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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政治家——君主政体的影子——支持共和的人——坚持自己的观点——财政政策——投机活动——银行法案——银行促生了腐败——国债——支持新宪法——广大民众的支持——菲利普·弗瑞诺引起的论战
杰斐逊才华卓越，智慧超群，是位成功的政治家，在美国历史上就像一颗璀璨的明星。他与别人之间不太受人称颂的斗争也众说纷纭。杰斐逊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具有政治家所没有的一些优点。杰斐逊还是一位思想家，深刻地思考政府理论以及社会、政治组织原则。他是激进分子中的激进分子，是激进阶级中的民主主义者。他从未宣称过民众应该组织政府，因为他的潜意识中，政府根本不应该存在。“人权”是当时最流行的词语。杰斐逊认为“人权”意味着完全没有政府控制。相对温和的政敌们称杰斐逊为“空想家”。他那些不合实际的空洞理论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更尖刻的攻击者们指责杰斐逊不诚实。杰斐逊也有不聪明的时候。他以自己惯常的方式处理问题，从不计较小事，总是粗心大意。杰斐逊信守自由学说，奉行宽松的民主，坚持无政府主义，不放弃宗教立场，对宗教的热忱和激情堪比穆罕默德或约翰·卫斯理[1]。杰斐逊总是怀疑与自己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他们邪恶可憎，在人类最关切的问题上散播谎言。杰斐逊有可能听信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传言，对持不同观点的人早就怀有成见。杰斐逊善于观察，才思敏捷，很快就看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用什么办法迅速组织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式团体。杰斐逊看到，支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都是能力非凡、雄心勃勃的人。有些人得到了公众的信任，获得了权力；有些人狂敛了大笔财富；还有些人树立了广泛而强大的社会、政治影响力。看着这些毫无前途的发展，杰斐逊既恐惧又反感，情不自禁地担忧人类的自由将在美国彻底毁灭。透过联邦主义者神秘的政策，展现在杰斐逊眼前的是君主体制的影子。杰斐逊觉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位财政部长的每一项措施都是君主政体下的狡猾手段。联邦主义者们每次集会，杰斐逊都仿佛能听到那些“君主主义者们”的小声谋划。如果有人饭后喝了酒，说了大话，传到杰斐逊的耳朵里又会被夸大。他会将听到的话记下，作为君主政体计划有力的证据。杰斐逊将自己写在纸上的偏激思想寄给了朋友们。这些片断后来被收集到一起，形成了他的《语录》。杰斐逊悲伤地将别人为自己散播的流言蜚语告诉了乔治·华盛顿，并一再重复，但乔治·华盛顿却说他在胡说八道。
约翰·卫斯理向民众讲解基督教教义
约翰·卫斯理向印第安人传教
多年之后，杰斐逊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说，他刚到纽约不久，就看出了这种可怕的君主政体倾向。
杰斐逊说：“总统热诚地接待了我，我的同事们及圈内所有重要的人物都明确表示欢迎我的到来。两个对立的政治派系都对我这个初来乍到者谦恭有礼，将我当作他们中间的一员。他们饭后谈论的内容让我感到很惊奇，也很没面子。他们谈论的主题当然是政治。他们更愿意要君主政体，而不愿选择共和政府。我不是一个放弃自己信仰的人，也不是一个伪君子。我发现在场的所有人中间，我是唯一支持共和的人。”
这些话萦绕在美国大地上，一直是人们争辩的内容。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任何夸张的说法都会被认为是谎言。事实上，杰斐逊后来发现自己的政治信仰并不完美，也曾痛苦万分。听到君主政体，杰斐逊就觉得是对民主的冒犯。宪法不可能做到让每个人都满意，宪法的作用通过政府才能体现出来。人们公开讨论宪法的效力，还未从心底里忠诚于宪法，也没有萌生对宪法的自豪感和深情。杰斐逊对君主政体深感忧虑。他甚至想改变政府形式，指控君主政体的拥护者。
杰斐逊觉得君主政体十分恐怖，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坚决反对宪法。这种说法不攻自破。长期以来人们都普遍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宪法最忠实的支持者。谁是谁非，乔治·华盛顿总统心知肚明。杰斐逊说：“他（乔治·华盛顿）认为，目前之所以争论不休，是因为有人怀疑某一党派做得太过分了。也许有人想把政府的形式变成君主政体，但他不相信有阴谋。也许有人希望在上流社会，特别是大城市里，实行君主政体，但东部、南部各州的绝大多数人都坚信共和。”这些话是杰斐逊自己说的，可靠性强。
