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这次三级会议距离上次三级会议已经一百七十多年——波旁王朝曾在建立之初召开过这种古老的国家会议，商讨国家共同利益事宜。现在，君主制政权岌岌可危，为了国家利益，三级会议再次召开。不同阶层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场面蔚为壮观。这一刻，法兰西社会的所有不和谐因素仿佛在这种快乐的气氛中消失了。在一个装饰得庄严华丽的宫殿大厅里，王室郑重地欢迎二百多位会议代表，仿佛在重要场合欢迎王公贵族似的。国王和大臣们坐在最前面；王后和王子们则坐在国王旁边的满是紫色和金色装饰的宝座上；宝座下面，身穿带有羽毛和花边装饰的服饰的贵族按等级排成一队，接下来是衣着朴素的第三等级[1]、身披精致长袍的僧侣和身着教士服的乡村牧师，以及珠光宝气的贵妇和外国使节。仿佛欢度节日似的，热心的观众聚集在阳台上好奇地注视着这场盛景。就连宫外的那些观众，也早已心潮澎湃。国王宣布，他已经召集法兰西的智者贤人来担任会议顾问，并声明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主要是迎合国家的迫切需要，不会伤害人民的感情。然而，人们遗憾地发现，王后面色阴沉、心怀忧虑。于是，许多人心里产生了戒备，毕竟社会不同等级之间仍有区别，衣着华丽的封建贵族、地主等级与衣着寒酸的第三等级之间差距明显。

1789年5月6日，代表们被召集起来讨论具体事务——5月5日的第一次会面只是走形式。多年来，法兰西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甚至开始呈现出病态，因此，财政大臣雅克·内克尔希望通过三级会议来充实空虚的国库。但一直以来，三级会议的任务只是为国家的行政事务提供建议。于是，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这恰好表明了三级代表之间早已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分歧。根据先例，三个等级无论代表多少，都只有一票。如果贵族和教会联合起来，就能轻而易举地抵消市民的意志。在王室看来，这种做法既能达到目的，还能降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于是，贵族与教会提前进行了投票，决定将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增加一倍。然而，第三等级已经下定决心改变现状，呐喊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坚称，三个等级应该分别商讨各自的意见，然后按人数投票。也就是说，三级会议的最终决议将遵循大多数人的意愿。贵族拒绝第三等级的提议，因为只有三位代表的贵族等级与拥有六百位代表的第三等级相比，其影响力微不足道。至于三百位教会代表，他们虽然各怀心思，但仍服从主教们的领导并与主教们站在同一战线上。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三个等级各持己见，冷漠敌对，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召开

三级代表之间的分歧根深蒂固，如果贵族和僧侣联合起来，就很容易抵消第三等级的意志，将其压垮

一想到王室仍急需资金，雅克·内克尔就感到焦躁不安。然而，在各省人民和巴黎人民的支持下，第三等级信念坚定，情绪激昂。最后，他们毅然决定自行开会。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会议陆续得到了一些自由派贵族的支持，甚至一些低等教士也投奔而来。第三等级宣布自己是法兰西国民议会[2]。他们邀请同胞加入议会，并坚称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们“重建法兰西”。

1789年6月20日，国民议会计划在凡尔赛宫大厅举行会议，可是代表们震惊地发现，宫门被锁了。大管家[3]告诉国民议会主席让-西万尔·巴伊，凡尔赛宫被王室征用了。最终，在两位勇敢之人的带领下，愤愤不平的国民议会代表们来到了附近的一个旧网球场，并在此发布了庄严的革命誓言：“不制定和通过宪法，决不解散！”与此同时，王室已经制定出相关办法，来镇压这次疯狂事件。尽管雅克·内克尔提出了一个谨慎的妥协方案并得到了国王的认同，但极端党派坚持采用激进的方法并最终取得上风。1789年6月23日，国民议会代表们被迫在雨中站了很长时间，才被召进大礼堂。虽然并非出自本意，但国王还是向他们宣读了一份声明：“三级会议的各个等级应该像以前那样分别商议和投票，如果有分歧，就由国王本人来决定什么是对人民有利的。”代表们对这个愚蠢的论调嗤之以鼻。当大管家按照古代礼仪宣布国民议会解散时，米拉波伯爵——他的文章和言论在当时的法兰西颇具影响力——告诉大管家：“他们是因为人民的意志才聚集在一起的，只有刺刀才能解散他们。”几分钟后，国民会议通过了一项口头决定，规定国民议会成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侵犯国民议会成员的人都将被判处死罪。

