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宪皇帝”终于死了！“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四川督军陈宦在五月二十二日打了个电报给袁世凯，说“项城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世凯当时昏厥，因为陈宦是他心目中最忠贞可恃的心腹。接着，陕西督军陈树藩、湖南督军汤芗铭，先后宣告独立，袁世凯活活气死、悔死了。
袁世凯临死，找来四个“托派”的“顾命大臣”，第一个是段祺瑞，第二个是王士珍，“北洋三杰”中的一虎一龙；第三个是他的表弟张镇芳，第四个才是徐世昌。论资格当然是徐世昌最老，所以袁世凯一死如何善其后，由他来主持会议。
估量当前的情势，北方的实权在段祺瑞手里，他要一当了总统，自己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徐世昌决定首要之着，是把段祺瑞压住了再作道理。
于是想到现成有个人可以利用，便是住在光绪被幽禁之地瀛台的黎元洪，主张照约法推黎副总统继任总统。但他也不敢公然开罪于段祺瑞，因而紧接着又加了一句：“这是我个人的意见。究竟该怎么办，要问段总理的高见。”
自袁世凯病重，段祺瑞就在考虑袁死以后的局面。论北洋这个“团体”中的实力，他自觉足够继承领导权，也就是继承袁死以后的地位。但江南的冯国璋志不在小，正在亲自联络长江各省的督军，不知有什么花样变出来；西南方不服北洋领导，更是彰明较著的事。如今要坐上总统这个位子，不会太困难，就怕坐上去也跟袁世凯“即位”那样，火烧两股，坐不安稳，一跤摔下来，岂非一世英名，付之流水。
如此一直踌躇不定，找幕僚商量，亦无定论。而到了此刻，却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
左思右想，觉得至少仍可保持总理的位子，也就是仍旧将实权握在手里，不愁以后没有机会，是个比较聪明的做法。
于是他点点头说：“我没有意见。相国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大局一言而决，却非一言而定，刚刚接任便发生了新旧约法之争。段祺瑞以国务院名义发布全国的通告，说“袁大总统于六月六日巳正因病薨逝，业经遗令遵依约法第二十九条，以副总统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所依据的是民国三年由袁世凯“炮制”，而为革命党所反对的新约法。及至黎元洪就任宣誓，却说“当依据民国元年颁布之临时约法，接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话虽跟国务院的通告矛盾，其实不错，错在后面一句话：“并誓于代大总统职权之时，确守国宪。”
黎元洪的副总统是民国二年十月，照旧约法选出来的，任期六年，应该到民国八年十月为止。袁大总统一死，黎副总统依法继任，也就是俗语所说的“扶正”，任期不变，仍到民国八年十月。现在说“代行”，变成以新约法为依据了。而依新约法，大总统缺位，由副总统“代行”职权，但只得三年，便须另选新总统。
新约法中规定，继任总统的候选人，由现任总统神秘开列名单，一共三个人，藏入“金匮石室”，锁是特制的，有三柄钥匙，由总统、副总统、参议院长各执一柄，须要两柄钥匙配合，才能开锁取出名单，由国会议员在推荐的三人中选出一人继任大总统。
这是仿照清世宗秘密建储，书皇子姓名，藏入铁盒，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办法。据说袁世凯最先开列的名单是黎元洪、袁克定、徐世昌；到得西南起兵讨袁，得病自知不起，曾派人悄悄打开“金匮石室”，名单改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改了也无用，袁世凯是如此下场，根本就没有资格推荐继任人选，谁会去照他的办法推选大总统？
