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所开业纪念文集——爱·伊·古别尔——大斋节期间沃耶伊科夫家的晚会——朗读《疯人院》——沃耶伊科夫寄给我的一期《俄国荣军报》——克雷洛夫文学活动五十周年庆典——谢·尼·格林卡——弗·费·奥陀耶夫斯基公爵举办的上流社会星期六文学聚会——《俄罗斯民间传说》的出版人萨哈罗夫——亚金甫神父——奥陀耶夫斯基对青年文学家的态度——谢·亚·索博列夫斯基——普希金逝世及其文稿的清理——克拉耶夫斯基的名字同维亚泽姆斯基、茹科夫斯基和普列特尼奥夫的名字并列在《现代人》封套上

出席沃耶伊科夫为印刷所开业举行的午宴的人答应每人撰文一篇，作为对新印刷所的赠礼；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弗拉季斯拉夫列夫的倡议。假如所有的人都遵守这个诺言，那么用这些赠稿可以编一本一百印张的厚书。沃耶伊科夫对这一设想很感兴趣，然而令他惋惜的是未能如愿以偿：只有十至十五名热衷于发表作品的青年文学家（我自然也包括在内）向他献上一些粗俗的短诗和短篇小说，编出了一本拙劣的、薄薄的小书 1 。出书之前沃耶伊科夫登了一则极为有趣的广告，像茶叶广告一样饰以中国式的花边。他在广告上给文集中的每篇文章都安了标题，并对每一位作者都写了简短而又极为可笑的评语。我只记得其中的两条——对我和古别尔 2 的评语。他在我那篇短篇小说的标题下面写道：“伊·伊·巴纳耶夫的作品，他曾著有中篇小说《她将会幸福》 3 ，在其中首次描绘了一位真正的俄罗斯妇女 。”他在宣布几首诗的作者为古别尔时又补了一句：“就是那位挺身出战并战胜了德国巨人歌德的爱·伊·古别尔。 ”其他评语也都与此相仿 4 。

这里应当顺便提一笔，古别尔在此之前不久作为《浮士德》的译者出现在文坛上，影响颇大。

这个译本的片段发表之前人们即已议论纷纷，说他的译本是译作的典范，说别人翻译《浮士德》一书不可能译得比他更加忠实、更富有诗意了。好像古别尔先带看自己译稿的一些片段去找普希金，普希金对某些片段做了修改。 5 这一点是后来才知道的。古别尔起先经常出席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晨间文学聚会，其后又开始同布留洛夫、格林卡及库科尔尼克密切交往……关于古别尔我在后文还会讲到……

沃耶伊科夫的广告使所有的人捧腹大笑。这则广告是否出于真心，或者是一种沃耶伊科夫很爱开的刻毒的玩笑，只有天知道。沃耶伊科夫作为一个批评家一向极为鄙俗，毫不费事就能一本正经地写出这种评语来。

他曾在《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上撰文攻击纳杰日金、别林斯基等人，文章的措辞平淡无味，他像个落伍的老者，恶狠狠地想跟人顶嘴，却又软弱无力。

作为期刊撰稿人的沃耶伊科夫似乎和《疯人院》的作者毫无共同之处，就像他有时在社会交往中的表现一样，他写《疯人院》一针见血，聪明而又刻毒。

有一次在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家的晚会上谈及《疯人院》，弗拉季斯拉夫列夫问他：

“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您的《疯人院》写得一针见血，请问您用的那些词语是哪儿找来的呢？”

沃耶伊科夫微微一笑，他那对油汪汪的小眼发亮了。

“这些词语我得来不容易，”他拖着长长的鼻腔答道，“老兄，几年来我一直把愤恨积在心里，一旦积得太多了，它就自然而然地漫溢出来。”

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格列奇的油画像。

克拉耶夫斯基问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干吗要在自己房里挂上这幅画像，难道他就那么尊重这幅画稿不成？

“噢，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沃耶伊科夫操着难听的鼻音说，“您别管他，让他上绞架之前先在钉子上挂一挂也好嘛！”

有一天沃耶伊科夫邀我上他那儿去参加晩会，那是在大斋节期间，他当时住在六铺街附近一间单独的小木屋里。出席这次晚会的有：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弗拉季斯拉夫列夫、格列比奥恩卡，还有其他一些文学家。

沃耶伊科夫对客人们十分殷勤，竭力满足每个人的自尊心。

维亚泽姆斯基要求他读一读自己的《疯人院》，而且务必一字不漏地朗读全文。

“你大概连我也写进去了，不是吗？”维亚泽姆斯基说，“每一篇都读一读。我保证不会生你的气，其他几位大概也不会生气。”

“你这是怎么啦，公爵？”沃耶伊科夫叫了起来，“这话从哪儿说起呀？我向你发誓，我可是一句话都没有写你。我是那么热爱你，那么敬重你！……上帝啊，这怎么可能！”

“可你大概也热爱和敬重茹科夫斯基的，”维亚泽姆斯基反驳他说，“但茹科夫斯基却落进了《疯人院》。”

茹科夫斯基微笑不语。

沃耶伊科夫窘住了。

“这都是过去……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开口说，“我现在感到后悔啦……我触犯他这样的人（沃耶伊科夫指了指茹科夫斯基），这太卑鄙下贱，对这种行为本人郑重悔罪认错……”

