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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下野的联邦党人——总统就职仪式——过度的简单朴素——梅里先生的不满——乌托邦式的和谐——两党建立了共同的原则——新英格兰的复兴——对联邦党人的宽容——官员免职——卡伦德的诽谤
1801年3月3日是联邦党人执政的最后一天。当天晚上，联邦党的官员们忙碌地干了一些不太体面的事情。约翰·亚当斯总统忙着提名联邦党人担任各种官职，参议院马上确认他的提名，国务卿约翰·马歇尔则热情地迅速签署任命状。午夜的钟声响起，将要出任司法部长的李维·林肯戏剧性地拿着杰斐逊的手表走进约翰·马歇尔的办公室，要求十二点钟务必完成办公任务。这时桌子上还有许多没有签完的任命状。联邦党人的行为的确不太光彩。杰斐逊曾郑重承诺，执政后不会影响以前在政府任职的官员。联邦党人公开宣称相信杰斐逊的承诺，却在下野之前大量安排自己人担任各种要职。约翰·亚当斯觉得，看到第二天新总统任职时的壮观场面后，自己有失脸面，于是连夜驾车黯然离开了华盛顿。某种意义上，这种“壮观”场面倒值得一看。杰斐逊坚定地践行民主，决不会像“君主主义者”一样在就职活动中讲排场。翌日，杰斐逊刻意身穿便装，屏退侍从，骑马来到国会大厦，下马后亲自将马拴在栅栏上，信步走进参议院议事厅。杰斐逊的就职演说文采飞扬，字里行间流露出无限的博爱情怀。杰斐逊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向人们传达了他坚定的信念。他的就职开启了人类发展历程中一个辉煌的时代。演讲结束后，杰斐逊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见证下宣誓就职。简单的就职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杰斐逊一向对招摇过市的做法嗤之以鼻。执政生涯中，杰斐逊始终保持自我克制，从不炫耀。有时这种谨慎的克制有点过头，反而显得自命不凡，矫揉造作。英国驻美国公使梅里先生来任职时“身着官服”，和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先生一起到总统官邸面见杰斐逊总统。梅里对当时所看到的一切很震惊，做了如下描述：
会议室内空无一人，詹姆斯·麦迪逊似乎也有点吃惊，于是径直向总统的书房走去。我跟在他后面，心中猜度着，莫不是总统要在书房隔壁的房间与我见面吧。詹姆斯·麦迪逊走进了另一个门，总统就在一间刚能容纳三个人的房间内。为了腾出一点儿空间，我不得不退出房间。当时的场面很尴尬，詹姆斯·麦迪逊向总统介绍了我的情况。后来，我从杰斐逊的言谈举止中得知，杰斐逊在这种地方接待我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意安排。接待过程中，我穿着官服，杰斐逊作为美国总统却身着便装，而且还穿着拖鞋，脚后跟露在外面。他的男式马裤、外衣和贴身衣物都显得不修边幅，一副邋遢样，好像故意穿成了这样。
杰斐逊常常将简单朴素看作原则问题。实际上，朴素和形式化的仪式各有千秋，只是个人虚荣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在外交场合，过度的朴素除了有点装腔作势之外，还会造成严重不良的影响。这位英国来的公使十分不满。他认为，整个场面都是提前安排好的，这样的接待方式不是对他个人的侮辱，而是侮辱了英王乔治三世。杰斐逊的目的并不是取悦梅里先生或乔治三世，他的衣着和举止都符合自己选民所在的社会阶层的标准。就像一个技艺超群的演员知道自己的观众喜欢什么一样，杰斐逊也能准确把握自己选民们的嗜好。
李维·林肯
任副总统时，杰斐逊曾说：“当副总统既体面又轻松，总统虽气派却很痛苦。”从以上轶事中可知，杰斐逊根本不讲排场，常常苦中作乐。国内外一致认为，杰斐逊执政期间美国变得平静而繁荣。当时共和党处于执政地位，杰斐逊清楚地预见，未来许多年里，共和党会继续兴旺发达。杰斐逊的思想和言行洋溢着博爱和善意。他认为，政府应该温和、理性、仁慈，远离邪恶的专制。如果美国政府是一个动物园，杰斐逊就是那里的管理者。他要让联邦主义的“狮子”们安静地躺在共和党的“羔羊”中间，极少数不可救药的“君主主义者”必须像蛇一样安全地关在他们自己设计的牢笼之中。杰斐逊说：“在共和党执政期间，我希望联邦党和共和党能够精诚团结。因反对法兰西共和国而加入联邦党的人可以重新加入共和党。纯粹的君主主义者人数较少，掀不起什么风浪。”杰斐逊的就职演说辞藻华丽，真情洋溢，他宣称：“我们是秉持相同原则的兄弟，只是名字不同，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我们虽然观点不同，却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因此，让我们鼓起勇气，满怀信心，追求我们自己的联邦和共和原则，共同向联邦奉献我们的忠诚。”