因此，黎元洪的前后矛盾，等于自毁立场，一上来就引起了争议。在南京的冯国璋，亦主张恢复旧约法，重开国会，目的是要推翻“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由黎元洪居虚名、段祺瑞掌实权的北方政局。此外，冯国璋在五月十五日所召集的，以团结北洋军阀为宗旨的南京会议，一变而为由张勋主持，以造成西南与北方之间的第三势力为主的徐州会议，缔结了直隶、河南、山西、奉天、吉林、黑龙江、安徽七省同盟，议定解决时局纲要十条。头一条就是：“尊重优待前清皇室各条件。”
好消息相继传入“大内”。第一个好消息是袁世凯去世。那天是端午深夜，也就是阴历五月初六凌晨三点钟，“西南好风”飘来一阵阵哭声，知道是在为袁世凯举哀，刚刚起床的太监，奔走相告，喜逐颜开。宫里将五短身材的袁世凯，说成是“癞蛤蟆成精”，道是“癞蛤蟆难过端午节”，果然应验了。
第二个好消息就是徐州会议的决定。陈宝琛尤其满意，他是主张暂时维持现状，以待“圣德日进”，徐图“中兴”。当王壬秋为他的得意弟子杨度邀约进京来捧帝制的场时，王壬秋疯疯癫癫，既似拥袁，又似唐伯虎在明朝宁王宸濠门下，佯狂自污一般，一面故意误认“新华门”为“新莽门”，一面又作了一副谐联，谩骂共和制度，叫作“民犹此也，国犹此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陈宝琛将这副对联说给溥仪听时，还加了个横额：“旁观者清”，用成语而双关，正表明了他的主张，随民国的南北纷争，采取袖手旁观，不介入纠纷，长保优待条件，最为明智。
现在徐州会议的决定，证明了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因而对徐州会议的策动者张勋，也有了好感。
“虽然是民国，张勋跟他的兵，都留着辫子。袁世凯于民国二年，扑灭‘二次革命’，就亏得辫子兵攻进南京，才能成功。”陈宝琛又说，“隆裕太后大丧，张勋发了通电，说‘凡我民国官吏，莫非大清臣民’，总算很难得的。”
“照这么说，他是忠臣？”溥仪问说。
“是。”陈宝琛肯定地回答，“确是忠臣。”
“是忠臣，我几时看看他，长得什么样子？”
“他在徐州，不便召他来。臣可以找张照片给皇上看。”
另外还有个师傅梁鼎芬，对于张勋亦颇感兴趣，很想在北洋政府中找个人居间，做一番拉拢的工作，无奈迎新送旧，正忙得不可开交的当儿，只得暂且搁下不提。
迎新是迎黎元洪；送旧是送头戴平天冠，躺在彰德太昊陵上一株千年神柏所制的棺中的袁世凯。
六月二十三日，黎大总统派内阁总理代表致祭，前一天并发表明令，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主办“袁林”工程。皇帝的墓园称为“陵”，用谐音的“林”，是为了安慰死者。
六月二十八日，由中南海居仁堂启灵：是三十二个人抬那口柏木棺。黎大总统等在新华门口，灵柩经过一鞠躬，出了新华门，舁夫增至八十人，全体阁员、清室代表溥伦，步行执绋。到东安门，送葬的行列加入各国公使，直到前门车站。“导子”的顺序是特别挑选过可以担任仪队的军警；中西乐队；骑兵护送的礼轿；袁世凯生前所骑的一匹枣骝马；六十四名和尚，三十二名喇嘛，手执法器，一路念经；灵轿，除了袁世凯的大照片以外，还有他在世所用的衣冠及所得的中外勋章；披麻戴孝的儿孙；长长的一串白布小轿，不时传出嘤嘤哀哭之声；最后是执绋的队伍。这个“民国皇帝”的大出丧，着实热闹，老百姓倾巷来观，不消说得。
