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假事真情

一、先提结论

《红楼梦》人物的年龄，特别是宝玉，前后错乱，忽大忽小，是这部流传了两百年的文学名著的一大缺点，而在研究《红楼梦》的人看，这一大缺点乃是最感困扰同时也最感兴味的问题。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一文发表以后，“《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说法，铁案如山，再不可移。因此，要解决宝玉的年龄问题，必先从确定曹雪芹的年龄，也就是他的生卒年份入手，才是正本清源的办法。

曹雪芹死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除夕，生在何年，则难断定，但大致不外乎以下三说：

◆胡适之先生假定他四十五岁，应生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

◆周汝昌确定他生在雍正二年（1724）初夏，实际年龄三十九岁半。

◆林语堂先生支持大某山民的推算，认为宝玉当生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实际年龄四十六岁。

以上三说有一个共同的根据，即是敦诚挽曹雪芹的那句诗：“四十年华付杳冥”。不过胡先生是往“大”处看，林先生亦是如此，而周汝昌则看死了“四十”两字，在年龄上遂有五六岁之差。

这五六岁之差，何以会引起大问题呢？我认为影响及于宝玉的年龄的混乱，犹在其次；最主要的，还在这最初的五六年之中，曹家有一大变故：雍正五年抄家，曹家翌年返居京师。如照周汝昌之说，则抄家之时，曹雪芹不过三四岁，对于曹家在金陵如何富贵，并无所知；照胡、林两先生的假定，曹雪芹那时十岁左右，早熟的孩子，已很懂事，才谈得到“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这一点，在史学上关乎本事的考证；在文学上，属于生活的体验，关系太重要了。

我一直倾向于胡先生的看法，不过我在正式研究此一问题之前，并无成见，一切要看证据说话。现在我先把我的研究结果写在下面：

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中旬，实际年龄四十七岁半。他是曹颙的遗腹子，行二，但却是曹寅唯一的嫡亲的孙子。

要让读者接受我的研究结果，得由浅入深分三段来证明：

◆证明周汝昌“四十”之说，何以不可信？

◆证明曹雪芹在抄家之前，已“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

◆证明曹雪芹是曹颙的遗腹子，生于康熙五十四年。

二、曹氏世系

先从周汝昌的考据谈起。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一书，据他自己说：“大部还是我在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作学生时课余所草。”以后此书大概被用来作为“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之一，所以加上些“妄人”之类不负责任的骂人的话，明眼人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言不由衷的悲哀。

此书在“红学”的范畴中，够得上称为一部巨著。在考据方面，大致如林语堂先生所评：“整理之勤，用心之细，自有他的地位。周书确有很多宝贵材料，有新收获。”我认为他最大的贡献是：考出曹子猷是曹寅的孪生弟弟（也可能晚一年生，总之年龄极近，极为友爱），同时推论他单名一个“宣”字，而曹宜则是曹寅另一幼弟。此一发现，极为重要，使得曹雪芹的身世更为明白。不过就在这条考据中，也还有商榷的余地，现在综合他的考据和我的意见，将曹玺一支的世系，列简表如下：

但是，非常遗憾的，周汝昌对于材料的整理，虽用的是科学方法，而对于材料的运用却主观得厉害。换句话说，经过客观整理的材料，只在能支持其主观的认定时，方被选用，否则就抹杀不论。

他的“主观的认定”是什么？第一，对人有成见，如力攻高鹗；第二，太执着，把《红楼梦》看成一字不可易的曹氏家乘，甚至据红楼人物以订曹氏世系，此是反客为主、本末倒置的做法，既欠妥当，亦无必要。

即因如此，细细看去，就可发现许多矛盾。我的第一段证明，主要的方法，即在找出他的矛盾来否定他的自信过甚的“四十”之说。

三、“四十年华”与“四十萧然”

周汝昌的“四十”之说，有三个消极的理由、一个积极的理由。

先说消极的理由：第一，假如雪芹真个活了四十五岁，敦诚为什么不写成“四五年华付杳冥”，而非作四十不可呢？事实上，不但是“四五”，除去“四三”平仄不调外，从“四一”到“四九”，敦诚都可以写，而他单单要写四十，足见不是无故。这是不能推诿为“举成数而言之”的。

此说主要的用意，用攻胡先生“这自然是个整数，不限定整四十岁”的说法。其词甚辩，似难驳倒。但试问：敦诚是不是绝对可以信任的，四十便说四十，四五便说四五？不是。只看他《寄怀曹雪芹》诗自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就可证明，敦诚不是不可能犯错误的。

但是，我又认为敦诚不可能不知道曹雪芹年在四十以上，因为当乾隆十三四年时，他在八旗宗学所见到的曹雪芹是：“接䍦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这种不修边幅、佯狂自喜的名士派，所予人的印象，起码是在三十岁以上（请参阅后文谈“虎门”一节），那么到了乾隆二十九年做挽诗时，相隔十五年，很容易算出曹雪芹年在四十以上，而所以仍写“四十”，我以为可能是故意犯此“错误”，用意在强调曹雪芹的境遇之可悲。

关于敦诚挽曹雪芹的诗，大家都知道“四十年华付杳冥”那一首，实际上初稿是两首，见敦诚所著《鹪鹩庵杂诗》，我托人转抄了来，并录如下：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肠回故垅孤儿泣（原注：前数月伊子殇，雪芹因感伤成疾），泪迸荒天寡妇声。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见《鹪鹩庵杂诗》）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目岂瞑？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唯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坰。（见《四松堂集》）

