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罗山

家康对学问特别感兴趣，收集整理古代经典，并将其出版，还让学者们对这些古代经典进行讲解阐述，这一点在前文中已经提过。被家康招募来开设讲义的人，首先是藤原惺窝，之后是惺窝的门人林罗山。永禄四年，也就是桶狭间之战的第二年，惺窝在播磨出生，七八岁就开始在禅寺中学习，后来成为僧侣，进入京都的相国寺修行，然而其志并不在佛教，而在于儒学。后来机缘巧合，惺窝被招募至江户，受家康的要求开讲《贞观政要》。此后，惺窝想要渡海远赴明朝以探究学问，遂从筑前 [1] 乘船出海；中途却因为遇到暴风雨而漂到了鬼界岛，故而未能达成自己的目的。直到这时，日本的儒学依然还都是在传授汉唐的学风，一般情况下兴起于宋代的朱子学基本是被无视的，一直到惺窝这时才首次尝试根据朱子的学说对古代经典进行解释，所以惺窝打算远赴明朝这一举动，想来也是为了追究这一新兴学说的源流吧。虽然西渡明朝之事如前所述一般以失败告终，但取而代之的是惺窝通过与朝鲜学者之间的交往，以朱子学的解释方式将四书五经的句读、训读进行了确定。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是指《易经》《书经》《诗经》《春秋》《礼记》，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儒学的基本古代经典。在惺窝之后，也时常会有学者对四书五经的句读、训读进行修正，不过以朱子学来解释四书五经是从这时开始的，在江户时代变成了一种普遍的习惯。惺窝倾心于儒学研究，以至于就算在服装的样式上，也要尽量模仿中国的儒生。他于元和五年九月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在惺窝为数众多的门人中，林罗山、堀杏庵、那波活所、松永尺五等人都名声在外，不过最为重要的人物还得说是林罗山。罗山于天正十一年生于京都，他八岁的时候，有一次适逢一位浪人朗读《太平记》，罗山在旁边听过之后，马上就能够把听到的内容背诵出来。只要是听过一次的东西，他就不会忘记，因此人们都说“这孩子的耳朵是囊耳，进去过一次的东西就不会漏出来”。罗山十三岁元服成人，之后进入建仁寺求学，因为被规劝留在寺里做僧侣，但罗山本人不想成为僧侣，所以到十五岁的时候就回到家中，并于十八岁的时候创立私塾，讲授朱子学。这是庆长五年即关原决战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在相同的时间里，一边是家康掌握了武家政权，另一边则是罗山开创了自己的私塾，对这件巧合的事情，罗山的门下十分重视。庆长九年罗山与惺窝第一次见面，随即拜其为师。能将如此俊杰的英才归入自己门下，惺窝感到很高兴，还送给罗山儒生的服装。罗山此时年仅二十二岁，这一年他将自己读过的书目加以整理、列出目录，如果我们翻阅目录就会发现，其阅读书籍的总数已经达到了四百四十余部之多。如果查阅他亲笔写下的“行状” [2] ，可以了解到罗山在读书之时乃是“五行俱下”，也就是说以一目五行的速度进行阅读，而即便是在这样的速度之下，罗山还是可以将内容全部记住。我们对此除了目瞪口呆之外，实在无话可说。

庆长十年，罗山第一次面见家康，由此得到了后者的信任，最终出仕幕府，并按照幕府的安排更换造型为僧侣模样，也从信胜改名为道春，成为幕府的政治顾问并担任文教指导，这一重要职务之后则由林氏子孙代代相传。此职俸禄三千五百石，对于学者来说，这一待遇是超群的。罗山任职约五十年，在明历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就在他谢世前几天，发生了被称为“明历大火”的大火灾，大半个江户化为灰烬，罗山的家和仓库也都被烧毁，藏书被付之一炬，据说正是因为对这一灾难悲痛不已，罗山的病情才会骤然加重的。罗山一生著书立说，完成著作一百四十七部，文集七十五卷，此外还有诗集七十五卷，当然，这一数字是后人在编纂之时，为了与他在世七十五岁的时间相应和而故意设计的。

