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人的毕生事业，说到底就是像他的整个的人生一样，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并迫使所有的人产生同样的心情。

日记，一八九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前　奏

重要的不是人所达到的道德的完善，而是道德完善的过程。

老年日记

“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1]

约伯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直到神向他举起手来，让他患上麻风病，使他从昏沉沉的舒适中觉醒，让他的灵魂受到痛苦的熬煎，他一直都生活在天赐的心满意足之中。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危机也是这样开始的。在人世间的权势者之中，他也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富有，他恬适地居住在祖传的家园。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把他一心追求的姑娘娶到了家里，妻子给他生了十三个孩子。他用手和心灵创造的作品已经成为不朽之作，照耀着整个时代。这位显要的封建贵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从农民身旁走过时，他们都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他鞠躬。就连整个世界也对他如雷贯耳的声誉深表崇敬。就像约伯面对考验那样，列夫·托尔斯泰也别无他求。他曾在一封信里写出一句世上最放肆的话：“我是彻底幸福的。”

然而一夜之间，这一切就都再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了。工作使这位辛勤劳动的人厌恶，他感到妻子陌生，孩子都无关紧要。夜里，他从一团糟的床上起来，像病人似的走来走去；白天，他沉闷地坐在写字台前，手木然不动，目光呆滞无神。有一天，他急急忙忙走上楼去，把猎枪锁到柜子里，以防把枪口对准他自己。他有时呻吟，胸腔几乎要爆裂，有时在昏暗的房间里像一个孩子似的呜咽。他不再拆看书信，不再接待朋友；孩子们都胆怯地望着他，妻子对这位突然变得阴沉郁闷的丈夫十分失望。

这种突变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疾病在悄悄吞食他的生命，是麻风病侵袭了他的肌体，还是他遭遇了外来的不幸？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位最有影响的人物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郁郁寡欢，这位俄罗斯土地上最伟大的强者怎么会变得如此凄凉悲惨？

最令人惊惧的答案是：什么也没有！他没出什么事，或者从根本上说，是更加可怕的：虚无。托尔斯泰在所有事物的背后看到的只不过是虚无。在他的灵魂里有什么东西被撕碎了。一道罅隙直裂到心底，那是一道狭长的黑洞洞的罅隙。大惊失色的眼睛被迫呆呆地望着这空虚，望着这位于我们自己温暖的血脉流通的生命背后的异样、陌生、冰冷和不可理解的东西，望着转瞬即逝的存在背后的永恒的虚无。

谁一旦往这个不可名状的深渊望去，他就再也不能把目光转向别处，黑暗便流进各个感官，他的生命的光华和色彩便消失殆尽。他嘴角的笑是冰冷的。感觉不到这种冰冷，就抓不到任何东西；不联想到另外的东西——虚无，就什么东西也看不见。本来还是完全感觉得到的东西，如今都枯萎了，变得毫无价值了。荣誉变成了捕风捉影，艺术变成了小丑表演，金钱变成了黄色炉渣，自己生机勃勃的头等健康的身体变成了蠕虫的寄居地。这看不见的黑色的唇吸光了一切宝贵东西的汁液和香甜。有谁一旦怀着造物的原始恐惧发现这个可怕的、吃人的、黑夜般的虚无，这个埃德加·爱伦·坡的席卷一切的“大旋涡”，帕斯卡尔的比一切思想深度还要深的“深渊”，他就会感到世界已经冻结了。

这一切无论怎样遮掩和隐藏都是白费气力。把这种黑暗的吮吸称之为神，并且宣告为圣徒，也是于事无补。用福音书的书页封贴这个漏洞，同样毫无用处，因为这种原始的黑暗能穿透一切古代文献，熄灭教堂的灯烛，这种宇宙极地的冰冷是无法通过言语微温的呼吸变暖的。人们像孩子们在森林中高声歌唱企图压倒内心的恐惧一样，开始扯着嗓门说教，企图压倒死一般的沉寂，照例无济于事。没有任何意志，没有任何智慧再能照亮这位受惊者的阴沉沉的心。

托尔斯泰在他具有世界影响的生命的第五十四个年头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巨大的虚无。从那时起，直至他的生命终结，他都毫不动摇地呆呆望着这个黑色的洞，望着自己生存背后的这个不可理解的内在的东西。不过，即使转向虚无，列夫·托尔斯泰的目光仍然是犀利的、明亮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见到的一个人知识最多智力最高的目光。从来没有一个人以如此巨大的力量同不可名状的东西、同非永生的悲剧进行过斗争。从来没有一个人更坚定地针对命运向人提出的问题追问人类命运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更可怕地遭遇过彼岸那种空虚的吮吸灵魂的目光，没有一个人更出色地忍受过这样的目光，因为托尔斯泰黑色瞳孔里男子汉的良知向艺术家明亮、勇敢、善于观察的目光提出了异议。面对生存的悲剧，列夫·托尔斯泰从未胆怯地垂下目光或闭上眼睛。这是我们的新艺术的最警觉最诚挚最无法收买的眼睛。因此，没有什么更杰出的东西比得上这种英勇的尝试：即使对不可理解的东西也要赋予形象的意义，即使对不可避免的东西也要赋予真理。

从二十岁到五十岁，托尔斯泰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创作和生活了三十年。从五十岁到生命终结这三十年里，他仅仅生活在探索生活的意义和认识生活的过程之中。在他为自己提出这个无法测度的使命之前，他一直生活得十分轻松愉快。现在，他为真理而奋斗，不仅是为了拯救他自己，而且为了拯救全人类。他担负起这个使命，使他自己成了英雄，甚至成了圣徒。他为这一使命蒙难受苦，使自己成了一切人当中最富有人性的人。

* * *

[1]出自《圣经·旧约·约伯记》。译文参考和合本《圣经》。

肖　像

我的脸是一张普通农民的脸。

胡须遍布的面孔，长胡子的地方比不长胡子的地方多，探测内心的一切通道都被堵住了。流动的主教式的胡须很宽，并向嘴里飘摆，高高地一直长到面颊上，几十年来一直湮没着性感的唇，盖住如同龟裂的棕色树皮的皮肤。他浓重的眉毛有一指粗，丛生在他的额头，像树根一样盘绕交错。头顶上是像起着泡沫的灰色海潮里不安定的浪花般密集而杂乱的头发：那太古世界一样的风长的头发，像热带植物似的繁盛，处处都那么纷乱茂密。跟米开朗基罗笔下的摩西，那位最富男子气概的人的肖像一模一样，一眼望去，托尔斯泰的脸上也有一把圣父那样的泛着白色浪花的大胡子。

因此，为了认清这张被覆盖的脸，连同其内心的纯粹的本质，人们不得不从他的脸部特征上删除这灌木丛一般的胡须。那些没有胡须的青年时代的肖像对这种删除很有帮助。人们这样做了以后，就会大吃一惊。因为不可否认的是，这位高贵智者面孔的轮廓是粗线条的，跟一个农民的面孔没有什么两样。一所低矮的烟熏火燎的茅舍，一顶真正的俄罗斯帐篷，便是守护神在这里为自己选择的住所和工作间；不是希腊的能工巧匠，而是一个懒散的乡村细木匠为这颗宽爱的心灵装修住宅。像劈开的木头粗粗刨过，还露着粗木纤维，他的一对小眼睛上面是粗糙低矮的横梁一般的前额，皮肤上好像只有土和黏泥，油腻腻的，没有光泽。阴沉的四方脸膛中间，是一个有着宽阔而敞开的动物鼻翼的鼻子，像被人打了一拳似的又宽又黏腻。乱蓬蓬的头发后边是两只不成形的软耳朵。塌陷的面颊中间有一张闷闷不乐的厚嘴唇的嘴。

总之，这副容貌，没有一点艺术感，十分粗野，甚至平庸低俗。

在这张悲戚的劳动者的脸上到处都是阴影和昏暗，坑洼不平，透着严酷的神情。没有一处显出奋发向上的热情，没有一处闪现波动的光亮，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圆圆的前额那样显出一种勇于攀登的精神。没有一处透出光亮，闪烁光辉——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是故意美化，谁就是撒谎。不，这一张低洼的被封闭的脸是不可挽救的，从这张脸上你想像不到神庙，只能想像到一座监狱，一座阴暗无光的、霉味呛人的、毫无快活的、令人厌恶的监狱。年轻的托尔斯泰早就知道自己其貌不扬。关于他的外貌的任何隐喻“他都觉得不舒服”；他怀疑，“一个鼻子这么宽、嘴唇这么厚、灰色眼睛这么小的人会得到人间的幸福”。因此，这个青年很早就用浓密的浅黑色胡子掩饰他那令人生厌的面部特征，这把到了老年才完全变成银白色的胡须，令人见了肃然起敬。只有在最后十年，那阴暗的云团才渐渐消散，在秋日的苍茫暮色中一线日渐善良的美丽的光线才投射在这个悲苦的地方。

在低矮阴暗的小屋里，那位永远游荡的守护神在托尔斯泰那里暂住下来。从这副普普通通的俄国人的相貌上，人们可以估计到他是任何行当的人，就是看不出他是文化人、作家、塑造艺术形象的人。作为儿童，作为青年，作为成年人，乃至作为白发老翁，托尔斯泰看上去都只像普通大众中的一员。他什么样的衣服都可以穿，什么样的帽子都可以戴，一个人有了这样一张无名的普通俄罗斯人的面孔，既可以主持部长会议，也可以在流浪者小酒店里醉醺醺地游乐；可以在市场上卖白面包，也可以穿上大主教的锦缎盛典服装向跪在面前的众人高举起十字架。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不论穿什么衣服，不论在俄罗斯的什么地方，这样一张脸从来都不会特别引人注目。作为大学生他看上去跟别人没有区别，作为军官他跟任何一个腰挎军刀的人完全相同，作为农村贵族他跟容克地主毫无二致。如果他坐在车里，旁边有一个白胡子仆人，人们就得仔细察一察照片，看车座上这两位老者究竟哪一位是伯爵大人，哪一位是车夫；如果在一张跟农民谈话的照片里有他，你就会不知道哪个是他，没有一个人能猜得出在乡村帮会里这个叫列夫的是一位伯爵，平时在他身边的格里高尔、伊万、依里亚和彼得岂止成千上万。好像这个人同时又是所有人，好像这一次这位天才人物并没有戴上一个特殊人的面具，而是化装成了人民大众里的一员，他的脸完全是无名氏的脸，完全是普通俄国人的脸。正因为他胸怀整个俄罗斯，所以他的面容才不是他个人的面容，而是俄罗斯的面容。

因此，几乎所有第一次见到他的人，一见到他，无不感到失望。他们都是先乘火车，然后从图拉坐马车远道而来的，现在他们坐在会客室怀着对这位大师的敬畏心情静静地等候接待；每个人内心里都期盼着不同寻常的一刻的到来，心中预先塑造他的形象：一定是一个高大威严的人，面前飘动着圣父似的胡须，盛气凌人，有着巨人和天才的形象。等待中的敬畏心情使每个人肩膀下垂，目光不自觉地躲避即将抬眼看到的这位教长的高大形象。这时，门终于开了，可是瞧啊，一个矮小敦实的人迈着小跑的步子，长髯飘摆，十分轻捷地走进来，然后停住脚步，亲切地微笑着站在深感惊异的客人面前。他以较快的语速兴致勃勃地跟客人攀谈，敏捷地向每个人伸出手来。他们握住他的手深感震惊：怎么？这位亲切和蔼的矮小男人，这位“灵活的须发雪白的长辈”，他真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吗？预先埋在心中的对这位崇高人物的敬畏消失了，倒是多少有些大胆地产生了一种对他的面孔的好奇心理。

这些景仰者突然都惊呆了。在热带丛林般浓密的眉毛后面，灰色的目光像一只豹一样向他们冲过去，托尔斯泰那罕见的目光没有一幅肖像能画得出来，只有亲眼见到这位大人物面孔的人才能说出这种目光。像刺刀一样，那犀利的目光闪烁着，死死地抓住每个人不放。谁也不能动一动，谁也休想摆脱它。每一个人都必须忍受这催眠般的束缚，因为这目光已经穿透每个人的心底。托尔斯泰目光的第一次冲击是无法抵御的：像一次射击，这目光能穿透一切伪装的盔甲，像一个金刚钻，能切碎一切玻璃镜。屠格涅夫、高尔基及其他数以百计的人都可以证实，在托尔斯泰的这种能穿透一切的目光逼视下，谁也不能说谎。

不过，这目光只是如此犀利地审视冲击那么一小会儿，随后又露出了眼球的虹膜，这双眼睛闪出的灰色的光，或笑容可掬而忽隐忽现，或变得柔和而善良，给人带来温暖。像云彩的影子笼罩着水面，感情的千变万化也不停地游弋在富有魔力的动荡不安的瞳孔上面。愤怒能使这双瞳孔射出独特的冷酷的闪电，烦恼能让它们凝结成冰冷的结晶，善良能使它们充满温暖，激情能让它们燃起火焰。这无比神秘的星辰般的眼睛，它们会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无需绷紧的嘴巴去动一动。当音乐使它们动情时，它们会像农妇那样“泪如泉涌”。它们会由于心满意足而熠熠生辉，也会因为伤感而突然变得昏暗，并且逃避他人，令人捉摸不透。它们会冷静无情地观察，它们会像外科手术刀一样切割，像x射线一样透视，然后又立刻流露出轻松好奇的闪烁不定的反光——可见它们能讲出表现一切感情的语言。这双“最会说话的眼睛”任何时候都从他的前额向外发光。像往常一样，还是高尔基为这双眼睛找到了最富形象性的语句：“托尔斯泰的眼睛里有一百只眼睛。”

由于有这双眼睛，而且多亏有这双眼睛，托尔斯泰的面貌才具有天才的特性。这位洞察一切者的目光的所有力量都无一遗漏地集中表现在它的千变万化上，正如那位思想深邃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那大理石般拱形的前额里无一遗漏地集中显现出了美。托尔斯泰脸上的其他器官，胡须和浓密的毛发，只不过是这些极其吸引人的发光宝石中被埋没的宝石的套子、外壳和宝库。这些发光的宝石把世界吸引过去，又向世界放光，使人们认识到我们这个世纪宇宙万物的丰富多彩。没有什么东西这样细密微小连这双敏锐的眼睛都看不见：托尔斯泰的目光能像苍鹰一样箭一般射向每一个具体的东西，同时又能对广阔的宇宙作全景的观察。它们能够在精神的高峰燃起火焰，同样，在灵魂的暗处也能像在上界一样敏锐地扫视。这闪光的晶体，它们感情充沛，纯真无邪，完全可以怀着极大的喜悦仰望天上的神。它们有勇气面对虚无，面对美杜莎的虚无，审视那化作石头的面孔。没有什么事情他的眼睛做不到，或许做得到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无所事事，遐想联翩，纯粹的平静和欢乐，梦想的幸福和恩惠。因为眼皮刚刚睁开，他的眼睛就必定无情地醒着，坚定而毫无错觉地追逐猎物。他的眼睛将击破任何幻想，揭穿任何谎言，粉碎任何信念，在这双真实的眼睛前面，一切都变得赤裸裸的毫无遮饰。因此，每当他抽出这把钢青色的匕首对准他自己，而且把刀尖凶残地使劲捅到内心深处时，总是十分可怕。

谁有这样的眼睛，他就能看到真实，于是世界和一切知识便属于他。但是，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永远看到真实的、永远清醒的眼睛，他就不会有幸福了。

生命力及其对立面

我希望长寿，特别长寿，一想到死，我就像孩子一样心里充满富有想像力的恐惧。

摘自青年时代的信

天生的健康。天赐的能活一百年的身体。一身坚韧的筋骨，有棱有角的肌肉，真正的熊一般的力气，年轻的托尔斯泰躺在地上，能用一只手托住一个很重的士兵。肌腱富有弹性，在体操方面，无需助跑他就能轻盈地跳过拉得很高的绳索，他游泳像一条鱼，骑马像一个哥萨克，割麦像一个农民——至于疲倦，这副钢铁般的身体只能在想像中体会。遇到需要发挥最大的爆发力时，他的每根神经都会绷紧，像托利罗的利剑一样既坚硬又有韧性，他的每个感官都很健康、灵敏。在生命力的环城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缺口、缺陷、裂缝、缺损和破坏。因此，重大的疾病从来没有侵袭他那铁石般的身体，托尔斯泰的令人难以相信的强壮体格是排斥任何虚弱、不受年龄影响的。

他的生命力是史无前例的：新时代的一切艺术家，在这位长髯飘逸的《圣经》人物，这位农民般粗俗的男人面前，都如同女人或弱者。即使像他一样的那些人也都活到创世者至祖先时代的高龄，年老以后他们的身体也会变得疲惫不堪，因为像猎人取出猎物内脏那样，他们的身体也被长期的精神活动所磨损。歌德和托尔斯泰的生日都是八月二十八日，因为具有放眼世界的胸怀和勤恳笔耕的劳作都活到了八十三岁，成为星象学上的两兄弟。歌德六十岁畏惧冬日的寒冷，虽然很胖，但总小心地坐在紧闭的窗前；伏尔泰是坐在写字台前一张纸又一张纸地涂写，他已骨质硬化，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更像一只被剥了皮的猛禽；康德像一个机械的木乃伊，僵硬而吃力地啪嗒啪嗒地沿着柯尼希贝格的林荫大道迈着缓慢的步子；而这个年龄的托尔斯泰却是一位精力充沛的老人，还能哼哧哼哧地把冻红的身子伸到冰水里，还能在花园里从事繁重的劳动，还能在网球场上跟着小球飞跑。六十七岁还有兴致学习骑自行车，七十岁还穿着溜冰鞋在闪闪发光的跑道上运动，八十岁还天天做体操，锻炼肌肉；八十二岁，死神已近在咫尺了，当牝马疾驰了二十俄里以后停顿下来或不听使唤时，他还能呼啸着在它头顶上抽鞭子。足够了，我们不用再作比较了：在十九世纪里，没有一个人具有这样的史前人的生命力。

尽管俄罗斯这棵巨大橡树的树梢已达到祖先年龄的巅峰，但是这棵树的每一根纤维汁液饱满，它的根一点也没有松动。直至弥留之际他仍然目光敏锐：那好奇的目光能从马背上跟踪从树皮里爬出来的小甲虫，不用望远镜也能看见飞翔中的猎鹰。双耳听力极好，那宽大的、简直像动物的鼻孔很善于嗅闻：每当春天那刺鼻的肥料混合着泥土融化的烟气突然袭上他那飘逸的银白胡须时，就有一种醉意钻进他的肺腑，而到了八十岁，他仍能根据记忆清楚地感觉到那些昔日的春天，感觉到每一个春天的特有的气浪，感觉到每一个春天第一次抛洒过来的馥郁的芬芳；他觉得这香气如此强烈，如此感人，连他的眼皮都睁不开了。老人穿着很笨重的农民穿的靴子，迈着两条肌肉发达的猎人的腿，重步横穿潮湿的土地。上年纪人的手即使颤抖也从不显得没有力气，他的告别信的笔迹跟他少年时代遒劲的笔体没有什么两样。他的精神如同他的肌腱和神经，确实极为坚定。他的谈吐胜过他人，十分精确的记忆力总能使他想起任何遗漏的细节。每当遇到矛盾，烦恼便会使老人眉头紧锁，哄然大笑能使他的嘴唇变圆，他的语言总是那么生动形象，他的血液总是那么急急地流淌。七十岁时，在一次关于《克莱采奏鸣曲》的讨论中，有人责难说，一个人到了老年控制情欲是很容易的事，这位瘦削粗健的老人眼里竟射出自豪而愤怒的光来，他说：“这是不对的，肉欲还是很强烈的，我也不得不跟它搏斗、扭打哩。”

只有这样一种不可动摇的生命力可以解释这种不知疲倦的创造精神，在他从事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业的六十年中，他没有真正休息过一年。因为他那创造者的精神从不休息，他的十分清醒而敏捷的思想从未睡过大觉，从未舒舒服服地打过一个盹。托尔斯泰直到老年时期都不知道，生病是怎么回事。这位每天工作十小时的人从未感到过疲倦。处于待命状态的感官从来都不需要人为的增强。它们不需要用兴奋剂加以刺激，不需要饮酒也不需要喝咖啡；他从来不需要通过火热的激情或肉欲的享受来加温，相反，他的这些极有节制的感官充满活力，如此健康，如此紧张，如此界限分明，以至轻轻触动一下都能使它们产生震动，能使滴水成流。托尔斯泰除了粗健以外，同时又是一个“感觉敏锐的人”——如果没有这种最高度的敏感易怒，他怎么会成为艺术家呢！

不过，只能小心地按动他那十分健康的神经的键盘，因为恰恰是这键盘的猛烈反弹会造成每种情感的危险。他像歌德和柏拉图那样害怕音乐，因为音乐会太强烈地引起他神秘莫测的心潮澎湃。“音乐对我有极大的影响。”他坦白地说。事实上，当他全家亲切友好地围坐起来听钢琴演奏时，他的鼻翼便令人不安地抽动起来；眉毛厌恶地紧蹙，他感到“嗓子眼里边有一种特殊的压力”，于是，他突然很不礼貌地转身走出门去，因为他已经泪流满面了。“这音乐要使我怎么样呀？”有一次他因为要极力控制着自己而惊恐地说。的确，他感觉到，音乐想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音乐眼看着就要从他身心里攫取他坚决不肯交出的东西了；那是他藏在感情的保密柜最底层的东西，可是现在它正在发酵膨胀，立刻就要漫过堤坝。有一种空前强大的东西开始活动，他惧怕它的力量和超常。在内心里，在内心的最深处，他不情愿地感到，是情欲的波涛抓住了他，把他引入邪恶的洪流。为了一种也许只有他才了解的过分，他憎恨（或者说他惧怕）自己被热血冲昏头脑，因此，他甚至也怀着一种对健康人来说反常的隐士的憎恨心理追求“这”女人。他觉得，一个女人只有在她尽了做母亲的义务，表现出端正的品行或到达令人尊敬的“高龄”，也就是超然于“他一生都认为是身体的深重罪过的”性欲之外，才是“无害的”。对这位反对希腊文化的人，假装的基督徒、专横的修士来说，女人和音乐绝对是恶，因为二者都是通过情感使人偏离“我们的勇敢、果决、智慧和正义感等天生的特性”，因为正如后来神甫托尔斯泰所宣讲的，它们使我们犯下“肉欲的罪”。就是女人也“想从他那里得到”他拒绝给予的东西；她们也触动他害怕唤醒的危险的东西——触动可以猜到的不属于精神的东西，即他那特有的强烈的性欲。当意志的束缚松开时，音乐这匹“野兽”便露出头来。女人则发出猎犬的嗜血的嚎叫，晃动着栅栏上的铁条。仅从托尔斯泰的狂躁的僧侣式的恐惧中，从他面对健康快乐、纯粹自然的性欲所怀有的宗教狂热的恐惧中，就能想像到他那潜藏的男性要求，想像到他内心的动物的性欲。他在青年时代是疯狂地放纵这种性欲的——他曾对契诃夫说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嫖客”，五十年以后他竟硬把这种性欲砌在地下室里，是砌藏，而不是埋葬。这位无比健壮者的性欲一生中都是很旺盛饱满的，可是在他的严格遵守道德法则的作品里只泄露了一点：这就是他在“女人”面前，在女性诱惑者面前，所表现的恐惧，他的沙漠祖先的、超基督教的、强迫自己掉转目光的、闹闹哄哄的恐惧——事实上是在自己的、貌似无节制的欲望面前的恐惧。

