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法文版为1587 ：le déclin de la dynastie des ming 。此外，尚有德文版、日文版及中文繁体字版，均筹备已久，都可望于今年夏秋间成书。

此书初稿完成于1976年夏季，仍在“四人帮”执政时代，当然不能盼望在中国出版。即使是英文版，也经过无数挫折。美国出版界，对商业性和学术性的分野极为严格。商业性的出版，以电视及广告作开路先锋，以短期大量行销、迅速结束为原则，否则书籍堆积于库房，妨碍资金的流通，迟滞今后业务。学术界的出版，由各大学的出版社负责，对经济方面的顾虑比较达观，可是又要顾虑学校的信誉与地位。况且美国之研究汉学，也有他们独到的地方。一般风格，注重分析，不注重综合。各大学执教的，都是专家，因为他们分工详尽，所以培养了无数青年学者，都戴上了显微镜的目光，对望远镜的观点，倒很少人注意；而且对学术的名目及型式，非常尊重。《万历十五年》在各方面讲，都在两者之间。所以商业性质的书局说，你的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恩怨，虽有一定兴趣，但是又因海瑞，牵涉明朝财政；因为李贽，提到中国思想，应属学术著作。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所以兹后于1979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毅然排除成见答应出版，北京中华书局在四人帮虽倒而国内情况仍在青黄不接的期间接受中文版，都要有相当的识见与度量，值得作者钦仰。

现在《万历十五年》既有这样多的版本，英文本又在美国若干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已出三版，并且经过当代文坛巨子欧蒲台（john updike）在著名杂志上作文推荐。中文本初版近三万册，也已售罄，并且准备再版，而且出精装本。这都是使作者感奋的事。

但是这本书仍只代表作者一部分意见，不是全部历史的观点。作者在中文版《自序》中提及：此书“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很显然，《万历十五年》虽有这样积极的表示，书中所写仍以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即欧蒲台的书评，也觉得指斥中国不好的地方，应和指斥西方和美国不好的地方相提并论。而且中文版的读者，还看不到的则是英法文版有富路特（dr．l．carrington goodrich）先生作序。此公现年九十岁，其父母在中国传教，葬在通州。他自己曾在中国青年会工作，注重提倡儿童体育，又在第一次大战时，领导中国在法的劳工。后来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多年。去年尚与其夫人打网球。其胸襟开阔，当代少有。他常常提醒我们，不要认为目前的偃蹇，忽视中国伟大的地方。《万历十五年》英文本富序有下面一段：

historians may re-examine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warnings for the future，but at the same time caution their readers to preserve what is of value．presumably，for china the experiences of both east and west must be drawn upon．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historian lay everything on the table．

法文则称：

les historiens peuvent soumettre les erreurs du passé à un nouvel examen dans l'espoir d'y trouver des avertissements pour l'avenir，mais ils peuvent en même temps recommander à leurs lecteurs de conserver ce qui a de la valeur．la chine a sans doute beaucoup à tirer des expériences de l'orient comme de l'occident. il est essentiel que l'historien ne cache rien de ce qu'il sait.

译为中文则为：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据此猜想，今后中国极需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因之作历史的人，务必将所有资料，全盘托出。

序内又说明：“检察中国的官僚制度，不是否认中国全部文化。”可见作者、序者、书评都表示谈论有不尽的地方，应留作日后交代。可是一本书，到底也有它的范围。况且《万历十五年》的初步立意，至今十年，世界局势已有相当变化。也就是我们在写作历史及欣赏历史的时候，身处其境的历史事物，也有了更动。十年以前尚不能全盘托出的资料，而今则能。有了这种机缘，作者才能不顾忌讳，更不拘形式地与编者及读者作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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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中文本作者姓名前，有一［美］字，表示我现在为美国公民。这在表彰事实之余，也很符合目前需要。因我之所谓“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必须有国际性。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的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比如西方所谓“自由”及“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差别。现在我虽作这种论调，仍是个人见解，不足代表美国时下的趋向。以这种见解看中国，更要胸襟开阔才能容纳。所以我一方面坚信美国立国精神有伟大的正义感，只待将两者之间的差别解释明白，很多误会即会冰释；另一方面在中国发表文章，尤其要强调道德非万能。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至于将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容我渐次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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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抗战第二年，即辍学从军。所从的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军校，毕业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国军十四师当过排长。后来也去过驻印军，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过参谋，曾随此公由缅甸前线去上海而入东北。也目击杜聿明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我自己没有卷入内战，实系侥幸，乃因在东北三个月即被送来美国入陆军参谋大学。以后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随朱世明将军解职而退伍。可是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代又认识了当日很多左倾名流，如作国歌的田汉先生寿昌，在我则为田伯伯。他曾告诉我年轻无数吃苦奋斗的经过。他的长子田海男，在我则为海男弟，也同我去成都，也同在十四师服务，也同去过日军占领的越北作过斥候，也同在驻印军工作。我也和他有过一度的竞争，所争的不是党派问题，也不是名位，而是到步兵前线作观察员的机会。事载1944年6月12日重庆《大公报》。也真料不到，他抗战一结束，即自动加入人民解放军，对装甲兵及炮兵的训练作过实质上的贡献，又去过朝鲜前线。而当日同我们一同起居办报的廖沫沙兄，则为日后三家村硕果仅存的元老。在武汉时代范长江兄则是无党无派，任《大公报》记者。他原名希天，北伐时从军，部队被打散。他曾亲自告诉我，一时贫病交迫，跳水自杀，被救后改名长江。曾几何时，他又做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以后在文革期间，在确山身故。这些事情，今日回顾有如梦寐。

因为我有了这些经验，开始立场就复杂，乃不能对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的观点雷同。况且二次来美后，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栈做小工。整日劳动后退居斗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深感风卷云消后，我自己已入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询人生意义的趋向。这还不过是初步。以后更结识了诸多的名流，遍阅诸家著作，泛游各地。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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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一百零一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九十九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作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例如郑贵妃是否掩袖工谗，她到底是否国家妖孽，和今人的关系至微。明代人之所以要在这些地方做文章，可见他们道德的观念过于窄狭，技术无法开展。我的书也已给欧美学生作教本，那些教师，当然不会在考试时要求学生在试卷上说明明代衰亡乃因泰昌皇帝朱常洛并非郑妃所生，而系恭妃王氏所出。他们从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应该在读我书时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去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如我们今日读英人魏黎（arthur waley）所作《中国人眼里的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through the chinese eye ），可见1840年，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而我自己所作的《1619年的辽东战役》也有小历史的情节。例如刘，中国方面的资料说他战死；满洲档案说他被俘后处死；朝鲜方面的资料则说他点燃火药自爆身死。文载联邦德国《远东杂志》（oriens extremus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则方从哲、杨镐当年丧师折将，有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多方的原因，和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情形极相似。是以痛责琦善、耆英及道光帝，于事无补，即咒骂光绪帝、李鸿章、丁汝昌也只能与咒骂郑贵妃和福王常洵相同，都仍不出长隧道内的观感。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即这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他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曾和英国的汉学家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作文阐述。现在我仍在做个别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主要重点，则系历史上有长期性的重要发展，牵涉很多事物的时候，很难是少数人的贤愚得失所能概括；必有其背面、侧面，即我们自己还没有看清楚的因素，此是后话。现在即从明朝末年，贯穿有清二百六十八年到民国初年，也可以从潜水艇夹肉面包的基点看到：

*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靠科举制度作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superstructure）与下层机构（infrastructure）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结束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 links），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这不是说整个一个世纪所有的人物毫无贤愚得失，只是他们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大历史的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长期贡献。要不是有这些积极的因素，中国1980年间也仍会和1910年间一样，不可能生存至今。我这样解释历史，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即对重洋远隔的师长同学，以及在内战期间丧生的亡友灵前，才都讲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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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得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我们今日一提到这问题，首先还没有把问题掌握清楚，就先要被质问，作者是否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可是最近根据法国历史学家鲍德尔（fernand braudel）考证，“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还是十九世纪后期的产物，而仅在二十世纪内广泛使用。马克思虽称“资本家”（capitalists）及“资本家的时代”（capitalist era），并未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今日我们公认为最先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实为史密斯（adam smith）。他自己也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他著的《原富》，在民国初年即在中国行销。而他在十八世纪著书时仅称商业的管制办法优胜于农业的管制办法。在研究大历史的立场，这种分析方法最能表现每个国家先后发展的程序，也才不会用抽象的道德观念，抹杀了实际上技术的作用及成效。今日中国主张实事求是，我觉得更应当收集未曾被滥用的资料，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检讨很多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的程序。

