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四公子，除战国四君以外，多彩多姿，莫如明末四公子。四公子皆复社中人，出则忠义，入则孝悌，人品高洁；又皆爱宾客，广交游，文采风流，冠绝一时。但各人际遇有别，收缘结果，虽皆归于一“隐”字，而哀乐不同。且从年龄最长的陈贞慧谈起。

陈贞慧字定生，江苏宜兴人。四公子中，他的家世最贵，是左都御史陈于庭的儿子。陈于庭字孟谔，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由知县擢取为御史，先后出巡山西、江西、山东。明朝的巡按御史，秩不过七品，而“代天巡方”，极具权威。看平剧《三堂会审》的王金龙，约略可以想见。陈于庭巡按各地，裁抑豪强，所至有声。立朝则天启不附魏忠贤，崇祯不附周延儒——周延儒，宜兴的状元，为陈于庭的同乡前辈，崇祯年间两度拜相，入明史《奸臣传》。

陈贞慧早年即入复社。复社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畸形组织，由以文会友开始，一变而为把持选政，再变而为操纵朝局。不过这是畸形时代的畸形产物。大致而言，复社的组成分子，君子远多于小人，扶正气，辨是非，择善固执的精神足以继承东林。

东林者无近代政党之名，而有其实，与阉党对立。而在天启年间，形成君子与小人的尖锐斗争，结果东林惨遭荼毒，元气大伤。祟祯即位，虽能翻案，而去恶未净。阉党余孽，以各种方式遮掩躲藏，俟机反扑。当北方流寇猖狂，外患日迫，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之时，怀宁阮大铖手编传奇《燕子笺》，付家养的戏班，排演纯熟，在“南都”——金陵大肆活动，多方结纳，希冀以进才起用。据说阮大铖是魏忠贤与“奉圣夫人”客氏的干儿子，所以复社中人丑诋之为“当儿媪子”。

桐坡钱秉镫有一篇专记阮大铖的文章，名为《皖髯事实》，开头有一段：

会流寇逼皖，大铖避居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进才起用；惟白门流寓诸生，多复社名士，闻而恶之。

其中最恶阮胡子的，就是陈贞慧、冒辟疆（襄）。吴梅村文集《冒辟疆寿序》云：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静者，相遇于南中，列坛玷、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有皖人，故阉党也，流寓南中，通宾客、畜声伎，欲以气力倾东南，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棣，欲召其家善讴歌者，歌主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

“若当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浮白，拊掌狂笑，达旦不休。

此段记载，十分生动，公子狂态，刻画入神。其事亦见于陈贞慧之子陈维崧所撰《冒辟疆寿序》。又侯方域《壮悔堂集》卷五，为李香君所作的《李姬传》，亦曾提到这重公案：

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魏忠贤论城旦，寓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之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

“王将军”乃是假托，就当时史实考查，其人应为杨文驰，也就是为李香君画“桃花扇”的杨龙友。就常情而论，阮大铖刻意交欢，欲求和解，则本乎与人为善之旨，陈贞慧等正不妨予以自赎的机会，观其后效。使“当儿媪子”亦知忠义，岂非快事？乃不仅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务为折辱，口舌徒逞，局量似乎过狭？

此则不然！因为阮髯无悔祸之心，已有确证。冒辟疆同人集《往昔行跋》：

乙亥冬，嘉善魏忠节公次子子一；余姚黄忠端公太冲，以拔贡入南雍，同上下江诸孤，以荫送监者，俱应南京乡试。当日忤当诸公，虽死于逆阉，同朝各有阴仇嫁祸者。魏忠节死忠，长子子敬死孝；崇祯改元，子一弱冠，刺血上书者再，痛述公先死于怀宁。怀宁始以城旦，入钦定逆案。时流氛逼上江，安、池诸绅皆流寓南京；怀宁在南京，气焰反炽，子一茕茕就试，传怀宁欲甘心焉。

魏忠节即魏大中，黄忠端即黄尊素，太冲者鼎鼎大名的黄宗羲也。魏、黄皆死于天启四年汪文言之狱。阮大铖与魏大中之结怨，起于吏科部给事中出缺。以年资推论，递补名次，阮在第二，魏在第三。阮大铖得魏忠贤之助，排去第一候补者，坐待升官时，吏部尚书赵南星恶其为人，插手干预，援用例行调任的规定，将阮逐出吏科，于是魏大中意外地得以坐升吏科长官。阮大铖既恨赵，更恨魏。魏大中虽为东林健者，但气度稍狭，以地域为门户，山东、江西两省的京官中，颇多怨家。因而阮大铖得以唆使同恶，指参左光斗、魏大中与汪文言朋比为奸——左为魏忠贤所切齿；汪的官职是“内阁中书”，为东林的智囊，自亦为魏忠贤所欲去而甘心者。阮大铖所以将左、汪拖在里面，目地就是投魏忠贤之所好，只要左、汪成狱，不怕魏大中不“陪斩”。

汪文言之狱，由于镇抚司刘侨接受了黄尊素的劝告，大事化小，除汪文言廷杖褫职以外，其他一无株连。不久，杨涟击魏忠贤，弹劾大罪二十四，但以首辅叶向高迟疑瞻顾，不敢放手支持，以致魏忠贤的处境得以“转危为安”，而叶向高反不安于位，辞官回闽。

叶向高为东林所倚，为人持正，且多智术，可以笼络融合，借为约束。向高既去，韩代之为首辅，手段远不如叶。于是阉党大为得势，东林前辈赵庵星、高攀龙先后被逐。接着又逐杨涟、左光斗及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

又不久，汪文言之狱复起。阉党中有名的刽子手、镇抚司许显纯，交下一纸名单，要汪文言诬供。汪不肯，许显纯便亲自捉笔，写了一份汪文言的“供词”，将东林中人，都牵引在内。而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太仆少卿周朝瑞、御史袁化中、陕西副使顾大章六人，为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被逮下狱，诸毒备尝，惨死狱中。其时为天启五年七月廿六日深夜，狱卒迟数日报“病毙”，以致魏大中的遗骸腐烂不可辨识。六人中惟一未死于镇抚司者，为顾大章，移刑部狱。杨涟等人在狱中如何遭受荼毒，即由顾大章所传述而成信史。

