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儿时就植入我心胸的那种好奇心依然存在，而且很活跃；可是对于从进入威斯敏斯特公学到录取牛津大学的三年宝贵时间，我在理智上还没有充分的能力足以懂得它的价值，或者痛惜它的损失。我没有怨恨多次长时间幽居室内或僵卧病榻的生活，倒是暗暗庆幸那几次生病使我逃脱学校的体育锻炼和同学们的社会活动。我时常在适当范围内免除了这类活动的危险和痛苦，因而就时常拿读书，拿自由散漫的阅读，作为打发寂寞的时日、取得安逸的方法。
在威斯敏斯特，我姨妈只求我高兴，尽量对我放任；在巴思和温彻斯特，以及在伯里顿和普特尼的住所，人家都装出一副同情模样对待我的病痛，可以听我随意满足不成熟的兴趣，没有一点约束或劝告。我的无所选择的爱好逐步沉淀到“历史”这一门：由于哲学业已破除了一切天生观念和自然倾向，我的选择历史，就必须归因于勤奋阅读当时分卷陆续出版的八开本《世界历史》了。这一部在当时首屈一指的著作，加上赫恩的一篇题曰《指挥人世的史学家》的论文，为我指出，并且将我引向至少是英国读者所能读到的许多希腊、罗马历史学家。我将我可以找到的这类书籍，全都异常贪馋地拿来读了，从利特尔伯里有缺陷的《希罗多德》和斯佩尔曼有价值的《色诺芬》，到戈登的卷帙堂皇的《塔西佗》，还有一册上世纪初期出的、书页业已破烂的《普罗科庇厄斯》。轻易地得到这么许多知识，使我相信我不欲研究语言是对的；因此我跟波汀夫人争论说，如果我学通了希腊文和拉丁文，那我必然要将原本的意思向我自己用英文翻译过来，而这种即兴式的翻译又必然是比不上专门学者字斟句酌的译本的。这是一句可笑的诡辩话，可是在一个不懂任何外语的人听来，却也难以驳回。我又从古代历史一跃而到现代世界：我拿斯皮特、雷平等人的许多粗糙著作，像读小说一样读了下去；我还以同样贪馋的胃口，阅读了介绍印度和中国、墨西哥和秘鲁的书籍。
我的最初进入历史场地，以及尔后在此涉足这么许多年月，应当说是起因于一次偶然的遭遇。那是在一七五一年的夏天，我跟了我父亲拜访威尔特郡的霍尔先生。我在他的书房里发现一本普通的书，叫做《埃查德罗马史续编》，这使我感到比赏览斯图尔赫特的美丽风景更为高兴，而此书同前编相比，确实写得更精当、更有趣味。对我来说，君士坦丁大帝以后的几个朝代完全是陌生的。我沉溺到记述多瑙河流域哥特族人的文章里去了，这时响起了请吃饭的铃声，勉强地将我从我的知识盛宴拽了过去。这样匆匆的一瞥，结果是刺激了、而不是平息了我的好奇心；一经回到巴思，我立即弄到豪厄尔所著《世界历史》的第二、三卷来读，因为这里更详尽地写述了拜占庭时代。我的注意力随即集中于穆罕默德和他的伊斯兰教徒，同时又有某种批判本能指引我去寻找真实的史料来源。西蒙·奥克莱(1)最先打开我的眼界，他的著作从任何意义上说来都有独创性。我从一本书转到另一本，以至于涉略到了东方史的整个范围。在我十六岁之前，我遍读了可以读到的关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英文著作。我在这股热情的鼓舞下，又用推测词义的方法读了埃贝洛的法文著作，又一字一句地寻释了波科克(2)用粗野的拉丁文所译的《阿布尔法拉吉全史》。
这样多方面的泛读，并不能引导我去思考，去写作，或者去行动。给这种不加消化乱读方法指明出路的唯一原则，是及早合理地运用时代和地域的系统。塞拉琉斯和威尔斯绘制的地图，把古代地理的图像印入了我的头脑；从斯特兰朱斯我学习了编写年表的要点；海尔维克斯和安德森的《大事年表》、厄谢尔和普里多的《编年史》，给我标明了重大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并且使我按照清楚、明确的序列，记住了大量人名和时期。但在对远古年代的讨论中，我越出了谦虚和应用的约束。我竟想用我幼稚的天平去衡量斯卡利热、佩塔维厄以至牛顿等人的学术体系，(3)而我对这些人的著作，当时还是不大能读懂原文的。我又因为难以将希腊文的《圣经·旧约》与希伯来的算法调和起来而弄得睡眠不安。