这样看来，以“资本主义”形态在欧洲作先锋者，实为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其中翘楚则为威尼斯，这城市在大陆所占有的农业地区经济力量有限，而市内碱水也不便制造，在教皇及神圣罗马帝国（其本身不在意大利而在德奥）争权、两不相让之间，取得独立地位。其最大的方便则是地方小，内部组织简单。十三世纪之后，其全部国家有如一个大都市，也如一个大公司，所有民法即全部为商法，所以也不顾天主教的教义，建设海军，竭力经商，为欧洲最先进的国家。

继威尼斯而兴起，则为荷兰，荷兰正式国名为“内德兰王国”（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历史上也称the dutch republic，或united netherlands。荷兰（holland）不过为联邦内七个省之一省（今则十一省）。但是这个国家十七世纪初独立时，荷兰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二，又供应联邦经费四分之三。内德兰因抵抗西班牙政府及参加宗教革命才联合全体荷民成为独立国家。过去无统一国家及社会的经验，经济发展尤参差不齐。显然荷兰虽工商业先进，内德兰境内也有很多省份保持中世纪形态，为落后的农村机构，不能以同一的法律在全境施行，于是乃行联邦制，大事由联邦决定，其他各省自理，开现代国家双层政治的先河。初时荷兰还坚持它有独立外交的主权，联邦的海军也是由五个海军单位拼成。虽然全国皈依新教的卡尔文派（calvinists），初独立时很多教徒对这派教义所谓“定命论”（predestination）者作特殊的解释，以便支持他们各别的政治活动。但内德兰国终因对外经济的激烈竞争及本身高度经济的发展下，使其内部矛盾逐渐解除而成为世界富强国家之一。

在荷兰之后，商业资本高速发展的则为英国。英吉利及苏格兰称“联合王国”，大于荷兰五倍至六倍之间。我们今日看来面积小，在十八世纪之前的欧洲则为大国，也有坚强的农业基础。这国家商业组织没有展开之前，常为各先进国家掣肘。如银行业，即为意大利人垄断，以后保险业也为荷兰人操纵。意大利人在伦敦的市街称为仑巴德街（lombard street），他们也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输出以羊毛为主。意大利人即先垫款于畜牧的农村，将羊毛预先收买，又掌握其海外市场。

英国的整个十七世纪可称多难之秋。起先英皇与议会冲突，财政税收成为争执的焦点，又有宗教问题的扰攘，司法权也成问题，对外关系又发生疑忌，也有内战、弑君、革新为民国、政治独裁制、复辟、行第二次革命的大变化，又产生了暗杀、排斥异教徒、发传单及英皇受外国津贴的情节，而其人口又不过四百万至六百万，其与本世纪初中国之不能治理，情形也大同小异。当然这段历史可以产生很多不同的解释。不仅不同的历史家著书争执，有时同一的作者所著书也前后解释不同。

我极想向中国读者提及的，则是对中国的大历史而言，英国1689年的经验，深足借镜。这年代之前，英国为一个“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法律即有不同的见解，法庭也有三四种不同的种类。所谓普通法（common law）者，乃中世纪遗物，绝对地尊重成例，凡以前没有做的事都不能做；对地产注重使用权，对所有权倒弄不清楚；缺乏适当的辞章，足以解释动产的继承权；不动产的押当，也不符合社会需现款的情况，也没有将地租按时价调整的办法；农作物只能推销于本地，限于历史上有基础的市场。其他如组织公司、宣告破产等全未提及。简言之，这种法律以旧时代的习惯作倚衬，无意改革。一到十七世纪初期，大批白银由西半球输入，物价陡涨，英国内地也受国际贸易及国际战争的影响，整个社会动摇。地主则不能保持自己的产业，商人则不愿付额外之税，皇室则因军备增加而无法筹饷，一般贫民及小市民也为生活所逼，有时感情冲动。宗教上教义中抽象之处更给他们火上加油。其所谓君权、民权的争执，两方都有理由，其困难之处则是问题的范围已经超过成例。

1689年不流血的革命之后，即无此征象。以前的问题掀动了半个世纪，到此渐渐销声敛迹。宗教之派别的冲突也好像被遗忘了。其中最大关键，则是兵戈扰攘之后，农村组织已有变化。英国十七世纪，当然谈不上平均地权，所改革的是内部规律化。以前地主不知道自己产业在何处、种田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赁户还是半个业主的糊涂情形也慢慢地被肃清。以前地界不明的情形至此渐渐规律化。而普通法的法庭能接受公平法（equity）也是一种进步的征象。公平法本身非法律，而不过是一种法律观念，等于习俗所说“照天理良心办事”。在英国初行时，只限于英皇所控制的若干法庭，有额外开恩之意。十七世纪中叶后，普通法的法庭出于时势的需要，对这种观念让步一二，也是逼于事实。结果是积少成多，妥协的办法也认为是成例。1689年革命后，普通法的法庭，更受首席法官的指示。以后与商人有关的案子，照商业习惯办理。这样一来，英国的内地及滨海、农村与工商业中心距离缩短，资金对流，实物经济变为金融经济，可以交换的条件（interchangeability）增多，分工较前繁复，所以整个国家可以以数目字管理。同时英国传统上又有司法独立及议会政治的沿革。这样一来，其高层机构及低层之间可以以最灵活的商业原则作联系。一时控制经济力量之雄厚及其效率之高大，世无其匹。大英帝国因之称霸世界到好几个世纪。

所以，商业资本作国家组织的基础，都是由小而大，从没有农业根底的国家逐渐传播到小有农业基础的国家，而更波及农业基础甚高的国家。由易至难都有历史上一定的法则。这程序今日不容易看清，因为美国及日本已经发生过两个例外的情形。

美国独立时，已距英国的1689年革命八十七年。所以一开始，法律上就没有农业社会和工商业社会的隔阂，又能够以新社会的组织在一个空旷地区上展开，其人口也随着领域扩大而增加。迟至1862年，国会通过“自耕农屋地法案”（homestead act），还能够让普通公民以最廉价购买耕地一百六十英亩，等于明卖暗送。这种情形实为特殊，但是还是因为南北社会组织不同，发生内战，经过四年之久。此外又因为银行、货币，联邦内之商业、工会组织，防制独霸市场（anti-trust）筹谋劳工福利及退休金等情事，发生很多争执。美国的好处是这些问题在国富继续增进的情形下容易用数目字的方式解决。这样一来，美国政治社会经济都有它的特色，不能以“资本主义”四个字轻率代表，更不能用它表彰的民主与自由当作是资本主义之所赐予。前面轻轻提及每一个国家所标榜的道德观念，都要透过它的历史地理才行得通，这在美国的情形为尤然。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家学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地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例如各大名都有替他们在城市里贩卖农作物的“藏元”，所谓“回船”也等于定期航线，也有他们互相保险的办法。商会的组织则称“诸仲间”，批发商则称“问屋”。明治维新只要给它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则所有商业管制的办法都行得通。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况且明治维新专注重工商业的发达，将农民的生活置诸脑后，一般学者都认为这是第二次大战以前日本政局受“军阀”及“财阀”互相垄断的主因。这农村问题还要等到战后，在麦克阿瑟的政令下解决。所以也不是没有付出严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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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情形观察，以中国历史一百年或两百年的立场作基点，不能和世界历史衔合。如果要坚持短期历史的观点，则不仅威斯俾及（respighi）的音乐不能听，即孔子的仁民爱物也是反动。假使我们把中西历史都推后三五百年，才可以看到，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的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municipal franchise）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中国立国向来以贫农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所以要经过很多流血惨剧，才能造成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形势。据我揣测，只能用这样的解释，才能渐渐促使当日曾受内战影响、今日处于台湾海峡两岸的两方同胞客观地接受。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为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日本在十九世纪尽量学西欧，对农民生活则不顾及，也可以算作一国两制，而引起滔天战祸的悲剧。一国两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将眼光看远，在长久的历史，找到合作的逻辑，而且今后也只有使两方更为接近，不致越来越远。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今日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六七十年前孙中山先生著三民主义就提到一方面既要限制私人资本，一方面又要扶植私人资本，骤看起来，也是自相矛盾，孙先生也被批评为不着实际，今日看来，实在是世界一般趋势。况且美国虽称资本主义国家，也并没有放弃限制私人资本的立场。而最令我们存信心的，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以任何“主义”解决问题都不可能是依样画葫芦，都是要处在绝境与“柳暗花明”之中突过难关，创造出一种新环境。英国实行民主，还保存一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皇室，日本的美浓部博士在第二次大战前作“天皇机关说”，大有离经叛道的意思，今日其学说即已为事实印证。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法家、道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可能亦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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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解释历史，和很多人所说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相近。粗看起来好像应该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不能发生，伦理道德没有真实的意义，再强调说优胜劣败，“力量即是正义”（might is right），但是这种社会天演论（social darwinism），乃前世纪遗物，也不是我读书的经验。