山鹿素行的一生

可以说，在惺窝和罗山的影响下，江户时代学问研究的大幕已经徐徐拉开。而且，江户时代学问的特点，大体上是由这二人基本确定的；当然这一特点之中，还存在很多应该进行修正，或者需要加以反省的地方，其中一点就让我们通过山鹿素行的一生经历来认识吧。山鹿一族原本是九州出身的家族，不过素行的父亲出于种种原因迁至会津，元和八年，素行也出生在这里，到六岁就跟随父亲去了江户。素行从六岁开始学习，不过根据他本人的自传：“盖因本人不成器，遂至八岁左右方将四书五经等囫囵背诵下来。”九岁的时候，他进入林罗山门下学习，在入门的考察中，素行在诵读考试内容的《论语》序和黄山谷的诗时，得到了“鉴于是跟随乡村学者进行学习这一点来看，虽然有些错误的训读习惯，不过这么小的年纪就能读得这么好”的褒奖。十一岁的时候堀尾山城守（松江二十四万石）以二百石的俸禄招募其出仕，被素行拒绝了。十五岁之时素行初次开设《大学》的讲义，听众已经为数众多；次年则根据人们提出的希望相继开设了《孟子》和《论语》的讲义。由于世间对这些讲义的评价都相当之高，因此纪州家、阿部家、前田家等大名家都提出了招纳素行为家臣的建议，可是都被本人拒绝了。这期间里曾有人向将军家光举荐素行，素行也在等待这一出仕的时机，遗憾的是未曾想到家光突然亡故，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承应元年，素行终于接受了来自浅野内匠头长直亲自的邀请，出仕于播州赤穗藩，俸禄一千石。赤穗是五万三千石的小藩，就算是家老重臣大石家的俸禄也不过一千五百石，三十一岁的新晋家臣就能够获得千石之高的俸禄，堪称非比寻常的优待，何况这还是对于客卿的待遇，由此可以看出藩主的良苦用心。素行于八年后辞掉了这份职务变为浪人，在江户自由地进行研究和讲学。到宽文五年著《圣教要录》一书，并将其刊行出版。这本书中的文章通过强而有力的论证指出，在罗山的指导下被确立为幕府文教方针的、素行本人到目前为止也一直认为是正确的学问实际上是错误的；同时，书中还主张应该从宋学和朱子学的理论框架中解放出来，直接接受孔子本人的学说教诲。这一论调无论如何也太过于激烈了，因此素行的门人们认为应该先从内部这些志同道合之人中间开始进行消化理解，不过素行反对这种做法，表示“此道乃天下之大道，不该将其卷而怀之”，最终还是把它出版了。

将军家光去世之后，辅佐其继任者家纲、作为顾问指导幕府政治的保科正之，实际上是家光的亲弟弟，继承保科家，成为会津二十三万石的藩主。此时听闻素行对于幕府文教方针的非难，正之异常愤怒，当即做出了对其进行惩处的命令。宽文六年十月三日下午一点稍过，素行收到了来自大目付 [3] 北条安房守的传唤状。素行判断“定非轻易可了之事”，于是吃过晚饭、沐浴，匆忙间写下遗书，特意不让母亲知道，还赶到寺院给父亲上了坟。之后素行前往安房守住处时，却被亲切地告知“由于你写了不必要的书籍，所以要被发配到浅野内匠头之处，现在要立即动身前往赤穗，有什么想和家里联系的事情都可以交给我来进行”。当时素行的回答着实精彩，“蒙受好意，感激不尽，然吾亦常常离家出行，并无特需挂念交托之事”，也就是说不需要任何联系。

素行即日起被发配往浅野家，十月九日动身去赤穗。如果是在今天的话大概当天就能抵达，不过那时候一路上花了十六天的时间。为了方便起见，就把路上的住宿地点也写在这里吧。

户塚　小田原　沼津　江尻　金谷　滨松　赤坂　宫（热田）　桑名　关　石部　伏见　郡山　兵库　加古川　赤穗

路程大约一百五十五古里（六百二十公里），耗时十六天。

之前领受千石俸禄，受到客卿待遇却擅自辞任离开的素行，这回作为罪人被发配到此，一般来说就算是受到冷淡的待遇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浅野家一方对于再次迎来素行的光临感到十分欣喜，在衣食住行方面都小心翼翼地接待，其态度十分恳切，甚至每天早晚两次都会由家老大石家向素行送去蔬菜。

获罪被发配到赤穗这一年，素行四十五岁。从这时起十年间，素行被禁止离开赤穗，而在这十年里，素行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将关注点放在了“日本”上。素行最初是与罗山一样学习宋学的，但在写作《圣教要录》的时候转而开始否定宋学，从空洞的理论中解放出来，主张对道德加以实践，以及对实务进行实习，提出不单要脱离朱子，甚至连孟子都不能作为模范，必须要把学习的内容上溯至孟子以前的时代。也就是说，素行学问的第一阶段是宋学，第二阶段则是古学。然而无论是哪个阶段，其思想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以中国古代的教养为本源之所在，全部都尊崇中国，相信在那里有大道的本源。这一点在流放赤穗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素行本人留下的《配所残笔》一书中以很坦率的方式直接地表达了出来，这里将这部分内容翻译成现代文抄录如下：

