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铸造银币运动像楔子一样导致各党派内部均出现分裂。此时，人民党的使命并没有结束，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既使它度过了艰难时期，也让它经历了经济复苏时期。尽管被更大的争议所掩盖，但这些改革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人民党承诺的改革并没有得到认可，但在执政党内部引发了一场反改革运动[1]。事实上，当时这一运动已经在进行中了。因为在1897年至1911年间，共和党在国家政府的每一个分支中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反改革运动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在共和党内部进行的，但本质上却无党派。该运动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内战以来受过教育的一代人。事实上，运动的许多领袖都或多或少受到过民主高等教育的影响，而支持该运动的材料主要源于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美国社会力量的相关研究。

当时，美国政治的实际状况处于内战后三十年的最低点。经过多年的竞争，美国政治已进入疲惫期，美国人关注的重点突然转向各个领域的商业投机活动。公职都留给了有意担任公职的人，公众对政府行为的监督被极大地削弱。行政管理人员自己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利用在选举机构的工作和选民身份获利。在美国的每一个州和城市，政府机关都被选民们占据，而选民们对候选人几乎一无所知，只是根据各个党派的推荐来做选择。对提名的控制意味着对选举的控制，而控制权掌握在坚持参加核心会议和代表会议的人手里，但这些人在操纵选举方面并不太谨慎。针对选举腐败的法律并没有涉及初选中的腐败问题。通过制造业和移民迅速成长起来的城市有着大量选民资源，可以逐渐争取来培养成各位“老板”的支持者。

1870年左右，美国“老板”们开始出现在城市里。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个人对下层阶级——同时是多数选民的集体影响之上的。在取得了政党机器的控制权后，“老板”们指定了候选人名单并制定了政策，而且像曝光的特威德集团那样，利用政府不断争取支持，使自己的权力得以延续。他们不太考虑政党原则，与新企业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各企业不断需要新的法律法规，包括建筑法规、运输法规以及合同解除权或经销权相关的法律法规。管理选举的资金也来自联盟企业，而且往往用于直接贿赂，尽管不多但最后却很有必要。

1870年以后，政府邪恶的一面逐渐暴露。在大多数城市，市民偶尔会愤而反抗，但从长远来看，他们并不是职业政客的对手。在欧洲各城市政府迅速做出改善的时候，美国各市政府却在不平等的竞争中变得越来越糟糕。美国各州也都受到了机器政治[2]的影响。1890年之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政党从企业联盟中获得了最宝贵的支持，而这些企业也是通过这种伙伴关系获利的。

随着“老板统治”的罪恶越来越明显，一些美国人开始不断为争取一个更好、更廉洁的政府而努力。其中一位是来自纽约的波特主教，在1887年美国《宪法》的百年庆典上，通过布道拥有了很多听众，并从对国家的祝福谈到了美国政府的现实情况。对这一主题最感兴趣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作者詹姆斯·布莱斯。

波特主教

自1835年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在美国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以来，还没有任何外国学者对美国人的生活进行同样深入的观察与研究。直到19世纪70年代早期，年轻的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莱斯开始通过一系列的美国之行审视这个年轻的国家。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詹姆斯·布莱斯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他的美国访问。在牛津大学任教授期间、在下议院和政府部门任职期间，他就一直过着这样充实的生活。在美国，他认识了每一个值得认识的人，考查过西部的偏远地区，也领略过东部较为成熟的社会。1888年，他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充满了对美国的赞赏，也对美国不尽如人意的方面进行了剖析。其中一个章节对美国情况的描述非常贴近现实，以至于相关人士以诽谤罪起诉了他。但多数美国人还是认为这本书描绘的是一幅和谐的画面，并认为反对意见其实进一步证明了书中描述的真实性。也许没有一本书能如此深刻地影响这一代美国人的思想，并以如此特别的方式指引美国改革的进程。一时间，这本书成了教科书，揭露了腐败和恶政的无党派本质。人民党将此观点扩大，认为所有的改革运动都是无党派的。