“唔，得啦，得啦，”茹科夫斯基答道，“你去把你的《疯人院》拿来读给我们听听，什么都不要隐瞒……”

所有人都缠住沃耶伊科夫不放，他出去拿了一本笔记本，马上又回来了。

“实在不值一读，”他说，“你们全都知道了，没什么新东西。”

“不，请读吧，读吧！”大家异口同声喊道……

“诸位一定要我读，那我只好从命——别无他法。”

沃耶伊科夫勉强翻开了笔记本……

“诸位！”维亚泽姆斯基说道，“他准会有意漏掉一些，换个人读吧……你把笔记本给我们中的哪一位。”

沃耶伊科夫赌咒发誓，说没有什么好漏掉的，因为没有什么新东西——然而笔记本还是转到格列比奥恩卡手上，他读了起来。

在朗读过程中沃耶伊科夫站在格列比奥恩卡椅子后面，一再打断朗读，一个劲地说：

“你们看，我该没撒谎吧？这里面没什么新东西……真的不值一读……”

“别作声！别说了！”茹科夫斯基伸出一个指头警告他。

新东西倒确实是没有，只有四首诗维亚泽姆斯基和茹科夫斯基以前没有见过，那是骂卡尔戈夫的，极尽侮辱中伤之能事。

“对不对，公爵，”读完之后，沃耶伊科夫对维亚泽姆斯基叫道，“我可没撒谎，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你。哪怕只写过一行伤害你的话，我都会把我的手砍掉……我可以向你发誓！”

这次晚会以一顿素餐结束。整个晚餐期间沃耶伊科夫一再道歉，抱歉他只能用素食款待客人。

“真遗憾，”他说，“我接待贵客是在大斋期间……那么，就请诸位多多包涵吧——我是恪守基督徒的义务的，整个大斋期间我从来不吃荤食。”

送我们出来时，沃耶伊科夫对每个人都说：

“感谢您赏脸给我这个老头子，没有嫌弃我的邀请，我对这一点感触很深。您的光临确实令我不胜愉快。今天的晚会我将永志不忘。”——如此等等。

所有的文学家中，沃耶伊科夫最恨的是先科夫斯基、格列奇和布尔加林，他总是找机会得意扬扬地当众闹得他们不痛快，并以此为乐。

在庆祝克雷洛夫从事文学活动五十周年时他就得到了这样一次机会。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为克雷洛夫从事文学活动五十周年举行庆典的念头是在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家举办的晩会上产生的。人们向乌瓦罗夫伯爵报告了这一想法，后者作为教育部长便着手呈请皇上批准举行这一文学庆典。先科夫斯基、格列奇和布尔加林仅因这一庆典是由奥陀耶夫斯基和维亚泽姆斯基首先发起的而仇视他们，并拒绝参加庆祝会，但当庆祝会得到皇上赞同、具有了官方性质时，他们又开始为自己张罗入场券——此时入场券已全部发完，因此他们未能参加庆典。

沃耶伊科夫趁此机会在《俄国荣军报》上发表文章说，不愿参加为我国著名的寓言作家举行的庆祝活动的只有先科夫斯基、格列奇和布尔加林。

由于这一无辜却又乖常的举动，沃耶伊科夫蹲了三天禁闭。最高当局觉得他这样做过于放肆。

沃耶伊科夫颇以自己的壮举为荣（不错！当时连这也算是一种壮举！），他把载有他的文章的那一期《俄国荣军报》寄给所有的朋友，也包括我在内。

我至今保存着这张报纸。

沃耶伊科夫在报纸上方亲手用铅笔写道：

伊·伊·巴纳耶夫老弟惠存 亚·沃耶伊科夫赠

沃耶伊科夫获释后，对我详细讲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最后补充说道：

“即使事先警告我为这事儿不是蹲三天，而是得蹲三年禁闭，我还是会发表这篇文章，心甘情愿地坐上三年牢，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让这些先生当众亮相，当众羞辱他们……”

克雷洛夫的五十周年庆典在恩格尔哈特 6 府邸的大厅里举行，那里现在是俄罗斯商店 。我在上文已经提及，庆祝会已完全具有官方性质，午宴开始前乌瓦罗夫把一枚星形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别在这位寓言作家胸前，并言简意赅地祝贺他荣膺皇上的这一恩典。

午宴时有几个人致辞：茹科夫斯基和奥陀耶夫斯基公爵代表年轻一代文学家讲话，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则朗诵了他那首著名的献诗《致克雷洛夫老爷子》。大厅的上层敞廊上站着许多好奇的上流社会女士，克雷洛夫显得深受感动。

午宴快要结束时，所有致辞的人讲完，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格林卡 7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身穿蓝色燕尾服，饰以青铜色纽扣，钮孔里别一枚很大的弗拉基米尔勋章，坎肩外面罩一件胸衣，裤腿则扎进长筒皮靴里。他两眼的神情有些异样，神色庄重地向筵席中央走去，那里坐着克雷洛夫，他的右边是国民教育部长，左边是茹科夫斯基。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和普列特尼奥夫坐在克雷洛夫对面，挨近他们身边就座的有克拉耶夫斯基，为了获取声望，他开始密切靠拢普希金的朋友们，因而日益引人注目。