到得前门车站，在一百零一响的礼炮声中，灵车南下，伴灵的除了袁氏家属以外，还有徐世昌、治丧委员曹汝霖及黎大总统派到彰德送葬的代表蒋作宾。当然，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之类的心腹，也是少不了的。
一路南下，逢站必停，以便接受路祭，因此走了一天一夜，始到彰德。在袁世凯“洹上归隐”的“养寿园”中停灵设祭，这时北洋系统的督军，纷纷到达，举行“团体”公祭，主祭的自然是徐世昌。
“项城是去世了，北洋团体不可分散。”徐世昌就在灵前召集会议，以主席的身份发言，“帝制时期，北洋同人不免有分裂的现象，大足以使亲痛仇快。项城临终前几天，跟仲仁最亲密，有许多心事吐露。我想请仲仁来追述遗言，当着项城灵前，大家作一番自省，以慰在天之灵。诸位看如何？”
当然不会有人反对。于是即刻派人到里面，将在袁世凯书房中整理遗稿的张一麟请了来，由徐世昌说了缘由，请他讲话。
张一麟自不免为难，因为袁世凯临终前批评了许多人，大半在座，如果照实直言，会造成很尴尬的局面。于是很仔细想了一会儿，觉得有段话可以说。
“项城在取消帝制期间，有时候一天要找我三次，其实也没有什么事，不过那时候大家都怕见项城，他实在无聊不过，只好找我去聊天。”张一麟接着又说，“项城有一天跟我说：‘梁燕孙本来不赞成帝制，后来劝我，决不可取消。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
这话令人颇感意外。先劝进，后来又劝袁世凯取消帝制的人很多；先反对，后来又不主张取消的，恐怕只有梁士诒一个人。他是为了什么？
“燕孙跟项城说：如果取消帝制，那么天天在盼望封爵封官的人，自然大为失望，左右解体，请问何来最后共事的人？项城颇以此为然，否则，取消帝制的申令，早就下了。”
“由此可见，项城始终是为‘团体’着想，亦可说是为大家的利益牺牲了。”徐世昌接着张一麟的话说，“这一点，我希望在座同人，格外要记住。”
“我还有句话，可以报告各位，项城自始至终，都说大局闹到如此不可收拾，都是他自己不好，从没有怪过任何人。”说完，张一麟站起身来，悄然退席。
“各位刚才都听见仲仁的话了。”徐世昌说，“项城自任其咎，不愿归过于哪一个人，亦无非是说全由北洋支配。现在项城虽已含恨以终，北洋的实力仍在，咱们今天要研究的是，如何保持政权于不坠？眼前是段芝泉当政，不过大问题不解决，终有后患。”
所谓“大问题”即是大总统这个位子，现在是由黎元洪占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总要将这个大位，抓在自己手里，才无后患。徐世昌的言外之意，是很明显的。
“眼前是不要紧。”倪嗣冲说，“徐又铮当芝老的秘书长，一定吃得住‘黎菩萨’。如今只谈后年的问题好了。”
“后年什么问题？”湖北督军王占元问。
“咦！后年不就是黎菩萨的任期到了吗？”
“噢，你是说改选大总统的问题。”王占元说，“只有一个办法，请老师当大总统，仍旧是芝老的国务总理。”
“老师”是指徐世昌，他所希望的就是这句话，正想以退为进地谦虚几句，就此做成一个协议。不道“半路里杀出程咬金”，张勋甩着辫子，大摇其头。
“也不见得只有一个办法。”他说，“项城本来不是要奉还大政吗？咱们该照项城的意思去做，让他死得瞑目。”
徐世昌非常见机，急忙接口：“绍轩的话，深获我心。这是解决时局、保全团体利益的上策。”
所谓“保全团体利益”就是各人仍能保住地盘，一旦复辟，就算是“君主立宪”，亦可裁抑国会的势力，保住地盘，更为方便，因而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
“众议佥同，方针是有了。”倪嗣冲提议，“这件事当然请老师领袖群伦；实际筹备工作，我想绍轩是义不容辞的。”
“是的。除了绍轩，没有第二个人。”山东督军张怀芝说，“请绍轩说吧，什么时候再聚会？”
“等我好好筹划一下，不会拖太久。有了结果，我请大家再到徐州来玩几天。”