人们时时处处都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托尔斯泰只是害怕他自己，害怕他的熊一般的力量。一种对动物般无节制性欲的恐惧，总是不断地给自己对超级健康不时感到的幸福罩上阴影。诚然，没有第二个人像他这样制服自己的性欲，但他知道，他不是免受惩罚的俄罗斯人，他是一个情欲亢奋的普通人，一个放纵的狂热者，过激主义的奴隶。托尔斯泰的富有意志力的智慧扼制了他自己的身体，因此他不断地研究感官的问题，让它得到宣泄，让它进行没有危险性的消遣，供给它以空气和娱乐这样的食粮。他拼命地用长柄镰刀割草，用犁翻地，以乏其筋骨，他进行体操运动，以消耗体力。为了除去感官的毒素，为了使感官变得没有危险，他把强壮体力的危害从私生活挤到大自然里去，在那里他把用意志力保持在内心里的能量热情奔放地彻底释放。因此，他最喜欢的活动便是狩猎，一去打猎，一切明确的和模糊的情欲都会自动消失。这位圣徒似的托尔斯泰喜欢上了骏马的汗味，陶醉在勇猛骑马奔跑、追猎和瞄准时的神经紧张的兴奋中，甚至迷恋上了恐惧（这对这位后来变成了狂热的同情者的人来说简直不可理解），以及被射倒在地、鲜血淋漓、用伤心的目光凝神直视的野兽的痛苦。“看到临死的动物的痛苦，我有一种快乐的感觉。”当他用棍子猛击一头狼的脑袋时，他这么说。而在这嗜血欢乐的胜利叫喊声中，人们才会想像到他一生中（青年时代那些癫狂的年月除外）都埋藏在心底的残忍的本能。就是在他出于道德信念放弃狩猎的时期，当他在田野里看到一只兔子跳跃时，他的手总还不知不觉地举起来，流露出对射击的向往。但他像压制别的爱好一样顽强果决地把这种爱好压制下去。最后，他就只能单纯地观察和仿制有生命的东西，以满足他肉体上的性欲欢乐了——这至今仍然是一种十分强烈的和意识到的欢乐！每当他从一匹骏马旁边走过去，他都张大嘴巴喜悦地欢笑。他几乎是狂喜地拍打和触摸那锦缎般温热的肩胛，让它身上跳跃的温气传到他的手指上：一切纯兽性的东西使他感到兴奋。他能够几小时地用着迷的目光观看年轻姑娘跳舞，仅仅是醉心于她们那松弛的身体的妩媚可爱。当他碰到一个漂亮的人，一个女人的时候，他便停住脚步，忘形地交谈，只是为了更仔细地端详她，并且热情地呼叫道：“要是一个人漂亮，那该多好啊！”因为他爱身体，把它当作蓬勃生命的容貌，当作可以感觉到光的一面镜子，当作滚滚热血的外壳，他是以起伏波动的暖融融的全部肉感，把身体当作生命的意义和灵魂来爱。

的确，他是以他文学家热烈崇拜动物神经本性的精神爱他的身体，正如艺术家爱他的乐器和画笔；他是把身体当作人最自然的形态来热爱它，他爱自己，便是爱他原始的身体甚于爱他破碎的言行不一的灵魂。他爱他的自始至终一切形态的身体。不过，有关这种性爱激情的第一次自觉的报告可以追溯到——这并不是笔误——他两岁的时候！那是他两岁的时候，这一点必须强调指出，这样人们才能理解，托尔斯泰在时间长河里的每一个回忆为什么这样历历可见，像清水中的石子一样闪烁，像脉络那样鲜明。歌德和司汤达只能比较清楚地回忆起七八岁时的事情，而托尔斯泰两岁时就像他后来成为艺术家时那样能够准确地集中收集一切感官的许多感受了。我们不妨读一读他对自己第一次身体感觉的这段描述：“我坐在一个木制浴盆里，完全被罩在一种我觉得很新鲜但并不使人不快的液体的气味里，有人用这种液体揉搓我的身体。我最可能得到的，大概是麸皮水。我得到一种新颖的印象，我第一次高兴地注意到我的小小的身体，前胸有历历可见的肋骨，第一次注意到那光滑模糊的面颊，我的看护人卷起来的袖子，还有那冒着热气的麸皮水和水的气味。但最强烈的印象是：每当我用我的小手触摸时浴盆在我心里唤起的光滑的感觉。”

谈了这段描述以后，再按照各个感觉的区域来分析和整理这些童年的回忆，就能正确地赞叹他的感官的空前的机敏。托尔斯泰就是这样机敏地戴着两岁的小假面具把握周围世界的：他看见了看护人，他闻到了麸皮的气味，他分辨得出新鲜的印象，他感觉到了水的温暖，他听到了嘈杂的声音，他触摸到了木浴盆壁的光滑。身体是一切生命感觉惟一可感知的表面，而各种不同神经束的所有这一切同时发生的感知，都汇入这身体的和谐“愉悦的”自我觉察里。这样，人们才会理解他的感官的吸取器在这里多么早就摄住了生活，世界的多种多样的冲击是怎样强有力地、怎样精细自觉地变成孩提时代托尔斯泰的清晰的感觉。于是，人们便可以判断，成年的托尔斯泰如何使每个印象一方面难以捉摸，另一方面又得到加强。这个小身体在这狭小浴盆里的微不足道的舒适感，必然扩大为一种粗野的近乎狂热的生存乐趣。这种乐趣像这个孩子一样把外界和内心、世界和自我、大自然和生活混合为惟一的圣歌般飘飘然的感觉。事实上，这种与世界形成一体的飘飘然的感觉往往使完全成熟的人产生一种莫大的陶醉；人们可以读一读这位壮实的男人怎样常常站起身来，走进森林，观察在千百人当中选中了他的这个世界，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强烈更充实地感觉到这个世界；他怎样突然欣喜若狂地舒张胸怀，伸展双臂，好像他能在这呼呼移近的空气中抓住使他内心激动的那种无限的东西；要么就是微小事物使他受到的震动并不亚于宇宙间丰富多彩的自然。他弯下腰来轻轻地扶起一棵被踩倒在地上的蓟草，热情地观赏一只蜻蜓的闪烁飘逸的游戏，接着，朋友们看见了他，他就赶快把脸转到一边，以免让人看见从他眼里滚滚流出来的眼泪。没有一个现代作家（包括瓦尔特·惠特曼在内）像这位具有潘神性欲和远古神明无所不在的性欲的俄罗斯人这样强烈地感受到尘世器官的欢乐。于是人们便可理解他的这句豪言壮语了：“我本人便是自然。”

这个结实健壮的人毫不动摇地在莫斯科附近的土地里扎下了根。他本人便是宇宙中的一个宇宙。人们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动摇他那强大的世俗性。而大地，即使它常常颤抖，常常被地震摇动，托尔斯泰却往往立足坚定，能够蹒跚地在上面行走。突然，目光呆滞了，感官动摇了，却抓住了空虚。因为有某种东西进入了他的视野，那是一种他抓不住的东西，他温热的身体和丰富生活之外的东西，他怎么集中精力也理解不了的东西——这对他这个感性的人来说，始终是不可理解的，因为这不是人世间的东西，是一种他吸不进、融合不了的物质，这种物质拒绝被触摸、被衡量、被编排到永远充满渴望的世俗感情里去。如何理解这种突然切断现象的完整空间的可怕思想？怎样想像得出这些流动的、有生命的感官会突然变得又聋又哑，这只皮包骨的手已经没有知觉？怎样想像得出，这个绝对健康的身体本来还有温热的血脉流通，现在会变得被虫蛀空，变成冰凉的骨头架子？如果说这种虚无，这漆黑的一团，这暗藏的东西，这不可阻挡的东西，不是今天就是明天，竟能进入他的内心，如果说这种感官无法感知的东西竟能进入这个本来还有血有肉的强有力的人的内心，那是怎么回事呢？每当托尔斯泰想到暂时性，他的血液就会凝结。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还是一个孩子，人家把他领到母亲的遗体跟前，那里躺着一个人，冰冷而僵硬，可是头一天她还活着呢。到了八十岁，他仍然忘不了他当时从思想和感情上无法解释的那一幕情景。这个五岁的孩子一见母亲的遗体便吓得尖叫一声，惊恐万状地跑出房间，好像身后跟随着令人恐惧的复仇女神。随后死去的有他的哥哥，他的父亲，他的姑妈，死亡总是这样令人心惊使人窒息地涌入他的脑海，那只冰凉的手总是冷冷地掐住他的脖子，撕碎他的神经。

一八六九年，在他的生活危机之前，不过已离危机不远了，他描述过死的念头袭上心头时的那种白色恐怖。“我想要睡觉，但刚一躺下，一种惊恐就又把我拉起来。这是一种恐惧，一种有如呕吐一样的恐惧。有一种东西把我的生存撕成了碎块，但没有完全撕碎。我试着躺下，但恐惧仍然未退，那是红的东西，白的东西，有一种东西在我心里撕扯，它依旧紧紧地束缚着我。”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在死亡离托尔斯泰还很远，即在他真正死亡的四十年前，对死亡的预感就闯进他这个活生生的人的灵魂里了，再也没有被彻底赶走。夜间，极度的恐惧就守在他的床边，吞食他生命的欢乐，它就蹲伏在他的书页之间，啃那腐朽的黑色思想。

我们看到，托尔斯泰对死的恐惧像他的生命活力一样，是超过常人的。不好把它叫作神经的畏惧，它不同于诺瓦利斯神经衰弱性恐惧，也不同于莱瑙[1]的笼罩着忧郁阴影的恐惧，有别于埃德加·爱伦·坡的恐怖病，也不像神秘的肉欲恐惧——不，这里出现的是一种完全兽性的、野蛮人的恐怖，是一种极端的惊恐，一种恐惧的飓风，一种对生命意义遭到打击的恐慌。托尔斯泰面对死，不像一个男子汉具有英雄的气概，而像是被一块烧红的烙铁打上烙印那样吓破了胆，跟做了一辈子奴隶的人一样在这种恐惧面前全身痉挛，尖声叫喊，完全失去自制的能力：他的恐惧爆发时完全像动物爆发的惊恐一样，像那样的一种震惊——也就是像一切造物变成人之后的原始的恐惧。他不想被这种思想抓住，他不愿意有这种思想，他抗拒这种思想，就像一个被扼住咽喉的人一样四肢又抓又踢进行反抗。我们不要忘记，托尔斯泰是在极其安全的情况下完全出乎意料地受到侵袭的。这头莫斯科的熊缺乏生与死之间的过渡——死对这个天生如此健康的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对一个普通人来说，生与死之间总有一座桥：疾病。全部或大多数平均五十岁的人都在自身中潜伏着一个死神，死的临近他们并不觉得是完全来自外部，也不觉得惊异。因此，当被死神第一次有力地抓住时，他们并不会害怕得感情失控。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曾被蒙住眼睛，站在木桩旁等待处决，他每个星期都犯癫痫病，全身抽搐倒在地上。他作为常受病痛折磨的人，在死亡面前比一无所知的人，比精力充沛的健康人要镇定得多。因此，那完全六神无主的、简直是丢脸的恐惧投在他身上的阴影，也就不像投在托尔斯泰身上那样冷彻骨髓。托尔斯泰第一次感觉到死亡临近时，就浑身发抖了。他只在情绪饱满时才能完全感觉到他的“自我”，只在陶醉于生活时才会感觉到生活的全部价值，对他来说，生命力的轻微的衰减便意味着一种疾病（三十六岁时他就称自己为“老人”了）。正因为有这种感情，死亡才会像一支箭似的把他完全射中。只有如此富有活力地感觉到生存的人，才会如此强烈地惧怕死亡。正是因为在这里有一种真正超自然的生命力对抗同样超自然的死的恐惧，所以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才会产生一种像巨人反抗宙斯那样的生死搏斗，这也许是世界文学的最大的生死搏斗。因为只有巨人的气质才能进行巨人般的反抗：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一个高踞治人地位的人，一个意志坚强的竞技者，是不会轻易向虚无投降的。他在遭受第一次精神打击以后又马上振奋起精神，调动起全身肌肉，去战胜那突然冒出来的敌人。不，不能认输。刚刚从第一次惊恐中回过神来，他便躲进人生哲理的探索里去了。他拉起吊桥，从他的逻辑的军火库里取出弹射器向那看不见的敌人猛烈射击，企图把它们赶走。他的第一道抵御便是蔑视：“我不能对死产生兴趣，主要原因是，只要我活着，死就不存在。”他说死是“不可信的”，他傲慢地声称，他“不怕死，只是害怕对死的畏惧”，他（在三十年间）不断地保证，说他不害怕死，他从未胆战心惊地想到死。但他欺骗不了任何人，连他自己也欺骗不了。毫无疑问，灵魂和官能的安全壁垒在恐惧症第一次发作时就被冲垮了。托尔斯泰从五十岁起就只站在他往日对生命力自信的废墟上进行斗争。他不得不一步步退却，他承认，死不仅仅是一个“幽灵”、“稻草人”，而且是一个最值得尊敬的对手，仅用空话是吓唬不倒它的。于是托尔斯泰便试图研究死是否能在不可避免的暂时东西里继续存在，在人们不能在同死的斗争中生活的时候，就与死共同生活。

由于有了这种退让，才开始了托尔斯泰与死的关系的第二阶段，也是富有成果的阶段。他“不再抗拒”他的现存状态，不再幻想以诡辩的方式摆脱死，因此他试图把死安排在他的生存中，融合在他的生命感觉里，在抵抗这不可避免的东西的过程中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使自己“习惯于”它。死是不可战胜的，这位生命的巨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对死的恐惧却不是不可战胜的，因此他集中一切力量只对付那种畏惧。正如西班牙的特拉普教派信徒每夜都在棺材里睡觉，以便把一切恐惧扼杀在自己的内心里，托尔斯泰也强迫自己在每天坚持不懈的意志祈祷练习中，连续不断地诵读死亡警告。他强迫自己“以全部心灵的力量”去想死而毫不害怕死。从此以后他的每一本日记都以w.i.l.（如果我活着）这样三个神秘字母开始。每个月都通过年份标明自己的回忆“我在接近死亡”。他已经习惯于正视死亡了。习惯消灭了陌生，战胜了恐惧——所以，经过三十年同死的搏斗，死从外部的东西变成了内在的东西，从敌人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朋友。他把死拉到自己身边来，拉到自己的内心里，把死变成他灵魂的组成部分，从而使原来的恐惧“等于零”。我们无须考虑死，我们必须永远看到它就在眼前。于是，整个生命就变得更坚实，更重要，更富有成果，更欢乐。于是危急中产生了一种道德。托尔斯泰把自己的恐惧客观化了，也就把它战胜了（艺术家永远得救了！）。他摆脱了死和对死的恐惧，因为他把它们塑造成另外的创造物，塑造成他自己的创造物了。这样一来，起初具有毁灭性的东西，就成了深化生活的东西，完全出人意料地使他的艺术得到最壮丽的提高。由于他的充满恐惧的钻研，由于他在幻想中有过上千次的假定死亡，这位最热情的活力论者才变成死的最熟知内情的描述者，变成一切曾经表现过死的艺术家中的巨擘。恐惧，它永远是跑在现实前面的东西，它永远是被幻想激励的东西，它甚至永远是比迟钝、麻木的健康更有创造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数十年之久清醒的原始的恐惧呀！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内心的惊恐和麻木！正因为有这样的恐惧，托尔斯泰才知道肉体泯灭的一切病状，才知道死亡的刻刀在正在消失的肉体上刻出的每一个线条，每一个标志，还有那正在逝去的灵魂的各种震颤和惊恐：这位艺术家于是强烈地感觉到他自己所了解的这一切对他的呼唤。伊凡·伊里奇[2]临死时的“我不愿意，我不愿意”的可怕的哀嚎，列文[3]哥哥可怜的消亡，几部长篇小说里的多种多样的生命的解脱，《三死》[4]——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意识最外层边缘的偷听，都是托尔斯泰最大的心理学上的成就。没有那种灾难性的心惊胆战的经历，取得这些成就是不可想像的，对自我经受的恐惧进行彻底的挖掘也是不可想像的。为了描述这上百次的死，托尔斯泰不得不在被损伤的灵魂里，直至最细微的思想脉络里，上百次预先、事后和同时经历他个人的死。就是这种预先感到的恐惧使他的平面艺术，使他的单纯观察和描摹现实的艺术获得了知识的深度。就是这种恐惧教会了他根据鲁本斯官感上的丰富多彩的现实，来运用这种从内心爆发的、仿佛纯哲学的、具有悲剧阴影的伦勃朗的光。仅仅因为托尔斯泰预先体验的死比一切人在生活中所体验的更为强烈，他才会为我们大家描绘出生动逼真的死，除了他，再没有第二个人做到这一点。

每一次危机都是命运对这位艺术创作者的一份赠品，因此，正像在托尔斯泰的艺术中一样，在他对世界的态度上最终也产生了一种新的更高的平衡。各种矛盾相互交错，人生乐趣与其悲观的对立面的激烈斗争，向一种明智而和谐的相互理解让步了。终于平静下来的情感完全符合斯宾诺莎的观点，单纯地飘浮在最后时刻的恐惧和希望之间：“害怕死，是不好的；希望死，也是不好的。我们必须这样摆好天平：让指针对直，不让一个秤盘比重更大。这便是生活的最佳的条件。”

悲剧的不协调终于协调起来了。耄耋老人托尔斯泰不再憎恨死，也不再对死很不耐烦。他不再逃避死，也不再与死作斗争：他像一个艺术家构思还不成形的作品一样，只在温和的沉思中梦想到死。因此，正是那最后的、长久以来所畏惧的时刻给了他完美的恩赐：死像他的生一样伟大，是他作品中的作品。

* * *

[1]莱瑙（1802—1850），奥地利诗人。

[2]列夫·托尔斯泰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主人公。

[3]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主要人物之一。

[4]列夫·托尔斯泰短篇小说。

艺术家

除了来自创作的愉快，没有真正的愉快。人们可以制造钢笔、靴子、面包和孩子，即造人，可是没有创作就没有真正的愉快，而真正的愉快是没有不与恐惧、痛苦、内疚和羞惭联系在一起的。

——摘自一封信

每一件艺术品，只有在人们忘记它是艺术品，把它的存在看作真实的时候，才算达到它的最高阶段。在托尔斯泰笔下，这种崇高的蒙骗往往十分完美，十分接近我们所感觉到的真实，所以我们从来不敢设想，这些描述是虚构的，这里所描述的人物是捏造的。读他的作品，好像只在做一件事，那就是通过一扇敞开的窗子观看现实的世界。

因此，如果只存在托尔斯泰这种风格的艺术家，我们就很容易受到误导，以为艺术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以为创作不是别的，只是对现实的一种精确的复述，只是一种无需较高精神劳动的描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需要一种否定的特性：不说谎”。因为具有一种出色的不言而喻的特征，风物单纯而自然，他的作品在我们眼前显得辉煌而丰富，成为跟另一个自然一样真实的又一个自然。所有那些狂躁的、创作期冲动的、闪光幻想的神秘力量，在托尔斯泰的史诗作品中都是多余的，不存在的，所以我们说，他不是醉酒的恶魔，而是冷静清醒的人，他通过客观的观察，通过坚持不懈的描述，毫不费力地完成了现实的摹本。

但在这里，正是艺术家的高深造诣欺骗了那正充满感激之情进行欣赏的感官。有什么比真实更难，有什么比清楚明白更费劲呢？原稿证明，列夫·托尔斯泰根本不是一位轻松的受赠者，而是一位最崇高、最能忍耐的劳动者。他的那些描绘世界的巨幅壁画是艺术性极高的艰辛劳动的镶嵌细工，这些镶嵌细工由无数细微彩色的小石头所组成，表现着千百万精细的细部观察所得。长达两千页的巨型史诗《战争与和平》七易其稿，为此所作的速写和笔记装满了好几个高大的书橱。历史上的每一桩小事，感觉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细心汇集成可供查考的资料。为了使波罗金诺战役的描写具有事实上的精确性，托尔斯泰曾拿着总参谋部的地图，骑马围着当日的战场转了两天，坐火车驶行极远的里程，从一位还活在人世的战争参加者那里搜集到一点添枝加叶的细节。他细心研究所有的书籍，翻遍各个图书馆，甚至要求一些贵族家庭和档案馆贡献出早已下落不明的文献和私人信件，仅仅是为了拾取哪怕是一点点真实的情况。这些微小的数以万计的细微观察的水银珠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被聚集起来，直到它们渐渐天衣无缝地流淌在一起，形成一个圆的、纯粹的、完全的形态。于是，在为真实情节的战斗结束以后，才开始为思路清楚而奋斗。像形式主义抒情诗人波德莱尔琢磨、推敲和修饰他的每一行诗句一样，托尔斯泰也以炉火纯青的艺术家的狂热精神锤炼、润饰他的散文，使之光滑柔韧。在上万页的作品中，哪怕只有一个模棱两可的句子，一个不十分贴切的形容词，他也会感到不安，他会惊慌地拍电报给莫斯科的排字工人要求撤消寄出的校样，停止印刷，以便修改那个有缺陷的音节的声调。第一次印刷文稿还要再一次抛进智慧的蒸馏瓶，再熔化一次，再成形一次——不，一种艺术，即使是这种似乎完全顺乎自然的艺术也是需要不辞辛苦的。托尔斯泰在七年间每天工作八至十小时，因此，即使这样一位神经极其健康的人在他完成每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以后也会心力交瘁，就不足为奇了；胃突然不灵了，感官变得昏昏沉沉，于是，他不得不外出，到绝对孤寂的环境里去，远离一切文化生活，进入巴什基尔大草原，居住在茅舍里，利用马乳酒疗法重新达到精神的平衡。恰恰是这样一位荷马式的叙事文学作家，这样一位最自然的、水一般清澈的、简直是原始的民间小说家，他的身上还隐藏着一位不知足的饱受精神折磨的艺术巨匠（此外还有别人吗？）。但万幸的是，创作的艰辛在已完成的作品中是看不见的。人们不再觉得托尔斯泰的散文是艺术作品，他的散文可以产生在我们的时代，也可以出现在一切时代，像自然一样没有起源，没有年龄，仿佛历来如此。它们没有一处具有可识别某个时代的印记；一个人一旦拿到一本他的不署名的小说，谁也不敢断定它创作于哪个年代乃至哪个世纪，它们就是这样被看作是绝对没有时间性的叙述。《两个老头》或《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等民间传说可以看成是在路德与约伯的时代编写的，可以被当作印刷术发明前一千年的作品，被视为《圣经》初期虚构的。伊凡·伊里奇与死亡的搏斗，《波里库什卡》和《霍尔斯托密尔》既属于十九世纪，也属于二十世纪和三十世纪，因为正像在司汤达、卢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一样，时代精神不是表现同时代的精神，而是表现原始的、一切时代的、不因风云变幻而变化的精神——也就是人间的“圣灵”，即人生无限面前的原始的感觉，原始的恐惧，原始的孤独。正如在人类的绝对空间之内，在创作过程的相对空间之内，他的平衡的大师技巧抹去了时代的特征。托尔斯泰的叙事艺术从来不是学到手的，也从来不会被荒疏，他是生就的天才，无所谓进步和倒退。他二十四岁时在《哥萨克》一书中所描述的风景，后来在六十岁老年的辉煌时期在《复活》里描写的那个阳光灿烂的令人难忘的复活节的早晨，都散发着同样有生气的、直接的、可以用每束神经感觉到的那种自然界的清新气息，呈现出同样直观形象的、用手指摸得到的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的鲜明生动的事物。在托尔斯泰的艺术里既没有学习也没有荒疏，既没有衰退也没有超越，而是在半个世纪之久的时间保持着同样的客观的完美无缺。像神面前的巉岩既庄严又持久，每个线条都凝然不动和不可改变，他的作品在动荡多变的时代里也同样巍然屹立。