由上引可以看出，初稿虽有两首，但不及后一首具体而沉痛，而敦诚由两首删定为一首，显然亦因原作还不足以表达其内心的悲悼之故。最可注意的是原作为“四十萧然太瘦生”，是说四十岁还穷愁潦倒，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四十岁是事业大定之年，如果四十岁还不得志，那几乎就此生无望了，所以“四十萧然”之句，不必看死了就是当年的情况。至于改作既然要强调其境遇之惨，那么四十“举成数而言”，亦就不必改动了。

周汝昌把这条证据看得很重要，我却认为并无太大的关系，只要找得出更好的理由和证据，此诗“四十”一句，可以存而不论。

第二，假如雪芹真的生于康熙五十七年，则到雍正六年曹氏落职籍家北返时，他已十一岁，不用说聪慧早熟的雪芹，一个笨孩子也该把南京和沿路情形记个清清楚楚。但雪芹书中于此两者，连正面一笔都没有，足证他并不记得。又如第五回宝玉向警幻道：“常听人说金陵极大。”脂砚的批说：“‘常听’二字，神理极妙！”可见雪芹对于南京，影响皆无，南京是个什么样子，他只能从旁人嘴中“听说”的。

三条消极的理由，此条力量最薄弱。知道不知道是一回事，需要不需要写出来又是一回事，何得混为一谈？如照周汝昌的逻辑，凡曹雪芹所写的，都是他所亲历的，那么曹雪芹北返以后，从未到过苏州，何以又“正面”写“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云云这一段文字？又，“常听人说”如何如何，是极普通的话，何得谓之“神理极妙”，照我看，脂砚特拈“常听”两字，正是提醒读者，此中大有文章。真真假假，分析曹雪芹的创作心理，真有“不得不言，而又不得明言；不可不假，而又不可全假”的苦衷（以后我将作一专题讨论）。独怪周汝昌如此相信《红楼梦》是句句真言，偏偏不相信开头“故将真事隐去”这一句，是何道理？

他的第三个消极理由，说起来比较复杂，也最有意思，那即是由父亲的年龄来推断儿子的年龄。康熙五十一年曹寅死时，他的独子曹颙才十八岁，继任织造，到五十四年病死京城，曹奉旨入嗣为曹寅之子，其时最大也不过二十岁。他这两点考据，并无疑问，下面是他的推论：

……曹……至康熙五十七年才当二十三岁，假定始生雪芹，一岁，到雪芹十三岁时，曹该年才三十五岁，然而《红楼梦》叙宝玉至十三岁时，“贾政……忽又想起贾珠来……自己的胡须将已苍白……”（第二十三回），已然不是四十岁上人的光景……再次，宝玉之上，有元春，有贾珠，贾珠娶妻生子，贾兰才小宝玉两三岁，则雪芹断非头二胎，第十八回亦言“贾妃念母年将迈，始得此弟”，合起来看，谓雪芹生于康熙五十七年，绝难相合。即令生于雍正二年，到十三岁曹亦不过四十一岁，仍旧只嫌其早，而不嫌其晚。（按：此言贾政四十一岁不大像“胡须将已苍白”的样子也。）

读者请注意，周汝昌是绝对相信曹雪芹笔下所记，一无虚假，元春、贾珠亦确有其人，那么请问，曹是哪一年生曹雪芹的长兄（贾珠）的呢？

照周汝昌在《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所记：当雍正八年时，雪芹七岁，曹三十三岁，侄（贾兰）五岁。假定其长兄（贾珠）十六岁结婚，十七岁生子，则该年如在世应为二十一岁，虚岁上推二十年，康熙四十九年生，一岁。而其时曹只十五岁，就算曹家有早婚的传统，而且结婚第二年即生子，曹也非得十四岁结婚不可，这已然大不近情理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大儿子小爸爸”，年纪将“犯冲突”，而况该年（康熙四十八年），曹颙刚刚上京当差，还未结婚，曹年岁不足而又婚在兄前，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事。

我举出他的这个矛盾，不足以直接证明曹雪芹非生于雍正二年，但可间接证明周汝昌的论断不够科学，他从贾政的“胡须”，去找年龄的答案，不能令人心服。

四、子虚乌有的“元妃”

周汝昌的所谓一个“积极的理由”，即上文所提到的《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以下简称“年表”），他说：

我的办法是把《红楼梦》全部读过，凡遇年日季节的话，和人物岁数的话，都摘录下来，编为年表，然后按了上推所得的生卒年把真朝代年数和小说配合起来，看一下符合到什么地步。

我配合的结果，两者符合的程度竟是惊人的，而且还有出乎意料的证据。符合的是：从雪芹出生配合宝玉降世起，到雪芹十三岁，书中宝玉也正好十三岁。书中这一年，就是从第十八回起叙至第五十三回止的一年——最详细也就是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也刚刚就正是真史上最重要，关系曹家最巨的乾隆改元……

在《年表》之后，他说：

……这样一部大书，百十万言，人物事情，繁杂万状，而所写岁时节序，年龄大小，竟而如此相合，井然不紊，实在令人不能不感到惊奇！偶尔也有两三处欠合的，皆非重要，从整个著作看，实在提不到话下。……

这样真年数与小说年表的配合结果如此恰当，实出我初意料想之外。假如依胡适的四十五岁的说法，配上去，倒无不可，只是最重要的“第十三年”便要落到雍正八、九年上，那时曹家北归不久，倒霉得正不可开交，怎么写成全书中最高兴的一年呢？

综合我的证据，我坚持我的意见：曹雪芹是生于雍正二年（1724，甲辰）的初夏，……而他的小说，不独人物情节是“追踪蹑迹”，连年月日也竟都是真真确确的。

从这段话看，其踌躇满志的神情，溢于言表。同时也可以看出，考证《红楼梦》和曹雪芹的年龄，最重要的是他十三岁的那一年。这一年中的大事是“元妃省亲”，如果元妃有其人，则大观园的地点有着落，曹雪芹十三岁那一年在何处有着落，从而年龄问题也有着落，所以“元妃省亲”四字，尤为关键所在，首先有加以一考的必要。