又有人主张，在外交方面，主要的是日本，应该先取得联络。这一工作，割据各地的督军，是无法进行的，当然要由徐世昌来主持。
于是复辟活动，分成两个中心，一个在徐州，一个在天津。在徐州的张勋，正在筹备召集第二次会议时，直隶省长朱家宝派人陪了一个日本浪人木泽畅，来看张勋，带来了一个复辟的机会：宗社党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宗社党名义上的领导人是小恭王溥伟，实际上是肃亲王善耆。宣统初元，他当民政部尚书时，聘请了一个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做顾问；清帝退位，善耆由于川岛的安排，全家迁居大连，仍称肃王府。川岛在王府中的权力很大，因为他是宗社党的灵魂。善耆也刻意笼络，将一个小女儿过继给川岛，改了姓也改了名字，叫作川岛芳子。
但是，善耆不知道川岛浪速是在利用宗社党。原来民国肇建，川岛向日本军部献了一计，名为“支那分割策”，又名“满蒙分离策”，顾名思义，便可想象得到，目的是搞满蒙独立。计划是由善耆联络蒙古科尔沁亲王巴林，合建满蒙王国，日本方面供给枪械、军饷，供他们“打天下”。
此策为日本军部所接纳，朝鲜总督寺内正毅亦表支持，但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不赞成，及时阻止，使得宗社党遭受了一次打击。不过川岛浪速并没有死心。
到得袁世凯称帝，日本军阀及外务省以“倒袁”作号召，旧事重提，大规模进行“满蒙分离策”，由陆军省次官田中义一，关东军参谋长福田雅太郎、参谋小矶国昭，主持其事。陆军参谋本部派了一名大佐土井市之进跟川岛去联络。川岛手下有三个列入“预备役”的军人，亦是浪人，名叫青柳胜敏、木泽畅、入江种矩，分头活动。青柳带着善耆的第七子宪奎，入内蒙古去联络一个大土匪巴布扎布；木泽则经由天津驻屯军的介绍，辗转来跟张勋接头。
木泽告诉张勋说，巴布扎布的骑兵四千多人，已在青柳胜敏指挥之下，于七月一日自大兴安岭以西的根据地向洮南进击。等巴布扎布打到张家口时，雷震春和朱家宝会策动当地的军队接应，希望张勋和倪嗣冲，带兵北上，借口保卫京师，一举完成复辟大业。
张勋欣然同意，但有个问题，必须先澄清：日本方面有什么实质上的援助？
木泽的答复是，需要的枪械、子弹，日本无条件供给。同时他也证实了一个传说：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确是借了一百万日元给善耆，条件是将来取得东三省的森林采伐权。张勋听得怦然心动，决定将来带兵北上时，也要找个借口，向日本，不论政府还是财阀，大大地借他一笔款子。
张勋于是一面暗中调兵，一面注意巴布扎布的进展。到了八月十三日，巴布扎布已过长春，将进入公主岭之南的郭家店时，在它西面数十里的郑家屯，突然发生了日军与当地中国守备部队武装冲突的纠纷。
这一件纠纷起于一个名叫吉本喜代吉的日本人，为买鱼发生争执。东三省二十八师骑兵团的一名士兵，心抱不平，发生冲突。吉本吃了点亏，跑到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派出所去申诉。派出所巡查河濑松太郎，带了吉本到团部去交涉，不得要领，怏怏离去，旋又重来，这一回带了二十几个日本兵来。
正在大肆喧嚷时，日本兵上前缴一名中国士兵的械，争夺之间，手枪走火。日本兵随即开枪，团部中有十余官兵，立即还击。一场混战，中国方面死了四个人，负伤数人，日本方面伤亡较重，当场死了七个，包括河濑在内，后来又死了五个。
出事以后，辽源县知事马上赶到日本军营，表示慰问，同时请骑兵团约束部下，勿使事态扩大。但日军则蓄意借故挑衅，在要求中国军队撤退至辽源城外三十里，并已获得同意以后，犹复调集八面城、公主岭、铁岭的步兵、骑兵共一千五百人，占领了辽源镇守使署及中国军队的营房。接着张贴告示：“由郑家屯至四平街沿路南北两侧三十华里以内，禁止中国人进入。”
