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稀里哗啦地下着。早上八点的新闻仍在报道这场暴风雨造成的各种灾难：9号公路发生了多起车祸，斯克内克塔迪的铁路被水淹没，特洛伊的交通完全瘫痪了。气象局还说，这场大雨可能还会持续数小时。只要你生活在美国，你往往会发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暴雪或台风，会使所有的事情陷入混乱。美国是个相当发达的工业社会，汽车的作用举足轻重，所以一旦汽车无法开动，生活顿时会陷入停滞。一旦事情无法按照计划如期进行，美国人会非常痛苦，感觉到很挫败。车站里会人头攒动，人们拼命拨打长途电话，问候亲人的安危。有收音机的，会一直打开收音机，期望能收听到一点好的消息。我能想象到各条路和各大城市现在有多混乱不堪，只有我一个人，仿佛置身事外，孤独地坐在椅子里，沉湎在过去的回忆中不可自拔。
酒快喝光了，我又加了些冰块，然后，又掏出烟来点着了一支。重新舒服地坐回椅子里，收听着收音机正在播放的三十分钟迪克西兰爵士乐。
库尔特最不喜欢听爵士乐了，他总觉得爵士乐太颓废、太伤感。而且他也总是劝我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不要抹口红，要多参观一些美术馆，或参加各种音乐会、演奏会等，来陶冶性情。我过去的生活在精神方面一直很苍白，虽然他的这些建议都属于严肃的内容，但是确实值得考虑。可以说，德国人严肃、认真的生活方式在某些方面与我们加拿大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库尔特·雷纳是西德沃班德报社驻伦敦的首席代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英国寻找一位能帮他处理事务的助理。这位助理需要从英国的报纸、杂志找出德国人感兴趣的消息，然后邮寄回德国。而且还可以独当一面，独自处理一些高级别的外交事务，以及外访报道。那天晚上，他带我到位于夏洛特街的一家德国饭店共进晚餐。我非常欣赏他对工作的认真态度，他把自己这份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对促进英德两国的交流的贡献，都详细告诉了我。光从外表看，他像个运动员，体形健壮，拥有一头闪闪发亮的金色头发，还有一双湛蓝的眼睛，看起来比实际年龄（三十岁）小。他告诉我，他出生于慕尼黑附近的奥格斯堡市，父母都是医生，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二战时，他的父母因偷听盟军的广播，而且因阻止小库尔特参加希特勒青年运动，而被人告发，被关在集中营里，后来被美国盟军救出。他的高中和大学都是在慕尼黑完成的。毕业后，他就职于西德一流报社《世界报》，后来因为英文流利，被派到伦敦。他又问我现在正在做什么，我就把手头上的一些稿件让他看了一下。次日，我又带了自己创作的原稿来到他位于詹斯瑞小巷的办公室找他，让他看下我创作的稿件。他这人做事非常谨慎周密，还没等我开口，他就说他已通过通讯社的朋友，把我的底细查得一清二楚了。就这样，一星期后，我就走马上任，担任他的私人助理，办公室就在他的隔壁，每天负责处理从路透社发来的电报。而且，他给的薪水非常优渥，一周高达三十英镑，更何况我也很喜欢这份工作的性质，而且与位于汉堡的总公司常有电报来往。每天早晨和傍晚，我把从英国收集来的消息发到德国，赶上各报社的出刊时间。虽然我只会英文，对德文一窍不通，但是这并不妨碍工作，因为库尔特会直接用德文电话告知德国总部写出来的原稿。我发去的电报都用英文，到了总部后，会有人翻译成德文。久而久之，汉堡的总机值班员一听到我的声音，就会用英文和我交谈，他的英文很不错，交流起来完全没有问题。虽然这份工作很机械化，但要求的是正确和速度。每次我送去稿件后都要等个一两天，然后总机会把我的文章从德国报纸上剪下来，送到我这儿。因此，每次我把原稿送出去后，就抱着复杂的心情等待稿件是否被采用。不久，库尔特已经完全信赖我，认为我可以独当一面了。他会将一些紧急事件交由我单独去处理。一想到德国有将近二十位编辑在等着我的消息，我心里就既紧张又兴奋。对比之前在克拉里昂社的那些芝麻小事，我在这里的工作更复杂多变，我很积极地完成库尔特的指示和要求。这种忙碌的通讯社工作让我觉得很充实开心。
不久苏珊结婚了。为了更方便地工作，我搬到了库尔特在布鲁姆斯伯里广场附近的一栋设备齐全的公寓里去了。我们虽同住一套公寓，但并不同房。他是个非常规矩的人，我们的关系也仅止于同事关系。对于他，我尽可能保持一定距离。有了上一次的教训，我不会再一次犯傻，重蹈覆辙了。这里离我们办公室很近，下班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回去，甚至一起吃饭。为了节省开支，我把他的唱机搬到我屋里来，有时候我会在家自己做晚餐。有时我会扪心自问，我们现在这样是不是太危险了？顾虑到这一点，偶尔我就借口说约了朋友，不跟他一起吃饭了。这期间，有些男人想动我的脑筋，但是我总是没有感觉，全都推辞了。库尔特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君子之交，井水不犯河水，我们的相处方式互尊互敬，这样的平静日子维持了三个月。有一天，库尔特从德国出差回来，告诉我他订婚了。他说他的未婚妻名叫特露德，是他青梅竹马的玩伴。通过他的描述，我觉得他们就是天生一对的佳偶。这女孩的父亲是海德尔堡大学的哲学教授。从她的照片来看，她长得眉清目秀，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头发梳得光滑整齐，穿了一件紧身连衣裙，打扮时髦。整体看来，是一位温婉大方，但又不失时尚性感的女孩。