当大管家宣布国民议会解散时，米拉波伯爵告诉大管家，只有刺刀才能解散他们这群因为人民的意志聚集在一起的正义之士

巴黎的民众通过示威的方式公开支持这些大胆的举措，这令王室恐慌不已。早在波旁王朝发生政变时，君主就经常在封建议会上打压反对势力。如今，王室以为只要国王亲临会议，国民议会就会像旧议会那样缄口不言。据说，在得知所发生的事情后，国王只是说：“如果他们愿意，就让他们待在那儿吧。”他软弱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积极应对事态的发展。此前，相当数量的低等教士已经加入第三等级，很快，那些期待变革的贵族也加入了第三等级。但贵族等级的其他人仍冷漠以对。最终，贵族们认识到拒绝加入国民议会不会有任何结果。于是，在国王的要求下，贵族们也加入了国民议会。至此，国民议会已经被广泛接受。实际上，路易十六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掩盖王室的真正目的，即震慑住第三等级并取得胜利，因为王室对第三等级既鄙视又害怕。不管国王的动机如何，雅克·内克尔因提议召开三级会议而备受青睐，但遗憾的是，他于1789年7月2日下台了。随后，一个由军人和保守派贵族组成的政府成立了，这个政府并不受欢迎，影响力极小。国民议会警觉地发现，数千人组成的军队正在凡尔赛集结，还有一股强大的武装力量正朝着首都挺进。顿时，谣言在法兰西四处散播——王室曾表示“叛变议会的最佳场所应该是监狱”，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将自己的孩子送入贵族军队并问道“他们的剑能保证我的安全吗？”还有，在一个名为“狂欢”的组织里，贵妇们用各种奇怪手段迷惑年轻骑兵。

在躁动不安的巴黎，军队集结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点燃了起义的火苗并很快发展成了熊熊烈火。1789年7月12日，为了维持和平，一份“代表国王”的公告出台了。此时，巴黎的主要大街和广场被陌生的军队——来自德意志和瑞士的国王雇佣军占领了。这种景象引起了民众的恐慌和愤慨。愤怒的演讲家们在巴黎皇家宫殿举行集会，慷慨陈词。人们举着雅克·内克尔和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的头像进行游行。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因激烈反对王室而成了民众的偶像。为了驱散聚集的人群，德意志雇佣军利用几个手无寸铁的人杀害了几名法兰西皇家卫兵。通往杜伊勒里宫的路上满是外国军队和围观民众。这些事件本身并不重要，但点燃了民众心中愤怒的火种。严酷的纪律和苛刻的待遇必然会引起不满情绪，这不仅在皇家卫队和其他军队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在暴徒的迷惑性言论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包括皇家卫兵在内的城市驻军近期被软禁在军营里。当同伴牺牲的消息传来后，皇家卫兵们再也待不住了，向德意志雇佣军发动了攻击。仅第一次武装起义就打乱了原有的军事权力布局。“国家永垂不朽”的呼声不断地从首都军队驻地的营房中传来。几个小时后，连外国雇佣军也被感染，沮丧地妥协并宣称不会再有流血冲突。如此一来，愤慨的雇佣军军官唯一能做的，就是召集士气低落的兵士然后撤退。陌生的侵入者消失后，巴黎的大街小巷充满了欢喜兴奋之情。毫无价值的可怕政权倒塌了。1789年7月12日晚上，城市躁动不安，成千上万的穷人——成了后来的恐怖统治集团——从简陋的住处一涌而出，消失在人群里。他们洗劫商店，为了得到武器而攻占市政大厅。1789年7月13日早上，旧政权已经无力掌控局面，一个由巴黎六十个区的首领组成的临时委员会接管了首都政权。该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组织，从某种程度上指导和监管这次运动。公民组成了自卫队，其成员头戴红蓝相间的帽子。他们或者尽可能地找到武器，或者接受慷慨的武器捐赠。一位区议会负责人德·弗莱塞尔斯先生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尽管委员会成员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总体意图是一致的，就是把暴动控制在可控范围内。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巴黎革命政府和国民自卫队的起源，它们在大革命中有着深刻的意义。