当魏大中由浙江嘉善原籍被逮时，长子字子敬，名学伊，“号恸欲随行”，大中不许，于是学伊：

微服间行，刺探行居。即抵都，逻卒四布，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称贷以完父赃，赃未竟而大中毙，学伊恸几绝。扶榇归，晨夕号泣，遂病；家人以浆进，辄麾去曰：“诏狱中，谁半夜进一浆者？”竟号泣死。（《明史卷二二四-魏大中传》）

此即冒辟疆所谓“魏忠节死忠，长子子敬死孝”。子一为魏大中次子，名学廉，刺血上书，“痛述公兄死于怀宁（阮大铖）”，理所当然。倾人之父，而又不许其子申诉，“以茕茕就试”之孤儿，竟欲得而甘，阮大铖实如近时司法文书习见的用语：“恶性重大！”其为陈贞慧等所深恶痛绝，固亦理所当然。

按：崇祯二年“定逆案”，凡阉党分为七等，阮大铖工于心计，当奔走魏阉之门时，心知其不足久恃，辄私赂门者，取还名刺；因而交往的证据不着，得列为第五等，“论徒三年沦赎为民”。所谓“城旦”，乃“旦起治城”，即服劳役，为四岁刑，此则概括指其会受徒刑。终崇祯之世，阮大铖废斥不用。但其居心行事，无疑地为国家的祸根隐患，因而乃有崇祯十一年戊寅，为复社名士群起而攻的一重公案。

于是而有“留都防乱公揭”之宣布。陈贞慧曾为文志其始末、缘起如此：

崇祯戊寅，吴次尾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魏案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阴持其恫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而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缒绻，争寄腹心，良心道丧。一日言于顾子方，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锁，为南都除此大怒。”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余曰：“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瘫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卧子亟叹此举为仁者之勇。

于此可知，“留都防乱公揭”内容的设计，出于陈贞慧。吴次尾名应箕，安徽贵池人，虽是一名秀才，而“罗九经，二十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兴亡顺逆之路。名虽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国事之得失，了如指掌”（朱竹《静志居诗话》）。南明覆后，吴应箕起义兵抗清，被难。顾子方名杲，东林创始者顾宪成的孙子。卧子指陈子龙，青浦人。前一年方中进士，其时丁忧居乡，往来南都，见此举而赞叹为“仁者之勇”，可以想见此一公揭的分量。

据全谢山在《梨洲先生（黄宗羲）神道碑》中记述，列名“留都防乱公揭”者，“共议以东林子弟，无锡顾端文公为首；天启被难诸家推公（按：指黄宗羲）居首；其余以次列名。大铖恨之刺骨，戊寅秋七月事也。荐绅则金坛周仪部镳实主之。”所谓“以次列名”指复社及陈子龙所创办的几社名士，总计一百四十余人；而必推顾杲为首者，实寓深意。

原来阮大铖最初亦是东林中人，《东林点将录》拟之为“没遮拦”，其后乃堕落为阉党。顾杲有《杨柳枝》一词：“滚滚飞花下夕阳，从前春事一时伤。东堂纵欲重收拾，恼煞沾泥更不香。”即为阮而咏，而以东林创始者后人居首，即表示东林门墙中，不容有此败类，含有“破门”之意。

至于周镳支持此举，尤有可称。周镳字仲驭，崇祯六年进士，官至礼部郎中，所以称之为“仪部”。他的伯父周应秋官至吏部尚书，是阉党有数人物。魏忠贤门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周应秋就是“狗头”——“十狗”之首。周镳深耻有此一长亲，通籍后结林东林，颇励名节，是故力主逐阮，乃理所必然。据陈贞慧记：“阮心揣此事仲驭主之。然始谋也，绝不有仲驭者！而铖以书来，书且哀。仲驭不启视，就使者焚之，铖衔之刺骨。”在阮大铖看，以阉党子弟排阉党，乃反噬，乃不孝，刺骨之恨，自无怪其然。数年后，周镳终因此而死。

“留都防乱公揭”全文约一千五百言，大要可区分为四段：

一、逆案乃皇帝所亲定，凡身在案中者，纵能免于伏诛，亦当闭门思过；而竟有在此四方多事之时，幸灾乐祸，结党营私如逆党阮大铖者，岂不可骇？

二、历数阮大铖在怀宁、在南京种种招摇撞骗、贪诈勒索的劣迹，由此而积赃私数十万之多。

三、方今流寇作乱，而以阮大铖的阴险叵测、猖狂无忌，若不早行驱除，则酿祸萧墙，将危及陪都。

四、既读圣人之书，自知讨贼之义，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如果阮大铖有力障天，能逃刑戳，复能杀士，领衔者愿一身当，存此一段公论，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起承转合四大段，层次分明，语气锋利。逆案事过十年，而阮大铖又能以奸狡自匿其逆迹，因而罪名不彰。此时以陈贞慧一言，痛揭疮疤，阮大铖之狼狈可想。陈贞慧自记：

揭发而南中始鳃鳃知有逆案二字，争嗫嚅出患语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鲜廉耻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沮，心愈恨……至己卯，窜身荆溪相君幕友，酒阑歌遏，襟绝缨绝，辄絮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

荆溪在宜兴，“荆溪相君”指周延儒，其时罢相回籍闲居已数年。周延儒初与东林相善，中道相疏。但他会试所取的门生张溥，即复社领袖“西张”中的“西张”，以此因缘，东林不与周延儒为难，而阮大铖亦得借以庇护。直到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阮方潜归南京，住在城外，不敢进城。陈贞慧得意地记道：“向之裘马驰突，庐儿思子，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

曾几何时，而有甲申三月十九之变，马士英以拥立福王之功，得掌大权，奏请起复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东林君子，全力反对，马士英悍然不顾。所以如此者，马阮之间别有一番深厚的渊源在。

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会试同年。崇祯三年，马士英在宣府巡抚任内，以贪污罪为镇守太监王坤所揭发，革职充军。其后流寓南京，与阮大铖臭味相投，深相结纳。自“留都防乱公揭”一出，阮大铖见不得人，所与往还者，只有马士英一个人，交情自然更深厚了。

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得门生张溥之助，复起入相。张溥之助周，非有厚爱于师门，是因为当时朝中，东林正人君子被排斥无存，认为周延儒还不失为可与为善之人，因而为他活动复起。周延儒入京以前，张溥曾跟他公开谈判，提出若干项政治主张，大致皆为力去弊政。周延儒慨然相许，当锐意行之。

