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舞台上，当到大家都进入了角色，全神贯注地叫呀，跳呀，哭呀，笑呀，有的人突然冷静了下来，悄悄地退出了热闹的场所，有的旁观者出于关心，劝说进入角色者。

这得从介子推说起。晋国内乱，公子重耳逃离在外颠沛20余年，跟随他风雨同舟的有赵衰、狐偃、咎犯、介子推等5人。最后，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回晋国即位，称文公。晋文公照例封赏跟随他逃亡的有功之臣，但漏了介子推。有人为介子推抱不平，“悬书宫门”说：“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94)文公派人召之，介子推已逃入绵上山中，并终生不出，历代都将介子推视为不居功不请赏的典型。

在重耳渡河回晋的船上，咎犯试探性地对重耳说，臣跟君“周旋天下”，有不少过失，尤其是对君个人有许多不周，从现在起，臣可以离开了。重耳说，若能回到晋国不与子犯共天下，河神为证，即投璧河中，“与子犯盟”。此时介子推在旁讥笑地说，公子成功返国，是天意，而子犯“以为己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与同位”。(95)

于是，在渡河入晋时，介子推隐起来了。到晋文公行赏时没有找他，他也不主动邀赏。这时，介子推又说：“窃人之财，犹曰是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因此，他与母亲逃入山林，“至死不复见”。(96)

介子推为什么要逃入山林呢？仔细品味介子推的话，似乎是这样的意思：做君王的在成功时忘掉臣子的追随之功，做臣子的在成功时居功请赏，这样君与臣之间、臣与臣之间就很难相处了。简单地说，这就是介子推逃入山林的思想动机。假如君臣都能像介子推要求的那样，就不会有明争暗算了。因为介子推太理想化，实现不了，只有逃入山林。

在西汉初诸多老臣中，张良最淡泊于名利。刘邦称赞张良说：“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评价极高，不亚于萧何。故要张良“自择齐三万户”，而张良自谦说：“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97)别人都嫌封少，唯独张良嫌封多。张良说，他作为布衣，“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足矣。从此，“愿弃人间事”。(98)自洛阳返长安后，“即道引不食谷(99)，杜门不出”。刘邦死，吕后劝他进食，张良很感慨地说：“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100)

张良本来是参政意识很强的人，他曾“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101)。曾与客狙刺秦始皇于博浪沙中，后来跟随刘邦，左右不离，刘邦事事问他，他事事为刘邦谋划，然而，刘邦称帝后，他却“杜门不出”，“愿弃人间事”。这前后，岂不是判若两人吗？张良是一位善于洞察世事的人，他目睹韩信、黥布、彭越的被杀，又目睹了宴会上、宫廷上争功的场面和诸将相与坐沙中语的情景，不能不深深地触动他的心灵，从而对人生作出新的思考。他思考的结果是超脱，淡泊于名利，淡泊于世俗，因之，他晚年走向了道家神仙术，“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这几句话最能表达他晚年心迹了，如果说介子推超脱，他还有愤怒，那么张良就超脱得心平气和，一点怨恨也没有。

张良引退是在王朝之初，也有的是在王朝后期，自昭宣之后，西汉外戚势力抬头了，使得宫廷斗争异常复杂，朝官有的维护皇权，有的攀附外戚，而外戚之间又争得你死我活，往往维护皇权者，言辞急切，行为激进，如宣帝时盖宽饶，他为人“刚直高节，志在奉公”，任司隶校尉，“刺举无所回避”，又“好言事刺讥，奸（即干）犯上意”。

有一次，皇后的父亲、皇太子的外祖平恩侯许伯举行庆乔迁的宴会，当朝臣无不将眼睛盯着皇帝的继承人时，无人不讨好许伯，丞相、御史、中二千石都来祝贺，唯独盖宽饶不到，许伯亲自请了才进场。他“从西阶上，东乡特坐”以表自尊不诎，许伯亲自为他斟酒说：“盖君后至。”盖宽饶说：“无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说：“次公（盖字）醒而狂，何必酒也？”“酒酣乐作”，长信少府檀长卿跳“沐猴与狗斗”舞以取媚，引得哄堂大笑，盖宽饶很不高兴，他仰头看着屋顶叹气说：“美哉！然富贵无常，忽则易人”，如同匆匆过客，“君侯可不戒哉！”说完不告而别，并上告跳“沐猴与狗斗”舞的长信少府“失礼不敬”。因此，“在位及贵戚人”都恨他。

太子庶子王生“高宽饶节，而非其如此”，怕他招祸，因写信劝他说：君“用不訾之躯，临不测之险，窃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诎。《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102)盖宽饶不听，结果达官贵人通过宣帝的手将他杀害了。然而，关于这一套“明哲保身”的道理，疏广、疏受则无人劝告而自通。

疏广、疏受叔侄与盖宽饶同时当场，疏广任太子太傅，疏受任少傅，“太子每朝，因进见，太傅在前，少傅在后。父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103)。他们在任五年，太子已12岁，疏广对其侄受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104)今我们官至二千石，算是功成名立了，到了这个地步，不引退而去，恐怕就要后悔，不如我们叔侄双双出关，老归故乡，以求寿终，岂不好吗？疏广、疏受之所以要“功遂身退”，是他们看到外戚擅权的危机，而且他们处在太子的太傅、少傅这种位置上，也决定他们不得不卷入斗争的漩涡。实际上，疏广、疏受已开始卷入了。

