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因为职业关系，我非常关注清朝的时局。忝列京都大学教席以来，我才开始逐渐扩大研究范围。这次演讲如有不确不妥、难负重望之处，还请各位谅解。
我演讲的题目是“清朝的过去和现在”，分为三次来讲。不过现在的人真正想听的，并不是清朝的过去或者现在，而是它的将来。我选定这个题目是在一周以前。从今天开始到演讲结束，共有两周时间。在此期间，清朝局势会发生何种变化，我们一概不知。所以演讲期间，只有清朝的过去和现在是确而有之的，将来是否存在都还是个问号。鉴于此，我决定暂且不谈将来。如果演讲结束当天还有将来可谈，到时我再讲上几句。
刚才说过，这次的演讲分为三次来讲。我每次各就一个问题尽可能进行系统阐述。清朝的过去和现在这个题目范围过于宽泛，讲什么都可以，讲多少也仍有可讲之处。选定题目之前，我也考虑到了这点。只是清朝形势日日在变，站上讲台以前很难知道该讲什么，所以我才定了这个可以自由发挥的题目，好讲一些即使放在今天来讲也基本不会出什么错的昨日情形。今天我们主要讲清朝建国以来的兵力变迀。
如今，清朝国运渐衰。这与兵力上的变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革命军进攻南京如兵力强盛是一国之兴的重大要素一样，兵力薄弱自然也是一国衰落的重要原因。所以，今天我想主要讲讲清朝的兵力。第二次讲清朝的经济变迁。第三次讲什么现在还很难说，要看到时是否有将来可讲再定。
入主中原以前
早在入主中原之前，清朝的兵力就已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虽然满洲地区在以前的中国人看来是蛮荒之地，但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却十分强悍。如今，满洲人被清朝称为满族；但就在明朝时期，满洲人尚且被称“女真族”。古代有句谚语形容女真族的强大，即“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意思是，女真族尚且不足一万人，倘若有一万人就会无敌于天下。由此可见，女真族强悍的战斗力自古有名。满族与蒙古族因为都是北方民族，所以很容易被人混为一谈。但其实二者差别很大。蒙古族是游牧民族；满族则非游牧民族。清朝的历史学家认为，满洲人虽以射猎为生，却不是游牧民族。满洲人虽自古以强悍闻名，但与其他强族相比孰高孰低，仍未可知。东洋各国的强族当中，我们且先以日本为例做个比较。万幸的是，正好有个标准可将日本和满族比较一番。
女真骑士
努尔哈赤的兵制
比较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满洲早期的兵制。清朝建国之初已有八旗。八旗是清朝奠基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建立的一种兵制，以三百人的队伍为最小单位，一千五百人的队伍编成一大队，七千五百人的队伍又编成一队。所谓旗，也就是这里的队。所以，每旗有七千五百人，八旗共有六万人。后来，在纯粹的满洲八旗的基础上，清朝又相继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关于八旗军队在作战时如何排兵布阵，《清实录》当中都有记载。八旗编成之时，相关兵书里介绍过八旗军队的作战阵法，只是都未保存下来。如今，只有《清实录》当中还存有一些八旗军队作战阵法的相关记载。观其阵形，八旗军与敌军作战时，披坚甲者执长矛大刀，作为前锋；披轻甲者多为执弓善射之人，从后冲击。满洲人称坚甲为铁甲，称轻甲为绵甲。铁甲以缎子或木棉做正常衣裳，用铁钉把一寸[2]三四分[3]至两寸的薄锻铁片连缀成衣里，穿于两袖以及上身。腿甲则与日本相同，是将长方形的细小铁片编制成甲，缀于缎子或木棉内里。头盔与蒙古、朝鲜相同，都是铁制的，只有护颈部分是在缎子或布料内里装入铁甲片。绵甲里面则没有铁片，只是缎制或棉制的兵服；将领穿缎制的绵甲，普通士兵穿棉制的绵甲。
八旗中的正黄旗和镶黄旗
清朝士兵及装备
