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_群星灿烂的年代(帕纳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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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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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柳什尼科夫、凯切尔和巴枯宁，以及他们莫斯科小组的一般情况 1

1 这一章作者未写。

第五章

格拉诺夫斯基和莫斯科小组

我在写本书时尽可能遵循了时间先后顺序，但现在我想暂时离开这个顺序，停下来讲一讲格拉诺夫斯基，并且概括地谈谈莫斯科小组的情况。我并不奢望介绍这个人物的全貌，并不奢望从一切方面来考察这个卓越的人物——指出格拉诺夫斯基作为一个教授的意义、分析他的历史著作等，我深知我无力担当此任。我只打算简单和坦率地讲出我所知道的他的情况。假若这篇拙劣的随笔里能够找到哪怕一个尚未被人注意的新的特征，对他将来的传记有所裨益，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当我从喀山返回莫斯科时，格拉诺夫斯基在我之前不久也已从国外回到莫斯科，他在国外住了三年（一八三六至一八三九年）。他很快就同别林斯基和他的朋友们互相交往。由于斯坦克维奇的关系，他与他们的关系已很密切了。他是在国外同斯坦克维奇结识的 1 ，他对斯坦克维奇怀着极为深切的眷恋之情。

我在别林斯基小组听到的头一条新闻，就是格拉诺夫斯基来了……

“我们小组又增加人了，”别林斯基对我说，“格拉诺夫斯基到这儿来了，多么仁慈、多么讨人喜欢的人啊！除斯坦克维奇以外，我这一生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他那样，一见面就令人对他产生那样的好感……难怪斯坦克维奇那样喜欢他，给我们写信谈到他时又是那样热情。他的确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观点截然相反的人对格拉诺夫斯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在梅尔古诺夫家的晚会上，舍维廖夫、霍米亚科夫和巴甫洛夫对他的评价几乎同别林斯基所说的一模一样。

他的到来在莫斯科各学术小组和文学小组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我已经对格拉诺夫斯基说过，您在这儿，”别林斯基对我说，“他希望同您结识，并且想去看望您。您应该抢在他的前头。”

我对格拉诺夫斯基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因此第二天就上他那儿去，在家里没有见到他，便留了一张名片。

当时他住的是官房，那是过去莫斯科贵族寄宿学校的楼房，在特维尔大街。

格拉诺夫斯基当天就回访了我。我住在他斜对面的科普旅馆。

格拉诺夫斯基其时大约三十岁。

他的脸庞很大，而且不匀称：鼻子很粗，嘴唇很厚——这副面容并没有那种一眼看去令人惊讶的粗犷的外在美，但他那对大而深邃、略显忧郁的乌黑的眼睛，那紧盖在眼睛上方、又浓又粗的眉毛，那宽阔的前额，近乎黑色、梳向后脑、垂及双肩的头发，那温厚柔和的笑容——这一切加在一起显示出一种惊人的内在美，你愈是仔细审视，就愈能感觉到它的魅力……他的动作、眼神、声音和说话的姿态（他发起“斯”音来略带“诗”音，但这完全无伤大雅）中都有一种令人赏心悦目、使人神往的东西。所有的妇女都喜欢见到他；所有的男人，就连那些对他的信仰持敌视态度的人，也不能不对他抱有个人的好感。

我在有威望的人物面前一向感到有些腼腆，乍一见这个刚刚崭露头角的有威望的年轻教授 2 ，我感到发窘，但他对我的态度是那样亲切朴实，交谈几句之后，我就感到轻松自在、无拘无束了。

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我们共同的熟人、他和斯坦克维奇的朋友亚·米·涅韦罗夫 3 。

从那以后，我和格拉诺夫斯基在博特金家的晚会上时常见面。

不过此时格拉诺夫斯基并不经常造访别林斯基小组。他对这些人无疑是有好感的，但决不会赞同他们当时的信仰。格拉诺夫斯基更感兴趣的是各种现实问题，而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

正像有人 4 说过的那样，他是“运用历史思考，运用历史学习，后来又运用历史做宣传”。这话说得极好。他对现代公民精神的清醒的看法是以对历史的了解和研究为基础的，有了这种清醒的看法，巴枯宁和别林斯基依据抽象的、哲理性的讨论而得出的那种信仰在他看来必然是毫无道理的……

不过，格拉诺夫斯基并未讲出自己的看法，他大概料想到这种信仰不过是短时间的失误。他看出别林斯基是狂热过度了，因此根本不愿意触及他病态的一面。加之格拉诺夫斯基性情温和，同人们交往时很讲分寸，对人仁爱宽厚，也许他懂得，尽管真理在他这一边，但要同别林斯基这样狂热的战士、同巴枯宁这样顽固的辩证学家开展争论，对他来说不会有多大好处。因此，格拉诺夫斯基在同即将去彼得堡的别林斯基告别时没有进行任何表明观点的谈话，直至别林斯基小组同伊斯康捷尔小组合并以后，他们之间才开始有了亲密友好的关系。

别林斯基去彼得堡以后大约过了三个月，格拉诺夫斯基在伊斯康捷尔由弗拉基米尔去彼得堡途经莫斯科时认识了伊斯康捷尔。

“我当时仓促见了他一面，”伊斯康捷尔写道，“只是把他那高贵的形象印在脑子里带往弗拉基米尔，根据这个形象，我相信他将来会成为我的一位密友。我的预感没有欺骗我。两年以后（一八四二年），当我在彼得堡逗留了一段时间，又第二次被流放，返回莫斯科居住时，我们终于建立了亲密而深挚的交往。”

“他像是链条的一个环节，”伊斯康捷尔接着写道，“把许多事情和许多人连接在一起；他借助别人对他的好感，经常使一些彼此敌对的团体和打算绝交的朋友和解。格拉诺夫斯基和别林斯基属于我们这一圈人中最英明、最杰出的人物之列，尽管他们两人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对格拉诺夫斯基，伊斯康捷尔所作的描述是再恰当不过了。

“格拉诺夫斯基使我想起宗教改革时期一些思想深沉稳重的传教士，我指的不是像路德 5 那样激烈威严、在愤怒中充分领略自己人生的人，而是那些性情开朗温和、不论戴上光荣的花环还是荆棘的冠冕都同样坦然处之的人。他们镇静安详，步履坚定，却从不顿足。这种人使法官感到害怕、发窘，他们那种和解的笑容使刽子手在处死他们以后将受到良心的谴责。

“科利尼 6 本人和吉伦特派 7 的一些优秀人物便是这样的人。确实，就格拉诺夫斯基内在精神的整个结构及其浪漫主义气质而言，就他不喜欢种种极端这一点而言，他更像胡格诺派 8 和吉伦特派，而不像再洗礼派 9 或山岳派 10 ……” 11

格拉诺夫斯基和伊斯康捷尔尽管性格各异，观点多少也有些不同，但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之间有一种深切的相互依恋之情。格拉诺夫斯基由于性格温和柔软，在伊斯康捷尔严峻的逻辑和他所谓“大自然冷淡无情的客观规律”面前总是小心翼翼地表示退让；伊斯康捷尔则不顾一切地勇往直前，不论碰到什么决不退让，不怕作出任何结论，不管这些结论怎样严酷。这样，他们之间后来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龃龉。

然而下面这段话可以证明，格拉诺夫斯基对伊斯康捷尔和奥加廖夫的眷恋之情多么深切。这段话引自伊斯康捷尔出国两年以后（一八四九年）格拉诺夫斯基写给他的一封信：

“同你们二位的友谊耗费了我心灵最旺盛的力量。这种友谊里有一种热情的成分，它在一八四六年迫使我流泪，并责备自己无力割断那种看来无法继续下去的联系。我几乎是绝望地发现，你们已经牢牢地缚在我的心灵上，要割断这些缚住你们的线，就非要扯得鲜血淋漓不可……”

不过，在格拉诺夫斯基和伊斯康捷尔相识初年，他们之间的关系极为和谐。他们的政治信仰一向是一致的，至于内心深处的一些问题，他们或者只是略略提及，或者根本避而不提；况且伊斯康捷尔此时在观点上尚未到毫不留情的极端的地步，也没有后来表现出的那种冷嘲热讽……

伊斯康捷尔深深敬重别林斯基，他看出他具有多么强有力的论战天才，他的内心里又蕴藏着多少精力；他感到痛惜的是，这种精力却白白地用来维护一些陈腐的思想……我在回忆别林斯基的那篇文章中讲到了一八四〇年一月伊斯康捷尔初访别林斯基的情形，他们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各自表明观点，这两个人只能是这样。伊斯康捷尔对别林斯基指出，他走的是一条错误而危险的道路，天知道他沿着这条路会滑到什么地步……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讲出了别林斯基会滑到什么地步……别林斯基深受伤害，他觉得伊斯康捷尔生硬的话语里含有许多真理，但他仍在固执地为自己的思想方式辩护；他聊以自慰的是，他觉得伊斯康捷尔眼光狭窄，世界观尚未被黑格尔哲学的光辉照亮，等等。他显然已经动摇了。

巴枯宁去柏林以后，别林斯基因同伊斯康捷尔接近而日益陷入苦闷和消沉之中——这是内心发生转折的前兆。到一八四一年底，他的内心还在进行斗争，但到了一八四二年，当伊斯康捷尔第二次来到彼得堡时，他同他紧紧握手、拥抱，并笑着对他说：“你胜利了，加利利人 12 ！” 13

从这时起，别林斯基的心绪渐渐恢复正常，感到更加轻松、无拘无束，他不再用强力压制自己革命的本性了。他开始激烈地、坚定不移地反对他在一年前那样热烈真诚地鼓吹的那些思想。他痛心而愤恨地回忆自己以往思想上的迷误，并运用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力量来补偿这些过失。从这时起，他同伊斯康捷尔、格拉诺夫斯基等人完全情投意合了……