我们要像探求真理一样对待杰斐逊的思想，不必过分关注他的行动。杰斐逊深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为了君主政治搞阴谋诡计，认定他们背叛了宪法。杰斐逊的信念刚开始时如同一粒芥菜种子一样微小，但他坚持不懈地反复声明自己的信念。他的信念不断增强，变得像参天大树一样茂盛。杰斐逊经常重申自己所持的观点，并找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天长日久，他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一位读者从杰斐逊的信件和回忆录中发现，杰斐逊将多年来挂在嘴边的“君主主义者”和“独裁主义者”们描述得像水蛇一样毒。这位读者认为，杰斐逊经常提到的这些人应该存在，若不然他就是将一些子虚乌有的东西说成事实。一谈到这个话题，杰斐逊往往真情流露。这种情感至深至强，难以言表，根本不像虚情假意。
杰斐逊认为君主主义者做事的目的令人厌恶，其手段也很卑鄙。他们连同拖欠的利息全额付清了国内债务，然后出台了各州债务承担方案。一年半的时间内，君主主义者们提供了许多投机机会。当时人们的热情高涨，就是现在生活在华尔街的人也望尘莫及。
城市里有资本、有远见和有事业心的人们低价购买了证券。尤其是纽约和费城的民众简直就是国会肚子里的蛔虫，什么信息都能预先知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追随者们也大胆加入这场投机活动。有人认为君主主义者们像稻草人一样虚张声势。后来，支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人获得了巨额财富，赢得了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力。杰斐逊等人感到既震惊又恐惧。他们指控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利用财政部长的职位，为他人提供牟取暴利的机会，让更多的人追随自己。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利用庞大的金融体系将美国从濒临破产的不景气状态变成了偿付能力较强、信誉良好的国家。杰斐逊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一切，认为这样的金融体系就像一台巨大、复杂而高效的机器，正在生产国内最危险的贵族政党。
杰斐逊讨厌军事机构，憎恶政府权力。他认为所有税收应该留给各州，取消消费税。从杰斐逊给国家银行的建议中也看不出他对银行有半点好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准备通过政治手段推行财政政策，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赞赏。财政部再也不会说自己难以支撑，联邦的存在已岌岌可危了。《银行法案》首先要合法，而且要从长远着眼。由于存在是否合法的问题，通过该法案困难重重。乔治·华盛顿向内阁官员们征求书面意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国内一篇著名的文章为论据来支持该法案。杰斐逊则从另一方面入手，强有力地论证只有自己能理解的法律问题。乔治·华盛顿瞻前顾后，最终决定签署该法案。乔治·华盛顿总是不愿干涉各位部长的工作。如果总统违宪了，最高法院可予以纠正。法庭上，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2]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论证没做任何补充，证实了银行的合宪性。法庭拒绝采纳杰斐逊的观点，牵强附会地解决了纯粹的法律问题。该问题的关键是从严解释宪法还是从宽解释宪法。杰斐逊认为应该从严解释宪法。不少人支持杰斐逊的观点。
杰斐逊只想到了该法案的合法性、合宪性问题及其政治意义，并没有考虑到它与国家财政、商业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银行法案》签署后，黄金和白银禁止流通，纸币一统天下。杰斐逊认为这种做法有百害而无一利，马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讲了不少荒谬的废话。资本家们争先恐后地认购股份。他们的认购远远超过了股本。杰斐逊开始担忧货币问题，闷闷不乐地给詹姆斯·门罗写信说：“我们每年将以八百万美元纸币中的百分之十三作为流通代价，若用金银，则可免去这笔费用。其中百分之七被认购者以利润方式拿去，百分之六为公共费用。纸币流通后，有六万纸币或两百万硬币作为特别存款，不能被提取，令人难以相信。人们为了寻求安全保护而存入银行的现金可能满足现金流通需求。”杰斐逊不知道银行的特别存款是违法的。显而易见，他不懂金融。