如上所述，八旗士兵有披铁甲者与披绵甲者两种。披铁甲者布于前列，手持大刀长枪；披绵甲者布于后方，多为射手。除了披铁甲者和披绵甲者，其他人都是精兵。虽然满洲人基本都是骑兵，但第一列和第二列士兵需要下马作战。精兵则无需下马，隐藏在别处伺机而出，以便抓住战机，向敌阵发起冲击。这就是满洲八旗的作战阵法。这与同一时期日本战国时代的作战阵形大不相同。
乾隆帝阅兵
中古日本的布阵兵法虽然流派众多，但自从有了铁炮，阵形大体如下。足轻[4]装备铁炮布于前列，负责远程攻击；足轻后面的射手则负责不断放箭；当敌我距离接近时，后方枪兵冲上去作战；最后再由旗本武士[5]与敌军短兵相接。日本的这种阵形与满洲的布阵顺序恰恰相反。满人枪在前方，弓矢隐于其后。在日本人看来，这相当于以身披铁甲之兵为盾防，抵御敌军的弓箭炮弹（当时可能还没有炮弹）；弓箭手则轻装上阵，躲在暗处射箭；待敌阵被打乱后，骑兵最后从侧翼切入，蹂躏而进。满洲这种前方有人挡箭、后方在掩护下作战的方式与日本战酣之时短兵相接的白刃战相比，孰优孰劣姑且不论。单从布阵方法来看，满洲明显比日本更胆怯。经过这番比较，满洲兵力与日本兵力孰强孰弱，想必诸位已大致了解。日本士兵皆以赴死的信念作战，满族军队则并非如此。
满兵与明军的比较
接下来我们再将满兵与蒙古强盛时期的兵力做个比较。由于时代不同，所以我们不好再从阵法进行比较。但从战绩来看，蒙古强盛时期也就是元朝初期的兵力较之满兵要强大得多。元朝初兴之时，蒙古大军所向披靡。无论是金国还是南宋，几乎都无法抗衡蒙古大军。不过满洲初兴时，明军尚能与满兵抗衡。究其原因，并非明军实力强大，而是满兵不够强大。日本征伐朝鲜时曾与明军有过较量，当时的明军实力并不强大。或许是因为久经沙场，明朝末期的明军才能与满兵抗衡。当然，这一切还得仰仗袁崇焕。最开始的野战当中，满军强悍无比，明军处处不利。明末时期，辽东经略袁崇焕苦苦思索以残弱明军对抗满洲铁骑之策。他意识到明军不善野战，便决心坚固城池，用西方大炮进行抵抗，没想到竟真的一招制敌。攻打宁远城时，百战百胜的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就败给了袁崇焕的坚城利炮。不仅如此，这次惨败还使所向无敌的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抑郁成疾。自此一役，明军不再畏敌如虎，开始重拾信心，并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将领，譬如祖大寿、祖大弼（后来投降满军）等。其中，祖大弼尤其骁勇，曾闯入敌方军营，与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短兵相接，差点砍死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的战马。祖大弼还曾夜袭满军大营，引爆火药，与敌军大战一场。可见，明军到后来时渐渐强大起来。所以虽从结果来看，明朝灭亡，明朝的土地也被满洲占领，但明军实际上并非为满军所灭。满军是在明朝亡于内乱以后，才举兵南下取而代之的，颇有几分侥幸。满军实力虽也不算弱，只是不如蒙古大军征服中国时那般所向披靡。
太宗文皇帝皇太极虽多次侵入北京附近和山东一带烧杀抢掠，但由于无法攻下山海关外的四座城池，最终未能灭明。后来，顺治帝继承皇位。顺治帝年幼时，明朝亡于内乱。当时，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为报仇雪恨，向满洲提出借兵之请。清朝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答应了吴三桂的请求。吴三桂大仇得报以后，满军也得以顺势攻破北京，建立清朝。所以，满军虽然大获成功，但其根基不过如此。很快还有新的证据表明，满军实力确实不够强大。
吴三桂之乱