不过，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匀称的、因而根本不突出个人的完美，人们才会在他的艺术品中几乎感觉不到这位与其作品同呼吸共命运的艺术家的存在，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托尔斯泰，不是幻想世界的虚构者，而只是直接现实的报道者。事实上，我们有时不敢称托尔斯泰为诗人，因为“诗人”这个词由于具有不确定性不免被认为是另一种类型的人，这种人具有高级形态的人性，与神话和魔术有着神秘的联系。与此相反，托尔斯泰绝不是“更高级”类型的人，而完全是尘世的人，他不是超尘世的人，他是一切尘世人的缩影。无论在哪里他都不超出可理解的、意义明确的和触摸得到的狭小范围；然而在这个范围内他又是多么完美啊！他不具有超出普通特质的其他特质，他没有艺术的和魔术的特质，但他的特质却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只不过他在精神方面发挥的作用比普通人更强，他的视觉，他的听觉，他的嗅觉，他的感觉变得比普通人更清楚、更明确、更深刻、更广博，他能记忆得更久远更有条理，他的思想更敏捷，更连贯，更精密，一句话，每一种人的特质的形成，在他的机体这部惟一完美无缺的机器中所体现的强度，要比在普通的天然机体中高出百倍。但是托尔斯泰从未飘出正常的范围（因此很少有人对他使用“天才”这个词，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词则自然是要用的），托尔斯泰的创作看上去从来都不是受到魔，受到不可理解的东西鼓舞的。这种受尘世束缚的想像力能够超然于“客观记忆力”虚构出普遍人性以外的不存在的东西，因此他的艺术总是处在专业的、客观的、清楚的、人性的阶段，成为一种阳光下的艺术，成为一种提高了的现实；因此，当他讲述时，我们就认为，这不是听一个艺术家说话，而是听事实本身说话。人和动物从他的作品里走出来，就像从他们自己温暖的住处走出来一样。我们并不觉得有一位热情的作家跟在他们后面，追逐他们，激励他们，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总是用热情的鞭子鞭笞他的人物，让他们热狂地叫喊着冲进他们激情的竞技场。托尔斯泰讲述的时候，我们听不见他的呼吸。他讲述，如同矿工在爬一个高坡：慢腾腾的，速度均匀的，一级一级的，一步一步的，不跳跃，不焦躁，不疲倦，也不虚弱无力；因此我们也是处在跟他一起走的前所未有的安静的状态中。我们摇摆，我们怀疑，我们却并不疲倦，我们扶着他坚强的手一步步登上他的史诗的巨大的山岩，随着视野的不断扩大，眺望的目光也一级一级的扩展。各种事件慢慢地展现在眼前，远景也渐渐明亮起来，但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具有确确实实的钟表一样的准确性，正像黎明时的太阳升起，使一个壮丽的景象一尺一尺地从海底升高和明亮起来。托尔斯泰的叙述，完全是平铺直叙，就像那些古代的史诗作者、吟游诗人、赞美诗作者和编年史家讲述他们的神话和传说，那时倾听讲述的人还没有不耐烦的情绪，大自然还没有跟它的各种造物分离，没有人文主义的类别序列傲慢地把人和动物、植物和矿物区别开来，而作家对卑贱者和权势者都给予同等的敬畏和尊崇。对他来说，不存在一条垂死的狗的嚎叫抽搐和一位胸戴勋章的将军的死或一棵被风吹折将要枯死的树的死之间的区别。美的和丑的，动物的和植物的，纯洁的和不纯洁的，魔的和人的，他都用同样的画家的但又有感情的目光来观察。如果人们想要区分，他是使人自然化还是使自然人格化，人们就是玩弄词藻。因此，在他看来，尘世间的事物之中不存在任何界限，他的感觉从一个襁褓婴儿的粉红色的身子滑到一匹马厩里劳累不堪的马身上发抖的毛皮，从一个乡村女人的花布裙子滑到一位最荣耀的统帅的制服，对每一个身躯，对每一个灵魂，都同样熟悉和亲近，对最神秘的纯肉体的感受和理解简直是达到了难以理解的准确程度。女人们常常惊异地问，这个人怎么会像钻在皮肤底下，把她们隐藏最深的、他本人不能共同经历的身体上的感觉描写出来，怎么会描写出母亲们因奶水旺盛而感到的乳房胀痛，怎么会描写出一个初次参加舞会的年轻姑娘从裸露的臂膀感受到的舒适缓慢流过的凉气。如果动物声音的描述使他们惊异地喊叫起来，他们就会问，是何种令人不安的直觉使他想像出一条猎犬在闻到近处野山鸡气味时的难熬的喜悦，使他想像出一匹良种牡马在起跑时只用活动加以表达的本能思维（我们不妨读一读《安娜·卡列尼娜》里那场狩猎的描写），使他在布丰和法布尔这些动物学家和昆虫学家的所有实验之前就能想像出那些具有幻觉精确性的细节感受。托尔斯泰在观察方面的精确性根本不受人世等级的束缚。在他的爱中没有偏爱。在他的不可收买的目光中，拿破仑和他最后的一名士兵没有什么两样，而这个最后的士兵简直不如跟在他身后的狗和狗爪底下的那块石头重要和实在。尘世的一切，人和物质，植物和动物，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儿童，统帅和农民，都作为感官上的振荡波，以同一的水晶般透明的均匀的光流入他的器官，然后又同样有序地从这些器官里流出来。这便使他的艺术获得某种永远真实而自然的匀称，使他的小说获得一再令人想起荷马名字的大海般单调但却十分壮丽的韵律。

谁做过这么多、这么完全的观察，他就什么也不需要虚构。谁以这样诗人的眼光进行观察，他就什么也不需要编造。与幻想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反，这位绝对清醒的艺术家在任何地方都不需要跨过真实的门槛以取得超群出众的成就；他不是从超人世的幻想空间撷取各种事件，他只是在普通的土地里和一般人的心中，挖掘他的勇于冒险的坑道。而在人性方面，托尔斯泰也没有必要去观察荒谬的病理学的本性，也无需超越这些本性，像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在神与兽、在阿里尔们与阿廖沙们、在卡里班们与卡拉马佐夫们之间神秘地巧妙地创造出新的中间物。最普通最平庸的青年农民在他所达到的深度上变成了秘密：他满足于一个憨直的农民，一个士兵，一个酒徒，一条狗，一匹马，一个随便的什么，在一定程度上是最廉价存在的人的材料，而不是珍贵的难以捉摸的灵魂，作为他心灵王国最深竖井的入口；但他却迫使这些完全平平常常的人物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灵魂，不过他并不采取美化他们的方法，而是使用深化他们的灵魂的方法。他的艺术作品只讲真实这样一种语言——这是他的范围，不过这种语言比以前的作家所讲的更加完美，这便是他的伟大的所在。对托尔斯泰来说，美和真是一回事。

再一次说得更明确些，他是一切艺术家之中最善于观察的艺术家，但不是预言家，是一切真实报道者之中最出色的报道者，但不是随意编造的作家。托尔斯泰为自己撷取精炼的知觉，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通过神经，不像荷尔德林和雪莱那样通过梦幻，而是只通过他如光的弧形辐射的感官的协调活动。他的感官像蜜蜂一样不断地成群飞去，永远给他带来新的五光十色的观察花粉。然后，这些花粉便在热情的客观事物中发酵，形成他的艺术作品的似金流淌的蜜汁。只因有这些感官，只因有他惊人驯顺的、耳聪目明的、神经强健而又触觉灵敏的感官，他的衡量精确的、超级敏感的、几乎动物般的嗅觉感官，才能从每个现象中给他带来那种前所未有的官能方面的材料。然后，这位无翼艺术家的神秘的化学又像化学家用蒸馏法耐心地从植物和花朵里提取芳香材料一样，缓慢地使这些材料获得灵魂。叙事文学作家托尔斯泰的无与伦比的朴素风格就总是从一种不可比拟的、无法计量的千万次个别事物的观察中产生出来的。在他把叙事文学的蒸馏过程应用在他的长篇小说的整个领域里以前，他总是像一个医生一样首先有一个一般记录，检查每一个人的一切身体特征。“您根本想像不到，”有一次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写道，“这项准备工作，也就是我必须首先深耕我随即想要播种的土地，对我来说有多么难。思考，一再缜密地思考，一切事件怎样才能与预想中的规模浩瀚的作品中即将出现的一切人物协同出现，这是极其艰难的。要考虑到这么多事件的各种可能，然后从中选出百万分之一，也是极其艰难的。”因为这个与其说是想像的不如说是机械的过程在每个个别人物的身上都是反复出现的，所以人们总要考虑，在这个锻炼耐性的磨坊里有多少花粉颗粒必须磨碎和重新黏合起来。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物，都是从上千个细节中产生出来的，每一个细节都产生于更加微小的细部，因为他是像放大镜一样以冷静的、毫不动摇的公正态度来透彻研究每一个具有个性表现的特征。就拿一张嘴来说吧，那也都是按照霍尔拜因[1]的画风一条线一条线地画出来的，上唇以其所有的个性异常特征与下唇相区别。嘴角的搐动是在某种内心冲动时精确地记录下来的，微笑的样子和愤怒时的眉头紧蹙，则是画家细心观察的所得，然后才慢慢地给嘴唇涂上颜色，用不可见的手指可以摸出它是柔软的还是坚硬的。小胡子在嘴唇周围罩着暗影，那是很内行地点上去的小黑点——这才产生了未经加工的形态，唇造型的纯肌肉形态。这个形态现在则通过它的独特功能，通过说话的节奏，即通过一种与这张特别的嘴有机结合的特别声音的典型表现得到了补充。在他描述解剖学的图解册上，鼻子、面颊、下巴和头发也都是像一个唇这样以惊人的精确性安排的，一个细部与另一个细部都衔接得极为准确。而所有这一切观察，这些声学的、语音学的、光学的和运动机能的观察，都要在艺术家的看不见的实验室里再一次找到彼此的平衡。然后这位进行整理的艺术家就会从这些细节观察的奇妙的总和里找出根源，而这些混杂纷繁的观察经过精心的筛选就被挤出了水分，这样一来，对成果极有节制的利用便与貌似浪费的大量观察形成了对立。

只有在一切感官的东西确实像几何图案那样精密地固定下来，也就是到了整个机体全部完成的时候，这个假人[2]（golem）才开始说话，开始呼吸，开始生活。在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灵魂，这个神圣的蝴蝶，总是利用精细观察所织成的千孔网捕捉到的。在慧眼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即在托尔斯泰的才气横溢的对手笔下，个性的形成恰恰相反，它是从精神开始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精神是原始的东西，身体则像一件昆虫的外衣松松地轻轻地包着它的透亮的火热的内核。灵魂在极乐时刻甚至会把身体烧毁，自己却升起来，飞进感觉的苍穹，飞进纯粹的心醉神迷的状态。而在托尔斯泰这位冷静的观察者和清醒的艺术家这里，灵魂从来都不会飞翔，甚至连完全自由地呼吸都不可能，身体却总是像外壳似的沉重地披挂在灵魂上。因此，即使他所创造的最轻松愉快的人物也从来不会飞向上帝，从来不会完全脱离尘世而变得游离于人间之外；他们好像负重的人，自己的身体全挂在背上，一步一步艰难地喘着粗气，一级一级地向神圣和纯洁攀登，总因身上的重负和人间俗事而感到疲乏。遇到这样一位没有翅膀、没有幽默的艺术家，我们总是痛苦地被提醒，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尘世间，注定要死，我们不能躲避，也不能逃掉，我们一生都被步步紧逼的虚无所包围。“我祝您有更多的精神自由。”屠格涅夫曾在致托尔斯泰的信中颇有预见性地写道。正像这里所说的，我们也祝愿他的人物能多一点精神自由，多一点灵魂的飞翔力量，能摆脱事实和身体，至少能梦见更纯洁更明媚的世界。

秋天的艺术，人们喜欢这样称呼他的描写风格。每一个轮廓都像刀切一般整齐清晰地从俄罗斯大草原一马平川的地平线上升起来，枯萎腐败的酸苦气味从浅黄色的树林里扑鼻而来。在托尔斯泰所描写的风景里我们总会感觉到秋意：不久，冬天就到了；不久，死便走进大自然；不久，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当中的这位永生的人，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一个没有梦、没有幻想、没有谎言的世界，一个极为空虚的世界，一个甚至没有上帝的世界——这个上帝是托尔斯泰后来才从生命的理念中臆造出来的，正像康德从国家的理念中臆造出他的宇宙。——这个世界除了严峻的真理没有别的光，除了它的同样严峻的明澈以外什么也没有。也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首先是精神的空间比这种均匀的寒光使人感到更压抑，更漆黑，更悲惨。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也用令人陶醉的闪电划破他的朦胧夜色，人们的心至少在几秒钟里升入幻想中的天国。与此相反，托尔斯泰的艺术不知何谓陶醉，何谓安慰，它总是神圣而清醒，像水一样清澈，一点儿也不醉人，由于它惊人的透明，我们可以看到最深的所在，但这种认识从来也没有浸透那充满心醉神迷和无上欢乐的灵魂。托尔斯泰的艺术，像科学一样，以其冷酷无情的光和直视现实的精神，使人态度严肃，潜心深思，但并不使人幸福。

但这个最博学的人，他自己是怎么感觉到他的严肃的视觉作品具有这种毫不宽容和使人觉醒的特点的呢？要知道这是一种没有梦想的令人喜悦的闪耀金光的艺术，是一种没有音乐施惠的艺术！他从来没有从内心深处爱过音乐，因为音乐既没有使他也没有使其他人认识到人生会使人幸福和具有值得肯定的意义。在这双无情的瞳孔面前，整个人生显得何等可怕的无望：灵魂是在死一般宁静的四周中不停抽动的身体的一个微小的结构，历史是偶然发生的事实的无意义的混杂，肉体的人是一副走动的骨架，只在短时间里披上生命的温暖的外衣，而这整个无法解释的杂乱无章的联动机构，则像流动的水或枯黄的树叶一样毫无目的。经过声名与日俱增的三十年之后，托尔斯泰突然疏远了他的艺术，这真的那么不可理解吗？他不是渴望他的行为能发生一种摆脱种种困难、使他人生活得轻松愉快的影响吗？他不是渴望创造一种能使人们的心里萌生“更高尚更美好的感情”的艺术吗？他不是也曾想拨动银铃般鸣响的希望的七弦琴，让它在人类的胸中轻轻地振荡，开始发出令人信赖的声音，思乡之苦使他追求一种能排除、脱离尘世莫名压力的艺术。但白费气力！托尔斯泰的那双极其明亮、极其清醒、过分清醒的眼睛，能够看见生活的本来面貌，生活从来不是别的样子，只是罩着死亡的阴影，漆黑一团，悲惨凄凉；一种真正的灵魂的安慰绝不会直接来自这种不会也不想说谎的艺术。因为他所看见和描述的真正的现实生活是悲惨的，所以这位步入老年的作家便产生了改变生活本身，使人变得更善良，通过一种道德的典型给人们以安慰的愿望。事实上，在他创作的第二时期，艺术家托尔斯泰就不满足于简单地描述生活了，他让他的艺术服务于灵魂的道德化和崇高化，也就是这样自觉地寻求他的艺术的意义，一种伦理道德的使命。他的长篇小说，他的中篇小说，不只想描摹世界，而且要重新构造世界，要发挥“教育的”作用。在那个时期托尔斯泰就开始创作一种有可能具有“感染性”的特殊的新型作品，就是说，通过实例警告读者不要犯罪，通过高尚的榜样使读者养成坚强性格；后期的托尔斯泰则使自己从单纯描写生活的诗人提高为审判生活的法官。

这个目的明确的、空谈教条的倾向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就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了。在这里，一个人命运中的道德因素和不道德因素已经被清楚地分开。弗龙斯基和安娜这两个肉欲主义者，这两个不信教的人，这两个情欲方面的利己主义者，“受到了惩罚”，被投进了灵魂骚动的炼狱，基蒂和列文则被升入了净界。在这里，这位一直十分清正的小说家第一次试图对自己所创造的人物表示赞同和反对。这种以教科书的方式强调主要信条的倾向，这种像用惊叹号和引号进行写作的倾向，这种教义性的次要意图越来越急不可耐地挤到前面去。在《克莱采奏鸣曲》里，在《复活》里，最终也还是诗人薄薄的衣衫掩盖着赤裸裸的道德说教，而那些传奇故事则是（以更壮丽的形式！）服务于这位说教者的。对托尔斯泰来说，艺术渐渐不再是终极目标、本身目的了。只要它能服务于“真理”，他还能爱这“美丽的谎言”，但现在艺术不再像以前那样服务于真实事物的如实反映，不再服务于感性的和灵魂的现实，而是服务于一种如他所说的更高的精神的现实，服务于揭露出他的危机的宗教的真理。从现在起，托尔斯泰不再把刻画完美的作品称为“好书”，而是把那些（对其高超技巧的价值不在意的）能促成“善良”的、能帮助塑造更有耐心的、更温柔的、更具基督精神的、更富人性的和更充满爱心的人物的作品称为“好书”，以致在托尔斯泰看来，正派而平庸的贝托尔特·奥尔巴赫[3]比“害人虫”莎士比亚还要重要。标准尺度越来越从艺术家托尔斯泰的手里滑到那个道德的空论家的手中：这位人类的描述者，这位无可比拟的人类的改善者，在道德哲学家的面前毕恭毕敬地自觉地退却了。

不过，艺术像一切神圣的东西，毫不容情，充满嫉妒心理，它总会向否认它的人复仇。如果要求艺术服务于并隶属于所谓更高的权势，那么它就会暴躁地摆脱这位大师，而在托尔斯泰依靠教义进行创作的时候，它同时会使他的人物形象最基本的感性东西变得苍白无力。智力的灰色寒光像雾一样升起来，人们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跌跌撞撞地通过冗长烦琐的逻辑叙述，吃力地摸索着走向终点。尽管他后来出于道德上的狂热十分蔑视地称他的《童年》、《战争与和平》，他的优秀的中篇小说为“坏的、没有价值的、无足轻重的书”，说它们只能满足美学的要求，也就是满足“一种低级的享受”——听听吧，我们的阿波罗！但事实上，它们始终都是他的杰作，而那些自觉地表现伦理道德的东西才是他的经不住考验的作品。托尔斯泰越献身于“道德的专制主义”，越远离他的天赋的基本要素，越远离感觉的真实性，他就越不像艺术家——正如安泰离开大地便失去力量。只要托尔斯泰用他钻石般锐利的目光来观察感性世界，他直到耄耋之年都是独创的；只要他探索如浓雾模糊的东西，探索超越感觉的先验的东西，他的分量就惊人的降低了。看到一个艺术家怎样强制自己完全飘飘荡荡地飞向命中注定的精神的东西，看到他怎样以沉重的步子走在我们坚硬的土地上，以我们当代独一无二者的姿态去开垦耕耘，去认识和描写它，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感到震惊。

这是悲剧的冲突，它自古以来就永远在一切时代和作品中重复出现：凡是理应提高艺术作品的东西，包括已使人信服和想要使人信服的观点，大都使艺术家的价值降低。真正的艺术都是利己的，它只着眼于自己和自己的完成。纯粹的艺术家只考虑他的作品，不考虑他为作品所选定的人性。长久以来，托尔斯泰便以无动于衷的坚定不移的目光描写感性世界，他也就是这样做的最伟大的艺术家。一旦他变成悲天悯人的，想要通过他的作品进行帮助、改善、引导和教诲，他的艺术也就失去了感人的力量，他本人就由于命途多舛而变成了比他所塑造的一切人物都更具震撼力的人物。

* * *

[1]小汉斯·霍尔拜因（1497—1543），德国画家。

[2]希伯来传说中用黏土、石头和青铜制成的无生命的巨人，注入魔力后可行动。这里指艺术家塑造的栩栩如生的人物。

[3]贝托尔特·奥尔巴赫（1812—1882），德国作家。

自我描述

认识我们的生活，便意味着认识我们自己。

——致卢萨诺夫，一九〇三年

这种严峻的目光无情地观察世界，也严厉地观察自我。托尔斯泰的天性是从不容忍模糊不清的东西，从不容忍既非尘世内又非尘世外的笼罩在烟雾和阴影中的东西，这位艺术家已经习惯于通过一棵树的线条或一条受惊的狗的抽搐动作极其仔细地观察最精确的轮廓，所以他在观察自我时也绝不容许这个对象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混合物。因此，他从早年起就坚定不移地不间断地把他基本的研究热望转向了他自己：“我要完全彻底地认识我自己。”这个十九岁的少年在他的日记里写过。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位追求真实的人只能是一个热情的自传作者。

不过，描述自我与描述世界不同，从来不能在艺术作品中一次完成而告终。这个特定的“我”从来都不可以通过图例加以分解，因为一次性的观察不能解决不断变化的“我”的描述。因此，伟大的自我描述者总是沿着一生的生活轨迹重复绘制他们的图像。像丢勒、伦勃朗、提香，所有这些人都是对着镜子开始创作他们最早的青年时代的作品，因为在自己的形体方面，固定不变的东西跟流动变化的东西一样引起他们的兴趣。伟大的真实描述者托尔斯泰同样也从来不能胜任他的自我描述。正如他所说，他刚刚以明确的形象表现了自我，不管是作为聂赫留道夫，作为沙里金，作为皮埃尔，还是作为列文，他在已完成的作品中就再也认不清自己的面貌了；为了掌握已经更新的形式，他不得不重新开始。不过正如托尔斯泰这样的艺术家总是在不知疲倦地捕捉他的灵魂影子，他的自我也同样在精神逃亡中继续逃跑，总有新的、不可能完成的、永远吸引这位意志巨人加以战胜的任务。因此，在那六十年里没有产生一部不以某一个形象表现托尔斯泰个人轮廓的作品，没有一部仅只包含他全部特点的作品；首先，他所有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日记和书信作为整体是他的自我描述，但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一个人留下来的最多样、最清醒、最有连贯性的个人肖像。