小组日益扩大，它所起的作用和具有的力量也更大了。参加小组的除从国外归来的莫斯科大学的一些青年教授（卡特科夫 14 、列德金 15 等人）以外，还有当时所有的进步人物——别林斯基、伊斯康捷尔、博特金、奥加廖夫、加拉霍夫 16 、叶甫盖尼·科尔什，以及其他许多人……

格拉诺夫斯基出国之前曾同叶·科尔什一起，齐心协力为先科夫斯基的《读书文库》工作，科尔什大约在这一时期在莫斯科定居下来。格拉诺夫斯基直至去世，始终同科尔什保持极为亲密的关系……

叶·科尔什在文学活动方面较许多人要略逊一筹，但他却是小组中最令人愉快的谈伴之一，即使伊斯康捷尔在场也不能弥补他缺席的不足。用科尔什的话来说，伊斯康捷尔说起话来声音总是像铃铛一样响亮。这银铃似的声音里有那么多的力量、光辉、智慧、讥讽和学识，从不使人感到厌倦。人们会一直听他讲下去，听得入迷。他善于用无法仿效的灵巧手段从玩笑转入正题，那出色的语言就像他爱喝的香槟酒一样，泛出星星点点、金光闪闪的细泡……科尔什才智肤浅，却能一语中的，他能从所有的朋友——连格拉诺夫斯基和伊斯康捷尔也不例外——身上迅速发现笑料，并用非常辛辣的俏皮话挖苦他们，而且，按照某个人 17 的恰当的说法，还要用口吃的方法把自己的俏皮话点缀一番，从而使他的谈话、评语和笑话显得别有韵味。

有格拉诺夫斯基在场，一切都会变得和谐融洽，一切都会涂上一层精致的、富有诗意的色彩，生硬的谈话变得柔和，不协调的意见得到调和，连呼声很难被人盖过的凯切尔也变得顺从了……

这些朋友经常聚会，有时在博特金那儿，有时在凯切尔那儿，有时在伊斯康捷尔（次数最多）或刚刚结婚的格拉诺夫斯基家里。伊斯康捷尔对格拉诺夫斯基的家庭生活做过极为细致准确的描述，这里我想再次引述他的几段话：

他（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非常年轻，尚未完全长大成人，她身上仍然存在着少年时代身材不匀称，甚至冷漠无情的那种特点，这种特点在那些淡黄头发，尤其是德国血统的少女身上往往可以见到。这些自然状态的人往往有才干、有能力，但他们醒悟得很迟，很长时间不能脱离混沌状态。促使这个少女觉醒的动力是那样温柔，那样无须痛苦和斗争，来得又是那样早，以致她几乎没有觉察。她的血液依旧沿着她的心脏缓慢而平静地循环流动。

格拉诺夫斯基对她的爱是恬静的，温和的，与其说他爱得热烈，倒不如说他爱得深挚而温柔。他们年轻的家庭里充满了安宁、平静而又感人的气氛。有时看着格拉诺夫斯基沉浸在工作之中，他那身材颀长、沉默寡言的幸福的爱侣像嫩枝一样弯腰伴在他的身旁，我心里会感到十分舒畅。眼望着他们，此情此景之下，心里也就想到了最初一批新教徒的开朗纯洁的家庭，他们无所畏惧地唱着遭禁的圣诗，决心手拉着手，安详而坚定地朝执行宗教裁判的人迎面走去。

他们在我看来就像一对兄妹，何况他们又没有孩子……

这些朋友在聚会时迅速交流思想和知识，中间夹杂着俏皮话和玩笑，还有凯切尔那疯狂的、老一套的叫嚷声：“喂！你们怎么搞的，又把酒忘啦？干杯吧！干杯吧！……”朋友们互相通报新闻，讲述他们所读过和听到的一切，开展争论。用伊斯康捷尔的话来说——“每个人得到的东西都成为大家共同的财富”。

这一时期，格拉诺夫斯基在自己的讲坛上激起了听众对他的爱戴和热情，获得的声誉越来越大。

一八四三年春天，他为公众开设了《法国和英国中世纪史》课程。莫斯科所有出类拔萃的人物仿佛事先约好一样，都驱车前来听讲；女士们占了听众的一半。格拉诺夫斯基认真阐述自己的见解，这在当时来说是很有勇气的。诚然，上司对他已经报以白眼了，却无法公开挑剔他。这些讲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像通常一样，最后一次讲演结束后，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纷纷上来同教授握手，小姐们则几乎要把包发帽抛到空中……大家把教授围得水泄不通，表达自己的满心喜悦和对教授的关切之情，格拉诺夫斯基深受感动。人们甚至没有让他把结束时致谢的话讲完，大学生们在台阶上守候着他，一直把他抬着送到大街上。

格拉诺夫斯基在莫斯科的声望通过这些讲演进一步巩固了，舍维廖夫对格拉诺夫斯基本来就没有很大好感，这以后就再也掩饰不了自己的嫉妒和怨恨——他开始在大学里暗中策划阴谋，反对格拉诺夫斯基，又伙同自己的朋友波戈金一起，在《莫斯科人》上公开对他进行攻击。这些攻击荒谬而又粗野，格拉诺夫斯基被指控为西欧派，而在这些先生的语言里，西欧派几乎等于祖国敌人的同义语。

结果事情发展到这样一步，一八四四年再次对公众讲课期间，格拉诺夫斯基在一次讲演时公开答复斯拉夫派：

“我究竟为什么要仇视西欧呢？”他向他们问道，“仇视西欧却又要讲授它的历史，那么我的良心何在呢？” 18

公众和大学生自然是站在格拉诺夫斯基一边。斯拉夫派中一些光明磊落之士（康·阿克萨科夫、霍米亚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兄弟 19 ）也看出，他们在信仰方面的战友对格拉诺夫斯基的攻击是多么粗俗笨拙，因此他们努力试图在格拉诺夫斯基第二期公开讲课结束后取得和解。他们表示希望参加为格拉诺夫斯基举办的午宴，并劝说舍维廖夫和波戈金也出席这次午宴……

我在这次午宴的前一天来到莫斯科，并出席听了格拉诺夫斯基的最后一次讲演。

格拉诺夫斯基在讲台上并无一鸣惊人的辩才，但他讲述的方法是那样朴实和引人入胜，姿势是那样优雅，他那双美丽而忧郁的眼睛里凝聚着那样丰富的内在热情，他那平静的声音又是那样悦耳，因此我望着他并聆听他的讲演时，对他的讲演所激起的那种普遍的热情并不感到惊讶……

人们兴高采烈地表达喜悦之情，又是鼓掌又是欢呼（女士中最为兴奋、叫得最响的是卡·卡·巴甫洛娃，男听众中则是凯切尔），随后大家动身直接到为教授备好午宴的宅邸去。主持这次午宴的人，西欧派方面是伊斯康捷尔，斯拉夫派方面是康·谢·阿克萨科夫和霍米亚科夫——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20

宴会桌摆成П字形，桌子中间的首席上坐着格拉诺夫斯基，他的身边是舍维廖夫。我的位子是在他们对面。三点钟大家入席。

午宴进行到一半时开始举杯祝酒。首先有人提议为格拉诺夫斯基干杯，西欧派和斯拉夫派都大声欢呼，一致赞同。格拉诺夫斯基表示谢意，并建议为舍维廖夫干杯。接下来是为大学干杯。

随后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站起身来。他紧握拳头，一对小眼炯炯发亮，他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又用响亮而庄重的声音说道：

“诸位先生！我提议各位为莫斯科干杯！”

所有的人都热烈响应了这一提议，正好在这时响起了一片召唤人们进行晚祷的钟声。

舍维廖夫抓住时机，用他那尖细悦耳的声音说道：

“听见了吗，诸位，莫斯科用钟声回答了这次祝酒！”

听了这番动人的话语，一部分人微微一笑，另一部分人则喜得眉开眼笑。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走到舍维廖夫跟前，两个人扑上去互相拥抱……

随后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满怀激情地朗诵了他那首有名的致莫斯科的诗，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古老的、亲爱的首都，

谁说国家不了解你的价值？

只要叫出了你的名字，

便同时呼唤出神圣的罗斯……

这首诗一念完，舍维廖夫也走到阿克萨科夫跟前，同他紧紧拥抱起来……

这种热闹场面和斯拉夫派的兴奋之情静下来以后，西欧派中有个人说：

“诸位先生！我提议为整个罗斯干杯，连彼得堡也不例外……”

舍维廖夫先生一听这句话，陡然变了脸色。

“对不起，我讲几句！”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声说道。

大家静了下来，转身望着他。他开口说道：

“诸位先生！请允许我提醒一句，这一位提议干这一杯是多此一举，因为所有的人刚才都无一例外，一致同意，热情地为莫斯科干了杯，而为莫斯科干杯就包含了为整个俄罗斯干杯在内。莫斯科是俄罗斯的心脏，诸位先生，它是俄罗斯的代表。康斯坦丁·谢尔盖伊奇·阿克萨科夫发表在《莫斯科新闻》（期号我忘了）上的那篇极为出色的文章公正地指出，从前莫斯科在士兵点名时每天都要提到俄国所有的城市。”——他滔滔不绝，越扯越多…… 21

这位能言善辩的莫斯科演说家讲完以后，我对他说道：

“请允许我提醒您一句，莫斯科在点名时并没有提到彼得堡，原因很正常，彼得堡当时还不存在。您为什么在共同干杯时要把彼得堡排除在外呢？”

“我非常高兴为您的健康干杯，巴纳耶夫先生。”舍维廖夫答道，同时伸出自己的高脚酒杯，碰了碰我的杯子……

“为彼得堡干杯！为彼得堡！”一些年轻的西欧派喊了起来，凯切尔甚至比别人嚷得更凶——“为彼得堡！”——他就是要跟舍维廖夫唱唱对台戏，其实他跟舍维廖夫一样讨厌彼得堡，尽管他也嘲笑斯拉夫主义……

西欧派很想借题发挥，但格拉诺夫斯基用他那温和、恳求的眼神使他们的情绪缓和下来，而且他们自己也明白，假如他们把为他举行的酒宴变成两个敌对的营垒，格拉诺夫斯基会感到极为不快。

