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人口的台北,有四十多路公共汽车,其中最有名的该数零南路了。跑这一路的车子,司机、售票员在乘客眼中都是比较好的。公车处凡有什么新花样,像装扩音器到站报名、礼貌运动、特选南部优秀售票员参加服务,都要先拿到零南路上来表演一番。这可能是由于零南路的所经路线,都是台北市有名的马路。“介寿馆”“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还有“司法部”“财政部”“内政部”这些大衙门都在这条路线上,或许因为观瞻所系,或许因为“国会议员”和高级官员兴之所至,也常有搭零南路车的机会,所以公车处不敢怠慢。
如果要再找一个理由,那一定是为了尊重台湾大学的缘故。零南路公车等于台大的校车,几千学生上学、放学,到西门町看电影顺便谈恋爱,一车来,一车去,干干净净,文文雅雅。他们不像小学生那样鬼吵鬼闹,也不像中学生那样晃荡着大书包横冲直撞,有时还尽找售票员的麻烦。他们是公车处的好主顾。
新学年开始不久,十月初的天气,依然骄阳似火。下午四点钟正热的时候,街上行人稀少,零南路台大站上,也只有疏疏落落五六个乘客,章敬康排在最后。
从公馆方向来的车子到了站,车上乘客并不算多,但因天热,每一个人坐下来以后,都扩张了自己的空间,所以等章敬康上车,只剩下了靠门的一个座位,被他毫不迟疑地占据了。
坐下来一转脸,他才看到他后面还有一位乘客,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她扶着车门旁边铝质的柱子,很悠闲地哼着一支舞曲。声音极轻,可是他跟她的距离到底是太近了,仍能听得相当清楚。对于热门音乐,他不算门外汉,一下就听出来那是最近正流行的,白潘(即帕特·布恩,美国歌唱家——编者注)的一支新歌。
在极短的时间以后,他忽然惊觉,满车的人都有座位,独让一个女孩子这样站着,是一个令人很看不下去的场面。这样想着,他已站了起来,让开一步,左手握着原本的凯恩斯的《经济问题》,右手挂在吊杆上,眼睛斜过去向她看了一下,好像在问:“为什么不坐下来?”
她抛过来一朵甜笑,一直等坐下来还仰视着他,明亮的眼中涌现着欣赏和感谢。
他倒被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同时他也觉得这是一件太小太小的事,不值得她付出那样多的感谢,因此觉得有些不安,便把眼睛转向窗外,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可是他心里实在放不下,他无法不去看她,于是拿手帕擦擦汗,翻一翻书,想出许多小动作,目的只是便于扭过头去偷觑她一眼。
而每看一次,他都得到极大的满足。那是快感还是美感,他弄不清楚,或许快感是由美感所生,他也无法去细辨,只是每一次视线离开她以后,立即又想再看她一眼。
“南海路!”售票员在喊。
他身子动了一下,眼睛望着车门,正有几个乘客上车。这给了他一个考虑的机会,他原来是准备到中央图书馆去的,南海路正是他该下车的地方,但现在他似乎有些恋恋不舍了。
乘客已经上了车,售票员却未关门,并且注视着他。他知道她已经发现他准备下车,特地在等他,这便不容他再做任何考虑,慌慌忙忙地下了车。
铃声一响,汽车很快地远去了。他才发现自己觉得非常不对劲,好像失落了一样心爱的东西,而又记不起是如何失落的。
这份怅惘空虚的心情,一直带到中央图书馆。他对于他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怎样去到了目的地,借了些什么书,都不甚了了,眼睛倒是一直停在书上,也一直在往下读,然而一个字也没有读到脑子里去。这样直到天黑,他才如梦初醒,看一看自己借来的那本《数学经济》,翻在第四页上,而印象中记得已读到第二十七页,是什么时候翻回来重读的呢?想想,连自己都觉好笑了。
抬头一看,壁上的电钟指着七点十分,他有些着急,回家的时间太迟了。
这使他暂时抛开了一切的胡思乱想,加紧脚步,赶回家去。
果然迟了,饭菜已经摆在桌上。他的父亲坐在堂屋里的藤椅上,也不看报,也不喝茶,抱膝凝望,似乎很无聊地在等他。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章老先生用带着爱怜的口吻责备他。
“我在中央图书馆看书。”
“看书也该记得时间啊!天黑了,你都不知道?”