然而，我踌躇久之，竟不知从何考起？因为曹雪芹对虚构的“元妃”，还说得“像煞有介事”；而周汝昌一口咬定必有其人的“元妃”，竟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引《清会典》所载皇贵妃仪仗，与《红楼梦》第十八回元妃归省所叙卤簿相比，下断语说：

所叙竟全合。……皆非虚揣妄测可比。可见雪芹必曾身经目见。

又说：

雪芹写元春归省，礼仪卤簿，偌大场面，井然不紊，若未身经，单凭虚构，未必写得如此生动得当。《红楼梦》书中的官阶，都有夸大，则“皇贵妃”一名，应亦减等视之。

又说：

元春未必即是妃，可能是嫔以下的等级，因此史册上不载。

那么贾元春到底是次于后的“皇贵妃”，还是下皇贵妃三等的“嫔以下的等级”？是嫔，则曹雪芹不当看到“皇贵妃”的卤簿，是“皇贵妃”则何以又说“可能是嫔以下的等级”？

其次是所谓“东宫”，《年表》中叙说：

一日，贾政生辰，忽有元妃晋封讯。按赖大云：如今老爷又往东宫去了。是指乾隆尚为太子时事明甚。

按：清朝自康熙以后，即废立储之制，皇子成年后，在宫外分府另居，即位后移居宫内，此亲王府通称“潜邸”，自是取龙潜于渊之义，何来“东宫”与“太子”之说？同时，亲王郡王的妻妾称“福晋”“侧福晋”，更无所谓“晋封”之事。凡此都是曹雪芹故留破绽自明其假托的笔法，而周汝昌竟信以为真，岂不可怪？

最荒唐的还是他强作解人，引乾隆即位后，准亲王贝勒于岁时令节各迎太妃于邸第的上谕，谓：

乾隆于雍正十三年秋即位，十二月已有此旨，则前此起意与转年建元，准嫔妃才人回家，正合符契。

此附会其词的论据，就算能够成立，但起造“省亲别墅”，照他的算法在雍正十二年，那么，难道“宝亲王”（乾隆为皇子时的封号）预知明年将登大位，便可有权“准妃嫔才人回家”，所以早早告知贾政起造“省亲别墅”，以便“启请内廷銮舆入其私第”？

总之，周汝昌所举元妃省亲必有其事的证据和理由，支离破碎，合在一起来看，简直不成话说。至就曹家的实际情况而论，我们亦找不出任何迹象，说他家有个女儿，曾被选入宫，即令真有其人，也决非贵妃，然则省亲之事，岂非子虚乌有？

周汝昌所制的《年表》，毛病还多，绝难取信于人，如林语堂先生就是。不过攻一说易，立一说难，而且后说能立，则前说不攻自破，因此，我应该进行第二段的证明，证明曹雪芹的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上，幼年所经历的“极繁华绮丽的生活”是在金陵，而非北京。

五、雍正五年以后

第一个理由：每一个了解曹雪芹的身世的人，都应该想到，曹抄家以后，回到北京，由他的后任隋赫德，“酌量拨给”在京的房屋以供居住，就不可能再有《红楼梦》中所描写的那样的气派。

家道中落，其一。天潢贵冑、冠盖如云的天子脚下，有什么人把一个抄了家的六品小主事放在眼里，“秦可卿”如果死在北京，何至于会有“东、南、西、北”四王来祭？其二。即令“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依然还有相当的财势，可是雍正的作风，曹家已经亲自领教了，试问以戴罪之身，还敢摆那样钟鸣鼎食的排场吗？其三。

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小节，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反证：清朝开国鉴于前明之失，对太监加意防闲，严禁干政，雍正、乾隆两帝，尤其峻厉，乾隆三十九年太监高云从泄漏记名人员名单，审问属实，高云从处斩。案中牵涉到大学士于敏中，当时虽仅交部议处，但传说他病喘未死之时，乾隆赏他一件棺殓用的陀罗经被，暗示他自杀，后来又比之为严嵩，即因他交结太监之故。又如乾隆巡幸滦河，巡检张若瀛杖责不法内监，特擢七级，即是有意制抑太监使其不敢为恶。照此看来，《红楼梦》十三回，写“大明宫掌宫内监”戴权公然卖官一节，如在雍、乾之际，就不大可能。不过，康熙时情况比较不同，曹寅密折中，常有“太监梁九功传旨”的字样。又康熙五十九年曹折朱批：“今不知骗了多少瓷器！朕总不知，以后非上传旨意，尔即当密折内声名（明）奏闻，倘瞒着不奏，后来事发，恐尔当不起，一体得罪，悔之莫及矣。……”曹雪芹写夏太监需索，当本此而来，但必定是在曹织造任内，抄家以后就没有什么秋风可打了。

其次，是地点问题。周汝昌对此有专章讨论，根据曹折子“所有遗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认为“住房二所，很像‘宁、荣二府’”，从而涉及曹子猷的芷园，说是“影影绰绰的大观园”。按雍正六年曹抄家后，隋赫德一折云：

……再曹所有田产房屋人口等项，奴才荷蒙皇上天恩浩荡，特加赏赉，宠荣已极……曹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属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

既云“少留”，又云“不久回京”，则所谓“酌量拨给”，即是曹家原有的“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的一部分，彰彰明甚。鲜鱼口空房自不必谈，如是另外两所住房，无论如何也不会像书中所写的宁荣两府那样的规模，大观园更不用提了。当时的北京，除了王府赐第以外，做官发了财的，多在原籍置产，绝不会在北京大治园林，因为享用不长（调任外官或退休回籍），而且帝辇之下，耳目众多，大起楼台岂不是自己挂贪污的幌子？

