到犁、铜餐具，包罗万象。随着佃农的死亡，这些总价值十六英镑十八先令八便士的物品都落到了黑太子手中。
廷塔杰尔庄园“原来每年要给主持小教堂的神父发十五先令的薪资，但今年因无人为了这点薪资在该教堂当神父而没有发出去”[17]。
1350年5月29日，黑太子鉴于康沃尔郡面临的巨大困难，授权当地官员减免仍留在庄园里的佃农四分之一的租金，“以免他们因贫困而离开自己所租的土地”[18]。然而，黑太子在康沃尔郡的收租人约翰·特里梅因说，即便是1352年和1353年庄园有所起色了，情况仍然堪忧。“这两年来，大部分土地都无人承租，也不能产生收益。近来，肆虐于该郡的瘟疫夺去了不少佃农的生命，致使佃农匮乏，土地都撂荒了”[19]。
伦敦瘟疫时期的主教登记簿丢失了，所以不可能确切地估计各级圣职人员的死亡情况。此时，除三五成群、数量众多的修道院外，伦敦城内大约有一百四十个堂区教堂。伦敦圣职人员的死亡情况要甚于其他地方，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伦敦城的人们挤在窄窄的街上。修道院数量超多。许多修道院因所处位置的缘故，空间狭窄。前文讲过，瘟疫一旦进入一户人家，几乎无人能幸免。所以，毫无疑问，伦敦修道院中修士修女的死亡比例要高于他处，另外，其他因素也会造成非修会圣职人员的死亡[20]。
伦敦主教区由米德尔塞克斯郡、埃塞克斯郡和赫特福德郡的一部分组成。埃塞克斯郡享圣俸的圣职数量是两百六十五，但该郡瘟疫时期空缺圣职的任命数量和米德尔赛克斯郡一样，都不为人知。到1349年7月，瘟疫造成的后果在《死后调查书》上清晰地显示了出来。某庄园十英亩的草地原来能租二十先令，今年“因为瘟疫”仅租了十先令。同样，耕地的租金也降低了。水磨空置了，因为没有磨坊主了。另一处一百四十英亩的耕地撂荒。《死后调查书》中说，“地根本租不出去，即便能租出去，也只能租十一先令六便士”，而不是原来的二十三先令。牧场的租金降了一半。砍下来的木头卖不出去。埃塞克斯郡莫尔登附近的一个庄园各种租金降了一半。该庄园十一个农奴死了八个，他们的土地都回到了领主手中。各地莫不如此——因为瘟疫，租金降了一半。埃塞克斯郡的耕地、草场、牧场今年都能以原租金的一半租到。庄园的其他收益也减少了一半。某地法庭收入现在是三先令，而不是原来的六先令。庄园的鸽房收益原来是两先令，现在仅有一先令。水磨租金的降幅就更甚了。朗福德一处水磨原来租六十先令，现在只能租二十先令。然而，即便租金如此便宜，该水磨是否能租出去仍然令人怀疑。
莫尔登
最后再举一个埃塞克斯郡的例子。科尔切斯特修道院院长1349年8月24日死后，对其财产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显示，他在东丹尼和西丹尼的庄园的三百二十英亩耕地，价值从原来的每英亩四便士降到了每英亩两便士，十四英亩的草地从十八便士降到了八便士。林地“因为没有买家”而一文不值，六个农奴死了两个。另一地六个农奴死了四个，还有一地七个农奴死了五个。法定租金仅为四英镑，“只有这么多了，因为大部分土地都回到了领主手中”[21]。
科尔切斯特修道院受瘟疫破坏的情况没有留下记录，但该修道院院长此时死亡无疑说明该修道院与其他留下记录的修道院一样受灾严重。一个作者写道：“瘟疫最明显的一个结果是，科尔切斯特修道院留下了一百一十一份遗嘱，这是个超乎寻常的数字。科尔切斯特修道院当时有权检验并登记遗嘱。”[22]
位于埃塞克斯郡但隶属外国的托克雷小修道院陷入赤贫状态。托克雷小修道院是皮卡第圣瓦莱里大修道院的附属修道院。因为英法战争[23]的缘故，它落到了英王手中。爱德华三世允许托克雷小修道院占有土地，条件是托克雷小修道院每年向国库交一百二十六英镑。瘟疫在埃塞克斯郡发生后两年，托克雷小修道院开始拖欠这笔钱。“因为近期的瘟疫，佃农染病死了，所以托克雷小修道院的土地无人租种了。小修道院贫穷至极，无以为生。同时因该小修道院欠着许多租金，所以无人愿意租种小修道院的土地。”最终，爱德华三世不得不免除了托克雷小修道院所欠租金[24]。