谢·尼·格林卡停步伫立，面向克雷洛夫。他扬起一只手，发表了热情的演说；话虽不长，却有些语无伦次，所有的人都向他投去讥讽的眼光。然后他向克雷洛夫探过身去，克雷洛夫拥抱并亲吻了他。

当大家为克雷洛夫的健康干杯时，大厅里的气氛极为热烈，上层敞廊上的女士们一面欢呼，一面挥舞手帕，敞廊上好像还扔下几束鲜花…… 8

克雷洛夫有时出席奥陀耶夫斯基公爵的星期六聚会，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这位我国著名的寓言作家的。他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魅力，尽管身体肥胖，但看上去仍是一个很有活力的老人。总的说来，他心境愉快时很善于讲故事，他常常带着一种温和的幽默感讲述种种令人开心的往事，表明他是怎样疏忽大意、漫不经心。比如有一次，他在巴甫洛夫斯克觐见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皇后 9 时俯下身子，本想吻皇后的手，没想到却对着她的手打了一个喷嚏；再如有一次，一位作者把自己的作品带来给他，请他提提意见，克雷洛夫欣然同意读一读这部作品，但却拖了一年多，那位作者终于忍不住，一天早晨来到他的卧室，看见克雷洛夫正在睡觉，而自己的作品却漂浮在床边一件器皿的水面上；还有一次，克雷洛夫把穿在身上的坎肩丢失了，等等。这些逸闻趣事几乎尽人皆知。

不论哪一次，只要克雷洛夫在奥陀耶夫斯基家里，晚餐时准会有一盘他极爱吃的酸奶油乳猪，并在他面前还放着一瓶克瓦斯。

经常出席奥陀耶夫斯基家晚会的还有普希金，年轻的文学家们往往怀着虔敬的心情远远地望着他，因为他总是坐在上流社会的人和女士们中间；常客中还有维亚泽姆斯基公爵，他通常到得很晚。

人们都知道，奥陀耶夫斯基希望通过自己的晚会使上流社会接近俄国文学界，但这一愿望却未能实现。我在谈及别林斯基时已经暗示过这一点 10 。

当时我们大多数所谓“上流社会的人”的特点是精神极端空虚，缺乏任何教养，因为不论是操着法语夸夸其谈，在某种程度上照搬一些庸俗的欧洲纨绔生活的皮毛还是阅读保罗·德·柯克 11 的小说，都算不上是什么教养。例外的人不多，其中包括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维耶尔戈尔斯基伯爵 12 ，此人具有敏感的艺术气质，在上流社会中是个博学多识之辈。其他人不论对祖国文学的发展还是什么人的利益一点都不闻不问，也无法参与其事，他们只是从普希金及属于他们那个社会的其他一些人那儿才知道有俄国文学存在。他们以为整个俄国文学不过是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家里从小就要他们读他的寓言）、普希金、奥陀耶夫斯基公爵、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和索洛古勃伯爵，后者当时正在给自己上流社会的朋友们朗读自己尚未发表的作品《谢廖沙》 13 。要想在上流社会获得文学声望，就必须进入历史学家的遗孀卡拉姆津夫人 14 的沙龙。那是给文学天才“颁发证书”。这是一个经过严格筛选的真正的上流社会文学沙龙，这个沙龙的雷卡米埃 15 是索·尼·卡拉姆津娜 16 ，我国所有著名的诗人都义不容辞地为她写献诗。

因此，等级观念、贵族观念也被引进了“语言的共和国”。贵族文学家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接近的高傲情绪，远离了其他同行作家，偶尔同他们打打交道，也要摆出自高自大的庇护人的架子。诚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普希金对所有的人都十分亲切客气，但这种彬彬有礼的态度也许正是根深蒂固的贵族习气的一种特征。据说有些上层人士把他看成是文学家，而不是汉尼拔 17 的后裔，这使他气得发狂，在汉尼拔面前

……一大群军舰突然钻出水面，

纳瓦林港终于首次攻陷！ 18

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则相反，对每一个文学家和学者他都诚恳亲切地接待，对所有初登文坛的人他都伸出友谊之手，不论其地位、身份如何。

奥陀耶夫斯基希望团结一切力量，使所有的人互相亲近，因此对所有的文学家都亲热地敞开大门。他想让他那些上流社会的朋友们看一看，除了经常造访卡拉姆津娜沙龙的那些出类拔萃之辈以外，在俄国还有整整一个阶层从事文学活动的人。在所有贵族出身的文学家中，只有他一人不以文学家的称号为耻，不怕公开混迹于成群的文学家之间；他对文学怀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热情，并为此忍耐了上流社会朋友们的种种嘲讽，那些人跟文学毫无关系，也根本不愿接近不属于自己圈子的人……上流社会的人在奥陀耶夫斯基家的晩会上通常围在女主人身边，而文学家们则把主人那间摆满各种台桌、堆满书籍的窄小的书房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不敢往沙龙里看上一眼……在这个沙龙和书房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然而文学家们要想进入他们心向神往的那间书房，就必须穿过这个要命的沙龙——这对他们来说真像受刑一样。他们局促不安地向女主人躬身致意，不知为什么感到战栗、畏缩，在一副副长柄眼镜的注视下，在种种令人不快的目光和微笑的伴送下，屏住气息急急忙忙向书房走去。