同时，房屋的大小与人口的多寡，必成正比，那样大的房子，得多少人来管理？曹寅康熙四十八年谋移婿居，在折中有“拟于东华门外，置房移居臣婿，并置田庄奴仆，为永远之计”的话，可见他在京本无多少奴仆。又，曹抄家以后，在金陵的“人口”已赏给隋赫德，在京的“人口”则是“酌量拨给”，而现在写宁荣两府“家生子”与“非家生子”，三代俱在，毫无星散之象，怎可能会是雍正六年以后的情况呢？

六、敦敏、敦诚与曹雪芹

再就“同时人的证见”来看，首先得注意敦诚、敦敏他们的诗，胡先生在他的考证中，引过六首，我所知道的，共有十一首（挽诗算两首），依年份排比如下（见于《胡适文选》及本文已引者，只录题不录全文）：

乾隆二十二年 敦诚

寄怀曹雪芹（内有“扬州旧梦久已觉”句。）

乾隆二十五年 敦敏

雪圃曹君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

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呼意倍殷。

雅识我惭褚太傅，高谈君是孟参军。

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

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

同年 敦敏

题芹圃画石

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

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磊时。

乾隆二十六年 敦诚

赠曹芹圃（内有“废馆颓楼忆旧家”句。）

同年 敦敏

赠芹圃(内有“秦淮风月忆繁华”句。)

同年 敦敏

访曹雪芹不值

乾隆二十七年 敦诚

佩刀质酒歌

乾隆二十八年 敦敏

小诗代柬寄曹雪芹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尊。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乾隆二十九年 敦敏

挽曹雪芹（初稿两首，改定一首，俱见前。）

同年 敦敏

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

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

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

河干万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晖。

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飞。

试看以上各诗，“扬州旧梦久已觉”“秦淮旧梦人犹在”“秦淮风月忆繁华”等句，无一不是证明曹雪芹的“繁华梦”在南非北。敦诚“废馆颓楼忆旧家”句，与敦敏同年（乾隆二十六年）同题（《赠芹圃》）“秦淮风月忆繁华”句合着，当然也是指的金陵。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乾隆二十五年敦敏的那首七律。此诗全为写实，而且层次井然，由“雅识”一联，可知在此以前，敦敏还不如他弟弟敦诚那样与曹雪芹相知有素，经此一番“话旧”，才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所谓“话旧”当然是指“秦淮旧梦”（如所“话”为敦敏与曹雪芹之“旧”，则诗中应提到“虎门”——八旗宗学），“人犹在”三字，明指曹雪芹是亲历“秦淮旧梦”的人，下接“燕市悲歌酒易醺”七字，紧扣小序“呼酒”语，拉回实境，见得曹雪芹当时酒入愁肠的情态。此诗格律严谨，除开头“鸡群”两字对“隔院”的人有些不客气以外，通首到底只叙作者与曹雪芹两人之间，呼酒话旧，不及他人。周汝昌把“人犹在”三字，解为“红楼梦书中人犹在”，意在否认曹雪芹曾历“秦淮旧梦”，是没有效果的。

归纳敦敏、敦诚的诗，还可以得到一个反证，如果曹雪芹北返以后，曾有过像周汝昌所肯定的那样豪华的生活，何以他们的诗中只字不提？敦敏弟兄对曹雪芹的身世很清楚，而且相当同情他的遭遇，在交游上，特别是曹雪芹死前数年，时有往还，果真曹家在北京有个已成为“废馆颓楼”的“大观园”，岂能不去凭吊一番，形诸吟咏？这个消极的证据，在“秦淮旧梦人犹在”这一积极的证据反衬之下，特别显得有力量。

敦敏、敦诚论交的经过，有个叫吴恩裕的人，在《有关曹雪芹八种》这部书中，作过很好的考证。他考出敦诚于乾隆二十二年在喜峰口《寄怀曹雪芹》的诗中，所谓“当时虎门数晨夕”的虎门，乃指“八旗宗学”，典出《周礼》：“周之师氏居虎门左”；果毅亲王允礼作《宗学记》更明白指出：“即周官立学于虎门之外，以教国子弟之义也。”敦敏、敦诚诗中，“虎门”二字迭见，而寻绎诗意，亦无一非指学塾，如“虎门绛帐遥回首”等等。

敦诚于乾隆九年初入宗学读书时，才十一岁，敦敏也在宗学读书，年十六岁。敦诚诗中所说的“当时”，吴恩裕认为：

不应当指敦诚初入宗学时的乾隆九年。因为十一岁的敦诚是无论如何不能欣赏三十岁的曹雪芹那种“接䍦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的风度的。而是应该指乾隆十四五年左右，敦诚年已十五六岁，他的哥哥年二十至二十一岁，曹雪芹则三十四五岁的时候。这时，不但二十多岁的敦敏，就是十五六岁的敦诚，也能够欣赏曹雪芹那种疏狂傲岸的态度了。

这段话说得很中肯。但我可进一步补充：非三十四五岁的曹雪芹，也不可能有那种疏狂傲岸的态度。因为个性的成型和发展，需要有时间的过程。曹雪芹绝不是矫揉造作的人，他的时代也不是王猛的时代。魏晋之际，乱头养望，扪虱高谈，是一种“术”，而康雍乾三朝，全盛时期的旗人，正在讲究饮馔服饰，那么，以纨绔出身的曹雪芹，变成如此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得要多少年呢？如照周汝昌之说，乾隆十三四年时，曹雪芹才二十五六岁，是不是已能形成此种性格，姑且不谈；但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如出之以疏狂傲岸的吊儿郎当的姿态，颇难令人容忍，则是一定的。敦诚诗中“容君傲”的“容”字，正以其年龄大得太多，才能被“容”。

