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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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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被查禁——《读书文库》、先科夫斯基和他创造的天才——纳杰日金从乌斯季-瑟索尔斯克抱病归来——我同他的接近——同纳杰日金谈话的印象——纳杰日金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目前没有好诗?——纳杰日金对不同的出版家的态度——关于尼·伊·格列奇的几句话——果戈理在普罗科波维奇家里——巴舒茨基和他家里的晩会——筹备出版《祖国纪事》——我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就这个问题的谈话——《祖国纪事》出版公告

自别林斯基参与《望远镜》的编辑工作以后,这个刊物开始具有更大的意义,然而它突然停刊了,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 1 这家杂志遭禁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时间传言蜂起,连那些有生以来从未读过这种正经文章的人都要读一读恰达耶夫的文章,了解杂志遭禁的肇端。刊登这篇文章的那一期《望远镜》当时已经不易弄到手:它被一抢而空,于是恰达耶夫的文章就以手抄本形式大量传播开来。看来,严厉查禁文学作品的一切措施对文学作品从来都没有坏处。查禁一家杂志总是激起公众对遭到贬黜的杂志出版人的同情,而导致杂志遭禁的文章则不仅在那些有文化、能读书的人中间驰名,连那些识字不多的人也爱读它,甚至异想天开、信口开河地对它加以解释。《望远镜》是在《莫斯科电讯》停刊以后不久遭到查禁的。《望远镜》的出版人在莫斯科大学讲课,激起了大学里年轻人的巨大热情,他那惊人的口才和渊博的知识在彼得堡也有所耳闻。但他以纳多乌姆科的笔名发表在《望远镜》上的那些文章虽然也讲出了许多道理,在彼得堡却不受欢迎,因为他的笔调带有一点宗教说教的味道。

不管怎么说,《莫斯科电讯》和《望远镜》都是彼得堡有阅读能力的青年们爱读的杂志。《读书文库》尽管成绩斐然,封面上又印着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的名字,但在年轻人和那些用严肃态度看待文学事业的文学家中间却毫无声望。别林斯基正确地指出:“《读书文库》是一份格调不高的杂志:这就是它的力量之所在。”它的方针不过是竭力逗人一笑,缺乏自己的信仰;它把库科尔尼克吹捧为歌德,还徒劳地企图把该杂志的一些家奴(诸如季莫费耶夫先生 2 之流)捧为卓越的天才——总之,先科夫斯基搞的种种骗局、耍的种种花招都使这些热情的青年感到受了侮辱。

我认识先科夫斯基是在他去世前不久。 3 此时他的身心都已十分衰弱,偶尔为斯塔尔切夫斯基先生 4 的《快活人》和《祖国之子》写点小品。先科夫斯基的事业此时已经衰落,据说他过去的生活十分阔绰,但这种阔绰迹象此时几乎已经荡然无存……先科夫斯基死得很适时,假如他再多活几年,他将不得不依附于斯塔尔切夫斯基先生,扮演一个可悲的角色。他会由一个独断专行的长官变为一个僚属,甚至说不定会向一度接受过他的恩赐的那个人讨取施舍。假若先科夫斯基再早死几年,那就更好了:这样他就不会遭到名噪一时过后的那种冷落了。 5

我同季莫费耶夫见过几次面。关于他流传过一些古怪的说法:有一年夏天他住在帕尔戈洛沃的别墅里,据说他挖了一个洞,就在洞里读书、写作,引起一些住别墅的女士的好奇,她们称他为帕尔戈洛沃的隐士。季莫费耶夫个子很高,相貌漂亮,但看上去有点憨头憨脑。他说话的声音小得很不自然,而且眼睛仿佛充满灵感似的老是向上翻。他当真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诗人,好心地相信先科夫斯基那些骗人的话。季莫费耶夫的其他情况我就一无所知了。

关于先科夫斯基、他的编辑活动及其同编辑、撰稿人员的奇特关系,叶·费·科尔什 6 大概能讲出许多颇为有趣的东西,因为他同格拉诺夫斯基 7 一起(在格拉诺夫斯基出国之前)为《读书文库》做了大约一年半的工作。我曾听格拉诺夫斯基讲过很多关于先科夫斯基的极为可笑的故事,这些故事充分描绘了数年之间那个在俄国文学界名噪一时的人物颇不光彩的个性。