银行无论是否合宪，都能为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杰斐逊认为银行就像是一台多产的机器，也能制造出更多腐败分子支持那些危险而又有预谋的君主主义者。杰斐逊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称为“财政党”，变本加厉地指责他们，一生也没改变过对他们的看法。1818年，杰斐逊在《语录》的前言中写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君主主义者。他的目的是建立腐败的君主政体。”杰斐逊说，银行变成“影响力持久的生产腐败的机器”，腐蚀了立法机构，对财政系统的影响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杰斐逊认为，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们不仅经常被当作“董事”，根据该机构首脑的意愿投票，而且要和“股东们”一起谋划怎样可以让联邦党的得票占绝对优势。1793年3月3日，国会讨论威廉·贾尔斯[3]谴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著名决议。杰斐逊写道：“组成众议院的成员比较复杂，有银行董事、银行股票持有人、股票经纪人、盲目投资者。有些人很无知，还有一些人又懒又幽默，不愿意谴责别人。有人预测，银行董事、银行股票持有人、股票经纪人占了众议院议员的三分之一。盲目投资者、无知的人、懒人又占了剩余人数的一半。”杰斐逊指出，反联邦党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指控无中生有，不太光彩，最终将以失败而告终。杰斐逊认为《银行法案》的实施让人感到遗憾，也令人悲伤，对其中的错误深表同情。
《银行法案》会议上的乔治·华盛顿
约翰·马歇尔
大规模的投机活动结束后，杰斐逊开始担心国债。杰斐逊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派想巧妙而隐蔽地使用国债来永久性地腐化立法机构。一部分国债到期已好几年了，还没有兑现。杰斐逊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打算永远不让民众来兑现国债。他说，每个人都在观望，害怕“财政部的胆小鬼”和他们的“阴谋诡计”，“买了国债的人认为国债对公众是好事，越久越好，希望这笔债越来越多，让政府永远也还不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了短期内促进还债的计划，但杰斐逊仍然怀疑他。杰斐逊绝不相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政治上能做出一件诚实的事来，对他的偏见根深蒂固。
乔治·华盛顿总统密切关注着部长们，发现他们互不信任，已经组建了敌对的政党。乔治·华盛顿是全国人民的总统，决不与任何党派往来。对立党派的领导人争论不休，不断相互指责、互相抱怨，乔治·华盛顿不能充耳不闻。1792年5月23日，杰斐逊给乔治·华盛顿写了一封长信，探讨了两党争斗这个“令人焦虑的问题”。因为两党争斗与整个国家事务息息相关，“搅”得大家不得安宁。杰斐逊说，新形势下增加国债不可避免，但国债多得无法偿还，这是“人为地将债务人和债权人账户的全部金额相加而造成的。”国家资金被挥霍无度，产生了“许多腐败分子，他们把持了立法机关”大有“摆脱宪法限制的意向。”“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共和政体到君主制的转变做好准备。”杰斐逊认为，“腐败的立法机关”将成为“国王、贵族、公爵和平民的产生地，成为任人操纵的工具。”债务人在南方，债权人在北方。这种分配上的不均衡使联邦面临解散的危险。杰斐逊深信，只有乔治·华盛顿继续执政，才能避免这种危险。杰斐逊将反对总统连任的理由搁置一边，恳求乔治·华盛顿不要退休。一有机会，杰斐逊就反复说这件令人担忧的事。1792年7月10日，杰斐逊力劝乔治·华盛顿，说：“没必要再增加国债，因为它不断腐蚀立法机关。参议院和众议院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投票支持纸币和股票经纪人的利益。审查这些人的投票时发现，他们对财政部每一项措施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些措施大多数是由少数人制定，然后由多数人投票通过的。”
1792年2月至3月，杰斐逊曾告诉乔治·华盛顿，财政部惹得人们怨声载道：
这种金融体系不用真金白银，而是用纸币来哄骗各州。民众不再热衷于商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其他各种实用的工业，而带着他们的资金都卷入一场赌博，败坏了道德，并将不正之风带进了政府。事实上，法律正在审议的时候，某些议员借机大赚一笔，然后投票支持法律……议员们的提议和以前大不相同。许多人都开始关注议员们的提议，因为这些提议让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有限制的政府还是没有限制的政府之下。
杰斐逊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发表看法。“这份报告打着奖励某些制造业的旗号”，旨在掌控国会，控制社会福利、货币使用等一切事务。1792年10月1日，杰斐逊向乔治·华盛顿报告：
民众是可靠的，许多派系中有君主政体的意图，财政部长就是其中之一。我曾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过，宪法软弱无力，不甚完善，还需改进。我回想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议会会议中曾力主设立英式宪法，没能成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所有措施都殊途同归。有些措施引起了立法机构的腐败。许多议员对这位财政部长百依百顺，叫他们往东，他们绝对不敢向西。看到这些现象，我们心中自然不舒服。