杰斐逊的讲话中不再区分共和党和联邦党，力求建立一个和谐的联盟。就职前两周，杰斐逊认为某些联邦党人在选举中的行为就像是在“宣战”，“但他们让我们看到全体联邦党人一边向人们警告解散政府的危险性，一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焦急地关注着他们所反对的新政府”。几天后，杰斐逊谈到联邦党人时说：“除个别的领导人之外，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站在了一起，对政府有感情也有信心。如果政府一开始就不做令联邦党人伤心的事，不抛弃他们，他们就会对政府产生好感。不久大家就一定会紧密团结在一起。”1801年3月14日，杰斐逊说：“许多因欧洲革命而陷入恐慌的民众已恢复正常。民众的情绪彻底恢复正常后，党内就不会有大的分歧。联邦党的领导人们还没能和我们站在一起，可现在他们已是孤家寡人。”
杰斐逊是位政治空想家，乌托邦式的和谐社会是他的理想之一。杰斐逊眼光敏锐，精神乐观。依他看来，全国大多数人都会成为共和党人，并长期占据优势，处于执政地位，从而出现民众所期望的局面。作为政治家，杰斐逊预见将来的政治形势肯定如自己所愿，也由衷地希望共和党人胜利地走向这样的未来。这种毫无半点自私和恶意的喜悦清楚地表露了杰斐逊的可敬之处和爱国情怀。杰斐逊为民众感到高兴，而不是个人在沾沾自喜。他并不是因为当了总统而高兴，真正让他快乐的是联邦党和共和党建立了共同的原则。1801年8月26日，杰斐逊写道：“执政期间，我一定要让国家成为统一的整体。”为了这个崇高的目标，杰斐逊全力以赴。他说，联邦党人“发现自己与以前的领导人划清了界线。如果共和党人没有过激的行为，将联邦党人当作自己的新朋友，不要让他们的感情受到伤害，过不了多久，联邦党人将会与共和党人团结一致。我们的国家也将恢复和谐团结的局面，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大好处”。
面对伟大的事业中取得的种种成功，杰斐逊兴奋不已。杰斐逊认为新英格兰一直是极端联邦主义的大本营，像一个政治黑暗的王国。1798年6月1日所写的信中，针对州与联邦分离的蠢行，杰斐逊写道：“如非要找人争论，我宁愿留住我们新英格兰的同胞，不愿看到我们的争论转移到别人身上。新英格兰的同胞们受到种种限制，人口密度很大，但人数并不多。他们被认为像犹太人一样，性格异常乖戾。这种情况下，联邦党和共和党自然会分裂。”1801年5月3日，杰斐逊说：“罗德岛的复兴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我希望新英格兰真正的精神开始复活，新英格兰将永远强大起来。罗德岛之后，佛蒙特州将会摆脱神权政治的枷锁。”杰斐逊认为，新英格兰民众的思想不断进步，真是让人喜出望外。新英格兰的传教士们常干涉政治。杰斐逊认为这些谙熟教义的人是最危险的敌人。杰斐逊说：“神职人员们并无怜悯之心，将救世主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律法禁止他们杀人，但无法禁止他们的谎言和诽谤。尽管这些人阻挠了共和思想，常常误导民众，可不久之后，马萨诸塞州一定会信奉共和。”担任总统一年后，杰斐逊说：“共和党在众议院占据多数席位，获得二比一的优势。在参议院，共和党获得十八比十五的优势。再进行一次选举之后，共和党人在参议院也将形成二比一的优势……联邦党人坦率地承认他们从此一蹶不振。”杰斐逊很机智地补充道：“共和党现在如此强大，肯定会再次分裂，但必须改用别的名称。人们对联邦主义者没有好感，若用“联邦党”这个名称，肯定无法兴旺发达。”