曹雪芹在八旗宗学干什么呢？他不是宗室，而且早过入学的年龄，所以绝不是敦诚、敦敏的同窗，吴恩裕说有“两个可能”：“不是做小职员，就是做助教。”我认为小职员的成分居多，因为敦诚、敦敏题赠曹雪芹的诗，都是出于怜才之一念，视之为友的口吻。以“虎门当时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两句看，可知曹雪芹住在宗学里面；那么，《红楼梦》必有一部分写成于“虎门”，敦诚、敦敏是不是他的最早的读者？他们有没有提供过任何意见？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七、何时开始写《红楼梦》

关于曹雪芹的年龄问题，我们还可以从他的创作过程去研究。

周汝昌综合甲戌、庚辰两脂本的朱批，考定《红楼梦》在曹雪芹生前，即已经过五次批阅，每次评阅相去约两三年之久，“抄阅再评”在甲戌（乾隆十九年），那么首评上推两年，在乾隆十七年“前四十回当已撰成”，这推论是合理的。

按甲戌本第一回前有七律一首，最后两句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假定“首评”时即有此诗，则开手初写时，当乾隆七年；即以甲戌而论，最晚亦在乾隆九年，照周汝昌“四十”之说，乾隆九年，曹雪芹才二十一岁，这就有两点疑问，不能不加以研究。

第一，其时曹家当已败落，“二十一岁”的曹雪芹，谋生之不遑，哪里会想到去写小说？按中国文学创作的情况来说，不外乎两类：环境优裕，或至少不愁生计，耽于吟咏，刻意求工，在少年时期，即有相当成就，此类可以纳兰容若为代表。此其一。赋性不合时宜，到处碰壁，中年穷愁潦倒之际，或未能忘情于名利，或者胸中有股突兀不平之气，借稗官说部以为发泄，此类可以吴敬梓为代表。此其二。以“二十一岁”时的曹雪芹来说，两类皆不合。

第二，写小说，特别是写实主义的小说，生活经验是先决条件。以《红楼梦》的接触面之广、人物之多、刻画人情世态之深刻，无论如何不是曹雪芹在“二十一岁”时所能办得到。

或谓：曹雪芹是天才，不可一概而论。不错，我绝对承认曹雪芹是天才，但是生活经验是没有东西可以代替的，二十一岁的天才，可能推翻“相对论”，可能胜过贝多芬，但不可能写出一部世态百相、形容入妙的大小说。

或谓：曹雪芹写了十年，大可以一面吸收，一面发挥。这话似是而非，因为曹雪芹不是在写“聊斋型”的笔记小说，写一条算一条。这样一部预定要写百回以上的大小说，如果不是就完整主题、全盘结构、人物造型、场景安排等等，大致了然于胸时，岂可贸然下笔？

说到最后，顶顶明显的还是创作冲动的问题，若非阅尽繁华，饱历辛酸，追忆往事，痛悔莫及，千万遍思量，产生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就不可能维持十年之久。

因此，如说曹雪芹在二十一岁就开始写《红楼梦》，照我所了解的小说作者在创作时所必需的条件而论，我绝对不信。以我的推论，曹雪芹在乾隆九年时，正当三十岁，就是此时开始写《红楼梦》，也已非具有相当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相当的天才的人不办了。

八、无稽的新帝宠信说

周汝昌的错误在太执着，执着于“四十年华”那句诗；太主观，主观认定乾隆改元后，曹家出现“中兴”的局面，才有“全书中最热闹最高兴的一年”。我在写《我看红楼》一文时，对此说将信将疑，深入研究，才知大谬不然，除前面的论证以外，还有两点，须得一辩。

第一，他说曹家“当中有允禩、允禟关系一段，始抄家败事”。所举证据是雍正六年七月（按：此时已是抄家以后）隋赫德一折：在江宁织造衙门左侧万寿庵，查出镀金狮子一对，系康熙五十五年塞思黑（满语“猪”，雍正为允禟所改的名字）到江宁铸就，因铸得不好，交曹寄顿庙中。按康熙诸子争位事，为清朝一大疑案，曹家既迟至五年年底抄家，又“蒙恩谕少留房屋”；而此折一上，后情又不可考，只知曹依然健在，那么，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曹家是此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呢？最妙的是周汝昌引隋折以后又说：“此事后情详细则不可考，疑有拯曹氏未致一败涂地者。”此更令人费解了。

第二，雍正十三年秋，乾隆即位，追封曹振彦为资政大夫，曹起官内务府员外郎，周汝昌据以为获“新帝之宠”的证据（当然，照周的看法，主要的是“元妃”的关系）。其实诰命追封，事极平常，曹起官，亦不过起复旧员通案中的一个，如何可说是“获新帝之宠”？如真获宠信，该再回江宁当织造才是。乾隆是一个最爱用私情的人，而且宠信甚专，福康安弟兄（乾隆内侄）一门煊赫；和珅用事数十年；刘石庵父子宰相；纪晓岚充了军又召回。如果曹是椒房贵戚，绝不至于只当一个小小的员外郎。至于说“是后曹氏似遭巨变，家顿落”，则以前提（所谓“中兴”）既遭否定，假设（所谓“巨变”）自难成立，无须枉费求证的功夫了。

总结我以上一、二两段的论证，有利于周汝昌“四十”之说的，充其量只有“四十年华付杳冥”那一句诗；其余从他的家世、遭祸情况、个人经历、与敦诚敦敏弟兄的交游，以及创作过程等等来说，无一不是显示曹雪芹死时，得年在四十五岁以上。