清朝攻下北京约三十年后，昔日引清兵入关灭明的吴三桂起兵叛乱。很早以前，吴三桂就是辽东一带身经百战的沙场宿将，为清朝灭明立下了汗马功劳。清兵入关以后，吴三桂成为清军的先锋，帮助清军平定中原，最终被封为云南藩王。1673年年末，吴三桂起兵叛乱。虽然此时的吴三桂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但他的叛乱仍对清政府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吴三桂毕竟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将，他的麾下亦有众多身经百战的大将。举兵之后，叛军很快便从云南打到贵州，又一路打到湖南。当时因投降清朝且灭明有功被分封为王的，除了云南吴三桂，还有福建耿精忠和广东尚可喜。吴三桂联合耿精忠和尚可喜一同造反，使南方大乱。湖南失守后，清朝急派大军前往平乱。可攻取明朝时战功累累的大部分将领、皇族已经不在人世，朝中竟无名将可与吴三桂抗衡。因此，清兵每遇吴三桂就四处逃散，狼狈不堪。那清朝是如何平定这场叛乱的呢？一方面，吴三桂年事已高；另一方面，吴三桂因久经战事变得异常谨慎。自从攻下湖南洞庭湖畔的岳州，他便未从岳州挺进湖北一步。当时，四川至陕西一带皆已响应吴三桂起兵反清。如果吴三桂能够乘势取湖北、入中原，与清朝背水一战，天下大势如何犹未可知。只可惜他太过小心，不敢迈出岳州半步。而康熙帝自幼机敏聪颖、精力过人，虽然当时只有十九岁，却能坐镇朝中指挥战事。他过目八方战报，再向身边大臣下达指令，平均每天批阅三四百件奏疏。因此，清兵虽然不堪一击、屡次败逃，却因康熙帝指挥有方、布署得当，最终不至大败，得以在吴三桂去世之后，轻松平定大乱。所谓布署得当，主要指康熙帝对驿递制度的有效利用，也可谓当时文明的一大进步。在康熙帝的布署下，原本日行五六百里的公文可以日行七八百里[6]。北京到荆州三千三百八十里地，公文五日可到；北京到浙江三千三百里地，四日可到；北京到甘肃西部五千里以外的地方九日可到。也就是说，清朝取胜的一大要素是布署得当，而非军队实力强大。以汉人之军治汉人之乱是康熙帝的一贯方针。征讨吴三桂时，清朝所用大将主要都是汉人，当时立下战功的也多为汉人。所以，平定吴三桂叛乱的其实是汉人之师，而非满人。虽然由此断言满人已经陷入腐败言之过早，但满人确非凭借自己的实力平定大乱。
山海关
吴三桂
青年时期的康熙帝
康熙帝以后的雍正帝也喜欢任用汉将。岳钟琪就是雍正时期大名鼎鼎的汉人名将。曾有书生劝岳钟琪谋反，只是岳钟琪虽骁勇善战，却没有造反的胆子，就把劝他谋反的人交给清政府惩办了。
乾隆时代
再下边就是乾隆帝了。清朝取代明朝已经九十多年，任用将领的方针也有所改变。乾隆帝十分喜欢任用满人。乾隆时期出征立功的也多为满人。譬如，征战台湾、西藏等地，立下赫赫战功的福康安、海兰察等都是满人。但这些战功并非凭借强盛的兵力，更多是得益于当时富裕的财政。也就是说，累累战功全靠乾隆帝对军中将士的丰厚赏赐和大力嘉奖，是用钱砸出来的。将士的封赏到乾隆帝时才变得丰厚起来。而清初时，将士们即使立下功勋、战死沙场，也只能有一个孩子享受特殊待遇——入国子监读书，封赏十分微薄。明臣洪承畴投降清朝以后，为清朝定鼎中原立下大功。他虽经略五省，却也只被授予微不足道的三等轻车都尉[7]。按清朝的爵位等级来算，三等轻车都尉不过是二十几等的爵位。洪承畴如此劳苦功高，也只能得到这等封赏。此外，在平定吴三桂叛乱中立下战功的汉人名将赵良栋、王进宝等人也仅被授予子爵。乾隆时期，将士的封赏变得格外优厚。譬如，福康安就因立有战功而越过公侯伯子男，直接被封为郡王。与清初相比，可谓差异巨大。当然，太平盛世如若恩赏不厚，便无人愿意奔赴沙场。
此外，乾隆帝经常破格提拔人才。稍有战功之人一年半载连升几级是常有的事。乾隆帝以后，清政府百般阻止汉人立功，把机会留给满人。乾隆帝虽然汉学造诣精深，却力图保存满洲国粹文化，极力抑制满洲八旗汉化之势。元朝时期，金世宗完颜雍积极主张保存国粹。不仅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极力效仿金世宗完颜雍，就连乾隆帝也对这种行为深以为然，大行国粹主义。譬如，乾隆帝不仅在语言上以汉语译词来扩充匮乏的满文词汇，编纂满文字典，还在政治上让满人担任要职。
福康安
乾隆帝在位长达六十年。他二十五岁即位，八十五岁退位。将皇位传给嘉庆帝以后，他又活了四年左右。晚年时期，乾隆帝的施政方针愈发宽大，甚至有些放任自流。退位以后，乾隆帝称太上皇，和日本的太上皇一样开始训政。近来西太后慈禧训政就学于乾隆帝。总之，乾隆帝在世期间，始终把控朝政大权，为政宽纵，放任自流。从而导致和珅这种贪官权臣当道，政治日趋腐败。终于，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一场长达七年（到完全平定共耗时九年）的大规模起义爆发了。