“爸爸,你不该说他。”章敬康的大嫂陶清芬正从房里出来,笑着帮他说话,“老二看书看得废寝忘食,你老人家不夸奖他几句反埋怨他,连我都不服气。”
章老先生沉默着。章敬康脸上却有些发烧,他是个很诚实的人,本无意说假话,但这时自然也不便说穿,是为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女孩子而神魂颠倒,只好默不作声。
“吃饭吧,菜都快冷了。”陶清芬说。
“大哥呢?”这时他才发现他哥哥章敬业不在家。
“有应酬,不回家了。”
于是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饭。陶清芬一面照料她五岁的儿子台生,一面不住地看章敬康的手。章敬康觉得有些诧异,看看自己的手上和身上,并没什么异样啊!
“大嫂!”他终于忍不住发问,“我什么地方不对?”
“我在想,”陶清芬看着她公公说,“老二该再买块表才行。”
原来如此,他不由得向陶清芬报以感激的一瞥。他原有一块手表,是他考上大学那一年,他父亲用年终奖金买给他的,不想上学期在水源地游泳丢掉了。半年来没有表真不便,可是他知道家里的经济情形,何况,本来有表,却是他自己丢掉的,更不便再开口提出买表的要求。现在,陶清芬替他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自然会使他感到非常欣慰,并且由衷的佩服——到底是贤惠的主妇,对家里每一个人,都是那样体贴得无微不至。
然而,他也有一些担心,怕他父亲会想起他丢表的事而责备他,哪知完全不然。
“我也想到了。我们那里马上要办钟表的分期付款,我替老二买一块。”章老先生又说,“要毕业了,起码也还要做套西服,让我来想办法。”
“不!”充满了欢喜感激之情的章敬康抢着说,“离毕业还有一年,而且要受预备军官训练,根本用不到什么整套的衣服。”
“傻话!”做父亲的说,“大学毕了业,就算踏入社会了,哪可以一套出客的衣服都没有?只要你自己努力,将来能够自立,这些踏入社会的准备工作,我跟你大哥总会替你想办法的。现在只要你用功上进,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
章敬康记住了他父亲所说的每一个字。饭后和他的小侄儿玩了一会儿,随即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开始自修。
一走进那间六席大的书房兼卧室,只见一片溶溶的月色,从木格窗中透进来,洒在地上,形成一种很新奇醒目的黑白图案。他不忍开灯破坏了它,坐在窗前的藤椅上,静心欣赏。窗外是幽静的小院子,种着木瓜和凤凰木,秋来依然枝叶扶疏,微微的西风不时飘过,带来了秋天特有的沁人心脾的爽气和凉意。
然而他的心头却还另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想到刚才饭桌上父亲和大嫂的话,他情不自禁地哼起了sweet home那支曲子。
他的家庭并不富有,甚至离小康的程度都还有一段距离。父亲是中级官员,坚守岗位,三十年如一日。兄弟两个,大哥敬业走了他父亲的路子,也是个标准的公务员,结了婚仍旧和家人住在一起。母亲故世已经十年了,幸好大嫂贤惠能干,一手主持中馈,把整个家撑了起来。他父亲常向亲友们夸奖说:“清芬是我们家的栋梁。”他完全同意他父亲的看法。
虽然章敬康没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也没有母亲,但他仍旧感到非常幸福,因为他一直生活在爱的煦育中。父亲的管教似乎有些严厉,大哥对他也拿出做长兄的气派,可是他们永远在关注着他,而且也非常尊重他,就像他考大学时,父亲主张读理工,大哥建议念外文,结果他仍旧按照自己的志愿,选了经济系。
大嫂更不必说,他是她一手带大的。“长嫂如母”,他充分了解这句话的含义。也因为有了大嫂的“母爱”,才平衡了父兄出于爱人以德的督责。他知道家庭对于他的期望,每年的学费对于这个清苦的家庭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尽管父亲戒了酒,大哥舍不得看电影,大嫂在菜场里买几个萝卜都得斤斤计较,而对他的供应和要求,总是尽量使他满足。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了鼓励他上进。
这样想着,他便懂得了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立刻开了灯,专心致志地把每一分精力都投注在他的书本上。
“老二,十一点了。”是陶清芬的声音。
竟十一点了,他惊讶时间过得好快,但今夜读书的兴趣十分浓厚,便应了一声,仍旧埋头在书本上。
“明天你第一堂有课,洗了澡早些睡吧!”陶清芬站在门口又说。
“不要紧。”
“绿豆汤在厨房里,你吃了吧!夜深了。”
他心想,如果不睡,大嫂一定会因惦记着他也睡不着,一会儿起来看看,一会儿催促他一两句,何苦闹得她不安宁?