库尔特会巨细靡遗地告诉我他和特露德之间的事，甚至拿出特露德写的信给我看，怕我看不懂德文，又解释给我听，还和我讨论婚后要生几个孩子的问题。他说他打算在伦敦好好干上三年，要省吃俭用，存钱结婚，然后返回汉堡买一套漂亮的公寓，好好地装修，他还询问我对房子装修的意见。诸如此类的问题，他都和我商量，要我提供意见。而我也好像把自己当成了他的老妈子似的，替他们操心这个，操心那个。就连婚后的夫妻生活，库尔特都做了周密的计划，他拿出来跟我商量，要我提供意见。我在这方面实在孤陋寡闻，反而他在这方面比我了解得更透彻，说得头头是道。蜜月旅行他打算去威尼斯（德国人蜜月旅行几乎都要到威尼斯，好像全世界只有威尼斯才有资格担当蜜月胜地似的）。他打算在蜜月期间尽情享受快乐的夫妻生活。库尔特认为这些都是需要技巧的，需要经常练习，才会熟能生巧。他还说晚餐不能吃得太饱，那样会影响动作的敏捷度，而且晚上十一点以前就要上床睡觉，一定要睡足八小时，这样才能有充沛的精力和体力。他又半开玩笑地说，特露德还是一朵羞答答含苞待放的花蕾，而他则是个技巧熟练的热情男人。他说了一大堆，总之就是说，夫妻需要在同一时刻达到高潮，都尝到飘飘欲仙的愉悦感受，这样的婚姻才会美满长久。蜜月结束回来后，他计划每个星期三、星期六才和特露德同房，因为如果不加以节制，他恐怕会体力不支，降低了质量。他讲得头头是道，还用了大量专业术语，怕我不明白，还用叉子在桌布上画了些图，图文并茂地向我解释。
听完库尔特讲的这些道理，我觉得他绝对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恋人，我承认我对他描述的那些技巧有点心驰神往了。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羡慕起特露德的好运来，只有她才能真切领会到那种精心准备的快乐。我多么希望在一个甜美的夜晚，也有一个像库尔特那么棒的情人出现在我的身旁，就像库尔特所说的“顶级小提琴家”。真希望有这么一位“小提琴家”，能把我柔软的身子，当作小提琴般弹奏得出神入化。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我的痴心妄想。不过，令人难以启齿的是每次在我梦中出现的人，竟然都是库尔特，梦中的他是如此的体贴、温柔，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几个月之后，特露德的来信越来越少，来信语气也发生了改变。我很早就察觉到了这一点，但一直没有点破。特露德开始经常埋怨等待库尔特来信的时间太长，而且她的语气也没有以前那样甜蜜亲切。有一次，特露德在信中说她在暑假去特格尔恩湖游玩时，遇见了一群很好玩的朋友，我总觉得她好像在暗示着什么，不过她就只提过这么一次。这之后，差不多有三个星期，她都没有来一封信。一天晚上，库尔特突然走进我屋里，脸色苍白，眼眶湿漉漉的，看起来垂头丧气。当时，我正躺在沙发上看书，他一进门就跪倒在我身边，满脸泪水，一边啜泣，一边说：“完了，一切都完了。”我吓了一大跳，急忙紧搂住他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不停抽噎着说，他的未婚妻在德国另结新欢了。那个男人在慕尼黑做医生，结过婚，但太太早逝，他们一见钟情，如今她已接受他的求婚。库尔特要明白现在一切都为时已晚了，特露德已经心有所属，他必须原谅她，并忘记她。特露德根本配不上他，她不值得他为她煞费苦心（事实上，这种感觉时常会冒入我的脑中）。最后，特露德在信上说，她希望与库尔特保持普通朋友关系，她的婚礼将于下个月举行，她希望能够得到库尔特的祝福，信上的署名是“悲伤的特露德”。
库尔特就像一个溺水的人一样，紧紧地抱着我，他低声抽泣着说：“唉，一切都完了，我现在只有你了。”他停顿了一下说，“我需要你的安慰。”
看到这个一向自信坚强的大男人，忽然间像孩子般软弱，如此依赖我，我不由得心生爱怜，像母亲安慰自己的婴儿一般，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带感情，冷静地说：“库尔特，别伤心了，天涯何处无芳草，像你这么优秀的人，多的是女孩子来爱你。我相信在德国，一定有比特露德好几百倍的女孩子在等着你呢。”我挣扎着坐起来，接着安慰他说：“好了，别再多想了。我们出去好好吃个饭，然后看场电影。现在已经是覆水难收，已成定局，你伤心难过也没有任何用处。好了，我们出去吧！”终于他放开我了，我赶快大口大口喘着气，我们一起站了起来。