1793年2月7日，杰斐逊再次表示：“国会中有不少议员对财政部言听计从。”他们投票时本应忠诚于选民，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致使制定的法律违背了民众的本意，引起了南方的不满。
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外，杰斐逊很少攻击别人。1791年5月8日，他却借别的事情狠狠地攻击了约翰·亚当斯。杰斐逊说：“恐怕是印刷工粗心大意将内容印错了，致使我攻击了约翰·亚当斯。他是我诚实、无私的朋友。长期以来，我们都信奉共和，观点一致。我对他更是尊敬有加。即使他改变信仰，去追随世袭君主制和贵族制度，我们的友谊仍在。”杰斐逊对乔治·华盛顿这样说，对其他人也这样说。早在1791年2月4日，杰斐逊写信给乔治·梅森上校[4]，说：“我们中间有些人相信英国宪法包含了最完美的制度。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在民众中地位很高。”1791年7月29日，杰斐逊在写给托马斯·潘恩的信中提到，“这里有一派人，名声很大，人数不多”，错误地认为人们正在“皈依”有国王、贵族和平民之分的“君主政体”。杰斐逊又很有礼貌地补充道，这种错误已“得到制止”。随着托马斯·潘恩《人权》的出版，人们都“回过头来信奉共和。”1792年6月16日，杰斐逊写信给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说：“我们中间有一派人，宣称支持新宪法，不是因为新宪法本身有多好，而是新宪法和英国宪法非常接近，在他们眼中很完美……好多股票经纪人和宣扬君主政体的人进入了我们的立法机构，影响了不少议员。”面对众多繁杂事务，杰斐逊恐慌过、焦虑过，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杰斐逊真诚地热爱自己的国家，有坚定的信仰，发现民众也在追求共和，顿时倍受鼓舞。杰斐逊的信仰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遭到了冠冕堂皇的政治家和上流社会的反对。杰斐逊总会抓住时机摆脱不利因素。如果他发现某种思潮意义深远，与自己的追求一致，符合自己的期望，就会精神焕发，期待着这些思潮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影响国家的发展。杰斐逊有深刻的政治洞察力。他认为，民众参与政治、建立自由政体是大势所趋。上流社会的人们都佩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政治才能。杰斐逊信心十足地认为，只要像自己这样能干的人运筹帷幄，广大民众就能以绝对的优势战胜那个只有少数人组成的小团体。
杰斐逊信任民众，坚定地认为他们是不可战胜的力量，而且坚信这种力量完全可以发挥出来。杰斐逊认为，民众有足够的智慧做出分辨，会选择像自己和詹姆斯·麦迪逊这样诚实、能干的人主持国家事务。杰斐逊认为，在最理想的政体中，人们会发现自己的贫乏和无知，崇尚高贵的品质和杰出的智慧。当时，贫乏、无知的民众参与政治的确有点不可思议，但杰斐逊坚持认为他们谦逊质朴，懂得自我克制。杰斐逊想当然地认为民众总是好的，这是值得称颂的地方。自杰斐逊的学说形成以来，实际上没有多少人发生令人满意的变化。杰斐逊也不可能改变民众。杰斐逊所设想的民主政体中，民众会选择最优秀的人来管理国家。如果期望无法实现，杰斐逊无疑会失望而愤慨地放弃自己的观点。这只是一种推测，不知正确与否。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民主政治并未像杰斐逊所期望的那样发展。杰斐逊如果能看到后来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一定会大为震惊。
按当时的习俗，高级官员在报纸上交流政治观点时必须匿名。这种习惯有利有弊。它会使人与人之间相互怀疑、怨恨甚至敌对起来。杰斐逊与约翰·亚当斯之间的误会就源于此。当时杰斐逊犯了一个荒唐的错误。
约翰·亚当斯的《达维拉的演讲》现在读起来有点乏味，当时有民主倾向的读者们对它厌恶至极，因为书中言辞激烈地批评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说来也巧，《人权》在美国“唯一的副本”传到了杰斐逊手中。杰斐逊读完后“寄给了乔纳森·贝亚德·史密斯，让他的弟弟去重印。”杰斐逊说：“我不认识乔纳森·贝亚德·史密斯。我写了一封信，向他解释为什么我这个陌生人寄给他一本小册子。我告诉他，我很希望这本书能够被重印，并要求他在重印时把那些枯燥的笔记部分去掉。我们终于可以公开反对政治异端邪说了。”这位印刷工居然将那份笔记附在了书的最前面。杰斐逊看后大吃一惊。联邦党的作家们立刻像一群黄蜂似的对托马斯·潘恩进行口诛笔伐。一位叫“爱民者”的人还对托马斯·潘恩进行尖刻的讽刺。杰斐逊急忙给约翰·亚当斯先生家写了两封信解释，希望不要争吵，要与那愤愤不平、略显蔑视之意而又搬弄是非的“爱民者”对话。杰斐逊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写了这么多表达和平意向的信，这位“爱民者”居然是约翰·昆西·亚当斯——约翰·亚当斯引以为豪的儿子。这就是匿名在报纸发文章这种可怕的习惯带来的危险。