“好了,大嫂你请回去吧!我也要睡了。”
他真的喝了绿豆汤,洗完澡就回房睡觉。关上灯,月光斜照到床前,他睁眼看着,一点睡意也没有。
“这时她会在做什么呢?也像我一样在看月亮?”
他忽然想到了那个女孩。但他马上警觉到,自己应该把全副精神放在课本和毕业论文上,绝不容许为她而分心。于是他强迫自己把思维转到经济学上的许多问题中去,但那就像把一个过大的枕芯塞到较小的枕套中去一样,这面揿下去,那面鼓出来,他的任何排斥她于头脑以外的努力,都归于无效。
一赌气,他索性听任自己去幻想。于是,刚见面的她,完完整整地呈现在他面前了。
她穿着海军蓝的牛仔裤,脚下一双男人穿的“懒佬鞋”,修长的双腿托着纤细的腰,上身一件极短的淡蓝衬衣,左襟绣着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衬衣下摆像海盗装束似的扣着一个蝴蝶结,这样腰围就更显得小,而胸部又嫌有些夸张了。但他看得很清楚,鼓起在衬衣下面的胸部,并非虚有其表,它确有着充实的内容,虽不像成熟的少妇那样丰满,可绝不是“奥德丽平原”。那么应该是怎么样一种美妙的面和点的组合呢……
他忽然觉得脸上发起烧来了。他谴责着自己,不应该净往这方面去幻想,那代表的是肉欲,对圣洁的处女来说是不可原谅的亵渎。
于是,他使“视线”上移,沿着象牙色的长长脖子看到她的脸。
她的脸孔是无法归纳为哪一类型的,只有上帝挥动画笔,才能描绘出那样神奇的线条。大致说来,她是鹅蛋脸,一种代表善良、温柔、热情,能使人觉得易于亲近的脸型。那小巧的嘴、端正的鼻子、一弯新月似的眉毛,无不配置得恰到好处。尤其是那双明亮的眼睛,流盼之间,闪耀着钻石一样的光芒,如说它是“灵魂的窗子”,这就是一面能令任何人驻足仰望的窗!
然而,如果没有她的专为他而发的笑容,那么她在他不过像一幅达·芬奇的画,或者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只有艺术欣赏上的意义。
他曾有过好几次在公共汽车上,让座给女同学或别的女孩子的经验。她们的反应多半太矜持,欠大方;当然也有含笑致谢的,但那常是不成熟的礼节下的笑容,看起来并不美。像她那样,纯粹出乎自然的毫不羞涩的甜笑,他真还是第一次见到。
他又想起她那双令人永远难忘的眼睛,仰望着他,充满了善意。“她是不是想跟我说话呢?”他想,“是的,她一定是的。只因为自己太笨,当时竟未看出来,辜负了她的难得的好意。”
“真该死!”他捶着床沿,深切地痛悔着。
他内心更放不开她了。一连串的问题浮现在他脑际:她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家里是怎样的情形?在哪个学校念书……
这些问题比经济学上资本的形成、经济成长的过程、国民所得和购买力的关系等问题,要有趣得多。他试着去寻求各种可能的答案,然后自己选中了一种比较合理的情况。他想:她应该有一个很美丽的名字,多半是单名;家庭环境一定很好,但也不会是特别富有的人家;弟兄很多,而她是父母所宠爱的独生幼女;她的年龄不是十六,定是十七,不可能是大学生,而且她也没有一进大学的窄门便自以为是“大人”了的那种女孩子的派头;可是她也不会是专啃书本最为老师所欣赏的学生,所以不像在哪个校服穿得像邮差的女中念书,看她那种打扮和毫不做作的神态,很可能是美国学校的学生。
这些猜测并没有什么有力的根据在支持,而他自信是非常正确的。唯一使他无法去猜的是她的住址。当然住在高等住宅区,那是不消说的,问题在台北有许多高等住宅区,不知是哪一个?
“可能是在零南路线上。”他想。
这是一种极其合理的猜测,也是他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
从此,他每天在零南路上,以至任何一辆公共汽车上,只要一想到,必定很仔细地搜索一番,希望能再见她一次。
一天复一天,她的踪迹杳然。每当他濒临绝望的边缘时,他必定重复诵念着“信心产生奇迹”这句话,重新鼓起勇气,继续从事他那大海捞针般的搜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