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初访巴黎，我花了三个半月；即使不与当地人士交往，花上比三个半月长得多的时间，也是可以过得很愉快的。在家里，我们满足于日常所见娱乐性和事务性的活动；对于经常出现在眼前的景象，我们认为是一切都了解的，或者至少是我们的力量可以支配的。可是一到国外，好奇寻胜便成了我们的事务和我们的娱乐了。旅游者了解自己的无知，吝惜自己的时间，所以勤勉寻访并且观赏一切值得他注意的事物。我花了许多上午的时间巡视巴黎和邻近地区，参观以建筑精美著名的许多教堂和宫殿，赏鉴许多王家的工艺制品、库藏图书和绘画，以及各色各样艺术上或学术上、还有奢侈生活上的一切珍宝。

一个英国人可以很情愿地听人说起，在这类奇异珍贵的物品上，巴黎胜过伦敦；因为法国首都的繁富，是从法国政治和宗教的缺陷上产生的。路易十四和他的两代继位者过去之后，卢浮宫还没有构筑完成，而拿数百万金钱滥花在凡尔赛的沙地和马利的沼泽上，是不可能由一个英国国王按照合法手续批准拨款的。法国贵族的豪华生活，限于他们的城市邸宅，而英国贵族则较为讲求实用，把豪华分散到了乡村各地的别墅。要是将许多建筑物上所花的功夫，将许多从意大利和希腊掠夺得来的宝物，如今分散在从因弗雷里到威尔顿各地的，全都集中到马里勒蓬与威斯敏斯特之间的街道上来，我们对自己的财富也要大吃一惊的。新教徒以冷酷的节约作风拒绝一切不必要的装饰；可是天主教的迷信行为，尽管历来与理性为敌，却往往产生巨大的艺术作品。富有的神父和僧侣团体把他们的收入用来建造雄伟的大厦。巴黎最华贵的建筑物之一的圣絮尔皮斯教区教堂，是一位新近去世的神父凭其个人的辛苦经营构筑和装饰起来的。在这次游览的开头，更多的是在以后的旅程上，我观看得很惬意；只是我的笔墨无法将悦目赏心的景象写下来。有一些特殊的印象，是通过二十五年的生活经验才隐约理解到的；而我这本生活史，也决不可以变质成为一部游记。

不过此番旅行的主要目的，在于接触一个有文化素养的、温和厚道的民族，我是极为偏爱这个民族的；还在于找几位作家交谈一下，照我天真的想象，他们的谈话一定远比他们的文章更有趣、更能启发人。时机选得很合适。一次胜利的战争刚刚结束，英国人的姓名在大陆上颇受尊敬。我们的见解，我们的时风，乃至我们的游戏方法，都在法国被采用了；一种民族荣誉的光辉照耀到每一个英国人身上，每一个英国人都被看作是天生的爱国者或哲学家。就我来说，我还随带有一份特别的介绍信：我的姓名和我那《论文学研究》，已经有人知道了，对我用法文写文章的称赞，使我获得了若干敬意与谢意的酬报。我被视为一名为遣兴而写作的文学家。我在出国前曾从尼韦尔努瓦公爵、赫维夫人、马莱特夫妇、沃波尔先生等取得写给他们的私交或文学朋友的介绍信。这类书信的接受及其成效如何，决定于出信者和受信者的性格和处境：有时仿佛是将种子撒在荒岩上，有时那种子却成百倍地萌芽、展枝、结出佳果。不过总的说来，我有理由称赞法兰西民族的文雅风气，这风气从宫廷开始，散布其温和的影响到作坊、农舍以及各级学校。当代的天才人物中，孟德斯鸠和封特涅尔已经去世了；伏尔泰居住在日内瓦附近的自置地产上；卢梭则已于前一年从他在蒙莫朗西的隐居处被赶走了。在此次旅行中，我忽略了一访布丰，与他做个朋友，是我感到愧悔的。在我所见到的文学界人物中，阿朗贝尔和狄德罗都居有著作上的最高地位，至少享有最高的声誉。

我在早晨单独出游时所见的巴黎艺术家和作家，通常都没有像他们在与同等地位的同行相会于富家公馆时那种矜持态度，而是较为通达的。一星期有四天，我不需邀请，总是在乔弗兰夫人等人家热情待客的餐桌旁有个席位。宴会上因为有生动活泼的谈话而更增乐趣。与宴者尽管行业不同，而且是随意参加的，但都是杰出人物。

我没有经常上歌剧院去看意大利演员的演出；但法国人演出的戏院，无论演的是悲剧或喜剧，是我每天都喜欢到的娱乐场所。当时有两位著名女演员分享盛誉。就我自己来说，我喜欢克莱荣圆熟的艺术，而不大喜欢迪梅尼尔的无限制耍弄花腔，可是替后者捧场的人，却将这种花腔说成是真正出于自然与热情的声音。

四个星期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要是我有钱而且独立自主的话，我一定要延长在巴黎的逗留，也许还在这里定居下来。

在离开巴黎的奢靡生活、未到意大利涉足繁华之前，最好能有几个月过一下宁静简朴的日子；而我一想到洛桑，就不禁落入到青年时代早期那些玩乐和学习活动的回忆中去了。于是我取道第戎和贝藏松，于一七六三年五月间到达莱芒湖的湖滨。在贝藏松受到了我表哥阿克顿的盛意款待。原来我打算到秋季就过阿尔卑斯山南下，可是洛桑这个地方吸引力太大了，到我第二年春天离开时，在这里差不多整整过上了一年。