《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说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战争。今日全世界处于原子武器的威胁下，我们讲学不得不特别谨慎。

在这种情形下看来，一国两制不仅是上天给中国人的一种难题，也是给中国的一种测验。道德虽高于法律及技术，但是要提出作争论的根据时，则要在法律及技术之后提出，不能经常提出，也不能在细微末节内提出。我写《万历十五年》的时候和富路特先生作序的时候，还没有听到一国两制的说法，所以富先生还只说“极需要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而今日中国立即准备在十多年后收回香港，势必为大陆文化及海洋文化中的居间人。我在书中自序里说及“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至此已经更现实化，其期待也更迫切。

我离开中国已经三十六年，于1974年入美国籍，在个人讲，能在有生之日看到中国能在国际场合中发扬传统的“继绝世，举废国，柔远人，来百工”的精神，并且我自己能够在文字之间，稍尽绵力，增进各方的了解，也是以前没有料到的好事。写《万历十五年》的目的，当然不是以让中国“丢丑”为目的，反对狭义的道德观念也是对中外一体而言，因为我自己生活的经验觉得中外两方不是没有正义感，但是正义感放在局部的场合下使用，可能与初心相违。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这篇文章以发扬积极性的精神为主，也用不着再一一举例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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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几十年在海外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则是西方文化有一个重要长处，即是在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里面承认人类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其称为original sin，也不能说它就是“性恶论”，和儒家的“性善说”相反。孔子说：“观过，斯知仁矣。”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也都是不待外间逼迫，自己承认过失。有这种认错的精神，也就表示人类有向善的趋向。这中外共通之点，我觉得今日很可以做广义道德观念的基础，也可以做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狭义的道德观念基于狭义的宇宙观，就是武断地说出世界的根源如是，它的结局也必如是。这往往明为真理，实际带有自私的见解，并且预先摆下了一个蛮不认错的想法，极容易走极端，可以以希特勒的人种学说窥见之。

我现在所说大历史的观点，一方面从小历史方面积结而来，一方面也受了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影响，已经在1982年于上海出版的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论文集稍稍提及。如果用图解，则下面图中实线部分代表我们可以以经验证实的知识，即我自己所称大历史，虽包括中国商周到人民共和国已三千多年，在人类历史上讲，仍不过长弧线上的一个小段落。我们所认为的真理，也是在这小范围切身直觉而成。我们也还不能够知道宇宙结构的真原因和真目的，也很难预知今后的真结局与真趋势。用虚线表示这弧线的过去和未来，也仅仅是凭实线作根据，揣测而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只能假定自然法规（natural law）会要逐渐展开。下一代的人证实我们的发现，也可能检讨我们的错误，也就等于我们看到前一代的错误一样。

图上向外的箭头表示我们的道德观念，都有突出环境、创造新环境的征象。可是我们又无法脱离站住脚跟的基点。况且我们自己也有继续做错事的根性。这根性以向内的箭头表示之。所以我们所走的路线也只能在内外之间，亦即希望与现实之中的弧形路线，半出于我们的志愿，半由于其他条件推演而成。只是因为今日科技发展之故，旅行于弧线形的速率越来越快。我们只好把向外的箭头画长。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以不惮再三解说，要把道德的范畴放得远大，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闭户造车，不顾外间情势的单独决定。

这一篇已经写得很长，我感谢编者及读者的耐性，知道我所谓大历史包涵一种大而化之的精神，作者无意自高自大，或是大而无当，或是尾大不掉。这文章今日能在中国发表，即是中国革命业已成功，全国已经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如果中国历史过去全靠自辟门径，今后则可以像太空的人造卫星一样，和其他人造卫星在空间联系，虽有所谓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差别，也无妨大局。

我个人方面，不但希望中国与西方各国家有这样的联系，也仍希望把中国历史开诚布公地写好，可以促进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了解。据中猜想，今日很多国家外间称之为独裁或极权，其实其内部都还有很多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原因。历史学家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从侧面分析，至少可以逐渐窥测这些问题的真貌。我因为有了这些宏愿，才胆敢自称为大历史观。“登高自卑”，《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中译则为《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也可以说是实行愚志的第一步。

1619年的辽东战役

黄仁宇

公元1619年，即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等处的战役，结束了明帝国在辽东的军事优势。满民族因之抬头，其后成为明王朝之劲敌。这一战役，就其激烈程度，以及其决定性的作用而言，应该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显著地位。可是一直到今天，关于它的记载，既分散搁置，内容也互相矛盾。这篇文章着眼于将这些文献加以整理分析，使读者对它有清楚的认识。

这一战役的起因是很明显的：1618年建州民族的领袖努尔哈赤，亦即明人所称“虏酋”，攻陷抚顺城，并且屠杀明军。朝廷派张承荫去讨伐，又战败被杀。努尔哈赤至此要求补偿其“七大恨”，要求明廷在边界地区让步，而且以金银缎匹纳款。明廷拒绝接受，努尔哈赤遂继续攻掠辽东碉堡，于是战事开始。杨镐以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经略辽东军务，时在1618年夏季。好几个高级明军将领，也被派往辽东。兵员马匹武器，则由各边镇以及腹里各省份（远至浙江、四川）抽调，抽调不足，又继之以招募。朝鲜以及满民族之叶赫部，也出兵相助“剿伐”。军费则出自田赋之加派；除贵州省外，全国派及。其收入并其他各项派款共达白银三百万两 [1] 。1619年公历3月，各项准备停当，战役开始揭幕。

关于杨镐麾下的兵员数目，传说不一。有些文件以及满洲资料称为二十万，即辽东原有兵九万，各地增援兵十一万。但实际上辽东边镇多年来兵员都不足九万 [2] 。经1618年战事兵力又减，加之现今边镇又有其他地区防守的责任，所能动员参加讨伐建酋的兵力，只能是其一部分。而各地招募抽派的兵员实数，也常远在官方宣布的数目之下。明军将领通常以少报多，以便获得更多的给养 [3] 。满洲方面作为兹后的战胜者，当然希望对方的数目说得大。明军愈多，则他们打败的敌人愈多，因之战胜者的成功也愈高。据满文资料，杨镐兵分四路，其杜松一路，兵员六万 [4] 。而奉命监督该路军的分巡道副使张铨则称其总数为“二万五千余员名” [5] 。如果二万五千号称为六万，以同一比例计算，杨镐之所谓二十万，当在八万三千左右。这数目虽不一定准确，但是应与实际数字相去不远，加上朝鲜及叶赫助战的兵数，杨镐麾下兵员，应在十万左右，可见有些文件称兵十万，并非出乎臆度 [6] 。

努尔哈赤的兵力，也没有确实的报告。努自己常称“八固山（即八旗）的十万军兵”，只是笼统的说法，并非确切的统计 [7] 。可供作借镜的，即是同年7月，努进攻开原，用兵四万 [8] 。从这数目我们可以窥见满洲动员程度。在开原之役结束时他曾给赏于二百二十个“牛录”的领带 [9] 。每个牛录编入壮丁三百名，则二百二十个牛录，共辖兵六万六千 [10] 。在春季战事爆发的时候，建州军兵实在在作死生斗。尤其在4月14日萨尔浒之役，满洲骑兵来之则战，显见情势紧迫，动员程度应较开原战役时为高。所以从这些情形看来，在春季战役，努尔哈赤对抗杨镐的兵员总数，似应在五万人至六万人之间，其总数仍较明军为低 [11] 。