库尔特羞愧得低下头来，说道：“薇薇，你对我真好，你真是我的好朋友。你说得对，我不应该继续懦弱下去，否则到时候你也看不起我了，这可不是我想看到的。”估计他自己也想开了，说到这里，对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径自向门口走去。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件事后，我们的感情在短短两个星期内进展神速，由普通朋友上升到恋人。这确实是有点不可思议，我自己也迷迷糊糊，好像这本来就是命中注定的事。回想刚开始时，我们都把对方当作同事看待，由于工作关系，我们同进同出，后来就越来越亲密了，这种转变是逐渐发展的。开始时，他把我当作自己妹妹似的，只吻我的脸颊，后来开始吻我的嘴唇，再后来他的手就不老实起来，直侵我的胸脯，接着又想继续下去。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我们的关系开始由同事转为了情侣。有一天晚上，他来到我的房间，对我说：“你的身材太棒了，让我看一看好不好？”听了他的话，我有点抗拒，但是只是一些无力、软弱的抗拒。现在，他就像他之前提过的“顶级小提琴家”一样，向我施展精心准备的高超技巧。在我这间隐私性极高的小屋子里，我不用担心突然会有人闯进来，可以尽情地享受爱情的滋润。他的一举一动，是如此令人安心舒适；他的一举一动饱含浓情蜜意，是如此令人放心信任。库尔特似乎很懂得女性的需要，他的激情狂放，他的温柔体贴，所有的一切都令人神魂颠倒。每次完事后，我都会整理好激情过后的被褥，插一朵花，缓和一下情绪。库尔特就像有着精妙高超医术的世界一流外科医生一般，给了我难以忘记的蚀骨销魂的激情。而我则像是一只时刻渴求人爱怜的小猫，等待着他的怜爱。
我一直认为，除了娼妓，对于一般女人而言，如果对这个男人没有感情，是不会享受与他之间的肉体的亲密行为的。男女之间，只要经历了肉体的亲密行为，就等于已走过了恋爱的大半路程。随后，女人会对男人死心塌地，就如同男人的附属物一般。不得不说，虽然我的理智和直觉一直告诉我不要在这段感情里投入太深，但是自从库尔特掳获了我的身子后，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无时无刻不想着他。如果失去了他，我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我对他爱得发狂。虽然爱得发狂，但是我一直警告自己要理智一点，这个男人缺乏幽默感，有点冷漠刻板，而且心肠也硬，完全是典型德国人的代表。但是爱情还是战胜了理智，每当楼梯上有脚步声响起，我会仔细听是不是他回来了；每当他紧紧地拥抱我时，我都会沉迷于他温暖的怀抱和坚实有力的臂膀。我会为他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为他烧可口的饭菜，为他补破洞的衣服，还为他解决工作上的烦恼。这种毫不保留的爱，使我变成了一位典型的德国太太——温柔贤良，亦步亦趋地跟在丈夫后面。虽然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自我，但是我打心底还是很满意自己的现状，从未想过要做任何改变。虽然有时候，我会有一种想打破循规蹈矩的生活的冲动，想高声喊叫几声，或引吭高歌一番，可冷静下来后，我告诉自己，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动，会违反社会公德，毫无女性的温柔，只会表现出内心的混乱和不平衡，库尔特不希望我成为这样的女性。他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做事按部就班，说话不疾不徐，就连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都会分配好：每周星期三和星期六，我们共进美味的烛光晚餐，然后上床睡觉。
库尔特厌恶一切违背自然的东西，例如抽烟、喝酒、镇静安眠剂、爵士乐、飙车、节食、同性恋、堕胎、死刑等等。凡是违反人性、违反自然的行为，他都一律反对。对于他厌恶的这些东西，我是没意见的，因为我也是在单纯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也不喜欢在喧哗吵闹的酒吧里喝酒，也不喜欢以前的那种抛头露面的记者生涯，更别提与德里克之前那段充满戏剧性的露水情缘。自从跟库尔特在一起后，我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以前的那种单纯中，我们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平静稳定。
但是即便如此，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自从我们住在一起后，库尔特就带我去看一名信得过的女医师，由她向我讲述各种避孕措施，还告诉我要采取什么方法，可她又提醒我说，再好的避孕方法也会百密一疏，要我还是小心注意。不幸的是，还真的被她言中了。起初，我觉得身体不适，可我还自我安慰道，也许是个误会呢，并没向库尔特提起。可后来迹象越来越明显，我不得不告诉他。当时，我还天真地以为，也许库尔特会很高兴我们将有孩子，甚至向我求婚呢。而且，他一定会对我更加体贴入微，嘘寒问暖。虽然我不知道他的最终反应会是什么，但是我想至少他会对我更温柔，还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等。不管怎样，我终于下定决心告诉他了。那天，当他站在卧室门口准备跟我道别时，我告诉了他。听完我的话后，他拿开我绕在他颈上的手臂，用愤怒又夹杂着轻蔑的眼神看着我，然后，他把手放在门把上，冷冷地说：“所以，你的意思是什么？”丢下这么一句话后，他就甩上门，毫不留恋地走出屋子，只留下一脸错愕、发愣的我。
