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已经认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1877年，我第一次去军队服役，担任第一步兵卫队第六分队中尉。当时部队驻扎在霍亨菲诺，霍亨菲诺是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父亲的家乡。我被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家中温馨的氛围吸引。贝特曼太太掌管着家里的大小事务，她祖籍瑞士，为人和蔼可亲，端庄优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妇人。
我还是普鲁士王子和继承皇位后，都经常去霍亨菲诺拜访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父亲，每次去都是年轻的乡村地方行政长官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招待我。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以后会成为帝国首相。
由于经常拜访，我和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关系日渐亲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勤劳能干，有高尚的品格，我慢慢开始喜欢并尊敬他。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一直秉持着这些优秀品质。
作为首席大臣和帝国内政大臣，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尽职尽责。担任帝国内政大臣期间，他的优秀品质为自己在帝国国会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我和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合作得很愉快。有了他的协助，我可以保持每日拜访他的习惯，可以在他的官邸花园里散步，畅谈政治、日常事务、特殊法案、突发事件等，并听取他的报告。我很高兴去他家里拜访，他的太太是一位典型的德意志妻子，为人大方，心地善良，待人真诚，赢得了每一位到访者的尊敬。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在任期内保留了伯恩哈德·冯·比洛创立的举办家庭晚宴的习俗。我喜欢这种晚宴，因为我可以非正式地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流。
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四处走动，他出众的外表和真诚的表达赢得了大家的喜爱。那些对我们没有敌意的国家认为他是维持政治稳定与和平的关键人物，他的确为维护和平、增强国力投入了大量的热情和精力。这些都是我希望看到的。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
在外交政策上，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刚开始执政，就忙着处理德意志帝国和英国的关系以及爱德华七世的“包围政策”。这一政策从瑞威尔事件以来愈演愈烈，成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心头大患。同时，法国日益高涨的憎恨和复仇情绪以及越来越不可靠的俄国也让他担心。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在任首相期间，不再从军事角度看待意大利，因为法国大使卡米耶·巴雷里在意大利的工作使“额外的旅行”变成常态。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一接手工作，就发现法国的形势已经好转，于是在1909年2月9日签订了“德法摩洛哥协定”[1]。意识到法国在摩洛哥占据的政治主导地位后，伯恩哈德·冯·比洛为德意志帝国从摩洛哥撤出自己的政治势力做了最后的准备，计划去丹吉尔的行程以及召开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想法都因此夭折。法国政府为拉多林公爵和威廉·冯·舍恩授予了荣誉勋章，这种不受德意志帝国欢迎的做法表现了法国对这次外交胜利的满意。
第1节 接见英国王室成员
同一天，爱德华七世和亚历山德拉王后首次来到柏林正式访问德意志帝国，这是他继位八年来第一次访问德意志帝国。柏林的政府要员热情接见了这位尊贵的绅士，没有对他的不友好政策表露出一丝不满。
亚历山德拉王后（左）与路易丝王后（中）、达奇斯公爵夫人（右）
爱德华七世看起来状态很不好，他显得苍老、疲惫，而且患有严重的黏膜炎。尽管如此，他还是接受了柏林市政当局在市政厅举办的非正式茶会的邀请。从他的描述以及柏林绅士们的报告来看，双方对这次茶会都很满意。
我告诉爱德华七世德意志帝国和法国签订了“德法摩洛哥协定”，他很满意。我补充道：“我希望这个协定能成为两国交好的一块垫脚石。”爱德华七世赞同地点点头，说：“希望如此！”如果爱德华七世真的这么合作，我的计划也不可能失败。尽管如此，爱德华七世和亚历山德拉王后的访问暂时营造了一种友好气氛，这对刚上任的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在任期内需要处理许多外交事务，这些事务都与1909年到1914年的著名事件相关。其间，许多文献资料在不同的地方出版，譬如国务秘书戈特利布·冯·雅戈撰写的《世界大战的起因》。《比利时的文件》一书从中立角度描述了德意志政府在不同纠纷中的态度。我从下面的信息中得知了德意志政府的态度：
国务秘书戈特利布·冯·雅戈
一方面谨慎，另一方面只要对他们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有一点威胁就支持奥-匈联盟，行动上奉行温和的原则。只要和平受到威胁，就到处努力扮演“诚实的调解人”的角色，坚定地维护自身的利益。
鉴于英国的“包围”野心，为了保护自己，我们要义不容辞地努力稳步增强德意志帝国的陆军和海军实力。一方面是因为德意志帝国在地理位置上处在中间，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边境没有受到保护。斯特格曼在他的书中提到了这段时期的历史，卡尔·赫尔费里希和海因里希·弗里德容也以有趣的方式描述了世界大战前的各国局势。
海因里希·弗里德容
第2节 爱德华七世——实施“包围政策”的主谋
实施“包围政策”的主谋爱德华七世驾崩。据说柏林驻比利时大使馆有一份报告，报告中说道：“只要英国的国王愿意维护，欧洲的和平从来不会受到威胁。”爱德华七世驾崩后，我立即前往伦敦。我和英国王室家族成员一起为爱德华七世的离去以及他丢下的王朝和民族哀悼。英国所有王室成员都来火车站接我，表达了他们对我的感激之情，因为我的到来表现了我对家庭关系的尊重。
乔治五世[2]和我一起坐车前往威斯敏斯特大厅。装饰华丽的梓宫停放在一座高耸的灵柩台上，由王室禁卫队、前线部队以及印度和殖民地的特遣队的分遣队守卫。所有人都低下头，背着手，手握刀柄，以传统方式悼念爱德华七世。灰色古朴的大厅上面是巨大的哥特式木质屋顶，高出灵柩台很多。几缕阳光穿过狭窄的窗子射进大厅，一缕阳光恰好撒在爱德华七世的梓宫上，穿过王冠，和王冠上镶嵌的钻石交相辉映。
爱德华七世驾崩
形形色色的人从灵柩台的另一边默默走过，许多人双手交叉在一起，向这位受人爱戴的国王道别。这幅画面感人至深。
我和乔治五世来到灵柩台上，在上面放置了一枚十字勋章，默默哀悼。随后，我的右手和乔治五世的左手不约而同地握在了一起，给在场的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亲戚告诉我：“你和乔治五世握手的消息传遍了伦敦，人们深受感动，将其视为一个好兆头。”
乔治五世
我说：“我真心希望如此。”
我骑着马跟在爱德华七世的灵车后面，目堵了一场规模空前、感人至深的送行仪式，前来送行的人估计有几百万。人们站在街道两旁、阳台上、屋顶上，每个人都穿着黑衣服，大家脱帽致敬，现场显得井然有序，没有任何喧闹声。在这朴实、庄严的背景下，英国士兵的队列更加引人注目。英国皇家护卫队一列一列有序前进。掷弹兵近卫团、苏格兰护卫队、冷溪近卫团以及爱尔兰护卫队都穿着配有白色羽毛领子的制服，戴着厚重的熊皮帽，个个精神抖擞，英姿飒爽，对任何一个崇拜军人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视觉享受。送葬队伍中，所有的陆军队列整齐，显得肃穆庄严。
其间，应乔治五世的邀请，我居住在白金汉宫。爱德华七世的遗孀亚历山德拉王后对我非常友善，并与我一起追忆往事。我的思绪跟着她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参加了已故舅舅的婚礼。
第3节 与史蒂芬·皮克昂的谈话