杨镐的作战计划，无须多作考证。万历帝于4月4日收到有关作战计划的奏本，内容记入实录。其部署分作战兵力为四路：马林指挥北路，杜松指挥西路，李如柏指挥南路，刘指挥东南路。作战目标似在夺取赫图阿拉城（新京），可是命令不甚明确。杨镐除了命令后方辽阳及广宁的防军，务必加紧警戒，并没有再指定战略预备队 [12] 。

从现代军事眼光看来，这个作战计划大可非议。杨镐的部署，把兵力分派在一个二百公里的弧线上，没有指出进攻的重点。各路军队也没有初步的攻击目标。这命令一发出，经略杨镐就无法掌握各路军队，所以他只好坐在辽阳的司令部静候各路战况；此即总司令与作战部队分离。

其时批评杨镐者甚多。比如说，高汝栻称：“经略意亦苦兵，实不在战，虚张挞伐，冀取兵寨小捷。” [13] 兵科给事中吴亮嗣则称：“经略杨镐本无必胜之策，所以决计深入者，下苦于将士之请战，而上苦于明旨切责也。” [14] 也有人指出杨镐的计划，没有因时制宜。在昔日建州兵力低时数路追剿尚可成功，现在建州兵力强大，又有作战经验，抄袭故套，只能一败涂地 [15] 。

但是在军事观点之外，杨镐用兵的心理战术成分也不可忽视。他的部署，可能是着重恫吓。满洲文件说经略出兵之前，曾派人传言与努尔哈赤，自称将于4月28日，月正圆时，发兵四十七万攻打。其故意将日期推后，则可以掩饰实际进兵日期 [16] 。但是如果杨镐认为这种恫吓，可以先声夺人，使满洲首领惶恐，则势为幻梦，因为努尔哈赤深悉明军虚张声势的惯技。他曾对他的部下说，对明军行动不要步步认真。他们常常偶一出边，以后即大做文章，谎称战胜以邀功 [17] 。

当然杨镐做此部署，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马林远去北方，刘深往南方，为的是发动当地部队，包括叶赫及朝鲜助战军。这些部队很难在攻势开始之前，就远调其他地区，和他们补给的基地隔绝。另外，明代军队的传统，也必须考虑。中季之后文官可以派为总督经略，武官则无获实权作主帅的可能。大凡武官掌握数万人的部队，有如今日一军三师的兵力，即为登峰造极。指挥更大的兵团，则为制度所不容。上述四路之指挥官，都已达到此种最大限度。他们的声望地位，也相仿佛，不便形成上下隶属的关系。这一因素，对集中兵力有很大的妨碍。实际上，刘——这四个指挥之一，在尚未到辽东之前就迳呈皇帝，提议分兵数路 [18] 。更可以决定兵力部署的因素则为地形。赫图阿拉通向西方的路线不多。其北方被浑河堵截，东方则有高山作屏障 [19] 。

杨镐宣布作战计划之后，于3月26日，在辽阳正式举行发兵仪式 [20] 。四路部队将自4月5日开始，按去敌远近相次前进。这以后战事再无报导，直至4月14日杜松一路兵败，杜松本人战死。

满文资料指出，努尔哈赤到4月13日才知道杨镐确实进犯。当日中南方建州前哨和刘部队接触，而在13日午夜至14日凌晨，杜松在火炬照明下进军，为建州人员目击。4月14日晨，努尔哈赤决定，先对杜军集中攻击。他当时认为刘军意在佯攻，只是吸引满洲军队于南方战场。可是他仍派骑兵五百人，去防阻刘军 [21] 。从这些资料推测，当夜努尔哈赤必曾在14日的战场，亦即萨尔浒附近不远的地方宿营 [22] ，否则他不会如此迅速到达，而不失机宜地作以上的部署。

明方资料称，杜松当日被满洲伏军攻击二次。14日午前他渡过浑河，将战车、火药置于北岸，因之车营火器全未在战斗时使用。渡河之后，他连克二道栅，生擒满洲兵十四人，遂一意深入，以至中伏，与努尔哈赤的三万人混战一处。这时候他想占领一座高峰，以便居高临下作战，不意松林中满洲伏兵又起，日没之前他与两员部将战死，士卒无一生还 [23] 。

杜松被山东巡按指斥为“贪功邀赏”，他的过失是：先期竞进，抛弃火器，刚愎自用，背水而战。最后，全军溃败之咎都归之杜松，万历皇帝也照准此议 [24] 。

从历史眼光看，上述形势报告和对杜松的指责都没有多少价值。这个报告是在杜松进军时一个监察御史写的，他只是得到三个探军和一个实际参加战斗的士卒的口头叙述。后来山东巡按指斥杜松，没有再做进一步的核实，他显然是要为经略杨镐和自己开脱。没有材料表明，曾进行过官方调查 [25] 。

指责杜松的奏本反复强调须持重行事，应在敌方前沿被摧毁后再向前推进，以便更有效地协同作战。但杨镐的命令并没有强调这一点，他自己的腔调就是紧迫仓促的，他的命令说：“如违日期者，明系逗留，主将以下领兵官皆斩。” [26] 杨镐被授以权柄，可惩处乃至处死部下。3月26日，他于众将前处死在前一战役中逃跑的抚顺指挥白云龙，以示儆戒 [27] 。有此压力，四路兵马当然要争趋竞进。

指责杜松先期进军并无实证，规定他进攻的时间是4月14日，他发兵的时间是4月13／14日午夜；从技术上说，并非违抗命令。至于抛弃火器，那么，前一份报告也证实，杜松渡过浑河后，是车营参将决定这样做的。后者报称，浑河水势深急，过渡兵马冲去太多。见隔河南山一带有虏骑行走，他遂令扎营。其时，杜松已率数万士卒渡至南岸与敌军交手几个小时，该参将的做法很难说是合理的。最后，车营参将说：“车兵入水，空手犹难，车辆火药，尽不能渡。”杜松的确没有估计到此种困难，匆匆挺进；而该参将甚至不去寻找解决的办法，也没有上报扎营的决定。正是根据持重的原则，他在战斗激烈时抛弃了主帅 [28] 。还有，杜松力图抢占浑河南岸高地，在战术上是必须的，会战时只有尽早控制山地，才能保证本方阵地的安全。

明朝文献进一步揭露了高级指挥的更多失误，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但杨镐显然没有派使者搜集战事情报。他本人没有亲赴战场，也没有派遣使者在战场做必要的调整，特别是对关系全局的问题；他竟然不知道建州军队集中在萨尔浒附近杜松军队要经过的道路上，这对明军失败最为关键。

满文材料千篇一律，似乎都抄自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后来这些材料转述成新档，在译成汉文时，始采用实录的形式，这些材料最糟糕之处在于过分夸张，例如，它们说，明军在战斗中损失十万兵马，而建州军被杀死的只有二百人 [29] 。

满文档案比明朝档案更为深刻，包括许多技术问题，尽管有某些缺陷，它们对某些战役的叙述仍然最具权威性。满档前后一致的风格，用简朴和少量的词汇表述战术细节，更提高了它的准确性。作为战胜者，努尔哈赤没有必要比明廷更歪曲事实真相，他只是需要夸大自己的胜利，象我们估计的那样，以吸引更多的追随者。

满文档案资料表明，当明军向前推进时，一万五千名几乎没有武装的建州步兵正在萨尔浒西端修筑工事，另外只有四百名骑兵警戒。显然，努尔哈赤预见到这个地点的战略价值，所以，战事一开始，他的队伍就迅速在高地聚集。

4月14日之战进一步发展，成为一场会战，而不只是大规模伏击。大部分披带盔甲的满洲兵团来自南边离萨尔浒大约十英里的地方；在他们合击时，正在修筑工事的步兵已移到东端，占领了吉林峰，在那里，他们被杜松的部队，估计有二万人所包围。四百满洲骑兵在混战时，驰入萨尔浒谷地，突然出现在明军背后，使其大惊失色。他们给明军以杀伤后，就横渡界藩附近的苏子河，同高地上的步兵会合，得到步兵的支持，骑兵又向下冲击，杀死大约一百名明军。大概这些冲击延捱了明军的进攻，为努尔哈赤赢得宝贵时间。努尔哈赤正午赶到战场，萨尔浒山地还被杜松数量上占优势的军队占领。