令上流社会的女士和先生们特别注目的是《俄罗斯民间传说》的出版人伊·彼·萨哈罗夫 19 ，他出席奥陀耶夫斯基家的晚会时总是穿一件豌豆色长襟礼服。不过萨哈罗夫是个城府很深的俄罗斯人，他总是从他那对淡黄色的浓眉下抬起双眼，狡黠地东张西望，毫不在乎投射到他身上的目光和他引起的嗤笑。更有甚者，他去奥陀耶夫斯基家出席晚会时仿佛是有意套上他那件引人发笑的常礼服的。

“就让他们瞪大眼睛看我好了，”他说，“我可不在乎，他们吓不倒我。”

其时萨哈罗夫那本书（《俄罗斯民间传说》）刚刚问世，在文学界引起了普遍注意。萨哈罗夫借助这本书同所有的文学家迅速建立了亲密关系，并开始特别留意结识报刊撰稿人。他经常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家中露面。

除萨哈罗夫以外，吸引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家那些上流社会宾客好奇心的还有偶尔在星期六聚会上露面的亚金甫神父 20 。他到了奥陀耶夫斯基的书房以后通常脱掉外衣，只穿一件如同特种中学常礼服的长内衣，然后开始大谈其在中国的见闻，把中国的一切吹得天花乱坠。

他长期居留中国，受这个国家的影响很深，连外貌也有点像个中国人了：他的眼睛似乎已经缩小，而且向上抬起。

亚金甫神父一谈起中国，公爵夫人沙龙里许多上流社会的先生便来听他讲话。

有一次，一个上流社会的花花公子打断他的话，问道：

“怎么样，中国的女人漂亮吗？”

亚金甫神父好奇地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回过头去，冷冷地答道：

“不，男孩子更漂亮。”

有一天亚金甫神父又鼓吹说，中国的医术已经极臻完善，许多严重的疾病令欧洲的医生们束手无策，但在中国治疗起来却十分容易，而且药到病除。

“您举例说说，哪些病呢？”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夫人问道。

“比如说赤痢吧，就是这样。”亚金甫答道。

当我初次去奥陀耶夫斯基家时，他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那富有魅力、讨人喜欢的外表，他谈论种种问题时的深沉的语调，他作为一个操心大事的人的那种不安的动作，他经常露出的沉思的脸神——这一切都无法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再加上这种独特的环境：书房里摆满了式样奇特，安着格柜和神秘的抽屉、凹格的台桌；墙上、桌上、沙发上、地板上、窗台上到处都是书，而且是用古老的羊皮纸装帧，背后还有手写的标签；一幅蓄着长发、系着红色领带的贝多芬画像；各种颅骨和一些外形奇异的小玻璃瓶和曲颈化学瓶。就连奥陀耶夫斯基身上的服装也令我十分惊讶：头戴黑色尖顶丝帽，身穿同一质料、长及后跟的常礼服，使他看上去像中世纪的某个星相家或炼丹术士。

当他开始跟我谈话时，我内心感到一阵激烈的颤动。奥陀耶夫斯基在我上文提及的我的朋友季林脑子里产生的印象也完全一样。

“我一个劲儿地受到这个人的吸引，”季林不止一次对我说，“他是那样招人喜欢！可是每当他跟我谈话，我又突然感到畏缩，内心一阵阵战栗，舌头也不听使唤了……这使我非常苦恼，他肯定认为我是个大笨蛋！”

季林直至进坟墓时对奥陀耶夫斯基仍然怀着这种幼稚的畏怯之情。

我的这种畏怯之情很快就消失了。

我曾有不止一次的机会确信，跳动在这件神秘的星相家式服装里面的是一颗最朴实、最坦率、最纯洁的心，所有这些令初涉世事的人感到畏惧的学者的点缀品其实一点也不可怕。

这个人曾以其渊博的知识使我和季林感到战栗，但他却常把心灵最为空虚的人看成严肃认真的人，把最为鄙俗的招摇撞骗之徒当成学者，信任和抬举他们，为他们奔走说项，而到后来，当他们暴露出忘恩负义和不学无术的面目时，他便伤心地摇摇头，说道：“唉，有什么办法呢！我看错人了……”——然而过了一天，他又再次陷入同样的错误。

我很少见到有人比奥陀耶夫斯基更加宽厚和轻信。谁也不会比他更容易看错人，自然谁也不会比他更容易受骗——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作为一个幻想小说作家，他直到现在仍然用幻想的观点看待一切。他对人类进步的设想是：一千年以后，人们建造宫殿将不用大理石和砖瓦，而用玻璃（参见他的一部小说） 21 。

谁也不会像奥陀耶夫斯基那样严肃认真地看待最无聊的事物，谁也不会像他那样去沉思那些不仅不值得认真思索，而且不值得放在眼里的东西。除此以外，他还有一个弱点：在一切方面都要标新立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像奥陀耶夫斯基那样，连做菜也要异想天开：炖母鸡开始时要用接骨木或母菊；调味汁要放在曲颈化学瓶里蒸馏，其混合的成分则闻所未闻；不论是煮是煎，是盐腌还是醋渍，一切他都要采用科学方法。

在昔日那些年代里，我们常常是在奥陀耶夫斯基家里度过除夕之夜，而且过得非常愉快。有一次，我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了，只记得在他家里聚集的人比通常更多，其中包括谢·亚·索博列夫斯基，他是同奥陀耶夫斯基交往最久、关系最密切的熟人之一。