赫特福德郡有三十四个享圣俸的圣职属伦敦主教区，另外还有二十二个享圣俸的圣职不属伦敦主教区，而是专属于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瘟疫那一年，具体有多少空缺圣职获得授予，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从赫特福德郡在伦敦主教区有二十七个空缺圣职任命的比例来看，赫特福德郡至少五十名圣职人员很可能死于瘟疫。
和其他地方一样，赫特福德郡的土地和物品的价格都下降了。比如，一份《死后调查书》显示，托马斯·菲兹尤斯塔斯庄园的土地原来能租六十七先令，但据1349年8月3日的估计，现在仅租十三先令，并且“前提是牧场能租出去”[25]。同样，在瘟疫爆发后不久，本笃会的切森特女修道院“陷入贫困，修女无以为生”[26]。
因瘟疫而陷入赤贫的例子不止于此。比如，赫特福德郡有一片地，是托马斯·谢德沃思爵士赠给剑桥郡的安格尔西小修道院的。瘟疫进入英格兰之前，双方同意，安格尔西小修道院接受捐赠后要为两个非修会的神父提供薪俸。但到了1351年，随着租金的减少，安格尔西小修道院再也拿不出钱来了。于是，主教不得不修改了这一义务，相关文件中写道：“近期人口大量死亡，毁灭性灾难因此而生，土地荒芜，无人耕种，房倒屋塌，租金无以征收，劳役无人担负，从前的收益大大减少。”因此，安格尔西小修道院仅需为每个神父每年提供五马克的薪俸，而不是原来确定的六马克。据估计，该小修道院所属庄园的价值已不足原来的一半[27]。
瘟疫期间，白金汉郡享圣俸的圣职数量在一百八十至两百之间，贝德福德郡的享圣俸的圣职数量大约是一百二十，伯克郡享圣俸的圣职数量是一百六十二。据此，我们可以估算一下1349年因瘟疫而死的享圣俸的圣职人员的数量。
1353年，贝德福德郡及白金汉郡的行政长官约翰·卡斯蒂昂向爱德华三世请愿。我们通过此事可以了解一下两个郡的受灾情况。约翰·卡斯蒂昂说，现在两个郡已经无力像瘟疫爆发前那样向财政署支付诸百户邑[28]的租税。1353年2月，他觐见了爱德华三世，不仅提出了以上请求，还请求退还六十六英镑，因为这六十六英镑是他实收租税数额之外的钱。1351到1352年，他支付了一百三十二英镑租税，这是自1342年以来惯常的数额。他说：“瘟疫爆发以来，百户邑的乡长们不愿意再按旧例交税。”在贝德福德郡、白金汉郡进行调查后，陪审团汇报道：“自1351年以来，众百户邑乡长除强取豪夺之外，几无所得。人口减少，居民生计无着。1351年，乡长没有收上一点地租。”同样，约翰·卡斯蒂昂也是一无所获。最终，爱德华三世批准了其要求退还六十六英镑的请求[29]。
瘟疫紧紧抓住两个人
肯特郡属于坎特伯雷主教区的部分大约有两百八十个享圣俸的圣职。我们可以在这个数字的基础上估算一下死亡情况，通过若干个例子来了解一下瘟疫造成的危害。1352年，爱德华三世批准坎特伯雷城外圣雅各小修道院的院长和修女们免缴十五取一的税金，因为圣雅各小修道院已经败落到难以维持的境地[30]。即便是坎特伯雷大教堂附属的克赖斯特彻奇小修道院，也是一贫如洗。1350年左右，修士们向罗切斯特主教请愿，要求将韦斯特勒姆教堂交给他们管理，“以帮助他们能像往常一样招待来客”。他们说“因造成人畜大量死亡的瘟疫之影响，”他们已经无力招待来客。并且，为了说服主教允许他们管理该教堂，他们说他们在瘟疫中失去了两百五十七头公牛、五百一十一头母牛及四千五百八十五头绵羊，总价值是七百九十二英镑十二先令六便士。另外，他们还说，“原来能带来收益的一千二百一十二英亩耕地”很明显因为缺乏维护防波堤的劳工，“现在被海水淹没了”[31]。
在瘟疫爆发初期，邻近肯特郡的萨塞克斯郡大约有三百二十个享圣俸的圣职。据《公函卷轴》显示，1349年爱德华三世授予该郡的享圣俸的圣职达二十六个，其中授予黑斯廷斯、万圣、圣克莱芒、圣伦纳德不少于五个圣职，授予自由礼拜堂两个圣职[32]。
克赖斯特彻奇小修道院遗址（近处）与迁址新建的克赖斯特彻奇小修道院（远处）
汉普郡，连同怀特岛在内，瘟疫爆发前三年享圣俸圣职的年平均授予数量是二十一次。1349年，登记在册的享圣俸的圣职授予数量不少于两百二十八次。因此，我们可以比较合理地推断，超过两百名享圣俸的圣职人员被瘟疫夺去了生命。