讽刺漫画：托马斯·潘恩拿着卷轴，上面写着“人权”，体现了他反对“君主政体”的本质
更严重的是当时的《国家公报》也参与这场风波、制造麻烦。杰斐逊任国务卿不久，詹姆斯·麦迪逊写信推荐菲利普·弗瑞诺作书记员。菲利普·弗瑞诺是民主主义者中的三流作家，诗写得也不怎么好。当时杰斐逊没有空缺的职位，后来需要一个“外语书记员”，工资为“每年二百五十美元”。工资这么少，也是为了让其他在职的书记员们安心地工作。杰斐逊亲切地给菲利普·弗瑞诺写信，给予他这并不起眼的职位。没想到这件小事却引起了一场没完没了的麻烦。这位收入低微的外语书记员为了维持生计，又找了一份兼职，在《国家公报》任编辑。更凑巧的是，菲利普·弗瑞诺先生对自己部门的领导特别信任，对财政部十分反感。
《芬诺公报》是为财政部代言的报纸，无人与之匹敌。新的《国家公报》却以莫大的勇气和进取精神，用不太文明的语言指控财政部，积极地支持国务院。菲利普·弗瑞诺不但信念坚定，而且笔锋犀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他的同党很快在菲利普·弗瑞诺的攻击下退缩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及其同党认为菲利普·弗瑞诺无足轻重，根本犯不着为他生气，国务卿才是此事的幕后操作者，是他们真正指控的对象。他们说，杰斐逊十分阴险，将所在部门的材料和信息提供给了那愤愤不平、下流不堪的文章作者，并发布在了报纸上。杰斐逊的同事不怀好意，不计后果地对别人恶意中伤。杰斐逊要对乔治·华盛顿总统负责，要对一切发生的事情负责。杰斐逊怒不可遏地驳斥了这些指责，表明自己与《国家公报》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时，杰斐逊开诚布公地说，《芬诺公报》上刊登的文章非常出色。杰斐逊既没有开除菲利普·弗瑞诺也没有责备他。一场指责过后，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杰斐逊应该有所举动，没想到他却无动于衷。杰斐逊明确表示，自己完全没有干涉过那篇文章，如果要干涉，以自己的足智多谋，肯定会阻止文章作者攻击乔治·华盛顿。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支持杰斐逊的观点。杰斐逊也称赞过这篇文章。不能轻易地说杰斐逊在这件事上做错了。菲利普·弗瑞诺或许无意间从杰斐逊那儿获得了灵感，用无限巧妙的语言写了那篇文章。让杰斐逊为该员工在编辑部所做的工作负责，那就太过分了。后来人们讨论，写了文章的职员就在杰斐逊的部门中，整天指责国家政策，恶语中伤内阁成员，杰斐逊是有意让他留在自己身边。这也反映出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杰斐逊与同事们之间的关系。
约翰·昆西·亚当斯
菲利普·弗瑞诺
1792年8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怒不可遏，亲自参与了论战。他化名“一个美国人”，突然出招，就像侏儒中的巨人，让众人震惊。虽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没有直接表明身份，但谁都知道那可怕的攻击出自谁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第一篇文章猛烈抨击杰斐逊没有开除菲利普·弗瑞诺，还继续和他保持联系。接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又指控杰斐逊对宪法和政府不忠。杰斐逊看到这猛烈的攻击后无动于衷，什么也没说。菲利普·弗瑞诺写文章明确表示，自己写文章时根本没有和杰斐逊沟通过，杰斐逊不知道这件事，从来没有写过、也没有讲过文章中的只言片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轻蔑地表示，除了杰斐逊外，别的对手都不配和自己交手。盛怒之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写的文章论点明确，铿锵有力。维护国务卿的人也不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论战伊始，就不得不和一群小打小闹者交锋。他对这些人的攻击也满不在乎。杰斐逊极其谨慎，不愿卷入激烈的论战。
看到这场突如其来的论战，乔治·华盛顿极为恼怒。这位品德高尚的总统很伤心也很失望。他努力地消除两派之间的分歧，去填平这历史以来就有的沟壑。乔治·华盛顿以个人名义分别给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写信，劝他们团结一致，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回复总统的信中，他俩对乔治·华盛顿彬彬有礼、体贴入微。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完全相悖，不可能和谐共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表示必须面对这场冲突，尽量不再卷入其中。杰斐逊也有理有据地为自己和所在的党派辩护，指责联邦党人及其政策。