索博列夫斯基就是我在斯米尔津的书店里初次见到的那一位，当时他同普希金在一起，后来我才同他结识。他以他那些一语破的的讽刺短诗和极端放肆的举止态度使上流社会的人望而生畏，并在上流社会的许多人中赢得了异常聪明和有教养的声誉。为人处世的聪明、狡猾和机灵劲儿在索博列夫斯基身上的确不少，可是讲到教养，他的教养似乎并不十分出色，但他善于一有机会就自吹自擂，打打官腔；有时又避不作答，只是面露讥讽，一笑了之。索博列夫斯基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根本就没有人们常说的那种心肠，如果说他也有神经的话，那也必定是像铁丝一样坚强。这是一些最幸运的人，他们的生活通常是万事顺遂。

对面软心和、易动感情的人来说，这样的先生是难以忍受的。

晚餐之前，奥陀耶夫斯基向大家预告，说他做了一些极好的小灌肠，不用说，那完全是用独特的方法制作的。他请客人们留心尝尝这道菜。

小灌肠激起了大家强烈的好奇心。晚餐时上的第一道菜正是这种小灌肠，大家把它切开端详一番，然后一边往嘴里送，一边预先想象着它那特殊的美味；然而放到嘴里一嚼，大家全都傻了眼，一个个半张着口，不知如何是好。真遗憾——小灌肠没有做好，一股油腻腻的味道，使所有的人直想往外吐。

索博列夫斯基毫不客气地吐出嘴里的小灌肠，煞有介事地伸出端灌肠盘子的手，讥讽地微笑着瞧瞧这个，看看那个，然后转身向着主人，扯起嗓子喊道：

“奥陀耶夫斯基！你把这盘菜送给公爵夫人主持的孤儿院吧！”

奥陀耶夫斯基也和所有神经质的人一样，缺乏机敏答辩的才智 22 ，他完全不知所措了，嘟嘟囔囔不知说了些什么。

奥陀耶夫斯基二十岁时同威·丘赫尔伯克一起当过杂志的编辑，他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学活动家。但在《记忆女神》 23 停刊、他本人迁往彼得堡以后，他在文学方面的毅力渐渐衰退，精神也日益颓丧。他的亲友中有许多人遭到流放……十二月十四日打击 24 的影响波及整个俄国：许多人退缩了，驯服了。奥陀耶夫斯基在彼得堡继续从事文学活动，但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初识门径的爱好者。他主要的目标转为供职。青年时期的信仰和希望已经动摇，然而供职又不能使他得到满足，于是，为了满足自己天生的求知欲，他一刻不停地从事种种活动：多少学一些有益的科学知识，同时却又醉心于中世纪的神秘荒诞之说；一面在自己的化学实验室里摆弄曲颈瓶，一面又写些幻想小说；他发明和定做一些闻所未闻的乐器，同时又化名普夫博士，杜撰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菜肴和不可思议的调味汁；他还研究拉瓦特 25 和加尔 26 ，化名“伊里涅伊爷爷”撰写童话故事，并深入探究官僚制度。

文学家、化学家、国家官员、陶片研究家、厨师和巫术家——他完全陷入这些五花八门的活动的迷宫之中，因而眼花缭乱，举止失措。他同学者和文学家都保持联系，因而能同某个物理学教授或数学家谈论诗艺，劝他去读某一部长诗；别林斯基对一切神秘主义的东西都无法忍受，都要加以抨击，他却偏要一本正经地跟他谈论神秘莫测的鬼神世界和冥冥幽灵，还硬塞给他某本讲催眠术的书，竭力劝他相信非得读读这本书不可。

他抨击官僚制度那种鄙俗的形式主义，但他作为探访穷人协会的主席又在协会里推行这种形式主义，同时却又担保说，他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对这种形式主义加以嘲笑。

他根本没有当内侍官的才能，却要去当一名内侍官，并为此花费了极大的努力。

有一次我在晚上八点钟左右乘车上他那儿去，当我走进他的书房时，他正好站在桌边，身穿文官制服，系着白色领结，佩戴勋章，手里拿着一小块糖，公爵夫人把一种什么液体滴在糖上，糖块变成了黑色。

“您这是干吗呀，公爵夫人？”我笑着问道，“您在给公爵下毒啊。”

“我经常服几滴麻醉剂，”公爵代她答道，“这样可以提提精神。我要上亲王夫人家里去参加晚会。”

举行加冕典礼时奥陀耶夫斯基充当宫中高级侍从，任务是把盘子捧上去递给皇上和皇后，然后面朝皇上皇后向后退下。这件事干起来可不容易，奥陀耶夫斯基非常认真地练了几天，一直在学习后退。

踏进官场，并踏上宫廷侍从的轨道之后，奥陀耶夫斯基不知不觉染上了爱慕虚荣、贪图功名的习气，开始追求各种勋章、奖章，但他又真诚地、几乎是含着眼泪说，虽然他有许多缺点，但有一点他却感到格格不入——那就是卑劣的虚荣心，他为此而感谢上帝！