我带着足以迷惑一位博士的一大堆学问，同时也带着足以使一名学童感到羞愧的愚蠢来到了牛津。
在写完我的这个第一阶段生活的时候，我不禁要对那种过分赞美我们童年时代的幸福、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那么许多假意响应的陈词滥调提出抗议。我从来不曾享受过那种幸福，我也从来不曾顾惜过那个时代。要是我那可怜的姨妈现在还活着，她一定可以证明，早年我的思想感情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应当回答说，我没有能力做个鉴赏家；愉快比不上痛苦；欢乐因为疾病而被排除；当一名学童，他的乐趣在于无所思虑、活泼嬉戏时的不断运动，而我在这种行为上，可从来没有资格胜过别人。千真万确地说一句，我的名字决不能列入生气勃勃的少年人的队伍，成为伊顿或威斯敏斯特公学闲散的后代，
他们头一桩高兴的是，
舒臂劈开光滑的水，
或者举足将球踢向空中。
诗人可以愉快地描写短时间的娱乐举动；但他忘记了学校里逐日给予的乏味课业了，这是学童们每天早晨忧心忡忡地拖着迟滞的脚步前往接受的。
参观牛津或剑桥的游客，看见英国文科学生在教室里显得既整齐又安静，便感到惊异而且有所启发。在荷兰、德国和意大利那些最著名的大学里，学生来自各国，随随便便分散居住于市民的私宅。他们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财力服用衣饰。青年人喝了酒，发病吵架，有时他们的剑就相互染上鲜血，尽管流血的次数比过去时代减少了。使用武器在我们英国的大学里是禁止的。大学学生的统一服色，方帽子和黑长袍，适合于文官以至教士等专业；而学业的等级和年龄的长幼，从神学博士到在学学生，都在外表上有个区别。牛津和剑桥的学生并不散居在镇上，而是集中住在几所学院里。他们的生活费用是自己负担的，或者由创办学院的社团给予补助。讲堂和教堂按规定时间举行一种正规的、在当时是属于宗教性群体的训练。许多公共建筑物，以其规模宏大或形态精美而吸引游客的注意；有几所主要的学院，竟像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国家为了培养学问而建造并拨用的许多宫殿。
我的进入牛津大学，在自己的生活上形成了一个新纪元。时隔四十年，我至今仍还记得入学时那种惊异和满意的心情。在我的十五岁上，我觉得自己骤然从一个孩子变为成人了：我从年龄上和学业等级上尊为前辈的那些人，对我用各种方式表示了关注和礼貌；丝绒方帽和丝绸长袍助长了我的虚荣心理，因为这衣着将一个有身份的自费生同平民学生区别开了。一笔可观的款子，多于我在学童时代所见的钱，听我自由支配了；我还可以在牛津镇上的许多店铺里，无限制地、也是有危险地进行赊欠。有一把钥匙交到我手里，让我自由开启一个藏书丰富的学术图书馆。我的宿舍在马格德林学院一座雄伟的新厦里，是三间装饰精致、配有上等家具的房子。附近的散步场所，要是常有柏拉图的信徒们来此散步，那就大可以跟伊利索斯河边上的雅典林荫地媲美了。这就是我进入牛津大学时（一七五二年四月三日）所见的美好景象。
有一位可敬的洛思主教，曾对他的大学生活作了十分有趣的描绘。此人的风雅与博学，是必将给培养他的趣味与学问的地方带来荣誉的。他说：
我是在牛津大学受教育的。我享受了那个著名学府大量给予我的一切公私利益。我在这个著名学校里度过了许多年月，经历了一系列安排良好的有用的训练和研究，参与了上流人士和学者们的愉快、有益的交际活动。这个学校以没有嫉妒的竞赛、没有猜忌的雄心、没有恶意的争论，激励勤奋，启发天资；以示范、表扬和引证的方式，提倡、鼓励并推进对知识的广泛追求和真正的思想自由。我呼吸了像胡克、奇林沃思、洛克那样的许多人过去呼吸到的空气；他们的善良行为和人道精神，是同他们的巨大天才和渊博知识一样广泛无垠的；他们始终以谦恭和尊敬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反对者；他们经常以坦率、节制和自由判断作为必守的准则和规律，正如他们经常以此作为讨论的题目。你能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受教育，因为我跟这个最可敬的学校有关系，并将永远拿这个关系尊为我的最大利益与最高荣誉而责备我吗？