阮大铖原与“荆溪相君”有深交，见他复出，认为是自己翻身的大好良机，便重贿周延儒，恳求援手。《明史》卷三百八：

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

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衮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庐等处军务。

如果不是阮大铖的力量，马士英不会当总督，握兵柄，即令有拥立福王之心，并无支配大局的实力。是故饮水思源，对阮非报答并援引为助不可！

阮大铖一朝得志，自然要翻逆案，修旧怨。周镳的从兄周钟，据说曾为李自成草拟“即位诏书”，名在“顺案”之中——李自成的“年号”叫“大顺”。阮大铖特与“逆案”相对，将逮治附逆明臣一案，定名为“顺案”。牵连及于周镳，捕治在狱。此时阉党弹冠相庆，横行无忌。阮大铖与此辈日夜谋议，要兴大狱尽杀东林与复社中人。陈贞慧、吴应箕首当其冲，甲申九月十四，陈贞慧在南京为锦衣卫镇抚司所逮捕。

据陈贞慧长子陈维崧《先府君行略》记：

宏光帝立于南中，府君蒲伏阙下，为先少保请谥居南中。而怀宁方贵用事，夙又恨府君刺骨；盖先是已捕周鹿溪先生，系之请室矣！先生亦以防乱揭故，为怀宁所切齿者也。府君日夜粥从请室中，或为府君危之，府君卒自若。

九月十四日日下，有白靴校尉数人者至邸中，缚府君至镇抚，出一纸，纸尾有贵池吴先生名；先生先一日亡去。而刘侨者故思宗皇帝时旧锦衣也；夜漏三下，以一小赫蹄与镇抚冯可宗，大约谓，东林后人无故杀之以起大狱，纪纲、门达之事可鉴也。冯获旨意动而司马练公国，亦为府君星夜驰贵阳；而相国王公铎亦致书镇抚，狱遂解。

案：南明史料中，记陈贞慧被捕事绝鲜，即有亦极简略；所以此记为很可宝贵的第一手史料。但其中有一小误。所谓“练公国”，漏一“事”字。练国事名不见经传，而维崧当事人，见闻真切，必不致误，当为文集校刻所漏。

《明季南略》，甲申八月十一，练国事补兵部尚书。九月初九与阮大铖“见朝”。衡之“星夜驰贵阳”语，可以想见练国事者，马士英部下一得力将领。当六月间，马士英奏荐阮大铖后，福王数度召见，但补用之旨，一直未用，系因朝士连章交劾，有所顾忌之故。而马士英以大学士兼摄兵部，亟须得人为助，因而先补练国事。不久，有人奏言，阮大铖知兵事，因于八月底补为“添注兵部侍郎，巡阅江防”。“添注”者，额外入负之谓。“巡阅江防”，向来是御史的差使，俗称“操江御史”，职权甚重。此时以防清兵南下，特用兵部侍郎兼领，表示重视江防。而其实为阮大铖复起，找一冠冕的理由。阮大铖接事后，在江边誓师，着素蟒，饰碧玉，以明其为哀师。其实百官舆服中，并无所谓素蟒，因而被人议为“梨园妆束”。《三国演义》：刘先主起兵为关云长报仇，陈兵江边，连营八百里，皆“白盔白甲白旗号”。阮胡子素蟒的“灵感”，或者出于此。素蟒亦可能出于家蓄戏班的衣箱中。

记中所谓“鹿溪先生”即周镳。阮大铖为兴大狱，曾有一番布置，只看《弘光实录》，便可想见。八月初一，命锦衣卫镇抚司冯可宗，遣役缉事。八月廿一，周镳即被捕；九月初九，阮大铖“见朝”，越五日，陈贞慧亦被捕。

锦衣卫得以“遣役缉事”，乃不经由法院的司法程序，越过所谓“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而由皇帝直接下令锦衣卫逮捕嫌犯。久而久之，事权下移，锦衣卫的“档头”、“番子”，即所谓“白靴校尉”者，狐假虎威，残民以逞，惨酷黑暗之状，不可胜数，《明史-刑法志》言之甚详，为明朝最大的弊政之一。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实践对张溥的承诺，奏罢厂卫缉事，辇毂之下，欢声雷动。厂卫则以从此失去刮骨敲髓的凭借，恨周刺骨。锦衣卫都指挥骆养性本周所保荐，亦竟与东厂太监勾结而反噬，刺探延儒阴事，悉以上闻，周延儒因此罢相殒身。至是，冯可宗复又受命“遣役缉事”，即为对付东林、复社的先声。而以周镳的被捕，为锦衣卫凶焰复炽的起始。

至于阮大铖九月初九“见朝”，越五日而陈贞慧不免，乃为阮大铖兵权在握，始敢放手荼毒。其狱之解，据陈维崧记，得力于练国事、刘侨及王铎，而蒋永陵《陈迦陵外传》所记有所不同：

南渡时，定生罹党祸，朝宗捐数千金力为营脱。侯无德色，陈不屑顾谢，相与为古道交如此。

按：练国事与刘侨，不悉其与陈家有何深交，而肯为之如此出力。尤其是刘侨，从贼而又脱归，方当大办“顺案”时，自身难保，何以如此热心，半夜为之致书冯可宗，以永乐、天顺年间纪纲、门达的往事为戒。维崧所记，语焉不详而于情理不惬，则侯方域捐金营救之说，应该可信。贿练国事者，以其为马士英部将，贿刘侨者，以其曾为冯可宗长官，而此狱固非马士英、冯可宗不得解。至于王铎，其时位居次辅，如果与陈有旧而愿相救，大可代向马士英乞情，不必“致书镇抚”，自落以私于公之嫌。南明覆没，王铎与钱牧斋领衔迎降！又《桃花扇》第二十五句“选优”，记“薰风殿”楹联为王铎所书：“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庙堂之上，作此楹帖，福王与王铎君臣之人品可知！即令此为孔东塘的杜撰，意存讽刺，则何以不刺他人，独及于王？是则王铎的口碑，亦可想像而得。当时纳贿为之致书镇抚关说，自在情理之中。然而此亦非陈维崧有所讳，或者侯方域既无德色，陈贞慧不屑顾谢，自亦不言，维崧不及知而已。

陈贞慧之狱，结明朝阉党荼毒东林、复社之局。入清党争如故，又为另一重公案。平心而论，阉党固然卑鄙阴险，而东林、复社诸君子断断于门户之见，意气之争，亦未免过分。魏大中的长子，殉父的魏学伊，有一首《猛虎行》，别具见地，颇有意味：