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

尽管革命运动被这些手段压制着，但它的力量还是每天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壮大着。征兵在巴黎变得很常见，征来的新兵被编入新市政军。街道上长矛林立。暴徒们掠走所有武器，拉回古代大炮，将封建时代的盔甲抛来抛去，手执剑和火枪在军工厂里随意破坏。尽管如此，国民自卫队中仍有很多好人阻止了顽劣民众的放纵行为。虽然一系列事件加速了革命进程，但暴力分子压倒一切的时刻还没有到来。队伍中还包含了一部分中高阶层，这让王室愤慨不已，在后来的示威活动中，王室的表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而起义只是某些暴徒在别有用心的领导人的鼓动下做出的杰作罢了。当天下午，皇家卫队叛投国民自卫队，虽有军官惊恐地提出抗议，但终究是徒劳。在狂热的欢腾中，皇家卫队成为国民自卫队第一兵团，并在随后发生的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789年7月14日，一大群自卫队成员进入荣军院，从武器库里拿走大量武器。医院里的收容人员不得不忍气吞声。至此，定期或不定期地集结在一起的人数已达到近八万人。整个过程中，国民自卫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他们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圣安东尼边境上耸立着著名的巴士底狱，它是古代专制的象征，因神秘恐怖而臭名昭著。国民自卫队决定攻击这个可怕的地方。无数武装民众涌向这个地方。谈判不成，他们便冲过吊桥来到内院，到达八座阴森的塔楼，即可怕的地牢所在地。他们虽暂时被火枪击退，但在皇家卫队带来了大炮之后，城墙上很快就飘起了白旗，监狱指挥官德劳内因受到恐吓而不得不投降。胜利者冲入这座古老的监狱，发现了许多秘密——古老的刑具和监狱记录。虽然他们为自己的壮举感到自豪，但这次胜利并非无瑕，而是充满了残酷和暴力。德劳内及其手下惨遭杀害，头颅被挑在长矛上，高高地举起来，类似的场景后来还有很多。德·弗莱塞尔斯也遭到袭击和枪杀，因为有流言称他欺骗了民众。此外，还发生了几起枪决事件。令人欣慰的是，此时国民自卫队仍保持着相当稳定的秩序。这次巨变与其说证明了王室的懦弱，不如说带来了可怕的混乱。