我高兴地引录了这一段词采丰富的文字，并没有考查胡克、奇林沃思或洛克从他们的求学处得到了什么好处或报偿；也没有探究在这一段热烈的矛盾言论中，洛思主教本人的精神是否超脱沃伯顿(4)所谓出于当地灵气的那种褊狭的热情而纯化了。实际上可以说，牛津的气氛并不适合洛克先生的性格，而这位哲学家瞧不起那些排挤他、贬斥他的主张的学阀，是不错的。
表示感恩，原是一项美德和一桩乐事：心胸宽广的人乐于怀念并颂扬他的父母，而传授学问的老师，正是精神上的父母呢。我赞美这种孝亲的虔心，而这在我却是不可能模仿的；因为我决不能承认一种假想的恩惠，以博取公正报答或慷慨报答的虚名。对于牛津大学，我不承认有任何感激之忱；她将欣然否认我是她的儿子，正如我之愿意否认她是我的母亲。我在马格德林学院度过了十四个月，事实说明，这十四个月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懒散、最没有收获的日子。读者可以在学校与学生之间判断一个是非，可是我不能假意认定我天生没有资格从事一切文学方面的研究。那种似是而非的现成口实，说我年纪太轻，基础不足，以及匆匆离去，当然都可以提出来；我也不愿意抹杀这些口实应有的分量。可是我在十六岁上并非没有一点能力，或者不作任何努力；即使在我稚气十足的读书活动上，也还显示了一种虽属盲目却是老早就爱好书籍的倾向；而这一股低浅的流水是可以引导到深沟和清溪中去的。要是能在一所组织完美的大学里受教，得到有才能而又不大意的教授们的指导，我将逐渐地从读译本进而读原本，从拉丁文进至希腊文的古典著作，从死语文进至活学问；我的时间必可花在有用而又惬意的研究工作上，游移无定的幻想必可得到克制，因此我就可以逃脱懒散生活的诱惑。正是这个懒散生活，最后促使我离开牛津。
关于英国其他大学中传说的和实有的古旧风习，一个在各校热狂的学生中引起如此剧烈而又愚蠢的争议的问题，也许我将单独写一段考释文章加以冷静考释。在此刻，应当承认，这些历史悠久的学校都已老得足以容纳旧时代一切偏见和弱点的了。牛津和剑桥两个大学，是在盛行虚妄、野蛮的学问的黑暗时代创立的；它们至今仍然沾染有创始时期的弊病。它们最初的训导方法，是适合于培养教士和僧侣的；学校行政至今仍在牧师们手中，那批人的生活方式跟当前世界有个很大的距离，而其眼光则被哲学的光芒照耀得迷糊了。这两个学校根据教皇和国王们的诏书而取得的法律地位，给予它们一种垄断公众教育的权力；而垄断者的心胸是狭隘的、懒惰的和暴虐的，他们的工作与独立的匠人相比，成本高而产量低。自由竞争十分急切地掌握到的一些新的改进方法，到了这类骄傲自居的机构里，是以缓慢、阴沉的迟疑态度加以接受的，不肯明说害怕对手，又不敢承认自己有错。我们不易指望任何改革是一种自愿行动。这两个大学在规矩和成见上都非常根深蒂固，因此即使以议会的无限权力，要查究它们的情况和弊端也会觉得棘手。
学位制度的采用，早在十三世纪就已开始了，显然是仿效工匠组织的。一个学徒，在作坊里学满一定时间，得到一份证明他的技能的文件，还有一份允许他从事交易和手艺的证书。我并不打算贬低学位的荣誉，有无学位决不能满足或者挫折我的雄心；而且，只要学士或硕士学位是作为对大胆探索获得成功的酬报而给予的，只要博士或硕士的衔头和地位严格限于能使其称号受到公众尊敬的专门学者，我要赞美这个制度。