杰斐逊明智而温和地进行官员任免。杰斐逊对联邦党人实行了宽大政策，但联邦党人不但不领情，反而指控他播下了邪恶的种子，称这种政策为“政党分肥制”。联邦党人在杰斐逊就职前曾大量任命官员。杰斐逊完全能够以此为借口，大规模地免去联邦党人的官职。面对联邦党人不合理的指控，杰斐逊并没有这样做。恰恰相反，他对自己的对手非常宽容。杰斐逊以后的总统中除约翰·昆西·亚当斯外，没有人能像杰斐逊一样宽容政治对手。安德鲁·杰克逊执政时期所提倡的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民主与宽容，与杰斐逊大相径庭。1801年2月14日，在回复别人的来信时，杰斐逊针对这个有趣的话题说道：“按照自己职责行事的人都不会害怕我。那些作恶的人可能无所期待，没有政治原则……自从有了共和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之分后，共和党人在担任公职中一直受排挤。共和党人对职位的要求是合理的。他们应该在国家机关中占有足够的职位。”杰斐逊自然期待“联邦党人的良知”能够促使他们与共和党人“公平地达成一致。1800年3月3日晚上9点钟，共和党人举行了执政前第一次会议。联邦党人霸占了几乎所有的职位，可始终没有人承认……现在看来，共和党人完全应该填补可能出现的空缺，实现两党任职中的平衡”。
问题的关键不是如何填补空缺，而是怎样让一些职位空出来。坦率地说，摆在杰斐逊面前的问题是按照常规等待在职官员死亡、辞职或任期届满，还是勇敢地将大批官员免职。若要免职，被免职的必须是那些渎职或不称职的官员，数量不可太大，而且要逐步进行。将联邦党内不称职的官员清理干净毫无不妥之处。杰斐逊说：“1800年12月12日，选举结果已经揭晓。约翰·亚当斯先生快马加鞭，在联邦各部门任命了许多联邦党人。该工作一直持续到他卸任当天晚上十二时。别人看来，约翰·亚当斯并不是为自己任命官员，而是为继任者代劳。因为关乎国家大事，这种冠冕堂皇的做法使人敢怒不敢言。我认为约翰·亚当斯十二月以来所做的任命全都无效。”当然“官方的不当行为”也可以作为免职的理由。“那些称职、勤勤恳恳工作的人自然不能免职，因为没有拒绝他们的理由。虽然政治原则不同，可他们在尽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杰斐逊唯一想免职的是“法院的执行官和检察官”。杰斐逊认为，法院是“联邦主义者坚定而不可撼动的大本营。共和党人担任执行官和检察官后，才能进一步进入法院，才能保护公民中的共和党人”。司法部门的确既诚实又能干，共和党人也有充分的理由埋怨和不信任司法部门。最高法院有权解释新宪法，政治上的重要性与政府不相上下。然而，当时美国几乎所有法院的法官、地区检察官和执行官都是联邦党人，而且不可否认，他们大多都是党派主义者。联邦党在国会额外设立了一些席位，由约翰·亚当斯先生的得力朋友们所占据。杰斐逊上任后不久，共和党人就在国会废除了这些额外的席位。其他法院却不能用这种办法，那些执行官和检察官的职位只能通过免职才能空出。司法部门体系庞大、牵扯面广。杰斐逊认为，共和党有充分的理由在司法部门占有一席之地。杰斐逊将官员的渎职和不称职作为免职的依据，无疑引起了一种极端的倾向。人们开始相信证据不明的可疑指控。“挑选陪审团”就是常见的一种。这就像是披着体面的外衣，指控一些实质上并不该受谴责的事情。
杰斐逊制定了官员免职的原则，以书面形式发布，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杰斐逊宅心仁厚，本不愿免去任何人的官职，也坚决反对强行免职。过了一段时间后，杰斐逊也慢慢地懂得运用权力，强行将那些表现十分恶劣的官员免职。杰斐逊说：“免去别人职务是一件痛苦而糟糕的差事。许多人对我恶言相加，蓄谋激怒我，将联邦主义者们统统革职。”最后，杰斐逊将不再受人拥戴，联邦主义者也会认为杰斐逊迫害他们，共和党人与他们达成的和解也将付诸东流。杰斐逊说：“我根本没有激情来履行这令人讨厌的职责，更没有半点儿快乐可言。”执政两年后，杰斐逊写道：“国会第一次会议结束时，十六位官员因违反政治原则被强行免职。若不是有人违法乱纪，我也不会下决心免去任何人的职务。国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到第二次会议结束后，又有九人被免除职务。前后加起来共有二十五人因违反政治原则被免职，为共和党人腾出了职位。”1804年3月3日，杰斐逊对一项免职的原则做了说明：“决不赞成公开反对国家意志的人担任公职”。当然也拐弯抹角地指出，敌视执政党的人也不能担任公职。令人敬佩的是，杰斐逊的确没有违背他开始执政时所确立的原则。他以莫大的勇气和真诚留任了大量在职官员，而这些官员所在的党派一直在排斥共和主义者。如果当时执政的是联邦党而不是共和党，联邦党的领导人决不会像杰斐逊一样做出承诺。众多免职的官员中就有担任波士顿银行破产专员的约翰·昆西·亚当斯。联邦主义者认为这明显是在公报私仇。后来，杰斐逊写信给约翰·亚当斯夫人，对她的指责做了清楚的答复。杰斐逊为了腾出空职位而免除官员时，并不知道约翰·昆西·亚当斯当时所任何职。
