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运输业是美国两大关键问题之一。随着自由土地和边疆地区的消失，运输业影响了整个美国，为美国西部带来的变化最明显。随着资本的集中和信托的发展，运输业的发展大多发生在拥有资本积累、广阔市场和充足劳动力的东部地区。

随着通信方式的进步，每个州都有可能通过总部的统一指挥高效地运营业务。不仅铁路和电报做出了贡献，电话、打字机、摄影与打印技术的进步以及快递业的发展都意义非凡，改变着美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新闻业的扩张，其管理更加集中。周刊、月刊甚至是都市日报的发行范围都得以扩大，同时，新闻媒体之间互相竞争，实力较弱和地方性较强的报刊容易被淘汰。插图的引用改进了期刊文献的外观。

拥有全国规模和国家视野的社会组织也利用起新的通信方式。商业联盟、慈善机构以及职业协会增加召开年度会议的频率，也使成员深入了解自己的组织。一些杂志和制版师们纷纷开始传播各种时尚潮流信息，服装制造商们纷纷效仿生产，地方小店的老板们开始零售各种潮流服装。邮购业务也因此得到发展。新潮又统一的外观进入了美国人的生活，而落后的地方观念对人们衣着、言辞与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小。几年之内，在美国到处都有可能“与穿着世纪初带荷叶边装饰的衣服，甚至是戴着整个丝囊假发的绅士”坐下来吃饭。但新的潮流标准是大众的标准，贵族要想拥有专属风格或者是与大众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19世纪80年代的电话机

19世纪80年代的打字机

几名摄影工作者将多台摄影机安装在一个可旋转的架子上，这样可以360°无死角地摄影

全国统一的发展趋势也体现在集中管理上。随着竞争领域的不断扩大，要在竞争中胜出越发困难。一个人的能力不仅体现在其所在城镇或是州内，还体现在整个美洲大陆。许多公司首脑将通信设备看作行业扩张的基础。在具备了各种可能的条件后，各公司看到了其中的利益，便开始扩大业务范围。

当时，不需论证，很多整合经济的优势已经十分明显。如果一个公司可以承担五个或五十个公司的业务，那么它就能通过更大更好的工厂、更精细的劳动分工以及对副产品更细致的利用来提升利润。公司可以通过裁减大批从事同类工作的销售员以及减少功能重复的行政机构以减少开支。同样的管理经济学理念也使原来的南方地区朝着大型种植园的模式发展，就像之前使美国工业社会向经济整合和托拉斯的方向发展一样。

信托组织的技术形式并不重要。严格来讲，它是一系列相互竞争的公司组合。为了统一管理，这些公司的一切控制权都交予受托人。信托的名字由此得来，但在被人描述为任何可以影响其所在行业整个贸易过程的大企业，也就是托拉斯之后，这个名字才为人所知并广泛流传。信托的逻辑结果是垄断，而且信托最初就是出现在那些因为在竞争、专利控制或商业机密中损失太多而存在垄断倾向的行业。

第一个引起公众注意的托拉斯出现在运输业和石油及油品制造业。19世纪60年代，石油提纯的工业化生产过程已经形成，促进了国内照明技术的发展，也刺激了石油产品市场的扩大。石油行业从本质上来说属于投机性质，因为油井里的原油非常廉价，但运送到每个顾客手里时却价格高昂。价格的轻微上涨都会造成生产过剩，使市场陷入困境，而该行业的控制权则落入那些控制运输业的人手中。

出井后，廉价的大桶装原油便首先会被拉去精炼，然后作为成品油卖给顾客。用来装石油的容器造价高昂，而整个操作中最廉价的运输环节在初期的建设成本却最高。油桶价格便宜，但要搬运油桶却很贵。油罐车的费用更高，但最后的利润也足够补偿那些负担得起它的人了。由于个人无法修建石油运输管道，拥有石油管道的公司能获得很高的回报。

19世纪60年代，在美国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油田竞争中，一些商人认识到运输方式控制价值的策略以及其中的潜在利润。而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碰巧比其他操纵运输业的人都更成功。他的石油精炼厂规模不断扩大，收购或击败了众多对手。到1882年，大多数运输石油的系统都已经在他的控制之下。他的成功与精明、睿智密不可分，但更多得益于运输系统的重要影响。因为铁路运价还没有被法律约束，所以每家铁路公司都尽可能以最高价格出售其运输服务。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逐渐学会对运费讨价还价，获得铁路公司的特别优惠运价和折扣而拥有超越所有竞争者的优势。他的游说集团让人们很难通过立法手段打击他，而他的律师团面对法庭比起诉人更加游刃有余。对折扣存在的认识促进了《州际商务法》的通过。一批因为折扣发展起来的公司后来都发展成大型托拉斯企业。到了1882年，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的附属公司已经非常多了，而且非常复杂，所以后来他就把这些公司交给一些受托人，像单独的企业一样来管理。