白莲教之乱
白莲教起义是邪教组织发动的一场起义，波及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等地。这场起义搅得天下大乱，前后持续七年之久。期间，清政府支出军费高达一亿两白银。当时满洲八旗不堪一击，将领亦屡战屡败。清政府规定，将领打了败仗要受到严惩。但实际上，打了败仗的将领不仅不会受到严惩，还会得到宽大处理。可见这时的清朝早已法制松懈，纲纪废弛。乾隆治下，清朝达到全盛。乾隆帝十分引以为傲，曾亲撰《十全记》来夸耀自己的功绩——平定蒙古新疆一带的蛮族准噶尔两次、征讨新疆回教徒一次、攻打四川以西的金沙江一带两次、平定台湾一次、出兵安南一次、征讨西藏西南的廓尔喀两次[8]。然而，所谓的这十次胜利只是中国式的胜利。其中，征讨廓尔喀不过是廓尔喀入侵西藏时，清朝举大兵轰赶寥寥无几的敌兵罢了。到了艰险难行之地，无法攻取之时，清朝便遣使劝敌投降。所谓胜利大都是这种名不副实的中国式胜仗。尽管如此，乾隆帝仍然意得志满地自诩为“十全老人”。乾隆帝统治时期，清朝国力鼎盛。清政府不得不通过厚赏轻罚，才能使满人为自己所用。满洲军队的缺点暴露无遗。
老年时期的乾隆帝
白莲教之乱使满军缺点暴露无遗的同时，还给后来的清朝埋下了重大隐患。白莲教之乱与清朝兵力由盛转衰关系重大，所以即使只是一次起义，也不容轻视。
八旗及绿营的腐败
我们继续说回清朝的兵制。除前面说过的至关重要的满洲八旗以外，清朝后来又增设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禁旅八旗是清朝驻扎在北京城内的旗兵，由二十四旗组成，共有十万人左右，与日本的近卫兵或者德川幕府的旗本比较相似。驻防八旗是朝廷遣往各地驻防的旗兵。驻防八旗并非各省都有，只是驻守在重要地区，每处约有三千人。除此之外，各省还驻守着由汉人编成的绿旗兵——通常称为绿营。绿营是各省的常备军，受驻防八旗监督，负责维持各地治安。白莲教叛乱爆发时，各省的绿营不堪重用，驻防八旗不堪重用，从北京派来的禁旅八旗也不堪重用。可见清朝常备军早已腐败不堪，动乱长年未能平息也在所难免。其实，清朝军队的弊病由来已久。自乾隆时期晋封王爵的福康安起，清朝军队的风气就开始败坏了。当时的将领只要出征打仗，回来时几乎人人都富得流油。所以乾隆时期，仅仅平定一场动乱也得耗费巨额军费。譬如征讨金沙江时，清政府就花了七千万两甚至八千万两白银的军费。所以白莲教叛乱的爆发对于众将领来说，反倒成了捞钱的机会。也正是因为他们大肆侵吞军费，动乱才长年不得平息。清朝财政虽然充裕，却也在七八年后不堪重负。
乡勇
乾隆帝下来是嘉庆帝。嘉庆帝时，清政府大力整肃纲纪，终于平定了白莲教之乱。为平定教乱，嘉庆帝重用乡勇。白莲教匪来犯时，官兵大量弃城而逃，留下百姓任人蹂躏。于是，湖北随州的民众决心团结起来，自己守城。他们烧光城外土地上的庄稼，挖下深壕，采用坚壁清野之法，使连战连胜的白莲教匪无法攻下随州。得知此事后，清政府意识到把当地人民武装成乡勇是很有效的剿匪方式，便渐渐开始倚重乡勇。官军的将领也动起了歪脑筋。以前，绿营有人战死，就得向清政府上报战死人数。禁旅八旗有人战死，也得向清政府上报战死之人姓甚名谁，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然而，自从启用民间乡勇，官军将领可以随意捏造临时招募的乡勇人数。即使有人战死，也无须上报。这样一来，胜败变得大有文章可做。既有这等好处，官军便开始大量招募乡勇。由于乡勇的口粮取于当地，所以官军只管配发武器。
嘉庆帝
除防守外，后来乡勇还参与野战。野战阵形非常有趣。最前排是乡勇，后边跟着绿营军，再后边跟着来自京城的禁旅八旗。如果冲头阵的乡勇惨败想逃，后面的绿营军就可将逃兵斩杀；绿营兵再撑不住败逃时，也会被最后边的禁旅八旗斩杀。久而久之，白莲教匪也想出了对策。白莲教匪意识到，亲自上阵与乡勇作战并无太大意义，便从各地抓来大量俘虏，配给俘虏武器，让他们替自己作战。所以，与清政府乡勇对战的并非白莲教匪，而是一群无辜的俘虏。如此一来，两边打头阵的、遭遇最惨的都是当地民众。由于乡勇战死无需正式上报，用来又很方便，清政府便越来越倚重他们。可到后来，诸多弊害也因此产生了。乾隆帝驾崩、嘉庆帝亲政以后，清政府认为立有战功的乡勇也应受到奖赏，便命令正规军一律奏报立功的乡勇将士，以论功行赏。可是，虽然叛乱最终得到平息，却仍有大部分乡勇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总之，清朝平息叛乱全靠乡勇，而非官军。