五年不见，这个地方的风俗以至人物，并没有多大改变。我的许多老朋友，男女都有，欢迎我的自动归来，这是我同这地方情谊难舍的最真实的证据。他们见我拿我的著作当作礼物，大为高兴，因为这是他们这块土地上的产品呀。善良的帕维雅拥抱我时，淌下了喜悦的眼泪，因为他拥抱的学生在写作上所得的成绩，是可以公正地归功于他的辛苦教导的。

我在一批老朋友之外，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其中我特别要提一提韦尔登堡的刘易斯公爵，是现掌政权的公爵的弟弟，我多次去他在洛桑附近的别墅里吃饭。这是一颗漫游太空的流星，最后成了一颗陨星，他的光芒和雄心从普鲁士、法兰西以及奥地利的天空里先后陨落；他的过失铸成了他的种种不幸，驱使他到沃州地区过爱好知识的流亡生活。如今他可以用道德意义来解释世间的浮华、人类的不平等以及幽居独处的快乐了。他的谈吐和蔼温文，同时由于他曾在宫廷和部队中居于显要地位，所以他的记忆能够提供大量有趣的遗闻轶事，再用他的口才加以藻饰。他首先热衷于慈善事业和农业；不过这位贤人逐渐转变成为圣者，如今的韦尔登堡刘易斯公爵，已经隐没在美因兹附近的一所修道院里，处于神秘献身的最后阶段了。

由于某种宗教上的争吵，伏尔泰在一气之下，已经离开了洛桑，隐居到他在费尔内的楼阁里去了。我在这里再一次拜访了这位诗人兼演员；尽管此时我已可有较好的结交资格，却并不想跟他作更亲密的交往。不过当年由他建立起来的戏院，由他组织起来的演员，并没有因为失去主人而散伙；前此不久，我还从巴黎很高兴地前往观看了几出悲剧和喜剧的演出。

我不想多提熟人姓名和知名人物了，但我不能忘记一个足以显示瑞士风俗的淳朴自由的私人组织。我所欢喜的这个组织，根据成员的年龄，起了个漂亮的名字，叫做“春社”。社员是十五名或二十名未婚的年轻女子，虽然不属于第一流门第，却都是大家出身的。年龄最大的大约二十岁，都很和蔼可亲，有几个长得很漂亮，其中有两三个姿容绝美。她们差不多每天一次轮流在各人家里聚会，不受母亲或姑母的约束，甚至还不要她们在场。她们处身于一大群来自欧洲各国的青年男子中间，人家相信她们能稳重自持。她们欢笑、歌唱、跳舞、斗牌、扮演喜剧。一方面这样无拘无束地玩乐，另一方面她们尊重自己，也受到男人们的尊重。从来没有一个手势、一句言语或者一个眼色逾越了自由与放纵的无形界线；她们的贞洁从来不曾遭到一点流言蜚语的玷辱。是一个特异的组织，表现了瑞士风俗的纯净淳朴。

我在英国和巴黎经尝了豪华的酒食，就不能满意地回到帕维雅夫人家常便饭的食桌上去了。现在我作为一名寄宿旅客，住到梅泽里先生高雅的房子里，帕维雅先生也没有见怪。那房子也许是值得在短时期内常留忆念的，因为二十几年来，在欧洲说不定再没有第二幢房子可以与它相比了。我们租住的这房子，既宽大又方便，面临修筑最好的街道，从后面可以望见田野和莱芒湖壮美的景色。我们的饭菜洁净、丰富；寄宿者都是上流人物；我们可以自由邀请客人按规定价格用餐。到了夏天，我们偶尔还移住到离洛桑约三英里的一处风光宜人的别墅里去。房主和主妇的性格，彼此和谐相配，也很适合他们的地位。梅泽里夫人比她丈夫长寿，到了七十五岁，依然风度娴雅，我简直还可以说她是个漂亮女人。她同她丈夫一样，善于督理厨房，也善于在客厅里当主人。她还能同样恰到好处地使得两三百名外国客人没有一个不尊敬她，没有一个会抱怨她轻忽，也没有一个可以自夸得到她的特别照顾。梅泽里本人，出身于德克鲁扎贵族家庭，是个老于世故的人，一个快活的伙伴，他那和易的态度与随口而出的妙语，使得他的屋子里经常充满欢乐。他可以用机趣口吻讥笑自己的愚昧；他装作一副慷慨大方的神气，掩盖了精打细算的用心，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模样就像一个疏财好客的贵族。

我在这个惬意的环境里，住了将近十一个月（一七六三年五月到一七六四年四月）。就在这回二次来访洛桑时，我从一大批英国伙伴中，认识了霍尔罗伊德先生（现在的谢菲尔德勋爵），并且很尊敬他。我们相互之间的爱慕，在以后意大利之行的几个阶段里，得到了持续和加强。我们的生活是听从机会支配的，无论是他那方面或我这方面，如果在时间或地点上略有一点差异，结果就会使我失去这样一个朋友，他那充满青年热情的活动，总是由一颗仁德的心所激发的，由一种坚强的理解力所指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