建州贝勒会议建议先解吉林峰之围，派一千多骑兵杀开血路，突入重围，然后四旗满洲军队从正面攻击杜松主力，另四旗人马继续监视萨尔浒西端之敌。努尔哈赤派了一千人去吉林峰，但他推翻了以上计划，他的攻击集中在西翼，而不是东翼。为了兵力集中，他只从苏子河东岸派了一旗人马加强西翼，这样它就有了五旗兵力，留在东边的三个旗待萨尔浒的明军一出动就马上开拔，整个实力还不确定，因为各旗后来都从赫图阿拉方面得到一些补充 [30] 。另外，努尔哈赤似乎在激战的任何一个方向上都占有数量上的优势。需要在西岸扫除明军，他的骑兵就势不可挡。一旦实现了这一意图，吉林峰的明军就再也得不到援助了，被围的杜松军，被浑河阻断退路，心理上被击败，全军崩溃是很自然的。

按照计划，攻击越来越猛烈，由于作战灵活，动作协调，攻击力强，结果取得成功。根据满档，面对满洲骑兵向山上的冲击，明军丢弃阵地而逃。开始时明军在纵深处布署火器，这不足为奇，尽管提到了炮，但可能根本没有车营参战，杜松军士卒只发射火铳，和他们在一起的可能还有朝鲜援兵。无论如何，防守是无效的，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说，骑兵跑到后即刻冲入射砍，敌兵少时皆被斩杀。

杜松运气不佳，甚至他的下落也没被提起，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只是说：他的军队被击溃后，残部撤至硕钦山，当夜被满军围住；建州士兵只需要肃清残敌，他们从容地斩杀企图夺路而逃的敌兵。

此后，满洲人似乎在正北方渡过了浑河，置完整无损的杜松火器营于不顾，14——15日夜间他们接近尚间崖附近的马林军。后者在夜间警戒时击鼓鸣枪，这样就把自己的位置暴露出来 [31] 。

马林军距离杜松挨打的地方这样近，这真是一个讽刺。根据明朝文献，经略杨镐最初命令马林从三岔儿堡向前推进；但这位将领要求准许他驻扎靖安堡，它在行动区域之北大约三十英里，他的要求被批准。但在进攻的前夕，他推翻了自己的计划，再次要求返回三岔儿堡；这一次又批准了他 [32] 。如果他实际上把进攻的正面扩展到北方，那么，这场激烈战斗的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

马林军团的出现只是给满洲人提供了在第二天，即4月15日，继续进行屠杀的对象。杨镐从后方巡逻的士卒和一个突出包围圈的信使那里知道了第二场灾难，马林的整个兵团被数目不明的满洲军队包围；从一份随之而来的同样不甚了了的报告中还得知，该军监军潘宗颜中箭落马，当即死去，一万多明军骑兵夺路而逃 [33] 。后来的官史把这场灾难归之于杜松兵败的消息在马林军中引起的恐慌：这个消息在前一夜已传到马林军中，早在4月15日晨，马林就决定撤退，他到达了安全地带；而断后的潘宗颜却没有这样的好运，他纠集几个官僚殿后，由辰至午历四个钟头，全部奋勇战死 [34] 。

以上简述同其他叙述不甚一致，可能是作者为了赞美阵亡的文职同僚，有意丑化无人为之辩护的马林。三个月后，马林死于开原之战。象杜松一样，他也成了替罪羊。

无疑马林军的尾部一片混乱，但混乱应发生在这一天结束时，因为满文材料证明，四万秩序井然的明军与努尔哈赤军相遇，至少在开始是这样。

据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说，马林军在早上向前推进，只是在看到满洲军队正接近以后，他们才退回到昨夜宿营的地方，利用该处已挖好的壕沟，他们的队伍排成方阵，最外部是一排射手，他们后面为一排骑兵，再后面是持枪备炮的士卒。然后是三排壕沟，有些是匆匆挖好或加深的，所有的骑兵在壕沟后站立马下，准备步战 [35] 。这些细节有可靠材料可资鉴别：当时的一些军事著作证明，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明军习惯使用方阵战术 [36] 。

大贝勒——努尔哈赤的二子——正在聚集从南方到达的满洲军队。他发现另一支明军，估计有一万人，在其主力西边约一点三英里之处。显然，这就是潘宗颜指挥的后卫营。经略杨镐在其战地命令中详细规定，安插于各路军中任监军的文职官员负责后勤供应，以及训练和战俘等事宜 [37] 。这样看来，潘掌握一万兵力是正常的和正当的，明军前后部由东到西相连，同以南北为轴的敌军形成丁字形，但这种离奇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很久。

努尔哈赤立即得知明军后翼部队的存在，但他顾不上这一情况，因为他正关注着另一支向他推进的明军，估计也是一万人。这支队伍的准确位置还没有确定。从它运动情况看，应在明军南翼和满军西翼之间某处。一旦这个位置确定，努尔哈赤立即决定先消灭这支运动的敌军。

他有一千骑兵可投入这场战斗，他让五百人下马，迅速搬开明军战车和藤杖等障碍物，这是在敌军猛烈射击下完成的。障碍一扫除，仍骑在马背上的士卒随即出发。据满文档案，实际战斗过程极为简单，满洲骑兵的冲击十分有效，午后不久，这支明军就被消灭。

在努尔哈赤转向东翼时，马林的主力已最后完成了反击的准备。下马的骑兵从壕沟后出现，与前部的警戒部队一起列队。最初，努尔哈赤想占领附近的一座小山，从上向下冲击，但明军的推进使他没有时间这样做。于是，他命令他的骑兵下马，准备和明兵步战；如果这样打起来，这些人可能会被明军俘获。大贝勒看到这个存在的危险，在两旗军队径直冲向明军之前，大叫着向他父亲发出警报。从理论上讲，骑兵的攻击处在不利的地位，他们正面的敌人有栅墙可作掩护，又得到数量巨大的骑兵支持。据满档说，在这种情况下，满人的弓箭和骑术占了优势，而没有提到大贝勒的作用。另六旗军队受到鼓舞，向前推进，势如破竹，满人以不足一万之兵，而将四万明军击败，被驱散的士卒陷入沼泽，又被杀死许多 [38] 。

明军在斐芬山组织了最后抵抗，一万士卒利用火铳和藤杖阻止满洲军队的猛攻。但午后不久（未时），这一万士卒都被杀死，其中也包括潘宗颜，满人在该地宿营 [39] 。

两天的战斗完全摧毁了明军的北线，现在只剩下南线的李如柏军和刘军。李如柏军离满洲都城最近，但由于没有特别训练和特别装备的山地作战部队，不能克服地形的困难，向它靠近；当满洲人发现了李军的运动后，只要派二百名骑兵逻卒在一段距离之外加以监视就成了 [40] 。

接到萨尔浒、尚间崖和斐芬山战败的报告，杨镐无心恋战。他向皇帝报告，要召回南线的两支军队 [41] 。李如柏及时得到情报撤回，他的余部没有再受损失，而他自己却被指控与建州首领私通，才得以不死，刘好象一直没有收到脱离战斗的命令。

刘军距赫图阿拉最近，他的进攻日期定在4月9日。据说，他指挥有三万人，明军约占三分之一。另有一万三千人组成的朝鲜军队，后者在4月5日渡过鸭绿江 [42] 。联合兵团的任务是从宽甸和怀仁（今桓仁）之间直插满京。

根据记载，大概只有刘在早期接触中曾派回使者报捷。4月14日杨镐收到一份捷报，称他的先头部队距赫图阿拉大约四十五英里；同时，镇江游击乔一琦报称：“忽有夷贼精兵五百余骑，直逼对山诱战，连诱连退。” [43] 这与朝鲜实录的记载一致，和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的记载也相合。后者说，建州首领指挥一支队伍，一旦发现刘军在那个地区推进，马上去阻止他。

满档资料还承认，指挥五百人的三个牛录中，有两个在作战中被杀 [44] 。但刘的荣誉并没有维持很久，在他尚未觉察时，满洲军队已达到了目的，他们换得了所需要的时间，一旦北面的威胁除去，他们就可以单独来打击他。