除了英国之外，在欧洲所有的大学里，都有一批权威很高的专业教授分掌各种语言和各门学科，学生则按照各人的爱好、各人的行业，以及各人的钻研方向，分头求教于适当的专家。这些专家，每年重复作公开的或不公开的讲演，是由学校殷勤聘请的。我们出于好奇，不妨问一下，在牛津大学设了多少专业教授呢（因为现在我只限于谈我自己的大学）？他们是谁指派的？可能表现其能力或无能的机会是什么呢？多少人配置在神学、法学、医学三科，而有多少人留给文艺各科呢？他们授课用的是什么方式？内容是什么？可是所有这些问题，只用短短的一句答语就使人无话可说了：“在牛津大学，近来这许多年，大部分公开讲学的教授已经连装装门面的教学活动也完全放弃了。”这一点听起来似乎难以相信，所以我的信念必须用一位伦理知识和政治知识都精通的专家所提的明确公正的证言作为依据，此人是在牛津呆过的。此人是亚当·斯密博士，他指出教授们怠惰的原因说，牛津的教授们安安稳稳地有一份固定薪金可领，不需要花苦功夫或者想到受人节制；他们不是靠自愿捐输取得薪给，而自愿捐输倒是可以促使他们多收学生，并且争取赢得学生们的感激的。
确实有人说过，而且说的并非不合理，就是除了必需昂贵仪器和熟练人手的实验学科之外，各门学问上已发表的许多有价值的论文，现在不妨取代古老的口授方式了。这条道理倘若完全正确，那么我就只能推论说，教授的位置和薪给已经没有用处，应该毫不迟疑地予以取消了。然而在书本和教授之间，毕竟还是有重大差别的。定时讲课迫令学生按时听课；教师在课堂里的出现、讲话，以及偶尔提问，吸引学生的注意；最懒惰的学生，听讲后多少有些得益；较勤奋的学生，则将学校里所听到的教导跟自己在卧室里所阅读的书本进行比较。一位高明教授的劝导，可使某种读书方法适用于任何人及任何环境；他的权威力量可发现、告诫、最后惩罚学生们的玩忽行为；而他的机敏探询则可查明学生们在文科教育上的进步程度。不管他专长的是哪一门学科，他都可以在一系列的讲稿中进行阐发，这讲稿是他在宿舍里利用闲暇时间写成的，在公共场所发表出来，最后送到印刷所印成书本。我极愿意提说一句，在牛津大学，洛思博士以其适当的词采和学问，在他那本杰出的《讲解录》中，对希伯来诗人的诗歌完成了这样的工作。
圣玛丽·马格德林学院是十五世纪时由温彻斯特主教惠恩弗利特创办的，目前有一个院长，四十名研究员，以及在他们下面的一批学生。它被称为我国最大、最富的学术机构之一，可以与天主教国家那些本笃会大修道院媲美。我曾听人说，马格德林学院的田产，如今由那些经营马虎的地主以预收小额租金和偶尔处罚的方式转租与人，倘若交给贪婪的私人经办，可以将每年的地租收入增至近三万英镑。我们的那些学院应当是传播学问的学校，也是施行教育的学校；同时也不是没有理由可以指望，一批有知识的人，甘愿过独身生活，不必为自己的生计操心，身边有大量的书籍可用，应当贡献其闲暇时间从事学术研究，还可指望他们应有若干研究成果公之于世。可是我若问到马格德林学院的僧侣们有什么作品，我若推而广之问到牛津和剑桥的其他许多学院，唯一的答复将是默默的脸红，或是轻蔑的皱眉。我在学校的时候，研究员或僧侣都是很体面的、态度和易的人物，他们安然享用着学校创办人的捐赠；他们成天在一连串刻板的职务中消磨时光，出入教堂和讲堂，咖啡室和公共休息室，直至疲倦了，心满意足了，于是回去美美地睡上一觉。他们不把用功读书、思考或写作的事放在心上；学问和发明才能的萌芽，一出土便枯萎了，没有给保有学问和发明才能的人或社会公众结下任何果实。我作为一名有身份的自费生，被允许参加研究员们的活动，天真地盼望着能有一些文学方面的问题作为他们谈话时有趣而又有益的题目。可是他们谈来谈去，不外乎学校的事务，托利党的政治活动，名人的遗闻轶事，以及暗中传说的丑闻这一套。他们无聊地沉湎于饮宴，使青年们的恣意纵酒取得了借口，而他们循规蹈矩的祝酒仪式却又表现不了对汉诺威王室最热烈的忠诚。有志取得研究员这种安定的荣誉地位的穷学生，可能有几项任务加到他们头上；可是地位低于有身份自费生的，没有一个允许独立活动，而我们的丝绒方帽子，则是表示自由的帽子呀。据传说，我们的前辈有些人在讲堂上用拉丁文发表演讲；但这种古老的习惯现在没有一点痕迹留存下来了。当众演习和考试的公开方法完全不用了。我也从来不曾听说学院院长或者社会公众干预到导师及其学生的私人经济。