“老板”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政府机制。有些人鼓吹进行精神改革的必要，但也有人认为只有改进体制才能取得成果。选举腐败长期困扰着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但是一个最容易改善的缺陷。在现行的选举制度下，花钱买选票的人很容易就能看到自己投入的资金带来的好处。各州提供投票地点，而候选人或政党提供印制选票。在投票时，政党代理人将这些选票分发给选民，而在投票之前，收到选票的选民一直受到监视。恐吓或直接贿赂很容易也很常见，但秘密交易并不为人所知。忠诚于某一政党的选民将选票存起来，“老板”们则根据需要来处理这些选票。1888年，据推测，根据纽约州的民主党“老板”大卫·班尼特·希尔和共和党“老板”托马斯·科利尔·普拉特之间的一纸协议，许多共和党人被要求投票支持大卫·班尼特·希尔担任州长，而民主党人则被要求投票支持本杰明·哈里森担任总统。

当时，采用无记名投票制是一项合情合理的选举改革措施，这项措施一经提出便迅速在美国普及开来。1888年，马萨诸塞州采用了基于《澳大利亚投票法》的选举制度。同年，纽约州州长大卫·班尼特·希尔否决了建立该制度的法案，却意外将该制度的优点广而告之。1892年，在下届总统选举之前，公开贿赂或恐吓选民的历史正迅速成为过去，因为有三十三个州采用了由政府当局通过的澳大利亚式投票制，并秘密投票。1892年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用尖刻的文字写道：“马修·斯坦利·夸伊、托马斯·科利尔·普拉特和詹姆斯·克拉克森可能会找到一个新的解释，即本杰明·哈里森总统自愿放弃他们提供的竞选宣传服务。”

漫画：大卫·班尼特·希尔（右）在用放大镜努力看清事物的本质

澳大利亚式投票制能保障投票的廉洁，使公民在保密和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投票，但提名仍不在法律可控的范围之内。詹姆斯·布莱斯写道：“美国政治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找到所谓廉洁的人担任公职。”只要能主导提名结果，“老板”们还是能接受这种廉洁的选举方式的。在投票改革完成后，党内初选的法律进程才刚刚开始。最极端的初选改革者认为，在每个政党内部都需要进行初步选举，但在法律的保障下，最终应由选民自主选择候选人。直接初选是由年轻人来商讨的。他们雄心勃勃，但由于“老板”们选择候选人的标准十分严格，最终也无能为力。1897年，年轻的前国会议员罗伯特·马里昂·拉弗莱特制定了一个完备的适用于地方乃至全国的初选制度，并为该制度广泛听取意见。初选改革运动必然受到机器政客们的强烈反对，因为虽然该运动进展缓慢，但目标却对准了政客手中的权力。1901年，初选改革运动在明尼苏达州取得了胜利；不久，又在威斯康辛州告捷；直到1911年，初选改革成了改革类政治纲领的核心特征。

初选和投票改革旨在提高公职人员的素质，并辅以直接立法以监督选举结果。瑞士提出了一项新的方案，即公民可以通过请愿的方式制定新的法律或对现行法律投票表决。而在美国，以普选或全民公决的方式提出特别方案的观念由来已久。通过这种方式，各州的宪法和宪法修正案被习惯性地采用，而城市宪章、贷款和特权的问题也往往能确定下来。通过倡议提出方案的观念还比较新颖，一经提出就吸引了改革者们的关注。改革者们对立法机构感到失望，因为立法机构总是否决他们期望通过的法律，也不愿意通过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法律。1892年，人民党建议对直接立法系统进行调查。1896年，改革者们采纳了这一建议。1894年，美国出现了一本促进改革的杂志。1898年，南达科他州成为美国在宪法修正案中采用倡议和全民公投方式的第一个州。对指责该计划仅仅是政治机器手段的人，改革者们做出的回应是：“直接立法并不是解决所有国家问题的灵丹妙药。事实上，对于任何问题而言，它都不是万能药。它仅仅是可以被控制的、用来送药的勺子而已。专项立法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灵丹妙药。”