他聊以自慰的是这样一线希望：他尚未完全抛弃文学，他还会写出一些作品来，他有种种计划，而且只消离开公务一段时间，这些计划便可付诸实现。

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自知之明，因而一再使自己陷入可笑的境地。

近年来他认为自己具有了不起的发明天才，并对此深信不疑。

大约三年前，有一次我在商场里碰见他，便和他结伴而行。

“哎，我完全忘了……”他突然开口说，“咱们往回走几步，这对您来说毫不费事。我要让您看看我的新发明。”

我们转身往回走去。

他把我带到一家卖制帽和旅途用品的小铺里，小铺门口挂着一件仆人穿的漆布斗篷。

“就是这个——您瞧！这玩意可好啦，不是吗？”

“什么东西呀？”

“漆布斗篷嘛……这可是我发明的，是我首先想出来的……”

这种斗篷人们早就穿上了，但我没有勇气去同奥陀耶夫斯基争辩，也不想让他扫兴。

大约一年前，有一次他十分郑重而又神秘地把我叫到一边。

“当前咱们的文学中出现了一个重大问题，”他对我说道，“这就是关于厨娘 的问题。我就此写了一篇文章，我会寄给您的。这是一篇非常严肃的文章，非常严肃！我对这个问题加以发挥，谈到了撒丁岛 27 的厨娘。眼下我确信，这一部分人在那儿安置得好极了……”

不错！现在我对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学识的渊博和思想的深邃再也不感到畏惧了；季林如果尚在人世，想必也不再畏惧他了。然而迄今为止，我对这个人一直怀有最良好的感情，在所有贵族文学家中，只有他对自己那些贫穷的笔友一无例外地表示真正的、诚挚的同情，只有他真的把他们当人看待，而绝无别的用心。在我们的社会里这就是大功一件！

三十年代末期，奥陀耶夫斯基几乎又一次当上杂志出版人，吸引他参与此事的是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克拉耶夫斯基想跟他合伙出版一种杂志。这份杂志的出版计划连同编辑人员正统思想的保证书由乌瓦罗夫伯爵呈交皇上批阅。此时皇上因摔断了锁骨，正在琴巴尔 28 疗养，情绪十分恶劣，他在乌瓦罗夫关于新杂志的呈文上批示：“本来就够多的了。” 29

就从这一刻起，任何有关新办杂志的申请都不再受理，现有杂志的销售量则大大超额。少数有出版杂志特权并粗制滥造出版了一些杂志的人便乘机转售，做了很大一笔投机生意。

克拉耶夫斯基此时还牢牢抓住奥陀耶夫斯基不放，他本来就极力攀附普希金那一伙人，而且还想攀上普希金本人 30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普希金的突然去世打乱了他的种种计划，但他至少有一点可以自慰：他总算设法挤到了普希金的灵柩旁边，同诗人的朋友和宪兵一起，夜里悄悄把棺材抬出了住宅。

普希金悲惨的逝世使彼得堡从淡漠无情的状态中惊醒过来，整个彼得堡震惊了。城里形成了异乎寻常的人流，歌手桥附近的莫伊卡河畔（普希金当时住在沃尔康斯基公爵夫人那幢古老宅邸的一楼）被挤得水泄不通。人群和马车从早到晚把宅邸团团围住，雇马车时只消说一声“上普希金那儿去”，车夫就会把你直接送到那里。彼得堡各阶层的居民，连没有文化的人仿佛都认为自己有义务向诗人的遗体鞠躬致意。这已经像是一场民众示威，象征着一种突然觉醒的社会舆论。大学生和文学青年们决定把灵柩一直抬到教堂；莱蒙托夫悼念诗人之死的诗传抄了成千上万份，所有的人都读了又读，直到背熟。

季林对普希金之死感到极为震惊。是他首先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因为他在普希金受痛苦折磨的整个过程中不住地跑去询问他的病情，一天要去上十次。我们决定在运出遗体的那天一清早到诗人的住宅去，参加抬送灵柩的行列。

我在头一天晚上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克拉耶夫斯基先生。

“好嘛，这是件好事嘛！”他按他的老习惯，断断续续、干巴巴地答道。

是他知道我们的愿望注定不会实现呢，还是关于运出遗体的命令下达得还要晚一些？

早上八点钟，我们驱车驶近普希金住的宅邸，但房子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吃了一惊，下了马车并走进院子，大门已经上了锁。看院子的人对我们说，遗体已送到教堂。于是我们驱车往教堂驰去 31 。

整个马厩广场挤满了人。只有持入场券的人才准进入教堂，可我们却没有入场券……警官们一个劲儿地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宪兵们骑着马包围了广场……我和季林在人群中挤了一阵，便垂头丧气地回家了。

遵照皇上的命令，普希金的遗体由亚·伊·屠格涅夫 32 运往圣山圣母升天修道院（离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四俄里）。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对我说，他已受到委托，要去清理普希金书房里的书籍和文稿。他说，他已邀请萨哈罗夫当他的助手，还邀请谁，我已经不记得了。

“您愿意帮助我们吗？”他补了一句。

我当然不会拒绝这样的建议。

我走进普希金书房时怀有一种什么感觉，那就不用说了……

我们整整忙了一个晚上。顺便提一下，我在桌子下面的地板上发现了当时英国驻彼得堡大使馆秘书梅格尼斯写的一份短简。 33 普希金曾请他担任自己决斗的副手，梅格尼斯在短简中拒绝了普希金的请求，他说，以他的身份，他不能介入这种事情。我把这份短简转交给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他想把它交给茹科夫斯基。梅格尼斯的话是对的，可是普希金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要去找他呢？这种请求似乎通常只向最亲近的人提出来。