满档中提到随后在阿布达哩山，或者说在牛毛砦附近进行的战斗，但很不清楚，明朝档案没有有关记载可做比较。朝鲜实录的记载在许多重要之点上与努尔哈赤的结论不同。

满洲人说，他们作战并没有很大压力，明军出现引起了某些惊慌，当北边打仗时，赫图阿拉的妇女们尤感惊慌。但是在浑河消灭敌军后，努尔哈赤平静下来，他派了蒙古人组成的两个兵团去南方山地，4月15日派去的兵团有一千人，4月16日派去的有两千人，然后，在界藩杀了八头牛祭天，祈祷胜利，到了4月16日他才动身南下，其后再也没有离开赫图阿拉。4月16——17日夜间决定，在李如柏军从鸦鹘关威胁都城的情况下，他将和四千人的队伍留在那里。与刘的战斗是由大贝勒指挥的，同行的还有他的侄子阿敏台吉和洪台吉。

满档说，王公们是4月17日晨动身的，四天后，也就是4月20日与刘军接触 [45] 。和往常一样，明军以火器掩护采取守势，满洲军队几次进攻都没有打乱他们的队形，只是当大贝勒命令他的军队向西包抄并占据了那里的小山时，明军才发生混乱。然后，洪台吉冲击北翼，大贝勒从中央突破，蒙古军队切断后翼，明军终于失去平衡。刘在奔逃中被俘，与所有其他档案的说法不同。满档承认，刘是在俘获后被杀的 [46] 。

再往南，还有一支明、朝联军继续抵抗。他们用竹木设置障碍，阻止满洲骑兵前进；他们的火器设置在纵深处，准备射击，不知道他们坚持了多长时间；但最后，老天帮了满人的忙，风猛烈地向防御者刮去，他们的火炮火铳都起不了作用，满洲军队抓住这个机会，除去了获取全胜的最后一个障碍。据说这支联军有两万人，被驱散后，朝鲜步兵占领了战场后的高地，但他们放弃抵抗，反而把明军的残败士卒交给满洲人。战斗结束了。

萨尔浒之战示意图。据孙文良、李治亭著《明清战争史略》页49改绘。后金军先西进击败杜松部，然后北上击败马林部，最后南下击败刘部，李如柏部被迫撤退。

朝鲜实录证实，刘的部队包括三个梯队。刘直接指挥的明军在前，中部为两队朝鲜步兵，大部分射手集中于此，不少于三千人，其他朝鲜步兵在最后，由姜弘立掌握。它承认，前军失利后，姜弘立率大约四千人投降，并把明军士卒交给战胜者。朝鲜人认为，北风突起是决定战斗结局的因素，这与满档的记载一致。

但是，朝鲜实录不相信刘曾经过苦战；前部联军是中了埋伏，而不是在对抗中被打败。它说，明军是在劫掠村庄时陷入满洲人圈套的。刘既不是俘后被杀，也不是在战斗中被杀，而是自杀身亡。看到局势无法挽回，他和另一些人点着火药，把自己炸死 [47] 。满、朝资料记载这场战斗的最大差异是日期不同。所有的朝鲜撰者都认为联军在4月17日而不是在20日毁灭。

从战场情况看，满人的说法较可信。仅举一事，努尔哈赤4月16日才肃清浑河北线之敌。他对南线局势尚不甚了了，重新布置三万骑兵（此数目为朝鲜实录的估计）也需要时间，要在17日对阵谈何容易。更不用说，在二十四小时内赶到一百五十英里之外开辟新的战线，利用不同的地形来打赢这场困难的战争，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来对朝鲜资料做一认真分析。4月17日的说法基于两部著作。《光海君日记》是朝鲜王朝编年史的一部分。它模仿明实录，在1623年光海王被废后编纂。该书称，4月25日，平安道监察官送来一份报告，用一句话概括作战日期和战败地点。再下有更详细的叙述，但不再引用同一报告，更多的是编纂者对事件转折点的讨论。在结尾处，他们重复了明人的观点：杜松过早向浑河南岸推进造成全线崩溃。必须注意，朝鲜人在1619年4月25日，连与他们有直接关系的战线，即东南一路的形势都不清楚，上述想法不会是他们自己的分析 [48] 。

此外，李民的日记也认为刘军在4月17日覆灭。李氏后来做到平安省总督，但在1619年战役时，他只是姜弘立的属员。他的著作，后来定名为《栅中日录》出版，从朝鲜人的观点叙述了远征的全部过程，逐日记录了渡江后的情况，详细描写了朝鲜军队的作战和投降，包括在赫图阿拉被囚禁的情况。作者断言战事在4月17日结束 [49] 。

李民的叙述未必准确。有一种说法，他写书完全是为姜弘立和他自己辩解。书中说，他曾抗议朝鲜军队的投降，抗议无效，又企图自杀，但他的侄子和仆人拿走了长剑、短剑，使他无法下手 [50] 。《光海君日记》的记载与此正好相反。它说，李民本来能够阻止投降企图，使朝鲜军队继续作战，但他公然拒绝这样做，并且促成了朝军的投降 [51] 。

要了解这些矛盾的观点以及其他互相矛盾的观点，必须回顾一下当时的政治形势。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朝鲜大人物甘愿承认投降。作为中国的保护国，朝鲜已经背弃了它的宗主。事实上，四年以后废黜光海君，他的罪名就是指使姜弘立在1619年战争中坐观成败，背着明朝同努尔哈赤缔结密约 [52] 。这些背叛行径不符合朝鲜民族的性格。

如此攻击被废之君显然是抱有偏见。其实，此战前后的中朝关系已谈不上亲近。朝鲜被迫参战，他们对明朝官僚的专横态度早有不满，光海君和他的亲信还预见到明朝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公然提出异议只是因为文化传统。明朝的要求通常要履行，尽管有时很不情愿。

杨镐要朝鲜国王提供一万人，加上帅府随员，后来增加到一万三千人。都元帅姜弘立直接受命于刘，根据指令，万人中须有五千炮手 [53] 。杨镐还要去一些临时炮手，大约有三四百人，随杜松军战于萨尔浒，无一生还 [54] 。

刘是一员老将，二十年前抗倭时即到朝鲜，但他不甚得朝鲜人心，他在朝鲜人前公开披露与经略杨镐不和。他说，杨镐宁愿看到他败殁，也不愿看到他成功。朝鲜人还说，明军人员奇缺，兵器不全。姜弘立向朝鲜国王报告，明军“器械龃龉，且无大炮、火器，专以我师为恃”。他渡过鸭绿江，还以母病乞免，当然，这一请乞未被批准 [55] 。

供给是激怒朝鲜人的另一个原因。朝鲜军队从鸭绿江南岸取得粮饷，明朝一概不管，而这时朝鲜国王正向百姓索取物料，修筑宫殿 [56] 。正如一些朝鲜人所指出，由于利益之争或故意的破坏，粮饷很少能及时供应；李民的日记也经常提到饥饿的士卒。朝鲜人还抱怨泥泞的道路，满洲人设置的路障，并说他们的步兵无法同明朝的骑兵并进。《栅中日记》还描述，感到不安的刘如何催逼行动迟缓的朝鲜人 [57] 。

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可以得到一个印象，如果刘的推进得到更有力的支持，努尔哈赤将被迫两面受敌。这样可以说，战争的失败应当归之杜松的急躁，而不是明、朝联军的迟缓。李民之所以要篡改作战日期，原因在于：如果东南战线是在4月17日与努尔哈赤的骑兵交战，朝鲜人就可以说他们尽了自己最大努力，而如果像满洲人说的那样，战争在4月20日发生，那么追究失败的责任，就要复杂得多。李民是为此而提前作战日期吗？《光海君日记》的作者也被他的篡改所蒙骗吗？编造刘自杀是为了减轻姜弘立的负罪心理吗？他控制着前线绝大多数朝鲜炮手，却并不试图为死去的明军将领报仇。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思索。由于没有充分的论据，根据逻辑推理，历史学家只能假定李民在说谎，如果不是姜弘立在说谎的话。否则很难解释满洲资料和朝鲜实录的记载何以不同。

明实录缺少这场战斗的详细报道，这也值得注意。一些朝鲜资料坚持，刘只是中了奸计，而不是被击败。有一个传闻，当杜松军被消灭时，他的信使用作传递口信标记的特别箭支落到努尔哈赤手里，满洲人遂定计，让一个建州官员扮作信使，带去传递口信的箭支，急切要求刘率部挺进。刘铤被蒙骗，失去警觉，结果落入满洲人的陷阱 [58] 。这段故事和古典小说不断出现的传奇如出一辙，它把刘的行为说成是天真幼稚，这和他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将领的声誉完全不相符。它既与战斗的实情不合，也同满档资料的叙述相悖。然而这个故事可以在明朝正式的历史记载中找到其出处，这证明刘 、杨镐间的关系确实不和谐，如果他们之间的通信更有效地维持，那么就不会编造出这样一个故事：杜松死了六天以后，离他不过一百二十英里的刘铤却相信他还活着 [59] 。这一漏洞形象地证明明军指挥的根本弱点。经略大人冒险进入战斗，却不知道，迅速传递信息是他成功的基本条件。