西部比东部更愿意从现有的实践中脱离出来，开始新的改革，因为西部一直都是美国各地区中较为活跃与自由的一个地区。在1800年到1830年之间，西部引领美国扩大选举权的范围，并消除了财富和宗教因素对选举资格的影响。现在，西部各州又开始触及选举权中的性别问题。随着1890年怀俄明州加入联邦，各州陆续允许妇女参加选举。1893年，科罗拉多州通过了一项关于妇女选举权的修正案。犹他州——用妇女的话说，“在落基山脉的顶峰上完成了真正意义上共和政体的三位一体”，在1896年1月，成为第三个通过妇女选举权提议的州。1896年，爱达荷州也通过了妇女选举权提案。直到1911年，第五个州才加入了这个行列，妇女运动正渗透美国的各个领域。1890年，联邦妇女俱乐部总会成为美国妇女活动的交流中心。妇女运动通过消费者联盟这样的组织成为美国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对政府机制缺陷和社会需求更清晰的认识正在迅速蔓延。1889年，简·亚当斯开办的赫尔馆使社会工作者能通过劳动阶层研究工业进步的成果，在城市里被竞相模仿。

联邦妇女俱乐部总会成员

1890年，美国开始出现各种新改革。在1892年到1896年间，这些改革由人民党接手。在1896年之前，两大政党都没有注意到改革的进程，但在每个政党中都有一些年轻人对于改革有着自己的观点。在人民党消亡之前，无党派运动就获得了众多追随者，并且让很多顽抗的组织也开始有所改观。改革整体上以让政府能更好地代表选民，并从可能或经常利用改革扩张个人势力的人手中接管事务为目的。1896年，新改革因自由铸造银币运动而黯然失色，在十年的时间里又因种种意外被公众遗忘，从而推迟了实施。美西战争、经济复兴以及关税立法改革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

简·亚当斯

在赫尔馆求助的劳工家庭

1897年3月4日，威廉·麦金利宣誓就职。他曾在五届国会任职，并担任过三届俄亥俄州长。约翰·米尔顿·海伊曾表示：“他（威廉·麦金利总统）对立法机构的结构、方法和思维习惯都非常了解。”“他对自己的权威和最根本的公正目标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最深的尊重。”威廉·麦金利不会因为直言不讳或缺乏经验而让企业难堪。他性情和善，能认识到政治手段的价值，对调和不同意见有自己独特的技巧，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及时代表大众表达真实意愿。在这一点上，他与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有着根本不同，他会为了自己眼中的人民利益行事。与他一同当选的内阁成员也都是先前支持他竞选的人。

1897年，共和党顺应当时的趋势，与商业组织结为联盟。1897年至1909年，这个联盟稳步发展。马库斯·阿朗佐·汉纳是联盟发言人。在为东部报纸创作插图的漫画家霍默·卡尔文·达文波特笔下，马库斯·阿朗佐·汉纳真诚而和善的面孔成了讽刺漫画中为博大众眼球而描绘的商业大亨形象。这是极不公正的。马库斯·阿朗佐·汉纳有着强烈的自尊心，认为保护资产是政府的首要职能，而资产也应该为了这个目的而组织起来。他只是为了利益而从事商业活动，把政府看作附属品，并没有怀着什么恶意。他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在1897年成为公众人物之后，又在讲演方面极富声誉。在离世之前，马库斯·阿朗佐·汉纳终于摘掉了在1896年竞选期间因为对手的恶意攻击而强加给他的恶名，但他仍然认为政府只是商业资产利益的最佳代表。他没有进入威廉·麦金利的内阁，但在约翰·谢尔曼的席位空出时，成为俄亥俄州参议员。

漫画：汉纳先生关于劳工问题的立场

共和党人需要一位财政部长来完成对国际金银二本位制的承诺。约翰·谢尔曼虽然年老不坚定，还是被说服去担任这一职务。财政部的日常事务被分配给总统的老朋友、助理部长威廉·鲁福斯·戴伊。来自密歇根州的火柴托拉斯大亨拉塞尔·亚历山大·阿尔杰进入战争部。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的总裁莱曼·贾德森·盖奇接手财政部的工作。其他部长也都是可靠的人，通常都是白手起家，有望激发人们对商业领域的信心。

威廉·鲁福斯·戴伊

当时出现的新参议员同样代表商业和政治联盟的利益。来自俄亥俄州的马库斯·阿朗佐·汉纳和来自纽约州的美国快递公司的托马斯·科利尔·普拉特就是突出的例子。在宾夕法尼亚州，尽管遭到老伙伴约翰·沃纳梅克的反对，马修·斯坦利·夸伊还是提名了另一个同事博伊斯·潘罗斯。只有在支持自由铸造银币的参议员的帮助下，共和党才能保证参议院的多数席位，使货币立法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但管理者们希望能在国会召开特别会议时，也就是就职典礼两周后，获得多数人对保护性关税的支持。