这是一种掩护巴布扎布的行动。原来巴布扎布出师不利，遭遇到奉军猛烈的迎击，不得不迂回曲折地南下。日军借“郑家屯事件”制造紧张局势，目的在于使奉军要应付眼前的危机，放松巴布扎布；同时又为巴布扎布设了一条“安全走廊”，一进入郭家店，连接四平街、郑家屯，便是在日军保护之下了。
当巴布扎布出动的消息传入溥仪读书的毓庆宫时，师傅们一个个面有喜色，但很快地，脸色又都阴沉了。在徐州也是一样，张勋跟倪嗣冲函电交驰，预备起兵接应，到得“郑家屯事件”发生，真相毕露，知道木泽来谈的计划，已化为泡影。
接着，段祺瑞的亲信、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秘密南下来看张勋，见面第一句话是：“巴布扎布完了。绍轩，你还不召集第二次会议吗？”
张勋不知道他这话是何用意，便先试探着问：“芝老是怎么个意思？”
“你问的是哪方面？”
“自然是复辟。”
“这一点，芝老也是清室旧臣，没有不赞成的道理。不过复辟先要把障碍扫除，似乎为时尚早。”
“你说的障碍是什么？民党？”
“民党还不是最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是民主。有了民主，自然不要君主；若要君主，首先要打倒民主。此是不易之理。”
最后两句话将张勋搞糊涂了，君主只有一个，当今的宣统皇帝；民主则“四万万同胞”都是主人，如何去打倒？
“又铮，你老实告诉我，民主在哪里，怎么去打倒？”
“民主在国会——”
“我懂了！”张勋恍然大悟，“民主在国会，打倒国会议员，就是打倒民主！”
徐树铮之极力煽动张勋反对国会，当然是因为国会与段系发生了权力冲突的缘故。本来袁死黎继所引起的新旧约法力争，而终于由段祺瑞让步，同意恢复中山先生所全力维护的民主约法。虽说由于林长民、张国淦这些旧进步党人的调停，而主要的关键，还在旧约法对段系有利，因为由袁世凯授意而订的民主新约法，权力集中于大总统，是独裁制，而旧约法为责任内阁制。如果段祺瑞坚持新约法，变成自我削权，岂非傻事？
但旧约法名为责任内阁制，实际上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也就是由总统、内阁、国会分享政权。徐树铮当然懂这个道理，却不愿承认，用“责任内阁制”这个借口，独断独行，因而引起府院不和。
不和的原因，亦不尽由于权力之争，还有意气在内。徐树铮恃才傲物，以至于无礼。段祺瑞是很少去见黎元洪的，只见徐树铮的汽车，经常出入公府，但不是徐树铮以国务院秘书长的身份代表段祺瑞向黎元洪报告政务，而是抱着一堆公文，请大总统去用印。
“怎么派这个人去当省长？”黎元洪有时候会问这么一声。
徐树铮冷冷地答一句：“阁议通过的。”
如果问的是：“这道命令是怎么个来龙去脉？”
徐树铮常是不耐烦地说：“大总统别多问了！只管用印就是。”
“黎菩萨”到底不是泥菩萨，像这样的态度，也会觉得愤懑难平。公府秘书长张国淦自觉“护主无方”，坚决求去。继任的是旧进步党改投国民党，属于“韬园系”的丁世峄。
此人性情刚正，徐树铮算是遇见对头了。到职未几，他便拟就一个“府院办事手续”草案，提交阁议。前面理由部分，不客气地指斥段祺瑞与徐树铮，说：“国务会议以前无议事日程，会议以后无报告，发一令总统不知其用意，任一官总统不知其来历。国务总理恒匝月不一晤总统，惟见有秘书长传达于其间，有所询则经阁议内阁负责为对抗。大总统无见无闻，日以坐待用印为尽职。”
在办法中，规定总统可以出席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对于用人，总统不同意可以拒绝用印。阁员应随时向总统面商要政。开国务会议，事前应呈议程，事后应送记录。段祺瑞觉得这个草案，如交阁议，等于自掴其颊；不交阁议，径自承认，却又于心不甘。于是由袁世凯一脉心传的“政治病”发作了，请假不视事，专车回天津去观变。