乔治五世邀请了许多尊贵的客人及其随从以及外国代表参加宴会，法国外长史蒂芬·皮克昂也出席了宴会。有人将史蒂芬·皮克昂介绍给我。在和他的谈话中，我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愿望以及我们在摩洛哥的利益和其他政治计划告诉了他。史蒂芬·皮克昂听了我的话后爽快地同意实施这些计划。此外我们还谈论了许多轻松愉快的事。
虽然需要特别关注1909年到1914年的外交事务，但我们也必须竭力满足德意志帝国国内的商业、交通、农业和工业快速发展的需求。不幸的是，由于各政治党派之间的矛盾，我们付出了非常艰辛的努力。
白金汉宫
正在发表演说的史蒂芬·皮克昂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希望尽量做好每一件事，但他力求找出问题的根源，试图通过自己缜密的思维处理所有成熟的问题，因此经常阻碍一些事情的进展。此外，他总是希望获得所有人的同意后再做决定，与他一起共事的人都非常厌烦这一点，不熟悉他的人容易认为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但他只是太尽职而已。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统治欲越来越强，这一倾向使他在与别人讨论时变得固执己见，并常常给那些思维固化的人制定规则。因此，他的敌人越来越多，我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我曾和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少年时期的一个朋友、同学谈论过此事，那位友人微笑着说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在学校时就像现在这样，喜欢给大家当老师，管着大家，因此同学们都叫他“管家”。这位友人还说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这一特点很不利于他的事业发展，但这个特点已经根深蒂固，无法消除。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与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的关系证明了他强烈的控制欲。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想让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担任国务秘书，但我坚决反对此事。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性格坚强，特立独行。他任期一年后的一天，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来找我，向我抱怨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先生顽固不化，不服从上级命令，并请求我去劝说他。我婉言拒绝。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一意孤行，违背我的意愿选择了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因此他现在必须自己与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相处。另外，保持外交部的纪律是首相的职责之一，我无意干涉。
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
第4节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缺点
与此同时，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缺点日益明显。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试图与英国交好。我完全理解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这么做只是希望避免战争。虽然他的目的和我的政策完全契合，但我认为他使用的方式和方法并不合适。尽管如此，我还是支持他去尝试，但我不相信他会成功。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出任首相后，远离政治现实的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然而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事理。由于对自己的权力太过自信，他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顽固不化，甚至事情发展到与他的预期完全相反的方向时也不回头。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总是精心准备所有报告，而且形式新颖，因此很吸引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其中也有一些致命的缺点。按照他的观点，通常只有他提出的办法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他的报告和建议完整、清晰，从各个角度对所报道的问题提出一些启发性的处理办法。他给专家、国内外政治家以及外交家的参考材料都容易让人认为只有他的意见值得考虑。虽然他做事一丝不苟，但还是犯了许多错误。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中）与同僚
实际上，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也对一些不幸发生的事承担了后果。1914年，我从挪威旅行回来后，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没有向我递交辞呈，但他承认自己的政治计划偏离了方向。尽管如此，我坚持让他继续留任，甚至他在帝国国会中的演讲和1914年4月4日英国宣布战争也没有影响我的决定，因为我认为在德意志帝国最关键的时候撤换帝国的高层官员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在民族面临协约国的挑战时，政府内部的团结可能会因为一些人事变动受到损害。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和民事内阁首领都坚称他们的身后是工人阶级，因此我不愿使工人阶级失去他们的政治家。工人阶级在1914年的表现[3]堪称典范，他们曾告诉我他们信赖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
1914年，民事内阁首领和外交部的代表告诉我，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支持者原本只有工人阶级，但现在他还得到了外国的支持，他很享受这种感觉，这对和平来说至关重要。因此，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继续担任首相，直到威廉皇储[4]在政党领导中做了调查后，我才知道这一说法是错误的。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离职后，我读到他在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期刊上发表的最不受欢迎的观点时，才真正清楚他犯的错误。当然，他的离职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我不希望用一些坦率的话责备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也不愿为其他人开脱，但讨论一些重要的事务时，一定不能顾及个人感受。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高尚品格。
威廉皇储
请允许我再说几句关于普鲁士选举权的改革问题，这件事由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负责，他在处理这件事时充分体现了自己优柔寡断的特点。1914年到1915年的冬季，激烈的夏季战役后，严冬的战壕战斗使军事行动停滞不前。无论是前线还是医院，军官和士兵身上的昂扬斗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决定为这些备受苦难、值得赞扬的军人做一些事。等他们带着荣誉返回家乡时，他们会看到选举权改革取得的成效，到时，整个国家也会为此高兴。
我经常在谈话中提到普鲁士的选举权问题并建议普鲁士进行选举权改革。我希望等级不同的戴着铁十字勋章的士兵打完仗回到家后，投票时不再分等级。