但是，说四十五岁以上，到底还只是一个说得通的假定，究竟有多少岁呢？

因此，我还得进行最重要的第三段的证明。当我研究已有结论，动笔写本文以前，为了想尽可能多了解曹雪芹的身世，曾托人抄了吴恩裕谈“虎门”的一节文章，已见前述。在他的考据中，叙敦诚于乾隆九年入宗学之后，有一段括号以内的文字：“（关于曹雪芹的年龄，是按曹颙的遗腹子计算的，若以雍正二年的说法计算，则是年应为二十一岁。关于此点，还可以讨论。）”我不知吴恩裕何所据而云然？也不知另外还有什么讨论的文字？但我有确确实实的证据和理由可断定曹雪芹是曹颙的遗腹子，就必定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一而二，二而一，乃是在一个答案中解决了两个问题。

九、马氏怀孕上达天听

为行文方便起见，容我先将曹寅死后的情况，作一简述。

康熙五十一年六月，曹寅至扬州书局，料理《佩文韵府》的刻工。七月初感受风寒，转而成疟，托他的妻舅苏州织造李煦乞求“主子圣药”，康熙即颁“金鸡拏”，驿马星夜赶递，“限九日到扬州”，朱批李折“你奏得好”，并详示金鸡拏的服法，最后嘱咐：“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万嘱万嘱万嘱！”

药到扬州，曹寅已经去世。李煦上一折，说曹寅亏欠公款，无赀可赔，身虽死而目未瞑，现以视盐任满，乞求代管一年，以完其欠。按自康熙四十三年起，曹寅与李煦奉特旨：十年轮视淮盐（即一年一轮担任“巡视两淮盐务监察御史”，是有名的“阔差使”），下一年该曹寅轮值，所以李煦有“代管”之请。康熙批云：“曹寅于尔同事一体，此所奏甚是。唯恐日久，尔若变了，只为自己，即犬马不如矣。”康熙五十二年初，曹寅的独子曹颙奉“特命”继承父职，管理江宁织造，时年十九岁左右。八月，复差李煦巡盐。“代管”的一年，余银五十八万余两，除清完亏欠外，尚多三万六千余两。十二月，曹颙将此余银“恭送主子，添备养马之需，或备赏人之用”，康熙朱批：“当日曹寅在日，唯恐亏空银两，不能完，近身没之后，得以清了，此母子一家之幸。余剩之银，尔当留心，况织造费用不少，家中私债，想是还有，朕只要六千两养马。”

到康熙五十三年，十年轮管盐务任满，李煦贪心不足，以亏欠甚巨为理由，复请继任。这一次康熙没有答应他，点了“实能效力盐务”的两淮盐运使李陈常为巡盐御史，并嘱李陈常为李煦偿补亏欠。其时曹颙在织造任内，又有了新的亏空。同年冬，曹颙、李煦、曹一同进京，曹颙病故。

曹寅的妻子李氏，在三年以内，夫死子亡，而且还亏欠着公款，真已濒临了家破人亡的命运，但想不到绝处逢生，康熙替她处分了家务，特命曹出继为曹寅之子，并承袭江宁织造之职，同时又命李陈常代为清补曹颙任内的亏欠。李氏得到消息以后，感激得亲自“赴京恭谢天恩”，这是逾越体制的行为，所以“行至滁州地方”，为李煦“飞骑”拦了回去。

曹即是《红楼梦》中的贾政，那应该没有问题。他大概是曹宣的幼子，排行第四，曹寅有“予仲多遗息，成材在四三”的诗句，长次不知名，“三侄”名颀，善画，四侄可能就是曹。

曹宣官侍卫，家居京师，但曹从小就住在他伯父伯母那里，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折“奴才自幼蒙故父曹寅带在江南抚养长大”，可证。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康熙即因曹与李氏情如母子，才让他承嗣袭职，以期他能孝顺老母，敬重寡嫂（曹颙之妻马氏）；否则，照中国宗法上的习惯，不应以二房的幼男为长房的继嗣。

但是，在这时还不能断定，说曹寅就没有他自己的亲骨血了。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六日，曹接江宁织造任，次日上谢恩折，中间有一段说：

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

这几句话太值得注意了。因为依照中国的伦理观念，这个怀在马氏肚子里的孩子，乃是曹寅唯一的嫡亲的孙儿或孙女，其为李氏所重视，不言可知，那么后情如何，该有个着落；同时康熙对曹家的家务既然关怀备至，而且马氏怀孕之事，已经“上达天听”，是则无论生男生女，或者夭殇，曹亦必定有折奏报，而竟无有，岂不可怪？

如果当年在故宫所找到的全部康熙朝的密折，能让我们细细检查一遍，问题或易于解决，无奈此时此地办不到，因此，我只有作大胆的假设。此假设不外乎四种：生女夭殇；生女长养成人；生男夭殇；生男长养成人。如是前三种，可以不必细考，如是第四种，即曹颙的遗腹子长养成人，则以其在曹氏家族中的特殊地位，必当为曹雪芹所提到，那么在《红楼梦》中是哪一个呢？贾琏不像，贾珍更不像，难道就是宝玉？

当我一想到这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人物，真所谓恍然大悟，就那一瞬间，各种证据，不求自至，恰如永忠吊曹雪芹的诗“都来眼底复心头”，向之不可解者，如宝玉出生何以写得如此离奇，贾母何以如此钟爱宝玉，贾政与宝玉之间何以看来总像缺乏父子之爱等等，似乎都易于索解了。

现在我从《红楼梦》中找四条证据献给读者。

十、证据一：生日正在初夏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写的是四月里的光景，周汝昌说曹雪芹生于“初夏”，即本此。何以知是四月？因当天白天“憨湘云醉眠芍药裀”，当天晚上，宝玉说“天热”，但“脱了大衣裳”，身上还穿着“紧身袄儿”，如是五月，则应写照眼的榴花，又不当“大衣裳”之内还穿“紧身袄儿”。故知是四月。