牛津教授们不发表演讲，就使青年学生们得不到公开的教导，这个缺憾在有几所学院里由号称“导师”的弥补了一部分。导师们并不自限于单独的一门学科，而是讲授，或者准备讲授历史、数学、古代文学或者道德哲学。正如他们可能并不精通一切学问那样，他们极可能对有几门学问是不懂的。
我被指定就教的第一位导师，似乎是导师当中最有才能者之一：沃尔德格雷夫博士，是个博学而虔诚的人，性情温和，律己严格，过的是有节制的生活，很少参与政治活动或学校里的欢聚宴会。不过他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局限于大学一隅；他的学问属于过去时代、而不是当代的；他的脾气懒惰；他的才能本不是第一流的，又由于环境影响而懈怠了；同时，跟他的同事们一样，对于一项重要任务只从表面上稍微履行一下，他就心满意足了。
我的导师一经了解到我在学校学习上的欠缺之处，立即提出在每天早晨十点到十二点一起诵读德伦斯(5)的喜剧。我在牛津大学所获得的进步，总的说来只限于三四本拉丁文戏剧。即就研读一本优美的古典名著来说，照理应当比照一下古代和现代的剧场以说明其特点的，但却只干巴巴地按字面解释一下原文就算了。开头几个星期，我不断前往导师房里去上课。可是鉴于这样上课似乎既少益处又少乐趣，所以有一次我禁不住试用一种托故请假的办法。导师笑了笑允许我的请假。我重复使用这办法，却不是原来那样讲礼节了；导师同样宽纵地接受我的托词。最细微的一点原因，无论是出于懒惰或者不舒服，或者是校内校外最不相干的一点事情，都可以作为光明正大的请假理由；我的导师似乎也没有觉察到我的心不在焉或者有意玩忽。假使导师把授课钟点不折不扣地完全用上的话，那么每一个钟点就是我在求学中的小小一部分休闲时间。没有一个学习计划介绍给我使用；没有规定作业叫我做了送他批改；而在这个最宝贵的青春时期，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都是白白地过去了，没有工作也没有娱乐，没有劝告也没有计算。
我原是应当听从理性和导师的声音的；他那温和的品行获得了我的信赖。我宁可跟着他而不喜欢同年轻学生们在一起。在我们晚间散步到海丁顿山巅的路上，我们毫无拘束地谈论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自从波科克和海德(6)任教以来，东方学术的研究一直是牛津大学引以自豪的，因此有一次我表示了想学阿拉伯文的愿望。他的谨慎考虑打破了这个孩子气的幻想，但他忽略了给一个求知心切的青年引导其热情的良好机会。
当我在暑假中离开学校的时候，沃尔德格雷夫先生接受了学校发给的牧师薪金，住到萨塞克斯郡的沃辛顿去了，到我回校时就不再在牛津见着他。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再见到我的第一位导师。但过了三十年（到一七八一年）他仍健在；经常锻炼身体并且有节制地过生活，使他享受到健康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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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蒙·奥克莱：十八世纪初期英国东方学家，著有《撒拉逊人史》。
(2)埃贝洛：十七世纪法国东方学家，著有《东方百科词典》等书。波科克：十七世纪英国东方学家，牛津大学第一个希伯来文、阿拉伯文教授。他用拉丁文译了《阿布尔法拉吉全史》，并据此著有《阿拉伯史简编》。
(3)斯卡利热：十六世纪法国古典学者。佩塔维厄：十七世纪法国神学家、史学家，著有《当代世界史》。
(4)约翰·沃伯顿：十八世纪英国考古学家、古物收藏家。
(5)德伦斯：古罗马喜剧诗人。
(6)海德：十七世纪英国东方学家，曾在牛津大学讲授希伯来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