选任官员很重要，也很困难。杰斐逊痛苦而谨慎地推进此事。他说：“我并不急着做出任命，没有比这更难办的差事了。很有必要了解预任官员的特点，但这种了解十分有限。”于是，杰斐逊请自己信任的朋友提供信息。不过，杰斐逊也难免有犯错误的时候。一位老迈无能的撒母耳主教出任了纽黑文市的收税官。别人对杰斐逊的攻击接踵而来。杰斐逊却辩解该任命无可挑剔。杰斐逊从不将一个官员过去的政治表现作为推荐任职的标准。他也会怒斥那些存心干预政治的联邦党官员。1801年2月2日，杰斐逊写道：“今后无论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的官员，只要干涉选举，统统免职。在联邦政府内，宪法救济受到限制，选举中根本无济于事。”后来，杰斐逊将“干涉选举并公开反对当前政府”列为官员免职的原则之一。杰斐逊所规定的免职原则对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一视同仁。1804年9月，杰斐逊对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说：“联邦政府的官员严重干涉选举，我们应私下里告诫他们，还是将他们的行为公之于众……”
杰斐逊对联邦党在职的官员也算得上仁至义尽了，但联邦主义者并没有在报纸上大书特书杰斐逊的善行。偏偏这时候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1]编造了荒唐的故事，恶语中伤杰斐逊。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出生于苏格兰，因写了一本《大不列颠政治演变》的小册子而被起诉，后来逃到美国避难，成了共和党的“笔杆子”。起初，杰斐逊认为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很能干，对别人的攻击粗俗而猛烈，善于毫无顾忌地谈论一些身居高位的人们不愿意让别人提及的隐私。就品德而言，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是个地地道道的可鄙之人，完全不顾忌别人的尊严和面子。就是他发现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雷诺兹夫人的恋情，并通过卑劣的手段将取得的证据公之于众。他还写了一些下三烂的文章攻击乔治·华盛顿。他的所作所为真是有点居心叵测，不可饶恕。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能力平平，只会粗鄙地指责并侮辱他人。如细作分析，他就是个无知的白痴。他的讽刺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常以为他是一个喝得烂醉如泥，写低俗文章的政治雇佣文人。杰斐逊说，自己打心眼里讨厌这位党徒。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几乎成了人人憎恨的害群之马。杰斐逊也曾三番五次地让他停止这种卑鄙的做法。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杰斐逊时不时地给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一些钱，接济他的生活。杰斐逊认为，这是因为自己心肠太软。联邦主义者们则指责杰斐逊，说他内心之中对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的工作很满意。
约翰·亚当斯执政期间，依据《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十个有罪之人被捕入狱，并处以罚款。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便是其中之一。杰斐逊执政后，赦免了他们的牢狱之灾，退还了罚款。联邦主义者称这是“滥用权力”。杰斐逊认为：“《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自始至终无效。国会似乎要强迫我们趴下来像尊神一样尊崇它的光辉形象。那些对国会的光辉形象有微词的人就违反了《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而身陷囹圄，遭受磨难。国会早应废止该法，将这些人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尽管杰斐逊担心自己卷入纷争，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毫不逃避责任。