何以知是中旬？因宝玉生日第二天，贾敬服“丹砂”而亡，尤氏计算因国丧在“孝慎县”守陵的贾珍，“至早也得半月的功夫”，方能赶回，“目今天气炎热，实不能相待，遂自行主持入殓”。贾珍星夜奔丧“择于初四日卯时请灵柩进城”，则到家之日，必在月初，否则应写“择于‘出月’初日”，由月初上推半个月，故知是中旬。

按曹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折，谓马氏怀孕“已及七月”，则四月中旬生产，合怀孕八个半月，乃是极普通的现象。又康熙五十年，曹寅得家报得孙(时曹颙在京当差)，张云章《朴村诗集》有《闻曹荔轩(曹寅别号)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一诗可证，但参看“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的话，可知五十年所生者，必已夭殇；而曹雪芹行二，又无可疑。

十一、证据二：恰好十三岁

周汝昌《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排比第十八回后半至五十四回，均叙宝玉十三岁一年间事，林语堂先生亦指第十八回至五十三回事在一年之中，苏雪林先生则以宝玉的年龄，始终跳不出“十三岁的大关”而深滋困扰，于此可知，确定曹雪芹十三岁那一年，到底在何时何地？成为解决其年龄问题的主要关键。

按康熙五十四年（1715）生，依中国虚龄计算，落地一岁，则至雍正五年正好十三岁。这一年底曹家抄家，翌年北上，故曹雪芹十三岁那一年，在其个人是生活的分水岭、命运的转折点，实具有不可磨灭的惨痛纪念。

周汝昌说胡先生推断曹雪芹生于康熙末年的理由，其二是：“因为曹雪芹如果生得晚，就赶不上曹家的繁华，所以要把‘四十年华’放长五年，特意叫他赶到康熙末年，经一经所谓当年的繁华。后者的论断，实在可笑得很。”现在由于自然而为产生的结果，证明曹雪芹确是赶上了“当年的繁华”；反而是周汝昌为了要使得曹雪芹回到北京以后，仍有一番繁华可“赶”，特意安排一个毫无根据的“乾隆改元，曹家中兴”之说，变得“可笑得很”了。

十二、证据三：贾政似周公旦

《红楼梦》中人名，常是另有含义，如甄士隐为“真事隐”、贾雨村为“假语村（言）”、单聘仁为“善骗人”、秦可卿为“情可轻”等等，不一而足。

甄之为真，贾之为假，乃是确切不移的谐音，因此贾政就是“假政”，贾政字曰“存周”，合起来看，明明用的是周朝初年的典故。

按：“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此乃周初一个最严重的局面，不得已乃有周公之摄政。”（钱穆先生《国史大纲》）此即所谓“存周”；“假政”之为“摄政”，也就不言可知。周公与武王之子成王为叔侄，这不是明明告诉读者，曹与雪芹也是叔侄？

依曹氏的家世与《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政之为人来看，曹雪芹安排“贾政字存周”的用意，当在说明以下三点。

第一，江宁织造一职，在曹玺、曹寅、曹颙三世，都是父死子继，如果曹顒不是早亡，等曹雪芹长大成人而圣眷依然不衰，则雪芹亦必可承袭此职。其间出现兄终弟及的局面，乃是不得已的变格，与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出而摄政的史实相类，所以贾政这个名字，具有极好的象征意义。

第二，就曹寅之妻李氏来说，三年之内，夫死子亡，后嗣莫卜而官课待补，正面临着一个所谓“最严重的局面”。曹家子弟虽多，但康熙所眷顾者只是曹寅，若无为李氏视如己出的曹，使康熙深信其必能孝母敬嫂，即不会有令其承嗣袭职的最佳安排。所以曹的“假政”，虽是傥来的富贵，但从另一角度看，亦正有“存曹”之功，否则，就连以后十三年的繁华，亦不可得了。

第三，曹视曹寅夫妇，恩逾父母，在感恩图报的心情之下，必有一番打算，“假政”以后终有“归政”的一天，如果希望曹雪芹在他死后，具有继承其织造一职的能力，那么从小督责极严，也就无怪其然。

总之，从“贾政字存周”这个名字中，不但百分之百确定了曹与雪芹的关系是叔侄而非父子，并且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曹的处境与态度，是个很重要的证据。

十三、证据四：第三十三回大有文章

此一证据等于“证据三”的引申，即是我们从《红楼梦》的本身去求解释，也就是排除史学上的障碍以后，用文学的观点来看《红楼梦》，才知道许多形容入妙、极其委婉深刻的好文章，被我们忽略得太久了。特别是第三十三回宝玉“大受笞挞”，贾母与贾政发生冲突那一大段，照雪芹是李氏唯一的嫡亲孙儿，曹为李氏的嗣子、雪芹的叔父这一层实际关系来看，内蕴的精义全出，试为分段析释如下：

（原文）正没开交处，忽听丫鬟来说：“老太太来了。”一言未了，只听窗外颤巍巍的声气说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就干净了。”

（解）祖母疼孙儿，事极平常，但护短从无如此说法；祖孙结成联合阵线，视第二代为外敌，更悖乎情理。以血统而论，曹雪芹如为曹所出，则父子是真，祖孙是假，亲父管教亲子，以中国旧时的传统，旁人只可解劝，无权干涉，现在竟劳只有过继关系的祖母来替“假”孙子拼命，完全不合乎“疏不间亲”的道理。只有祖孙是真的，父子是假，并且李氏只有唯一的一个嫡亲孙子，才会在过度疼爱之下，急不择言地说出“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八个字；否则，知书达礼的曹老太太，说话就太没有分寸了。