1349年，萨里郡享圣俸的圣职授予数量高达九十二个，而瘟疫爆发前，该郡享圣俸的圣职年均授予数量仅仅是九个多一点。瘟疫这一年，和汉普郡一样，萨里郡享圣俸的圣职空缺数量是平时的十倍。可以比较公允地说，在这九十二个空缺的圣职中，至少八十个是瘟疫导致的。上文已经列举许多例子来说明瘟疫对修道院的影响。如果一个修道院的院长因瘟疫而死，那么可以非常确定的是，修道院的许多修士也染病而亡了。只要认真审视一下相关事实，就没有人怀疑瘟疫并非影响一时，而是长久而持续。这一点可以从温切斯特主教区一些修道院的情形看出来。
温切斯特城内的圣斯威辛小修道院院长和本笃会圣玛丽女修道院院长都因瘟疫而死。有大量证据显示，这两个修道院及海德修道院大部分人也都死于瘟疫。先说一下温切斯特大教堂附属的圣斯威辛小修道院的情况。1325年，也就是瘟疫爆发前二十四年，圣斯威辛小修道院有六十四名修士[33]。修士名单上有十二名初级修士尚未获得副执事圣秩。1310年12月19日，排名第三十四位的修士晋升为执事。这位修士以下共有三十人，他们都低于其职位。我们可以推测，1349年以前，圣斯威辛小修道院大约有六十人[34]，此后减少到三十五到四十人之间。1387年，怀克姆的威廉力劝圣斯威辛小修道院修士全力以赴，尽量恢复到原来六十人的规模[35]。尽管修士们百般努力，直到1404年怀克姆的威廉去世，圣斯威辛小修道院的规模才达到四十二人。1447年，选举韦恩弗利特主教时，圣斯威辛小修道才有三十九名修士，1450年仅有三十五名，1487年降到了三十人，这个规模一直维持到亨利八世解散该修道院[36]。
圣斯威辛小修道院附近的海德修道院，其地位非常重要。该修道院原有三十到四十名修士。瘟疫结束一个世纪后，修士仅余二十名。1488年，修士数量增加到二十四名，其中八名是前三年内加入的。1509年，修士数量又减少到二十名。但在修道院倒闭的前夕，有迹象显示修士人数略有回升，有二十六名修士，其中四人是见习修士。史实表明，海德修道院因瘟疫元气大伤。1352年时，用修士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避免修道院倒闭”，并且“鉴于目前贫困潦倒的现状，为了寻求基本的生计”，他们将产业交给了伊登顿主教[37]。
本笃会的圣玛丽女修道院也因财政困难而陷入窘境，濒临破产。该修道院的人数较以往减少了一半。因为伊登顿主教慷慨相助，所以修士们才没有破产。事实上，此时，该主教区有许多修道院，它们在伊登顿主教及其亲属保护下得以维持。主教愿意保护这些修道院，使之摆脱倒闭的威胁。一份文件显示，圣玛丽女修道院的修女们感谢伊登顿主教，称其有“再造之功”。“当时，恶行滋生，道德沦丧，修道院因贫穷难以为继，不得不秘密地向主教求助。主教宅心仁厚，乐善好施，于本修道院助益甚多。主教知道我们修道院自建院之始便缺财乏地，加之闻所未闻的大瘟疫致佃农死亡，进而因佃农缺乏而致田地荒芜、林地毁坏，修道院应得地租减少，于是他大发恻隐之心，及时伸出援手，使我们修道院避免了覆灭的灾难。”[38]
罗姆塞女修道院的修女们以几乎同样的措辞表达了对主教的感激之情[39]。瘟疫对罗姆塞女修道院人数变化的影响，要比上面的例子更明显。1333年，罗姆塞女修道院进行院长选举时，有九十名修女参加。仅仅十六年后，1349年5月初，该女修道院院长去世。爱德华三世批准选举院长。1349年5月7日琼·热内斯当选为新院长[40]。1478年，罗姆塞女修道院仅余十八名修女。直到最后被撤消，罗姆塞女修道院也没有超过二十五人。因此，瘟疫对罗姆塞女修道院人数的影响，可见一斑。