然而我的话题并不是他,而是《望远镜》和纳杰日金,我还是回过头来谈纳杰日金吧。一八三七年他从自己的流放地乌斯季-瑟索尔斯克回到彼得堡,身体虚弱而且疲惫不堪。他住在杰穆特 8 的旅馆里。除了几个贵族作家以外,彼得堡所有的文学家都先后来这里看望他。除文学家以外,我经常在纳杰日金的住所见到他的朋友克尼亚热维奇兄弟 9 、近卫骑兵团团长加拉霍夫(后任警察总监)等人,这是些在官场已经或开始知名的人士。是谁介绍我认识纳杰日金的,我已经记不起了,但初次见面纳杰日金就吸引了我。我很愿意同他待在一起,他对我也表示了某些好感。我几乎每天都上他那儿去。

当时我很喜欢乐呵呵地谈天说地,我开始看出生活中可笑的一面,相当逼真地模仿文学界和社会上一些知名人物的滑稽形象。纳杰日金听了我讲的逸事往往笑得前仰后合,这种赞许的笑声又进一步促使我讲述这类故事。

他那广博的学识、惊人的记忆力和杰出的口才都令我惊叹不已,这是合乎我的理想的第一位文学家。当初我以为任何一位文学家都必定是博学多才的,至少也应具备多方面的教养。假如当时有人对我说,当个颇为不坏的诗人或颇有才气的小说家不仅不需要教养,甚至也不需要聪明才智,那我是决不会相信的。然而在我后来三十年的文学生涯中,这种头脑简单的先生我在文学家中见过多少啊!其中有些人在公众中颇有名气,甚至有人对他们的作品做出精心的分析和深刻的评论,这种精细和深刻足以令评家引以为荣,但对被评及的那些作家来说则是对牛弹琴。

纳杰日金的广博学识和聪明才智在当时的文学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他的长相倒是其貌不扬。他那病态的面孔消瘦而又带着血红色,轮廓显得十分粗糙;长着一只长长的红鼻子,嘴角几乎伸到耳际,不仅在开怀大笑的时候,就连微笑时也张大着嘴,不仅牙齿,连牙床也露了出来。他举止粗疏笨拙,嗓音尖锐刺耳,兴奋时往往发出一种类似咆哮的声音,而且粗声粗气,“啊——哈哈哈!”地感叹一番。尽管如此,他身上还是有许多令人喜爱的特点。他那巨大的智慧力量甚至掩饰了难看的相貌,使他那线条十分粗糙的面孔显得精神饱满,让人感到愉快。纳杰日金的智慧和知识假如能和坚定的意志结合起来,他在身后或许就能永远垂名于莫斯科大学编年史或俄国文学的史册了。遗憾的是,尽管他有杰出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却任凭一时的奇思怪想摆布,像个风信标一样转来转去:他毫不可惜地抛弃自己的学术领域去从事文学活动,又毫不可惜地弃文从政,跻身官场——结果不论在哪个领域都没有留下深刻的痕迹。他在学术上、文学上和官场上到处都表现出巨大的才能,但他并未成为一位举足轻重的学者,在文坛和政界也没有什么影响。纳杰日金是个学识渊博、思想开放的人,但却缺乏坚定的信念,而只有这种坚定的信念才能促使一个人克服一切障碍,毫不动摇彷徨,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定的道路。

然而不管怎么说,我在前文已经提及,同他谈话时他总会发表思想见解,让人受到鼓舞。他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虽然算不上特别机敏,但有时也能一针见血;他身上丝毫没有一般人(姑且不说一般作家)那种枯燥乏味的性格和迂腐习气。他不像许多学者那样用自己的知识来吓唬人,不以博学多才自吹自擂,虽然遇到机会也喜欢显示一番;而且,尽管身体不好,但他却几乎总是精神饱满,情绪乐观。这种乐观情绪里含有一种温厚和真诚的成分,能激发别人的乐观情绪,尽管他的性格并不以真诚和温厚见长……

由于他性格软弱而产生的种种缺点,他所有的朋友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些缺点在背后经常受到非议,甚至令人感到愤慨,然而当朋友们同他面对面聚到一起时,他们又由衷地忘掉这一切,对他的种种缺点表示原谅。