我们正在清理时，书房门口出现了一个身材高大、头发花白的仆人。

他一面摇头叹息，一面跟我们攀谈起来：

“没想到竟会由我这老头子运送亚历山大·谢尔盖伊奇的遗体！（他曾陪同亚·伊·屠格涅夫护送遗体）——我还记得他出世时的情景，我还经常抱他……”

随后老人给我们讲了几个细节：他们是怎样护送遗体的，遗体葬在圣山镇墓地的哪个地方，等等。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似乎花了好几个晚上清理普希金的藏书，但我只帮他干了一个晚上……

当皇上批准继续出版《现代人》，其收益用于抚养普希金的孩子以后，许多人惊讶地发现，在杂志的封套上，在杂志出版人、普希金的友人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普列特尼奥夫 34 的名字中间出现了安·亚·克拉耶夫斯基 的名字。即使茹科夫斯基和维亚泽姆斯基或因无法抽暇、或因生性疏懒及不惯于此事而不打算从事出版工作，他们只不过挂挂名而已的话，那么难道普列特尼奥夫一人应付不了这个杂志的出版吗？

然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此时在普列特尼奥夫面前极力谄媚逢迎，博取他的欢心，在已故诗人的朋友们面前表现得十分热诚和忠心耿耿，当着他们的面竭力效劳，终于使他们出于感谢之忱惠予垂青，吸收他为共同出版人。

这一时期，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显得容光焕发。

他似乎连个子都长高了，至少长一俄寸。这一点毫不奇怪。把自己默默无闻的名字同茹科夫斯基和维亚泽姆斯基的大名印在一起，这几乎等于由军士直接擢升为将军。

从这时开始，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真的像个文坛上的将军了。

1 这本书的书名是《一八三八年文集，辑录下列作家的文学作品：亚·基·别尔涅特、弗·安·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彼·安·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圣彼得堡一八三八年版。给文集供稿的不是十至十五名，而是三十名作家，而且不仅仅是不出名的青年作家，还有弗·费·奥陀耶夫斯基、尼·波列沃伊、费·格林卡、科兹洛夫、柯尔卓夫等人。编出的文集不是“薄薄的”一本书，而是厚厚一本——共三百二十页。巴纳耶夫在该文集中发表了短篇小说《壁炉边的黄昏》。

2 爱·伊·古别尔（1814—1847），俄国诗人，歌德的诗剧《浮士德》的译者。

3 我在上文已经提及，这部中篇小说发表在《望远镜》上。——作者注

4 巴纳耶夫是根据记忆引述这篇广告的，因此不完全准确，例如对他的中篇小说《她将会幸福》的评语便略有不同：“我们从中终于看到了俄国上层社会妇女的真正性格。”

5 爱·伊·古别尔是《浮士德》第一部的第一个俄文全译本的译者。他在一八三五年译完此书，因谋求出版未成，遂将译稿销毁。普希金得知后找到古别尔，鼓励他重译。据古别尔本人供述，普希金不仅对他进行指点，而且修改了许多地方。译本于一八三八年问世时，古别尔把它献给“永志不忘的普希金”，卷首还有一首给普希金的献诗。

6 瓦·瓦·恩格尔哈特（1785—1837），波将金将军的外孙，普希金的朋友，富翁。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曾在彼得堡涅瓦大街修建一座大厦，内设音乐厅，举办公众音乐会、舞会和假面舞会。

7 谢·尼·格林卡（1775—1847），俄国作家，一八〇八至一八二四年间编辑出版《俄国通报》杂志。

8 克雷洛夫从事文学活动五十周年庆祝会是一八三八年二月二日举行的，巴纳耶夫对与庆祝会有关的事件的记叙不够准确。举行庆祝会的想法是在库科尔尼克家的“星期三聚会”上产生的，还拟定了庆祝计划，提出了庆祝活动委员会人选，其中也包括格列奇。他们通过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同第三厅厅长边肯多夫联系，后者将庆祝计划呈交尼古拉一世，得到他的赞许。但当第三厅将计划交给国民教育部办理时，乌瓦罗夫改动了委员会成员名单。格列奇对此一无所知，他于一八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收到茹科夫斯基的信，通知他参加庆祝活动，并请他分发三十张入场券。赞助签名单上印着委员会成员名单，格列奇没有见到自己的名字，当即将入场券退回，通知说他不打算分发入场券，他本人也不能参加庆祝会。布尔加林和波列沃伊也决定照此办理。但到了庆祝会前夕，布尔加林通知格列奇说，尼古拉一世希望所有的文学家都能参加庆祝会。波列沃伊通过奥陀耶夫斯基弄到了入场券，而布尔加林和格列奇得到的答复则是入场券已全部发完。庆祝会后第二天，布尔加林和格列奇被召到第三厅，向宪兵团参谋长杜贝尔特做出解释。又过了一天，即二月四日，《俄国荣军报》第三十一期发表了记述庆祝会的文章，沃耶伊科夫在文章结尾时指出，“著名文学家未参加这一庆典的有法·韦·布尔加林、尼·伊·格列奇和奥·伊·先科夫斯基”。格列奇在《北方蜜蜂》第三十二期上对此作答，说是无法弄到入场券：“斯米尔津对我们宣布说，所有的入场券均已发完。”于是《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第七期）便以庆祝活动委员会名义刊登一项《声明》，说赞助签名单连同三十张入场券已在庆祝会之前几天一视同仁地寄给格列奇，但格列奇却将入场券退回。关于谢·尼·格林卡致辞一事，庆祝活动的总结报告中没有提及。