德·弗莱塞尔斯

至此，进行暴力改革、控制制宪议会和威慑巴黎的运动在法兰西结束了。首都最终落在了不为人知的革命人士手里。事实证明，军队只是获得权力的主要工具，并不能信任。王室极端党派既震惊又暴怒。国王的弟弟阿图瓦伯爵查尔斯·菲利普（后来的查理十世）以及另外两位同级别的权贵愤怒地宣称不能接受这些事件，之后匆忙逃越了边境。原本拥护国王的贵族们纷纷抛弃国王并移民，开启了贵族移民的历史。那个时代的黑暗特征可见一斑。制宪议会高声谴责王室策划的暴行。据说王后也参与了这次名副其实的圣巴塞洛缪[4]式的王室暴行，米拉波伯爵毫不含糊地暗讽了王后的作为。狡猾的路易十六迅速与势力强大的制宪议会达成协定，解散了大臣们的阴谋集团，并召回雅克·内克尔。制宪议会带着诚挚的善意听取了国王的辩解，国王认为自己的主要过错是过于天真。不久之后，制宪议会邀请国王回到巴黎。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认为此事冒犯了王室权威，加之她很清楚自己不受爱戴，因而哭着恳求国王不要同意此事。尽管如此，国王还是同意了。民众为自己的胜利而自豪，为获得的权利而欢欣鼓舞。在一次演说中，有人称路易十六“被征服”，国王本人则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个“笑话”。事实上，那时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得到了国王的准许。临时委员会有了自己的名称——巴黎革命政府，拥有非常大的权力。第三等级的主席让-西万尔·巴伊被任命为巴黎市长，忠于改革的年轻贵族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5]被任命为国民自卫队总司令。这支队伍的旗帜颜色为代表巴黎的蓝色和红色，为了和解，还在徽章上加入了代表波旁王朝的白色。从此，三色旗诞生了。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自信又有远见，他认为三色旗“将很快遍布整个欧洲”。尽管后来又有两三起暴力事件，但巴黎也算暂时安定下来了。国王高兴地回到凡尔赛。然而，君主制政权所能做的只是无力地威胁和软弱地让步，这样的君主制，其神圣光芒还剩下多少呢？

德劳内和德·弗莱塞尔斯惨遭杀害后，他们的头颅被高高举起

7月14日，一大群人进入荣军院，从武器库里拿走大量武器

国民自卫队涌入巴士底狱

尽管一切都很平静，但在巴黎发生的一件事却像雷电一样打击着整个王室。一直以来，法兰西首都对各省的影响很大，更不要说在这个改弦更张的时刻了。王权突然崩溃，民众成功战胜了古代权威。所有激荡在民众内心深处的想法、长期被压制的仇恨和困惑以惊人的力量在多地爆发。南部、中部和东南部地区是受封建制度压迫最严重的地方，也是苦难最深重的地方。这里的农民开始反抗地主。从罗纳到卢瓦尔，愤怒的民众烧毁城堡，焚烧装有特权文件的箱子和土地权证——民众对这些文件中所记录的特权已经忍无可忍了。此外，还发生了几起谋杀地主的事件。即使在北方，租赁制和仆役工作也遭到了普遍的抵制。一些省份还发生了一些卑劣的行径，成群的暴徒“从深山里出来，破坏庄稼，掠夺果园”。许多城镇纷纷发生暴动，市民要求扩大市政权力，废除旧的垄断机制。1789年还发生了灾荒，穷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食不果腹。暴乱愈演愈烈，连首都也难以幸免。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负责维持秩序，让-西万尔·巴伊则费尽心思用各种盛大华丽的游行来表达获得自由的喜悦，以此取悦人民。巴黎革命政府已经发展成一个拥有300人的组织，它努力满足穷人的需要，为失业人员找工作，竭力应对各种贫困加剧的问题。不过，忌妒心强烈的政客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向新政权发出责难，这对新政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燃放烟火、热烈的巴士底狱庆典、在花园和大街上生长的自由之树，甚至是失业救济金、捐款以及临时拼凑起来的救济制度，这些权宜之计对于成千上万饥肠辘辘的男男女女来说又有什么用呢？在躁动和匮乏之间，巴黎很快就会发生比现在更危险的混乱，现在一切只是被压制着而已。