杰斐逊曾说，他“进入政府时，决心不干涉立法机关，尽可能不干涉各部门的工作”。杰斐逊一丝不苟地遵守着这一明智的决定。每当回忆起自己曾参与了战时债务承担法案时，杰斐逊总是显得很痛苦。“我上了财政部长的当，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成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推行计划的工具。在政治生涯中，我犯过许多错误，每当想起此事，就后悔不已。”杰斐逊承认，他不同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政策。因为“这位财政部长通过自己的部门影响立法机构，反对自由，处心积虑地破坏共和。”杰斐逊指责国会中的“腐败队伍”，他们听命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通过投票改变形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操纵着他们“一步一步地破坏了宪法的原则，还宣称宪法无足轻重。”杰斐逊始终约束自己不去干涉财政部的工作，没想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但不思回报，反而伸出手来干涉外交事务，支持英国敌视法兰西王国，完全与自己背道而驰，也有悖于乔治·华盛顿的意愿。随后，杰斐逊开始关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化名“一个美国人”在《芬诺公报》上对自己的攻击。杰斐逊承认自己反对过宪法，但后来的宪法修正案正好说明对宪法的批评是正确的。如果说杰斐逊比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更反对宪法，说杰斐逊不忠于宪法，纯粹是无稽之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所以对宪法不满，是因为“其中没有国王，也没有英国式的上议院”。杰斐逊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希望国债“永远不要偿还，以此腐化和操纵立法机构”，而杰斐逊则希望“明天就能兑现”。杰斐逊喋喋不休地批评腐败问题：“财政部上百名职员及上千名收税官中，不知有多少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子侄、亲戚；不知有多少是参议员、众议员、印刷工人的亲戚朋友；不知有多少追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党派主义者。这些人都是在得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默许后才进入财政部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像洗纸牌一样，将数百万的钱倒来倒去。将纸币换成金银，又将金银换成纸币，从美国倒到欧洲，又从欧洲倒到美国，在适当的时间，以自己喜欢的方式与朋友们秘密交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想方设法运用手段，抓住任何机会结交朋友。谁也想不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指控我的理由竟然是因为我以二百五十美元的年薪安排诗人菲利普·弗瑞诺做外语书记员。”杰斐逊讲述了菲利普·弗瑞诺文章的来龙去脉，表明自己刚开始并不知道这篇文章。至于后来的事情，杰斐逊坚定地说：“我对天发誓，我从未发表过只言片语的观点，从来没企图它能产生任何影响。我自己没写过、也未口授过任何内容，也未间接地指示别人这样做过。我在报纸上所写的文章都有署名。我绝不会借别人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当我来这儿任职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尽快体面地退休。最好的时机莫过于宪法进行周期性修订或公务员更新时。对我来说，退休还为时尚早……我像一个饱经风霜的水手，最终看到了陆地，渴望停船靠岸的那一刻。我看到了自己退休的那一天，从现在到退休这段时间里只能度日如年。”杰斐逊说自己“完全无视所任职位带来的荣耀和酬金”，真正珍视的是“同胞们尊重我，并认为尊重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杰斐逊“不想在退休时受到别人的诽谤。历史将会证明，制造诽谤的人曾炮制阴谋反对自由，全然不顾生他养他、为他带来了无数荣誉的国家”。杰斐逊在一封信中曾含沙射影地说，民众并不认为他是“共和国的敌人”“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家”，也不认为他“浪费了国家的税收”“为了腐败而出卖了灵魂”。这封信写得有声有色，可以和著名的演讲词相媲美。信中的论点扑朔迷离，谴责时气势磅礴，抨击时尖酸刻薄，巧妙而真诚地将事实与传言交织在一起，义正辞严的抗议中不乏勇气和哀叹。信中包含了一些话特别实在，写得很真诚。乔治·华盛顿并未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失去信心。乔治·华盛顿明白，双方都有很大的让步空间，而且双方都认为对方存心不良，和解的希望很渺茫。多年以后，杰斐逊说，历史证明他的对手与众不同，历史也会嘲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国家养育了他，他却反对自由的国家。