仍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许伯，因太子年少，请以他的弟弟中郎将舜“监护太子家”。宣帝就此问疏广，疏广回答说：“太子国储副君，师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独亲外家许氏。”(105)这当然得罪了外戚许家，随着宣帝年老太子年长，这个矛盾就愈来愈尖锐，所以，疏广、疏受趁早走。走时，“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即饯行），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送行者及道旁观看者都说：“贤哉二大夫！”(106)这大概是称赞他们主动退出争权夺利漩涡的明智吧！

作为开国皇帝，欢迎的是张良那种引退的。但是在开国的功臣宿将中像张良的毕竟是少数，为此有的开国皇帝就要用一种办法或者用一种计谋，强使功臣宿将不得不引退。

秦汉以来都是“资战力”夺取政权的，在战争中“武人屈起（犹勃起）”，出身贫贱的将领，在胜利之后，或“崇以连城之赏”，或授以丞相之权。然而，“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文臣武将权重势大，君臣之闻则相疑了。结果是“萧、樊且犹缧绁，信、越终见葅戮”(107)。

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刘秀总结这段历史的教训，将“退功臣，进文吏”定为国策。西汉后期三公权很大，使得皇权旁落，刘秀虽然没有废除三公，但将三公权收归皇帝，一些老臣当上荣誉极高的三公职称，只是徒有虚名而无实权。皇帝下面设尚书台，仅作为皇帝的办事机构，一切事项都由尚书台办理，一般功臣宿将不得入台(108)，入台主持事情都是老诚的“文吏”。因此，东汉初确实避免了杀功臣的悲剧的重演。但是，这是以相权的削弱、君主专制的加强为代价的。所以，仲长统评论说，光武皇帝恼恨西汉皇帝大权旁落而强臣窃权当道，于是，他“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这是“矫枉过直”(109)。

刘秀外表和善，谈吐儒雅，自己也声称以“柔”治天下，其实他对臣下是很忮刻的。大凡桓谭所信任和重用的人，或“宽仁恭爱”，或“谨信质朴”，很少有自我意识很强的人。即使有个别人也不为他所容，如桓谭，他应是东汉初学识卓越的知识分子。有一次刘秀与群臣议事，对桓谭说，我想以“谶决之”，怎么样？桓谭想了半天才回答说：“臣不读谶。”刘秀问是什么原因，桓谭“极言谶之非经”。刘秀“大怒”说：“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桓谭“叩头流血”(110)乃得免。至今人们还不理解桓谭怎么“非圣无法”，这只有法的化身的皇帝才知道。

还有韩歆，跟随刘秀“攻伐有功”，“封扶阳侯”，侯霸死，他接替为大司徒。“好直言，无隐讳”，每为刘秀所不容。刘秀曾在朝会上宣读与隗嚣、公孙述的来往信件，借以宣扬自己的才华，韩歆却大煞风景地说：“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刘秀大怒，当即削职“归田”。(111)刘秀犹不解怒，又派人逼韩歆及其子自杀。

另一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宋太袓赵匡胤一举登上龙座。赵匡胤本人是靠兵变上台的，当然深知兵权的厉害。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原是赵匡胤的老朋友，后又跟着赵匡胤打天下，屡建战功，现“典禁卫兵”，军权掌握在他们手上，是“老朋友”，过去平起平坐，如今有君臣之分，心理会不会失去平衡？“屡立战功”，会不会居功自傲？“典禁卫兵”，军权在手，会不会重演“黄袍加身”？这是赵匡胤很忧虑的事。他与谋臣赵普想到一块了，赵匡胤还一时割不断老朋友的交情，赵普说，不是石守信等人背叛不背叛的问题，而是他们非统御之才，一旦军伍中有人作乱，他们也就身不由己了(112)。赵匡胤有时说：朕待他们厚，岂忍负耶？赵普回答说：“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赵匡胤无言以对，只得“默然”。(113)

赵匡胤借着晚朝的机会，宴请石守信等人，“酒酣”，赵匡胤说，我没有你们就不可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然而做天子还不如做节度使舒坦，我几乎每天晚上睡得不安稳。石守信听到这里连忙跪下叩头说，今天下已定，有谁还敢有“异心”。陛下为什么“出此言”呢？赵匡胤说，哪个人不想富贵，哪个人不想坐我这个位置，一旦黄袍加到你们当中谁的身上，虽然不想要，也不行呀！石守信说，臣愚笨没有想这一层，唯有求陛下“哀矜”我们。赵匡胤说，“人生如白驹过隙尔”，不如多积蓄金银，买田宅，留给子孙，让“歌儿舞女”陪伴，“以终天年”。我们“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114)

张良告诫自己：“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赵匡胤劝诫臣下：“人生如白驹过隙。”君臣之间不是走到一条思路上去了吗？君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天下要别人退出名利场，做臣下的看清楚了形势和看空了人生，也愿意退出。由此看来，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用“一切皆空”的观点去看待人生总是有的，道家思想总会在儒家、法家留下的空隙中存留着。

总之，不管是急流勇退，还是明哲保身，都是专制主义高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