各类托钵修士团与修道院一样，也受到瘟疫的严重影响。然而，我们很难获得关于托钵修士团的确切信息。但有迹象显示，这些团体一定和英格兰此时期的其他宗教团体一样，因瘟疫而造成人员短缺，无论是有圣职的人员还是平信徒。这些都可以从主教登记簿中发现踪迹。比如，奥古斯丁会在温切斯特主教区仅有一个修道院，位于温切斯特。1346年9月到1348年6月，该修道院有四人领受神父圣秩。自此一直到1366年10月伊登顿主教去世，该修道院才有两人在1358年12月领受神父圣秩。小兄弟会在温切斯特主教区有两个修道院，一个在温切斯特，一个在南安普顿，这两个修道院1347和1348年有三人领受神父圣秩，从此直到1359年12月21日，这两个修道院都没有人领受神父圣秩。此后有两人领受神父圣秩，但直到伊登顿主教去世，这两个修道院都没有领受神父圣秩的记录。加尔默罗会同样也是人手极度缺乏。自1346年到1348年，该会有十一人领受神父圣秩。该会下一次有人领受神父圣秩的时间是1357年12月。从大瘟疫到1366年几年间，加尔默罗会仅有三人领受神父圣秩。多明我会也是从1349年3月到1359年12月仅有一人领受神父圣秩。
因为瘟疫造成佃农大量死亡及其他因瘟疫造成的影响，圣斯威辛小修道院负债累累。1352年12月31日，伊登顿主教决定对这所大教堂的附属修道院进行一次仔细调查，并写信给修道院院长表达了这个意思。主教信中说，他已经听说修道院收益锐减，“近日，因为教堂佃农的死亡，租金减少，劳役无人，并因为其他种种原因，修道院债务累累。”因主教有为国王服务之责，他建议派遣若干官吏对此进行调查，祈请诸修士能多方协助。主教接着说道，有人向他报告说“该教堂进行圣礼及日常仪式的热忱已经大不如前”，修道院及附属建筑正慢慢成为废墟，“来客所受招待不如往日热情。对此我们倍感怀疑，但更感不安，因为到目前为止你们尚未告知我”诸如此类的事情。主教安排1353年1月21日开始进行调查。第二份文件里，主教提名三名神父主持此事，其中一名神父来自塞勒姆主教区，而另一名神父是汉普郡弗洛里的堂区主持人[41]。
不久之后的1353年1月14日，伊登顿主教命令对克赖斯特彻奇小修道院进行调查，该小修道院也是负债累累[42]。该小修道院很可能也是修士人数大幅度减少，因为自瘟疫之日起直到1366年初，该小修道院都没有人领受神父圣秩。
如前所述，萨里郡桑当的医院瘟疫中无一人幸存。1349年6月1日，主教将该医院交给一名为威廉·德科利顿的神父打理，“因为我们主教区桑当圣玛丽·玛格达莱尼医院所有教友都在肆虐于英格兰的致命瘟疫中死去，因此无人选举该医院空缺的院长职位，教友无人幸存，所以该医院既缺院长，也缺修士”[43]。
夏尔伯恩小修道院也面临着同样的财政匮乏窘境。1350年6月8日，伊登顿主教向瑟里西的圣维戈修道院成员及院长写信，信中说隶属于该修道院的夏尔伯恩小修道院已经陷入极度贫困。“祭祀不再用祭品。因为饥饿，神父们不再热心于祈祷。建筑开始沦为废墟，该小修道院丰饶的田地因劳工的死去而荒芜”。主教觉得，该小修道院能在“这些修士的有生之年”恢复元气的希望渺茫。所以，经赞助人同意，主教要求修道院院长将四名修士召回修道院。当时该小修道院有一名院长及七名修士。同一天，夏尔伯恩小修道院收到一封信，信中要求马上执行主教的命令[44]。
桑当圣玛丽·玛格达莱尼医院
瘟疫过后，主教区陷入了困境，一个实例便足以做为佐证。1350年4月9日，主教发出训诫，要求圣职人员都要常驻任所。主教说，有人报告一些神父“忽视了”自己牧灵的责任，“这给许多灵魂带来了危险”；神父“非常惭愧地离开了自己的教堂”，导致“祭祀停止”，而这些教堂本来就是为祭祀而建造的。主教说，教堂神圣的建筑“成了鸟兽的乐园”，神父们不再修葺教堂，对将成废墟的教堂不闻不问，“因此，众教堂有沦为废墟之虞”。最后，主教命令所有神父在一个月之内回到自己的堂区，否则要为自己找到合适的副手或替代者[45]。
1350年6月，贝辛斯托克附近某教堂的堂区主持人威廉·埃利奥特收到一份特别诫谕。诫谕命令威廉·埃利奥特即刻回到自己的圣职上去，因为其教堂现在已经无人照看。1350年7月10日，主教发布了大主教及诸主教联合署名的信件，信件命令神父们要以原来的薪俸来主持教堂。主教还说各堂区教堂仅需一名专任神父，“直到现在或以后无人照管的堂区及享圣俸神父的教堂能够有专任神父为止”[46]。