宴会很快要结束了，许多人已经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不过祝酒仍然在继续进行。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人互相拥抱，大厅里人声鼎沸，不时响起凯切尔粗野的笑声和喊声：“你喝呀，喝嘛！”

当所有的人都从席上站起身来，混成一片时，嘈杂声更大了……

我同康·阿克萨科夫已有四年多没有见面（此时他同家人住在莫斯科郊外自己的宅邸里），他在这次宴会上见到我时显然十分冷淡，不想跟我交谈。

我问他：“这是什么原因？”

“我对您个人没什么过不去的，”阿克萨科夫握住我的手，坦率地答道，“可是，”他温厚而又严肃地补充说，“您作为一个彼得堡的文学家，我无法对您抱有任何好感。你们的彼得堡会颠倒人们的是非……您和别林斯基都干了些什么呢？我们的关系本来是友好的，怎么能料到他竟会对我采取那样一些举动……”

到底是怎样的一些举动，我不知道，但我反驳阿克萨科夫说，别林斯基反对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整个派别，尤其是反对《莫斯科人》，因为它十分粗野地对他们进行中伤。

但阿克萨科夫发起火来，对别林斯基讲了一些十分恼恨的话。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在这次宴会上的和解就大多数人而言也许是出于真心，但却并不持久。这两个派别之间的论战变得比以往更加激烈了。

别林斯基非常公正地嘲笑了这种昙花一现、徒劳无益的和解。

“幼稚，幼稚！”他针对格拉诺夫斯基和伊斯康捷尔说道，“他们只想抓住某个机会多喝几杯，多聊聊天……这算什么和解？难道格拉诺夫斯基当真就相信这种和解？不可能！……假如人们之间没有任何接触点，双方没有任何让步的可能性的话，不管喝多少酒、碰多少杯都无济于事。照我看，喝得醉醺醺地互相亲吻——这种做法令人讨厌，叫人恶心。”

在给莫斯科朋友们的信中，别林斯基对这种虚假的和解讲得还要尖锐。

这次讲和的宴会使他十分气愤，从那以后他在《祖国纪事》上撰文抨击斯拉夫派时语气更加辛辣。

格拉诺夫斯基开始时对此感到不快。由于性格软弱，他似乎认为坏的安宁胜过好的争吵，有时甚至在自己的朋友面前竭力为他不可调和的敌人舍维廖夫开脱……

可是后来出现了雅泽科夫的一首卑怯下流的诗，题为《不是我们的人》。用伊斯康捷尔十分精当的话来说，这位过去纵酒行乐、自由自在的诗人靠裙带关系成了斯拉夫派（霍米亚科夫娶了他的妹妹）。他在这首诗中暗示说，恰达耶夫是个背弃信念的人，格拉诺夫斯基是个毒害青年、挂羊头卖狗肉的教师，伊斯康捷尔是个炫耀西欧仆役制服的奴仆，而所有同意他们思想的人则是祖国的叛徒——这种放肆态度连性情温和、与世无争的格拉诺夫斯基也觉得忍无可忍了。 22

“不行，先生们，”他说，“我后悔我懵懵懂懂，太愚蠢了。别林斯基的话说得千真万确。这些先生竟用这样的手段对付我们，跟他们讲和真是又愚蠢又荒谬。”

不过，斯拉夫派中最光明正大、最正直的是康·阿克萨科夫，大家知道，他曾经愤怒地反对这个日渐昏聩、已经失去昔日那种表面才华的病态的诗人所写的告密诗。

同斯拉夫派的争吵表现为在刊物（《莫斯科人》和《祖国纪事》）上进行愤怒的论战，而且总是以西欧派的胜利而告终，因为他们明显地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然而这种争吵终究不合乎格拉诺夫斯基的心意。对斯拉夫派的许多人，格拉诺夫斯基都是敬重和珍爱的。他经常谈到康·阿克萨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兄弟品格高尚、为人正直，并且充分肯定霍米亚科夫杰出的才能和机智。

格拉诺夫斯基的心灵有一种息事宁人的温和的特性。他待人处世稳重，令人感到愉快，而且我要说，他善于婉转取悦于人——如果这种说法不包含狡猾的意思的话，因为狡猾同他的性格是不相容的——这一切加在一起，使他逐渐吸引了莫斯科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促使他的声望日益扩大……顺便说说，格拉诺夫斯基同恰达耶夫情谊甚笃，但这一点我在后面还有机会讲到。所有人都千方百计地接近格拉诺夫斯基，争取同他结识并得到他的关注；所有人都珍视他的意见，并在后来通过同他的联系而出了名。人们对他的这种追逐和殷勤态度使他丢下了工作，让他没有时间专心致志做自己的事，但由于性格软弱，格拉诺夫斯基无法拒绝社会上的各种联系，拒绝同日益增多的人结识。他甚至经常一连几天不在自己的小组里露面，当朋友们用嘲弄的口气责备他时，他只是耸耸肩，笑着答道：

“唉，有什么办法呢？一看到我的拒绝会使别人感到不快，我就没有勇气拒绝了。”

卡罗利娜·卡尔洛芙娜·巴甫洛娃有一段时间运用她特有的敏捷泼辣的作风，想把格拉诺夫斯基完全抓在手中，一两个星期之内缠住不放。她把她所有的长诗短诗都读给他听，格拉诺夫斯基本来很善于鉴别真正的诗和空泛的诗句，具有很高的审美能力，却一度被巴甫洛娃华丽的辞藻迷住，过分地称赞起她的诗来。朋友们都嘲笑他，尤其是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自己也感到自己发表的意见不对。

“好吧，就算她的诗没有诗味，”他反驳道，“但至少不能不承认她的诗句读起来特别响亮吧……”

“可是现在谁写的诗句读起来不响亮呢？”有人打断他的话说。

“就拿他来说吧！”博特金指着我补充了一句，随即给他念了我模仿巴甫洛娃写的一首讽刺诗：

她一心以为，思想和灵感

在她都是命中注定；

她生来就该吟诗作赋，

抒发那些高雅之情；

她的诗作，她那独创的叶韵

注定要压倒别人；

世上没有比她更好的作品…… 23

这首摹拟讽刺诗令格拉诺夫斯基十分开心，他笑了一阵，自此以后再也不为《四对舞》的作者的诗辩护了。那首叙事长诗其中的几章发表以后，他甚至对自己一时的兴致嘲弄了一番。

格拉诺夫斯基喜欢同年轻、聪明、有教养的妇女交往，并同其中某些人关系极为亲密，但却从不掺杂一丝一毫的爱恋之情。然而较之妇女们温文尔雅的谈话来说，他还是更喜欢和一群朋友在一起开怀畅谈，吃上一顿精美的午餐或晚餐，外加凯切尔作陪（即带上香槟酒）。他对莫斯科社会对他的厚意感到高兴，但他对他在自己的听众及所有有教养的青年心中激起的那股热情则更加珍视。他看得非常清楚，正如有人 24 中肯地指出的那样，青年们欢迎他那种“一心追求自由的西方思想，亦即独立思考和为争取独立思考的权利而斗争的思想”……

随着我每一次去莫斯科和格拉诺夫斯基每一次来彼得堡，我对他的依恋之情逐渐加深。格拉诺夫斯基看出了这一点，不止一次对我表示好感。

一八四五年夏天，我在莫斯科和他进一步接近了。我的妻子同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关系非常亲密，她几乎每天都上格拉诺夫斯基家里去，我也经常在他们家里吃午饭。他们当时住在花园街，在米尔豪森（格拉诺夫斯基的岳父）家里。我们刚刚出国旅行归来，我便向格拉诺夫斯基和所有我们共同的朋友讲述了各种身份的我国同胞和某些同我们十分亲近的人在巴黎的种种奇遇。我讲的这些故事惹得所有的人大笑不止，格拉诺夫斯基听得特别开心的是我讲的一个姓克雷科夫的上尉（这其实是个善良正直的人）的奇闻趣事，这件趣事以在轻罪法庭的一场官司而告终。

一八四五年夏天，伊斯康捷尔迁到了索科洛沃的别墅里。索科洛沃是个古老的贵族庄园，一度属于鲁缅采夫 25 家族，位于彼得堡大路边，离莫斯科二十俄里处。索科洛沃公园所在的那个地方风景如画，这座公园里修了大大小小的几幢房屋。在一幢大房屋里住着地主季沃夫本人，其他房屋都租给别人消夏。

伊斯康捷尔租了公园里位于山上的一幢房屋，山下是一条蜿蜒流过的小河。左边，离房屋半俄里的地方便是公园的尽头，那里有一座凉亭，掩映在茂密的绿荫之中。凉亭名为美景 26 ，从亭子里放眼望去，景色异常优美。房子的右边伸展着一片草地和种着庄稼的原野……

格拉诺夫斯基、科尔什、博特金、凯切尔等人几乎每逢星期六都乘车上那儿去，在那里一直待到星期一。有一个星期六我也跟他们一起去。

“酒的事儿你们别担心，”凯切尔嚷道，“由我来张罗。至少得带一打香槟，还要带些别的酒。照我估计，他们那儿的酒该是快喝完了。不过，该向德普雷打听一下（说到这里他不知怎么冷冷地把眉毛向上一耸），看他们最近一次上他那儿买酒是什么时候，但不管怎么说，带上一箱香槟是必需的……”

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在此之前几天已经同玛·费·科尔什（叶·费·科尔什的姐姐）一起到索科洛沃做客去了。

我们在傍晚八点钟左右从莫斯科动身。凯切尔把一大堆酒塞在我们脚下，弄得我们不知把脚往哪儿放才好；他自己同车夫一起坐在赶车的座位上，穿着他那件靡菲斯特式的红里子斗篷。他看着我们因无处搁脚而难受的样子，觉得十分开心，一路上呵呵大笑。