这位非虚构者总是只能反映自己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经历，他从来也不能把他自己，把他这个活生生的人，把他这个见闻者，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他不得不连续地、被迫地、常常违背自己意愿地、永远脱离清醒意志地竭尽全力进行研究、倾听、解释和“监督”自己的生活。这样，他的自传作者的狂热就一刻也没有停止，正如他胸中的心跳和他脑海里的思想：写作对他来说永远意味着针对自我和报告自我。因此，没有一种自我描述的形式是托尔斯泰没有运用过的，这里有对回忆所进行的纯机械的事实核查，有教育的和伦理的考察，有道德上的谴责和内心的忏悔，也就是把描述自我当作控制自我和激励自我，当作一种欣悦的行为和一种宗教的行为——不，我们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他的表现自我描述主题的一切形式。我们从他的日记里所了解的这位七十岁老人的情况不比他八十岁时的情况少。我们知道他青年时代的激情，他的婚姻悲剧，他的最隐秘的思想，如同了解他的档案那样准确地了解他的庸俗行为，因为在这里也跟“紧闭双唇”生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不同，托尔斯泰要求“开着门窗”过日子。我们了解他的每个眼神和每个脚步。对他八十年生活的最短暂最不重要的插曲的了解，其准确程度跟我们对他肖像的无数描摹的了解完全相等，如他跟鞋匠在一起，跟农民谈话，骑马，犁田，坐在写字台边写作，打草地网球，跟妻子、朋友或孙女在一起，睡觉时，甚至死去时的种种情况。此外，这种无可比拟的身心的描述和自我表白，同时也记载了关于他的环境、妻子和女儿、秘书和记者以及偶然的来访者的无数回忆和记录。我相信，用记载托尔斯泰回忆的纸张还原为木柴简直可以重新建造一座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树林。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这样自觉地坦荡地活在世上，很少有人这样无保留地向别人敞开心扉。在歌德以后，我们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像他这样把自己对内心和外界的观察如此无一遗漏地记录下来的人。

托尔斯泰的自我观察的迫切要求可追溯到他婴幼儿朦胧的记忆时期。这种要求早在他幼年学习走路、还不会说话时就开始了，直到八十三岁他躺在灵床上，想说的话已经说不出来的时候才终止。从儿时不会说话到临终时不能说话这漫长的时间里，他无时无刻不在说和写。十九岁，他刚刚毕业于中学，这个大学生就为自己买了日记本。“我还从来没写过日记，”他立刻在第一页上写道，“因为我没看出写日记有什么用处，但是现在，当我在努力发展我的各种能力时，根据日记我就能够跟随我的发展步伐；日记应该包含生活的准则，在日记里也必须规定我未来的行动。”首先，他完全按照商人的规矩为自己应负担的义务建立了一本账，规划出应该下的决心和必须达到的成果。对于他个人已储入资本，这个十九岁的青年人是一清二楚的。在第一次清点自我财产时他就确认，他是一个“特殊的人”，肩负着特殊的任务。但这个半大孩子同时无情地指出，为了强迫他耽于懒惰、散漫和感官享受的本性真的获得道德的生活质量，他必须培养多么坚强的意志力。因此，他为自己建立了一种检查每日成果的监督器，以免使他丧失哪怕一点点力量。日记的作用首先是从教育方面彻底观察自己的兴奋剂——我们必须永远重复托尔斯泰的这句话——“监督自己的生活”。譬如，这个小伙子毫不留情地概括记载一天的事情：“从十二时至下午二时，与毕基切夫谈话，过分坦白，很虚荣，自欺欺人。从下午二时至四时，做体操：不够顽强，缺乏耐力。从四时至六时，吃午饭，买一些不很急需的东西。在家里什么也没写，因为懒；我不能决定我是否应该乘车到沃尔康斯基那里去；在那里很少说话，因为怯懦。我的举止很糟糕：怯懦，虚荣，轻率，软弱，懒惰。”这个孩子的手竟这么早就无情地使劲扼住了自己的喉咙，这样奋力一抓就六十年没有放手；像十九岁时一样，八十二岁的托尔斯泰仍然手持这个皮鞭，每当他疲惫的身体没有完全服从意志上斯巴达式的严格纪律时，他就在晚年的日记里写满“怯懦、恶劣、懒惰”这一类咒骂自己的话。

像这位早熟的道德说教者一样，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也是很早就渴盼刻画自己的形象了。他——这个世界文学史上的稀有人才！——二十三岁时就着手撰写一部三卷本的自传。托尔斯泰的第一瞥目光便能像镜子一样反映现实。这个青年人对世界还一无所知，就在二十三岁时选取惟一的经历，自己的童年，作为描述的对象。就像十二岁的丢勒天真地抓起银画笔，把他那女孩般瘦削、不曾被阅历揉皱的孩子面孔画到偶然得到的一张纸上，这位下颌只长细须的、当年的炮兵少尉托尔斯泰，作为驻守在封闭的高加索要塞里的炮兵，出于戏耍的好奇心尝试着讲述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为谁写，他当时并没有想，至少没有想到文学、报刊和公众。他本能地听从通过描述自我的迫切愿望，这种模糊的冲动并没有被明确的意图所照亮，还不像他后来所要求的那样“被道德要求的光所照亮”。这个驻守在高加索的小军官出于好奇和无聊用水彩描绘他的故乡和童年的图画；这时，对后来在托尔斯泰笔下突然出现的救世军姿态、对“忏悔”和“向善”的意志，他还一无所知，他还致力于以尖锐的警告形式公开“他青年时代所做的丑事”——不，这对谁都没有用处。仅仅出于一个只经历过小孩子生活的半大孩子天真的游戏冲动。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描写了他的一小部分生活，描写了最初的印象，描写了父亲、母亲、亲戚、教育者，描写了人、动物和大自然。这样漫不经心地编写故事，离列夫·托尔斯泰这位自觉的作家的深不可测的分析，何止十万八千里！要知道，作为一个大作家，他从自己的地位考虑，将感觉到自己有义务做到：站在世人面前是一个忏悔者，站在艺术家面前却是一个艺术家，站在上帝面前是罪人，站在自己面前却是自己的恭顺的模范。他在这里仅仅是以一个仁慈善良的年轻贵族的身份描述他在陌生世界中思念家乡的温暖环境，思念早已消失的人物而已。后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那个无心写成的自传竟然使他一举成名。列夫·托尔斯泰便立刻搁笔，不再续写他的成年了；这位有名的作家就再也找不回他无名时的语气了。这位成熟的大师再也没有成功地做出如此纯真的雕塑般的自画像。过了半个世纪（这时，在托尔斯泰那里，一切数字都变得像俄罗斯大地一样辽阔），这个青年以戏耍的态度从事系统完整的自我描述的思想，才使这位艺术家又活跃起来。但后来由于他转向了宗教，这项任务便起了变化；一如他的一切思想，托尔斯泰也使自己生活的肖像只面对整个人类，以便人类依靠“他的灵魂的洗涤”净化自己。“对个人生活尽量真实的描述对每个人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肯定对所有的人都有很大的好处”，他就是这样纲领性地宣告这种新的自我展示的，这位八旬老人为证明自己这一关键见解的正确性做了极为详尽的准备；但工作刚刚开始，他就放弃了，尽管他一直认为“一种完全忠于现实的自传，比充斥他十二卷著作、至今仍被人们赋予不应有的价值的一切艺术家的废话要有用得多”。因为他对真实的衡量标准是随着对自己生活的认识而逐年提高的，他已经认识到了一切真实事物的多种含义的、深不可测的、变化多端的全部形式，而且，当年那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像在镜面般平的地上滑雪无忧无虑地飞跑过很多地方，后来这位变得责任心很强的人，这位多闻博识的真理探索者，却沮丧地畏缩不前了。他害怕“每个个人故事不可避免地混进去的不足之处和不诚实的成分”。他担心，“即使它们不是直接的谎言，这样的自传却会因为制造假象，因为有意把强光照射在好事上，把其中的坏事掩盖起来而变成谎言”。他坦率地承认：“当我决心写出赤裸裸的真情，不隐瞒我生活中的丑事时，我又害怕这种自传必定会发生的影响了。”但我们并不过分痛惜这种损失，因为从那个时候的记录，比如说从忏悔中我们清楚地知道，对于自从他宗教信仰发生危机以来对真实的要求来说，每一次描述的意愿总是必然变成鞭笞派狂热教徒的那种自我抨击的兴致，每一次自白都突然变成了很不自然的自我辱骂。晚年的托尔斯泰早就不想描述自我了，他只想在人们面前忍辱屈从，只想“讲他羞于承认的那些事”，这样一来，这种最终的自我描述便以对他的所谓的“低级趣味”和种种罪过的严格的公开谴责变成了一种对真情的歪曲。此外，我们又可以完全可能没有他的自我描述，因为，反正我们掌握托尔斯泰的另一种包含他全部生平及其与时代紧密相连的自传，这就是他的全部作品、书信和日记，也许是除歌德之外一个作家描述自己的最完整的自传。《哥萨克》里的那个贵族出身的小少尉奥列宁为了找回自我，摆脱身居莫斯科的忧郁悲伤和无所事事，逃入职业和大自然，跑到了高加索。他衣服上的每根缝线和脸上的每一个褶皱都与年轻的炮兵上尉托尔斯泰本人毫无二致。《战争与和平》里的那位好思索的沉稳谨慎的皮埃尔·别祖霍夫和他后来的兄弟——《安娜·卡列尼娜》里的那位寻找神的、努力探索生命意义的容克地主列文，直至体魄都无疑是精神危机前夕的托尔斯泰。没有一个人会看不清这位披着“谢尔盖神父”长袍的著名人物所进行的争取圣洁的斗争，没有一个人会在《魔鬼》里看不清逐渐衰老的托尔斯泰如何抵制性欲的艳遇，没有一个人会在聂赫留道夫公爵这个贯穿他整部作品的明显的人物身上看不清他本人深藏在内心里的理想人物，即承载着他的意图和伦理学行为的理想的托尔斯泰。甚至在《光在黑暗中发亮》里的那个沙里舍也披着这样薄薄一层外衣，在他的家庭悲剧的那一幕里如此完整地暴露了托尔斯泰本人，以致演员至今仍然总是采用他的假面具。托尔斯泰这样一个心胸宽阔的人不得不把他这个人分散到很多人物形象身上。跟歌德的诗完全一样，托尔斯泰的散文也只是一种绝无仅有的、贯穿一生的连续不断的、画面连着画面相互补充的巨幅自白，以致在这个多种多样的精神世界里几乎不存在一个未经触及的空白，没有一个无人知晓的地区。所有社会的、家庭的、叙事诗的和文学的、尘世的和形而上学的问题，都得到了探讨。在歌德之后，我们还从来没有如此全面地详尽地了解一个尘世间的诗人的精神和道德的作用。因为托尔斯泰在似乎超人的人类中完全像歌德一样，彻底描写了普通的人、健康的人，描写了这类人中完美的典范，即永恒的“自我”和无所不包的“我们”，所以我们便像在歌德那里一样又一次认为他的自传是自我不断完成的生命的一个完美的形式。

危机与转变

一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便是他意识到自我的那个时刻；这个事件的后果可能是最有益的，也可能是最可怕的。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

每一次危害都会变成恩惠，每一次阻碍都会变成创造活动中的救助和有益的动力，因为它会强行唤起未知的灵魂力量。对一个诗人的生命来说，没有什么比满足和坦途更危险的了。托尔斯泰在人生的历程中只有一次体味到这样忘我的轻松，体味到这种人间的幸福，这种艺术家的危险。在他走向自我的朝圣过程中，他那从不满足的灵魂只给了他一次休息，在八十三年生命历程中只有十六年。仅从他结婚到他完成《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两部长篇小说的这个时期里，他与自己，与作品是和睦共处的。他的日记，他良心的奴仆，也沉默了十三年（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八年）。托尔斯泰这个幸福的人，这个埋头在自己的著作中忘却自我的人，不再观察自己，只观察世界。任什么他都不闻不问，他只创造，一共生了七个孩子，创作了两部最有影响的叙事文学作品。那时，只有那时，托尔斯泰才像所有其他无忧无虑的人那样生活在正直市民只顾自己家庭的环境中，又幸福又满足，因为摆脱了“为什么”那个可怕的问题。“我不再冥思苦想我的境况（一切苦思都已过去），我不再挖掘我的感受——至于跟家庭的关系我只有感觉，而不做思考。这种状况给我提供了非常多的精神上的自由。”这种自我活动并不妨碍内心中如潮涌现的人物塑造，守卫道德的“自我”的不讲情面的哨兵困倦欲睡地撤退了，让这位艺术家自由行动，任意消遣。在那些年里，列夫·托尔斯泰变成了名人，他使他的财产增加了四倍，他教育了孩子，扩建了家园，但这位精神上的天才并没有长久满足于这种幸福，没有饱享荣誉，没有发财致富。他总是从每个人物的塑造回到他原来的完整塑造自我的作品上来，而且因为没有神召唤他进入灾厄，所以他就自己走向灾厄。因为外部世界不能安排他的命运，他就从内心中为自己制造悲剧。因为生活——不论是多么强有力的生活！——永远要处在动荡不定的状态中。如果命运的涌流在外部世界停止了，精神就从内心中为自己挖掘出新的喷泉，使得生命的循环永不干涸。托尔斯泰在近五十岁时所经历的使他同时代人难以理解的怪事，就是他突然放弃了艺术，转向了宗教的说教。我们不能把这个现象视为异常——在这位身心极为健康的人的发展中寻找这种不正常变化的原因是徒劳无益的——托尔斯泰总是这样，是强烈的感情使他异乎寻常地放弃了艺术。因为托尔斯泰五十岁时所发生的这种转变，仅只说明在大多数可塑性很小的男人身上始终看不见的一种过程：这是身体精神的有机体对日益临近的老年，也就是对艺术家的更年期的不可避免的适应。

“生命停顿了，而且变得十分令人不安。”他这样描述他精神危机的开始时期。这位五十岁的老人到达了血浆生成力量开始停止、精神走向僵化的危急时刻。感官不再像雕刻艺术似的总是充满渴望，印象的感染力像他自己头发一样变得苍白起来，歌德告诉我们的第二个时期在托尔斯泰身上开始了。在这个时期里，温暖的官能在娱乐升华为概念的榨汁器，对象变成了幻象，肖像变成了象征。正如精神深奥莫测的各种变化，起初身体的轻度不适也会在这里导致这样的彻底变化。一种精神上冷彻骨髓的恐惧，一种令人惊异的对贫困化的畏惧，突然震撼了这个人焦虑不安的灵魂。而他身体上像地震仪一样敏感的神经立刻就把渐近的震颤记录了下来（在每一次变化中都像歌德的玄奥莫测的疾病！）。但是，在这里我们刚刚踏进完全被照亮的领域，灵魂还不知道怎样说明来自黑暗的这个袭击，在身体里就已经自动开始抵抗了。这是一次心理和身体上的转变，完全不知不觉，没有人的意志，是出自看不透的天性的防备。正像动物在寒潮袭击很久以前就突然满身披上了温暖的过冬的皮毛，人的灵魂也在第一次向老年过渡的时点上，在刚刚越过顶峰时，长出一种新的精神的保护外衣，一种厚厚的防御外壳。这种从感性事物向精神事物的深刻的转变，也许从腺体的纤维开始，一直演变到最后的创造性生产的振动。这种更年期的形成为精神的震颤，完全像青春期形成那样，也取决于血液循环和机体的危机。既然你们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来研究——几乎从身体的基本特征上也看不出原因，更何况从精神上观察呢。至多在女人身上可以看到一些迹象，女人的性退化几乎以触摸得到的形式显露出来，它们是比较明显的，临床上容易发现的，可以从个别的观察中搜集得到。相反，男人转变期的更多的精神现象及其心理学分析的科学结论，则完全有待于研究。男人的更年期几乎一致认为是大转换的最佳年代，是宗教的、创作的、理性的升华的最佳年代。所有这些升华都是血流不畅的生存的保护外衣，是被减弱的性欲的精神的替代物，是代替逐渐消失的个人感觉即渐渐平息的生命力的更强烈的人类感觉。男人的更年期是青春期的补充，在受危害的人身上同样有生命危险，在感情热烈者身上同样热烈，在有创造性的人身上同样有创造性，更年期也是这样地引入一个另一种色彩的创造性的精神时期，一种上升和下降之间的中老年恋爱的新的精神动力。在每一个重要的艺术家那里我们都会遇到这种不可避免的精神危机的时刻，当然其剧烈程度在任何人那里也没有像在托尔斯泰这里这样犹如翻江倒海，火山爆发，几乎具有毁灭性。从现实的可能性来看，从适当的客观性来说，托尔斯泰在五十岁时所发生的变化是完全符合老年人变化规律的：那就是他感觉到自己老了。这就是一切，这就是他的事情的全部。掉了几颗牙，记忆力衰退了，思想上有时罩上疲惫的阴影：全是一个五十岁人的平常的现象。但托尔斯泰这个完人，这个充满激流勇进精神的人，第一次呼吸到秋日萧索的气息时，便立刻感觉到自己已经衰老和死亡将至。他误以为，“人要不陶醉于生活，他就活不下去了”；一种神经衰弱的抑郁，一种不知所措的精神错乱侵袭了这位无比健康的人。他不能写作，也不能思考了——“我的精神睡着了，总也醒不来，我感觉很不舒服，我变得很消沉”；他像拖着一副锁链似的把“那个无聊而平庸的安娜·卡列尼娜”拖到结束，他的头发突然染上了灰白，前额皱褶横生，常感到反胃，关节也变得虚弱无力了。他麻木地沉思，“再也没有什么使他感到高兴，生活再也没有什么指望了，他很快就要死了”，他“正在竭尽全力争取远离生活”，而且在日记里相继出现两次尖刻的记载：“对死亡的恐惧”和几天以后写的“就要孤单地死去了”。但是死（我在描述他的生命活力时曾经试图详细说明过它）对这位活在世上的巨人来说却是一切可怕思想中的最可怕的思想，因此，他的巨大的身躯只要感觉到一点点松弛无力，他便立刻全身战栗不止。

不过，这位能做自我诊断的天才，在他通过嗅觉预感到厄运到来时，并没有完全迷失方向，因为事实上，原本托尔斯泰身上的某种东西已经在这次精神危机中衰亡了。一直到这时，托尔斯泰从来都没有探寻过这个世界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他只是像艺术家观察自己的模特那样观察世界。当他描写世界的图像时，它就顺从地立在他的面前，让他抚摩，让他抓在他那双具有创造性的手中。他突然觉得这种天真的快乐，这种进行雕塑般的观察不可能再有了。事物不再完全顺从他了，他觉得事物对他隐藏着什么，一种藏在背后的东西，一个什么问题。这位具有最敏锐的观察能力的人第一次把存在视为一种秘密，他预感到一种他单用外部感官捕捉不到的思想——托尔斯泰第一次明白，要想理解这种背后的东西，他需要有一种新的工具，一双更博学更清醒的眼睛，一双会思想的眼睛，可以通过事例清楚地说明这种内心的变化。托尔斯泰曾上百次看见人们死于战争，他只是作为画家、诗人，作为反映对象的瞳孔，作为成像敏感的视网膜描写他们的流血牺牲，根本不问对与不对。现在他在法国看见一个罪犯的头咕噜噜地从断头台上滚下来，心中顿时愤怒地生出一种反对整个人类的道德力量。他，这位主人，这位老爷，这位伯爵，千百次地从他的庄园的农民身边骑马走过去，疾跑中的马把尘土扬在他们的袍子上，而他却自以为理所当然地冷淡地接受他们奴隶般卑躬屈膝的问候。现在他才第一次注意到他们都赤着脚，发现他们都很贫穷，发现他们那可怕的毫无权利的生存。他第一次在心里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本人是否有权利面对他们的需要和辛劳而毫不感到不安。在莫斯科，他的雪橇曾无数次从成群冻饿的乞丐面前飞驰而过，他从未朝他们转过头看一看，从未注意过他们。贫穷，苦难，压迫，军队，监狱，西伯利亚——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再自然不过的现实，像冬天的雪，像桶里的水。现在，在一次人口普查时，这位觉醒的作家突然认识到无产者的这种可怕的境况便是对他的丰裕的控诉。自从他不再把人性的东西看作人们必须研究和观察的单纯的素材以来，内心里那种美丽如画的安宁和平的生活秩序便完全破灭了：他再也不能像冷酷的雕刻家似的观察生活了，他只能不断地探寻正确与荒谬。他不再觉得一切人性的东西都是来自自我，都是利己的或内向的，他觉得那是社会的、兄弟般友爱的、外向的：包括一切人的集体的意识像疾病一样“侵袭”了他的身心。“没有必要去想——想实在太痛苦。”他叹息着说。但自从这双良心的眼睛睁开以来，人类的苦难、世界的原始痛苦便不容更改地变成他个人的事情了。正是从这种对虚无的神秘的惊恐中产生了一种对宇宙万物的创造性的新恐惧，从他的完全抛却自我当中生出艺术家要再一次按照道德的规范建造他的世界的任务。他预料哪里已经出现死亡，哪里便是再生的奇迹占统治地位。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托尔斯泰：他不仅被人类尊为艺术家，而且被尊为最有人性的人。

但在那时，就在崩溃发出响亮声音的时刻，在那个不确定的“苏醒”前的一刹那（托尔斯泰后来就这样欣慰地指称他的那种不安心境），这位处在转变中的受惊者还没有预见到这种过渡。在他内心中另一双新的良心的眼睛睁开以前，他觉得自己完全失明了，周围只是一片混沌，只是看不见道路的黑夜。“既然生活是这样的可怕，干吗还要生活？”他提出了经书上的这个永恒的问题。既然人们只是为死而耕耘，干吗还受这个苦呢？像一个绝望者，他在黑暗的世界穹隆中摸索墙壁，以便找到一条出路，找到一种自救，一点点火花，一线希望之光。正像他所看到的，没有人从外部帮助他，给他带来光明，他才自己为自己挖掘坑道，有计划地有条理地挖，一阶一阶地掘。一八七九年，他把下列“不清楚的问题”写在一张纸上：

（一）为什么活着？

（二）我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都有什么原因？

（三）我的生存和别人的生存都有什么目的？

（四）我心中感觉到的善与恶的分裂意味着什么，这种分裂为什么会出现？

（五）我应该怎样生活？

（六）死是什么？——我怎样才能解救自我？

“我怎样才能解救自我？我应该怎样生活？”这便是托尔斯泰的灾难性的呼喊，是他内心危机的利爪撕肝裂胆的呼喊。这呼喊刺耳地响了三十年，直到他永远闭口不语。来自感官的好消息，他已经不再相信了，艺术不再给他以安慰，青年时代狂热的陶醉已变成残酷的清醒，冷漠无情从四面八方涌来。我怎样才能自救？这呼声变得越来越充满渴望，因为这种表面上毫无意义的事一点意义没有也是不可能的。单靠理智就足以理解生活，但不能理解死，因此就很需要一种新的、另一类的精神力量来领会这件不可理解的事。因为在他自己的心里，在他这个不信神者的心里，在他这个感性人的心里，找不到这种精神力量，所以，在他的人生道路中间，他突然谦卑地跪在神的面前，轻蔑地丢掉五十年里使他感到无比幸福的世俗知识，强烈地请求得到一种信仰：“主啊，把信仰给我吧，让我去帮助别人也获得信仰！”