这一着吓不倒黎元洪，更吓不倒丁世峄。既谓之责任内阁，政务废弛，责任即在国务总理；而况按照约法规定，总统有权指定阁员摄阁。因此只有出诸调停之一途。由徐世昌、王士珍分头疏导，最后达成一个折中的协议。丁世峄为黎元洪争回了不少权力。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这回是内阁内讧。两对手方，一个是内务总长孙洪伊，另一个不消说得，是专擅跋扈、不畏清议的徐树铮。
事起于驻粤的护国军李烈钧部，与代理广东督军龙济光的队伍，为了防区发生冲突，段祺瑞下令两军停战，并在国务会议中提出讨论。
哪知阁议中有发言权的阁员尚无表示，没有发言权的徐秘书长却一马当先，主张电令福建、广东、湖南、江西四省出兵，围剿李烈钧的部队。内务总长孙洪伊立即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以调解为宜。大家都赞成他的办法，围剿之议根本不成立。
哪知徐树铮居然自作主张，发了围剿李部的命令。不多几天，争端平息，李烈钧将他所统率的滇军，交给师长张开儒、方声涛，只身离粤；而四省接到围剿的命令，要求发枪、发饷的复电也到了国务院。孙洪伊很不客气地指责徐树铮：“简直荒唐！”两人就此结下了“梁子”。
其实国会正在开议，通过了一个查办福建省省长胡瑞霖的议案，咨请国务院照案执行。这是内务部的职权，如何处理，以及如何答复国会，孙洪伊责有攸归。不道徐树铮老毛病发作，擅自做了处理。孙洪伊大为恼怒，写了封信给段祺瑞，“摔纱帽”不干了。
见此光景，段祺瑞想护短亦办不到，便请内务部次长许世英做和事佬，议定对国会质问的答复，由主管部起草，院会须经阁议通过，秘书长不得擅改，并应由主管部总长副署。孙洪伊十足找回了面子，才肯复职。这是徐、孙交恶的第二回合，徐树铮落了下风。
紧接着是第三回合。内务部裁员，一群被裁人员，借口不合文官任免休职条件，向平政院提出诉讼。平政院是新约法下的产物，段祺瑞既已同意恢复旧约法，应该撤销平政院，而居然听其存在；黎元洪亦不作声，因为平政院长周树模是湖北人，前清翰林出身，不便敲了他的饭碗。再说多这么一个衙门，安插同乡也方便些，何苦要去取消它？
平政院当然也有人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身并站不住，所以平时不愿多事。但既有人找上门来，不能不管，所以给了孙洪伊一道公文，限期五日，提出答辩。孙洪伊冷笑一声：“简直就是‘养媳妇做媒’，自己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呢，就敢管人的闲事了？”将平政院的公事批了个“阅”字，置之不理。
他没有想到，那个“养媳妇”有人撑腰，居然就敢“管闲事”，而且是硬出头。缺席裁判内务部败诉，所有裁员命令，一概无效，由院呈请大总统下令执行。
孙洪伊大为光火，驳斥平政院非民主约法所规定的公务机构，根本无由受理行政诉讼，打算呈请大总统将此移付国会解决。这一来纠纷闹大了，如果移付国会解决，结果是可想而知，会作成一个凡非民主约法规定的机关皆属非法组织，应咨请国务院限期裁撤的决议。
对于国会议员中反北洋反段势力的膨胀，徐树铮早就感受到了威胁，所以除了拉拢原就预备跟北洋合作而为进步党化身的研究系要角，如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人以外，更想以“团体利益”为名，将“有兵斯有土，有土斯有财”的各省督军，组成实力派的集团，接受段祺瑞的指导，内以巩固本身，外以钳制国会。但他知道张勋连袁世凯都不甚买账，何甘俯首听段祺瑞的号令？所以名义上的领袖，必须归之于辫帅，至于将来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见机行事，自有把握。