9 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1759—1828），俄国皇帝保罗一世的妻子。

10 巴纳耶夫指的是自己的《回忆别林斯基》一文，该文先于这部《群星灿烂的年代》一年发表。

11 保罗·德·柯克（1794—1871），法国作家，其小说多迎合小市民趣味。

12 米·尤·维耶尔戈尔斯基（1788—1856），俄国沙皇政府大臣，普希金及其他一些作家的朋友，其音乐沙龙系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彼得堡的文化中心之一。

13 全名《谢廖沙（日常生活片段）》，发表于《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一八三八年第十五期。

14 叶·安·卡拉姆津娜（1780—1851），俄国作家，历史学家卡拉姆津的遗孀，彼·安·维亚泽姆斯基的姐姐。

15 朱利亚·阿黛拉伊德·雷卡米埃（1777—1849），其夫为法国银行家，她的沙龙是巴黎的一个活动中心。此处指沙龙女主人。

16 索·尼·卡拉姆津娜（1802—1856），俄国作家、历史学家卡拉姆津的女儿。

17 阿·彼·汉尼拔（约1697—1781），俄国军事工程师，原系埃塞俄比亚公爵之子，彼得一世的近侍和秘书，一七五九年晋升为元帅，系普希金的外曾祖父。

18 引自普希金的《我的家世》一诗。应该指出，巴纳耶夫对这篇作品思想意义的理解是片面的，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作品是针对布尔加林写的。据格列奇回忆，乌瓦罗夫不喜欢普希金桀骜不驯的性格，有一次说他“以出身于汉尼拔家族而自吹自擂，而那个黑人不过是（彼得一世）在喀琅施塔得用一瓶甘蔗糖酒换来的”。布尔加林一听这话，马上乘机大做文章，在《北方蜜蜂》上重复了这句话。这就是普希金写《我的家世》一诗的原因。巴纳耶夫关于普希金的贵族情绪的话同别林斯基的见解互相呼应，后者在论及《我的主人公的家世》一诗时曾指出：“这里诗人表现为这样一个人：他无法摆脱他自己加以嘲笑的那些偏见，因而显得自相矛盾。”

19 伊·彼·萨哈罗夫（1807—1863），俄国民间创作收集家和研究者、民族学家、古文献学家。

20 亚金甫神父，俗名尼·雅·比丘林（1773—1853），一八〇七至一八三二年间为俄国驻华宗教使团团长，著有一系列有关中国语言和历史的著作。

21 巴纳耶夫大概是指奥陀耶夫斯基发表在《朝霞》一八四〇年文集中的幻想作品《四三三八年。彼得堡书信集》，里面有一段写道：“这里已形成这样一种惯例：富裕家庭的屋顶全是水晶的，或盖以水晶白瓦……夜里，当屋内灯火通明时，这一排排闪闪发光的屋顶呈现出神奇的景色。”巴纳耶夫在给康·阿克萨科夫的一封信中对这部中篇小说持激烈的否定态度。

22 原文是法语。

23 丘赫尔伯克和奥陀耶夫斯基于一八二四至一八二五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俄国文艺作品选。

24 指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党人起义遭到镇压一事。

25 约甘-卡斯帕尔·拉瓦特（1741—1801），瑞士神学家，曾创立“相面术”。

26 弗朗茨-约瑟夫·加尔（1758—1828），德国医生，曾创立所谓“颅相学”。

27 位于意大利。

28 现称别林斯基市，在俄罗斯联邦奔萨州。

29 克拉耶夫斯基和奥陀耶夫斯基计划出版的杂志名为《俄国文丛》，其副刊名《文学编年史家》，这不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期，而是一八三六年的事。

30 克拉耶夫斯基后来同奥陀耶夫斯基的关系也很密切。《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自一八三七年初起转由克拉耶夫斯基出版，奥陀耶夫斯基参加了该刊的编辑工作，其后在《祖国纪事》创办初年又参与该刊工作。至于普希金，他同克拉耶夫斯基既无个人交往，思想上也不接近，但他器重克拉耶夫斯基办事干练，器重他办刊物的经验。克拉耶夫斯基曾帮助普希金出版《现代人》杂志。

31 为了避免群众示威游行，普希金的遗体按当局的命令是在夜里运出的。举行教堂葬仪的地点也改变了——开始时定在修舰所教堂，但后来又秘密地把遗体运往马厩广场教堂。

32 亚·伊·屠格涅夫（1784—1845），俄国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作家，十二月党人尼·伊·屠格涅夫的哥哥，“阿尔扎马斯”文学社的成员，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和普希金的朋友。

33 这封信是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写的，这个人的名字不是梅格尼斯，而是（亚瑟·）马吉尼斯。

34 除这几个人以外，一八三七年《现代人》杂志的出版人还有弗·费·奥陀耶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