紧要关头，弗里德里希·冯·勒贝尔先生递给我一份建议书，他以与我相似的理由提出改革普鲁士的选举权。看了他提出的简洁明了、令人信服的改革措施，我非常高兴。我叫来许多绅士阅读了这份建议书。虽然这份建议书只有一个大致的观点，没有涉及到细节，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看过建议书的人都赞同其中的观点。
我通过民事内阁首领传达了我对弗里德里希·冯·勒贝尔先生的谢意，并要求他拟定详细的计划。1915年，弗里德里希·冯·勒贝尔先生完成了任务。新的建议书非常详细，考虑到了改革选举权的各种可能性，但没有向任何一个系统提意见。我赞同弗里德里希·冯·勒贝尔先生的观点，并让民事内阁首领将建议书递交给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要求大臣们在讨论后进行表决，他们也可以就此提出自己的建议。然而，直到和平时期我们才通过选举权法律。
第5节 德意志帝国早期的胜利
随后，我立即动身前往普勒斯。戈尔里希-塔尔诺乌战役取得了胜利，但却引发了加利西亚-波兰战役。为了再次夺回伦贝格和普热梅希尔，占领华沙、伊万哥罗德、莫德林和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等地，我耗费了所有精力，因此无暇顾及选举权改革。
路西塔尼亚事件使德意志帝国的公开行动蒙上了阴影，意大利和德意志帝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普鲁士的选举权改革计划又被推后了。
1915年到1916年的冬天以及1916年的夏天，德意志帝国的各条战线一直在战斗，可怕的索姆河战役[5]以及罗马尼亚战役[6]迫使我去了东西前线的各个战场，甚至到达了尼施。我在尼施和保加利亚国王有过一次难忘的会晤，之后我去了奥尔索瓦，因此根本没有机会实施选举权改革的计划。选举权改革非常重要，需要谨慎对待。
威廉二世在戈尔里希-塔尔诺乌前线接见军官们
德意志帝国军队占领华沙
1917年春，我以为大臣们早已商议过普鲁士选举权改革问题，因此我要求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草拟一个改革公告，在复活节向全国公布改革措施。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在汉堡拟好了公告，公告内容与我和内阁首领的决定相符，但他提出暂时不决定选举方式，因为他对此还不确定。复活节时我命人发布了公告，与之前的处理方式一样，由于大多数选举人正在前线战斗，我们决定等到和平时期再实施改革。
索姆河战役中德意志帝国炮兵在装填炮弹
战争仍在继续，政党和新闻界纷纷对普鲁士帝国国会的选举权提出质疑，要求介绍选举权法案，并相互指责和批评试图推迟实施我的计划。因此，这一问题导致了令人不愉快的结果。州议会一直就此事进行谈判，这件事始终没有任何进展，直到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退休后，我才从弗里德里希·冯·勒贝尔先生那里了解到1915年的那份建议书根本没有递交给大臣们，而是放在了办公桌的抽屉里长达一年半。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受到国内一些反动情绪的影响，放弃了建议书中提出的各种制度，将注意力集中在帝国国会的一般选举权上。毫无疑问，他对一般选举权的最终引进很有信心。
由于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拖延和政党之间的冲突，我最初的计划和建议被彻底贻误。我只想以我的个人能力为凯旋的军队和全副武装的民族以及英勇的普鲁士人送上一份荣誉礼物，因为这些人，我才有勇气站在敌人面前。
第6节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外交权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强烈的控制欲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外交国务秘书成了他的助手，外交部几乎成了他的私人办公室和只有在新闻发布会上才会提到的一个机构。同样，他在和我交往时，也屡次申明他的独立地位。按照宪法规定，首相单独负责外交政策，因此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外交事务。只有经过首相的许可，外交部才能告诉我帝国发生的一些事。因此，有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
这是帝国宪法的规定，我正好想借此谈谈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和首相的关系，但我不会提到我和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个人关系，只罗列德意志皇帝和帝国首相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复杂关系是由帝国宪法造成的。
我谨提请注意以下几点：
一、根据帝国宪法，首相是帝国外交政策的负责人和代表，他对各项外交政策承担全部责任。外交政策由首相发布，报告给皇帝后，由隶属于首相的外交部执行。
二、皇帝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只限于首相授予他的范围。
三、皇帝在旅行中听到的言论、获取的信息、建议、提议、报告以及个人印象都可以作为对他亲自访问的国家的大使或大臣们的政治报告的补充。
四、如果首相同意皇帝的观点，他可以据此采取行动，也可以将皇帝的观点作为决策的基础。否则，他可以坚持实施自己的想法，譬如克鲁格电报事件。
五、根据帝国宪法，皇帝不能迫使首相或外交部接受他的个人意见，他也不能强迫首相采纳一项首相无法承担责任的政策。如果皇帝坚持己见，首相可以提出辞呈或要求皇帝免除他的职务。
六、皇帝没有权力利用宪法阻碍首相或外交部实施他认为可疑或错误的政策。如果首相坚持自己的决定，皇帝可以更换首相。
七、首相一职的人员更替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很大，因此，在政治情况复杂和局势高度紧张的时刻，作出替换首相的决定需要很大的胆量，因为能胜任这份工作的人屈指可数。
帝国首相这一职位，以俾斯麦非凡的个人能力为基础，在帝国日益增多的职位中，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相被视为首领和主要负责人。
第7节 免责
如果德意志帝国国内与协约国的那些吹毛求疵的革命家和求全责备自称无所不知的人都能记住首相才是德意志帝国的首领和主要负责人的话，那么没有人会认为皇帝应该对每一件事负责，就像以前一样，尤其是在战争即将结束或结束后。除了个人原因，这只能证明这些人对早期帝国宪法的无知。
1910年11月，沙皇尼古拉二世访问波茨坦。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和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借此前去接触新上任的俄国外交大臣萨邹诺夫。萨邹诺夫陪同沙皇尼古拉二世访问波茨坦。显然，俄国的统治者的波茨坦之旅很愉快，他积极参加了为他安排的狩猎活动，并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出色的猎人。两个政要之间的会议结果似乎预示着美好的未来，深入了解后，双方都希望两国关系朝更有利的方向进展。
1911年春天，我去科浮岛访问期间，迈里塞瑞遇到了麻烦，吸引了希腊的注意力。科浮岛的政府非常清楚意大利一直从法罗拉走私军备进入阿尔巴尼亚的事，希腊也知道亚得里亚海和黑山的阴谋并非与迈里塞瑞发生的事没有关系。希腊认为新的土耳其政府在处理阿尔巴尼亚人的问题上并不明智。阿尔巴尼亚人非常敏感多疑，以前的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知道怎么和阿尔巴尼亚人相处以及如何让他们保持安静。然而，土耳其人似乎并不害怕出现更严重的情况。
1911年初，乔治五世诚挚地邀请我参加维多利亚女王雕像的揭幕仪式。维多利亚女王是我俩的祖母。因此，1911年5月中旬，我和皇后以及我们的女儿一起去了伦敦。英国皇室和人民热情接待了我们。
庆祝揭幕的活动进行得井然有序，场面庄严肃穆。白金汉宫前的一大片圆形空地被看台包围，看台上坐满了受邀嘉宾。嘉宾前面是英国军队中的各个兵团和所有兵种的士兵，他们穿着统一的检阅制服，骑兵和炮兵步行前进。军队的所有旗帜整齐有序地放在雕像的脚下。
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
皇室成员和他们的客人及其随从分组围坐在雕像周围。乔治五世在揭幕仪式上的讲话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应，他在讲话中还提到了我和我的妻子。