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和三色旗

让-西万尔·巴伊

一波负面事件影响了制宪议会的会议进程。制宪议会就解决经济问题和财政赤字的最佳方案进行了讨论，并为法兰西制定了新的宪法。基于新哲学思想的高调的改革原则已经受到广泛好评。出于仁爱和对国家整体情况的考量，制宪议会采取了措施来消除或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这充分体现了广泛的改革热情。同时，巴黎革命政府也尽其所能。让-西万尔·巴伊和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对革命表现出的善意和爱国情怀令他们深受民众感激。其他城镇除了做出“自由贸易的承诺”之外，鲜有其他成果。不过，中产阶级被允许甚至被鼓励采取武力措施来制止混乱。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法兰西大城市都自发地组建了国民自卫队，这些武装组织自主招募士兵，独立于政府。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伟大的革命，却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社会关系。古老雄伟的封建主义大厦顷刻之间就被推倒并跌落尘埃。几个自由派贵族描绘了封建陋俗的可怕之处。制宪议会尽管遇到了一些抗议，但开始强硬起来，宣称应该结束这种可憎的状态。制宪议会用一个晚上的时间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废除了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增长的债权和残忍的农奴制残余，包括什一税、退出租金以及类似的税捐。这次会议在热烈的欢呼声、庄严的颂歌和奇妙的音乐声中结束了。尽管后来发生了一些特权事件，比如天冷时地主用奴隶的血来洗脚等，但反对派贵族被不断壮大的多数派压制住了，制宪议会由第三等级和低等教士控制着。大清洗在修正财产权利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恶劣腐败的事。虽然土地解放的最终结果是伟大且有益的，但其直接结果也显而易见。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农民的暴行并没有因为时代束缚的突然消失而有所减少，它们只是在乡镇中产阶级的努力下被镇压或遏止了，因为乡镇中产阶级对于无政府主义的蔓延有所警觉。这些乡镇中产阶级手中也握有武器，而且几乎不受任何规定约束。

这就是1789年8月和9月的法兰西：旧权威支离破碎，大权旁落。贫困和混乱虽然是暂时的，但波及范围甚广。同时，在凡尔赛，被镇压但未被处决的王室再次开始蠢蠢欲动。据说，一帮忠诚的贵族计划从“叛逆臣民”中解救出国王，并将他送到梅斯。部队也逐渐从边防撤回。凡尔赛的新国民自卫队虽然已经发展成一个完整的机构，却仍饱受王室的冷眼。有一种观点在巴黎滋长，并受到制宪议会的支持，那就是国王应该被送回首都。因贫困而骚动不安的民众早已经准备好发动暴乱。1789年10月1日的事件标志着新一轮的愤怒爆发了。在10月1日的宫廷宴会上，一群年轻军官当着国王和王室的面，以保皇的名义从头盔上扯下了三色旗，借着酒力和宫廷美人的诱惑，他们宣誓永不放弃王权。紧接着，1789年10月5日的另一个事件引发了巴黎的大规模游行。当天上午，一群不堪饥饿折磨的妇女闯入市政厅，冲过凡尔赛宫与巴黎之间的甬道，最终与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率领的国民自卫队会合。这一游行队伍强行进入制宪议会，讨论国王所表达的对立观点，其中一些人被允许进入宫廷与国王会谈。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负责恢复秩序，游行被驱散并退出国民会议。大部分士兵都在积极配合，只有国王侍卫队中的一支精锐队伍恶意挑衅。1789年10月6日早上，国王侍卫队中的几个枪手射杀了两个无辜的人，引发了造反。一群愤怒的暴徒向国王侍卫队发起了进攻，冲进了宫廷内室。盛怒、饥饿的面孔出现在国家的圣殿中。在侍女们恐惧的尖叫声中，衣冠不整的王后被赶出了房间。若不是国民自卫队及时赶到，一场可怕的屠杀将不可避免。国民自卫队高呼“我们不会忘记丰特努瓦”[6]，拯救了侍卫队和王室。后来，双方看似和解了：国王在阳台上露面，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亲吻了王后的手；三色旗重新出现在每一位士兵的头冠上。然而，宫殿的地板上血流成河，两个惨白的头颅被高高地挑在长矛上，似乎在诉说着人们尚未消退的怒火。应一位代表的要求，路易十六毅然同意回到巴黎。王室马车载着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孩子们以及国王那美丽虔诚的妹妹伊丽莎白夫人[7]，慢慢地行驶到了巴黎。那里喧声震天，武装队伍横行，妇女跨坐在大炮上丑态百出。民众大声呼喊“现在，我们是面包师，是面包师的妻子和孩子了”，这句话生动地表达了那些穷人们心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早已被王室贵族的阴谋害得食不果腹。这个鱼龙混杂的马车队伍进入杜伊勒里宫时已经是晚上。一进入这座空置多年的波旁王朝时期的宫殿，王室就立刻被国民自卫队包围了，连国王侍卫队也不能接近。

