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最高掌权者，都应是本阶级意志的集中代表。怎么集中呢？有的实行民主制，有的实行专制。民主制当然理想，但是，当主客观条件不具备，民主不仅不能建立一种秩序，而且还要带来无穷尽的混乱，在这时，与其要民主的混乱，不如要专制的秩序，于是定于一尊的思想和制度就产生了。

中国自秦王朝开始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皇帝独裁制，自此延续了2000多年。皇帝独裁是否意味着一切都由皇帝一人自说自话，不听取任何人的意见，不与任何人谋划呢？当然不是。所谓皇帝独裁，是指最后决策权属于皇帝个人，而且没有法律的制约和执行制约权的机构。韩非是主张君主独裁的，但是，为了更好地行使这种独裁权，他也主张君主必须“以国视为视”“以国听为听”。

在信息不发达的社会，信息渠道极其狭窄，统治阶级高度重视君主的纳谏和进谏，将此作为获得信息的唯一正当的渠道，作为独裁的基础。有人问，这种纳谏和进谏算不算民主？这里含有民主的因素，因为封建阶级的意志可以通过这种形式表达，并借以左右皇帝最后的决断；但是，这远非民主制，因为这种议政的方式没有法律约束力和法律的保障，皇帝可以听也可以不听，臣子可以进谏，也可以不进谏，皇帝可以凭自己情感的好恶以言治罪，杀戮忠言者。

没有民主的皇帝的决断，总是要偏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历史上有些皇帝就是因此而遭到唾骂。地主阶级为了避免阶级利益受损太大，总是竭力提倡君臣之问的纳谏和进谏，以纳谏和进谏作为专制独裁的补充。大凡在专制主义独裁统治有传统的国度里，提倡纳谏和进谏之风就特别盛，因为纳谏和进谏是专制主义独裁制的派生物。纳谏者谁，皇帝；向谁进谏，皇帝。皇帝，不会因纳谏和进谏而丧失了主宰者的地位，相反的是因此而得到加强。君纳谏最难，臣进谏最险，因此，韩非称进谏为批“逆鳞”。唐太宗李世民在纳谏方面做了极大努力，鼓励他的大臣批“逆鳞”，他的大臣魏征等确实也表现出了批“逆鳞”的胆识。

唐太宗李世民既英勇善战，又颇通文史，留心于盛衰兴亡的经验，特别是以亡隋为鉴，他曾说：“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135)李世民未必完全照着说的做，但是，他在相当长的时间保持了这种谨慎为政的意识，这就促使李世民要求自己不要犯或少犯自己所认为的错误。

避免犯错误的主要办法，一是重视健全三省制。李世民曾对黄门侍郎王珪说，设置中书、门下两省是为了相互“检察”，中书起草诏敕“或有差失”，门下应当“驳正”。各人见解“互有不同”，反复磋商，是为了“务求至当”。(136)后来，发现执行中书、门下相互“检察”有流于形式的弊病，他批评说，中书省，门下省是机要部门，诏敕有不妥当处，都应讨论，近来只看到照办“顺从”，听不到不同意见。假如是这样“行文书”(137)，谁都可以做，何必挑选人才来干呢？

二是重视纳谏和进谏，在这方面唐太宗李世民，经常以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为鉴，他说：“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隋炀帝“愎谏自贤”，虞世基等“阿谀顺旨”，结果隋炀被弑、虞世基等身亡，“诏事炀帝以保富贵”(138)的群臣的目的也落空了。又说，不能像对隋炀帝那样，“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139)。唐太宗李世民认为隋文帝杨坚“事皆自决，不任群臣”，“不明而喜察”，也不足取。他说，天下那么大，皇帝日理万机，即使“劳神苦形”也不会事事处理得好。何况，“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皇帝不信任群臣，群臣一切都按旨意办，即使皇帝的主张错了，也“莫敢谏争”。(140)这就是隋二世而亡的原因。杨坚杨广父子的共同缺憾就是不重视纳谏和进谏，李世民要汲取这个教训。