通过一系列致命打击，努尔哈赤在一周内不但摸清了明朝的进攻能力，还知道了它无力守卫辽东。三个月后，他兵围开原，马林毙命；七周以后，他胜利进入铁岭。最后，杨镐被逮论死，在1629年被杀；李如柏在他从前线撤回一年半以后被逮，他选择了自杀，而不愿忍受责难和处刑 [60] 。

辽东败绩对明朝的影响远不止此。1619年，北京一得到辽东受挫的消息，粮价突然提高，因为居民害怕京师被围 [61] 。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初，军队逃亡率大增；有时达数千人，大如团、营，一夜间不复存在 [62] 。加征田赋，过去说只征一年，现在不得不继续加征。三个继杨镐担任经略的官员，一个在作战中被杀，另外两个根据皇帝的命令处死。其中之一是熊廷弼。他不但自己丧命，还成为明末党争的焦点之一。明朝官僚由争论他是否有罪发展成更尖锐的冲突，他们无疑对明朝的崩溃负有责任。

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1619年之战实际上不可能取胜。杜松和刘死后一年左右，多卷本的《筹辽硕划》刊行。它包括五百八十九条材料，差不多收集了所有有关官僚——御史、总督、南京官员、翰林学士及致仕官员——给万历皇帝的奏本。该书观点丰富，出版迅速，非一般书籍可比。许多奏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明军匆匆召集，缺乏指导，未经训练，供应不足，装备低劣，纪律松懈。撰者中以后来的内阁大学士徐光启最有辩才。他奏章中的下一段文字被广泛引用 [63] ：

杜松矢集其首，潘宗颜矢中其背，是总镇监督，尚无精良之甲胄，况士卒乎？杜松、刘、潘宗颜皆偏师独前，岂非无纪律乎？兵与敌众寡相等，而分为四路，彼常以四攻一，我常以一敌四，岂非不知分合乎？战车火器，我之长技，抚顺临河不济，开铁宽奠皆离隔不属，岂非无政教乎？出关四十里，遇水不能渡，遇险不能过，入伏不能知，岂非不识地利，哨探无法乎？

徐光启还说，朝鲜人告诉他，努尔哈赤要塞之北的军器制造厂里有许多技匠；来自辽东的人们则说，该地铁匠铺绵延数里。满洲人披戴优质头盔、脑甲、盾牌和臂铠，作战时敢于冲上前搬开守敌设置的鹿砦。相反，明军得到的防护用具只是一堆废铁，满洲射手一般瞄准他们的脸部和肋部，五步之内多毙命 [64] 。

徐光启提出的问题本身似乎就是答案，然而，他指责有关官员玩忽职守，是为了回避制度问题。在他看来，失败是由于偶然的和个人的错误造成的。但因为没有对整个背景进行分析，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会一再重蹈覆辙，装备不足的问题为什么无法改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问，明朝将领为什么总是暴露其侧翼，听任满洲军队冲击？为什么他们一再让小规模的部队被消灭，而主力军团闲置不用？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找到遏制满洲骑兵攻击的有效战术就大举进攻？

关于上述问题，很难找到完全令人信服的答案。在我们看来，明朝军队人员和物资供应的程序太僵化了，这或许是一条有意义的线索。

直到十七世纪前期，明朝军饷的供给仍基本上遵从太祖之制。1388年定，应天府五千纳粮户供饷给金吾卫的五千士卒。官府不再征收前者赋税，军队也不再支给后者粮饷。民户直接供应军饷，避免了许多中间环节。这个方法打破了以往传统，经一年试行，开始在各卫所推广 [65] 。我们知道，这个制度虽没有完全贯彻，但也从没有正式废除。在尽可能低的一级官府处理事务，成为后来普遍的原则。通常是一个县供应几个所；一个卫从几个县得到所需物资 [66] 。纳锻代替实物税也没有带来根本的改变。使管理制度完整，需要实际提高财政效率，增加新的服务设施，扩大行政管理的职权，增加军费开支。明朝政府不能容忍这种转变，管理技术的简单和农业技术的简单是相协调的。

明朝制度本身就会产生漏洞，此时出于这个原因，彼时出于别的原因，总有一些卫所供给不足，而其他卫所既不需要，也不愿意去弥合这个漏洞。缺少这一供给系统所需要的职能上的机动性，到十六世纪末越来越明显。实际上，每项收入在得到以前就支出去了，因此要满足新的需要，只能求助于特定的策略。

军备不足是这种供给手段的必然结果，正如徐光启自己所说，现代化的枪炮可以遏制骑兵攻击。如果明军设法使火器现代化，而满洲军队又没有火炮的支持，就决不可能出现1619年那样的战争结局。

我们还可以用前此四十年的事例来证明这种制度的弱点。戚继光曾把火器引入他的常规战术。但他的供给，包括军械，都取之于地方。即使是火器，他也只能给府县官僚提供一个模型。这样，火器制造就停留在农村技术的水平上，而不可能是标准化的。戚继光抱怨说，枪弹炮弹不合口径，枪管经常爆炸，点火器不燃。士卒不敢举枪瞄准，子弹不知所向，重新装弹也要花很长时间 [67] 。显然，四十年后这些问题并未解决。1618年，即辽东战役的前一年，火器在试用时爆炸，操练者死亡 [68] 。辽东战役之后，徐光启和黄克缵从澳门和菲律宾招摹造炮工匠，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69] 。

从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看，满洲人并不害怕明军火器。据说，有些满洲人多次被射中，却安然无恙。还有一则事例，一个士兵的头盔在缝合处被枪弹穿透，他的脑袋却没被伤着 [70] 。

与此密切相关，我们还应考察一下朝鲜火器的效用。与明朝不同，朝鲜枪支的制造是标准化的，1615年曾设置机构统一监造，其质量令明人称羡不已 [71] 。但它们显然也没有在作战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李民关于作战的记载给人们留下一个印象，刘军中的朝鲜炮手不但坐观不前，而且溃不成军。明军被击败时，他们还不知道应占据的防御位置在哪里。“贼骑齐突，势如风雨，炮铳一放之后，未及再藏，贼骑已入阵中”，形成这种局面毫不足怪。李民并没有记载西北风这个突如其来的因素 [72] 。

努尔哈赤并非忽视战争技术之人。但他在辽东战役前后根本不注意火器，既不注意有效地使用它，也不注意防备它。他最后就是饮弹而亡。他的态度并不说明他缺乏理智，而是反映了对手用之无效，他不屑于模仿。

此外，明军在辽东战役中是否有效地使用重炮，也缺少足够证据。它们搬运起来太吃力了。在1619年，汉语或满语的炮不一定指现代的炮，它通常指一个装满火药和碎石、点燃后掷向敌人的竹筒 [73] 。这个装置在近战时可造成一定杀伤，但其效力更多是心理上的，而不是肉体上的，所以对持续的、训练有素的骑兵的进攻起不了什么作用。

明军的传统武器也未占优势，王朝末年，仍由地方上贡朝廷，可见是非标准化的。满档的有关材料说，可汗之矛、箭可深刺体内，如得天助 [74] ，其工艺胜过明朝兵器是不言而喻的。这与徐光启的话相互为证，满洲的刀刃越锋利，就越显出明朝兵器的钝劣。

士兵和战马的质量亦如是。明朝士兵和战马也取之地方。不同地区和阶层的人户有其固定义务，征兵制对此也不能完全改变。不管谁来当兵，军饷都出自纳户。军费如何规划，不但决定物资的供应，而且决定士兵和战马的供给。十七世纪明朝的根本问题在于，当明初确定的税收摊派和征集不再适应人户的状况时，没有一个彻底的改革与之适应。劳役的管理和征集总带有某些强制性质，凑足数额已很麻烦，哪里还顾得上质量。用经略熊廷弼的话来说，此等士卒弱至不会放箭，不能驭马 [75] 。