莱曼·贾德森·盖奇

早在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离任之前，修订关税政策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托马斯·布拉克特·里德一定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重新当选议长。同样，缅因州的纳尔逊·丁利也肯定会成为筹款委员会的主席，并在1897年举行关税听证会。制造商向委员会陈述的观点显然带有贸易保护的强烈愿望。比如，经常有人讲起《威尔逊法案》的低利率是如何引起1893年的恐慌的，而一位纽约州的“东方地毯”制造商则要求受到贸易保护以避免与德国制造商而不是东方的竞争，让人哭笑不得。自1890年以来，共和党的力量都用在关税修订上，其领导人暂缓了白银问题，以免计划被取消。现在，尽管货币计划得以继续，但共和党仍然能控制一切，就好像1896年让关税问题占据主导地位一样。对修订关税的呼吁表明了关税立法的必要性。托马斯·布拉克特·里德通过拒绝任命委员会成员来阻止众议院的工作，因为如果没有委员会，其他事务就无从谈起。

博伊斯·潘罗斯

纳尔逊·丁利

在一场敷衍了事的辩论之后，众议院通过了《丁利法案》，所有人都认为这只是参议院和两院协商委员会真正斗争的开始。在参议院，该法案的内容成了财政委员会的一项新举措。财政委员会秘书西蒙·牛顿·德克斯特·诺斯也是羊毛制造商协会的秘书。税收在任何地方都是为贸易保护服务的，直到统计局局长沃辛顿·昌西·福特宣布，将暂缓《丁利法案》的通过以解决赤字问题。在该法案最后通过的时候，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塞缪尔·道格拉斯·麦克内里选择了脱党，转而投票支持糖业贸易保护。1897年8月，尽管“背叛”了自己的政党，但塞缪尔·道格拉斯·麦克内里还是受到有四百名副会长的接待委员会的欢迎。在内华达州的约翰·珀西瓦尔·琼斯的领导下，支持自由铸造银币的参议员们都支持该法案。1890年，他们曾以同样的策略获得了《谢尔曼白银采购法》的通过。现在，为了平衡权力，他们为自己争取了一系列修正案，涵盖了兽皮、羊毛和矿石等行业。1897年7月初，《丁利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1897年7月24日，成为一项法律。尽管该法的最后通过主要归功于来自艾奥瓦州的参议员威廉·博伊德·艾里森，但还是继续以其被遗忘的创始人纳尔逊·丁利的名字命名。

1897年，共和党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人民党所提倡的无党派改革的载体，但许多年轻的共和党人已经接受这一点。关税立法几乎吸引了所有全国性组织的关注，而经济复兴却打击了人们的改革热情。1897年和1898年美国在政治上做出的反省并不比自1890年以来面对社会混乱和强制经济时期容易。文官制度改革和竞选改革是在经济上升的过程中开始的，但政党机器继续控制着各大组织。

1897年春，参议院的行为让许多改革者感到失望。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把和英国签订的仲裁协议留给参议院处理，但当他离任时该事项却仍然没有任何进展。仲裁是处理英美关系时常用的国际工具。边界、捕鱼权和索赔等问题不断提交给不同的法院或委员会来裁决，甚至影响英国名誉的索赔案也在日内瓦通过仲裁解决。委内瑞拉事件过后，各国在天湖举行的会议上心平气和地讨论仲裁方法的延伸问题。英国在与委内瑞拉的争端中，英国接受了仲裁原则。1897年2月，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也接受了在华盛顿签署的一般性仲裁条约。公众舆论也真诚地接受了该原则，但参议院却迟迟不采取行动。1897年春末，辅以一系列修正案的仲裁原则得到了批准，但去了原有的力量，表明参议员们并不愿接受仲裁原则。和睦稳定的对外关系因此迟迟未能建立。不断升级的古巴起义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外交和改革问题上转移过来。

塞缪尔·道格拉斯·麦克内里

天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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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先前改革的结果相反的改革运动。——译者注

[2]机器政治亦称“老板统治”，指美国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一种政党政治，由一个老板或小集团控制，通过筹款、拉选票扶持某政党上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