当我们来到索科洛沃，下了车准备步行上山时，天已经开始黑了下来……凯切尔挥动手杖在前面引路，他那响亮的嗓音和哈哈的笑声震动了槲树林。

伊斯康捷尔听见话音和笑声，跑出来迎接我们。跟在他身后出来的是几位女士——伊斯康捷尔的妻子和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

格拉诺夫斯基同妻子亲吻了一下，跟她一起向前走去，消失在树林中间。凯切尔则对着伊斯康捷尔、他的妻子和住在他们家的姑娘玛·卡·莱谢尔嚷道：

“喂，你们过得怎么样，在家里都干些什么事儿呀？哈——哈——哈！你们能料到会来这样一些贵客吗？哈——哈——哈！……可是你这儿有酒吗？你打算拿什么给我们喝呀？哈——哈——哈！”

说着他双手叉腰，站在伊斯康捷尔面前。

“我这里还有一点小小的储备，但我知道你们都会来，”伊斯康捷尔答道，“我今天已经派人上德普雷那儿去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给我写封信呢？干吗要派个人去，让他白白受罪呢？”

凯切尔有个习惯，对待自己成年的朋友就像家庭教师对待孩子一样。他开始正经八百地埋怨伊斯康捷尔，一边唠叨一边煞有介事地板起面孔。

“别嚷了！真烦人！”伊斯康捷尔说，“酒会有的。你还要什么？”

“问题不在这里，”凯切尔固执地反驳道，“我已经想到这一点，我们自己带酒来了——问题在于你老弟只知游手好闲，什么事情都不会预先做好安排……”

说着他又响亮而温厚地大笑起来……

凯切尔一边笑着一边又跟两位女士说了几句客气话，便亲自跑去查看香槟酒是否已经冰冻了……

我对我在索科洛沃度过的那段时光永远也不会忘怀。那是我最美好的回忆的一部分。美妙的白昼，绚丽温暖的黄昏，日落时分和月夜的公园景色，我们在那里散步，在房前宽阔的草地上吃午餐，饭后坐在上层凉台上无所事事 27 ，清晨迎来朝霞，谈起话来总是兴奋活跃，有时争论十分热烈，但决不会令人生气、使人不快，加上格拉诺夫斯基引人入胜的谈话，伊斯康捷尔杰出的机智，科尔什讥讽的插话，还有凯切尔一边挥舞长烟袋一边发出的粗野而又温厚的呵呵笑声——这一切加在一起是那样美好，那样充满生气和诗意……在这种令人迷醉的诗意的气氛中，大概谁也没有料到，这是青春的最后的欢宴，是对最美好的半生的送别；没有料到我们每个人已经站在一条边界线上，在界线的那一边，等待我们的是失望，是同友人的分歧和不可避免的冷淡，随之而来的是各奔东西，预料之外的长期分离，以及过早逼近的坟墓……

然而一八四五年在索科洛沃度过的夏天确实是以别林斯基、伊斯康捷尔和格拉诺夫斯基为其最优秀代表的这个小组青春的落日时分——但这种落日是壮丽的、辉煌的，它以它最后的光芒鲜明绚丽地照亮了所有的朋友……

早上吃过茶点以后，伊斯康捷尔通常到自己的书房里去工作，其余的人分散在公园里。有的躺在树下看书，有的散步，有的在河岸上同友人低声谈话，有的人则去游泳。凯切尔通常拄一根大拐杖，背上背囊到树林里去采蘑菇。午饭前大家都聚到一起。伊斯康捷尔干完工作之后显得比平时更有生气、更加愉快。午餐时十分热闹，酒不离席，直到深夜。凯切尔欢天喜地，他如鱼得水，大叫大嚷，打开一瓶又一瓶酒。这种啪啪的响声掺杂在连续不断、热情兴奋的谈话声中，往往一直持续到黎明时分。所有人都充满青春的活力，谁也不想睡觉，谁也不愿彼此分离，连女士们也通宵不寐……

有一天在度过了这样一个夜晚以后，已近天亮时分，我觉得有些疲倦，想去睡觉。当时我和凯切尔一起睡在一间单独的小屋里……我想把门打开——门闩插上了；我敲了敲门，没有人答应，只是从屋里传来凯切尔的笑声和妇女说话的声音。我走到窗口，看见了伊丽莎白·波格丹诺夫娜（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和玛丽亚·卡斯帕罗芙娜（住在伊斯康捷尔家里的那个姑娘）。她们跟凯切尔商量好了，要跟我开开玩笑，天亮以前不放我进去。我毫无办法，只得返回美景凉亭，凉亭里还在继续进行兴高采烈的谈话，直到旭日东升……酒喝得不计其数，但它仿佛对我们不起作用，只有阳光才暴露出我们喝得漫无节制——它照亮了我们苍白发青的面孔……

第二天十点钟左右，伊斯康捷尔前来叫醒我们……

“喂，巴纳耶夫，”他说，“糟了！我们今天看样子根本吃不成午饭。”

“为什么？”我问道。

“存的酒全喝光了，连一滴伏特加都没有剩下。”

对我和他来说，饭前一杯酒倒不是非要不可……

“怎么办呢？这件事得认真考虑考虑，”伊斯康捷尔继续说道，“我派了个人去莫斯科，可就是不知他吃午饭以前能不能赶回来……噢，我有个好主意！我找娜塔莎 28 要点儿煮咖啡用的酒精，再掺上几滴水。用这个代替伏特加准行。”

他真的这么做了。这种灵机一动做出的伏特加我和伊斯康捷尔都很爱喝，后来我们很长时间都用酒精代替伏特加，遭到科尔什和其他几位朋友的奚落……

那一年夏天，小组的全体成员只差奥加廖夫一人，当时他在国外。对他的缺席感触特别深的是格拉诺夫斯基和伊斯康捷尔，他们深挚地眷恋着他…… 29

一八四六年春天，格拉诺夫斯基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开设了他的公开讲演课程。莫斯科所有人再一次聚集到他的讲坛面前。我没有听过这次讲演，但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说，这次讲演不如头两次成功，格拉诺夫斯基显得有些疲倦，仿佛有什么事搅得他心绪不宁，使他显得精神萎靡。

有一天讲完课以后，格拉诺夫斯基得知奥加廖夫和萨京到了莫斯科。

他和伊斯康捷尔一起向雅尔饭店奔去。

分别几年之后会见的场面十分热烈……

这样一来，小组的人就到齐了。

我们当即约定在一起度过夏天，而且一定要再次到索科洛沃去。我不知怎么老是把索科洛沃说成索科洛夫卡，伊斯康捷尔为此经常取笑我。

“真是个贵族老爷，”他笑着揶揄我，“老爱用指小名词：普罗霍尔念成普罗什卡，索科洛沃念成索科洛夫卡。”

伊斯康捷尔租了原来那间房子，格拉诺夫斯基租了这座公园里的一套小厢房，奥加廖夫住在阁楼上，凯切尔则在公园深处找了一间小屋。

大家都想望着日子会过得很惬意，很愉快。然而希望落了空……迁到别墅以后，伊斯康捷尔的父亲去世了。 30 他忙于奔走张罗各种事务，暂时离开了朋友们……

我来到莫斯科时，伊斯康捷尔已经办完了自己的事情，我便同他一起到索科洛沃去。

有一天傍晚，我们都坐在伊斯康捷尔租用的那间房屋的上层凉台上。伊斯康捷尔和格拉诺夫斯基谈起一些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他们过去根本没有触及或只是稍稍提及了一下，仿佛害怕当真触动它们……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变得激烈起来。格拉诺夫斯基看样子对这场争论感到很不愉快，他试图停止争论，但伊斯康捷尔却固执地不肯住嘴。最后格拉诺夫斯基变了脸色，冷冷地说：

“行了，不管你怎么说，你永远也说服不了我，也不能强迫我接受你的观点……你我之间有一条我不想超越的界线。我们已经走到这条界线上。”

伊斯康捷尔忧郁而又讥讽地看了奥加廖夫一眼，奥加廖夫伤心地摇了摇头。

接下来是一阵难堪的沉默，后来谈话重新开始，谈的都是些平常的事。

我头一次看见格拉诺夫斯基这样生气，在此之前也没有料到他同伊斯康捷尔之间竟会存在可能导致他们关系冷淡的分歧。

整个晚上，格拉诺夫斯基和伊斯康捷尔两个人都闷闷不乐，感到难堪，就连他们一向予以宽容的凯切尔的叫嚷声和大笑声也似乎搅得他们心绪烦乱。

第二天午餐时，格拉诺夫斯基对伊斯康捷尔发表在《祖国纪事》上的一篇文章着实称赞了一番。

“可是你喜欢它哪一点呢？”伊斯康捷尔讥讽地笑着反驳道，“难道是文体不成？你并不同意我的观点呀……”

格拉诺夫斯基面红耳赤。

“你的文章能够唤醒和推动人们，”他反驳道，“这就是它们的长处……你那些观点和理论的片面性自然叫人无法接受……”

“那么，假如我的理论荒诞无稽的话，那干吗又要为一些荒诞无稽的事情去唤醒人们，搅得他们心神不安呢？”

争论又趋于激烈，奥加廖夫也参加进来，他是站在伊斯康捷尔一方的。争到最后，格拉诺夫斯基脸色苍白，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先生们，假如你们跟我谈话时不涉及这类问题，那我将不胜感激。我们可以谈点更令人高兴、更有益的事……”

伊斯康捷尔的妻子赶紧转换了话题。

这件事过去几天以后，科尔什对伊斯康捷尔和奥加廖夫说，到了已经成年和成熟的时候，幻想朋友之间有什么相同的理想是不可能的。

格拉诺夫斯基和伊斯康捷尔照常往来，他们的关系表面上毫无变化，但他们相互之间的态度即使并不冷淡，至少也可以看出某种程度的谨慎。他们就这样分手了。 31

伊斯康捷尔出国 32 以后，莫斯科小组的代表人物就是格拉诺夫斯基了。其他所有人都聚集在他的身边，他的声望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点。