由于这些固有的弱点，不可能把全军训练成善战之师；明朝将领深知于此，便挑选精兵，别成一队，通常称为家丁。刘赴辽东，随带家丁七百三十六人 [76] 。所谓家丁，由将领自筹给养，调任时同行，作战时服从他个人的命令 [77] 。论者称，这些队伍是明军中惟一有战斗力的成分，其他士卒则徒有其名。

火器用之方阵，是戚继光的发明。这一设计部分模仿城市设置，以防守为主，只有在敌军几经出击、力量耗尽时，才冲出方阵发起反击 [78] 。这种战术反映了军队组织的消极性。明军从来没有建立起一支能发挥其特殊作用的骑兵。明后期的骑兵既无速度，又无冲击力，只不过是马背上的步兵，凡作决战，均需路障保护。另一方面，满洲人常以数千骑兵横扫战场，明朝骑兵无法与之抗衡，在1619年战役的全过程中，甚至未曾交手。由于缺少攻击力量，许多战术无法运用，防卫也难以成功。事实上，敌人很容易找到方阵的薄弱处发起攻击。

方阵的防守动作迟缓，无意配合，很难转入反攻。满档资料说，马林在尚尖峰本来能用栅墙和步兵困住数量上占优势的敌骑兵，但准备时间过长，终丧失良机，让大贝勒抢先动手。前边提到，明军一次又一次被击败，友军不去援助，后来也被消灭。可以说，这种情况是与明军士兵和物资的低质量分不开的。劣等的士卒和武器只能各自为战，而不可能卓有成效地组织协同作战。缺少将才姑且不论，没有充分的军事训练，而这是军队本身无法解决的。

从后一观点看，杨镐要取胜，只能靠努尔哈赤的错误。如果满洲军队分兵迎战，战争的结果可能有所不同；如果努尔哈赤在交战伊始就把大部队投入南线，则杜松和马林有机会向赫图阿拉推进一步。努尔哈赤没有犯这些错误，杨镐也就取胜无望了。当然，杨镐指挥的愚蠢，也加速了明军的崩溃，使失败更为惨重。

明朝廷在毫无取胜把握的情况下开战，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杜松性情急躁，努尔哈赤称他为“狂夫”，但有些材料说，他曾提醒杨镐，同满洲人交战要做更多准备 [79] 。朝鲜资料表明，刘也抱怨杨镐过于急迫 [80] 。而杨氏则受到阁臣方从哲的催逼 [81] 。北京被迫采取行动，否则可能引起内地的起义和其他边界地区少数民族的骚乱。草率用兵是为了证明一个理想主义的理论，天朝由于其道德力量，能克服一切不利条件。此外，朝中官僚还知道，边界斗争拖得越长，战争花费就越大。即使继续加赋，财政负担也难以承受。

与此相关，还应提到，残酷地处罚杨镐和他的继任，不公正地处置李如柏，不但大大损害了早已低落的士气，还对明朝官僚造成严重的心理影响。在王朝制度下，很难把个人玩忽职守和制度的失败分开。个人应尽最大努力，用自己的才干和自我牺牲来掩盖制度上的弱点。身居显位的文武官僚如应对国家所受的巨大灾难负责，那就很难得到赦免，至于以什么内容指控，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看来，1619年辽东战役在一周内，以奇怪的方式决定了以后几代中国人的命运，但实际上，这已酝酿了多年；可以说，它是明王朝的官僚制度及其日常运转所招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原刊《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

【注释】

[1] 《明神宗实录》，页10945。

[2] 张居正执政时，人数达83,340（1576年），但较94,693人的额数仍为短缺，见《大明会典》卷129，又见程开祐《筹辽硕划》卷14。

[3] 参见《明神宗实录》页10978及黄仁宇《十六世纪明朝的军费》。

[4] 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天命朝》，《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页6，《明史》卷239。

[5] 《筹辽硕划》卷17。

[6] 同上，卷19；《皇明经世文编》卷488。

[7] 《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一册页82，第二册页49；《满文老档》（神田信夫译）第一册页93。

[8] 《老满文原档》第二册页126。

[9] 同上，第二册页137。

[10] 同上，第二册页13；《八旗通志》卷1。

[11] 参阅《筹辽硕划》卷11。

[12] 《明神宗实录》页10962——10966。

[13] 《国榷》页5133。

[14] 《筹辽硕划》卷18。

[15] 《国榷》页5134。

[16] 《老满文原档》第二册页89。

[17] 同上，第一册页86；第二册页59——60。

[18] 参阅《筹辽硕划》卷9。

[19] 箭内互《满洲历史地理》页459、601。

[20] 《明神宗实录》页10962、10969；《筹辽硕划》卷16，谈迁误为3月24日。

[21] 《老满文原档》第一册页110，第二册页89——90；《十二朝东华录·天命朝》卷1。

[22] 《满洲历史地理》页605。

[23] 《明神宗实录》页10970。

[24] 《筹辽硕划》卷17；《明神宗实录》页10979。

[25] 《筹辽硕划》卷17。

[26] 《明神宗实录》页10965——10966。

[27] 同上，页10966。

[28] 《筹辽硕划》卷17。

[29] 《老满文原档》第二册页111：《十二朝东华录·天命朝》卷1等。

[30] 《老满文原档》第二册页93，据《十二朝东华录》和《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左翼为六旗，右翼为二旗。

[31] 《老满文原档》第一册页115，第二册页94；《满文老档》一册页123。

[32] 《筹辽硕划》卷17。

[33] 同上。

[34] 《明神宗实录》页10971。

[35] 《老满文原档》第一册页115——116，第二册页95。

[36] 戚继光《练兵实纪》卷6；海瑞《海忠介公集》卷；茅元仪《武备志》卷67。

[37] 《明神宗实录》页10964。

[38] 《老满文原档》第二册页98。《十二朝东华录·天命朝》卷1；《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6。

[39] 同上。

[40] 《老满文原档》第一册页112；第二册页91。

[41] 见《明神宗实录》页10979。

[42] 《光海君日记》（鼎足山本）卷137；稻叶岩吉《光海君时代的满朝关系》页169。

[43] 《明神宗实录》页10979；《老满文原档》第一册页90。

[44] 《十二朝东华录·天命朝》卷1；《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6。朝鲜史料的记载有所不同，见《光海君日记》卷138。

[45] 《老满文原档》第二册页102。

[46] 同上，第二册页103——108。

[47] 《光海君日记》卷138；《光海君时代的满朝关系》页178——179。

[48] 朝鲜军队在4月16日并未与敌军交锋，见《光海君日记》卷138。

[49] 转引自《光海君时代的满朝关系》。

[50] 同上。

[51] 《光海君日记》卷138；《光海君时代的满朝关系》182——183。

[52] 《光海君时代的满朝关系》页186——191；《光海君日记》卷137、138。

[53] 《光海君日记》卷137；《光海君时代的满朝关系》页169。

[54] 《光海君日记》卷137、138。

[55] 同上，卷137。

[56] 同上，卷137、138。

[57] 同上；《光海君时代的满朝关系》页173——177。

[58] 《国榷》页5133；《皇明经世文编》卷502；《明神宗实录》页11041。

[59] 《明神宗实录》页10980。

[60] 关于李氏私通努尔哈赤的传言，见《明神宗实录》页11004——11005、页11032及《明史》卷238。

[61] 《明神宗实录》页11021。

[62] 《国榷》页5147。

[63] 《筹辽硕划》页18；《皇明经世文编》卷488。

[64] 《筹辽硕划》卷23；《皇明经世文编》卷488。

[65] 《明太祖实录》页2871、2998。

[66] 参见拙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税收和政府财政》页175——182。

[67] 《练兵实纪·杂集》卷2、4。

[68] 《筹辽硕划》卷17。

[69] 《明熹宗实录》页466——467。

[70] 《老满文原档》第二册页114。

[71] 《光海君时代的满朝关系》页168。

[72] 同上，页178——179。

[73] 见《满洲实录》（《辽海丛书本》）或宋应星《天工开物》。

[74] 《老满文原档》第一册页58，第二册页23。

[75] 《筹辽硕划》卷28。

[76] 同上；《光海君日记》卷137记载，刘告诉朝鲜人，他携数千家丁同行。

[77] 《筹辽硕划》卷8、14、19；《皇明经世文编》卷488；《国榷》5118。

[78] 《皇明经世文编》卷349。

[79] 《国榷》页5132。

[80] 《光海君日记》卷137。

[81] 《国榷》页5131；《明史》卷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