种种迹象显示，这些地方的人们因瘟疫而遭受了种种苦难。比如，很少大发善心的国王免除了怀特岛上的佃农应上交的十五取一税。国王这样做是“考虑到佃农们的种种困难”，“庄园的佃农大都因瘟疫而死，他们承租的土地及房屋都回到了领主手中”[47]。看一下怀特岛空缺圣职的授予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瘟疫肆虐之时，该岛几乎所有的享圣俸的圣职都一度空缺，有些圣职还不止一次空缺。
朴茨茅斯镇也不得不以贫困为由要求减免十二英镑十二先令两便士的税收，因为“法兰西人的攻击、火灾以及其他种种不幸，当地居民生计无着”[48]。“其他种种不幸”是指瘟疫造成的荒芜。
瘟疫结束后海灵岛的境况更加糟糕。1352年，爱德华三世提到，“海灵岛上斯托克、东斯托克、诺斯伍德、绍斯伍德、门汉姆、韦斯顿等地的居民承担着保卫该岛、抵御法兰西人进攻的责任，花费甚巨。加之，海水侵蚀以及有人因难担重负而弃岛离去，于是该岛的土地荒废了，很快陷于赤贫。因此，仍留在岛上的居民税负是从前的两倍。瘟疫肆虐之时，该岛大部分人口染病而亡。现在佃农劳工缺乏，居民负担甚重，衣食无着，日日愁苦[49]。鉴于此，国王谕令南安普顿郡的征税官不要按惯例征税，仅征六英镑十五先令七点二五便士即可。”三年后，国王减免了海灵小修道院五十七英镑的租税，因为其“近来十分贫困”[50]。海灵小修道院是外国修道院，每年要向财政署交纳大量租税，从而换取国王不将其交给国外的母修道院管理。
即便是温切斯特市，此时许多人也因交税困难而离开。一份与之相关的文件显示，久居温切斯特市的人们“因不堪税收之苦及其他重负，带着自己的财产离开了，这样就不用交税了。人们迁走后，温切斯特市变得非常荒凉，这对国王非常不利”[51]。
一份1350年汉普郡某庄园的《死后调查书》显示，瘟疫过后地价大减，收益骤降。八十英亩的耕地平常能租两马克（二十六先令八便士），现在仅租六先令八便士。原来一英亩地能租两便士，现在只能租一便士。草地的租金同样降低了。原来租一先令的草地，现在只能租六便士。二十英亩林地只能租二十便士，而过去能租四十便士[52]。
萨里郡亦然。1349年3月12日，对威廉·德·黑斯廷斯所拥有庄园的调查显示，该庄园的房屋只能租三十六先令，因为佃农大都死了，只剩下十人。“其他房屋因为没有佃农承租而变得空荡荡的，今年产生不了任何收益”。在一个案子中，陪审团判定某处水磨已经丧失价值，因为“用水磨的佃农都死了”。水磨闲置下来，无人租用。有三百英亩的土地租不出去。该庄园的庄园法庭一无所获，因为人大都死了；从自由佃农那里也是一无所获，“因为该庄园的佃农几乎都死了，土地因没有人租种撂荒了”[53]，而往常每年能从自由佃农那里收六英镑。
格洛斯特郡空缺圣职授予情况的确切资料已经付诸阙如，但可以通过该地享圣俸的圣职数量大体估算出来。瘟疫期间，格洛斯特郡有一百六十到一百七十名享圣俸的圣职人员染病而死。和其他修道院一样，温什科姆修道院亦因瘟疫影响而陷入贫困，即便多年之后，仍无法满足修士们的生活需要，承担不起相关责任。正如一份文件所述，“因过去管理不善，温什科姆修道院已经负债累累。现在，该修道院已经陷入贫困，所以十分有必要将监护收益的责任交给国王任命的委员会。”[54]
当时，这些对土地所有者困境的描述没有丝毫夸张。一切苦难的根源都要从大瘟疫那里去寻找。约翰·史密斯[55]所著《伯克利名人传》中的一段描写能帮助我们理解此意，“1349年，格洛斯特郡的哈姆庄园遭受了严重的瘟疫，于是不得不雇用工人来收割谷物。所雇工人的劳动日多达一千一百四十四个。因为劳工染病死亡，土地都回到了庄园主手里，否则就会被抛弃”[56]。
格洛斯特郡附近的朗特尼小修道院也陷入了困境，修士们不得不请求赫里福德主教将主教区的一个享圣俸的圣职赐予朗特尼小修道院。修士们说，朗特尼小修道院位于大路旁边，有义务随时款待路过的穷人或富人。朗特尼小修道院的财产大部分在爱尔兰，但因爱尔兰形势不好，财产价值锐减。1351年10月15日，朗特尼小修道院又遭受了火灾，所以支撑不下去了。如果没有外援，款待来往客人的善举就不能继续了。因为“在往年，小修道院庄园里的佃农或农奴每年甚至每天缴纳租金，提供劳役。这些租金和劳役可以让小修道院支付服侍上帝的支出。但现在因为瘟疫造成的不同寻常的死亡，大部分租金与劳役已经没有了，而且也难以再有”[57]。
