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带我到普特尼，安顿在他的朋友马利特先生家里。这位先生的人生态度使我遭受了旁人的诽谤，而不是恢复名誉。我父亲觉得有必要为我订个新的教育计划，并且设想一种办法，尽可能治愈我的精神上的疾病。经过多次商量，根据埃利奥特先生的劝告和他的切身经验，我父亲决定让我到瑞士的洛桑去住几年。一位巴塞尔的瑞士绅士弗雷先生带我走上旅途。我们于六月十九日离开伦敦，从多佛渡海到加来，走圣康坦、兰斯、朗格勒和贝藏松这条径直的路，经过法国的几个省份，于六月三十日到达洛桑，马上安身在一位加尔文派牧师帕维雅先生家里，跟他受教。

我父亲最初表现出来的不快，叫我吃了一惊，但还没有引起我的痛苦。听见他威吓说要放逐我这个叛逆儿子，而且脱离父子关系，取消我的继承权，这时我心里暗怀着一点信心，以为他是不能或者不愿照他所说实行的。我的自尊心又鼓励我演好目前我在扮演的这个体面而且重要的角色。

旅途的快速行动，初次见到的欧洲大陆的景色，弗雷先生的温雅态度，使我的精神昂扬起来，而且始终生动活泼。原来弗雷先生是个通达的人，他对书本或者对世事都不外行。可是，在他将我交给帕维雅先生照管，让我在新的住所定居之后，我就有了空闲功夫去默想往后在陌生环境里将要过到的忧郁生活了。首先一桩苦事，是我不懂法语。我在儿童时代一度学过法语语法，可以马马虎虎地读懂有关某一熟悉科目的简单散文。可是当我这样突然落入外国环境的时候，我就完全失去讲话和听话的能力了；因此，先后几个星期，我不但得不到跟别人交谈的乐趣，而且也不能在日常交往中提问或者答复一个问题。

就一个自幼在家庭里教养长大的英国人来说，一切物件，一切习惯，都觉得看来不顺眼。不过无论从哪个国家来的人，对于目前居住饮食的一般条件，都是难免感到厌恶的。如今我是拿我在马格德林学院的漂亮宿舍，换到一个丑陋市镇里一条人迹罕至的狭窄、阴暗的街道，一座很不方便的古老屋子，一间结构拙劣、设备简陋的小卧室来了。这卧室一到冬天，没有舒适的炉火，只靠一只看不见的炉子勉强地取暖。我从一名堂堂男子重又降低到一个学童的依赖地位。帕维雅先生管住我的开支，开支数目减到极小的地步：我每月领取一个微数作为零用。我第一次陷入无可依靠的尴尬境地，不能再享受那种少不了有个仆人侍候的舒服生活了。我的处境，看来既缺乏生趣，又毫无希望。我无时限地，似乎还是无尽期地，同我的故乡隔离开来了。

我失去了同天主教朋友们的一切联系。从此以后，我时常诧异地想到，欧洲各地天主教会的教士们彼此之间常有亲密的通信联系，可是他们却从来不曾用寄信或派人传话的办法，将我从异教徒手里试行拯救，或者至少试行证实我对信教誓言所抱的热忱和坚定的态度。

这就是我初到洛桑时的情况。可我在这个地方度过了将近五年的岁月，生活是愉快的，也很有好处。其后我又在没有强迫的情况下来此重访。最后我还选定这地方作为消磨晚年的最合意的退隐之地。

不过对青年人特别幸运的是，很少有极不愉快的事物和事故留下深刻的或者永不磨灭的印象；他忘记过去，喜爱现在，预想将来。我在十六岁这个易变的年龄，很快就学会忍受、而且逐渐适应了专横态度的一些新的方式。我在处境中所遇到的那些实际困难，随着时间逐渐远去了。假使我是按照我父亲的财力和慷慨作风所能办到的，用较为光彩的方式遣送到国外的话，那么在我回国时，大概也可以带回像我们英国人通常从大陆输入的那样一份语言和科学知识吧。可是由于我是一名流放者和囚犯，他们的榜样竟将我导入喝酒、玩乐、漫游的不正常活动。不过我马上感觉到我不可能按照同等条件跟他们交往，于是我在第一批朋友离去之后，对后来者就采取了一种冷静而有礼貌的通信关系。这样避开同英国朋友在一起，很有一些极为切实的益处。

在沃州地区，使用法语没有像法国大部分边远省份那样不正确。在帕维雅先生家里，生活需要迫使我听法语，讲法语。要是我在初来时曾因学习显著缓慢而丧气，那么几个月后，我就由于进步迅速而吃惊了。我用不断重复同一语音的方法练好读音；我尽力记住各种各样的单词和习语、语法规则以及词性区别。通过练习，获得从容与流利；通过苦功，获得正确与雅致。因此到我被召回英国之前，我已能自然地用法语进行思维，对于听、讲、写法语，都比英语更熟悉了。