格拉诺夫斯基逐渐成为小组里受人崇拜的偶像，也许开始时连他自己也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的影响的增长仿佛违背了他的心愿，因为他根本没有谋求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他不仅不竭力维护，反而千方百计动摇这种影响。假如格拉诺夫斯基对某个年轻人表示关注，谈到他的才华，对他的学术知识表示称赞，那么这个年轻人只凭格拉诺夫斯基一句话，马上就会出人头地：彼得堡办杂志的人就开始盯住他不放，出高价要他的文章，力图把他从别人那里拉过来，等等。格拉诺夫斯基为人善良宽厚，常常看错人，他的荐举并非总是靠得住。他曾经抬举过奥尔登斯基 33 ，说他是个极有才干的人，是研究古希腊的行家。奥尔登斯基一下子成了几家一流刊物的撰稿人，但他的无能和愚蠢很快暴露出来，于是格拉诺夫斯基马上承认自己错了，还把自己嘲笑一番……

尽管格拉诺夫斯基成了权威，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对这种威望淡然处之，丝毫不露痕迹，以至看不出他和一般人有什么区别。他没有运用他的威望使任何人感到难堪，没有强使任何人承认他是权威。他仍然是以前那个仁慈、温和、富有同情心的格拉诺夫斯基。

他自己倒是更受他所获得的威信以及这种威信加在他身上的种种义务之累。他缺少小组代表人物必须具备的力量和精力，因此伊斯康捷尔出国以后，莫斯科小组渐渐失去光彩，变得浅薄鄙俗，枯燥乏味。小组圈子里开始出现一些新人，自然都是些极好的人，但却眼光狭小，缺少才干。科尔什迁往彼得堡，奥加廖夫住在乡下，一切似乎都在解体……

一八四八年 34 以后，政府对各大学的冷淡态度、对文学界的迫害和书刊审查机关的愚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西方发生的极微小的一次运动都会在我们这里引起新的压制。秘密警察机关在两个月内三次收集有关格拉诺夫斯基的材料。所有优秀的、先进的人物都在痛苦的压抑下变得意志消沉——格拉诺夫斯基也许比别的人更加颓丧……他寻求消遣，力图忘掉各种烦恼，便打起牌来。他对打牌的爱好渐渐发展到嗜赌成癖的地步。他放手大赌，根本不考虑自己有限的资金；他把自己的事搞得混乱不堪；他向别人借钱；同一些跟他毫不相干的人建立联系，根本不担心这样做有损他作为教授和小组代表人物的威望。大学生们开始抱怨他，尽管还爱戴他；朋友们背地里摇头叹气，说打牌将毁了他……

这时尼·格·弗罗洛夫 35 从国外归来，其时他的第一个妻子已经去世，她在娘家姓加拉霍娃，所有认识她的人一致认为，她是个极为出色的女人。格拉诺夫斯基是在国外认识弗罗洛夫夫妇的，他同他们的关系十分亲密。 36

格拉诺夫斯基对弗罗洛夫的态度、弗罗洛夫回国后他们日益加强的密切关系使得格拉诺夫斯基对他有些偏心，并让他得到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地位。死守教条、积习很深的小组成员们或者真心实意，或者另有打算，在一切方面都无条件服从格拉诺夫斯基，自然也用他的眼光来看待弗罗洛夫，不允许任何人对弗罗洛夫持异议，否则就以失去小组的友情相威胁。小个子、圆圆脸的弗罗洛夫作为格拉诺夫斯基的朋友一下子身价倍增……

我在这里顺便讲一讲弗罗洛夫给我留下的印象。这些印象究竟对不对，让那些熟悉他、用公正的眼光看待他、不受他同格拉诺夫斯基关系影响的人去评判吧。只不过这种关系使我对他稍有犹豫。

弗罗洛夫的为人介乎通常被贬称为庸人的那些人和才能出类拔萃的那些人之间……

他可不能完全算是庸人，因为庸人的自尊心通常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得到满足，可是使弗罗洛夫经常感到苦恼的自尊心是：要成为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一定要在学术上出名。他是在贵胄军官学校受的教育，从那里毕业后分到谢苗诺夫团。四年的时间里他无可指摘地完成了一切职责，但缺少高等教育使他的自尊心感到不安。他结识了彼得堡各种专业的教授，请他们帮他出主意。他特别重视尼基坚科教授的建议，决心退职去德尔普特 37 。他从德尔普特去了德国，并同伊·巴·加拉霍娃结了婚……他对任何科学都没有良好的、真正的天赋，不知道到底研究什么才好，因此在柏林听了五花八门的课程：历史、哲学、法学和各种自然科学，结果被这个庞杂的计划弄得晕头转向。最后，经过长期的闯荡和探索，他决定研究洪堡、里特尔 38 及其追随者们的著作，打算把在我国鲜为人知的地理科学移植到俄国的土壤之上。

一八四七年回到俄国时，他从国外带回了自己论述亚历山大·洪堡的著作的开头部分，即《宇宙》第一卷的译稿、他妻子墓碑的模型，以及她长眠的那块墓地的几幅风景画……

我同弗罗洛夫是一八四四年底在巴黎认识的，当时他十分勤勉地到巴黎大学听课，认真仔细地做笔记，每天晚上写东西、钻文稿，表现出一种做学问的细致耐心的精神，在巴黎热闹的生活环境中过着一种修道士的生活，顽强地压抑内心那些有时违背他的意愿、在眼神和面部表情中冒出来的贪欲。他的身上确实有某种修道士的成分，他和人们交往时总有一种意图，想像天主教的神父那样立即潜入别人的内心世界，并控制他们的良心。但他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他缺少他们那种歹毒的手腕和敏锐性。

他到彼得堡找我时已经像个老熟人一样。他带来了论洪堡的文章手稿，想在《现代人》上发表。我们决定予以发表，尽管文章的结尾部分尚未预见到。格拉诺夫斯基对我们的影响在这种场合下表现得十分强烈，他对这篇文章大加赞扬。在此之前（弗罗洛夫回到俄国之前），《现代人》上已经发表了他研究日内瓦监狱的文章，也是格拉诺夫斯基送交给我们的。

第一篇论洪堡的文章没有给公众留下好的印象。弗罗洛夫没有把握好自己的论题，写得颠三倒四，前后重复，尤其是他运用了不熟练的俄语语句，使得他的叙述晦涩难懂。

我对他说，他的语句需要修改一番。他听了很不高兴，但还是同意了，条件是修改时他要在场。

我和他坐着看那份写得密密麻麻、字迹模糊的手稿，整整坐了三个小时，我才勉强整理出前五页。弗罗洛夫甚至怎么也用不好标点符号，他的文章里根本没有句号，整篇手稿上满是分号。我做的修改使他很不高兴，他固执地为他那些没完没了的长句辩护。我弄得满头大汗。这真是一场无法忍受的苦刑。

这些修改，加上改得似通非通的第二篇文章排印时没有加铅条（即比通常排得挤一些，一行挨一行）一事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对我们板起面孔，生闷气。

格拉诺夫斯基和弗罗洛夫的朋友们认为我们不加这些该死的铅条是极大的犯罪行为，指责我们这样是做投机买卖，是贪财，是想少付点稿费；他们没有考虑到，精打细算也只少了区区十个卢布，不可能让我们发财，而我们为了顾及小组的面子不仅白白扔掉了数百卢布，甚至可能对刊物造成损害，因为论述洪堡文章的那几页夹在杂志里面，而且没有裁开……

弗罗洛夫始终没有写完这一组文章。他埋头翻译《宇宙》一书，其结果只证明了译者对祖国语言一窍不通。就算求知欲最强的读者，也未必有人有足够的耐心读完弗罗洛夫翻译的洪堡那部名著第一卷的一半。

弗罗洛夫定居莫斯科以后，很快就娶了斯坦克维奇有病的妹妹，婚后几个月她就死了。这样一来，弗罗洛夫的财产大大增加，他可以更加独立地埋头从事自己细致耐心的工作，继续过他那种勤奋的生活。他同格拉诺夫斯基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一八五〇年 39 夏天，他同格拉诺夫斯基一起迁到尤苏波夫公爵 40 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的别墅里。他们租了一套紧靠莫斯科河的大厢房，格拉诺夫斯基夫妇住在楼下，弗罗洛夫住在楼上……

他们刚搬进别墅不久，我就来到莫斯科，像往常一样住在博特金那里。格拉诺夫斯基和弗罗洛夫此时因事回到莫斯科（弗罗洛夫正在为自己建房），他们请我和博特金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去，跟他们住在一起，哪怕住一两个星期也好，说他们的住房非常宽敞。弗罗洛夫对我很殷勤，看样子他把那些铅条的事忘了。

“你们在我们那儿会过得很好，真的是很好。”他看着我和博特金说道，并露出一种模棱两可的微笑：一方面是温厚，另一方面是意识到自己地位优越，有一种掩饰不住的自鸣得意的神情。

弗罗洛夫在同我们交往时经常带着这种笑容。把它用言语表达出来，意思似乎是说：“你们这些人不错，很善良，但是轻浮空虚；尽管如此，我这个干练的正经人对你们还是抱有好感。我喜欢你们……”

“你们可以过得很安静，”弗罗洛夫把手搭在我的肩上，继续说道，“我们让您和瓦西里·彼得罗维奇住在一起，你们二位单独住一个房间……我们会尽力给你们安排各种消遣，不会让你们感到烦闷……在我们那儿散散步、游游泳该令人多惬意呀！”

我们欣然接受邀请，并约定第二天傍晚乘坐格拉诺夫斯基的四轮马车，跟他一块儿去。

那个傍晚是我无法忘怀的。

我们三人一起坐上四轮马车，大约在八点钟左右动身去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

这是六月底的事。

当我们乘车驶上通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的乡间土路，把灰尘弥漫、令人窒闷的城市远远抛在后面，并沉浸在清新芳香的田野空气和广阔的乡村原野景色里时，只觉得心旷神怡，如痴如醉……