瘟疫过去几年后，一场调查在格洛斯特郡进行。这次对霍斯雷小修道院的调查显示，霍斯雷小修道院庄园里大部分佃农都死了。霍斯雷小修道院当时是萨默塞特郡布鲁顿修道院的附属小修道院。陪审团需要调查的问题是，该小修道院的院长或助理是如何使小修道院衰败的。陪审团首先发现，霍斯雷小修道院的所有收益，除了一部分用于小修道院院长及修士的合理支出外，其余都应上交到布鲁顿修道院。但小修道院院长亨利·德莱尔并没有这样做。他砍伐了小修道院的树林，卖掉了小修道院的牛，将小修道院的物品挥霍了。另外，陪审团还说亨利·德莱尔“卖了八十头牛，这些牛是瘟疫期间死去的佃农给小修道院的馈赠[58]或贡品”[59]。
面对瘟疫，人们惊恐万状
威廉·达格代尔所著《沃威克郡志》中列出该郡大约一百七十五个享圣俸的神父职位。瘟疫期间，七十六个职位发生了变动。另外，同一职位短时间内发生多次变动的有好几例。因此，《沃威克郡志》一共记录了大约九十三个空缺圣职的授予情况。
通过一些《死后调查书》，我们可以一瞥沃威克郡因瘟疫沦落到何种境地。瘟疫结束后不久的1350年，沃威克的瓦彭伯里有三所房子、三所农舍及二十英亩土地因受瘟疫的影响而无人打理，不值一文。奥尔斯特有个人死于1349年6月20日，他的租金无人缴纳，于是他的房屋回到了领主手中，“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租地的人死了”。另外，威尔马科特人约翰·德·温科特的女儿伊丽莎白死于1349年8月10日。对伊丽莎白财产的调查显示，母亲死于6月10日，两个月后，女儿死去。当时，大部分出租的土地“因佃农在近来的瘟疫中死亡”而回到了领主手中[60]。
一个死于1350年12月的人的庄园里原有九名维兰。每名维兰租种半威尔格的土地，每年上交八先令租金。五名维兰死后土地撂荒，无人耕种。他的另一个庄园有四名佃农，每人租种六英亩土地，其中两人死去。惠特彻奇庄园归玛格丽特·德拉贝什所有，她死于闹瘟疫的1349年10月。该庄园没有法庭收入，因为所有房屋都在领主手中。1351年5月，牛津郡另一个庄园里，领主死后有十八个人声称对该庄园有所有权，但其中八个人死了，没人过来接手庄园。庄园里原有六名农奴，每人每年上交十四先令租金，但其中三人死了，留下的土地无人耕种[61]。
我们可以再举若干例子来说明各修道院瘟疫结束后所经历的种种困难。1350年，西多会的布鲁恩修道院不得不寻求爱德华三世庇护，请求他约束王室膳食采办，不要让王室官员强住在修道院里。爱德华三世批准了布鲁恩修道院的请求，因为“布鲁恩修道院境况凄惨，如果不准其请，那么短期内会就会倒闭，修士离散”[62]。但国王的庇护也于事无补，三年后“为避免倒闭”，该修道院交给了一个三人委员会[63]。
牛津的圣弗丽德丝维德小修道院情况大致相同。从牛津闹瘟疫期间圣弗丽德丝维德小修道院院长死去的日期推测，1349年5月它便闹瘟疫了，并且许多人很可能染上瘟疫死去。圣弗丽德丝维德小修道院众多佃农的死亡一定沉重打击了其财政收入。三年后，圣弗丽德丝维德小修道院发现很有必要将自己的收益交给一个委员会。据说，“由于经营不善以及种种偶发的不幸，圣弗丽德丝维德小修道院负债累累”，已经沦落到濒临倒闭、遣散修士的地步了[64]。
“受1349年大瘟疫的影响”，牛津郡某修道院的庄园里的佃农“仅余两人。如果不是修道院院长尼古拉·德·利普顿与这两个人及其他打算前来的佃农达成新协议，他们早就离开庄园了”[65]。
再举两个英格兰其他地方的例子。
瘟疫结束后的1351年，巴灵思修道院因贫困不得不请求减税。该修道院虽然承认请求减税的目的是建设新教堂，但同时宣称其“因种种原因陷入贫困”。一份《死后调查书》描述了同样的景象。比如，受到瘟疫的影响，佃农普遍贫穷，大量死亡，两卡勒凯特的土地只租四十先令。“因为类似的缘故”，原来能租两英镑的磨坊现在一文不值了。
税官征税时遇到的困难前所未有。土地收还官请求减税时说，1350年一整年，土地都无人租种。托斯特附近的盖顿及距布拉克利十英里的威登、韦斯顿和莫顿，“因为瘟疫肆虐”，佃农难觅。他进一步解释道，他没有向人们征收租金及财物税[66]。