这个基础知识所生的效果，首先是复活了我对读书的爱好，因为这个爱好在牛津时已经冷却了。不久我几乎翻遍了我的教师家藏书室内的全部法文书，不作认真的选择。即使这样的消遣活动也可以产生实际利益：我的鉴赏能力和判断能力现在多少成熟些了。我接触到了一种新型的风格和作品：通过各种方法和主张的比较，我扩大了见识，纠正了偏见。大量地自动摘录勒絮尔《罗马教会与罗马帝国历史》的要点，可以作为我在学习上幼年期和成年期的分界线。

到我能同当地居民交谈之后，我立即感到与他们相处的愉快：我那别扭的怯懦心理得到了润泽，我壮起了胆子，于是我开始参加男女都参加的集会。帕维雅一家的熟人逐步将我引导到上层社会。我在洛桑最有地位的一些人家受到客气、宽厚的接待。就在其中的一家，我同一位性情和蔼、学识优长的青年人德韦尔登先生结成了终生的亲密关系。

我对击剑和跳舞的技术，的确很不熟练；在骑术学校学了几个月，是把时间白白地浪费了。我因为不适宜做体育运动，所以自安于书卷生活。英国人普遍喜欢的骑马活动，从来不曾使我得到青年时代的乐趣。

我从帕维雅先生的教导中受益很多，感激之情不容我忘记：他具有一副清明的头脑和一腔热烈的心肠；他那天生的慈爱性格缓和了教会的气势。他是有理性的人，因为他不走极端。在学问方面，他对文学的多数门类都获得了虽然肤浅却很正确的知识。通过长时间的实践，他精通了教学的艺术。他苦心孤诣地用了许多功夫认识我这个英国学生的性格，赢得我的感情，启迪我的心智。待到他和我开始互相了解之后，他立即将我从盲目而杂乱地喜爱读书逐步引上按照需要取得教育的道路。我愉快地同意用早晨的一部分时间按计划专攻现代史地，并且以批判的态度精读法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每走一步，我都感到自己因为有爱用功和讲条理的习惯而增强了力量。他的谨慎态度消弭了并且遮掩了某些青年人的冲动行为；但他见我确实有勤奋和克制的习惯，就听任我自己掌握生活了。他就我的行为和进步情况向我父亲作报告，说的多是好话，因此我就逐渐地获得行动上和开支上的若干自由。他也希望减少我在居住和饮食方面的艰苦。

哲学的原则是同爱好的实例相关联的。由于碰巧，有一本书，还有它的作者，对我的教育作用非常大，不仅引起我的钦佩，更应得到我的感激。这是一位反对培尔和教皇的德克鲁扎先生。他并不因为具有活泼的想象力或深刻的思考力而出名；即使在他的本国，几年之后，他的名字和著作也几乎被人遗忘了。但他的哲学属于洛克一派，他的神学思想属于林博希和勒克莱尔一派；(1)在他勤苦工作的漫长一生中，他教导了几辈学生想问题，乃至写文章；他的教诲将洛桑的高等学校从加尔文派的偏见中解救出来，而且他还立下了在沃州地区教士和居民中散布更多自由精神的杰出功绩。他的理论体系，在他那部著作的最后几版里，扩大到形成了丰富而繁琐的六卷。这个体系可以称许为对于人类理解上从简单观念到最复杂的思维所用推理技巧的一个明确而有条理的概括。这个体系我研究了，思索了，摘录了它的要点，直至我可以当作一件到处适用的工具来自由运用，不久我就把它运用到我对天主教的看法上。

帕维雅没有忘记他的首要任务、他的最大责任是把我从信奉天主教的错误中感化过来。许多教派的混杂纠结，导致瑞士的教士们对宗教争论的问题很敏感，又很熟悉。我保存有他给我父亲的几封信，信中庆幸他用灵活手段向我进攻，以及我在一度坚决、稳当的防御之后的逐步退却。我是愿意让他为我的改变信仰分享到很大一份荣誉的，现在仍旧愿意。不过我必须讲明，这个改变主要是我自己暗暗反思的结果。天主教教义上的各种条文，像梦幻一样隐没了。有了充分的确信之后，我于一七五四年的圣诞节，在洛桑教堂接受了改宗的圣礼。从此以后，我搁起了我的宗教探索工作，以藏在内心的信念默认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普遍承认的各种教义和仪式。

以上是我到达洛桑最初大约二十个月（一七五三年七月至一七五五年三月）所进行的有用的学习，是我以后一切进步的基础。

我那可敬的老师有灵敏头脑和谦逊精神，能够懂得他可能有助于我到什么地步。一经发现我的进展超过他的速度和尺度，他就立即识趣地让我自己发挥才能了；按钟头上课马上变成整个上午的自修，有时整天都让我自修。延长学习时间的愿望逐渐坚定了早起的良好习惯，我一直坚持早起，只是随着季节和环境情况的变化而稍稍变动时刻。但我的热情是适度的，从来不曾一鼓作气用功到夜间，这样就有利于我的目力和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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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博希：十七—十八世纪荷兰神学家，著有《宗教法庭史》等书。勒克莱尔：十七—十八世纪瑞士神学家，著有《古代丛书》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