随后，在一片欢呼和赞叹声中，雕像的面纱被揭开。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是用汉白玉雕刻成的，她端坐在王位上，顶端是鎏金的胜利女神。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之后，军队经过雕像，英国皇家护卫队坐在大篷车内，其后是苏格兰高地联队士兵，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给这一场面增添了更多画面感，再后面是其他士兵。阅兵式在一个圆形场地内举行，所有军队不停地围着场地行进，外围的士兵向外走，里面的士兵不断后退，虽然这样的行军方式难度很大，但队形变换一直非常顺利，甚至没有一个人出错。康诺特公爵是这次阅兵的总负责人，他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维多利亚女王雕像揭幕仪式
第8节 在英国的其他活动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在英国进行了一次短途旅行，感受到了英国贵族家庭的热情好客，也因此有机会和更多贵族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乔治五世在朱瑞巷剧院安排了一场艺术表演，我们观看了著名的英国戏剧《钱》。这场演出阵容强大，演员都是特意从伦敦召集来的名角。令人惊喜的是，在一幕表演结束后，幕布落下，上面显示出一幅画，是一位女士专门为这一场合制作的。画上是乔治五世和我，我们骑在马背上，朝着对方互相行军礼。这幅画锐气十足，得到了观众的一片喝彩声。
《钱》的演出非常成功，每一位演员都为角色努力，即使是最不起眼的角色也表现得完美无缺，堪称一次经典的演出。
一天，我去了奥林匹亚赛场，出席了英国陆军和海军的体育运动会。运动会上既有令人钦佩的个人徒步和马背上的绝技表演，也有军队队形的各种变换。
在描述这次雕像的揭幕仪式和爱德华七世的葬礼时，我特别留意了英国在这些特殊场合中特有的盛大仪式和浮华排场。在这样一个议会制国家和所谓的民主国家，这些盛大仪式说明英国比年轻的德意志帝国更重视表面上的奢华。
法国在摩洛哥的行动再次引起了外交官的注意，这次双方不可能再通过阿尔赫西拉斯协议和解了。鉴于此，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请求我找机会了解乔治五世对这一形势的看法。
我问乔治五世是否认为法国的做法和阿尔赫西拉斯协议一致，他坦言说这份协议已经失效。法国人现在在摩洛哥做的事和以前英国人在埃及做的事一样，因此，英国不会成为法国的绊脚石。现在英国只需要清楚摩洛哥被占领的“既成事实”，然后和法国协商保护当地的商业。
英国之旅即将结束，这次访问进行得很顺利。英国国王的客人出现后，伦敦各阶层人士纷纷表达了他们的美好意愿。
我和皇后平安回国。我告诉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访问英国的所有经过后，他感到很满意。从乔治五世的言语中，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推断出英国认为阿尔赫西拉斯协议已经失效，不会在法国占领摩洛哥的道路上设置任何障碍。
后来，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和外交部奉行的政策导致了阿加迪尔危机[7]，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摩洛哥尝试维持德意志帝国的影响力，但没有成功。这起事件造成的影响在基尔龙舟赛期间愈演愈烈。外交部计划将“黑豹”号军舰送给阿加迪尔。我对这一做法表达了我的担忧，但经过与外交部的紧急交涉，我不得不放下自己的顾虑。
1912年上半年，埃内斯特·卡斯尔爵士送来一份普通照会[8]，其内容是英国提出如果德意志帝国遭到“非挑衅性”攻击，英国会保持中立，前提是德意志帝国同意限制海军扩建计划，并撤销新海军法案。我很快给出了合适的答复，英国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被派到柏林与我们谈判。谈判最终没有成功，因为英国的态度十分强硬。英国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不承认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并撤走了普通照会，他害怕德英协定会惹怒法国人，进而危及到英法俄协约。
“黑豹”号军舰抵达阿加迪尔
埃内斯特·卡斯尔爵士的漫画形象
事件的详细经过是这样的：
1912年1月29日早晨，艾伯特·巴林要求在柏林的宫殿面见我。我以为这是一个迟来的生日祝贺，因此当艾伯特·巴林向我献上祝福后，他说自己是作为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的特使前来，我听了一点儿也不惊奇。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身负特殊使命来到柏林，希望我能接见他。
我问艾伯特·巴林，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是否是为了政治事务来到柏林，如果是，这次会面为什么不是英国大使安排。艾伯特·巴林回答说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认为这件事非常重要，大使不能干涉他的行动，因为伦敦方面强调英国和德意志帝国的所有官方外交代表都不应该知道这件事。
我称已经准备好即刻接见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但又补充说如果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的使命和政治问题有关，我会立即传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前来，因为我是一位立宪制君主，不能单独处理外交事务。
艾伯特·巴林带着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前来。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交给我一份文件，并申明已经征得“英国政府的同意和认可”。我读完文件后，对这份保持中立态度的提议并不感到惊讶。提议指出如果将来德意志帝国卷入战争，英国将保持中立，条件是德意志帝国必须限制海军扩建计划，这也是双方会晤与协商的主题。我和艾伯特·巴林走进另一个房间，我将文件递给他，他读完后，我们俩同时大声说：“一份普通照会！”
很明显，这份“普通照会”的目的是以某种方式推迟或阻挠我们即将成型的海军法案。无论怎么解释这件事，我都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特殊难题。艾伯特·巴林也感到很惊讶。这份“普通照会”使我想起1905年发生在克龙贝里-弗里德里希霍夫的事，当时我被迫拒绝了英国副国务秘书查尔斯·哈丁提出的要求。查尔斯·哈丁要求德意志帝国放弃海军扩建计划。
英国副国务秘书查尔斯·哈丁
第9节 对英国的普通照会感到惊讶
爱德华七世的一个亲密朋友没有通过正式的外交方式便出现在了我面前，他拿着英国政府的“普通照会”，带着两国所有外交官员都不知道的明确指示，出现在了德意志帝国。他交出一份英国政府的提议，称在将来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复杂形势下，英国保持中立，前提是德意志帝国必须签署限制海军军备的协议。这符合英国一贯的行事作风，因为它是“立宪政体”之母。我告诉艾伯特·巴林这件事时，他大喊：“神圣的立宪政体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是复仇的‘个人政治’！”
我同意艾伯特·巴林的说法，于是立即将这份照会交给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他需要尽快知道正在发生的事，然后决定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我打电话叫来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他对这一情况也感到惊讶。了解事情的经过后，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脸上浮现出滑稽的表情。他建议将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叫来，作出适当的派遣工作，同时他建议用和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送来的“普通照会”相同的形式起草一份英文回复[9]，拟好后交给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因为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希望今晚返回英国。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要求我来起草这份照会，因为我的英语水平最好。拒绝无果后，我只能答应他的要求。