北山有猛虎，不牝亦不牡，哀哀无辜人，吞噬十而九。猛虎且勿道，虱乃伏其尻，壮士困颠踬，虱喙纷相挠。为语行路人，且复忍此虱；扑虱误惊虎，灭影苦无术。虎头置短枕，虎皮罩尘俟；猛虎有死日，虱乎何有哉？

不牝不牡，明指阉人。阉党则虎尻之虱，扑虱惊虎，自招其祸，不如待其自毙。这是魏学伊的看法，是明哲还是姑息，实在难说。

明祚既覆，忠臣义士的结局，不外三种：殉国、起义、归隐，而以归隐最多。隐于僧、隐于医、隐于市井、隐于深山，陈贞慧筑土室于宜兴城南三十里的罨画溪，足迹不履城市。吴梅村有《赠阳羡陈定生》一诗，可以想见其隐居的光景：

溪山罨画好归耕，樱笋琴书足性情。茶有一经真处士，橘无于绢旧清卿。知交东冶传钩党，子弟南皮负盛名。却话宋中登望远，天涯风雨得侯生。

“宋中”典出杜诗，指河南商邱故宋国之地，借以指侯方域。“子弟盛名”，更非虚语，陈贞慧的长子陈维崧，就是与朱竹齐名的陈其年，号迦陵。汪中教授著《清词金荃》，论其词学如此：

骈文与词赋声名于当代，与秀水朱彝尊名相当，合刻“朱陈村词”；其年自刻“湖海楼词”。自有词人以来，作品之富，未有过于其笔者。虽不及竹之开浙派，而影响词坛亦巨。其弟宗石序其词集云：“值兄少时，值家门鼎盛，意气横逸，谢郎捉鼻，尘尾时挥，不无声华裙屐之好，故其词多作旖旎语。中更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谢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欢，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其后号称学苏、辛者，固莫不以迦陵为宗。其末流虽不免粗犷叫嚣之失，要其沉雄豪迈，固一时之杰也。朱疆村题其年词集云：“迦陵韵，哀乐过人多。跋扈颇参青兕意；清扬恰称紫云歌，不管秀师诃。”

所谓“紫云歌”，词意双关。《太真外传》：“玄宗尝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各执乐器悬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音之。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云回，今传授陛下为正始之音。’”疆村以为“清扬恰称紫云歌”，是赞其词有“仙府之音”。又，“朱陈村词”曾传入禁中，所以用玄宗梦中受曲的典故，更为贴切。殊不知紫云亦有本事，钮锈《剩》记：

陈其年未遇时，游广陵，冒巢民延致梅花别墅。有童紫云者，儇丽善歌，执役书堂，陈赠以佳句，并图其像，装为卷帙，题曰《云郎小照》。

适墅梅盛开，陈偕紫云徘徊于暗香疏影间。巢民偶登内阁，遥望见之，忽佯怒，呼二健仆缚紫云去，将加以杖。陈营救无策，意极彷徨，计惟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

时已暮，乃趋赴老宅前，长跪门外。启门者曰：“陈某有急，求太夫人发一玉音。非蒙许诺，某不起也。”因备言紫云事。

顷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云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绝句百首，成于今夕，仍送云郎侍左右也。”陈大喜，摄衣而回！篝灯濡墨，苦吟达曙，百咏既就，亟书送巢民；巢民读之击节，笑遣云郎。

按：紫云姓徐，非寻常歌童。其师名陈九，其年为赋《满江红》相赠，起首数句为：“铁笛钿筝，还记得白头陈九，曾消受妓堂丝竹，球场花酒。籍福无双丞相客，善才第一琵琶手。”拟陈九为汉初田、窦家的门客籍福，则其人当为柳敬亭的流亚，而必久客“田皇亲”家。陈九的来历不凡，其徒可知。当陈其年做客冒氏水绘园时，主人爱才，兼重故人，相待极厚，特以紫云相侍，计六年之久。《剩》又记：

其后紫云配妇，合卺有期矣；陈惘然如失，赋《贺新郎》赠之云：“小酌荼酿，喜今朝钗光钿影，灯前荡漾。隔着屏风喧笑语，报道雀翘初上；又悄把擅奴偷相，扑朔雌雄浑不辨，但临风私取春弓量。送尔去，揭鸳帐。六年孤馆相依傍，最难忘红枕畔，泪花轻飓。了尔一身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样。只我罗衾浑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

此词当时竞传人口，为从来《贺新郎》中独一无二之作。上半阕写新妇偷相夫婿，雌雄不辨，只好量鞋以为印证，体会极细，不类其年湖海豪气的词风。

下半阕的警句，自是“了尔一身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样”。此词之微妙，在非以平等地位写同性恋，而在略有“遣嫁”训勉之念，字里行间又隐隐拈酸怨怒。写尽娈童，亦写尽同性恋之失恋。疆村谓之为“哀乐过人多”，真为精确之论。

云郎“遣嫁”，陈其年旋即北上。此行是受举荐，应“博学鸿词”之试。其时三藩之乱，渐次平定，康熙为示偃武修文，亦以收拾人心，于康熙十七年正月廿六日下诏开“博学鸿词”，命在京三品以上，外省督抚布按等官员，各举贤才，亲试录用。在考试中，此一科目称为“制科”。自唐朝以后，成为罕逢的盛典。朱竹、陈其年都被保荐，由地方官护送进京，于第二年三月初一应试于大内弘仁阁下。先赐宴，后给卷。试赋一诗，题为《璇玑玉衡赋》、“省耕二十韵”。应试者五十九人，取五十，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朱、陈俱取在二等，授职翰林院检讨，此即是清朝科举中有名的“己未词科”。

当陈其年于康熙十七年春天到京后，有个方外旧交——广东长寿寺的主持大汕，替他画一幅填词图。其年仪容魁伟，修髯为戟，真如吴梅村赠诗所谓“长头大鼻陈惊座”。旁有女郎持箫随侍，图作按谱寻声之状。一时名家题咏，盛推词宗，而知其生平，莫如竹，为赋《摸鱼儿》一首，款作“摸鱼儿，题请其年长兄正，弟彝尊”：

