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年来，中国著述界发见一部万人赞赏的“大著作”，即胡适博士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到底怎样，除梁启超一篇几千字的评论外，简直没有人做过有系统的详细的估计，所谓“万人赞赏”不过像戏院中捧场的朋友们，提起嗓子，一唱百合地叫几声“好，好，好”罢了！

中国的所谓学者，尤其是所谓哲学家，对于这样一部风行全国和影响最大的著作，仅止于简单的叫好，而无详尽的批评，这不独对不起一般读者，并且也对不起作者，不独会使一般读者发生盲从的倾向，并且也会使作者发生矜夸的倾向，于是学术因磨砺而愈益进步的现象从此消灭了。现在专就作者而论，只要看看他在一九二七年《整理国故与打鬼》中所说的一段话，就可以知道它因批评界的溺职，呈出一种何等骄傲自满的态度：

“西滢先生批评我的作品，单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学史》。西滢究竟是一个文人；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这段话的最后几句，即使出于读者之口，已不免是没有分寸的拍马，至出于作者之口，那简直是信口开河的吹牛了！当我看到这里时，不禁为萎靡不振惨淡无光的中国学术界抽一口冷气，觉得批评事业是目前最切要的企图，比其他一切译著都来的重要；因为批评，尤其是对于一部最有权威著作的批评，在积极方面可以促进学术的发扬与进步，在消极方面可以阻止读者盲从和作者矜夸的倾向（更可以阻止世人的滥作滥译）。可是我为生计所迫，仍操我向来的笔墨生涯，因循复因循，未遑及此。直至去年冬季，作《我的生平》一书（共三十余万言），回顾留德时代的学业，才用一专章（第十二章）写出我对于胡博士这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的大著的批评。然批评此书何以适在那个时期呢？因为我在德国留学，获得一种唯物史观的观点与辩证的方法，特在回忆中介绍出来，并以之和欧美资产阶级最时髦的实验主义作个比较（第十一章，约九万字，内中有五万多字是批评这种主义的）；接着又叙述我当时利用新获的武器，向友人口头批评《哲学史大纲》，指出应用实验主义的方法著书，可以产生怎样谬误的结果。现《我的生平》虽正在付排，但此项专门著作实有另印单行本的必要，因为这一章不独对于胡博士的《哲学史》从头至尾，加以解剖，且处处提出我自己的见解，与之对抗。所以这不仅是一种消极的批评，并且还是一种积极的主张，尤其是对于春秋战国诸子的阶级性，都有一种明白的分析，使他们学说的背景显露无余，为中国著作界的创举，可以供全国人士的参考。故特将此章的开端略加修改，目录中的小题重行增订，先与世相见；并希望胡博士和读者不吝指教，共同起来作一番热烈的论战，则中国学术界的前途，也许能因此放一线光明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作者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