他善于把形形色色的人吸引到自己身边,而不单单是文学家。不论是上流社会人士、商人或身居要职的官员,只要同他偶有交往,他们对他都会产生一种向往之情。

纳杰日金有个用人,名叫伊万 ,自《望远镜》创刊起就开始侍候他了。

纳杰日金准备动身前往流放地时,把伊万叫到跟前,想跟他算清账目,并同他告别。他怎么也没有料到伊万会下决心随他去那行踪不定、归期渺茫的地方;但伊万却断然宣布,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他也决不离开他。

应当说明的是,纳杰日金对待伊万并不总是十分仁慈,同所有有病的人一样,他有时也十分任性,喜欢挑剔,令人无法容忍——尽管如此,伊万还是留在他身边,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纳杰日金晚年瘫痪以后,伊万更是寸步不离,像善良的奶妈照料婴儿那样照料他。

无怪乎纳杰日金总是激起人们那样强烈的向往之情!

我跟他认识仅两个星期,关系就已十分亲密,仿佛交往了一辈子似的。他见了我总是笑容满面,张大着嘴露出牙床,同时向我伸出两条长臂,大声说道:

“啊——哈哈哈!……果然是他!果然是他!……唔,文学界有什么新闻呀?”

纳杰日金对文学界的一切是非都感兴趣。

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讲给他听:雅库博维奇对卡尔戈夫的抱怨,沃耶伊科夫在霍乱医院里举办的午宴,等等,等等。纳杰日金由衷地开怀大笑。当时他正在为《敖德萨文集》收集文章,便请我给他一篇东西,我为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标题是《人们多么善良!》。这篇小说写得十分粗俗,很不像样,我想起来都感到脸红。不过我当时也已感到小说写得不怎么样,我对纳杰日金讲了我的想法,他却大声说道:

“嗳,没关系!肯定通得过!……您最近没见到我们的卢基扬吗?”他又问道(卢基扬是雅库博维奇的名字),“我要找他……也得向他要点儿诗作为补白 呀……”

纳杰日金讲到这里咧着嘴,像是在笑。

“卢基扬这个人挺不错,是个好人,”他继续说,“我们没有他的诗可不成……约他划拉三四首诗对他来说算不了一回事,打个招呼就行了。”

顺便讲一讲写诗的事。

纳杰日金有一次(这是许久以后的事了)对我说,他在他的至交亚·马·克尼亚热维奇 10 举行的午宴上碰到一位“文职将军” 11 ,此人一度从事过文学活动,敌视当代文学,而且不赏识纳杰日金,因为他曾是《望远镜》的出版人,具有自由主义的思想方式。

“哎,老弟,”纳杰日金大声说道,“真是咄咄怪事!您哪能想得到呢!——我得到了这位大人的垂青,他甚至把我拥到他那戴着勋章的胸前吻了一吻——这下子您可得更尊重我了。”

“您是怎样使他如此动情的呢?”我问道。

“是这么回事。午宴席上谈起了文学。大人们一个劲地议论:为什么现在没有他们当时那样庄严优美的诗篇,为什么总也达不到那种高度?您知道那位大人过去对我颇不赏识,没想到他突然笑着问我:‘您可是主编过杂志的,这个问题您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怎么不能呢?我欣然从命,大人。’我回答道,‘照我看来,这是因为现在写诗的人大部分都不是贵族 。这就是我们诗歌创作衰落的唯一原因!’将军听我这么一说,简直喜得神魂颠倒——这就是我有幸受到这位大人拥抱和亲吻的原因。随后他伤心地一个劲摇头,说:‘您说得完全正确,正是这样,再没有别的原因,这真是太可惜了!’那么,老弟,您看我这人怎么样?我很会同将军们打交道吧?”

过了四五天,我见到了这位将军。他从小就认识我,所以对我以你相称。

“你认识纳杰日金吧?”他问我道。

“非常熟悉。”

“他这人好像很不错,思想非常正派。”他用充满感情的柔和的声调说。

将军对纳杰日金的话信以为真了。

这才真是天真哩!