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风烟一壑家阳羡，最好竹山乡里。携砚几，坐罨画溪阴，袅袅珠藤翠。人生快意，但紫竹尹烹泉，银筝侑酒，此外总闲事。空中语，空中想出姝丽，图来菱角双髻，乐章琴趣三千调，作者古今能几？团扇底，也直得，樽前记曲呼娘子。旗亭药市，听江北江南，歌尘到处，柳下井华水。

词中宛转讽劝，珍惜词名，不如归隐。朱竹本以布衣负重名，姓字达于楚中。但此时同赴征车时，亦不免有功名二字横亘胸中。邓之诚《清诗记事初编》谓竹，“论者惜其轻于一出，终伤锻羽；然观所作吊李陵文！早已决心自献矣！”果然，则讽劝陈其年于试后归隐，岂非违心之论。

其时同试者有杭州吴农祥，题《沁园春》三首，其第三首，即记紫云。

吴农祥的词，末有小跋：“陈髯旧有小史，惊艳一时，又作沁园春以恼之。”此“小史”，自是紫云。词并不佳，但有本事在内，不妨一读：

柳底吹笙，尘尾乌丝，争侍宾筵，见题诗欲倦，徐留帐下。宿酲微解，恒立床前，掷果丰姿，馀桃憨态，任打金铺拥被眠。即君誓，定今生与汝，不罢相怜。

只今追忆蹁跹好，初日容仪比少年。记笑颜抬眼，花难解语。歌喉按指，珠亦羞圆。金乌初开，璧人何在？翡翠帘寒易惘然，秋怀苦，似长河不息，膏火同煎。

“填词图”中，后辈题识，多道“云郎”，蒋苕生为题北曲一套，其中有句：“中间吴市学吹箫，拥着个小云郎，天涯流落不多时，燕子归巢。”吴市吹箫之语，为其年同时人所不便提，于此可知，当时人用“歌板旗亭”、“歌尘到处”等字样，以及拟之为柳屯田，皆有微意。原来其年其时，家已中落，晚年不免以新词干谒豪贵，冀得馈赠，如后来乾嘉时游士食客之惯技，是亦可悲之至。

图中又有孙枝蔚《过秦楼》一词，最堪玩味。孙枝蔚字敬人，陕西三原人。少遭李闯之乱，与同里少年奋起击贼，几度不死。入清后在扬州经商，又几度富而复贫，贫而复富。中年方折节读书，与王渔洋以诗定交，竟成莫逆。此时被荐入都，自道既老且病，不愿应试，礼部不许。试后落第，康熙为示笼络，特旨应试不取而年迈者，给予内阁中书衔，回籍。孙枝蔚不愿受官，自道过老，四十岁时，须眉便已全白。官又不许，将受一空衔而归。此人是奇士，亦是高士。诗文不事摹拟，真气流行，而微嫌粗率。赠陈一词，开口便知是辛稼轩的路数：

使尔填词，何人草檄？此最不平之事。须长似戟，手快如风，故作麻姑狡狯，也觉流宕无聊。且对蛾眉，消人愁思，况方回近日断肠，是儿能记。

这是上半阕，老气横秋，俨然前辈口吻。其实，孙枝蔚比陈其年还小六岁，这时不过四十八而已。

赠陈之词，所以作老气横秋之状，乃因孙枝蔚自居为其年直谅之友，有所褒贬规箴，则语气不得不然。“使尔填词，何人草檄？此最不平之事”三句，极道其年捷才，草檄须快手，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方为合格。填词则引商刻角，逐字推敲，尽不妨下水磨功夫。以至捷之才作不必急之文字。而至急之文反不得至捷之才执笔，是为两失，所以说：“此最不平之事。”

“须长似戟，手快如风，故作麻姑狡狯，也觉流宕无聊”四句，直道其词，虽快不好。“麻姑狡狯”典出《神仙传》：“麻姑索少许米，掷之堕地，皆成真珠。方平曰：‘吾老矣！不喜复作此狡猾变化。’”这就是说，其年自恃快手，有意贪多。看似真珠，其实“少许米”而已。“流宕”与流荡同，意谓其年频年游食，当筵填词，人惊捷才。其实丽句清词，言之无物，自己也觉得无聊。“须长似戟”并非为“手快如风”觅一形容仪态的对句，乃指其年已逾五十，应以王方平为鉴，已老不必再作此狡狯变化。以下“且对”四句，承无聊而来，写图中女郎，兼写其年傺的心情。“是儿能记”下自注：“宋贤诗：‘能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其年词风，近乎苏辛，此为公论。而孙枝蔚独拟之为贺鬼头，可谓别具双眼。

下片专叙陈其年应征来赴博学鸿词之试。其时孙枝蔚虽亦同在被征之列，却似乎有把握可称病不与试，所以是局外人的口吻：

看从此宫禁闻名，新成乐府，便付神仙行缀。红云捧处，紫袖垂时，召赋蓬莱祥瑞；天上闻歌归来，旧日秦娥，巧相嘲戏：道先生遇似青莲；妄与屯田无异？（自注：柳耆卿进《醉蓬莱》词，仁宗读至“太液波翻”二字，愤然掷之地。）

词只十一句，却从应试一直写到被黜还乡。其时尚未召试，故知此十一句皆为想像中的情况。不预贺其年春风得意，扶摇直上；而预料其将如柳永之见恶于宋仁宗。自来赠人之作，无此写法，可知必有深意在内，试为释之。

过片三句，谓其年应词科，必获高第。“行缀”即“缀行”，此二字不可忽！《唐抚言》：“唐太宗私幸端门，见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意谓康熙特举词科，意在牢笼士林。而规箴的主旨，即在提醒陈其年，勿受牢笼。而用柳永的故事作暗喻，以为警惕。

柳永与宋仁宗的故事，据宋人笔记所载如此：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能改斋漫录》）

“永为屯田员外郎，会太史奏：老人星现。时秋霁，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词臣为乐章；内侍属柳应制。柳方冀进用，作此词进（指《醉蓬莱》词）。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惮。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于地。自此不复擢用。”（黄花庵）

按：真宗崩时，仁宗方在冲龄，何得有“御制挽词”？果有其事，柳永不当存稿，至少亦应删改。今《乐章集》所收《醉蓬莱》一词，系题：“废老人呈现”，依然是“渐”字领起，依然是“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及“太液波翻”的字样。孙枝蔚不应不明此典不实，而仍引用，预料陈其年将来会“召赋蓬莱祥端”，会被黜，会被“旧日秦娥”相嘲。“先生遇似青莲，妄与屯田无异！”岂非过于武断无礼？