我从很早开始就喜欢中国的书籍，夜以继日地诵读不倦，因此虽然对近些年新舶来的书籍不太熟悉，但是我几乎没有遗漏地看过到十年前为止传到日本的书籍。受此影响，我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尊崇中国；而日本因为是小国，所以在什么事情上都比不上中国，圣人也出自中国，所以我想日本是不会出圣人的。这么想的并不只有我一个人，从古至今的学者们大都这么想，羡慕中国，模仿中国。直到最近为止，我头一次开始意识到这种思路是错误的。“眼见不如耳闻，舍近求远”这一点，简直就是学者们的通病。仔细想想的话，日本才是最受到上天恩赐的国家。第一，天照大神的子孙们自“神代”时代以来君临天下连绵不绝，乱臣贼子不出，革命之事未见，这就是所谓的“仁”之德性。第二，皇国的上古时代，具有圣德的天皇相继遵循大道确立制度，因此礼法清明，四民安泰，这就是所谓的“智”之德性。第三，武威兴盛，有近伐外国之武功，而无外敌侵占日本之先例，这就是所谓的“勇”之德性。智、仁、勇三德并有，也就是圣人之道，而如果我们一条一条地比较历史功绩的话，日本反而是要远远优越于外国，因此日本才是真正的中国，才真正应该被称为“中朝”。

这样的思想，虽然在素行于宽文八年写下的文章里面已经可以看到了，不过宽文九年的《中朝事实》是最终完成了这一思想的结晶。宽文九年（1669）素行四十八岁，这之后又过了六年，素行得到了来自幕府的赦免通告，时隔十年再次回到江户，此后又以研究和讲学度过了十年，在贞享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故去，享年六十四岁。

赤穗浪士

素行去世十六年之后，元禄十四年三月，幕府在迎接朝廷派遣的敕使之时，任命浅野内匠头长矩为接待一职。像这样的场合，因为仪式繁复，所以需要由担任式部职的吉良上野介进行指导。吉良属于旧足利一族，当时虽然仅拥有四千二百石的领地，不过和上杉家有着两重或三重的联姻关系，自视甚高，端着高家 [4] 的架子，觉得理应收到长矩的谢礼。可是浅野做事非常较真，结果既没送过什么谢礼，也没有尊敬吉良并恳求其进行指教的意思，所以在马上就要迎接敕使的时候，吉良以言行侮辱了浅野。内匠头忍无可忍，用腰间的小刀以迅猛之势砍伤了上野介。内匠头马上被制止住，并被送往田村家宅邸。将军纲吉对此亲自做出了裁决，命令内匠头切腹自尽，并向上野介传达了恳切的慰问。内匠头在三月十四日黄昏切腹，英年三十五岁。

关于此事的急报传到了赤穗。第一次报告是早水、萱野两人在十四日上午十一点的时候，即刀伤事件之后立刻从江户出发，于十八日晚上十点抵达赤穗。之前素行耗费十六天所走过的一百五十五里路，二人用了五天的时间就赶完了。赤穗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家老大石内藏助不慌不忙地平息了藩士们的暴怒，为浅野家的复兴费尽周章。在认识到幕府的处置十分偏颇，家门复兴得不到允许之后，作为最后的计划，大石策划潜入吉良宅邸，在对方严格的戒备下，于元禄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夜晚果断施行了刺杀吉良的复仇行动，并将割下的上野介头颅供奉在主君的墓前，之后四十六人集体切腹自尽。事件中最关键的部分，即攻入吉良宅邸时所采用的战术，是山鹿一派的军法，进攻时所击的鼓点也是山鹿流的击鼓方式，更重要的是其根本性的精神方面，可以说是深受素行的感化。潜入作战的时候，内藏助良雄四十四岁，其子主税十五岁。当时加入作战队伍的有时年六十岁的小野寺十内，他俸禄一百五十石，担任京都留守居一职，在发生这件事之时，尚未告知母亲和妻子就回到赤穗，与大石共同进退。在他于元禄十四年四月十日的一封写给其妻丹子的信中，他的志向得以明确地表达，在此抄录其中一段：

如我等所熟知，当家（浅野家）自创业之初，虽小门小户亦历经百年至今，承其恩泽我等得各有所养，怡然度日。如今内匠殿下虽身遭不白之冤，吾亦应报代代主公百年以来之恩。且虽不才如我，日本国中一族亦多，如是之时若彷徨不决，则是一家之伤、一门之耻，脸面全无。故而吾深以为应全吾节，洁身而死。非是敢忘老母、不思妻子，然则武士之义理，乃舍生之道，望汝明我必欲告诉之意，莫深叹惋。（中略）所余金银家财区区，以为赡养（老母），若母存命长久而财物用尽，汝应与母同道饿毙以全吾节。此一节亦万望知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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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九州地区国名。——译者注

[2] 记载某人生前的行动、业绩或履历的传记。——译者注

[3] 大目付是在德川家光执政时期创设的主管监察诸大名行为的幕府官职。——译者注

[4] 出自足利将军一族的武士家族，在江户时代负责公武之间的礼仪事项。——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