“干净”二字，大有深意，我认为李氏（贾母）对曹（贾政）有着很深的误解，她不认为他管教雪芹（宝玉）的动机出于善意，误认为那是一种排斥孤儿寡妇的手段，这场冲突之所以闹得如此严重，即因有意气之争在内。请参阅后解。

（原文）贾政上前躬身赔笑道：“大暑热天，母亲有何生气，亲自走来？有话只该叫了儿子进去吩咐。”贾母听说，便止住脚，喘息一回，厉声道：“你原来和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叫我和谁说去？”贾政听这话不像，忙跪下含泪说道：“为儿教训儿子，也为的是光宗耀祖，母亲这话，我作儿的如何禁得起？”贾母听说，便啐了一口，说道：“我说了一句，你就禁不起；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了？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训你来的？”

（解）“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意味亲子已死继子不能孝亲承志，这对贾政是极严厉的指责，所以“这话不像”；“不像者”，贾政看贾母的来意，不像是单纯地为了心疼宝玉，所以忙着跪下解释其教训宝玉的原因。如果真的是嫡亲父子，则严父教训，自然出于望子成龙之意，旁人不会怀疑，本人更无须解释。

“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训你来的？”李氏（贾母）这两句话，就表面看并无疑义；细一研究，却又不然。此处“你父亲”三字，自然是指曹寅，但曹寅在日，曹是以侄儿的身份为伯父所抚养，承嗣袭职都是曹寅身后之事；此日说“你父亲”固然不错，当初则是伯父教训侄儿，这与父亲教训儿子，血统不同，亲疏有别，难以类比。只有曹与曹雪芹是叔侄关系时，贾母的话才说得通，其意若谓：你伯父当初教训你这个侄儿，如何慈爱；你今天教训你的侄儿，竟用“下死手的板子”打他，是何道理呢？

（原文）贾政又赔笑道：“母亲也不必伤感，皆是作儿的，一时性起，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贾母便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赌气，你的儿子，我也不该管你打不打。我猜着你也厌烦我娘儿们，不如我们早离了你，大家干净。”说着，便命人看轿马：“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

（解）贾母的话，照前一段看，是要留下宝玉（不该管你打不打）和王夫人回“南京”去，但下一段话又要带走宝玉，可知“你的儿子”云云是作者故弄玄虚、欲真还假的笔法。此“我娘儿们”四字包括贾母自己和王夫人母子，与贾政（曹）相对的亲疏关系，表现得非常清楚。王夫人或系雪芹之母马氏。南京建都，始于东晋，王敦、王导兄弟大用，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谣，马氏假托为王夫人，疑本此而来。

一则曰“厌烦我娘儿们”，再则曰“我们早离了你，大家干净”，真是俗语所谓“话里有骨头”，贾母把贾政打宝玉，看得别有用心，岂不显然？

（原文）贾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为官作宦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的母亲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贾政听说，忙叩头哭道：“母亲如此说，贾政无立足之地。”

（解）贾母对王夫人说的那段话，乃是借题发挥，人人皆知，但是究竟意所何指？过去我从未想到应该深究，现在才知道写得确切不移，妙到颠毫。原来贾母的意思是：你小时候，我把你当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疼你，到长大成人当了织造，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如果当初我不疼你，就不会有承嗣袭职这回事，那么，今天要生气也就无从生起。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贾母认为最痛心的是，排斥她的不是别人，竟是自己一手抚养提携才造成今天的地位的曹。此即所谓“少生一口气”。

现在我们来看这一冲突的过程，贾母先则曰“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乃指责贾政不孝；再则曰“回南京”，等于变相地宣布断绝母子关系；而这一番借题发挥，又无异痛责贾政忘恩负义。这话要传出去，贾政岂不成了“名教罪人”？所以“忙叩头哭道：‘母亲如此说，贾政无立足之地。’”的确，不孝尊亲，言官可以参劾，此在仕途中无立足之地；母子关系被否认，则在家族中无立足之地；忘恩负义，为任何人所不齿，并在社会中亦无立足之地了。

按：贾政对母亲说话，不当自己称名。此层颇为人所诟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为强调个人人格的最后立场，对本非所从出的过继之母，自己称名，我以为亦不算太离谱。

（原文）贾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你反说起你来。只是我们回去了，你心里干净，看有谁来不许你打？”

（解）俗语说“打狗看主人面”，既知宝玉是贾母的“命根子”，则打宝玉，就是打击贾母，或者说是向贾母示威。李氏（贾母）始终误认曹（贾政）要否定她的地位，所以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

“干净”字样，片刻之间凡三见，此处更谓“心里干净”，越发露骨了。

十四、假事真情

本文的考据工作，就我现在所能看到的材料来说，只能做到这里为止。如果我的结论能为读者所接受，那么我们在重读《红楼梦》时，将会发现许多新的意义，并更易于了解它的主题。不过，同时，我也为读者带来了新的问题，最明显的是：

◆如果贾政与宝玉是叔侄，曹雪芹为何把他们写成父子的关系？

◆如果“大观园”无其名，“元妃”无其人，为何虚构？

其实这些问题，胡适之先生早就给了我们解答：

《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红楼梦考证》——改定稿）

既然“将真事隐去”，就必须有一部分虚假的情节来代替，这一部分“虚假”的情节，乃是用来发抒“真实”的情感。如果《红楼梦》的时间假、地点假、人名假、情节假，连情感也是假的，那就不成其为一部好小说，更不值得费那么多功夫来做考证研究的工作了。

当然，我这样简单的回答，读者是不会满意的，但如细作论述，将轶出本文的题旨以外。关于《红楼梦》的主题以及曹雪芹为何“将真事隐去”的原因等等，容以后有机会时，另作研究报告以就教于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