我想不透纳杰日金为什么对别林斯基没有好感。纳杰日金不喜欢谈论别林斯基,通常也不情愿回答有关他的问题,而且把他说成一个厚颜无耻之徒,这一点我在回忆别林斯基的文章中已经提及。然而与此同时,纳杰日金在向我描绘他的某些朋友时色调又过分明快,甚至不无激情。听了他的描绘,我曾经想象其中一个人 12 颇有点像拉斐尔或约翰 13 。

后来我才得以证实,在纳杰日金的这种描述中,他本人幻想的成分要比真实情况多得多。

纳杰日金回彼得堡以后,不仅当地的杂志编辑,连一些文艺丛刊出版人也跑来向他要文章。他首先满足了弗拉季斯拉夫列夫的要求。弗拉季斯拉夫列夫慑服于纳杰日金的才智和渊博学识;纳杰日金倒不是怕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但因他的职位 14 而对他格外重视和厚待,因此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对纳杰日金的态度相当亲昵,正像一位学者对另一位学者应有的态度一样,但似乎并不喜欢他,想必是有些怕他,因为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意识到纳杰日金在学识上毕竟要胜他一筹。

纳杰日金则相反,对克拉耶夫斯基表示好感,甚至很喜欢谈论他,直呼他为安德烈 ……要是有人当着他的面对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评价不是太高,纳杰日金通常会大声说道:

“得了,别责难我的安德烈了,他这人挺不错——您可别拿他开玩笑,他是我们报刊事业的先驱!”

纳杰日金生性十分疏懒,但他为杂志撰稿时却运笔如飞,写得异常轻捷,几乎没有什么涂改。他的手稿十分奇特:写作用的纸幅面很长,却又切得相当窄。他的字迹很清晰,但写出的俄语字母却有些像哥特体,有古代书法的风格。

乌斯季-瑟索尔斯克的流放生活使他对文学活动变得颇为冷淡,流放归来之后,他开始把文学看成退居次要地位的事业。他决心完全献身公务,官场的迁升更使他感兴趣。

纳杰日金和彼得堡所有的文学家毕竟迥然不同,因此同他的结识使我更加渴望结识莫斯科文学家们。我开始向往莫斯科了。我对莫斯科的文学界一向很尊敬,它的方针体现在《电讯》《望远镜》《群言》,以及后来由别林斯基接任主编的《莫斯科观察家》之中。当时莫斯科文坛上有一批刚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热爱文学事业,有崇高的信仰,也有才华……这是莫斯科文学活动最辉煌的一个时期。我对彼得堡及其《读书文库》和《北方蜜蜂》已感到很厌恶,彼得堡的文学家们也已使我一点儿不感兴趣。我同他们全都认识,甚至包括尼古拉·伊万内奇·格列奇在内,他对我一向很赏识,尽管他也向我的叔父表示惋惜,说我在文学界同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来往,而这些人会使我沾染有害的思想。是的,这话不错:要保持习性的纯洁和心术的善良,我只能同尼·伊·格列奇和法·韦·布尔加林保持联系。这一点现在我看清了,可是为时已晚了……

当时住在彼得堡的文学家中,我尚未结识的只有果戈理一人,他在文坛上刚刚起步便几乎超过了所有的人,因而引起了普遍注意。我很想见一见《旧式地主》和《塔拉斯·布尔巴》的作者,这两本书令我心醉神迷,我把它们读给我所有的熟人听,首先是克列切托夫。

《塔拉斯·布尔巴》令克列切托夫不胜惊讶,说得更正确些,使他目瞪口呆。他在听我朗读时不断从座位上跳起身来,大声嚷道:

“这才是杰作 15 ……这才是力量……这才是威力……这……这……这个……”

“哎,您别打岔呀,瓦西里·伊万内奇。”别的听众对他喊道……

但克列切托夫还是忍不住一再打断我的朗读,同时不住地把手指插进头发里,狠狠扯断一根根细发。

听我读完以后,他抓住自己的头,说道:

“这可是奇迹呀,老弟,这,这,这……就连沃尔特·司各特老头也会在这篇《塔拉斯·布尔巴》后面欣然签上自己的名字……哎呀呀!这可是一位脱颖而出的天才呀……多有分量,每个字的色彩多么鲜明……这个果戈理呀……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简直是才气横溢,文思泉涌……”