这一天格拉诺夫斯基本来就心绪极佳，他似乎显得格外容光焕发、和蔼可亲，他那沉思的、忧郁的眼神也变得愉快了，仿佛身上卸下了什么重负似的。

他需要一吐积愫，于是跟我们谈起了他自己，谈得那样津津有味，热烈而又坦率，神情无限温柔，他是那样诚恳、朴直，只有那些品格高尚杰出、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缺点和弱点的人才会这样。

他谈起了自己嗜赌成癖的事。

“你们各位简直无法想象，”他对我们说，“这种疯狂的嗜好使我陷到了什么地步，使我落入了多么可怕的处境！”

于是他告诉我们，他是怎样逐渐赌上了瘾，输了钱就加大赌注，日复一日，越陷越深；怎样费尽气力弄钱还债，最后欠了一大笔债，一个星期以后必须还清，可是在这样短的期限内根本不可能弄到这么多钱；他的名誉怎样系于一发；他度过了一些多么可怕、多么苦恼的不眠之夜；莫斯科一些臭名昭著的赌棍得知他走投无路，便找上门来，主动提出借钱给他，要他参加他们的帮会——他们需要一个无可指摘、诚实正直的名字，用白璧无瑕的名声来掩护他们招摇撞骗、敲诈勒索的行径。直到这时格拉诺夫斯基才清楚地看到，这种疯狂的嗜好使他陷入了多么可怕的堕落的境地，他会掉进一个什么样的深渊……那些赌徒最后当然明白了他们的举动是多么愚蠢冒昧，尴尬地离开了格拉诺夫斯基，而格拉诺夫斯基的一位朋友则为他弄到了所需款项，救了他一命。

“现在呢，当然啰，先生们，”他讲到最后又补充说道，“我得到的教训太深刻了，我向你们担保，我的手今后再也不沾这些该死的牌了……”

随后他兴奋地对我们谈起了他打算撰写的著作，谈起了他此时此刻感兴趣的那些历史问题。他的两眼炯炯发亮，脸上神采奕奕。看见他精神上焕然一新，我们都感到高兴。从这个难忘的傍晚以后，我更加爱戴他了……

快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时，格拉诺夫斯基问博特金为什么不试试，写点叙事体裁的东西，他说，照博特金的智力素质看来，他可以写出像样的心理小说。这个想法使博特金感到很开心。

“真的不妨试一试？”他若有所思地说，然后摇了摇头，“情节很难构思呀，想个什么故事出来呢？情节这玩意儿太难了！”

于是博特金即兴构思起情节来，刚开始还相当认真，但由于这种即兴构思一无所获，他便把故事讲成了一段笑话。我们听了他的编造，开怀大笑，一直笑到马车驶入景色壮丽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奔驰在浓荫如盖的林荫道上为止。

在台阶前等候我们的有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和她的妹妹，有弗罗洛夫，还有尼·谢普金夫妇，他们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租了一幢别墅。

弗罗洛夫对我和博特金讲了一大堆半是刺耳、半是温厚的话，同时还一边微笑一边亲热地拍拍我们的肩膀……

晚饭之前，我们一起在庄园里朝通向一幢大楼房的路上走了一阵……

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的景色壮丽优雅，十分广阔，即使在朦胧的夜色里也使我惊叹不已……博特金触景生情，开始记诵普希金描写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的诗行，那是他写给尤苏波夫的一首诗 41 。

我和博特金在就寝时想望着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度过的几天将会极为惬意。

博特金的心情异常平静和愉快，但往往会带上一种模模糊糊的感伤的色彩。他坐在床上，有节奏地轻轻摇晃着脑袋，满脸柔情地夸奖弗罗洛夫：

“一个可爱的人，确实可爱！”他一遍又一遍地说，“他有一颗美好的心灵……当然啰，他并不是一个杰出的人才……我们背地里说说，格拉诺夫斯基偏袒他……弗罗洛夫的脑子其实糊里糊涂，一片混乱——不过他为人很可爱，又可爱又善良……”

我们想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过几天惬意的日子，这种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逗留快要结束时，我们同殷勤好客的主人之间的和谐气氛受到了一点破坏，但这一点留到后面再讲。

我们逗留的最初几天过得很愉快，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们在一起交谈，散步，在莫斯科河上泛舟，参观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的名胜。格拉诺夫斯基对参观不大感兴趣，但弗罗洛夫却是我们热心的向导，他领着我们参观府邸，参观为贡扎戈 42 修建的剧院，把他觉得了不起的每一幅画、每一尊塑像都指给我们看。可是博特金有时却生气地说：

“您这是怎么啦？您从哪儿知道这是件好作品？这种东西很糟糕，简直糟透了……这全是蹩脚的复制品。这里所有的杰作早就被老尤苏波夫运到彼得堡去了……留在这里的东西糟透了，糟透了！”

连庄园里一些枝繁叶茂的老橡树和老椴树弗罗洛夫都要让我们停下来看一看，他说，这种树只有在皇村的一个公园里才能见到（他到彼得堡以后住在皇村，仔细研究过皇村的几座公园）。

我们一天的生活在九点钟左右开始——喝咖啡，喝茶，还有各种点心小吃，这些东西摆在楼下大餐厅的一张长条桌上；餐厅紧连着温室，温室里摆满丁酸橙、橘子和月桂等树木。格拉诺夫斯基要喝煎药，比我们起得早，喝过煎药后大约散一个小时的步，这条林荫道宽阔壮观，椴树夹道，从厢房一直通向大楼房；格拉诺夫斯基一面来回踱步，一面浏览《论坛报》 43 《比利时独立报》 44 和《汇报》 45 ……等他散完步以后，我们便去吃茶点，这时全体都已到齐，只有弗罗洛夫除外。弗罗洛夫到得稍晚一点，仍是睡眼惺忪的样子，他吻着几位女士的手，亲切地跟大家打招呼，然后坐下来使劲吃喝，待到肚子填满，正所谓酒足饭饱后，又回到楼上去工作……有一次我和博特金忍不住，从门缝里看了看，只见弗罗洛夫安然而卧，睡得极其香甜……从那以后，每当弗罗洛夫说他去工作时，我和博特金总要忍俊不禁地互相看上一眼。喝过茶、吃过早点以后，格拉诺夫斯基便上自己的书房去，直到吃午饭时才离开他那张斜面高写字台。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他那时正在撰写历史教程。四点钟时大家坐下来吃饭，午饭后全都沉醉于各种娱乐、散步或谈心。

我们平静的乡村生活几次受到干扰，首先是萨京和凯切尔带了一箱香槟酒乘车前来，随后是小尤苏波夫 46 带着一帮朋友来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紧接着又大摆酒筵，像过节一样热闹……

我和博特金跟尤苏波夫相当熟悉。尤苏波夫得知我们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小住，当即邀我们上他那儿去。同尤苏波夫一起来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的还有跟我同样熟悉的Г.和В.。我们在尤苏波夫家里度过了一个晚上，随后又度过了三天。第二天尤苏波夫举行午宴，尤苏波夫知道格拉诺夫斯基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向他们家租了一幢别墅，他也没有事先拜访格拉诺夫斯基，突然想到请他前来赴宴，而对我和博特金却只字未提此事。格拉诺夫斯基对这种邀请一笑置之。我和博特金一无所知，因此毫无顾虑，心境坦然地到格拉诺夫斯基那儿去吃早茶，几分钟以后，我们开始觉察到，他们不时用很不友好的目光看看我们，对我们的问题回答得也很勉强，总之对我们的态度是冷淡矜持的。态度最冷淡的是尼·谢普金，他几乎不屑于看我们一眼；再就是弗罗洛夫。不过，在格拉诺夫斯基本人身上我们尚未发现任何变化：他对我们依旧像平时那样亲切，对我们微笑时依旧是那样讨人喜欢。

我根本没有料到别人对我们态度变化的原因。我百思莫解，不知这是什么意思，直到我们上床就寝时，打听到来龙去脉的博特金才向我解释是怎么回事。

弗罗洛夫推测尤苏波夫邀请格拉诺夫斯基是我和博特金出的主意，认为我们这样做损害和贬低了格拉诺夫斯基的人格。此外还掺杂了一些流言蜚语。

我对这件事感到很不痛快，我对格拉诺夫斯基是那样敬重、那样挚爱，我是那样珍视他对我的友情，因此他和我之间的任何误会都使我感到难受。其他人我倒不放在心上。

第二天早晨碰到格拉诺夫斯基时，我当即向他做了解释。我非常激动，讲起话来也不由得十分激烈，我就这件事讲述了我对他的感情。格拉诺夫斯基拥抱并吻了我。

“我向你起誓，”他对我说，“不论对你还是对博特金我都不会怀疑，我确信你们不会这样不懂分寸。我对你们没什么芥蒂，一心爱着你们。弗罗洛夫出于对我的友情，对待这件事过于急躁，不分青红皂白就怀疑到你的头上。不过你也会承认，这种邀请令人费解：我跟这个人素不相识，干吗要接受他的邀请，上他那儿去吃饭呢？假如他希望我到他家里去，他可以事先来拜访我嘛……不过这件事不值一提，我很感谢你直言不讳。”

但弗罗洛夫和谢普金并没有这么快就安静下来……

我们在格拉诺夫斯基那里又待了两天，不过已经不像原先那样愉快了；随后便去了莫斯科。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弗罗洛夫。后来弗罗洛夫第三次结婚，娶了格拉诺夫斯基的一个亲戚，并继续过他那种单调、勤奋的生活，在最后一段时间从事《地理学和旅行集刊》的出版工作。他和格拉诺夫斯基死于同一年，比他早几个月。他死在他最后一个妻子的切尔尼戈夫领地……

在我去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之前不久，我同格拉诺夫斯基有一天在三一节饭店吃午饭。那一天格拉诺夫斯基心情很好。

我们谈起了弗罗洛夫。我说，他的脑子好像有点糊涂。

格拉诺夫斯基微微一笑。

“不，”他说，“请相信我的话，弗罗洛夫是个很聪明的人，心肠也很好，但他毫无辩才：有时他跟我谈论抽象的问题，在他谈的那一刻我什么也听不懂，可是后来，当我独自一人回味他讲的话时，我才明白了他想对我说些什么。”