假基督徒

我的上帝啊，只在上帝面前生活是多么难啊！有些人已经被掩埋在矿井里，他们知道他们绝不会出来，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那里是怎样生活的，像这些人那样生活，是多么难啊！但人们必须这样生活，因为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生活。主啊，帮帮我！

摘自一九〇〇年十一月的日记

“主啊，让我有一种信仰吧！”托尔斯泰对他一直否定的神绝望地呼叫着。但这位神似乎并不满足那些急切地向他提出要求的人的愿望。因为托尔斯泰把充满热情的急躁，他的顽固的恶习，也带到信仰里来了。要求得到一种信仰，不，这还不够，他是必须立刻具有一种信仰，一夜之间就办成，像斧子一样方便，举起来就能把他的怀疑的整个灌木丛都砍光。因为这位贵族老爷，不仅已经习惯于让他的仆人围着他敏捷地团团转，而且被迅速使他获得世上各种知识的耳聪目明的感官所宠坏，所以这个不能克制的、情绪变化无常的、顽固不化的人不愿意耐心地等待。他不愿意像修士似的顽强地倾听上天渐渐地过滤下来的光——不，他要在黑暗的内心里立刻再现白昼的明亮。他那能冲破一切障碍的激进的精神想要以独特的飞跃和冲击掌握“生活的意义”——“上帝知道”，“上帝会想到”，他像一个亵渎神明的人若有所失地说。他希望能够急速获得信仰，成为基督徒和顺从的教徒，生活在神的精神中，就像他在头发苍白的年纪上还学习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在六个月内，至多在短暂的一年之内，突然变成了教育家、神学家或社会学家。

但是，如果一个人心里没有一粒信仰的种子，他怎么能突然获得一种信仰呢？如果一个人到了五十岁只以观察家无情的眼睛，以自觉的古老俄罗斯的虚无主义者的身份评价世界，把自己看成这个世界里重要而显赫的人物，他怎么会一夜之间就变成有同情心的、善良的、恭顺的、温和的、方济各会修道士般的人了呢？一个人怎能只靠一次举手之劳就把这样的顽石般的意志转变为宽容的人类的爱？这种信仰，这种为了更高的超俗的力量而舍弃自我的精神，是在什么地方学习的，在什么地方学到的？当然是在那里已经具有这种信仰或至少伪称具有这种信仰的人那里，托尔斯泰自称，是在东正教的圣母那里，在教会里。托尔斯泰立刻（因为这个急不可待的人不容许自己浪费时间）就跪在圣像前面了，他斋戒，他参拜修道院，他与主教和教区牧师讨论，他翻破了福音书。在三年的时间里他竭力严格按照宗教信条办事，但是，教堂空气向他吹来的是空洞的香烟，寒气穿透已被冻僵的灵魂，不久他就失望地永远关上了他与东正教教义之间的大门。他认识到，不，教会没有正确的信仰，确切地说，宗教已经让生命之水渗漏了，浪费了，掺假了。于是他就继续求索，也许哲学家，这些思维的教师，更了解这种令人不安的“生活的意义”。托尔斯泰立刻狂热地无比激动地开始不加选择地阅读一切时代的各种哲学家的著作。他读得太快，以致没有消化和理解，首先是叔本华，每个精神昏暗者的永远伴睡人，然后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穆罕默德，孔子和老子，神秘主义者，斯多葛派，怀疑派和尼采。但不久以后他就把这些书都合上了。就是这些人也没有别人的观察世界的介质，他们只有他们自己的介质，只有极为敏锐的痛苦地进行观察的理解力，他们只是奔向上帝的焦躁不安者，而不是在上帝精神中的休憩者。他们创造了一些思想体系，但没有创造一种不安的灵魂所希冀的宁和，他们给人以知识，却不给人以安慰。

像一个饱受痛苦折磨的病人，科学对他不灵，就拖着他的病体去找巫婆和庸医一样，托尔斯泰，俄国的这位智力最高的人，生活到五十岁的时候走向农民，走向“大众”，想从他们那里，从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里，最终学到真正的信仰。是的，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没有被书本弄糊涂的人，这些穷人和受苦的人，他们干着重活而毫无怨言，临死时就像猫狗一样默默地往角落里一倒。他们心里没有怀疑，因为他们没有思想，只有令人仰慕的单纯。但他们心中必定有某种秘密，否则他们就不会如此屈从而无愤怒地俯首听命。再糊涂，他们也知道点智慧者和杰出的英才不知道的东西，这些智力落后的人，灵魂走在我们前面的人，应该感激敏锐的精神。“像我们这样地生活，是错误的，像他们那样地生活，才是正确的。”——因此，从他们富有忍耐精神的生存中出现了看得见的上帝，同时，精神，对知识的渴求，连同他的“游手好闲的放荡淫逸的欲望”，都远离了内心中真正的光源。如果他们没有安慰，内心里没有神奇的灵丹妙药，他们就不会如此愉快地忍耐这种不幸的生活；他们必是隐藏着一种信仰，于是这位不受约束的人便产生了急躁情绪，要从他们那里学到这个秘密。托尔斯泰自忖，从他们那里，只有从他们那里，从“上帝的子民”那里才能认识到“正确的生活”，认识到伟大的忍耐精神，认识到对这种艰难的生活和对更艰难的死的屈从。

于是他更走近他们，完全走进他们的生活，从他们那里体察神的秘密！他脱下贵族的长袍，穿上农民的短外套，离开摆着美味佳肴的餐桌和堆满书籍的条案，从此只吃无害的蔬菜，只喝动物的清淡的奶，只用恭顺和愚蠢来滋养浮士德式的求索精神。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的老爷就扮成了这个样子，尤有甚者，这位智力超过千百万人的上等人，五十岁上亲自扶犁，用那宽大的熊一般的背背起水桶从井里汲水，在他的农民中间以不知疲倦的干劲收割庄稼。写了《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的手现在竟在自己剪出的鞋底上使锥子，清扫小屋里的脏物，为自己缝衣服。要接近，要快一点接近，更要紧密地接近这些“兄弟”，——列夫·托尔斯泰以独一无二的意志力希望变成“平民”，从而成为“上帝的基督徒”。他走进村子，到那些半农奴中间去（当靠近他时，他们都窘迫地脱帽）。他喊他们到他家里去，进了屋他们穿着笨重的鞋笨拙地走在镜面般光亮的镶木地板上就像走在玻璃板上一样。他们松了口气，知道这位“老爷”，这位好心的主人，对他们没有恶意，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要再提高佃租，而是——好稀奇：他们尴尬地摇了摇头——想跟他们谈论上帝，自始至终谈论上帝。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这些善良的农民想到他曾经做过的事，这位伯爵老爷，他开办过学校，还亲自给孩子上过一年课（后来他不感兴趣了）。不过现在他想要干什么呢？他们心怀疑虑地侧耳倾听他的话，因为事实上，这个伪装的虚无主义者正像一个奸细挤到“人民”身边，去探明人民向上帝进军必不可少的战略。

但这种强制性的调查是有利于艺术和艺术家的——托尔斯泰的最优美的传奇故事应该归功于那些乡间说故事的人，他的语言因为使用了农民的活泼而形象的语汇变得极为生动，极其柔和——但纯朴的秘密却没有学到手。早在他感情危机之前，在《安娜·卡列尼娜》出版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颇有远见地谈到过体现托尔斯泰的人物列文：“像列文这样的人，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以与人民共同生活，但他们绝不会成为人民的一员，因为他们自命不凡，有意志力，变化无常，不能理解和实现到人民中去的愿望。”这位天才的幻想家用心理学的平射击中了托尔斯泰意志变化的核心，同时也揭露了强制行为。这种变化不是出自天生的血缘的爱，而是出自灵魂灾难开始时期托尔斯泰与人民结合的兄弟情谊。因为，即使他故意装出愚钝和土气，这位大智者托尔斯泰也不能培植起狭隘的农民思想，以取代他那广阔的包罗万象的对生存的解释，也不能强使这样一种真理精神完全变成一种混乱不堪的盲目信仰，像魏尔兰[1]那样突然在房间里跪下来祈祷：“我的上帝，赐我以纯朴吧！”于是胸中就长出恭顺的闪着银光的幼芽——这是不够的。一个人必须永远首先是成为他所供认的那样的人；不论是通过对同情的神秘崇拜建立与人民的联系，还是通过诚笃的宗教信仰使良心得到宽慰，都不能像接通电流那样一下子就在内心中实现。穿农民的袍子，喝格瓦斯，收割庄稼，所有这一切与农民等同的外表的形式都可以像玩似的，甚至在双重意义上嬉戏似的轻而易举地实现——但精神绝不会变愚蠢，一个人的清醒意识绝不能像拧小煤气火苗似的任意变弱。他的精神的光度和警觉始终停留在一个人天生的不变的程度上。它是控制他的意志的力量，因此也就是超出我们的意志的力量。甚至在这种力量的至高无上的义务里人们感到的威胁越强烈，它的火苗就冒得越剧烈，越不安定。一个人不能通过招魂活动跳过他天生认识尺度的一级，他的智力也不能借助一次突然的意志行为向纯朴退回一级。

托尔斯泰这位博学而有远见的奇才不可能不在短时间内认识到，要把他的复杂的思想降为一种空白的单纯，即使像他这样意志无比坚强的人一夜之间也是办不到的。除了他本人谁也没说过（当然是在以后）这样的妙语：“用暴力对抗精神，就像捕捉阳光一样，只是空想而已；不管人们怎样遮盖阳光，阳光总要从上面照过来。”他不能长久地欺骗自己，他的粗暴的、斗士般的、自以为是的主人才智无力做到持久的愚钝的谦卑。农民确实也从来不会把他视为他们中的一员，他穿着他们的衣服，表面上具有他们的习惯，但世人从来没有不把这种行为理解为一种伪装。恰恰是他最亲近的人，他的夫人，他的子女，老奶奶，他的真正的朋友（不是托尔斯泰派分子），从一开始就困惑而不满地把“俄罗斯人民的这位伟大的作家”（屠格涅夫在临终前曾这样呼唤他回到艺术中来）的这种神经质的强制走向下层的愿望，视为钻入违背其天性的无文化教养的领域。他自己的妻子，他的思想斗争的悲惨的牺牲者，当时对他说过这么一句最有信服力的话：“从前你说你不得安宁，因为你没有信仰。为什么现在你说你有了信仰，还不愉快呢？”——这真是一个简明易懂的、无可辩驳的论点。自从改信大众神以后，在托尔斯泰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明他在这个信仰里找到了精神的安宁。相反，人们总有这样的感觉，只要他谈论他的教义，他就把他的信念的不可靠性变成明显的可靠性。托尔斯泰所有的行为和言语偏偏在那个皈依上帝的时期具有一种令人不快的高喊的调儿，多少有些夸耀，像在争吵，很粗暴，十分笃信宗教。他宣讲基督教教义，跟吹长号没有两样，他的屈从有如孔雀开屏。谁的听力敏锐，谁就会在他的自我贬抑的过火行为中感觉到托尔斯泰旧时的某种矜持，不过现在这种矜持变成一种以新的屈从为特点的黑白颠倒的自豪了。我们可以读一读他的忏悔中的著名段落，在这里他想通过咒骂和毁谤他自己过去的生活来证明他皈依宗教：“我在战争中杀过人，我参加过决斗，我在赌博中挥霍过从农民那里勒索来的财富，我残酷地惩罚过他们，我曾与轻浮的女人通奸，并欺骗过我的部下。说谎、掠夺、私通，各种各样的醉酒和耍野，每一种无耻的勾当，我都干过，没有一种罪行我没犯过。”为了不让任何人宽恕他作为艺术家所犯的这些所谓罪行，他在他的喧嚣不止的教会成员的忏悔中继续说道：“遇到这种时候，出于虚荣、贪欲和傲慢，我便开始写作。为了获得荣誉和财富，我不得不压制我心中的善，使自己堕入罪恶。”

这是认罪者说出的很极端的话。诚然，这些话的道德的激情令人震惊。但是，说心里话，过去是有过那么一个人，这个人确实就是列夫·托尔斯泰，难道因为他在战争期间尽职尽责地服役于炮兵连队，或者说在他独身时作为一个强壮的男子汉有过放荡的性生活，他就可以根据这种自我谴责把自己鄙视为“一个低级的有罪的人”，一个像他在贬低自我的狂热中自称的“虱子”吗？这样，一个过度兴奋的良知出于对屈从的自豪不惜任何代价为自己编造了种种罪恶，跟拉斯柯尼科夫[2]里的那个家仆臆想杀人相似，一个自白狂的灵魂为了证明自己是基督徒，把根本不存在的罪过“当作十字架背在身上”——不是早在这时怀疑就产生了吗？托尔斯泰的这种证明自己的愿望，这种精神紧张、慷慨激昂、小贩叫卖般的贬抑自我，不正揭示了在这个被震撼的心灵里不存在或还不存在一种冷静的、呼吸匀称的屈从，甚至有一种危险推移的颠倒黑白的虚荣吗？总之，这样的屈从所表现的并不是屈从，相反，这除了是反激情的苦行僧式的斗争，不可能是任何别的更大的激情。在心灵里刚刚出现一点点还很渺茫的信仰火花，这个性急的人便想立刻用它点燃全人类的心，这很像那些日耳曼民族的野蛮领主，他们受洗礼时头上刚刚沾上点水，立刻就拿起斧子，想要砍倒他们一直视为神圣的橡树。如果信仰意味着在神的精神里休憩，那么这个极端性急的人就从来也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信徒，这个热情似火不知满足的人从来都不是一个基督徒，只有人们把虔信宗教的渴望称为宗教的时候，这个求神者，这个永远不安宁的人才能算做信徒。

正是由于一种信念只取得了一半的成功，只达到了渺茫的自由，托尔斯泰的精神危机才象征性地超出个人经历的范围，成为永远值得深思的例证：即使在这个意志力坚强的人这里也无法一下子就能改变他的天性的原始形态，不能通过意志行为把他固有的特性翻到相反的方面去。我们的生活已安排好的形态虽然能够容忍改善、磨平和变得更尖锐，伦理方面的热情也许能够通过自觉的艰苦的工作提高我们身上的道德品性，但绝不能抹去我们性格特征的基本轮廓，从而按照另一种结构体系重造我们的肉体和精神。如果托尔斯泰认为，人们可以像戒烟那样摒弃个人主义，或者人们可以赢得爱，可以“强求到”信仰，那么，在他身上，巨大的近乎狂热的努力正好与极其微小的成果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托尔斯泰这个一遇到有人哪怕稍稍反对时就两眼冒金星的易怒的人，当时由于发生了巨大的精神上的转变立刻就成了一个好心的、温柔的、充满爱的、热心公益事业的基督徒，一个“上帝的仆人”，一名修道士。他的“转变”也许改变了他的观点，他的看法，他的言语，但并没有改变他最内在的本性——“按照你所应遵循的规律，你只能是这个样子，你不能摆脱你自己。”（歌德语）同样的不愉快和同样的自我折磨的狂热在“觉醒”的前后笼罩着他不安的灵魂：托尔斯泰天生就是不知满足的人。正是由于他一向没有耐性，上帝才不立刻“赠”他以信仰，他不得不不断地奋斗三十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大马士革之行不是在一天之间，也不是在一年之内完成的，直到呼吸快停止的时候，托尔斯泰也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也不满足于任何一种信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觉得生命是极为壮丽极为可怕的秘密。

因此，托尔斯泰就没有给他的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找到答案，他朝着上帝所做的热心奋力的跃进也没有成功。但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如果他没有成为制造冲突的行家，任何时候都是有救的，他可以把他的苦难从自身抛向人类，把他灵魂的问题变成世界的问题，于是，托尔斯泰也就把他精神危机的个人主义的惊呼“我将变成什么人？”提高到范围巨大的惊呼“我们将变成什么人？”因为他不能相信他自己的固执的思想，所以他想说服别人。因为他自己不能改变自己，所以他就试图改变人类，一切时代的一切宗教都是这样产生的，一切世界的改善（正如那位看透一切的尼采所说）都是由于一个处在灵魂危机中的人要“摆脱自我”而得到实现的。把这个严重的问题从自己心中排除出去，反过来把它推给大家，把个人的不安变成了世人的不安。托尔斯泰没有成为虔诚的方济各派基督徒，从来都没有，这个无比热情的人，他有一双不可欺骗的眼睛，有一颗充满怀疑的坚强而又火热的心，但他正是由于了解没有信仰的痛苦才从事我们时代的这种狂热的试验，想把世界从虚无主义的灾难中解救出来，使世界比他本人当时更加具有信仰。使生活脱离绝望的惟一的挽救办法，便是把他的“我”移入世界。于是这个备受折磨的渴望真理的托尔斯泰的“我”，把突然感到的可怕的问题作为警告的呼唤和教义抛给了全人类。

* * *

[1]保罗·魏尔兰（1844—1886），法国象征派诗人。

[2]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罪与罚》的主人公。

教义及其荒谬

我已接近一种伟大的思想，我可以为实现它而牺牲我的全部生命。这种思想便是建立一种新的宗教，一种扬弃使徒信条和创伤的基督教。

青年时代的日记

一八五五年三月五日

托尔斯泰把新的四福音书的名言“勿抗恶”作为他的教义，作为他给人带来的“福音”的基石，并赋予它以创造性的解释：“勿以暴力抗恶。”

这句话蕴含着托尔斯泰的整个伦理学，这位伟大的斗士以他过分痛苦的良心中全部雄辩的、道德上的激烈情绪，如此强有力地把这个投石器对准了世纪元墙，以致到了今天，在被震裂一半的房梁构架上还有震动的余波在回荡。要测出这次投掷在其全部射程中的思想影响是不可能的。向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1]进攻的俄罗斯自愿放下武器，主张不抵抗的甘地主义，罗曼·罗兰第一世界大战期间的和平呼吁，无数个别的普通人对蹂躏良知的英勇反抗，反对死刑的斗争——所有这一切孤立的，似乎毫无关联的新世纪的行动，都应该归功于托尔斯泰的福音赋予的强大的动力。今天凡是暴力被否定的地方，暴力总被当作手段、武器、权力或所谓神圣机构，无疑总是在某种借口下保护国家、宗教、种族、财产等等；凡是以人道主义的道德反对流血的地方，就是到了今天，每个道德革命者仍从托尔斯泰的权威和热情中获得一种被证实为友爱的力量。一个地方，不是教会的冷冰冰的教条、国家的权欲要求、一种运转不灵的公式化的司法部门，而是独立的良知把人类博爱精神作为惟一的道德主管部门做出最后的决定，便可以依照托尔斯泰的典范的路德式的行为处理一切，他呼吁一切有人情味的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只能“凭良心”明断。

托尔斯泰所指的我们不用暴力反对的是什么样的“恶”？不是别的，只是暴力本身，是绝对的暴力，不管它把肌肉藏在国民经济、国家兴旺、民族野心和殖民扩张的充满激情的破烂衣服下面，还是笨拙地把人的权欲和杀机伪装成哲学和祖国的思想，我们都不要上当受骗，即使具有最迷人的理想化的形式，暴力行为也永远不是服务于人类的友爱，它只能服务于某个集团扩大的自我主张，从而永远保持世界的不平等。任何暴力都意味着占有，一种拥有的愿望和更多拥有的愿望，在托尔斯泰看来，财产上的一切不平等都起源于此。这位年轻的贵族老爷在布鲁塞尔并没有与蒲鲁东白白度过一段时光。在马克思之前，托尔斯泰作为当时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提出这样的假设：“财产是一切罪恶和一切苦难的根源，一种冲突的危险存在于财产过多者和无财产者之间。”为了保存自我，占有必须具有防守的特性，甚至具有攻击的特性。为了夺取财产，需要暴力；为了扩大占有，需要暴力；为了保卫占有，也需要暴力。这样，财产便创造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国家又根据自己的主张组织了各种各样残忍的暴力机构，如军队，司法机构，“只用来保卫财产的整套强制性体系”，凡是适应和承认这个国家的人，都全身心地隶属这个权力的原则。不曾想，按照托尔斯泰的见解，现代的国家里那些貌似独立的、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都是无意中为维护少数人的占有服务的，甚至“就其真正的意义是废除国家的耶稣基督教会”也以“骗人的教义”抛弃了自己的义务，艺术家们，他们是天生的被召来充当良知的辩护人，他们是人权的辩护士，他们却在自己的象牙塔上精雕细刻，“使良知昏昏欲睡”了。社会主义企图成为治疗无法医治的顽症的医生，那些独一无二的根据自己正确的认识想要彻底炸毁这个错误的世界秩序的革命者，自己也错误地采取其敌人的谋杀手段；他们让“恶”的原则原封不动地存在，甚至还把暴力视为神圣，从而使不公正永远存在。