乡勇的出现为清朝兵制后来的变革打下了根基。当时，已有地方官洞烛机先，认识到征集乡勇虽然便利，于朝廷大计而言却极其危险。人们不免会产生一种观念，认为只要手持武器，人民亦可作战，官军并不足为惧。嘉庆时期，叛乱平息以后，清政府以银两收缴人民手中的兵器，顺利遣散乡勇，倒也相安无事。与此同时，人们也意识到，清朝以往的兵制早已腐不堪用，急需一场大的改革。
长毛之乱
不久之后，清朝又爆发了长毛之乱。这场动乱发生在距今六十多年前，持续时间长达十五年，规模比嘉庆年间的动乱更宏大，烽火燃及中国十八个省。长毛之乱爆发以后，嘉庆年间显露出的征兆成了不争的事实。简而言之，平定这场动乱仍然全靠乡勇。当时，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因组建乡勇立下了大功。长毛贼起于广西，经湖南、湖北，一路直取南京。虽然当时已有江忠源等人所练的乡勇参战，但动乱初期的围剿主力仍为官军。直到后来，曾国藩才建立了一支能与长毛贼抗衡的军队。
曾国藩的湘军
曾国藩是湖南人，当时已官至礼部侍郎，恰巧因丧母在家丁忧。皇帝对他信任有加，命他在当地招募乡勇，组织乡勇。朝廷让曾国藩练兵只是为了维护湖南地区的治安，而曾国藩练兵也以保卫乡里为主要目的。长毛贼攻下南京、溯长江而上攻打湖南时，曾国藩所练民兵首次与长毛贼发生了交锋。两军一交战才发现，乡勇竟如此勇猛。乡勇之所以勇猛，是因为曾国藩从一开始就看透了官军的腐败无能，练兵时完全没有采用官军的那套训练方法，而是依据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所著兵书《纪效新书》（日本也曾经翻刻此书，荻生徂徕等人对它十分叹服）来组建军队。曾国藩的友人、朱子学者罗泽南也参与了乡勇的训练，并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罗泽南在当地拥有众多门下弟子，便任用自己的弟子作为军中将领。而曾国藩也把练兵之事全权交付给罗泽南，任由他用自己的弟子做军中将领。罗泽南认为，若借官军将领前来练兵，民兵必定会沾染他们的不良风气，便没借用常备军的任何将领。因此，这其实就是一支完全没打过仗的门外汉靠研究书本知识组建起来的军队。不过这支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确实值得称赞。这并非因为他们武器精良，而是由于军中将领大多都是同学、同乡，相互熟识。虽然乡勇也是花钱招来的士兵，但其将士之间却十分团结。在战场上，即使官军争先溃逃，乡勇也鲜有逃兵出现。认识到义勇兵的威力以后，曾国藩又开始编练陆军和水师，准备水陆并进征讨长毛贼。以上便是在平定长毛之乱中立下大功的湘军。
长毛之乱——克复安庆
长毛之乱——克复雨花台
这时已有证据表明，乡勇只听令于自己的将领，根本不受清政府指挥。曾国藩率领湘军一路从湖南打到湖北，又打到江西，正是八方受敌、处境艰难之时，恰逢父亲去世，就回乡服丧了。湘军失去自己的中心领袖以后，曾国藩部下的将领便各率其部，各自为阵。按理说，乡勇既然为朝廷效力，就应该听令于朝廷。但实际上，无论是江西巡抚还是新派的将领，但凡朝廷发出的命令，曾国藩的军队一概不予执行。可见，这时的湘军已经不受朝廷指挥了。总之，多亏了这支湘军，曾国藩才得以最终成功平定动乱。曾国藩、胡林翼等人都是募勇练兵的知名人物。由于将领凭师友关系调兵遣将，而不单纯以上级身份下达指令，所以这些乡勇虽然不如闻令而动的军队行事机敏，却也因为感念将领的恩情奋勇作战，最终得以平定大乱。
湘军水师与太平军交战
平息长毛之乱以后，这次的乡勇便无法再轻易解散了。由于动乱波及范围广泛，乡勇先后在湖南省招募湘军，在安徽省招募淮勇，在湖北省招募楚勇……因此战事一完，便很难立即收缴兵器，将他们就地遣散。而中国原有的由朝廷发放军饷的官军名义上也还存在。所以只好把乡勇也当作官军，发放军饷。自此，清朝不得不开始维持双重兵制。
洋式武器和戈登将军