炼油厂工人工作的场景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

漫画：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站在油桶上，头戴代表着庞大商业帝国的皇冠，这说明他已经成为美国石油工业当之无愧的王者

1887年，威士忌酒和糖托拉斯成立。在酿酒和制糖行业中，运输并不是主导因素，但存在生产过剩和毁灭性的竞争。为了消除这些负面因素，酿酒厂和炼糖厂签定了信托协议，正如当年标准石油公司的选择一样。为了跟上了这一潮流，其他制造行业极尽所能。在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就职以前，这种趋势既引起了关注，也遭到了压制。

反对托拉斯的声音主要来自那些深受其扰的人。竞争是残酷的，有时甚至跨越了道德底线。因为托拉斯而遭遇毁灭性打击的人都痛恨这个始作俑者。各行各业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很多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并与时俱进。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大，做工越来越精细。与19世纪其他年代相比，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改变职业角色的工人数量最多。每个人都必须重新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像大多数人一样，工人们也认为托拉斯是社会的威胁。

早在1881年，美国就出现了反托拉斯文学市场。1881年3月，《大西洋月刊》发表了文章《大垄断的故事》。这篇文章的作者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后来成为打击托拉斯行动的领袖之一。因为看到美国的成功，美国人的精明得到了广泛认可，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至于获取成功的方法并没有人考虑太多。标准石油公司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也引发人们去关注工业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

托拉斯带来的恶果与社会和政治都密切相关。从社会的角度来考虑，个人主义是造成托拉斯恶果的元凶，因为人们创造出大量的子公司并交给独立的生产者去经营。作为垄断企业，它们通过要高价来威胁、勒索大众。人们强烈怀疑，那些大型的托拉斯企业破坏了所有的竞争体系以达到肆意定价的目的。经济学家们则认为价格不可能定得过高，托拉斯企业仍有利可图，因为这些企业不敢核查资源耗费情况。但任何经济法都不可能消除人们对经济压制的恐惧。

托拉斯也给政治带来了恶劣影响，并且通过贿赂官员或施加压力来获得特别优惠待遇。美国人已经习惯了以金钱来影响政治的丑闻，并且对政府官员已经不甚信任。这一时期制定的州宪法已经延伸出具体法律条款以捍卫公众利益，但托拉斯的腐败才刚刚开始，还很少有人能意识到抵制托拉斯的必要性。

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以及很多跟他一样的人相信规范与控制的力量。其中一部分人成了社会学家，另一部分人希望依法恢复竞争机制。给公众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反托拉斯者的文学盟友爱德华·贝拉米。

爱德华·贝拉米

1888年初，爱德华·贝拉米出版了传奇之作《回顾》。这本书的主人公朱利安·韦斯特在1887年陷入沉睡，耳朵里不断听到劳动争议和对托拉斯的谴责，直到2000年才醒过来。主人公醒来时，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工业放任自流的状态已经结束。这本书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狂热推崇此书的人组成一个个俱乐部，试图通过建立贝拉米式的社会来加快国有化进程。那些并不看好未来托拉斯与州融为一体的人越加强烈地要求对托拉斯加以规范。

规范托拉斯的立法进程正如规范铁路的进程一样，因为国会与各州权力的分化而越发艰难。一个州能否控制全国规模的垄断企业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各州纷纷通过反托拉斯法，就像当初通过铁路法一样。从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州制定的习惯法通过贸易管制杜绝了阴谋的出现。现在，它们要照搬这个模式。其中，俄亥俄州仅根据习惯法对标准石油公司提起诉讼，并在1892年，通过了反对该公司的禁止令。根据经济法的基本精神，打击托拉斯的正式组织相对容易，但这样的集中打击却没能阻止更大的合并企业继续出现。

除施加规范外，同样支持关税政策修订的反垄断者还拥有一个有力武器。他们认为，这些公司的迅速发展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不必要的贸易保护。这种保护使美国失去了这些公司的潜在竞争对手欧洲制造商的援助。反垄断者们坚称关税政策修订会极大地减轻托拉斯带来的负担。1888年，众议院在审议无足轻重的《米尔斯法案》时下令对托拉斯进行调查，为接下来的总统竞选提供了议题。