当时，我坐在副官的书桌前，其他人围站在我旁边。我大声读一句照会中的句子，我们再一起拟定一句回复，然后大家提出意见。有人认为句子太委婉，也有人说语气太唐突，因此我们反复修改、润色。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并不满意我的语法和写作风格，因为他习惯从哲学角度深入彻底地剖析问题，所以他对每一个用词都很挑剔。我们力争从多个角度反复斟酌每句话、每个词，避免让任何人挑出毛病。
几个小时后，我终于写好了回复，然后大家轮流传阅。最后我又大声朗读了六七遍，才在回复上正式签了名。
随后，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询问埃内斯特·卡斯尔爵士英国的谈判大使是谁。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回复说应该是一位大臣，但具体是谁他并不知道，或许是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因为这次谈判的议题是关于海军方面的。接着，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又进一步与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商议保持非正式的谈判方式，并由艾伯特·巴林负责传播与这起事件相关的所有消息。
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
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很感激我们能真诚接待他，对我们的回复也很满意。后来，艾伯特·巴林告诉我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说他对能够圆满完成任务感到非常满意，他会向英国政府报告这次美好的德意志之旅。
因此，我和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再次商议了这件事，我们都认为海军法案存在风险，必须小心谨慎。
第10节 外交准备
我们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收集了所有资料，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会带着这些资料前去与英国谈判。材料包括舰队的短期发展规划和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以及海军法律、法规、目标、扩充，还有预期的海军法案及其意义和实施方案。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要求在柏林王宫进行谈判，而且我必须在场。我和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认为谈判时最好使用英语，如果出现比较难懂的科技词汇，我可以进行解释。
英国在宣布他们的谈判人选前，我们一直推测这个人到底会是谁。艾伯特·巴林提出了好几个人选，甚至还有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
艾伯特·巴林终于得到了消息，和我们谈判的是英国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他很快会到达柏林。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曾经是一名律师。我们感到非常惊讶。但德意志帝国之前也派陆军大臣约西亚斯·冯·黑林根前去伦敦谈判海军事务，而不是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
陆军大臣约西亚斯·冯·黑林根
再次和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讨论时，我们又提出了许多假设。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说英国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曾是歌德的学生时已经很有名，他精通德意志哲学，也会说德语，因此选择他是出于对我们的礼貌。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也注意到，英国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以前在柏林待过一段时间，在军事内阁与卡尔·冯·艾内姆将军共事，因此他了解德意志帝国的情况。我说这很好，但选择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正好说明英国将这个问题看成了纯粹的政治问题，他们对海军事务的了解很肤浅。因此我们不要忘了英国真正针对的是德意志帝国的海军政策，尤其是新的海军法案，我们不能让整起事件发展成一次对我们的自主决定权的外来干涉。
卡尔·冯·艾内姆将军
英国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抵达了柏林，我们将他视为德意志帝国的客人来接待。艾伯特·巴林陪同埃尔莫·霍尔丹勋爵并获得了一些信息，解开了英国选择埃尔莫·霍尔丹勋爵前来谈判的谜。
埃尔莫·霍尔丹勋爵说埃内斯特·卡斯尔爵士回到伦敦后，立即汇报了相关情况，递交了德意志帝国的回复，并称德意志帝国给他留下的印象非常好，因此他对谈判的过程和最后达成的协议没有任何质疑。随后，英国的大臣们之间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和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他们争论到底应该派谁去柏林谈判，并在那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上签名，使德意志帝国完全放弃海军扩建计划。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认为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海军首脑。但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和财政大臣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不想让温斯顿·丘吉尔获得这个荣耀。因此，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仍旧坐在最重要的位子上。这恰好证明这次谈判关乎政治，并不是几艘轮船那么简单。
第11节 选择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
然而，没过多久，英国政府认为最合适的谈判人选应该是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爱德华·格雷无论从个人能力还是官方重要性来看，都是最适合出现在谈判收尾阶段的人，他的名字应该出现在协议上。正如艾伯特·巴林从英国得到的消息，“从德意志皇帝那里得到他的晚餐，然后来英国参加庆祝活动和烟火大会”，用德语讲就是享受“孟加拉烟火”。
因为英国已经决定谈判人选不是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所以必须选择一个与财政大臣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都比较亲密的人，而且这个人需要有十足的信心，愿意前去谈判。此外，这个人不但要在柏林已经大名鼎鼎，而且对德意志帝国的民众来说也不陌生。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确具备这样的资格，因为他已经作为德意志皇帝的客人多次参加过德意志帝国在西里西亚和符腾堡的军事演习。艾伯特·巴林保证这些来自伦敦的消息绝对属实。
谈判之前，我再次告诉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虽然埃尔莫·霍尔丹勋爵只是一名陆军大臣，但他一定已经为这次任务做了充分的准备，也一定得到了英国海事部的指令。英国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在海事领域有着至高无上的威信。在《英国海军军官手册》中，众多值得记住的教规中有一条体现了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和他的部门的精神特点，这条教规的内容是：“如果你撒了一次谎，那么请继续撒下去。”
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
财政大臣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
英国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