其实，这是孙枝蔚心所谓危的激切忠告。他要为陈其年提醒者有二：第一，康熙与顺治不同，并不好“浮艳虚华之文”。在宋仁宗时，“填词柳三变”，早达宸听。而陈其年当时，虽词名满天下，康熙并不知其人。此由“看从此宫禁闻名”一语可知。“从此”者，指应试之后，其前固不曾名传宫禁。既然如此，其年如希冀以词臣进用，诚为大谬。

而最主要的是，满清入关，忌讳甚多。不识忌讳，则“妄与屯田无异！”孙枝蔚特作小注：“柳耆卿进醉蓬莱词”云云，自有深意。假使柳永生于康熙，而“太液波翻”被认为四海不宁之喻，则震怒之下，祸且不免，绝非“愤然掷之地”而已。

孙枝蔚作此忠告，自是有见而发，不同危言耸听。稽诸清初文录，诚为信而有征。施愚山本取在上上卷中，因诗句中有“清彝”字样，读卷四大臣，除李慰以外，皆主摒斥。因为“清彝”典“清夷”同音。忌讳之深、之可笑如此！

至于康熙并不喜词臣，则朱竹的故事，最可说明一切。当时鸿博取中者，“俱令纂修明史”，史馆中尤负盛名者为“三布衣”。

“三布衣”除朱彝尊以外，另二人为无锡严绳孙、吴江潘耒。严绳孙被征时，年已五十七，不愿出山而不可。应试之日，托辞目疾，“省耕诗二十韵”只赋八韵，希望以不完卷而被黜。结果因为“史局不可无此人”而仍被授为检讨。《明史遣逸传》即出此公手笔。

潘耒字稼堂，吴江人。顾炎武的入室弟子。生有奇慧，于书无所不谈，音韵之道，能传师学。对明史的纂修，颇有贡献。

三布衣中的朱、潘二人，在京中很出风头。但到康熙二十三年，同叹嗟跌。潘耒以“浮躁轻率”为翰院掌院学士牛钮所劾，奉旨降调，于是辞官而归。朱彝尊则以私带书手到史馆，抄录各方所进之书，亦为牛钮所劾，降级逐出内廷。

潘朱被黜，均因得罪权贵之故。潘耒应诏陈言，以为“建言古无专责，人人得上书言事”，主张大开言路，正触权臣李额图、明珠之忌，所谓“浮躁轻率”，如此而已。

朱彝尊的被逐，是“文字之祸”。先引孟心史先生《己未词科录外录》：

“竹以《咏史》二绝，为人所嫉，此自是当时事实，然未明言嫉者何人？今按诗中所指，乃高士奇耳。士奇与励杜讷，先以善书直南斋。鸿博试后，明年，高、励俱以同博学鸿儒试，士奇由中书超授翰林侍讲，杜讷由州同超授编修。杜讷不以著作名，得此殊遇，盖非竹所指及。竹诗自谓以文字享盛名者耳。其诗言：‘汉室将将出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降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此谓鸿博之外，复有同鸿博。学问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

“又云：‘片石韩陵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此尤可知其为士奇发矣。以士奇之人品……空疏寡学，实不是四大雅之林。”

据周弃子先生见告，孟引朱诗有误，“汉室将将出群雄”应作“屈群雄”，“片石韩陵”应作“海内文章”。第一首咏汉初大封功臣事，品后定十八侯位次，萧何为首，降及丁复、虫逢之流，竟不知功勋何在。“绛”者绛侯周勃，“灌”者，颍阴侯灌婴，皆为从高祖定天下的大功臣。“后来不分”，无名小卒亦在“十八元功”之列，此所以谓之“屈群雄”，亦是朱彝尊为其“同年”叫屈。

这首讥刺鸿博冒滥的诗，凡未应十八年三月初一之试，而赐鸿博出身者，多在被骂之列。至于第二首则专骂高士奇，拟之为祖孝征，后先继步，奇切无比，难怪高士奇恨之刺骨。

按：孝征为祖之字，北齐范阳人，后主时官至尚书左仆射，豪纵淫逸。本传说他“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此与高士奇的情况，大致相同。尤为巧合的是，祖孝征有《修文殿御览》一书，而高士奇恰好亦有《天禄识余》一书，皆为士林笑谈。

《修文殿御览》是一部类书，共三百六十卷，据说是《太平御览》的祖本。《己未词科录外录》引《文献通考》云：

“通考经籍考‘御览’下云：‘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其所编集独至今传世。当盗《编略》论众，今书毋乃盗以为己功耶？’遍略，梁徐僧权所为也。”

《天禄识余》是一部读书笔记。高士奇自以为获读禁中秘笈，心得殊多，其资了无足观。孟心史先生指出：“稍阅岁时，遂为艺林笑柄，发之者杭堇浦，述之者《四库提要》，而士奇著书之声价定矣！”

按：纪晓岚所作《四库提要》，述《天禄识余》；“是书杂采宋、明人说部，缀缉成篇，辗转裨贩，了无新解，舛误之处尤多。”以下全录杭堇浦所作此书的跋语，“纠缪多处，如不观《地理通释》，妄分两函谷关为秦、汉”；如“银八两为‘流’本《汉书食货志》，乃引《集韵》以为创获”；如“‘青云’二字有四解，乃遽以隐逸当之”，以为“采撷若此，可以征其造诣”。提要则作评断：“取此书复勘之，竟不能谓世骏（杭堇浦）轻诋。”

高士奇的其他著作，如《左传纪事本末》，“因袭前人成书，稍稍变其面目，为尽人所能为”，“春秋地名考略，乃倩秀水徐胜代作”等等，经孟先生所指出者，亦即为当时士林的公评。其行径与“小人之尤”的祖孝征何异？不过他人知不言，朱彝尊以精警之语，标而出之，使士奇之学，不待盖棺，便可论定，其为致憾于朱，必欲去之而后快，是可以想像得之的。

朱、潘之被黜，以及同一年亦为朱、潘一榜的无锡秦松龄，因顺天乡试磨勘而革职，都是高士奇捣的鬼。但如康熙好文爱才，重视词臣，必不因小故作重谴，亦必不使朱、潘、秦等，受辱于牛钮、高士奇之流。则陈其年果真持着柳屯田的那种想法，希冀以词臣进用，实为大谬。康熙朝自亦有词臣而得重用者，但于其学问才气无关，如李光地、徐乾学、高士奇等辈。无非布耳目、驱鹰犬，是一种政治技巧上的高度运用。