任国务卿期间的杰斐逊
联邦主义历史学家们不认同信中的观点，认为杰斐逊总是疑神疑鬼，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争论不休。他们说，部长们的私人通信可以证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并没有诋毁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想费尽心机地写一封信去攻击别人并为自己辩解，但杰斐逊这样做了。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争论时都不知道对方要做什么，这样倒也公平。联邦主义者们争论的真正原因或许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杰斐逊气势磅礴的文章束手无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长期斗争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追随者们说杰斐逊阴险恐怖，常暗中诽谤和中伤别人，自己要承担风险时总会让部下出手。他们眼中的杰斐逊是一个可鄙而怯懦的人。这种说法若无事实根据，就有点夸大其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天生争强好胜、热情奔放、目空一切、自信十足，随时准备着和别人一较高下。虽胜负各半，但他并不悲观。杰斐逊倒像是一位平民中的教友派信徒，不愿与别人争论，也不想在报纸上发文章与别人展开论战。批评杰斐逊的人认为，杰斐逊不想表明政治观点，却在晚饭后和朋友谈论政治；不愿为报纸写政治文章，却在信中表达政治观点。杰斐逊情感真挚，不会在公开场合与任何人和解，更不会私下里诋毁别人。正是遵循这些原则，杰斐逊才会在谈话中或信中公开谈论其他公众人物和各种时事。
财政部门主管国家债务的清算，规定支付条款，负责建立银行和造币场，确定关税，组织税收。这些都是政府的主要业务。遇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杰斐逊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即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不太健全，杰斐逊对金融知识知之不多，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身居要职，管理得当，令人羡慕，影响力巨大，威望很高。杰斐逊完全有理由抱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越权行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情不自禁地认为自己在全国的地位至高无上，习惯于制定政策，并坚定不移地执行所制定的政策。杰斐逊的愤怒和沮丧并不奇怪，因为对金融领域不熟悉，同时，他不对放弃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斗争。若要稳操胜券，杰斐逊就得将斗争转移到施展自己才能的领域。幸运的是，这种转变正在迅速向前推进。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反对者们从多次失败中吸取了深刻教训，更加团结一致，普遍承认杰斐逊就是他们的领袖。国内政策已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的外交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面对新问题，杰斐逊和追随者们重新振作起来。他们最初被消极地称为“反联邦主义者”，后来成了有组织的政党，名称也很响亮。他们视君主政体为异端，自称“共和党人”表示忠诚于宪法。共和党人信奉民主。一部分共和党人称自己的政党为“民主共和党”。后来，共和党人觉得“民主”和“共和”放在一起不太恰当，故删去了“共和”二字。
注解：
[1] 约翰·卫斯理（1703—1791），18世纪英国国教（圣公会）神职人员和基督教神学家，为卫理宗的创始者。——译者注
[2] 约翰·马歇尔（1755—1835），美国政治家、法学家，曾任美国众议院议员、美国国务卿和美国首席大法官，曾判决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奠定了美国法院对国会法律的司法审查权的基础。——译者注
[3] 威廉·贾尔斯（1762—1830），美国民主共和党成员，美国第二届和第三届国会议员，曾任弗吉尼亚州州长。——译者注
[4] 乔治·梅森（1725—1792），美国政治家，1787年成为美国制宪会议代表，撰写《弗吉尼亚权利宣言》，被认为是《美国权利法案》之父。——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