格拉诺夫斯基热情关怀俄国文学的各种成就，为我国期刊出版业的发展感到高兴，经常强调支持最优秀的机关刊物的必要性。他对《现代人》比对《祖国纪事》更有好感；他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志趣，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偶尔给他寄一点自己的文章，仿佛认为这是他的一种义务……这两家刊物之间的敌对关系使他感到不安，因此他恳请我们不要同《祖国纪事》进行论战。

“看在上帝分上，请抛弃你们的私人恩怨，”他不止一次对我们说，“问题不在于克拉耶夫斯基，我们根本不要理他！我也不喜欢他，可是他的杂志的存在和兴旺发达跟你们的杂志一样，都是必需的。”

有一次他来到彼得堡，住在科尔什那里，邀请一些人去参加晚间聚会，除熟人以外，还邀请了克拉耶夫斯基先生。

晚餐时他站起身来，特意向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和我举杯，祝《祖国纪事》和《现代人》兴旺发达，祝这两个刊物完全恢复团结和睦的关系。

“我衷心希望《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敌对关系，”他说，“有什么值得敌对的呢？它们的目标相同，方向一致。你们二位（他对着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和我说）应该捐弃前嫌，抛开个人恩怨，为了共同的事业联合起来。我们大家由衷地为《祖国纪事》和《现代人》的兴旺发达干杯！”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皱着眉头，声音低沉地嘟囔了一句什么话。我向他伸出酒杯说，衷心祝愿《祖国纪事》取得成功，我本人对他也并无嫌隙。“正如格拉诺夫斯基说的那样，”我最后补充说道，“共同的事业召唤着我们，让我们忘掉鸡毛蒜皮的个人恩怨，彼此保证不再进行个人之间的论战！”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跟我碰了碰杯，依旧用低沉的声音说了一句：

“好吧，我本人也并不反对，假如您……”

随后他挨着我坐下来，言辞激烈地谈起了当时《现代人》上刊登的《外城订户来信》，他一口咬定就是这些信引起了我们之间的论战。他说他，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无法忍受任何小丑行径、插科打诨，任何先科夫斯基式的作风，他维护的是科学和艺术，等等。 47

第二天卡韦林设午宴招待格拉诺夫斯基。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跟所有的人都打了招呼，然后看了我一眼，把头扭向一边……

和解并未成功……

从那以后我们见面时总是照此办理——也就是彼此把头扭向一边。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粗暴态度使格拉诺夫斯基觉得十分遗憾：他那心地高尚的尝试未能成功，这有点伤了他的自尊心；但当我告诉他，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认为德鲁日宁 48 的小品文是插科打诨，而且信誓旦旦地说他是那样尊重艺术和科学，不能容忍文学界的任何小丑行径时，格拉诺夫斯基大笑不止。

格拉诺夫斯基身上没有一点积习很深的学者的学究气，不过，他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那种所谓学者——他是一个最有才华、最为精雅的学术爱好者。他不排斥文学领域那些机智的笑话，不像一些头脑迟钝的哲人那样对它加以鄙弃和非难；相反，机智俏皮的讽刺诗和巧妙有趣的笑话令他十分开心，往往引得他开怀大笑。

库兹玛·普鲁特科夫 49 的作品尚未付梓时他就在我这里读过，这些作品逗得他整个晚上都很开心，他会背诵其中最好的一些警句，并且喜欢反复吟诵……

他在评价各种文学现象时从来都很有分寸。比如说，他很喜欢谢·季·阿克萨科夫的《巴格罗夫札记》 50 ，但当阿克萨科夫被推崇为文学界的元老时，格拉诺夫斯基却付之一笑……两年后阿克萨科夫的《回忆录》问世，当巴·瓦·安年科夫（那是在阿拉佩托夫 51 家的晚会上）对阿克萨科夫的作用评价过高时，格拉诺夫斯基尖锐地打断了他的话。

“阿克萨科夫近年来表现了杰出的才华，”他说，“这一点不会有争议，可是您为什么想让他成为受人崇拜的偶像呢？当然啰，阿克萨科夫的《回忆录》要比日哈列夫 52 的《札记》高出一筹。阿克萨科夫对语言的运用很出色——这一点毋庸置辩—可是，先生们，你们把他抬到不可企及的高度，这会害了他，使他显得可笑。”

格拉诺夫斯基的谈话总是充满睿智，饱含亲切仁爱之情，充满对现实中一切有生气的现象的好感。他谈起话来毫不显得才气横溢，但平稳安详，有一种诗意的色彩，总是让听众产生愉快的印象，激起他们对他的依恋，加深他们对他的好感……可是有的时候，当格拉诺夫斯基被触动心事时，他也会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另一种性格：他会显示出不寻常的力量，目光炯炯有神，语言像激流一样奔泻而出，甚至带上一种不合乎他禀性的辛辣讽刺的色调。

不过，这种神态我只在彼得堡科尔什的寓所见过一次。那是他最后一次来彼得堡的时候。

应该说明的是，科尔什尽管头脑机灵，善于迅速抓住别人话语中荒唐可笑的地方加以讽刺，但他对莫斯科和莫斯科的一切事物都抱有一种偏私的态度。他根本不同意斯拉夫派的观点，经常对那种观点加以嘲笑，却整天沉浸在对莫斯科的回忆之中。他在彼得堡觉得很不舒服，坐立不安，十分寂寞。他一心向往着莫斯科，成天把莫斯科挂在嘴上。这个弱点连他的朋友们也感到有些厌烦……

科尔什在彼得堡的地位相当不错（他当时参与编辑《内务部杂志》，纳杰日金全身瘫痪以后他又主持杂志工作），纳杰日金死后他的地位又会大大提高，尽管如此，科尔什仍然一心向往莫斯科，情愿抛弃彼得堡去换取对莫斯科的一些希望和幻想。这使格拉诺夫斯基大为生气，他本来很爱科尔什，深切关怀他那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他同科尔什的姐姐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也是情深谊厚。

有一天我无意中顺路来到科尔什的寓所，发现他那里聚集着一大群人，都是彼得堡各个小圈子的空谈家，每逢格拉诺夫斯基来到彼得堡，他们总是像尾巴一样到处跟着他。当时所有人都坐在一张长形茶桌边，科尔什寓所的茶炊几乎从不离开茶桌。

科尔什又无病呻吟地怀念起莫斯科来。他说，只有在莫斯科才能过得愉快，无拘无束，只有在莫斯科才有智慧、知识、亲切的感情和各种美德——这些话刺激了格拉诺夫斯基。他的情绪激动起来，开始反驳科尔什的看法。他讲话的开头部分我未能听到……

当我走进房间，朝格拉诺夫斯基看一眼时，我仿佛觉得在我面前的是个生人，至少是完全改变了模样。内心的热情鲜明地反映在他那高贵漂亮的面孔上，不时闪现出忧郁而又尖刻的讥讽的神情，甚至话音里也有一种不寻常的刚毅的力量。我从来没有听见他的话说得这样响亮、热情和流畅（格拉诺夫斯基说话时通常声音很小，不论是谈话还是讲课都有些嗫嚅），也从来没有见他像这一刻那样容光焕发、精神振奋。

他连续讲了一两个小时，只有科尔什偶尔有气无力地打断他一下。那天晚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速记下来就好了。他论证说，莫斯科对俄国一度起过的那种伟大而无可争议的作用正在衰退，同莫斯科相反，彼得堡对俄国的作用正在日益表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彼得堡注定要在我们祖国的命运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他说，一个成熟的、有头脑的俄国人在整个俄国范围内只有在彼得堡才能生活得更加自由……

“假如我不是留恋莫斯科大学的话，”他说，“我连一分钟也不愿意在莫斯科待下去。而且，除了同我们心心相印、在信仰和思想上休戚相关的人们以外，莫斯科对于你我、对于我们大家又算得了什么呢？莫斯科只有一点对我们十分珍贵，那就是对这些人的回忆……这个地主老爷的、鄙俗愚笨的莫斯科以英吉利俱乐部作为它的代表；这个冷冰冰、懒洋洋的莫斯科只会昏昏沉沉地妄自尊大，像个老婆子似的夸耀自己古老的身世和昔日的功劳，吹嘘自己当年是怎样聪明绝顶，荒谬地炫耀自己似乎赢得了什么独立地位——我不可能、不愿意也不应该同这样一个莫斯科有什么关系……而且莫斯科又有什么独立地位呢？莫斯科也和俄国所有外省城市一样，屈从于当权人物专横恣肆、随心所欲的念头。莫斯科所有人都在扎克列夫斯基 53 的统治下发抖，扎克列夫斯基像土耳其总督一样对我们所有的人发号施令——这样的独立地位真是妙不可言！当然啰，任何专横和压迫都叫人难受，可是直接来自老爷方面的专横比起因过分热心总是撞破自己脑袋的奴才的专横终究要好受一些……奴才的笨脑袋自然毫不在乎，但屈从于这种笨脑袋的其他人又怎么受得了！……现在在莫斯科能够过好日子的只有那些停滞不前、生活富足、思想衰颓的人，而朝气蓬勃、精力旺盛、渴望有所作为的人在莫斯科却无事可做。这样的人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徒劳无益的怀旧，不可能一心沉醉在自己的回忆里；他没有工夫徒然回顾过去，他只是一心奔向前方……他会觉得莫斯科这种无所作为、愚笨的自满自足是不可忍受的。这种自满自足无疑是落后和衰颓的特征……”

格拉诺夫斯基从来没有这样尖锐有力地阐述自己对于莫斯科的信念。科尔什对他的话感到惊讶、难堪，不过这些话并没有说服他，只使他受到刺激：整个晚上他像失魂落魄似的，一句挖苦话或俏皮话都没有说……