偏偏国会议员也不争气，大小派系林立，议论庞杂，莫衷一是，令人厌烦。加以唯利是图，开出口来便知意向所在，亦让人很看不起。因此，张勋在九月二十日召开的第二次徐州会议，论复辟，意见不尽相同；谈反对国会议员，却是众议佥同。
“他娘的，国会议员！”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右手拇指、食指，虚虚圈起一个圆形，摇晃着说，“他是议员，俺有银元；拿俺的银元，砸死他娘的国会议员！”
“快人快语！”徐树铮鼓掌笑道，“快人快语！”
对付国会议员的策略，就此产生，用银元去砸；如果不倒，用更有效的办法去“摆平”。
当然，主要的议题是复辟。在原则上，没有一个人会公然反对，因为反对复辟，若非表示赞成共和，便是阻碍清帝复位。在座的人，谁没有做过清朝的官？以清朝官员反对清朝皇帝，不成了叛逆了吗？
但何时复辟，却有不同的意见。奇怪的是最热心复辟的还不是张勋，而是倪嗣冲主张立即展开行动。
“急可不能急。”张勋说道，“时机好像还没有到——”
“绍轩，你错了！”倪嗣冲说，“时机是早就到了。项城刚去世的时候，大家对帝制其实并不反对，打铁趁热，一举推皇上复位，生米煮成熟饭，至今最多对西南出兵而已。现在国会一恢复，黄陂代理总统，要取消已成之局，比三个月前已难得多。不过，徐相国跟芝老都赞成复辟，趁国会根基不稳，事犹可为，再晚可真是不行了。”
听他说得振振有词，没有人能驳得倒他。只有徐树铮，另辟蹊径，想到有个理由可以拦他的兴头。
“复辟不办则已，一办非成不可。如今最大的关键是外交承认的问题。”徐树铮紧接着说，“项城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登极那天，只有伦贝子以清朝大使的资格入贺，连几十年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都不捧场。当时我心里就在想：项城危矣！前车不远，这个覆辙决不能蹈。”
“英国没有太大的关系。”倪嗣冲说，“只要日本谈好了就行了。”
“可是要去谈啊！”张勋接口。
这样，复辟实行的时机问题，也谈出了一个结论：先向日本方面试探，如果反应良好，再进一步讨论实行的步骤。至于派谁向日本方面试探，当然是政府的事。徐树铮即席表示，一回北京立即向段祺瑞报告，挑选适当的人到东京去活动。
最后还有一个徐树铮很热心的议题，以这次出席的苏、皖、赣、鄂、直、鲁、奉、吉、黑、闽等十三省的军民长官为基干，组织省区联合会，结成利害一致、休戚相关的同盟。这个提议，没有人反对，但结盟必有盟主，无形中成为十三省的领袖，说起来也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所以跃跃欲试者，大有人在。
要论资格，自然是冯国璋第一，其次才是张勋。此外有心问鼎领袖一席的，尽管跃跃欲试，多想一想，亦就会知难而退，由想“坐轿子”退而甘为“轿夫”，王占元就是，他拥护冯国璋为盟主。
冯国璋的亲信是江西督军李纯，他比王占元有头脑，悄悄劝王占元不必起劲。因为冯国璋跟广西的陆荣廷有默契，彼此划疆而守，陆荣廷保住两广，冯国璋控制长江上下游的湖北、江西、江苏三省，不必他求。如果冯国璋成为十三省结盟的头脑，在表面上与西南各省便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足以妨害他跟陆荣廷之间的良好关系。
这一点，徐树铮亦早就看穿了，成竹在胸，只需稍作个别的说服工作，很顺利地将张勋捧了出来，成为省区联合会的召集人——有人管这个组织叫“督军团”，名称比省区联合会来得响亮，很快地流行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