早在平乱期间，李鸿章就邀请有名的戈登将军对乡勇进行洋式操练。其中尤以常胜军卓有成效。后来，其他乡勇也纷纷开始装备洋式武器。曾国藩去世以后，李鸿章执掌朝政大权。李鸿章坚信，只要装备洋式武器，就能练出精锐之师。然而，中日甲午战争推翻了李鸿章的观点。按照李鸿章的设想，武器装备精良又采用西法操练之兵，无论与谁作战，必能大获全胜。就连西洋人也认为，这些装备了新式武器的中国新兵，战斗力一定十分强悍。可经过和日本军队的一番较量却发现，李鸿章麾下装备新式武器之师居然不堪一击，败状惨烈。中国的军事思想为之一变，开始从根本上进行体制改革，开展新式教育。这就是当下力主变革的新军之起源。
战争中的黄海海战
甲午战争中的夜袭九连城
袁世凯的新军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以后，清政府意识到，以往那种中国式练兵是行不通的。如果只是装备西式武器，交给洋人防卫海岸，中国便无法拥有真正的军事实力。中国当下必须聘请日本或西洋士官，由他们对军队进行整套西式训练，编练新军。着手编练新军的第一人是大名鼎鼎的袁世凯。袁世凯虽仅以一万之兵在小站展开训练，却取得显著成效。早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前，全国战斗力最强悍的就数袁世凯的军队。只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袁世凯在山东按兵不动，没有与外国军队交过手，所以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强。不过，时人普遍认为，袁世凯的军队是可以与外国军队抗衡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以后，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开始以数倍于此前的人数练兵，最终练成了今天的新军。
留学生士官
新军的制度与以往略有不同。虽然新军仍然采用传统的募兵制，但招募前和招募后对士兵的要求都大不相同。以前的士兵都是最下层的无赖之徒。“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就缘于此。袁世凯训练新军与旧式军队截然不同，他尽可能招募能文识字的兵，入伍以后也会教他们读书认字。与此同时，中国当局考虑到雇佣外国士官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便开始兴办军事学堂，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士官学校深造，以为日后练兵储备人才。如此，中国便有了大量的留日士官生。最近在石家庄被杀害的吴禄贞就是第一期留日士官生的毕业生。
中国向日本等国派出了大量留学生。然而，这些派往日本或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接受国外的新式教育以后，却学到很多不利于清朝统治的知识。照清政府的说法，赴日留学生都成了革命党。不过，这些人并不是因为赴日留学才成了革命党，而是出国留学的学生当中赴日人数最多，从日本回来的革命党自然在数量上就多一些。随着大量接触国外新书，留学生们越发觉得，清朝根本不值得他们效力。革命的土壤逐渐形成。之前说过，长毛之乱时，乡勇不再听从朝廷派去将领的指挥，而是感念于恩义，只听命于自己的长官。这时，接受国外新思想的士官回国练兵，传播革命思想，渐渐培养出了大量革命党。无事之时，士官们即使有革命思想，也没有机会表露。一旦士官们想要造反，就会像如今一样，突然爆发一场大事变。回顾整个过程，清政府以满洲军队为中心，一用汉人，二用义勇，三将义勇兵编入官军，四练新军，最终亲手培育了这些革命力量。其实如果清政府及早防范，也不是没有办法。但如今的局势终归是大势所趋，不可扭转。今天，武昌起义爆发，引起极大骚动。全世界都为之震惊。但究其根本原因，却也没什么新奇之处。可以说，清朝两百多年的政治举措自然而然地催生了这些革命思想，进而引发了今天的革命。这实在怪不得别人。
袁世凯编练的新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