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之前得到了杰斐逊的慷慨资助，又受到了杰斐逊的鼓励，理应对杰斐逊感激涕零，但他不但没有半点感激之情，反而露出贪婪的本性，渴望得到更多的好处。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刚刚被释放出狱，就迫不及待地怂恿杰斐逊将里士满邮政局长革职，任命自己担任此职。这位邮政局长是位联邦主义者，曾任过编辑。杰斐逊很尊敬他，不想撤换他。这种正直的做法并没有使世俗的人们感到良心不安，反而使杰斐逊本人痛苦不堪。要求被拒绝后，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马上笼络了里士满《记录报》的编辑们，在报纸上接连不断地编造故事贬损杰斐逊。那些故事有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自己写的，也有别人提供的。《记录报》本是地方上不值一提的出版物，因登了这些故事传遍了美国的大街小巷。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猛烈的攻击虽卑鄙无耻，但相当有效。他说，杰斐逊过去是他的朋友，曾经向他提供资金，他们共同诽谤过乔治·华盛顿。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主要攻击的是杰斐逊的私生活。他所写的故事可谓自取其辱，让人讨厌到了极点。这些诽谤性的故事比起对一般婚外情的指控更加骇人听闻，自然没有重提的必要。任何正派的人都不愿意涉足这些龌龊的事情。有人认为，为了实现卑鄙的复仇目的，联邦主义者怂恿了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与他做了一笔交易。至少这些联邦党的绅士们应该记得，他们不久前还指责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是低俗而不可相信的骗子，何况此人还攻击过乔治·华盛顿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当时的记者们也捕风捉影，做了一些让人厌恶的龌龊之事。联邦党的作家们忙着从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的诽谤故事中大量汲取素材。杰斐逊淫逸放荡的谣言在美国变得家喻户晓。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杰斐逊从未试图否认这些诽谤。本指望联邦主义的历史学家们能对此做出公正的评价，没想到他们却认为杰斐逊的沉默正好证明了他的罪行。杰斐逊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不可能屈服于这些诽谤和诬蔑，也无法证明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所说的不是事实。也许我们认为，对这些诽谤最好置之不理，但当时它们严重影响了杰斐逊的心情和名声。作家们也在反复做着有损杰斐逊名誉的事情。人们心中的杰斐逊将会成为一个异常放荡淫乱之人。在当时崇尚道德、思想纯真的年代，在提倡感恩的国度，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智者贤人、爱国志士都无法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当然，绝不是说杰斐逊不如同时代的这些风云人物。实际也没有人会这样想。杰斐逊不可能做出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所说的事来。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的诽谤没有一点事实根据。杰斐逊的道德操守绝对不会逊色于和他地位相同的那些人。遇到官员任免的敏感事情，无论谁任总统都会遭到类似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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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1758—1803），美国著名的政治作家和报纸编辑，曾发表一系列文章诽谤杰斐逊，宣称杰斐逊和奴隶莎莉·赫明斯生了孩子。——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