就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要求而言，国家的和我们现在合法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完全是错误的，腐朽的；因此，托尔斯泰激烈地反对政府形式一切民主的、博爱的、和平主义的和革命的改良，认为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不充分的。把民族从暴力的“恶”中解救出来，不能靠杜马，不能靠议会，更不能靠革命；一座基础摇摆不稳的大厦是不能依靠支撑保持下去的，人们只能废弃它，再造一座新的。但是现代的国家是建立在权力思想上，不是建立在博爱思想上；因此，在托尔斯泰看来，现代的国家无可挽回地注定要灭亡，而一切社会的、自由主义的修修补补只能延长它的垂死挣扎。不是必须改变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国家公民关系，而是必须改变人本身：一种内心的亲密联系，不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强制压力，而是必须通过友爱才能使各民族联合得到加强。但是只要这种宗教的、伦理的博爱精神还没有代替受压制国民的当代的形式，托尔斯泰就只能从个人良知看不见的秘密的角度来解释真正的道德。因为国家与暴力是同一的，所以一个有道德的人就不能与国家协调一致。迫切需要的是一次宗教的革命，是每个有良知的人与一切暴力团体断绝关系。因此，托尔斯泰便坚决置身于国家形式之外，声明自己在道德上不受良心之外的一切义务要求的约束。他否认自己绝对从属于某一民族、国家、对某一个政府的臣服关系，他自动退出了东正教，他从原则出发放弃了向司法部门或任何一个当今社会特定结构的呼吁，以免去握这个“暴力国家魔鬼”的手。因此人们不要因为他的博爱说教的福音派温柔，因为他的带有基督徒恭顺色调的辞句，因为他完全依赖于新教精神而受蒙蔽，看不见他的社会批判中的完全敌视国家的成分。他的国家学说是最激烈的反国家学说，是自路德以来个人同新的罗马教皇神圣论和关于财产天经地义思想的最彻底的决裂。就连托洛茨基和列宁也没有超出“必须改变一切”这一论点的一步。正如让－雅克·卢梭这位“人类之友”用他的著作为法国大革命挖掘坑道，使革命从这些坑道把封建王国抛上天，至今还没有一个俄国人比托尔斯泰这位激进的革命者更强烈地动摇过沙皇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在我们这里由于受到他那主教式的胡子和他的教义的特定的油滑性的迷惑，人们总是喜欢把他看成温柔可爱的使徒。总之，像卢梭对待无套裤汉一样，托尔斯泰无疑也会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十分愤怒，因为他憎恨党派——“不论哪个党派取得胜利，为了保持政权，它不仅必定使用现有的一切暴力手段，而且还要发明新的暴力手段”。在他的著作中曾有过这样的预言。但是一种诚实的历史叙述终将证明，他是这种历史叙述的最好的开路先锋，一切革命者的任何炸弹都不曾像这位奇人和伟人奋起反抗沙皇、教会和财产这些他祖国的貌似不可战胜的势力一样，在俄国产生过这样具有破坏性的作用和动摇权威的影响。自从这位最杰出的诊断医生发现了我们的文明结构这个隐蔽的错误构筑，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大厦不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精神，即人的联合体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暴行即控制人的基础上，三十年来他一直通过不断更新的攻击方式把巨大的伦理的冲击力量对准沙俄的世界秩序。他是革命当中不想革命的温克尔里德，是社会的甘油炸药，是起破坏和爆炸作用的不可抗拒的原始力量，从而也就不自觉地成了他的俄罗斯使命的代表。因为一切主张建设的俄罗斯的思想，首先必须是激进的，必须进行彻底的破坏。因此，在俄罗斯的艺术家里没有一个不是先跳进无光无路的虚无主义漆黑的坑道里去，然后才出于炽热的兴奋的绝望，热情地重新获得新的信仰，就不是偶然的事了。这位俄国的思想家，俄国的作家，俄国的实干家，处理问题不像我们欧洲人总是通过犹豫不决的改良，抱着十分虔诚地等待适应的谨慎态度，而是像一个伐木者怀着进行危险试验的亚当的摧毁一切的精神那样干脆。有一个名叫罗斯托普钦[2]的人，出于此后胜利的考虑，毫不犹豫地烧毁了整个莫斯科这座世界名城。托尔斯泰——在这方面与萨沃那罗拉[3]相似——也毫不犹豫地把艺术、科学等人类的全部文化财富投到行刑柴堆烧毁，仅仅是为了证明一种新的更好的理论的正确。很可能是，这位宗教的梦想家托尔斯泰从未意识到他的破坏圣像运动的实际后果，也许他从来就没敢仔细计算过这样一座高耸云霄的世界大厦的突然倒塌会同时夺走多少尘世间的生灵——他只不过以他的信念的全部精神力量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摇撼了一下这个社会的国家大厦的支柱。要是这样一个参孙伸出他的拳头，最大的屋顶也会倾斜和东倒西歪。因此后来关于托尔斯泰在多大程度上赞同还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彻底变革的一切争论，面对这样的赤裸裸的事实都是多余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托尔斯泰为反对豪富和财产而进行的狂热的劝人忏悔的布道，像他的小册子有如爆破筒，像他的论战文章有如炸弹这样强劲地从精神上推动俄国的革命。这个时代没有一种批判在广大民众中发生过如此震惊灵魂、颠覆信仰的影响，尼采的批判也没有这样大的影响，他作为一个德国人总是把矛头指向那些有文化教养的人，并且由于其诗人的酒神的遣词造句风格而与任何群众的影响相隔绝。一反自己的愿望和意志，托尔斯泰的方座头部雕像永远立在伟大革命家、政权推翻者和改变世界者的看不见的伟人祠里。

这是违反他的愿望和意志的，因为托尔斯泰曾经把他的基督教的宗教革命、他的国家无政府主义与任何积极的暴力的革命清楚地分隔开来。他在《成熟的麦穗》里写道：“如果我们遇到革命者，我们就往往会误以为我们的观点和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还有我们都号召：取消国家，废除财产，铲除不平等以及其他。尽管如此，这里还是存在一个巨大的区别：对基督徒来说根本就没有国家，而那些人则是想要消灭国家。对基督徒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财产，那些人则是想要废除财产。对基督徒来说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些人则是想要铲除不平等。这些革命家从外部与宗教进行斗争，但基督教根本不进行斗争，基督教是从内部破坏国家的基础。”我们看到，托尔斯泰不想以暴力消灭国家，而是想通过无数个人的不反抗精神缓慢地削弱国家的权威，其过程是一个分子一个分子地，一个个体一个个体地长时间避开国家的包围，直到最后国家机构因失去力量而自行解体。但最终的效果却是一样的：铲除一切权威。而托尔斯泰一生都是热情地为此而努力的。不过他同时也想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一种取代国家的国家教会，一种更人道的更友爱的生活宗教，一种昔日新兴的原始基督教义的福音派，托尔斯泰基督教义的新教。但在评价这种正在建设中的精神成果时，必须——无比诚实地——把这位文明批评家、人间慧眼奇才托尔斯泰，和苍白的有缺陷的任性的没有坚持性的道德家、思想家托尔斯泰截然分开，要知道，托尔斯泰在教育工作方面不再像六十年代那样只想把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青年农民赶到学校里去，而是想要使全欧洲牢牢记住惟一“正确”生活的重要常识，牢牢记住这个具有惊人的粗心大意的哲学思想的真理。只要这个天性没受到过鼓励的人坚持留在他的感性世界里，用他超群的器官分析人性的结构，他就会受到无限的尊重。但是，一旦他要飞快地无所约束地钻到形而上学的东西里去，他的感官在那里再也抓不到、看不到和吮吸不到什么，所有这一切触角都在这里毫无目的地在虚无中摸索，谁都会对他精神的迟钝感到吃惊。不，这里划定的界限还不够明确，作为理论的系统的哲学家，托尔斯泰，像与他相反的天才尼采作为作曲家一样令人惋惜的自欺欺人。正如尼采的音乐感在语言的音韵里是卓有成效的，但在独立的音域里，也就是在作曲方面，几乎是毫无作为，托尔斯泰的非凡的智力一经大胆地超越感性批评领域进入理论领域，进入抽象的事物中，也立刻僵化。人们可以在每一篇著作里触摸这种分界和铆合点。譬如，在他的社会问题论战文章《那么我们该怎么办》里，第一部分根据自己的见闻如此卓越地描述了莫斯科的那些简单破败的住房，几乎使人气闷得透不过气来。作为对人间对象的社会批判，从来没有，或者说那时几乎没有比他对那些破屋和丧失希望者的描述更加出色的了。但在第二部分里，空想主义者托尔斯泰从确诊转向治疗，并想以教训的口吻讲那些就事论事的改良建议，每个概念立刻就变得含混不清了，所有的轮廓都被抹去，所有的想法都被说得一钱不值。托尔斯泰越大胆地向前冲，这种混乱便随着一个个问题的出现而增长。天晓得他要冲出去多远！他没有受过任何哲学方面的教育，却以一种惊人的无畏精神在他有关宗教的论文中论述一切以星链悬在可望而不可即的所在的、永远地解决不了的问题，使这些问题像明胶那样“溶解”成液态。正如这位性急的人在他的精神危机时期想要快得像披上一件毛皮大衣一样，给自己披上一种“信仰”，一夜之间就变成基督徒和恭顺的人，现在他在这些有关世界教育的论文中也想要“翻掌之间生长一片森林”。他本人在一八七八年还绝望地大喊过“我们全部的尘世生活都毫无意义”，但三年以后他的万能神学却能解决我们的一切世界之谜了。诚然，在这些仓促建立的结构方面的各种矛盾必定会干扰思想敏锐的思想家，因此，托尔斯泰便坚持不懈地塞起耳朵进行宣讲，突破一切前后矛盾之处，并且认为一切问题都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仓促得令人生疑。他觉得他的信仰总该不断地得到证明，这是一种多么没有把握的信仰啊！一旦缺乏论据，就立刻拿《圣经》的话作为最后的绝对不可辩驳的结论，这是多么缺乏逻辑和严密性的思想啊！不，不，不——人们不可能断然确定托尔斯泰的这些教训人的宗教论文（尽管其中也有一些确实很精彩的细节）——比较鲁莽地说——属于世界文学中最令人不快的泽诺特派小册子之列，它们是一种仓促混乱、高傲固执甚至不诚实的思想的令人恼怒的实例——在这位追求真实的托尔斯泰身上给人这样的印象，真是令人震惊。

事实上，托尔斯泰这位绝对真正的艺术家，这位高尚的典范的伦理学家，这个伟大的甚至神圣的人，作为一个理论性的思想家演了一出不诚实的坏戏。为了把整个精神无限的世界装到他的哲学的麻袋里，他开始表演出一场拙劣的杂耍演员的把戏，就是说，首先把一切问题简单化，直至这些问题像纸牌一样薄而便利。他先极简单地确定这个是人，接着便确定那个是善、恶、罪、性欲、博爱、信仰。然后他很快活地把这些纸牌混杂在一起，抽出“爱”当王牌，你瞧，他赢了。在尘世的短暂的时间里，这场全世界的赌赛，这场无限的不可解决的、世世代代千百万人所寻求的赌赛，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这张写字台上解决了。而这位老人也感到惊异了，他的眼睛射出天真无邪的光，他那干瘪的嘴唇绽出愉快的微笑，他赞叹不已，“原来一切是多么简单啊！”实在是不可思议，现今已在千百个地方千百具棺材里躺了上千年的一切哲学家，一切思想家，如此绞尽脑汁多方面而又痛苦地探索，却没发觉“全部真理”早已像阳光那样明亮地赫然写在福音书里，当然先决条件是：人们要像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一样，在主的一八七八年，“自十八世纪以来第一次正确理解”，并最终使神圣的福音书扬弃这类“粉饰之词”。（说实话，他竟一字一句地说出这样的亵渎神明的话！）现在，一切人的辛劳和困扰都结束了，现在人们必须认识到，生活是何等无与伦比的简单：有什么来干扰，就断然把它扔到桌子底下去，干脆废除国家、宗教、艺术、文化、财产和婚姻，这样一来，恶与罪就永远解决了。如果每一个人都亲手犁田，烤面包，缝靴子，那就不会再有国家和宗教了，世上就只有神的纯洁的天国了。于是，“神便是爱，爱便是生活的目的”。也就是抛弃一切图书，不再思想，不再创造产品，只要“爱”就够了，而且“只要人们想要什么”，一切明天都能实现。

如果有一个人复述托尔斯泰世俗神学的这些赤裸裸的内容，他看上去似乎是过甚其词。不过，遗憾的是，他自己在改变信仰的热情中就是这样令人不快地夸大其词。他生活的基本思想，这种无暴力的神圣信条，是多么美好，多么明确，多么不可抗辩啊！托尔斯泰要求我们大家宽容，要求我们具有一种精神上的恭顺。他提醒我们要避开社会各阶层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矛盾，要我们自愿地从上面开始革命，抢在自下进行革命的前面，要通过及时的原始基督徒的让步精神消除暴力。富人应该放弃他的财产，知识分子应该丢掉他的傲气，艺术家要走出他们的象牙塔，通过理解来接近人民，我们应该克制我们的激情，克制我们的“动物本性”，摒弃贪欲的获取，在我们的内心中发展给予这一神圣的能力。这是崇高的要求，诚然，这正是世上一切福音派提出的古老的永恒的要求，是为了人类的提高永远需要重新提出的要求。但托尔斯泰过分性急，他不像那些笃信宗教的人那样满足于把这些要求设定为个人的最高的道德标准。这个高傲的性急的人愤怒地要求自己和大家立刻都变得温顺谦卑。他要求我们立刻按照他的教义的指令放弃、献出、牺牲一切，从而使我们在感情上联系在一起。他，一个六十岁的人，要求青年人节欲（而他自己作为男人从未进行过节欲），要求脑力劳动者对艺术和理性的东西表示冷漠甚至鄙视（而这却是他为之献出一生的事业）。为了十分迅速地、如闪电般快地证实我们的文化正在像毫无价值的东西一样消失，他抡起拳头愤怒地摧毁了我们整个的精神世界。仅仅是为了使我们觉得彻底的禁欲主义更诱人，他鄙弃我们当代的全部文化，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技术和科学。他采取最粗暴的方式夸大其词，散布弥天大谎，确切地说，他总是首先咒骂和贬低自己，以便无拘束地攻击所有的其他人。这样一来，他便以最粗野的强词夺理的方式败坏了最高尚的伦理学的意图，简直没见过比这更无节制的夸张，比这更粗野的欺骗。或者说，有谁真的相信，这个天天有私人保健医生听诊和陪护的列夫·托尔斯泰确实把医学和医生看成“不必要的东西”，把阅读视为“罪过”，把整洁看成“多余的奢侈”？托尔斯泰的作品能摆满一书架，他真的像一个“无用的寄生虫”、一个“蚜虫”一样度过他一生的吗？他真的像他自己如下描述的这样以诙谐夸张的方式度过他一生的吗？“我吃饭，我闲谈，我听别人说，我又吃饭，我写作，我读书，这就是说，我自己讲，我又听别人说。然后我再吃，我玩，我又吃，我又说，然后我再吃，我上床睡觉。”《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果真就是这样产生的吗？一个人刚一弹起肖邦的奏鸣曲，他就不住地流泪，难道音乐对他，就像对目光短浅的贵格会教徒一样，真的只不过是魔鬼的风笛吗？他真的认为贝多芬是一个“肉欲的引诱者”，莎士比亚的戏剧是“纯粹的胡闹”，尼采的著作是“拙劣的花里胡哨的闲扯”？或者说真的认为普希金的作品“好处是可以让老百姓拿来当卷烟纸”吗？他比任何人都为艺术做出了更辉煌的贡献，他就当真认为艺术只是“闲人的一种享受”，他真的认为裁缝格里沙和鞋匠彼得的评判与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相比具有更高的美好价值吗？他本人年轻时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寻花问柳的人，结婚后跟他妻子生了十三个孩子，他现在当真相信，受了他的教条的影响，每个青年都会突然变成禁欲主义者，把自己阉割了吗？我们看到，他，托尔斯泰像一个狂人似的夸海口，昧着良心夸夸其谈，为的是让我们觉察不到他是以说大话的方式来掩盖他的“证据”不足。不过有时好像有一种预感：这种喧嚣的无稽之谈恰恰是由于他的过分夸张，而使他本人悟到了他的思想批判基础的薄弱。“对人们接受或认真地讨论我的论证，我不抱希望。”有一次他这样写道，而且说得实在太对了，因为人们在世时不会与这个所谓的宽容者进行讨论的。——“谁也不能说服列夫·托尔斯泰。”他的妻子叹着气说。“他的自尊从来都不容许他承认错误。”他最好的女友这样写道。——人们认真地为贝多芬和莎士比亚辩护而反对托尔斯泰，是毫无意义的：凡是爱戴托尔斯泰的人，最好是在这位老人明显暴露自己逻辑弱点时转过脸去。一个态度严肃的人一秒钟也不曾想过，真的按照托尔斯泰的这种神学的教条，像拧开煤气阀一样突然扭转两千年来提高生活文明水准意义的斗争，把我们的最神圣的文化财富抛到垃圾堆里去。因为我们的欧洲刚刚产生了思想家尼采。只有精神的欢乐才能使我们欧洲这苦难的大地变得十分舒适，天晓得，这样一个欧罗巴是没有兴致突然按照一种道德指令使自己迅速变成农民，变得单纯憨厚，实现蒙古化，顺从地爬进蒙古包，发誓把过去美好的精神文化当作“罪恶的”错误抛开。过去和将来人们永远都心怀崇高的敬意，不把典范的伦理学家、勇敢的良心卫士托尔斯泰跟他的毫无希望的尝试混为一谈——这种尝试就是把神经病危象变成世界的表现，把一种更年期恐惧变成国民经济学现象。我们要求永远把来自这位艺术家英雄般生活的道德方面的冲动，同这位逃到理论中的老人那种愤怒农民的文明驱魔术区分开来。托尔斯泰的严肃认真和客观公正以无可比拟的方式使我们这一代人的良知得到了深化。但他的精神沮丧的理论却是对生活欢乐的戕害，是要我们的文化退回不可能重建的原始基督的一种僧侣禁欲主义的愿望，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再是基督徒因而是超基督教的人臆想出来的。不，我们不相信，清心寡欲可以决定整个一生，不相信我们应该从血管里放出我们的纯属尘世激情的鲜血，只让义务和《圣经》箴言压在我们的心上。我们不信任对产生振奋人心的欢乐的力量一无所知的占卜者，他只会故意使我们自由的感官娱乐和最崇高最愉快的艺术变得贫乏和暗淡无光。我们不愿意交出任何精神和技术的成果，不愿意再交出我们西方国家遗产中的任何东西，什么也不愿意交出：不愿意交出我们的书，我们的画，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科学，不愿为某种哲学论断，更不愿意为使我们倒退到草原和精神迟钝中的落后的消沉的哲学，交出一星半点我们感性的、看得见的现实的东西。我们不为天国幸福用我们今天生活纷繁的丰富多彩来换取某种狭隘的纯朴：我们宁愿“有罪”也不愿愚蠢和对《圣经》百依百顺。因此，欧洲便干脆把托尔斯泰的这一套社会学理论放进了文献柜里。虽然对他典范的伦理学意志十分尊敬，但不仅今天而且永远抛弃了他的那一套东西。因为倒退的东西和反动的东西，即使具有最高的宗教的形式，即使包含一种十分美好的精神，也绝不可能是创造性的，凡是来自迷乱的个人灵魂的东西，永远也解决不了世界灵魂的难题。因此要最后再说一遍：托尔斯泰是我们时代的最强有力批判的翻耕者，但他并没有用一个种子变成我们欧洲未来的播种者，而在这里，他却是完全的俄罗斯人，他的种族和他这一代人中的天才。

诚然，用神圣的不安和无情的追求受苦彻底挖掘和暴露一切道德的深义，这是上一个世纪俄罗斯人的思想和使命。因此，对俄罗斯的天才艺术家集体的精神成就我们总是无限地崇敬。如果我们对某些东西的感觉更深刻，如果我们对许多东西的认识更果断，如果我们能用比以前更冷峻、更悲苦、更无怜悯心的目光注视时代的问题和人的永恒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为此感谢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学，也感谢他为超越旧的真实走向新的真实而心怀的一切创造性的焦虑不安。所有俄国人的思想都是精神的发酵，是不断膨胀的将要爆炸的力量，但不是像斯宾诺莎、蒙田和几位德国哲人那样是精神的阐释；俄国人的思想对世人内心的扩大有很大的帮助。没有一个新时代的艺术家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深地挖掘我们的灵魂。但他们二人都不曾帮助我们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只要我们试图把他们自己的混乱思想，内心深不可测的混乱思想，当作世界思想发泄出来，我们就摆脱他们的答案。因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二人为了逃离个人对已被发现的不可逾越的虚无主义的惊恐，逃离一种原始的恐惧而进入一种宗教的反动。为了不跌进自己内心的深渊，二人像奴隶似的紧紧地抓住基督徒的十字架，在一段时间内使俄罗斯世界布满乌云。这时尼采的涤荡一切的闪电击破了整个旧的胆怯的天空，像放一把神圣的锤子一样把对自己力量和自由的信仰放在欧洲人的手里。

这是奇妙的活剧：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俄罗斯祖国最强有力的人，他们俩被世界末日的恐惧所震慑，突然从他们的作品中惊醒过来，二人高举着同一个俄罗斯的十字架，二人都充当一个正在沉沦的世界的拯救者和解救者，呼唤着基督，各人呼唤着各人的基督。像两个发狂的中世纪的僧侣，他们每个人站在各自的讲坛上，在生活中和精神上相互怀着敌意。——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死硬的反动分子和专制制度的辩护士，他鼓吹战争和恐怖，疯狂地陶醉在超常增长的势力中，他是沙皇的奴仆，然而正是沙皇把他投进了监狱。他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想要征服世界的救世主的崇拜者。托尔斯泰与他相反，托尔斯泰以同样的狂热讥笑前者所赞扬的东西，像前者令人惊异的卑躬屈膝一样，是令人惊异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公开谴责沙皇是杀人犯，教会和国家是窃贼，他诅咒战争，但同样也在嘴上挂着基督，手里捧着福音书——不过，二人都是出于一种受震惊的灵魂神秘莫测的恐怖，像反动分子那样把世界拉向倒退，使它处于恭顺和麻木的状态。这两位人物的心中必定存在着某种无知的预感，于是他们就大声疾呼地把他们关于世界末日的恐惧撒向他们的民族，这是一种关于世界毁灭和最后审判的预感，一种预见到他们脚下的俄罗斯大地正孕育着巨大震荡的先知先觉——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震荡，有什么会造成贫穷和作家的使命，使他像先知似的预感到时代中闪光的东西和云团里的惊雷，使他由于转生的阵痛而极度紧张、十分痛苦？二人都是忏悔的召唤者，都是愤怒的过分相信爱的预言家。他们都在悲惨的光照下站在世界毁灭的大门口，试图再一次击退这已飞在空中的怪物，我们这个世纪再也看不见的《旧约》中的巨大形体。

不过，他们只能预见在变化中的东西，却不能倒转世界的进程。陀思妥耶夫斯基讥笑革命，但紧挨着他的送葬行列之后，爆炸了一颗想把沙皇炸成碎片的炸弹。托尔斯泰谴责战争，要求尘世间的爱，但埋葬他棺木的土地还没长出四次青草，最可怕的兄弟残杀便污损了这个世界。他的人物形象，他的艺术的那些自我诋毁者，将超越时代生存下去，但他的教义却被第一阵呵气和轻风吹得烟消云散了。他没有经历过他的天国的崩溃，但他一定已经预感到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安静地跟他的朋友们坐在一起时，仆人拿来一封信给他，他展开信读道：

“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不能赞同你的这种观点：人与人的关系仅只通过爱就能改善。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永远饱食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面对那些挨饿受冻、一生都在专制暴君的桎梏下做牛做马的人，您想提出什么呢？他们将进行斗争，将努力摆脱奴隶制度。在您临死之前我要对您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世界将在血泊里窒息，人们将不止一次地不分血统地把老爷们和他们的子女打死，撕成碎块，让地上的人再也看不见他们做恶。我感到遗憾的是，您不会经历这个时代了，您本人不会亲眼看见您的错误了。我希望您平静地死去。”

没有人知道这封远方闪电般的信是谁写的。是托洛茨基，是列宁，还是那些腐烂在要塞里的无名的革命者之一，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也许在这个时刻托尔斯泰已经明白了，他的教义已成为反现实的清烟和废物，人们中这种混乱而疯狂的热情在任何时候都比友爱和善更强而有力。根据在场者的叙述，他的面孔此刻变得很严肃。他拿起信，若有所思地走向他的房间，一种冷静的预感在他老迈的脑海里盘旋。