这次朗读之后,克列切托夫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没过多久,我就有机会见到了果戈理。我通过亚·亚·科马罗夫认识了普罗科波维奇,他是武备中学的文学教师,是个诗人,性情十分古怪,但极为善良。 16 普罗科波维奇和果戈理同年毕业于涅仁高级中学。由于两人自幼是同窗好友,普罗科波维奇又热爱文学,因此自果戈理的首批作品问世之后,普罗科波维奇对果戈理除同窗之谊外,又产生了一种对作家的景仰眷恋之情。果戈理同他的关系看来也十分亲密:他去小俄罗斯或国外时总是把各种事情托付给普罗科波维奇,回彼得堡后也住在他那里。

普罗科波维奇从亚·亚·科马罗夫那儿得知我想见一见果戈理,便邀请我在果戈理答应到他家里吃午饭的那一天上他那儿去。

果戈理的外貌没有给我留下令人喜爱的印象。第一眼见到他,我对他那只鼻子就感到极为惊讶:干枯瘦削,又长又尖,就像猛禽的尖喙一样。他的衣着颇为讲究,头发鬈曲,前额的额发翘得很高,梳成当时流行的卷发。我对他越看越感到失望,因为我对《密尔戈罗德》的作者事先在脑子里勾画了一个理想的形象,但果戈理的外貌却完全相反。我甚至不喜欢他的眼睛——一对小眼睛敏锐、聪明,但在看人时不知怎么显得狡猾而又冷淡。他在午餐前忙着煮意大利式的通心粉(这已经是在他第二次出国以后 17 ),一次又一次到厨房里去看通心粉煮得怎么样。

午餐时他很少讲话,却吃得很多。他谈的内容并无趣味,都是一般的日常琐事;对文学他几乎只字未提,只谈到一点(我不记得是怎样谈起来的),他说,在他看来,继普希金之后最优秀的诗人是雅泽科夫,他不仅不比普希金逊色,而且在诗的力度和铿锵动听方面有时甚至胜过普希金。使我感到惊讶和不快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两位朋友兼同窗的相互态度并不朴实:由于普罗科波维奇对果戈理的热爱,无意中不时显露出地位低的朋友对地位高的朋友表现出的那种卑躬屈节的态度;而果戈理本人对普罗科波维奇的态度仿佛也有一点傲慢。午饭刚吃完我们便各自回家,我走的时候普罗科波维奇对我说,果戈理今天心绪不佳。

我听说果戈理心情好的时候爱讲各种逸闻趣事,讲得有声有色,十分幽默,但在《密尔戈罗德》出版并取得巨大成功以后,他说话的语调就变得庄重严肃了,而且很少有心情愉快的时候,有时仅在他开始与之接近的上层社会的人面前显露出自己的幽默。在此之前他对普罗科波维奇的态度要朴实和真诚得多,至少那些从他一来到彼得堡就认识他的人是这么说的……

我在谈及文学家和各种文学晚会时忘了讲一讲亚·巴·巴舒茨基。他活动的领域令人惊讶:既担任公职,又跻身文坛,还制订各种工业计划,同时还进出社交界,谈起话来更是滔滔不绝,能言善辩。他设想的一切都是规模宏大、很有排场,估算钱数动辄几万、几十万,可是他在文学和其他方面的种种设想几乎从来没有成功,除了亏损以外一无所获。他出版《彼得堡全景》丛刊,并为这一丛刊在伦敦订制了版画,但载着版画的船却沉没在海里;他开始出版《公益知识》报,但订户们不仅没有从这些知识得到任何好处,而且还遭到亏损,因为报纸没出几期就停办了 18 。