当朱、潘被黜时，陈其年已下世两年。自鸿博试后，他在史馆两年有余，看花、饮酒、填词，依然度其名士生涯。其年早岁颇得龚芝麓的照应，所以与龚一辈的高年大臣如李慰、冯溥等，亦都另眼相看。李、冯又为鸿博的读卷官，于陈新结师生之谊，情分更觉不同。史馆的俸给无几，陈其年常得这两位老师的接济，可想而知。至如高士奇者，有心结纳，而其年意思落落，并无往还。《湖海楼》词中有《贺新郎》一首，题作“赠高内翰澹人”可证：

“家傍红墙里，羡薇郎桃花绶带，翩何清绮？白玉阑干黄金钥，别殿秋晴似水；频宣召采毫才子。尘世那知天上景？但微闻奏赋天颜喜，眉子砚，澄心纸。鄙人琐琐吴蒙耳！怅生平潜踪屠钓，埋名井里，一头绿蓑三弄笛，伎俩如斯而已。只合向江南闲睡。深感云霄凭问讯：算人生几度逢知己，燕市上，浩歌起。”

高士奇其时方为内阁中书，故称“内翰”。按：《清朝翰詹源流编年》，康熙十六年冬十月“敕选翰林官供奉内廷”条，录上谕：“书写之事，止令高士奇在内供奉，加内阁中书衔，食正六品俸，内务府拨房居住。”此即起句“家傍红墙里”的由来。上片盛道高士奇得恃天颜，为罕有之荣。“微闻奏赋天颜喜”本为恭维之语，紧接“眉子砚，澄心纸”两样文房名物，虽可解释为蒙颁文绮之赐，但亦明明道出，高士奇不过一供奉的书手而已。

下片自陈无所长，只合与渔樵共老。“深感云霄凭问讯”，可以想见高士奇深致殷勤，而句中绝无曾见面，或受愧遗之意。以下“算人生几度逢知己”是客气话。结句“燕市上，浩歌起”，与过片数句相呼应。“浩歌”指白居易《浩歌行》，借古人成句，自道：“未死有酒且酣歌，颜回短命伯夷饿；我今所得亦已多。功名富贵须待命，命若不来知奈何！”乃以旷达语作辞谢。高士奇一向善于招摇，以“门路独真”，大概曾托人向陈其年致意，谓可以荐其才学，径达天听，富贵可期。而陈其年耻于如此进身，而又不便直言拒绝，因此作词，自陈志趣，兼以酬答“知遇”之意。

于此可知，以后高士奇由一书手变为“词臣”，一旦得意，思舆士林之列。而如陈其年不死，恐终不免为朱潘之续。

陈其年半生漂泊，佳节不归，作《望江南》词，追忆端阳做客，即有金陵、南徐、扬州、吴门、西湖、嘉兴、如皋、前门（京师）、南阳等地。而客游或携姬人，或携娈童，似乎绝少偕妻出游，其实伉俪感情甚深。陈夫人殁于康熙十九年。第二年自立秋起，其年陆续有八首“矣”字韵的《贺新郎》，皆为悼亡之作。穷愁潦倒，忆妇思乡，因而恹恹成病。第七首题作：“腊月初六日是余生日，即亡妇忌辰也。词以志痛，仍用前韵”。

嫁与黔娄矣!忆糟糠稳他不住，两眸清水。为我悬弧梵夹，下列瑶签第几？直絮得鹦哥流涕。今日莲幢余转拜，原相怜，再世休如此！花簌簌，堕成雨。安排果系干支耳？记当年代占鸡卜，偏央邻里；更唤街南盲妇到，弹动香蛇子，推测尽五行生死。磨蝎早知真见祟，便长贫忍客京华里？朝飞雉，寒难起。

上片言每逢生日，妻子必为之诵经祈福。“梵夹”者佛经。“今日莲幢余转拜，愿相怜，再世休如此！”沉痛语中，正见深情。下片起句，以命运果真在八字注定自问，转入当年妻子为之卜卦算命的回忆，而失悔于果真富贵无分，又何必徒客京华？不如栖守故里，虽贫犹得骨肉团聚？于此可知，其年之应鸿博，实以“饥来驱我”，无可奈何。而词臣清苦，大失所望之情，亦宛然如见。

至除夜又作一词：“辛酉除夕恭遇两宫徽号覃恩，臣妻亦沾一命。感怀纪事，仍用前韵”：

一岁将阑矣！怅年华挽他不住；滔滔似水。五十余番婪尾酒，愁类今番有几？蜡烛也替人流涕。愁绝客冬逢是节，盼征轺尚冀人来此；浑不道，竟成雨。

栖迟只为君恩耳，宁不念茶香荀滑，铜官故里？今日五花沾一命，波及臣之妻子；敢尚诉臣饥欲死？倘比黄花人尚在，制翟衣寄到深闺里，虽病也，定然起！

这样的词，最见其年的才气，也最见其年的深情。一百十六字中，包含许多情事，他人需刻意经营者，其年随笔而道，毫不费力，而靡不尽意，真为杰构。

上片除夕，追念平生，自伤老境，而归结于去年此日，犹盼征轺。当是有接春之事，而妻子已殁于十二月初六。江南路遥，噩耗犹未到京。下片喃喃自道，似向亡妻诉委屈，实乃自诉委屈，而归结于五花诰封之颁，妻不及见。“翟衣”不知出于何典，望文生义，当指霞帔。此词与前词合看，可以明显地看出，陈夫人对其年之出仕，期望至为殷切。则应征鸿博，或者出于妻子敦促，并非本心，亦未可知。

其年壮岁凡自叙之词，类皆豪迈，如“被酒与客语，调寄水调歌头”：

老子半生事，慷慨喜交游。过江王谢子弟，填巷哄华驺。曾记兽肥草浅，正值风毛雨血，大猎北冈头；日暮不归去，霜色冷吴钩。今老大，嗟落拓，转沉浮。畴昔博徒酒侣，一半葬荒丘。闭置车中新妇，羞缩严家饿隶，说着亦堪愁。我为若起舞，若定解此不！