* * *

[1]今称布列斯特，白俄罗斯西南部城市。

[2]罗斯托普钦（1763—1826），俄国政治家，一八一二年任莫斯科总督，据说当年火烧莫斯科是他的主张。

[3]萨沃那罗拉（1452—1498），意大利传教士、宗教改革家。

为教义的实现而斗争

写十卷哲学著作比在实践中贯彻一条原则还容易。

日记，一八四七年

在列夫·托尔斯泰那些年天天翻阅的福音书里，他会不无震惊地读到这句有预见性的话：种风者收获风暴。因为这种命运现在正充满着他自己的生活。一个举世无双的人，至少一个强有力的人，从来也不会在不赎罪的情况下把他精神的不安抛到世界上去：这种骚动不安是以反撞击的方式千百次地撞击着他的胸膛啊。今天，在讨论早已冷下来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再去评断，托尔斯泰的福音第一次喊出时在俄罗斯乃至全世界点燃起多么狂热的期望：一种精神的骚动必定会强有力地唤醒全体人民的良知，政府害怕这种颠覆性的影响，赶紧禁止托尔斯泰的这些论战性的文论，也是白费气力，这些文论用打字机打好复印出来，悄悄地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它们在国外出版再被偷运进来了；托尔斯泰越勇敢地攻击传统制度的要素——国家、沙皇和教会，越热情地要求人类的一种更美好的世界秩序，人类对每个救世福音敞开的心便越像潮水般地转向他。尽管有铁路、收音机和电报机，尽管有显微镜和一切技术的魔力，我们的道德世界却仍然像基督、穆罕默德或佛陀的那些年月里一样保持着同样的救世主对更高道德境界的期望。在永远希求奇迹的大众的灵魂里总活跃着一种对引路人和导师的不断更新的渴望。因此，当一个人，一个单一的人，向人类提出一种许诺时，他就总要触动这种渴求信仰的神经。一种积聚起来的无限的牺牲精神则促使每个有勇气的人挺身而出，大胆地说出最有责任心的话：我懂得真理。

因此，托尔斯泰刚刚宣布他的使徒般的福音，在整个俄罗斯就有千万双灵魂的目光转向他。《忏悔录》对我们早已不仅只是一份心理学的文献，它却像圣母领报节一样使虔诚的青年一代陶醉。他们这样欢呼说：终于有一个强有力的人，一个自由的人，又是俄国最伟大的作家，把至今只有被剥夺遗产者的抱怨的话，把半农奴私下小声说出的话，当作要求说出来了：世界当今的制度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因而也是不能长久的，必须找到一种更新的更好的形式。一切不满现状的人都感到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推动，不过讲话的不是一个职业的、玩弄进步词藻的人，而是一个独立的不可收买的英才，他的权威的真诚是没有一个人敢怀疑的。大家听说，这个人想以其个人的生活，以其有目共睹的生活的每个行动作为榜样走在前面。作为伯爵他要放弃他的特权，作为富人他要放弃他的财产，作为财主和大人物他要第一个参加劳苦大众的无差异的劳动团体。来自这位放弃遗产者的新救世主的福音一直传到那些未受教育者、农民和粗通文字者那里。第一批青年人已经聚集起来，托尔斯泰分子教派开始一字一句地虔诚地实现其导师的格言，在他们身后则有众多的被压迫者正在觉醒和等待。于是，千百万颗心，千百万双目光，对着托尔斯泰这位宣教者燃烧，贪婪地注视着他的具有世界意义的生活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件事。“此人业已学成，他将教导我们。”

奇怪的是，托尔斯泰好像压根儿就没有觉察到他承担起了多么重的责任。不言而喻，他的目光十分敏锐，他会感觉到他作为宣告者不会只把这种生活指南停留在纸上的冷冷的字母里，而一定会当作范例在自己的生活中化为现实。但是——这是他开始时的错误——他以为，他只要通过他的生活状况象征地指出实现他的新的社会，伦理要求的可能性，时而给一点原则准备的指点，就足够了。于是，他穿上农民的衣服，使人看不出老爷和奴隶的表面区别。他在田地里挥动镰刀、扶犁劳作，同时让列宾给他画了一张画，使每个人都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情况：他正在田间劳动。“我觉得为了面包干真正的粗活并不有失体面，谁也不要为此感到没脸见人。你们瞧，我本人，列夫·托尔斯泰，正如你们大家所知道的，我没有必要这样做，我的精神成就完全可以宽恕我，我是愉快地干这种粗活的。”为了不让财产的“罪”再玷污他的灵魂，他把他的家业，他的全部财产（当时已超过五十万卢布）转给了他的妻子和家庭成员，而且拒绝继续从他的作品收取金钱或贵重物品。他开始施舍，他把时间花在接待有求于他的低贱的陌生人身上，并且与他们通信。他以乐善好施的博爱精神对待尘世间的每一种谬误和不公正。但不久他还是认识到了，人们对他的要求是更多的，因为广大粗鲁的信徒，就是他以全部心灵寻找的那种“人民”，并不满足于那些臆想中的谦卑的精神象征，他们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要求要多得多：要完全的放弃，要彻底献身于他的苦难和不幸。永远都是殉教者的行为造就真正的信徒和信念坚定的人。因此，在任何宗教刚刚创立时，总有一个人要做出彻底的自我牺牲，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暗示和表态。托尔斯泰为了增强实现他的教义的可能性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单纯地做做贬抑的样子，即表现出一种宗教的谦卑的象征性行为，与天主教迫使教皇和笃信宗教的皇帝所做的事没有什么两样，那就是他们总是每年一次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四为十二位老人洗脚，以此表明并在人们面前指出，即使最低贱的行为也不能降低世上最崇高者的身份。正如教皇或奥地利和西班牙的皇帝通过一年一度的忏悔之举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力，变成真正的洗脚奴隶，这位伟大的作家兼贵族老爷同样不能因为拿一小时的锥子和鞋楦就变成鞋匠，不能因为种两小时的地就变成农民，不能因为把财产转让给家里的人就变成真正的乞丐。托尔斯泰首先只是显示他的教义实现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实行他的教义，然而人民期望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不是这么一点点，他们（出于一种深刻的直觉）并不满足于象征，他们只确信完全的牺牲。因为他的第一批追随者解释他们导师的教义比导师本人更加严谨，更加准确。因此，当他们朝拜这位自愿受穷的先知时，注意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农民正如其他贵族庄园里一样，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中备受煎熬，而他，列夫·托尔斯泰，跟以前一样在老爷的家里以伯爵的主人身份接见客人，一切说明他依然属于那些以各种手段掠夺人民必需品的人的等级，他们的心里便产生了深刻的失望。那种公开宣布的财产转托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事实上的放弃财产，他不再拥有财产也不意味他已贫穷，他们看到这位作家继续享受着他迄今为止一直享有的安逸，甚至他耕田和做鞋的时刻也不能使他们信服。“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一位年老的农民愤慨地抱怨说。而大学生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这种教义与行为之间的模棱两可的摇摆不定批评得更加严厉。渐渐地，对他的不彻底态度的失望也攫住了他的理论的那些最坚定的追随者：书信和往往很粗鲁的攻击越来越强烈地警告他，要么更正他的讲话，要么切切实实地、不只是通过象征性的一时例证实践他的教义。

托尔斯泰听到这种呼声大感震惊，他终于认识到，他激起了多么巨大的要求，而能使他的福音具有生命力的，不是格言，而是事实，不是有鼓动性的例证，而是生活方式的彻底改造。谁作为讲演者和许诺者站在公众讲坛上，站在十九世纪最崇高的讲坛上，被刺目的探照灯照亮，受千百双目光的监视，他就必须有效地放弃一切可妥协的个人生活，他就不应该只是偶尔通过象征来说明他的信念，而需要以真正的牺牲行为作他信念的有效的见证：“为了让人们听信你，你就必须通过受苦，最好通过死，来证明真理。”

为了自己的生存，托尔斯泰正面对一种他这位圣徒式空谈家从未料到的责任。托尔斯泰惶恐、战栗，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直至内心深处都惊魂不定。他背起他自己教义压在身上的十字架，就是说从此刻起他要用他生活中的每个行动彻底地说明他的道德要求，在一个嘲弄和议论成风的世界里成为他的宗教信念的一个圣洁的人。

一位圣徒，说出这个词，真是无视一切可笑已极的嘲讽。因为在我们这个清醒的时代，圣徒肯定无疑是荒谬的，不可能出现的，这是已消失的中世纪的时代错误。但每一种心理类型的象征和狂热崇拜的转换都是受暂时性制约的；每一种类型本身都一再合乎逻辑地被迫返回那种我们称之为历史的难以预测的相似类型的表演里去。人们在每个时代都必须尝试一种神圣的生存，因为人类的宗教感不断需要和创造最高的精神形式；只不过这种形式的实现必须在时代的转换期从表现上加以改变罢了。我们关于根据精神的热情使生存完全神圣化的概念，与黄金传奇的木雕人物形象和沙漠教士们的柱雕呆相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早已使圣徒的形象脱离了神学的宗教会议和选举教皇的主教会的判词。“神圣的”，对我们来说，今天只在于把生活完全献给一种经过考验的思想。在我们看来，神智上的狂喜，西尔斯·马利亚的那个上帝谋杀者的避世孤独，或阿姆斯特丹的那个钻石打磨者令人震惊的知足，比一个狂热的手持荆棒的自鞭教徒的狂喜一点也不差。甚至远离开一切奇迹，在打字机旁和电灯光下，在我们纵横交错、灯光闪烁、人流涌动的城市里，作为良知殉难者的精神圣徒今天也可能会有；只是我们不再需要把这种神奇和罕见的东西视为神界永无错误和人间无可指摘的东西，相反，我们热爱这些杰出的尝试者，这些恰好在其精神危机和斗争中危险的被引诱者，但最爱的不是他们不犯错误，而恰恰是他们犯错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不会再把圣徒尊为超尘世彼岸的使者，恰恰把他们当作人们当中最具俗世特点的人。

因此，在托尔斯泰为他生活的示范形式所做的惊人的尝试中，最能打动我们心的恰恰是他的摇摆不定。他在最后的实践中因为囿于人情而陷于失败，在我们看来，要比在我们心中曾显现出的神圣姿态更令人震惊。悲剧就在这里开始了！这时，托尔斯泰肩负起了这样的英雄使命：脱离世间传统的生活方式，只实现他的良知的无时间性的生活方式。于是，他的生活便必不可免地变成一出悲剧，一出比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激愤和沉沦以来我们所看到的任何悲剧都更伟大的悲剧。在没有撕碎神经网络千丝万缕联系的情况下，在没有使自己和自己的亲人受到最痛苦的伤害的情况下，采取暴力摆脱家庭、贵族界、私有制和当代法律的一切内部固有的联系，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托尔斯泰从不害怕痛苦，相反，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和过激主义者甚至偏偏渴望以真正的痛苦来明确地证明他的真意。他早已厌倦了他生活的安逸；平平淡淡的家庭幸福，他的作品给他带来的荣誉，他的同胞对他的尊敬使他感到厌恶。这位富有创造精神的人内心里不自觉地渴望更紧张更丰富多彩的命运，渴望与人类原始力量更深刻的结合，渴望贫穷、灾厄和他发生精神危机以来第一次认识到的具有创造性意义的苦难。为了像圣徒那样证明他的谦卑教义的纯洁性，他愿意过最卑贱的人们的生活，没有房子，没有金钱，没有家庭，不干净，长虱子，受鄙视，遭国家迫害，被教会驱逐。他要劳乏自己的筋骨、肌肉和头脑，要知道他在自己的作品里曾把这一切描写成一个真正的人最重要、惟一孕育灵魂的生活方式：没有祖国的人，没有财产的人，命运之风总像横扫秋日落叶一样追逐这种人。托尔斯泰要求——历史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又在这里立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带讥讽意味的反命题——命运完全出自内心的意愿，而他的对立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命运则是完全违背自己的意志的。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一切有目共睹的苦难、命运的残忍和仇恨，而托尔斯泰强烈地希望经历这种命运则是出于教育原理，出于殉难者的渴求。真正的、使人痛苦的、灼炽人心的、吸干欢乐的贫穷，像一件浸透涅索斯[1]毒血的衬衣紧紧地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一个没有祖国的人走遍世界各国，始终疾病缠身，被沙皇的士兵绑在死刑柱上，又被投进西伯利亚的监狱，托尔斯泰为了展示自己的教义而充当殉道者所希望经历的一切，都过多地分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了，可以说没有一点一滴迫害和贫穷落在这位渴望外表看得见的苦难的托尔斯泰身上。

托尔斯泰对他的受苦的意愿什么时候都没有给予世人以可信的证明和见证。到处都有一种嘲弄和讥讽的遭遇阻挡他走上殉道精神的道路。他希望贫穷，希望把自己的财产分赠给世人，不再抽取他的著作和作品的版税。但他的家庭不准许他成为穷人；完全违反他的意志，巨大的财富在他家里人的手里不断地增加。他希望一人独处，但是荣誉使他的家充满记者和好奇的人。他希望受人鄙视，但他越咒骂和侮辱自己，越恶狠狠地贬低他自己的作品，怀疑他的正直，人们却越敬畏地追随他。他希望过农民的生活，住低矮的烟熏火燎的茅屋，隐姓埋名，不受干扰，或作为一个朝圣进香者和乞丐在街道上游荡，但他的家庭却百般地照顾他，把他公开非难的一切技术方面的舒适设备搬到他的房间里，使他感到痛苦不堪。他希望受迫害，被关押，遭鞭打——“优哉游哉地生活，我觉得很苦闷”——但政府当局却缩起利爪避开他，满足于仅仅鞭打他的追随者，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于是他便走向极端，最后竟骂起沙皇来，以使自己最终被惩罚，被流放，被判刑，总有一天因他的信念的叛逆性而受到惩罚。但尼古拉二世却对那位进行控诉的大臣说：“我请求不要去碰列夫·托尔斯泰，我无意使他成为殉道者。”托尔斯泰在晚年确实想成为他的信念的殉道者，命运却不准他成为这样的殉道者，甚至给予这个自愿受苦者一种狡黠的关怀，使他吃不到一点苦。像一个狂人在他的橡皮小房间发疯一样，托尔斯泰也在一座看不见的荣誉的监狱里晃来晃去。他瞧不起自己的名字，他憎恶国家、教会和一切权力机构，但人们却手里拿着帽子毕恭毕敬地专心倾听他说话，把他当作一个门第高贵的没有危险性的疯子来照料。他从来没有成功地做出显而易见的事迹，没有做出彻底的证明，也没有做出世人瞩目的殉道者行为。是魔鬼把荣誉放到了甘心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意愿和这一意愿的实现之间。这荣誉便为他挡住命运的各种打击，不让灾难接近他。

为什么——他的一切追随者都会心怀猜疑这样急不可待地问，他的反对者都会以嘲讽的态度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列夫·托尔斯泰不毅然决然地解决这个恼人的矛盾？为什么他不把记者和摄影家全部赶出家门？为什么他容忍他的家庭成员卖掉他的作品。他周围的人蔑视他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把富有和舒适当作最高的财富，他为什么不坚持自己的意志，而要向他周围的人让步，为什么他最终不明白无误地按照他的良心的要求行动呢？托尔斯泰本人从未回答过人们提出的这种可怕的问题，而且从不原谅自己。相反，在那些用肮脏的手指出意愿和实效之间明显矛盾的游手好闲的空谈家中，没有一个人对他行动的不彻底性的谴责，确切地说是对他不行动的谴责，比他自己的谴责更严厉。一九〇八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每逢我听到人们把我说成一个陌生人，说有这么一个人，他过着奢侈的生活，他尽其所能掠夺农民的一切，让人拘捕他们，同时又承认和鼓吹基督徒精神，把一些五戈比的硬币施舍给他们，而在干这一切平庸的事情时他都躲在他的爱妻的背后——这时我就不假思索地把这样一个人称为无赖！不过这种话必然也会有人对我讲，以便我脱离尘世的虚荣，只为灵魂活着。”不，没有一个人需要列夫·托尔斯泰来解释他的道德上的双重性，他天天都在这种多义性方面撕扯自己的灵魂。当他在日记中碰到这个触及良心的问题，碰到“说说看，列夫·托尔斯泰，你是在按照你的教义的准则生活吗？”这种烧得通红的钢铁时，他就会怀着满腔愤怒的绝望回答道：“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我是有罪的，我理应受人鄙视。”他已经完全满意地知道，按照他追求贫困的信条，从逻辑和伦理上看，他只能接受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离开他的家，放弃他的贵族头衔和他的艺术，作为一个朝圣进香者漫游在俄罗斯的条条大道上。然而这位忏悔者却从来没能打起精神来做出这种最必要的惟一能令人信服的最后决定。但在我看来，他的最后懦弱的这个秘密，他的这种不能把原则付诸实践的过激主义，我认为正是托尔斯泰最后的美。因为完美无缺只有在超然于人性的地方才有可能存在；每个圣徒，即使是温顺的使徒，都必须变得冷酷无情。他必须向他的门徒提出这样的超人的、不人道的要求：为了虔诚的生活他们应该冷漠地抛弃父母和妻儿。一种始终一贯的完美无缺的生活永远只能在一个得到解脱的个人的真空领域里实现，从来都不是在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情况下。因此，在任何时候，圣徒的道路都是通向适合作为他的家园的荒漠。托尔斯泰也是这样，只要他想积极地实现他的教义的最好的结果，他就必须像摆脱教会和国家一样脱离他家庭的那个更狭小、更温暖、更有吸附力的圈子：这位太富人情味的圣徒三十年里一直缺乏力量做出这种残酷无情和无所顾忌的暴力行动。他逃走了两次，又两次都回来了。因为想到他的精神错乱的妻子可能自杀，他便在最后一刻失去了意志力——这正是他精神上的过失和他人性的美！——他不能为了他的抽象的思想而牺牲任何一个人。与其跟子女失和，并把妻子赶到自杀的地步，他宁愿自己唉声叹气地忍受这个仅仅是身在一处的令人窒息的家。在那些关键的问题上，诸如遗嘱问题和出售藏书的问题，他都绝望地向家庭做了让步，宁肯自己受苦也不让别人受苦。他痛苦地决定，他宁愿做一个脆弱的人，也不做心如铁石的圣徒。

于是，他便在公众面前做出种种冷漠和半战半退的姿态。他知道，现在每个男孩子都可以嘲笑他，每个正直的人都可以怀疑他，他的每个信徒都可以评判人，不过这一点，恰恰是这一点使托尔斯泰在这些黑暗的年代里养成了一种独特的忍耐方式：他没有宽恕自己，他紧闭双唇忍受着这种双重性的指责。“就让我在人们面前的态度是错误的吧，也许恰恰需要这样？”一八九八年，他在日记里令人震惊地写道，并且开始慢慢地认识到对他的考验的特殊意义，就是说，这种没有成就的殉道者行为，这种没有抵御和宽恕的不公正的苦难，与他多年来渴望命运赋予的市场上的另一种戏剧性的殉道行为相比，对他来说早就变成了更愤怒和更重要的殉道行为。“我常常希望受苦和忍受迫害，但这却总因为我懒惰，想让别人为我工作，这样一来，在我必须受苦的时候，他们将使我内心痛苦不堪。”这个人间最性急的人，这个恨不得一下子就跳进痛苦的深渊，并怀着忏悔者的高度热情让人把他烧死在他的信念的牺牲柱上的人，现在认识到了：这种无火焰的缓慢燃烧是对他更加严酷的考验。这是局外人的藐视和自己觉醒良知的永恒不安。作为一个如此清醒和不可欺骗的自我观察者，他天天都不得不重新承认，他这个俗人列夫·托尔斯泰不可能在他自己的家里和生活中实现圣徒列夫·托尔斯泰向千百万人提出的伦理道德要求，不过尽管知道自己办不到，他也从来没有停止继续宣讲这种教义，这对他是什么样的没完没了的良心折磨啊！他这个早已不相信自己的人仍然在要求别人相信和赞成他！在这里，托尔斯泰良心上的化脓的伤口形成了溃疡。他知道，他所肩负的传教使命已经变成了一个角色，变成了一出不断为世人上演的谦卑的活剧。托尔斯泰从来没有欺骗过自己，正因为他对自己的半途而废和装模作样比他最愤激的敌人知道得还要清楚，所以他的一生才变成了一出内心深处的悲剧。谁想知道，或者只想想像他这颗备受煎熬、追求真理的心灵对自我厌恶和自我摧残达到了多么痛苦的程度，谁就应该读一读人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的那篇小说《谢尔盖神父》。正如那个虔信上帝的特蕾泽，由于对自己的幻象感到惊恐，怯生生地问她的忏悔神父，这些福音宣告是否真的是上帝而不是他的对手魔鬼送给她，以便在她心里燃起傲慢的情绪。同样，在那篇小说里托尔斯泰也问自己，他在人们面前的教义和行为是否真正来源于对神的敬仰，也就是是否真正来源于伦理道德和乐于助人，而不是来自自命不凡的魔鬼，不是来自追逐虚名和喜爱奉承。通过那个圣徒他毫不掩饰地描述了他自己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境况：正如信徒、好奇者和心怀敬佩的朝圣进香者走向他，有千百个忏悔者和崇拜者走向那个创造奇迹的僧侣。与托尔斯泰一样，这位与他良心完全相同的人也在追随者的嘈杂声中问自己，他这位被众人尊为圣徒的人是否在实际生活中具有神的心灵。他反躬自问：“他所做的一切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上帝，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人？”托尔斯泰通过谢尔盖神父之口令人震惊地回答了自己：

“他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感觉到，是魔鬼把他为了上帝所进行的活动变成了另一种只追求个人荣誉的特殊的活动。他感觉到这一点；因为正如过去人们不能规劝他，使他脱离孤寂，他反而觉得孤寂十分舒适，现在他却觉得这种孤寂是一种痛苦。他感觉他总被来访者所烦扰，他们弄得他疲惫不堪，但他在内心深处却因来访者而感到高兴，因他们对他的交口赞扬而感到高兴。留给他做灵魂的提高和祈祷的时间越来越少。他有时也想，他好像是一个泉源喷出的地方。一个活水细流泉从他心里流出又通过他全身；现在，当口渴的人拥过来你推我撞时，水就积存不起来了，于是他们就踏碎了一切，只留下一片污物……这时，他心里就再也没有爱了，既没有谦卑也没有纯洁。”

人们能想像得出，世上还有比这种要永远消灭任何崇拜的尖锐的自我批驳更可怕的谴责吗？托尔斯泰用这种自白击碎了雅斯纳雅·波良纳那位圣人编印在读本中的陈词滥调。一个脆弱而又缺少自信者的被撕碎的良心显得多么令人震惊！这个人头上并没有圣徒的光环，他已被主动担起的责任重担压垮了。世人的赞赏，他的门徒阿谀逢迎的偶像崇拜，每天的朝圣者行列，所有这一切闹闹哄哄的令人陶醉的赞同，都欺骗不了这位多疑的英才，这颗不能收买的良心，你知道，在这种由文学抚育成长的基督徒精神里隐藏着多少虚张声势的东西，在自己的谦卑表现中含有多少沽名钓誉的成分。但是关于对待自己的残酷行为他从不满足，托尔斯泰在这种象征性的尸体检查中甚至怀疑他始初意愿的真诚。他继续通过他的灵魂体现者的嘴小心翼翼地问道：“不是至少还存在为上帝效力的真诚意图吗？”然而这个回答还是又一次砰地关上了所有的圣洁之门。“是的，是曾经有过真诚的意图，但一切都被玷污，都被追求荣誉的杂质覆盖了，对我这样一个为维护个人在大众面前的荣誉的人来说，是没有上帝的。”他因为过多地宣讲信仰和出演信仰的悲剧而耗尽了信仰。托尔斯泰颇有预见性地感觉和认识到，在欧洲汇聚一体的文学面前装腔作势，即用慷慨激昂的教区忏悔代替沉默不语的谦卑行为，是不可能使他的完全神化变成现实的。他的良知的弟兄谢尔盖神父，只有放弃了尘世、声誉和虚荣，才能接近他的上帝。托尔斯泰在谢尔盖神父迷途的终点让他说话时，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想寻找他。”