政党方面，1888年，共和党积极采取行动。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强调减轻关税的重要性，但没能得到民主党全党的积极支持。制造商们因修订关税政策的持续威胁而提心吊胆，因此他们转而支持在野党——共和党，并通过在该党内部成立组织改变自身的处境。1888年，制造商领袖改变论调，不再为关税问题辩解，转而依据相关原则——早先亨利·克莱关于美国制度的原则——来维护自身利益，并呼吁继续完善该原则。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先是从佛罗伦萨，后来从巴黎回应了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1887年度的国情咨文。直到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明确表示拒绝候选人的资格后，共和党才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确定了包括约翰·谢尔曼、沃尔特·昆廷·格雷沙姆、昌西·米切尔·迪普、拉塞尔·亚历山大·阿尔杰、本杰明·哈里森和威廉·博伊德·艾里森在内的候选人名单。票选结果最后锁定了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本杰明·哈里森以及纽约州的银行家利瓦伊·帕森斯·莫顿。当时，共和党的政治纲领是“坚定不移地支持美国贸易保护制度”。这一纲领谴责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以及主张修订关税政策者为“欧洲利益”服务，并指责“《米尔斯法案》整体上对美国商业、劳工和农民利益都造成了损害”。

民主党则如同往常一样对执政党权力充满渴望，早在共和党之前就召开了代表大会。民主党人一致同意再次推选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为总统候选人、艾伦·格兰伯里·瑟曼为副总统候选人，并且虽然没有在名义上支持《米尔斯法案》，但对总统和国会众议员在关税下调上做出的努力表示肯定。很多民主党人对捍卫关税政策修订的要求忍无可忍，以至于选择脱离自己的政党，并指责正是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的所作所为让他们不得不选择脱党。

1888年，游说活动并没有受到1884年关于性格讨论的影响，两党都真诚地讨论贸易保护的问题。从欧洲归来的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则带领共和党向对手发起了攻击。竞选活动中唯一的意外事件跟“默奇森来信”事件和竞选基金有关。

共和党竞选委员会主席、宾夕法尼亚州财务主管马修·斯坦利·夸伊也没能免于受责。据称，在竞选期间，他对受保护的制造商应缴纳的税款进行了评估，并保证一旦共和党胜出便会免除这部分税收。他至少是利用了这些制造商的恐惧心理，大力支持自己的政党对贸易保护所做出的承诺。他的竞选委员会四处散布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对美国不利的言辞，指责其自由贸易政策是亲英政策，并指责布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通过否决抚恤金议案获利。在游说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英国公使韦斯特爵士莱昂内尔·萨克维尔掉进了共和党的圈套，写信给一位自称默奇森、假装入了美国国籍的英国人，称投票支持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对英国最有利。这个不明智的做法铸成大错。结果，在华盛顿，他被立即撤职，帮了共和党，就像1884年塞缪尔·迪克森·伯查德事件一样。

沃尔特·昆廷·格雷沙姆

昌西·米切尔·迪普

利瓦伊·帕森斯·莫顿

本杰明·哈里森的总统就职典礼

1888年11月，本杰明·哈里森作为“少数票总统”当选。而事实上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赢得了更多的支持，但他获得的选举人票太少了。与本杰明·哈里森总统一同上任的还有一届共和党主控的参议院与众议院。自1883年以来，共和党首次实现了全面执政的目的。

当选前，本杰明·哈里森从未做过共和党领袖。他有着良好的战绩，并且曾经做过一整个任期的参议员，能得到提名并不是因为实力而只是因为符合候选人的条件而已。本杰明·哈里森来自立场不明的印第安纳州，因为共和党的州长候选人是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的领袖，他很有可能接管该州。在政党领袖遭到攻击的一刻，本杰明·哈里森展现出的个性和虔诚成为非常宝贵的财富。在政府工作时，他一旦稍微表现出冷漠或是无理，就会失去那些自认为比他实力更强大的同僚支持。

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是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同僚中实力最强的一位，现在已经是国务卿了。不久，他如愿召开在1881年就提议召开的泛美会议。随着深入参与美国事务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他失去了作为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敏锐，开始对外贸燃起热情。后来，他又一次陷入与英格兰的辩论。这一次是关于白令海的海豹，但很遗憾他没能获胜。

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做出的某些任命可以说是在偿还共和党在竞选时所欠下的债。威廉·温德姆又回到了财政部，虽然纽约州的前参议员托马斯·科利尔·普拉特声称共和党曾许诺，若竞选成功会将该职位赠予他。约翰·沃纳梅克曾在费城筹得大量资金用于协助马修·斯坦利·夸伊竞选，但后者最终只成为美国邮政总长。抚恤金管理局因为与士兵结成联盟而显得尤为重要。现在，该机构由一位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的领袖接管。这位领袖最出名的一句话表明了他的意图：“上帝保佑盈余！”

1889年12月，第五十一届国会召开会议，带着极大的热情接管了选举工作。在共和党看来，国会是为贸易保护而修订关税政策。国会选择了缅因州的托马斯·布拉克特·里德为众议院议长，并且修改相关规定以加快立法进程。威廉·麦金利在众议院起草了一份关税修订议案，而另一位俄亥俄州人约翰·谢尔曼则负责在参议院处理托拉斯问题。