* * *
[1]大英博物馆：《哈利手稿》，第6979号，文档64。——原注
[2]t.菲利普斯：《威尔特郡圣职任命文献》。——原注
[3]《原始令状卷轴》，爱德华三世23年，文档37。——原注
[4]《公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3年，第1部分，文档20。——原注
[5]档案局：文秘署《死后调查书》，爱德华三世23年，文档77。——原注
[6]档案局：文秘署《死后调查书》，爱德华三世23年，文档78。——原注
[7]档案局：文秘署《死后调查书》，爱德华三世23年，文档74。——原注
[8]档案局：文秘署《死后调查书》，爱德华三世23年，文档87。——原注
[9]土地收还官《死后调查书》，系列1，文档95。——原注
[10]感谢吉灵厄姆庄园管家r.弗里姆先生惠允使用该庄园的记录。——原注
[11]大英博物馆：《补充手稿》，文档24335。——原注
[12]大英博物馆：《补充手稿》，文档15。死亡名单中的理查德·哈蒙德专任神父很可能是法庭的书记员。他有一个磨坊和六英亩土地。——原注
[13]《公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8年，第1部分，文档20（1354年1月16日）。——原注
[14]《公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9年，第2部分，文档4（1355年10月5日）。——原注
[15]德文郡村名，历史上曾是重要城镇。——译者注
[16]档案局：《土地收还官账簿》。——原注
[17]档案局：《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司库账簿》，文档817。——原注
[18]档案局：《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司库账簿》，文档817。——原注
[19]档案局：《财政大臣债务征收官备忘录档案》，爱德华三世28年，圣三一节财季。——原注
[20]从《伦敦主教登记簿》授予圣职的名单判断，不享圣俸的圣职人员比例是非常大的。从1362到1374年，萨德伯里主教授予四百五十六名修会圣职人员和八百零九名不享受薪俸的圣职人员神父圣秩，而享受薪俸的圣职人员领受神父圣秩的数量仅为二百三十七名。按照这个比例，不享受薪俸圣职人员当是享受薪俸圣职人员的六倍。——原注
[21]档案局：土地收还官《死后调查书》，系列1，文档165。——原注
[22]托马斯·克伦威尔：《科尔切斯特的历史及古城镇》，第1卷，第75页。——原注
[23]即“百年战争”。——原注
[24]档案局：《原始令状卷轴》，爱德华三世25年，文档10。——原注
[25]土地收还官《死后调查书》，系列1，文档165。——原注
[26]《公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5年，第3部分，文档4。——原注
[27]大英博物馆：《科尔手稿》，第5824号，文档86。参见威廉·坎宁安：《英国工商业的发展》，第305页。——原注
[28]百户邑是诺曼征服英格兰前的一组村镇，构成了郡的一部分。百户邑有领主及各村代表参加的百户邑大会，每四周举行一次。百户邑还有百户邑法庭。——译者注
[29]档案局：《财政大臣债务征收官备忘录档案》，爱德华三世27年，希拉里节财季，文档7。——原注
[30]《密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6年，文档7。——原注
[31]历史手稿委员会：《第五次报告》，第444页。很明显这些耕地是阿普尔多尔沼泽地，该修道院后来花费了350英镑来修复此地。——原注
[32]《萨塞克斯考古文献汇编》，萨塞克斯考古学会编，第21卷，第44页等。——原注
[33]《蓬蒂塞拉主教登记簿》：文档143。——原注