巴舒茨基办事认真细致,书房里的陈设井然有序,令人感到惊讶:硬纸板和抽屉上贴着各种题词,写字台上摆满一叠又一叠文稿,上面压着漂亮的镇纸……一切都摆放得那么雅致,那么精巧。他的几个房间里摆设的每一件东西,哪怕最不显眼的物品也能给人留下印象。房间主人的衣着总是极为整洁:不论领结还是胸衣上都没有丝毫皱纹,一切就像裱糊在他身上一样;假发梳得整整齐齐,涂得油光铮亮。巴舒茨基口才极好,说起话来平稳从容,有如涓涓细流,淙淙泉水;他的话语里可以听出哪儿是逗号,哪儿是破折号,哪儿又是分号,等等。他写过五六个短篇,其中有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写米洛拉多维奇 19 之死,十二月十四日那一天 20 他曾是他的副官。这篇短篇小说他当着我的面反复读过上十次,从来没有改变过一个音符,而且总是给初次有幸聆听他朗诵的人留下极为强烈的印象。当巴舒茨基对他兴办商业企业的种种计划(他的脑子里几乎每天都会冒出这类计划)加以发挥时,他的听众对他的雄辩之才无不倾倒,甘愿为这种企业掏出最后一个铜板。这位演说家看来就是这样吸引人心和令人信服。照巴舒茨基的看法,创办最大的企业需要最微小的款项,比方说吧,你给巴舒茨基的企业投资五千元左右,那么按他的说法,几年之间你就能变成百万富翁。这一切是那样简单明了,就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看着巴舒茨基本人和他的室内陈设,听着他的雄辩,准会把他当成一个最正经、最讲实际的人,然而实际上很难找到比他更容易入迷的人了。这是一个幻想家,总是使自己的幻想披上漂亮言辞的外衣,一开始他自己也不相信这种言辞,只不过欣赏欣赏而已,但到后来他对它们是那样心醉神迷,竟至把这种言辞当真的了。这不过是个乌托邦主义者,不过是个走钢丝的演员,他并不是在大海的深渊上空,而是在一摊浅浅的脏水洼上空走钢丝,因此决不会淹死,但一跤跌下来会跌得很重,而且溅得满身污泥……

巴舒茨基的寓所每逢星期五举行聚会,这些聚会的参加者人数不多,而且人员不固定……不过偶尔也有知名人士露面,如库科尔尼克和卡拉蒂庚。巴舒茨基家星期五聚会上的常客之一是弗拉基米尔·斯特罗耶夫 21 ,他在文学界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沃耶伊科夫不知为什么对他惠予垂青,把他同几位文学名人一起写进了自己的《疯人院》,称他为“格列奇长着白斑的左眼 ”。这些星期五聚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混杂在一起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克拉耶夫斯基和格列奇、布尔加林和沃耶伊科夫、先科夫斯基和别林斯基……巴舒茨基是个折中主义者。连克列切托夫有时都在他那里露面,他很喜欢巴舒茨基,尤其喜欢他那里的晚宴,可以喝上一瓶马德拉 22 出产的葡萄美酒 。

关于巴舒茨基四十年代初开展的文学活动,关于他的出版事业和长篇小说,关于同别林斯基的结识——届时我都会谈到……

眼下我要讲述我国文学史上饶有趣味的一个时期——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出钱买下斯温因 23 著名的《祖国纪事》杂志的前后情况。

对《读书文库》取得的成就,《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的编者不可能无动于衷。五千订户 24 ——多么令人愉快的数字!关于《读书文库》编者所过的那种阔绰生活,当时流传着一些过甚其词,甚至神话般的传说……文学家们惊讶而又羡慕地谈到先科夫斯基豪华的书房,谈到他那摆满鲜花和热带植物的楼梯……而那位自封男爵 25 、言语机智的东方语言教授之所以拥有这一切,全靠了一份杂志,可见一份大型刊物就是一家收益可观的企业。《读书文库》成功靠的是什么呢?是排满人名、引起轰动的广告。好吧,那有什么,难道就不能出一份同样的广告,排上更多的名字吗?《读书文库》这种小册子的厚度对它的成功也帮了不少忙。这事儿也不难,可以把小册子出得更厚嘛。许多人把《读书文库》取得的成就归因于它的编者天才的诙谐机智和厚脸皮,他经常换用各种笔名。好极了。就算是这样,人们对先科夫斯基的种种玩笑和打趣已经开始冷淡:学者和文学家们对《读书文库》编者已逐渐采取敌视态度,因为他采取一种东方式的专横态度,擅自删改他们的作品,因此重新办个刊物想必会得到他们的赏识。但开始办刊必须有钱——这是唯一的困难,因为斯温因此时手头拮据,很想把订户逐年减少的杂志让出来。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因主编《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已有一定名气,便于一八三八年年中同斯温因开始举行谈判,同时邀了自己的几个朋友和这些朋友的朋友,组成了一个类似股份公司的小小团体。就我记得的而言,入伙的有下面这些人:弗·费·奥陀耶夫斯基、亚·弗·弗谢沃洛日斯基 26 、尼·彼·蒙特 27 和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他们好像是答应每人各出三千卢布纸币——我也入了伙……不过我并未出钱——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也并未要我出钱,大概他认为其他几个人出的钱作开办费已经够用了。因此《祖国纪事》创办时的资金十分有限。