我走到床边，坐在床沿上，木然地看着墙壁。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吗？库尔特刚才的行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有种强烈的不祥预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可以再承受一次打击。我不停地胡思乱想，虚弱地钻进被子里，带着满脸的泪水，就这么哭着睡着了。
看来我的预感是真的。第二天早上，我习惯性地敲他的房门，叫他一起上班，没想到他早已走了。到办公室后，我发现连接我们两个人的办公室的那扇门已紧紧地关上。大约十五分钟之后，他打开门，走过来说：“你进来一下，我有事和你商量。”他一脸冰霜，面无表情，好像我是陌生人一样。进去后，他让我坐在对面，中间隔着桌子，活像上司面试下属或开除下属一般。
他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声音冰冷不带一丝感情地说出了难以启齿的事：“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很融洽，也确实度过了一段非常开心的日子。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要好聚好散。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他用了“一直都是好朋友”这样的措辞），所以好朋友就只是好朋友，不会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也不应该有其他长久关系的约束。本来我们可以快快乐乐，但是由于当事人中一人的错误（好像专指我一人），造成了今天这种令双方尴尬的棘手局面，所以，我们要马上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它有可能影响到我们今后的生活。而且，我没有考虑过跟你结婚的问题（原来，他看中的只不过是我美好的胴体和漂亮的脸蛋），这是因为就同我的祖祖辈辈一样，我无法接受混血儿，所以我结婚的对象肯定还是德国血统的小姐。非常遗憾我们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让你尽快接受必要的手术，否则，怀孕超过三个月后会更难处理。所以，你要赶快坐飞机到苏黎世，找一家旅馆住下来，然后再向酒店礼宾部打听一下医生的名字。在苏黎世，有很多医术高明的医生，只要你向医生好好咨询，他一定会理解你的处境。那里的医生都很友善，他会主动帮你检查身体情况，检查你是否存在高血压或低血压的情况，以及你的身体状况是否可以承受手术的伤害，等等。接着你就去拜访这位妇产科医生，在有关文件上签字。等他把病房安排好后，你在一个星期内就可以接受手术。这种手术在瑞士并不违法，甚至不需要检查你的护照，你也可以随便捏造一个名字，当然，一定是什么太太才行。不过，那边的手术费用昂贵，听说要一百到一百五十英镑。关于钱的问题，你也不用担心，我已经准备好了。”说着，他打开抽屉，递给我一个信封，“你在这工作已将近两年，表现也非常出色，这里是一个月的遣散费，里面有一百二十英镑。”接着他又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五十英镑递给我，“这里有五十英镑，够你买飞机票以及其他零星花费。为免去汇兑麻烦，我已经将所有的钱换成了德国现钞。”
说完这些后，他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似乎觉得自己非常能干慷慨似的。但是当看到我一脸嫌恶的表情后，他有点慌乱了，赶快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安慰的话，劝我不要担心。他还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一切都会好转的。然后他又说，虽然过去他交了很多朋友，可从来没有像和我在一起这么快乐过。现在要分手了，他就忍不住悲从中来。最后，他说他希望我能原谅他，理解他现在的心情。
我一直默不作声，点点头表示明白他的意思，然后站起来，拿起信封放到口袋里去，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我曾深爱过的人，他的金黄色的头发、温柔的嘴唇，以及健壮的臂膀。感觉到眼眶已经湿润，泪水要滑下来了，我赶快夺门而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在遇见库尔特之前，我就已经是失去一只翅膀的鸟了，现在，就连剩下的另一只也被折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