从历史记载看来，魏征等人确实敢于对李世民提出不同的意见，而李世民也接纳了一些不同意见，有时君臣之间几乎是当面辩驳和顶撞，如，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曾“不解佩刀入东上阁”，触刑，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入，罚铜二十斤”。李世民同意此判。而大理少卿戴胄反驳说：“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入，同为误耳。”为什么一个处以死刑，一个罚铜呢？李世民只得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阿之？”(141)在戴胄的坚持下，校尉得以免死。又如李世民曾得一“佳鹞”，放在臂上耍，突然见到魏征来了，来不及躲藏，就“匿怀中”，魏征装作没有看见，“奏事”久留不走，“鹞竟死怀中”。(142)从皇帝嘴里说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多么难得！皇帝畏避自己的大臣，如此约束自己的行为，真是罕见！

这两个小小的例子意义不大，但说明唐太宗李世民确实是封建帝王中的佼佼者。

魏征“犯颜苦谏”，有时激怒了李世民；而他自己却仍然神态自若，面不改色；有时李世民不听他劝谏，他就不应李世民的话。为此，李世民曾问他，朕与卿说话，为什么“不应”？魏征说，臣以为不可做的事，才谏，陛下不从，而臣应声了，不是事情还要做下去了吗？李世民说，先应了然后再谏，有什么关系呢？魏征说，臣不敢口是心非地“面从”(143)。

有一次房玄龄等路遇少府少监窦德素，顺便问近来北门在搞什么建筑，窦德素将此事报告给李世民。于是，李世民怒责房玄龄等说，卿只管料理南牙政事，北门小的“营缮”，干君何事！房玄龄等当即“拜谢”。而魏征却说：臣不知陛下为什么要责备房玄龄等，而房玄龄等又为什么要谢？房玄龄等是“陛下股肱耳目”，对于里外的事哪有不应知道的？做得对的，“当助陛下成之”；做得不对的，“当请陛下罢之”。房玄龄向有关人询问情况，是理所当然的。结尾，魏征还加重语气强调地说：“不知何罪而责，亦何罪而谢也！”问得李世民“甚愧之”。(144)魏征的胆识要高出房玄龄等一筹，这不仅表现在上面所提到的那件事情上，在其他方面也多有表露。

李世民曾经要长孙无忌等人当面指出他的缺点，长孙无忌不但没有提缺点，而且借机吹捧说，陛下的“武功文德”，超过了前人，后来的人也没有赶得上的，陛下“发号施令”，无往而不胜，臣顺从陛下的旨意都来不及，哪还看到陛下的缺点和过失呢？李世民听后说，朕是希望听到缺点，而公却乱说一通阿谀取悦的话。李世民说，长孙无忌的特点就是“善避嫌疑”(145)。这既是褒，也是贬，或说褒中有贬，相比之下，魏征可谓铮铮者，难怪《旧唐书》说，唐代的“诤臣”唯魏征“一人而已”(146)。

唐太宗李世民的纳谏和魏征的进谏，虽然历来被誉为封建君臣不可企及的高度，但是，他们都没有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没有超越专制主义制度。

首先，无论魏征怎么“抗直”，“无所屈挠”，他也要注意掌握好君尊臣卑这个分寸。如魏征向李世民解释他为什么不能“面从”，说得多有分寸，他说，古时候舜告诫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是臣面从陛下而后再谏，岂不是“退有后言”了吗？这哪里是辅佐尧、舜？刘洎也算是“敢言”的大臣，但不能掌握分寸，没有给人以“妩媚”之感。李世民亲自带兵“征辽”，临行前，他嘱咐刘洎说，我现在远征去了，让卿辅佐太子，将重任交给卿了，卿应领会我的意思。刘洎回答说，希望陛下放心，大臣有过失，“臣谨即行诛”。李世民认为他讲话没有分寸，“妄发”，感到惊异，故对刘洎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不久果招祸，被李世民赐“自尽”(147)。魏征不同于刘洎，之所以能得以善终，就是因为他善于掌握君尊臣卑这个分寸。