“谁来给您主管评论专栏呢?”有一天我问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对一个刊物来说,评论专栏可是最重要的呀。”

“我也不知道,”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答道,接着用低沉而庄重的声音(他惯常如此)补了一句,“我正在考虑一个人选……”

这次谈话是在勃良斯基家里进行的。

“眼下就有一个人能干这件事——别林斯基,”我继续说道,“还有谁比他更合适呢?他要是决定迁到彼得堡来,那就太好了。”

“不胜感激之至,”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生硬而又冷淡地说,“可我根本就不想同这个乳臭未干的吹牛家打交道……”

他显然不愿跟我再谈下去,便转过身去同别人谈起话来…… 28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同斯温因签订了一项协议,答应接过他的《祖国纪事》之后每年付给他五千卢布纸币,在斯温因死后则付给他的遗孀。斯温因大约一年后就死了。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便拜见国民教育大臣,呈请将刊物出版权转交给自己,并任命他为主编。

大臣就此禀报皇上,得到皇上的批准,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据此而不再付款给斯温因的遗孀。斯温因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协议中曾经讲到,如果发生争执或克拉耶夫斯基一方不遵守协议,斯温因及其继承人将诉诸仲裁法庭;经协议双方一致同意,仲裁法庭由列·瓦·杜贝尔特 29 、弗·伊·巴纳耶夫和彼·亚·普列特尼奥夫组成。斯温因的寡妻向他们投诉,几位仲裁人便来找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回答说,《祖国纪事》的出版权已经皇上批准交给他,因此他同已故的斯温因的协议便自动宣告废除,斯温因的寡妻不该再向他克拉耶夫斯基提出任何要求。于是仲裁法庭敦请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宽宏大量,说斯温因的寡妻生活贫困,想以此来软化他的心肠。此事后来是否成功,我不得而知…… 30

《祖国纪事》由新编辑部编辑出版的广告不无效果,这份广告排列了几乎近百人的名单,都是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学者和文学家……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举起的是一面什么样的旗帜呢?这份东山再起的刊物代表一条什么样的方针呢?主编本人对此尚无明确的意识,我在后文将会谈到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主编《祖国纪事》的情况,到时候自会举出无可辩驳的证据。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开办他的商业企业时抱的是一种侥幸心理 ,就像很大一部分俄国人开办企业时的心情一样。后来他曾一再强调(在《祖国纪事》的历次广告中),他的刊物的目的是追求科学的真理、艺术的真理、生活的真理……这个目的十分美妙,但却过于渺茫。

不管怎么说吧……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在第一本小册子问世之前夜不成寐,连续几天守在印刷所看校样。杂志尚未出版,各种传闻便早已传开——有善意的,也有恶意的。我急不可待地盼着它,因为我也为这本小册子凑合了一篇论述法国文学的小小文章……

一八三九年一月一日,小册子问世了。不过这并不是什么小册子,而是厚厚的一大本,比《读书文库》至少要厚一倍。

所有的文学爱好者都好奇地竞相翻阅——就这样:

这个庞然大物扬帆开航,劈波斩浪…… 31

1 《望远镜》于一八三六年遭到查禁,原因是该刊第十五期发表了彼·雅·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望远镜》主编兼出版人纳杰日金被流放到乌斯季-瑟索尔斯克,而恰达耶夫则被宣布为疯子,受到医生和警察的监视。批准发表《哲学通信》的书刊审查官博尔德列夫被解除一切职务(他曾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兼校长)。

2 阿·瓦·季莫费耶夫(1812—1883),俄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读书文库》的撰稿人。