总统任上的本杰明·哈里森

本杰明·哈里森（左一）与他的内阁成员

1890年7月，经过十年的广泛讨论之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终于颁布。此法虽然由共和党人约翰·谢尔曼、乔治·富兰克林·埃德蒙兹和乔治·弗里斯比·霍尔制定，却并不是一个比《州际商务法》更清晰的政党方针。依据《宪法》中有关州际商业的条款，该法规定：“任何用来限制州际与国际贸易或商业的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出现的联合、共谋均属于非法性质。”同时，该法还提供了违犯该法的处罚方案。对《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最重要的一场辩论是关于密苏里州的众议员理查德·帕克斯·布兰德提出的一项修正案。他主张将禁令的范围特别延伸至铁路公司。而参议院的意见是，该法是一部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其中已经涵盖铁路公司，并不需要在修正案中做特别说明，因而驳回了该修正案。在近十五年的时间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都没有对相关内容做出明确且完整的解释，因为该法最初只是由几位个人请愿者发起，况且美国司法部长对普通的商业行为并无敌意。1893年，美国的金融大萧条反倒对托拉斯起到了暂时的遏制作用。有人怀疑，最初制定这部法律的目的可能并不是用于实施，而是作为与当时等待审议的《麦金利关税法案》对抗的手段。

乔治·弗里斯比·霍尔

1890年，关税政策修订找到了三个理由，生产剩余依然是其中一个原因。1889年，美国财政盈余高达一亿零五百万美元，而这笔财富却持续困扰着财政部。第二个理由是，1888年，共和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共和党领袖将这次胜利视为大众对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和关税制度改革的谴责，也是对更高级别贸易保护的呼吁。事实上，更多的美国人把票投给了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而不是本杰明·哈里森。第三个理由来自反对的声音，即履行马修·斯坦利·夸伊和其竞选管理人员对为竞选基金捐款的制造商的承诺——这些制造商在改编的歌谣中被调侃为“玛丽”：

玛丽有只小羊羔，

她早已经决定好，

脱去洁白厚羊毛，

利润百分之五十六，

卖得价钱好。

马修·斯坦利·夸伊

1890年4月，威廉·麦金利提出法案要求“平衡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并减少部分税收”。到1890年5月，国会一直在斟酌该法案的具体细节及相关问题。1890年6月，国会为政府中的士兵盟友制定了《伤残军人抚恤金法案》。该法案规定凡是服役九十天以上的伤残军人，以及接受过相关法律援助的士兵，可以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从美国十三亿五千万的盈余中分得抚恤金。1890年7月初，《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通过。1890年7月中旬，国会暂停对关税问题的讨论，应来自落基山脉各州共和党参议员的要求通过了《谢尔曼白银采购法》。这些人是想通过这种形式得到贸易保护。他们人数众多，让此事陷入僵局。

1890年10月1日，关税问题进入立法，成为南北战争以来首个成功通过的关税立法。该法扩大了贸易保护的范围并减少对部分商品的税收。减税部分主要体现在免除对原关税政策中回报率最高的原糖关税，同时给予美国糖厂每磅原糖2美分的补贴，进一步缓解了剩余危机。有关糖业的条款成为《麦金利关税法》的显著特征之一，并且与进口农产品的一系列关税紧密相关。关税保护政策并没有为美国农民带来什么好处，农民因此怨声载道。政府制定农业方面的计划以压制这些抱怨的声音。

《麦金利关税法》的另一个创新点在于将关税保护延伸至还未出现的行业。比如，以马口铁为例，无论何时，只要总统得知美国工厂开始准备生产马口铁，他就有权对其征收关税。这就是应用这一原则的案例之一，已经超过大多数关税保护支持者的要求。

最后一个创新点是互惠原则，也是国务卿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个人最喜欢的一项计划。他发现，当前对外政策支持的关税壁垒阻碍了友好贸易关系的发展，因此国会允许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对从南美洲进口的主要产品征收关税。随着经验越来越丰富，威廉·麦金利完全接受了这一原则，在临终之际还对此念念不忘。1890年，多数贸易保护者倾向于绝对的排外政策，而不考虑对外关系，并且准备一旦进口商品总额较高就提高关税税率。

在通过《麦金利关税法》的过程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第三方在这样的立法中受益颇多。两院先后通过该法案，但对修正案的制订出现分歧，因而交由两院联合会议委员会仲裁。委员在报告中称，按照规定，《麦金利关税法》不可修正。通过委员会的努力，该法案得以最终形成，并且制定得十分完备，大多数共和党人都不得不接受。两院联合会议委员会中的党派领袖形成拥有专制权力的第三个议院，但他们与制造业发达地区或利益保护的密切关系也引起了公众对其决策公正性的怀疑。共和党对关税是托拉斯之母的说法做出回应，称关税将继续提高，并且禁止托拉斯进入州际商业圈。

《麦金利关税法》的提出者威廉·麦金利

19世纪90年代的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