另外，我告诉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我们不能忘记昂格鲁-撒克逊人超强的适应性，他们可以担任与之前的生活和训练完全不同的职位。不仅如此，英国人对海军也非常感兴趣，甚至每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在海军问题的某一个点上都可以称为专家。
在谈判过程中，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博学多识、能言善辩的辩论家，他作为律师的优秀品质使他脱颖而出。谈判进行了很长时间，双方都做了一般性澄清，并就推迟建造军舰的时限达成了初步的统一意见。具体的细节记录文件存储在帝国海军办公室。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在谈判中表现得很出色。
随后又举行了几场会议，艾伯特·巴林同样出席了这些会议。之后，埃尔莫·霍尔丹勋爵返回英国。艾伯特·巴林告诉我埃尔莫·霍尔丹勋爵对这次谈判结果很满意，一两周后他会将起草好的协议初稿递交给我们。
时间过得很快，采用海军法案的日期已经来临。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建议如果之前已经缔结协议，海军法案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
第12节 怀疑英国的目的
后来，我们并没有收到英国的协议初稿，但收到了一份文件。文件上提出了许多问题，英国希望获得各个方面的数据。我们需要反复商议和认真考虑后才能给予答复。我逐渐起了疑心，我觉得英国人在处理这件事时并不诚实，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和协议没有一点关系。英国离自己的承诺越来越远，根本没有给我们送来起草的协议初稿。
柏林开始发生骚乱，不管有没有资格，人们都反对海军法案，但我和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依然支持外交部的决定。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希望与英国缔结协议，然后在文件上签上他的名字，因为这样一来德意志帝国就可以脱离“包围圈”，和英国的关系进入常规化，所以他也支持停止海军法案。但停止海军法案意味着允许一个外国霸权干涉德意志帝国的民族防御问题，破坏德意志民族的自主决定权，一旦发生战争，这会影响我们的战争准备。如果我们同意停止海军法案，就是承认德意志帝国的头号敌人英国可以按照它的意愿随意对待我们，而我们得不到任何等价的回报。
在这种混乱局势下，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暴力纠纷，尤其是那些随意曲解海军的人，他们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考虑问题。1912年的整个冬天，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像一名爱国勇士一样与反对海军法案的人斗争，这个冬天对他和我来说都很难熬。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终于认清了形势，也看清了自己的对手，因此他全力支持我。政府官员一致认为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国家对德意志帝国指手画脚，甚至替我们做决定。
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鞠躬者）与威廉二世
和英国缔结协议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英国政府对这件事也逐渐失去了兴趣，并且删减了原始的普通照会中的许多重要内容。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和我逐渐意识到英国的所有提议其实只是一种“策略”。
德意志帝国海军法案引起的斗争愈演愈烈。当时，我恰巧在库克斯港见到了汉堡参议院主席冯·布尔夏德博士。我非常尊敬冯·布尔夏德博士，他是汉撒商人公会一个贵族市民的模范代表，我经常向他请教一些政治问题。我向他讲述了与英国谈判的全过程以及柏林对此事的争论，希望他能坦白告诉我为了民族利益我应该怎么做。我非常渴望听到一个不受柏林敌对阵营影响的客观建议。
冯·布尔夏德博士清晰敏锐地分析了这起事件，并给了我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回复。他说坚持这个法案是我对人民和祖国的责任，无论谁反对海军法案都是在犯罪，而且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们认为对德意志帝国的防御有帮助，就必须无条件执行，最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让别的国家干涉德意志帝国的内政。他还说英国提议我们停止海军法案只是一个借口，绝对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德意志民族不能牺牲自己的自决权，因此毫无疑问，必须引入海军法案。冯·布尔夏德博士表示他会像在每一次精彩的、有说服力的演讲中做的那样，不遗余力地说服联邦议会，促使柏林方面接受海军法案。英国人可能会因此寻求其他对策，但没有关系，他们经常这么做，而且他们肯定不会因此卷入战争。他还表示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应该全力支持他。此外，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必须停止反对海军法案，否则他将因为“亲英”在公众面前丧失威信。
虽然这位伟大的商业城市代表说了这些话，但如果德意志帝国和英国发生战争，汉堡一定会最先受到威胁。是真正的汉撒商人公会的精神激励冯·布尔夏德博士说了这些话。
奇怪的是，冯·布尔夏德博士关于这件事的观点在荷兰被一个荷兰人证实。这个荷兰人从英国人那里听到了这些说法。我和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的猜测完全正确，英国人的目的是限制我们的海军扩建计划，保持中立的提议只是一个政治策略。
第13节 对欺骗的反击
不久，艾伯特·巴林得到消息称英国国内的情况也不好，因为英国人对这个协议存在争议。有人对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很不满，认为他被德意志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欺骗了，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根本没有掉进英国的陷阱，德意志帝国并不打算放弃海军法案。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只是没有办法在喝茶的同时为英国内阁奉上盘子里的美食，但这成了英国人感到不满的原因。英国人诽谤德意志帝国说谎的行为毫无意义，他们谴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恰好证明我们的怀疑是合理的，英国人只是在利用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欺骗德意志人民，因此英国人认为事情颠倒过来才正确。我们真心感谢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他为了祖国的利益坚决表明了德意志帝国的立场。
1913年3月底，关于海军法案的斗争愈演愈烈。1913年3月22号，我刚跨出夏洛特公园的大门，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就前来要求我罢免他。经过长时间的商议，我将冯·布尔夏德博士的意见告诉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于是，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收回了之前的请求。
英国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去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花园拜访他，我发现他非常沮丧，手里正拿着一份伦敦送来的电报。这份电报完全否认了埃内斯特·卡斯尔爵士递给德意志帝国的普通照会，以及撤销保持中立和其他方面的提议，后面还有让我解雇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建议，因为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备受英国政府的信任。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眼含泪水，他为自己受到欺骗感到愤怒。一个外国政府对他的责备深深伤害了他，他和德意志帝国刚刚经历了痛苦。他再次向我递交了辞呈，但我没有接受，并试图安慰他。随后，我命人询问驻伦敦大使任何情况下如何接收并转发这样的电报。