3 先科夫斯基死于一八五八年。

4 阿·维·斯塔尔切夫斯基(1818—1901),俄国杂志出版家,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起充任先科夫斯基主编《读书文库》的助手,随后成为杂志的实际主编。一八五六至一八七〇年主编《祖国之子》杂志(后改为报纸)。

5 先科夫斯基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起便逐渐脱离《读书文库》的编辑工作,五十年代他已患病,生活孤独,十分贫困,而斯塔尔切夫斯基则日益排斥他对杂志的领导。巴纳耶夫所说的他将依附于斯塔尔切夫斯基、扮演一个“可悲的角色”,实际上已成为现实。

6 叶·费·科尔什(1810—1897),俄国翻译家,曾任《莫斯科新闻》等报刊编辑,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和别林斯基、赫尔岑、格拉诺夫斯基等人相交,后来日趋保守,对赫尔岑的革命活动大加指责,终于同他绝交。

7 季·尼·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俄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莫斯科大学教授,俄国中世纪学的奠基人,在当时俄国社会进步阶层中享有盛誉。曾是赫尔岑和奥加廖夫的密友,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因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点分歧而同他们断绝交往。

8 彼得堡一家旅馆的老板。

9 参见本书第四十七至五十页。

10 亚·马·克尼亚热维奇(1792—1872),俄国翻译家,《读书文库》的撰稿人,后任财政大臣,系德·马·克尼亚热维奇(见第四十七页注2)的弟弟。

11 “文职将军”是旧俄对三品以上文官的称呼,此处系指本书作者的叔父弗·伊·巴纳耶夫(见第十七页注1)。

12 指米·亚·巴枯宁(1814—1876),原稿中勾去了他姓名的缩写字样。巴枯宁原系别林斯基的朋友,后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一八六四年加入第一国际,因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并进行阴谋破坏活动,一八七二年被第一国际开除。

13 《圣经》中人物,基督教的使徒之一。

14 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在宪兵团任副官(见第九十页注4)。

15 原文是法语。

16 对普罗科波维奇的这种评语遭到他的一些学生的反驳。第一武备中学的一个学生在回忆录中说普罗科波维奇“为人刻毒,很爱报复”。

17 巴纳耶夫对他初次会见果戈理的时间、地点的几次叙述互相矛盾。据各种资料推测,他们初次见面要么是一八三九年十月在莫斯科阿克萨科夫家,要么是同年十一月初在彼得堡,在阿克萨科夫住处或普罗科波维奇寓所。“第二次出国以后”当系笔误,应是“第一次出国以后”或“第二次出国以前”,因为果戈理第二次出国后至一八四一年十月初才回国。

18 此语不确,巴舒茨基主编《公益知识杂志》达五年之久(1835至1839)。

19 米·安·米洛拉多维奇(1771—1825),伯爵,俄国步兵上将。一八一八年起任彼得堡军事总督,一八二五年在十二月党人起义时受伤死去。

20 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日子。

21 弗·米·斯特罗耶夫(1812—1862),俄国翻译家兼小说家,布尔加林的《祖国之子》和《北方蜜蜂》的撰稿人。

22 葡萄牙地名。

23 巴·彼·斯温因(1788—1839),俄国作家,《祖国纪事》杂志的创办人及一八一八至一八三〇年间的出版人。

24 众所周知,《读书文库》创刊头一年共有五千订户——当时俄国没有哪一种杂志的订数达到这个数字。——作者原注

25 先科夫斯基曾用过“布朗贝乌斯男爵”这个笔名。

26 亚·弗·弗谢沃洛日斯基(1793—1864),俄国富有的地主兼工厂主,接近文艺界,系格利鲍耶多夫、奥陀耶夫斯基等人的朋友。

27 尼·彼·蒙特(1803—1872),俄国作家、翻译家兼戏剧活动家。

28 应当指出,早在一八三八年初克拉耶夫斯基就同别林斯基关于他参加《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编辑工作一事进行过谈判,但毫无结果,因为他不同意给别林斯基发表见解、进行评论的自由。

29 列·瓦·杜贝尔特(1792—1862),俄国将军,一八三九至一八五六年间兼管第三厅。

30 后来克拉耶夫斯基把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三年间应付给斯温因遗孀的款项如数付给了她,不过时间拖延了很久。

31 引自普希金的短诗《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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