[34]也可以认为自上个世纪以来，该修道院人数就是这个数字，详情参见《温顿编年史》。——原注
[35]《怀克姆主教登记簿》，第2卷，文档226。——原注
[36]
上表是温切斯特大教堂附属圣斯威辛小修道院各时期修士的数量。——原注
[37]《哈利手稿》，第1761号，文档20。——原注
[38]《密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8年，文档3d（1353年2月6日）。——原注
[39]《密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8年，文档6（1353年7月8日）。——原注
[40]《公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3年，文档13。——原注
[41]《伊登顿主教登记簿》，第2卷，文档27b，文档28。——原注
[42]《伊登顿主教登记簿》，第2卷，文档28。——原注
[43]《伊登顿主教登记簿》，第1卷，文档49b。——原注
[44]《伊登顿主教登记簿》，第2卷，文档23b。——原注
[45]《伊登顿主教登记簿》，第2卷，文档22b。——原注
[46]《伊登顿主教登记簿》，第2卷，文档23b。——原注
[47]《密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7年，文档19。——原注
[48]《密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6年，文档12。——原注
[49]《原始令状卷轴》，爱德华三世29年，文档8。——原注
[50]《密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6年，文档19。参见《公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6年，第1部分，文档6。——原注
[51]《公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6年，文档28d。——原注
[52]土地收还官《死后调查书》，系列1，文档90。——原注
[53]土地收还官《死后调查书》，爱德华三世22到23年，系列1，文档64。——原注
[54]《公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7年，文档17。——原注
[55]约翰·史密斯（1567—1640），英格兰律师、历史学家，曾任议员。——译者注
[56]《布里斯托尔及格洛斯特考古学会学报》，第1卷，第307页。——原注
[57]《特里莱克主教登记簿》，文档102。——原注
[58]当时，教民死去后会将自己的一部分遗产赠送给教会。另外，佃户去世后，也要向领主缴纳一些财物。——译者注
[59]《布鲁顿特许状》，文档121b。小修道院院长亨利好像把卖东西得来的钱用在了去罗马和威尼斯的往返旅费上了。该调查于爱德华三世29年6月进行。——原注
[60]土地收还官《死后调查书》，系列1，文档240。——原注
[61]土地收还官《死后调查书》，系列1，文档103。——原注
[62]《公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5年，文档16。——原注
[63]《公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8年，文档10。——原注
[64]《公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8年，文档3。——原注
[65]引自《星期六评论》，1886年1月16日，《庄园》。——原注
[66]档案局：《财政大臣债务征收官备忘录档案》，爱德华三世25年。——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