现在，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也支持海军法案。他担心一旦与英国缔结协议，海军法案会受到限制。英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英国人正在扩建自己的海军。
“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插曲”是英国政策的特点之一。英国政府精心设计了一整套策略，唯一的目的是阻碍德意志帝国军舰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有一个几乎可以忽略的商用军舰，法国的舰队在规模上远超德意志帝国，意大利和俄国在国外有自己的造船厂，而且他们的大规模建造项目都是在没有受到英国反对的情况下进行的。德意志帝国夹在法国和俄国中间，为了对抗这些国家，我们必须增强海上自卫能力。
第14节 保卫海军扩建计划
因此，德意志帝国的海军扩建计划非常有必要。这一计划并不是为了和英国军舰抗衡，英国的海军实力比我们强大四五倍。没有一个德意志人敢想象我们有一天会有和英国一样的海军力量。我们需要自己的舰队保卫海岸线和德意志帝国的商业，防卫能力较弱的潜水艇、鱼雷艇、水雷根本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此外，波罗的海沿线的炮兵连装备已经过时，这些装备坚持不了四十八小时就会被装备精良、持有现代化武器的军队彻底摧毁。我们在波罗的海沿线根本没有防御能力，为了捍卫德意志帝国的主权，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军舰。
日德兰战役已经证明了军舰的价值和作用。如果帝国国会没有拒绝1900年提出的增强海军力量的建议，那么德意志帝国很可能会通过这次战役歼灭英国。我们浪费了宝贵的十二年时间，这十二年注定不能挽回。
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事件结束前，我希望简单提一下他在整个活动中的另一起事件。1906年，经过德意志帝国政府允许后，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来到柏林，考察普鲁士的防御条件、军队招募以及总参谋部等情况。他一直忙着在军事内阁了解情况，卡尔·冯·艾内姆将军亲自为他提供相关信息。两三周的工作结束后，他心满意足地返回了英国。
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位“亲德”派的陆军大臣被禁止在公众场合露面。于是，埃尔莫·霍尔丹勋爵请求著名的文学家、记者爱德华·哈罗德·贝格比为他撰写了《维护大英帝国》一书，他想通过这本书为他担任陆军大臣时的工作辩护。他在书中特别强调了他为建立一个常规的总参谋部做的努力，以及他如何让英国军队为参加世界大战做准备，他还特别强调他想尽办法获得了普鲁士军事内阁的许可，详尽了解了德意志帝国的军事事务，以便回国后按照德意志帝国的模式从细节入手重新组织英国的军队和总参谋部。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战争爆发后帮助英国对付德意志帝国。
从《维护大英帝国》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狡猾、精明的律师利用德意志帝国对他的友好态度，研究德意志的军事模式，目的是用从中获得的材料和学到的知识锻造武器与德意志帝国斗争。这本书后来被送给了爱德华七世。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是爱德华七世的密使和仆人。当时，柏林见证了在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的斡旋下，德意志帝国和英国的关系逐渐“恢复”，德意志人也为此不断努力。然而，真实情况是，这是一次在德意志帝国屋顶下的“侦查性质的远征”。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为战争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英国通过世界大战表达了它对埃尔莫·霍尔丹勋爵的感激之情。因此可以说，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欺骗”了德意志人民。
爱德华·哈罗德·贝格比
这就是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的故事。后来，这个故事经常被政治领域的一些无知的业余人士提及，并在新闻界和人民群众中流传。通过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我和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彻底毁掉了德意志帝国和英国之间的“和解”，因为我们执意要违背“所有明智的参事”的意愿引进海军法案。
第15节 阿尔巴尼亚的王位
1912年，建立一个独立的阿尔巴尼亚政权以及列强会选谁统治阿尔巴尼亚的问题引起了我的关注。许多人对阿尔巴尼亚的王位垂涎欲滴，甚至毛遂自荐，但并没有被列强选中。列强看中的一些人也被阿尔巴尼亚人拒绝了。我并不关心这件事，我认为“建立一个民族”最应该考虑的是这个民族历史发展、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人民的风俗习惯。
在阿尔巴尼亚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统治者统治一个王朝的现象。阿尔巴尼亚的部落被绵延起伏的大山包围、切断，这些部落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独立，它们的政治体制与苏格兰的氏族制相似，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各占一半。
“复仇”是阿尔巴尼亚人世代承袭的古老传统，甚至不亚于抢劫或偷盗家畜的传统。阿尔巴尼亚的农业十分落后，农业水平还处在起步阶段，但农具在大洪水之前已经开始使用。
阿尔巴尼亚的氏族首领在村子前面的大树下主持正义，就像古代的德意志人。每一个阿尔巴尼亚人都全副武装，是最优秀的射手。无论何时，只要氏族首领骑着马戴着头盔出现在当地居民面前，居民们就希望首领能送给它们一个叮当响的硬币作为祝福。首领有时会直接从马背上撒下一些硬币。当一个新政府成立后，如果不延续这一特殊传统，就会招致阿尔巴尼亚人的不满。
巴尔干战争[10]开始后，许多阿尔巴尼亚人来到土耳其生活。他们勤劳、智慧、坚忍不拔，很快在土耳其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受到当地人的重视。许多阿尔巴尼亚人成了土耳其政府的官员，其中一部分人从事外交工作，一部分人去了军队服役。年轻的阿尔巴尼亚贵族为能成为土耳其苏丹宫殿里的侍卫感到骄傲，他们并不是个个高大英俊，体格矫健。一些阿尔巴尼亚贵族是苏丹的亲戚。苏丹过去常娶一些阿尔巴尼亚大氏族的妇女为妾，以便在“复仇”时这些血缘弟兄可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此外，娶阿尔巴尼亚大氏族的妇女还有一个好处，即土耳其苏丹可以发现能影响阿尔巴尼亚氏族首领的一些秘密。阿尔巴尼亚人为土耳其苏丹提供武器、军火、校舍以及修建公路等，他们用这种不显眼的方式满足了自己的一些欲望。通过“结亲”，土耳其苏丹可以使这些经常制造骚乱的阿尔巴尼亚人变得安静，并对他忠诚。
了解这些情况后，我试图通过自己的影响力选择一个伊斯兰教王子或埃及王子做阿尔巴尼亚的君主，当然这个候选人一定要非常富有，因为这在阿尔巴尼亚很有必要。我的建议没有被列强议会采纳，因为列强对阿尔巴尼亚人根本不感兴趣，只是想找机会在动乱的阿尔巴尼亚水域“钓鱼”，为自己的国家谋利。
第16节 与德意志帝国相反的选择
因此，当阿尔巴尼亚王位的最终人选是维德的威廉王子时，我一点儿也不高兴。维德的威廉王子是一位高贵、品格高尚的骑士，但我认为他不适合这个职位，因为他并不了解巴尔干的情况，没有能力接受这样棘手的任务。令我更不愉快的是，一个德意志王子获得阿尔巴尼亚的王位只能是自欺欺人，很明显协约国从一开始就会给他制造各种麻烦。当维德的威廉王子询问我的意见时，我告诉了他我的所有顾虑，并将各种可能出现的困难摆在他面前，建议他立即拒绝这一职位。但我不能命令他拒绝阿尔巴尼亚的王位，因为威廉王子作为家族首领，对这件事有最终决定权。
巴尔干战争中发起冲锋的保加利亚军队
维德的威廉王子接受了列强给他的候选人资格后，我和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接见了他。威廉王子显得有些优柔寡断，他只凭着一腔热情思考自己的新任务。因此，我和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决定再努力尝试一次，劝阻这位年轻的候选人接受阿尔巴尼亚的王位，但还是徒劳。威廉王子的妻子野心勃勃，她在阿尔巴尼亚看到了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女人的愿望就是上帝的愿望。”