我怎能料到再也听不到格拉诺夫斯基的谈话，怎能料到当天的晚餐对我们有些人来说是永别之前同格拉诺夫斯基共进的最后的、告别的筵宴呢？

酒不知怎么喝不下去。格拉诺夫斯基讲完以后情绪激动，科尔什心中不快，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忧郁……

格拉诺夫斯基晚餐以后同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在一旁谈了很久，最后他跟大家拥抱、告别……

第二天格拉诺夫斯基便乘头一班火车去了莫斯科……

这是一八五五年二月底的事（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 54 ，当年十月四日格拉诺夫斯基便与世长辞……

他那生病的妻子的时日早已屈指可数，她不幸死在他之后，但也未过多久……

十五年来（自一八三九年至一八五五年），格拉诺夫斯基一直在讲坛上同各种障碍进行斗争，极为艰难地灌输使他受到鼓舞的那种独立的思想。他在内心里深深抗议仅仅凭借武力严加维护的旧制度，尽管这种抗议是以他性格特有的那种委婉温和的形式表现在他的讲演和文章里，但他对年轻一代的影响仍然十分强烈……

在走投无路的绝望时刻，格拉诺夫斯基曾经说过：“别林斯基有幸，他死得及时！”“一想到我们从前是什么样子，现在又成了什么样子，心里就会感到酸痛！” 55

他的精神颓丧了，对自己的工作和义务冷淡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想用狂热的赌徒生活去抑制内心的痛苦；但是，他那纯洁高尚的本性挽救了他……因此他虽然受尽痛苦、极端疲惫又消沉，但还是重新回头履行自己的义务，认为“总还有点事情可干” 56 ……

可是这种斗争、这些把他引向绝望和颓丧的痛苦却毁坏了他本来就不结实的身体，加速了他的死亡。其实，早在三十年代末期，他在柏林时就曾诉说他胸口疼痛。 57

命运开了一个多么辛酸的玩笑！格拉诺夫斯基正好在对美好未来的希望鼓舞了所有的人，并激发了他的智慧和精力的那一时刻死去。他的朋友们都证实，他从来没有像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一八五五年）那样热情奋发地为公共利益，尤其是为教育事业而努力工作。那一年秋天从弗罗洛夫遗孀的乡间回到莫斯科 58 后，他急不可待地开始考虑定期出版《文学与历史文集》，文集除发表历史研究文章外还打算刊登文学和政治性文章……格拉诺夫斯基构思了有关本门学科的一系列文章，定名为《历史通信集》。文集的纲要已经写好，他想去彼得堡申请准予出版，没想到死亡却阻止了他的热情迸发出来。

格拉诺夫斯基留下的著作不多：为取得学位而写的几部历史专著、几本纲要和述评、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评论文章和书评。所有这些著述的文学价值都比纯学术价值更高。格拉诺夫斯基对语言的运用自然极为出色，他的文句具有朴实、鲜明、简洁和优美的特点，但仅就著作本身而言，格拉诺夫斯基并无任何特出之处，而且也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的名字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为什么他在生前会激起人们这样大的热情，死后有些人仍然对他怀有这样虔敬的热爱之忱？

要对不认识格拉诺夫斯基的人解释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那些听过他演讲、在朋友圈子里见过他、听从他出的主意、同他谈过话的人才能证明他的影响确实很大，他的为人极讨人喜欢和令人神往，而并非像现在许多人猜测的那样，是他的朋友们夸大了他的作用……

格拉诺夫斯基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渡时期总有两种类型的人显得特别突出：

一、充满自豪感并自信有力量的人，这种人勇往直前，不受过去的废墟的阻碍，具有敏感的听觉和敏锐的视觉。他们的心灵对过去的声音不会产生共鸣。胜利的权利最后总是属于他们。

二、体现了正在逝去的时代的全部美德和优点的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优秀代表和英勇的捍卫者。 59

格拉诺夫斯基仿佛是这两种人中间的调和者，他更同情第一种人，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对这两种人的态度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由于具有深刻的、天生的美感，他在过去的美好事物面前不能不感到踌躇，不能不对过去的声音作出反响，甚至怀有钟爱之情，但他的整个思想却向往着未来；他虽然自己觉得缺少第一类人那种摧毁力，但他理解这种人是必不可少的，他完全同情这些人，祝愿他们建立伟大的功勋……

1 巴纳耶夫讲错了：格拉诺夫斯基是在出国之前，于一八三六年初在莫斯科同斯坦克维奇结识并建立友谊的；他结识别林斯基和他们小组的其他成员也是一八三六年的事。

2 格拉诺夫斯基此时不是教授而是教员，他自一八四五年起始任莫斯科大学教授。

3 亚·米·涅韦罗夫（1810—1893），年轻时是斯坦克维奇和格拉诺夫斯基的密友，后在国民教育部任要职。

4 “有人”指赫尔岑，后面这句话引自《往事与随想》第二十九章。巴纳耶夫在本章其他一些地方也引用了《往事与随想》第二十九至第三十二章的一些话。回忆录在《现代人》上发表时，赫尔岑被沙皇政府定为“国事犯”，因此巴纳耶夫在引述他的话时只好加以伪装，用自己的话进行转述，有些地方语气改得十分缓和。

5 马丁·路德（1483—1546），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

6 科利尼（1519—1572），法国海军上将，基督教胡格诺派领袖之一，死于巴黎天主教徒对胡格诺派的大屠杀中（1572年8月24日前夜，史称“圣巴托罗缪之夜”）。

7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

8 十六至十七世纪法国基督教新教徒形成的一个派别，一直遭受残酷镇压。

9 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

10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革命民主派，其成员大多数参加雅各宾俱乐部。

11 引自《往事与随想》第二十九章，引文略有差异，其中“宗教改革时期的传教士”原文为“宗教改革时期有革命精神的传教士”。

12 指耶稣基督。加利利是古代巴勒斯坦北部地区的名称。据《新约》传说，加利利是耶稣故乡所在地，又是耶稣布道的主要地区。

13 这两节叙述的时间不准确。别林斯基离开莫斯科（1839年10月）之前不久，就“同现实和解”的问题同赫尔岑发生过激烈争论，见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二十五章。别林斯基同赫尔岑在彼得堡初次会见不是在一八四〇年一月，而是一八三九年十二月；第二次见面是在一八四〇年五月至一八四一年六月之间，这一次他们之间才取得和解。巴纳耶夫说他们第二次见面是在一八四二年，那是记错了，赫尔岑一八四二年并未去过彼得堡。

14 卡特科夫不属此列。他在出国之前同别林斯基的关系就很不稳定，回到俄国（1842年底至1843年初）之后便再也没有同别林斯基及其朋友们恢复亲密关系。

15 彼·格·列德金（1808—1891），法学家、哲学史家兼教育家，先后任莫斯科大学及彼得堡大学教授、彼得堡大学校长。

16 伊·巴·加拉霍夫（1809—1849），赫尔岑小组成员，彼得堡警察总监亚·巴·加拉霍夫（见本书第一百六十九页）的弟弟。

17 指赫尔岑。

18 巴纳耶夫记错了：格拉诺夫斯基的中世纪史课程不是讲了两次，而是一次，从一八四三年十一月（不是春天）至一八四四年四月下旬，假期以后又继续讲课。

19 伊·瓦·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俄国宗教哲学家、批评家和政论家；彼·瓦·基列耶夫斯基（1808—1856），俄国民俗学家、俄罗斯民歌收集者。两人都是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

20 这次宴会于一八四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在谢·季·阿克萨科夫家里举行，主持宴会的人是赫尔岑、尤·费·萨马林和谢·季·阿克萨科夫。

21 这里有一点巴纳耶夫记错了：康·阿克萨科夫谈到彼得一世以前莫斯科士兵点名的情形的那篇文章题为《莫斯科七百周年》，是这次宴会两年以后在《莫斯科新闻》上发表的。

22 这一节是对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三十章）中一段话的相当准确的转述。“背弃信念的人”在《往事与随想》中原为“背弃东正教信念的人”。雅泽科夫写的这种攻击俄国社会先进人物并具有告密性质的诗不是一首，而是三首，均写于一八四四年。

23 这首诗是讽刺卡·卡·巴甫洛娃的，原文末句“作品”一词一语双关，既指诗作，也指人。

24 指赫尔岑；引文引自《往事与随想》第三十章。

25 彼·亚·鲁缅采夫（1725—1796），俄国统帅。

26 原文是法语。

27 原文是法语。

28 赫尔岑的妻子。

29 巴纳耶夫对一八四五年在索科洛沃消夏的情景的回忆有几段取自《往事与随想》第三十二章。

30 赫尔岑的父亲死于一八四六年五月六日。

31 从“第二天午餐时”开始，这一节是对《往事与随想》第三十二章内容的转述。出于书刊审查方面的原因，巴纳耶夫无法直接点明争论的内容。在哲学观点上，赫尔岑和奥加廖夫此时已转到唯物主义立场上，格拉诺夫斯基仍坚持唯心主义观点；在社会政治观点上，赫尔岑和奥加廖夫已形成社会主义和革命的信仰，而格拉诺夫斯基则未越出温和自由派的界限。

32 一八四七年。

33 鲍·伊·奥尔登斯基（1823—1861），古希腊文学史家和翻译家。

34 法国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年。

35 尼·格·弗罗洛夫（1812—1855），地理学家，洪堡《宇宙》一书的译者。

36 这一点详见安年科夫先生写的关于斯坦克维奇的那本书。——作者注

37 今爱沙尼亚共和国的塔尔图市。

38 卡尔·里特尔（1779—1859），德国地理学家，主要著有十九卷的《普通自然地理学》。

39 应是一八五一年。

40 尼·鲍·尤苏波夫（1751—1831），公爵，家境豪富的大官僚，书画收藏家。

41 指普希金一八三〇年写的《致大臣》一诗。

42 彼得罗·贡扎戈（1751—1831），意大利画家，一七九二年来到俄国，为俄国各剧院（包括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剧院）画了许多舞台布景和壁画。

43 原文是法语，这是法国出版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