这些重大事件并非一人所能促成，1789年10月5日和6日的事件更是如此。至于米拉波伯爵、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是否参与策划这些事件，就没必要继续探讨了[8]。值得注意的是，巴黎的乌合之众虽然仍受中产阶级的控制，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同从前一样，王权再次显示出了软弱无力的一面。国王一旦感到害怕，那他对于权力的幻想就会像无聊的梦一样烟消云散。于是，凡尔赛宫成了国家博物馆，还一度被废弃。后来，它成了德意志侵略者的容身之处。在经历了王朝覆灭的哀号之后，它再也不是君主制下王公贵族们的居所了。

武装队伍在巴黎横行，妇女们跨坐在大炮上丑态百出

* * *

[1]第三等级是非上层的社会成员，可以分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城市第三等级包括工资劳动者，农村第三等级包括自由农。——译者注

[2]国民议会（1789年6月13日—1789年7月9日），在法兰西大革命期间，从1789年6月13日至1789年7月9日的国民议会是由三级会议中的第三等级代表所组成的革命议会；此后，也称为制宪议会。1791年9月30日，其被立法议会取代。——译者注

[3]大管家是指当时凡尔赛宫的大管家。革命前，在封建时代的法兰西以及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身居此位的人是法兰西王室的重要官员之一，也是“国王卫队”的指挥官，相当于英国的内务府大臣。——译者注

[4]圣巴塞洛缪大屠杀是法兰西王国天主教暴徒对国内新教徒胡格诺派的恐怖暴行，开始于1572年8月24日。由于胡格诺派的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该事件成为法兰西宗教战争的转折点。1572年8月24日凌晨，巴黎数万名天主教教民伙同警察、士兵对城内的胡格诺教徒进行了血腥大屠杀。他们根据事先画在胡格诺教徒居所门前的白十字记号闯进屋内，将浓睡未醒的人全部杀戮，然后将尸体抛进塞纳河中。包括科利尼上将在内的高官贵族都被处死，连查理九世的妹夫亨利及孔代亲王都被迫改宗天主教。——译者注

[5]吉尔伯特·德·莫蒂（gilbert du motier, 1757—1834），法兰西贵族、军官。他于1777年参加美国独立战争，是乔治·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的密友。他是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和1830年七月革命的关键人物，在这两次革命中，他都倾向于在法兰西建立君主立宪制。——译者注

[6]这里是指丰特努瓦战役。它是法军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最大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法军士气。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失败以来，法军一度失去太阳王鼎盛时期的强者风采，而丰特努瓦战役的胜利使法兰西人找回民族自信。此处，在王室艰难的时刻，国民自卫队高喊“我们不会忘记丰特努瓦”，意在提升士气。——译者注

[7]伊丽莎白夫人（1764—1794），法兰西公主，路易十六最小的妹妹。法兰西大革命爆发时，她一直陪伴在国王与王室成员身边，最终在恐怖统治时期被处决。她被罗马天主教会视为烈士和上帝的仆人。——译者注

[8]现在已经完全可以确定，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曾唆使暴徒离开巴黎，攻击宫殿。他去世后，人们在一封信中发现，他指示一位银行家不要按协议支付刺杀国王的赏金。他写道：“钱花得不值当，国王还活着。”而米拉波伯爵和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应该是清白的。——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