维德的威廉王子与家人
卡门·席尔瓦[11]竭力劝说维德的威廉王子接受阿尔巴尼亚的王位，她甚至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仙境呼唤它的王子》的文章。
卡门·席尔瓦
善意的警告无济于事，我只能强烈建议维德的威廉王子在没有解决财务问题前不要去阿尔巴尼亚，因为我之前建议选择一位富有的统治者的原因现在已经显现出来。维德的威廉王子并不富有，他需要得到列强的“捐助”。这笔“捐助”的数额和分期支付方式引发了不愉快的争吵，列强最后只支付了一部分钱。
埃萨德·帕夏是一个危险人物，他潜藏在维德的威廉王子和阿尔巴尼亚政府中间。他是一个虚伪、爱惹是生非、贪婪的富家士兵，他对阿尔巴尼亚的王位觊觎已久，有许多武装追随者。他一开始就是维德的威廉王子的对手，并和意大利秘密联合。意大利也不支持维德的威廉王子。阿尔巴尼亚的新统治者如果从德意志帝国带来自己熟悉且忠于他的人马，这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但维德的威廉王子并没有这么做。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意大利人成了威廉王子的“秘书”，他们不仅损害威廉王子的利益，给他错误的建议，还在背地里暗算他。
埃萨德·帕夏
第17节 一个统治者的要求
维德的威廉王子在做准备工作时，阿尔巴尼亚出现了一本由奥地利总参谋部的一位军官写的旅游小册子。这位军官用生动、清晰的语言描述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地理气候以及贫穷落后的现状。
这位军官指出，阿尔巴尼亚的统治者绝对不能住在沿海地区，他必须和当地居民生活在一起，并绕国周游。由于落后的交通方式，统治者必须骑马穿过他的领地，用所有东方神话故事中提到的“金币袋子”装饰马鞍头，通过撒金币的方式统治当地人。另外，阿尔巴尼亚的统治者还要紧密团结当地的部落，让这些部落听从他的统治，并召集武装力量维护自己的统治，镇压一切反动派。阿尔巴尼亚没有“部队”或“军队”的概念，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维护统治者的权威，保住统治者的王位。
换句话说，阿尔巴尼亚的统治者首先要过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的生活，而且要携带随时安营扎寨的帐篷和其他必需品以及必要的马匹。在第三骑士护卫团的骑兵中队中有很多已经适应这种生活的人，而且很多持矛骑士也非常喜欢维德的威廉王子，他们曾经宣布已经准备好作为志愿者陪同威廉王子前往阿尔巴尼亚。当然，对维德的威廉王子来说，有这些人的保护和服务比他自己毫无准备地接受阿尔巴尼亚的王位要好。
我建议维德的威廉王子尽快研究一下那本旅游小册子，按照上面的建议行事，尤其是有关选择居住地的建议。威廉王子的住处应该尽量远离列强军舰，这样他就不会被迫在列强的压力下采取行动，也不会使阿尔巴尼亚人认为他们的统治者需要这些军舰保护自己。我并不知道维德的威廉王子是否读了那本小册子，总之他后来采取的方针与我给他的建议完全相反。
维德的威廉王子和他的妻子去了阿尔巴尼亚，事情的发展跟我预料的一样。根据报道，到了阿尔巴尼亚后，威廉王子的妻子虽然是德意志人，但却在露台上用法语向阿尔巴尼亚人讲话，因为阿尔巴尼亚人不懂德语。都拉佐的“宫廷”仍然由外国人看管。维德的威廉王子没有骑在马背上，也没有撒金币，甚至他到达后根本没有在露台上露面，也没有将埃萨德·帕夏赶走。维德的威廉王子的冒险在人们的想象中结束了。
我前面详细描述了我在选择阿尔巴尼亚的统治者时的观点和态度，但现在谣言四起，目的是将我完全不知道的动机强加在我身上。在这件事情上，当我被别人质疑时，我还是会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学识给出最诚恳的建议。
1912年，应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邀请，我和他在波罗的海港口会晤。我已经修好了游艇。我和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游艇并列停靠，方便我们从一艘游艇走到另一艘游艇上。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孩子们以及随行人员都很友善、热情。他和我一起检阅了俄国和德意志帝国的骑兵护卫队。我们还一起在他的游艇或我的游艇上用餐。
我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港口附近的陆地上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早晨。我是第八十五“维堡”步兵团的司令官。步兵团已经整理好队伍，军队先以游行的形式接受检阅，然后变成连营演习的形式，最后又以游行的形式结束。我对整个检阅过程非常满意。
第八十五“维堡”步兵团由四个营组成，士兵们都是野战装备，穿戴着灰褐色的衬衣和帽子，所有士兵的帽子都歪着戴在头上，使强壮的年轻士兵们的古铜色脸上的神态更显大胆。这些士兵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每个注视他们的人都显得非常喜悦。
第八十五“维堡”步兵团士兵
在这样一个美好、亲切的接待场合，我没有收到任何与巴尔干联盟有关的消息。
这是战争爆发前我最后一次去访问俄国。
* * *
[1]1911年7月9日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法德两国开始谈判，最后在1911年11月4日达成协议。德意志帝国承认法国是摩洛哥的保护国，并割让了位于今天乍得的一部分土地给法国，作为补偿德意志帝国得到了法国在非洲中部的殖民地。——译者注
[2]乔治五世（george v，1865—1936），英国国王。1892年初，乔治五世的哥哥阿尔伯特·维克多亲王意外身亡，他成为王位继承人。1901年祖母维多利亚去世后，乔治五世的父亲爱德华七世继位，他被封为威尔士亲王。——译者注
[3]指社会民主党人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上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们在1914年的投票上支持战争，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积极投入战斗。——译者注
[4]威廉皇储（1882—1951）指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妻子奥古斯塔·维多利亚皇后的长子，他是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的最后一位皇储。——译者注
[5]索姆河战役是英国和法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针对德意志帝国的一次战役。索姆河战役发生在1916年7月1日至1916年11月18日，这场战斗旨在加速盟军的胜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场上规模最大的战役。——译者注
[6]罗马尼亚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战区的一部分。1916年8月至1917年12月，大部分罗马尼亚地区发生了战斗。罗马尼亚、俄国与英国和法国结盟共同对抗德意志帝国、奥地利和土耳其组成的轴心国。——译者注
[7]阿加迪尔危机又称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指1911年4月因大量法国军队部署在摩洛哥内地引发的一场短暂的国际危机。德意志帝国并不反对法国的扩张，但希望得到领土补偿，于是柏林威胁说要开战，并派出了炮舰，激起了德意志帝国民族主义者的愤怒。最终，柏林和巴黎通过谈判解决了危机。——译者注
[8]普通照会是最正式的一种照会形式，最初指对口头传达的信息的正式记录。——译者注
[9]选择使用英文是担心照会在翻译的过程中产生歧义或误解。——原注
[10]巴尔干战争包括1912年和1913年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两场冲突。四个巴尔干国家在第一次战争中击败了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在第二次战争中战败，这场战争为1914年的巴尔干危机埋下了伏笔，从而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译者注
[11]卡门·席尔瓦（carmen sylva），罗马尼亚王后（queen of rumania）。——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