虽嗟落拓，犹自酒酣起舞，豪情不减。自悼亡后，出语萧索，刻意言愁，令人不忍卒读。此为生之意志衰退的迹象，所谓不祥之兆，非尽无稽。其绝笔一词，作为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十三，调名“愁春未醒”，题为《墙外丁香花盛开感赋》：

攀来尚隔，望处偏清。算开到此花，阑珊春已在长亭！滴粉搓酥，小红墙角倍分明。年年此际，笼归马上，递偏春城。

昨岁看花，有人秃袖，擘阮捱筝；怅新来梁间燕去，往事星星。只有邻花，依依不作路旁情。夜深难睡，缤纷花影，筛满空庭。

按：此词是在京中所作，“春城”可证。玩味词意，乃在思念去年此时所昵的歌童。“秃袖”者“秃衿小袖”的略语，“阮”者阮成，与月琴一类的乐器；“怅新来梁间燕去”，则知寄巢未几，翩然复去；下文“只有邻花，依依不作路旁情”，正反衬此歌童的绝裾无情。怨而不怒，此老毕竟温柔多情。

此词之后，有其年四弟宗石的识语：

“此先兄壬戌年四月十三日作也。先兄即于五月初七日捐馆，读‘算开到此花，阑珊春已在长亭’十二字，竟成词谶……此阕已后，‘广凌散’不复弹矣！”是为绝笔之证。其年之死，《清史稿》本传说他“卒于史馆”。而《清诗纪事》说他“以头痈卒于河南”。邓石如不妄言，所记必有所本。以意测度，大概是四月十三以后，头痈疾作，南归养病，卒于途中。

陈其年殁后第八年，亦即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湖海楼词集》问世。在此以前，其年的词集已刊行者，有与朱竹合刻的《朱陈村词》，自刻的《乌丝词》、《迦陵词》，而惟有《湖海楼》为词的全集。

《湖海楼词集》为其年胞弟宗石所刻。其年昆季五人，居长。宗石行四，是侯方域的女婿，入赘商丘。康熙二十几年，在河北当县官，节俸为其长兄刊诗集、文集。而词集则卷帙浩繁，力有未逮，迟至二十八年始得付梓。

宗石在序文中说，其年“中年始学为诗余，晚岁尤好之不厌，或一日得数十首，或一韵至十余阕。统计小令、中调、长调，共得四百一十六调，共词一千六百二十九阕……自唐宋元明以来，从事倚声者，未有如吾伯兄之富且工也。”实际犹不止此数，连逸稿在内，总在一千八百首左右。

《湖海楼词集》共三十卷，计小令五卷共三百九十首；中调六卷共二百九十五首；长调九百四十四首，合为一千六百二十九首。这部词集，除了卷帙之富，古今第一以外，还有一项非常珍贵而权威的特色，即一至二十一卷，每卷皆由四位至好或好其词者公选，一时名家，网罗殆尽。约略而数，有宋琬、曹尔堪、曹溶、汤赋、王士禄、纳兰成德、吴任臣、彭孙、曹贞吉、严绳孙、朱彝尊、朱实颖、杜、毛奇龄、姜宸英、方象瑛、宋荦、毛骥、王士祯、徐乾学、尤侗、吴绮、米汉雯、王鸿绪、徐嘉炎、梁佩兰、王、陆芬、邓汉仪、梅庚等等，泰半为文苑传中的人物。然而，此可资为谈助，并不足以使《湖海楼词集》增重生色。其年之词，自足千古！

其年有弟四人。最小的乳名阿龙，生于壬辰（顺治十年），其时陈贞慧四十九岁。阿龙是庶出。其仲、叔、季三人，并皆能词。阿龙自小失怙恃，随四哥宗石住商丘，其年有《三姝媚》一首，题作“送子万弟携五弟之睢阳。并令二弟、三弟、四弟同和。他日一展齐纨，便成聚首也。”此词为“别”字韵，录仲、叔、季和作，以见一门风雅：

故园兄弟，正秋冬之际，殊难为别。几阵西风吹雁落，日暮云连天阔。此去平台，梦回水榭，相忆情空切。离筵宴罢，举头霜月初缺。最怜早岁亲亡，零丁孤苦，堪与何人说？潦倒一编予渐老，怅望同枝天末；客舍如家，家乡如客，泪也都成血。嘱渠自爱，榜师无奈催发。

此词为维嵋所作。维嵋字半雪，行二，“豁达多奇计”，而境遇坎坷，四十后即下世。

溪临罨画，奈聚首几时，又成离别。迢递他乡千里路，纵有音书辽阔。白雁黄花，才过重九，对景增凄切。参差云树，望中谁是伊阙？最是弟北兄南，匆匆判决，辛苦如何说？笑指阿龙年最小，此是吾家谢末。诲育成人，莫耽嬉戏，不负驹名血。乾坤苍莽，慎旃车揭风发！

此词为维岳所作。维岳字纬云，行三。除其年外，纬云的诗词，都胜过兄弟。

蓼莪罢咏，叹哥南弟北，顿成离别。一夜西风驱断雁，月冷后湖空阔。千里睢阳，三更梁苑，梦里思乡切。悲来欲语，口中无限卸阙。幸喜故国重来，对床风雨，细把离情说；毁卵破巢多少恨，赢得孤身天末。倏忽春深，无端秋尽，看尽枫成血；扁舟江上，可怜明又将发。

此词为宗石所作，宗石即子万，行四。他是侯方域的女婿。《壮悔堂文集》中有一篇《赠陈郎序》，作于宗石十岁时，序言，缔姻于乙酉，“陈郎方二岁”，则出生于甲申，正思宗殉国之年；又言：“郎名宗石，字万，取万石君之义。”《史记-一百三万石君传》：“其父赵人也，姓石氏，赵亡，徙居温。”万石君以恭敬事汉高，子孙繁昌，家门鼎盛，以孝谨著闻于郡国。但万石君出身微贱，亦“无文学”。陈贞慧以贵介公子，为子命名，即以孝谨期许，则古人孝谨者甚多，何以独独责望其以万石君为宗？自有深意在内。大概陈贞慧此时已决心终老于岩壑之间，而又不愿子孙长久贫贱，暗示不妨另投新主，以孝谨起家保富贵，虽弃本姓无碍。宗石后为侯氏赘婿，此为士大夫家所卑视之事，而宗石毅然行之，且携幼弟住于岳家，或亦因父教之故。但身历其境，必有无数委屈，此所以宗石所和一词，尤为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