其次，魏征像其他封建大臣一样，不可能有安全感，他也不能从专制主义统治的阵地上寻找安全岛。曾有人告魏征“阿党亲戚”，御史大夫温彦博经过调查，宣布无此事，但温彦博建议责魏征“须存形迹，远避嫌疑”。李世民派温彦博执行，改日，魏征“入奏”说，“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之间都照这样办，那还有什么“君臣协契，义同一体”呢？如此国家的兴衰也未可知，魏征又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什么叫“良臣”与“忠臣”？魏征解释说：“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148)魏征是做良臣还是做忠臣，最后的决定权是在李世民手中，是决定于李世民怎么行使他手中的生杀予夺之权。皇帝是“喜怒无常”、不可摸捉的，魏征应深知之，他经常伴随在皇帝身边，他对自己的命运也无以把握，出于此，他才讲这番话的。从总体上讲，李世民是比较理智的一位皇帝，但是，他的情感也在变化，而且有时出现情感失控的情况。

魏征曾指出李世民在纳谏方面的情感的变化，他在贞观十二年说，陛下在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诱导和启发人进谏，闻谏则喜；今天则不同，对臣下进谏，虽勉强从，犹面有“难色”(149)（在这之后，李世民的情感还在变异）。李世民对魏征的情感也有波动起伏，有次李世民“罢朝”回内宫，大发雷霆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皇后问皇上讲谁，李世民说：“魏征每廷辱我。”皇后劝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150)皇后也有劝君的窍门，先肯定“明君”才肯定“臣直”，或者说肯定“臣直”是为了肯定“君明”。皇后这番话说得李世民乐滋滋，怒气消了。

李世民晚年也犯了疑心病。太子右庶子杜正伦“以罪黜”，侯君集以“犯逆伏诛”，(151)更加使他犯疑。他曾说，为人主的只有一颗心，而攻他的人却“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从四方八面“攻之”。只要懈怠，“而受其一”，就招来“危亡”，(152)这就是做人主的难处呀。魏征死时，李世民十分悲痛，亲自为之撰碑文书写碑刻，并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153)后来李世民得知魏征将“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154)的事，又联系到杜正伦、侯君集的过失和叛逆，就怀疑魏征了。于是，下诏停止公主下嫁魏家，并且“仆所为碑”(155)。假如魏征迟死几年，他做不了“良臣”，而要在九泉之下做“忠臣”去了。

人云：“武战死，文谏死。”就是说臣子要向皇帝犯颜直谏就要做好死的准备。

明朝到了嘉靖晚年已日益衰落，呈现出各种腐败现象，当时朝廷又弥漫着“无敢言时政”的气氛。任户部主事的海瑞面对这“万马齐喑”的局面，实在耐不住了，他向嘉靖上了措词激烈的疏文。他说，今日天下是“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而皇帝还昏昏然做太平盛世的梦，这是因为“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皇帝用人“必欲其唯言莫违”，于是，“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谀之甚也”。所以，皇帝要担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惟以责寄臣工，使尽言而已”。(156)海瑞在疏中大声疾呼：“洗数十年之积误”，“洗数十年阿君之耻”。

嘉靖皇帝看了疏大怒，将疏甩在地下，对左右说，快去捉拿此人，不让他逃掉了，侍立在旁的宦官黄锦说，海瑞这个人“素有痴名”，听说他在上疏时，就知道他会“触忤当死”，他已“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157)了。不是逃跑，而是准备死。

魏征是争取做“良臣”不做“忠臣”，海瑞是要做诤臣，也就准备做“忠臣”。这都说明在专制主义统治下向皇帝进谏要冒杀身灭族的风险。臣子的生命本来就操在皇帝手里，是死是活全凭皇帝一句话，丝毫无法律保障，以无法律保障的生命去冒杀身灭族的风险，岂不是险上加险。难怪海瑞抬着棺材去谏嘉靖皇帝，难怪魏征有他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