“我想寻找他”——只有这句话包含着托尔斯泰最真实的意愿——他的真正的命运是：不做找到上帝的人，只做寻找上帝的人。他过去不是圣徒，不是救世的先知，连他生活的一个完全诚实的创造者都不是。他始终是一个人，有时很出色，下一时刻又变得不真诚，很虚荣。他是一个有弱点、有不足之处、摇摆不定的人。不过他总是悲切地意识到这些缺点，怀着一种无可比拟的激情努力达到完美。他不是圣徒，但他有神圣的意向。他不是信徒，但他是一种伟大的宗教信仰力量。他不是始终镇静安详的神的肖像，他是一种人类的象征，这种人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从不休息，而是必须每天每时为更纯洁的形象而不停地斗争。

* * *

[1]古希腊神话中的马人。他曾背赫拉克勒斯及其妻得伊阿尼拉过河。当他背着得伊阿尼拉过河时，企图把她占为己有。赫拉克勒斯用毒箭把他射死。临死前，他嘱咐得伊阿尼拉把他的血搜集起来，浸在衣服上，让赫拉克勒斯恢复对她的爱情。然而后来她的丈夫因穿上浸透涅索斯毒血的衣服不幸身亡。

托尔斯泰生活中的一天

在家里我很悲伤，因为我不能分享我家里人的感受。使他们高兴的一切，诸如学校的考试，人世中的成就，购物等等，我都认为对他们是一种不幸的灾难，但又说不出口。当然，我可以这样说，我也这样做了，但我的话却没有一个人理解。

日记

现在，我根据他朋友的见证和他自己的话从千百天中编写出列夫·托尔斯泰一天的生活。

清晨，睡眠从老人的眼睑下慢慢地流逝，他醒了，环顾一下四周——晨光已经染红了窗户，天亮了。思想从暗影里浮现。使他惊喜的第一个感觉是：我还活着。昨天晚上，与往常夜里一样，他伸展四肢躺在床上，怀着不再起来的谦卑屈从的心理。灯光闪烁，他在日记新的一天日期前面写了三个字母：w.i.1.，即“如果我活着”。奇怪的是，生存的恩惠又一次赐给了他，他活着，他在呼吸，他是健康的。他扩胸吸入新鲜的空气，像吸入上帝的一声问候，他以贪婪的空虚的眼睛摄入光：真奇妙，他还活着，他很健康。他无限感激地起床，这位老人，脱光衣服，冷水浴使他那保养得很好的身体透出红润。他心怀体操运动员的喜悦做上身前屈仰起的运动，直到肺部喘气，关节作响为止。然后他才穿上衬衫和便服，包住他那摩擦得发红的皮肤。他推开窗，亲自清扫房间，把劈好的木柴扔到快速爆裂飞舞的火焰里去，他便是自己的仆人，自己的奴隶。

然后，下楼走进早餐室。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女儿们，秘书，几个朋友，已经在座了。茶饮里的茶水在沸腾。秘书手里拿着一个深托盘给他送来一堆杂乱的信函、杂志和书籍，邮件上贴着四大洲的邮票。托尔斯泰不高兴地看了一眼那堆积如山的邮件。“颂扬和烦扰。”他私下里想，“总是给搅得一团糟！应该更多些一人独处，多与上帝在一起，不应该被卷进宇宙的中心。要远离所有使人受到干扰和把人搅得糊里糊涂的东西，所有使人变得爱虚荣、狂妄自大、不真实的东西。最好把这一切都铲到炉子里去，免得消耗别人的精力，免得灵魂受到高傲情绪的搅扰。”但好奇心却更为强烈，他用激动的手指沙沙响地翻阅着这些杂乱堆放的请求、诉苦、乞怜的信函，商业的提案，访问的通知和海阔天空的闲扯文字。一个婆罗门教徒从印度来信，说他错误地理解了佛陀。一个出狱的犯人讲了他的生平，而且希望向这位世界良知提出忠告，说年轻人求教于他是因为精神迷乱，乞丐求助于他是因为绝望，他们大家恭顺地拥向他，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他们是把他当作惟一能帮助他们的人看待。他前额的皱纹显得更深了：“我能帮助谁呢，”他想，“我连怎么自助都不知道呢；我一天一天地走上错误的道路，为自己寻找新的意义，以便忍受这难以理解的生活，我狂妄自大地谈论真理，借以欺骗自己。他们大家来到这里就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请你教我们怎样生活，岂非咄咄怪事！我的所作所为，都是欺骗、吹牛和耍花招，实际上我早就筋疲力尽了，因为我已经耗尽了一切，我把自己的一切都倾洒在成千上万的人身上，在我自己心里却没有一点积存，因为我总是讲啊讲，从不保持沉默，静静地听一听我内心深处的真正的话语。我不能利用他们的信任使他们失望，我必须给他们一个回答。”有一封信他攥了很久，把它读了两遍，三遍：这是一个大学生写来的信，他在信中愤懑地中伤他，说他劝人喝水，他却喝酒。说现在是他离开他的家，把他的财产给农民，作为一个朝圣者走在通向神的道路上的时候了。“他说得很对，”托尔斯泰想，“他说到我的心里了。但是，我怎样向他解释我连对自己都解释不了的事情呢，我怎样为自己辩护呢？因为他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谴责我呀！”他把这一封信带在身边，为的是立刻回复写信人。这时他站起身来走进自己的工作室。刚走到门口，秘书就随后跟来，他想起一个《泰晤士报》的记者已通知中午来进行采访：他是否愿意接待。托尔斯泰的脸阴沉下来。“老是这一类纠缠！他们究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只不过是好奇地窥探我的生活。我所说的，我的文章里都有；每一个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能读懂它们。”不过，由于有某种好虚荣的弱点，他又很快地让步了。“可以吧，”他说，“但只给半个小时。”他刚刚跨过工作室的门槛，他的良知又小声抱怨说：“为什么我又让步了；头发已全变白了，离死只有半步之遥，我做事还这么好虚荣，把自己交给人们去谈论。只要他们向我拥来，我就一再变得很脆弱。什么时候我才能学会隐藏自己，学会不谈自己啊！帮帮我吧，上帝，千万帮帮我呀！”

终于单独一人待在工作室里了。光秃秃的墙上挂着大镰刀、耙和斧子，在打过蜡的地板上大木块比供人坐的地方还要多，在那张粗笨的桌子前面放着一把沉重的软椅。这是一个小房间，又像僧侣的居室，又像农民的住房。昨天刚写到一半的文章还摆在桌子上，题目是《关于生活的思考》。他浏览了一下自己写的话，勾勾改改，又重新开始写。他那疾书的、像儿童笔下的很大的字迹一再地停顿。“我太轻率了，我太急躁了。如果我对上帝这个概念还没有清楚的感觉，如果我本人的认识还不明确，我的思想还日复一日地摇摆不定，我怎么能写关于上帝的文章呢？如果我谈论上帝，谈论这位无法描绘的上帝，谈论永远无法理解的生活，我怎样做才能说得明确，让每个人都理解？我在这里所做的事，超出了我的能力。我的上帝，从前我写文学作品，是多么自信啊，我向人们展示生活，那生活正像上帝展示给我们的一样，而不是我这个心乱如麻、上下求索的老人现在所希望有的真实的生活。我不是圣徒，不，我的确不是圣徒，我不应该教导人，只不过神给了我比千百个人更敏锐的眼睛和更出色的感官，好让我赞美他的世界。也许过去我只献身于今天被我骂得一钱不值的艺术的时候，比现在更真实，更善良。”他突然中断了，不由自主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好像有人在窥视，看他怎样从一个藏起来的箱子里取出他现在正偷偷写作的那些中篇小说（因为他已经公开把艺术讥笑和贬低为一种“多余的东西”和“罪孽”了）。那些偷偷写的藏起来的作品是：《哈泽·穆拉特》和《伪息券》。他粗略地翻了翻这些作品，读了几页，他的眼睛又变得温和了。“是的，这些东西写得很好，”他有这样的感觉，“这很好！因为我是在描述他的世界，上帝召唤我来，就是做这件事的，不是要我来泄露他的思想。艺术多么美，创作多么纯洁，而思考是多么痛苦啊！从前我写那些东西时我是多么幸福啊！我在《幸福婚姻》中描写春天的早晨时泪如泉涌，夜里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走了进来，两眼热情似火，她拥抱着我；在抄写时她不得不停下来，对我表示感谢，我们整夜整个一生都很幸福。可是我现在再也不能回到从前了，不能再使人失望了。我必须沿着自己走上的路继续走下去。因为人们在精神的困难中希望得到我的帮助。我不能停顿，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长叹了一口气，又把那些可爱的笔录塞回箱子里藏起来。像一个被雇用的记录员，他默默地小心翼翼地继续写他的理论小册子。他额头紧蹙，下巴低垂，雪白的胡须时不时地沙沙地从纸上擦过。

终于到了中午！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放下笔，他猛地站起身来，迈着小步急速走下楼去。马夫已经备好了那匹名唤德利尔的牝马。他翻身上马，提起写作时弯着的身躯。当他直挺挺地骑在马背上像一个骑在骏马上的哥萨克一样朝着树林奔去时，他好像变得更高大，更强健，更年轻，更有生气了。雪白的胡须像波浪一样翻滚，在呼啸的风中飘摆，他兴致勃勃地大张着嘴，为了使劲把田野里的蒸汽吸进去，为了去感觉这生命，这衰老身体里的活着的生命，而那颤动不停的血液里的狂喜则温暖而甜蜜地缓缓通过了血管流到他的指尖，流进嗡嗡响的耳朵里。当他现在骑马走进这片幼林时，他突然勒马停住观看，再看看已经绽出的黏滞的幼芽怎样迎着春日的阳光闪烁，颤抖的嫩绿怎样像刺绣一样轻柔地伸向蓝天。他双腿使劲一夹，催马直奔桦树林。他以犀利的目光激动地观看：那些蚂蚁像一个微型的长链挖掘机一样，一个接着一个，时而向前时而返回，沿着树皮的伤口爬行，一些蚂蚁腆着个大肚子把装载物运走，另一些蚂蚁还在用极微小的金丝钳取树粉。这位年迈的大教长，他兴奋地停立了几分钟，他注视着这庞大事物中的微小事物，纵横的热泪一直流到他的胡须里。多么不可思议，七十多年以来，大自然的这面神镜一再变着法儿的令人感到惊奇：它既默不作声又话语连篇，永远充满异样的画面，什么时候都生机盎然，在静寂中比一切思想和问题更有见地。他胯下的马不耐烦地打着响鼻。托尔斯泰从全神贯注的沉思中醒了过来。两腿使劲夹着马的两肋，使自己在呼啸的风声中不仅能感觉到微小和细弱的东西，而且能感觉到感官的野性和激情。他骑着马疾走，奔驰，飞跑，心情愉快，思想放松，一口气跑了二十俄里，直到马的肋腹冒出闪亮的汗珠。然后他才掉转马头，让它踏着小步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的眼睛格外明亮，他的灵魂十分轻松，这位高龄老人像孩提时代走在同一个树林里的同一条七十年来的熟路上一样感到幸福而愉快。

但刚到村边，他那若有所思的脸突然阴沉了下来。他以行家的目光打量着田野：这里，在他的领地范围内，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土地荒芜，篱笆也倾倒腐烂，大概有一半树木被砍走当柴烧了，田地也没有翻耕。他骑着马愤怒地走过去，要求人们讲明情况。从一扇门里走出一个头发散乱、目光躲躲闪闪、赤着脚的脏女人，两三个半裸的孩子怯生生地拽着她的破裙子紧随其后，而从后边低矮的烟雾弥漫的茅屋里传出第四个孩子的哭叫声。他紧皱眉头细心琢磨着荒芜的原因。那个女人哭喊着说出一些不连贯的话，她的男人已经坐了六个星期的大牢了。是因为偷盗树木被捕的。没有这个壮汉，这个勤劳的人，她可怎么照料这个家呀，他偷林木是因为饿的，老爷自己也知道，收成不好，税很重，又要交租子。孩子们见他们的母亲哭喊，就跟着嚎起来。为了打断任何进一步的解释，托尔斯泰赶紧把手伸到衣袋里，掏出一个硬币递给她。然后他就像一个逃亡者似的急速骑马离去。他的面孔很阴郁，他的欢乐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这种事就发生在我们领地上——不，是发生在我已赠给我的妻子儿女的土地上。我是共谋，我有过错，但我为什么总胆怯地把什么都推给我的妻子呢？这是对世人的骗局，那种财产的转移一文不值；因为正当我本人对农奴的徭役感到厌烦的时候，现在我家里的人都从这些贫苦人的身上榨取钱财。我现在是坐在新房子里，我知道，这座新建筑的每一块砖瓦都浸透了农奴的汗水，都是靠他们的被烤干的肉体，靠他们的辛劳挣来的。我怎么有权把不属于我的东西，把那些农民耕作的土地，送给我的妻子和儿女。我，列夫·托尔斯泰，总以上帝的名义向人民宣讲公正，而别人的苦难却天天注视我的窗口，在上帝面前我不能不感到羞愧。”他的脸上现出异常愤怒的表情，当他骑马经过那些石头柱子走进那座“庄主府邸”时，他的脸色更加阴暗。身穿制服的仆人和马夫从门里冲出来，扶他下马。“我的奴隶。”自我控诉的羞愧促使他从心里如此愤怒地讥讽说。

在宽敞的大餐室里，长长的餐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摆着银餐具。人们在等候他，这里有伯爵夫人，他的女儿和儿子们，有秘书，家庭医生，法国女教师，英国女教师，两三个邻居，一个被聘为家庭教师的、具有革命思想的大学生，此外还有那位英国记者：混杂在一起的这批人欢快的谈话声嗡嗡地响个不停。托尔斯泰一走进来，喧哗声戛然而止，人人都肃然起敬。他按照贵族的礼节庄重地问候过客人，就一言不发地坐在桌旁。那个穿制服的仆人把他挑选的几个素菜摆在他面前——那是一道精烹细做的进口芦笋，他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破衣烂衫的女人，他递给了十戈比的那个农家妇女。他脸色阴沉地坐在那里反躬自省。要是他们能知道我不能也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该多好：仆人前呼后拥，中午吃四道菜，银制餐具一应俱全，而别人却连生活最必需的东西都没有。他们都知道，我希望他们做出的牺牲，只是让他们放弃这种奢侈，放弃这种对人类所犯下的可耻的罪孽，上帝也是这样要求的。她，我的妻子本应像分享我的床和我的生活一样分享我的思想，但她却像敌人似的反对我的思想。她是压在我脖子上的磨石，是一副把我引入错误的骗人生活的良心的负担；我早就该剪断她用来束缚我的绳索了。我跟他们还有什么关系？他们干扰我的生活，我也干扰他们的生活。我在这里是多余的，对我对他们大家来说都是一种负担。

他出于愤怒，不自觉地充满敌意地抬起目光看着她，看着他的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天哪，她怎么变老了，头发也灰白了，额头上已有很深的横纹，忧伤撕裂了她那已显衰老的嘴。一个温情的波浪突然淹没了这位老人的心田。“天哪，”他想，“她看上去多么忧郁，多么悲伤，我娶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年轻的、欢乐的、纯洁无邪的少女呢。我跟她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年，四十年，不，是四十五年了。她还是一个少女时我就娶了她，当时我已经是一个浪费了一半生命的人了。她给我生了十三个孩子。她帮我完成了我的作品，她喂养了我的孩子，我呢，我把她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啊？一个绝望的、几乎神经错乱的，过分受刺激的女人，人们不得不禁止她使用安眠药，以免她走了绝路，我已经使她很不幸了。这里是我的儿子们，我知道，他们都不喜欢我；这里是我的女儿们，是我使她们消耗了青春年华。而这些秘书们，他们只知记录我的每一句话，只会像麻雀啄马粪似的啄我的每一句话，他们的箱子里都备有香膏和敬神用的香，以便在人类的博物馆里保存我的木乃伊。而在那边，这位英国的花花公子已经手捧记录本在等待，看我怎样给他讲解‘生活’。——这张餐桌，这座房子，便是对上帝和真理的一种罪过，简直毫无秘密、毫无纯洁可言，而我这个骗子舒舒服服地坐在这个地狱里，觉得温暖而愉快，不一跃而起去走我的路。要是我死了，这对我更好，对他们也更好：我活得太久了，又活得不够真诚，我的死期早就该到了。”

仆人又给他上了一道菜，是甜水果，四周有奶白，是冷藏过的，他愤怒地一抬手，便把这个银盘推到一边去了。“这种食品不好吗？”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怯生生地问，“你觉得这太难消化吗？”

但托尔斯泰尖刻地答道：“这东西实在不错，不过我很难下咽。”

儿子们一脸不高兴地看着他，妻子感到诧异，记者很紧张：人们看到，他想抓住这个警句。

午餐终于结束后，他们站起来走进会客室。托尔斯泰和那位青年革命家争论问题，对方虽然很敬重他却也敢于生气勃勃地反对他。托尔斯泰眼睛闪着光辉，他说话粗鲁，冲撞，几乎是大声喊叫；像过去的狩猎和打网球吸引他一样，现在他仍然怀着难以控制的热情参与每一次辩论。突然，他意识到自己的粗鲁很不得当，便强迫自己谦恭一些，强制自己压低声说：“也许我错了，上帝把他的思想散播到了人间，不过谁也不知道自己说的话是上帝的思想还是自己的思想。”为了转移话题，他鼓动其他人说：“我们到花园里走一走吧。”

不过，在动身之前还要稍停片刻。在府第台阶对面的那棵老榆树下面，那棵“穷人之树”的旁边，有一些人民的来访者，叫花子和那些“愚昧者”教派信徒，在等候托尔斯泰。他们是以朝圣者的身份跋涉了二十英里来到这里求教或讨点钱的。他们站在那里，人人都晒得黝黑，透着疲惫的神态，脚上穿着布满尘土的鞋。当这位“主人”，“这位老爷”走近时，有几个人便按照俄罗斯的礼节一躬到地。托尔斯泰疾步如风地向他们走去。“你们有什么问题？”——“我想问一问，尊贵的……”“我不是尊贵的，除了上帝，谁都不是尊贵的。”托尔斯泰责备地说。这个瘦小的农民惶恐地卷了卷帽子，终于急速地说出一些烦琐的问题，他问，现在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他什么时候能得到他的那一份土地？托尔斯泰回答时很不耐烦，一切不清楚的事情都使他恼火。随后，轮到林务管理员时，他询问了一些有关上帝的问题。托尔斯泰问他有没有阅读能力，当对方说能读时，托尔斯泰让人取来一本题名《我们应该怎么办？》的小册子给他，就跟他道别了。这时行乞者一个跟着一个拥了过来。托尔斯泰赶快送给每个人五个戈比，不耐烦地把他们打发走。他转过身来，发现那位记者在他施舍钱时给他拍了照。他的脸又阴沉下来：“这样你倒是把我，托尔斯泰，农民中间的善人，施主，乐于助人的高尚的人，形象地记录下来了。但是，你要是能看到我的内心，你应会知道，我从来都不是善人，我只不过想学着做善事。除了我的‘自我’，再也没有东西使我终日费心思索的了。我从来都不是乐于助人的人，我一生中送给穷人的东西到不了我从前在莫斯科一夜赌输的一半。当时我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挨饿，但我从来没想到送给他二百卢布，解决他一个月的急需，也许解救他终生的苦难。尽管如此，我还是容许人们颂扬我，把我誉为最高尚的人，不过我的内心知道得很清楚，我刚刚处在初始阶段的开端。”

他急于到庭园里去散步。于是这位行动敏捷的老人便急不可待地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胡须都飘了起来，别人几乎跟不上他。不，现在不要多说话，需要感觉全身肌肉的运动，只需感觉每根肌腱的柔韧性，他稍稍看了看女儿们打网球，体味到这种灵巧的身体运动的纯洁无邪。他兴冲冲地紧盯着每一个动作，每打赢一个球他都自豪地大笑，他的阴郁的心情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他边说边笑，同时更清醒更平静地想着问题，信步穿过香气扑鼻的绵软的低湿地段向前走去。之后又回到工作室，读一点书，休息一会儿；有时他觉得自己确实疲倦了，两条腿变得很沉。当他一个人躺在柔软的皮沙发上，闭上双眼，感觉到自己疲倦而衰老时，他暗想：“这样倒是很好：让那个可怕的时刻就这样到来。要知道，我像害怕鬼怪一样害怕死，我想在死神面前藏起来，否认自己。现在我不再害怕了，我甚至觉得离死这么近反而很好。”他靠在沙发上，种种思想在寂静中蜂拥而至。他有时赶快用铅笔写下一个词，然后就长久地严肃地直视前方。这位老人的脸色很好，周围飘浮着各种思想和梦幻，孤身一人，只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

晚上又下楼加入健谈者们的圈子。是的，工作已经完了，他的朋友，钢琴家戈尔顿韦泽问他是否可以弹奏一曲。“好，好！”托尔斯泰靠在琴旁，两手遮住眼睛，为的是不让别人看见那连成一气的声音的魔力如何使他感动。他凝神静听，眼睛微闭，胸脯一起一伏。奇怪，这音乐，这被他公开拒绝的音乐，现在却神奇地流进他的心里，一切温情都活跃起来。音乐使经历过一切沉重思想的灵魂又变温柔，变善良了。“这种艺术我怎么可以诽谤它呢，”他心中暗暗想道，“如果不听音乐，安慰何在？那样一来，一切思想就都变隐晦了，一切知识就都错乱了，而上帝的存在我们在哪儿能比在这艺术家的形象和语言里更清楚地感觉到呢？我觉得你们是我的弟兄，贝多芬和肖邦，我现在感觉到你们的目光就在我心中，而人类的心则在我心里剧烈地跳动：原谅我吧，你们这些弟兄，我曾经中伤过你们呀。”演奏以一个回声贯耳的和音结束，大家鼓掌喝彩，托尔斯泰迟疑片刻也鼓了掌。他心中的一切烦躁不安都治愈了。他温和地一笑，来到聚在一起的人们当中，很高兴地参加善意的交谈；最后有一种像愉快和宁静的东西围着他飘来，这多姿多彩的一天仿佛完全结束了。

但在上床之前，他又一次走进他的工作室。在一天结束之前，托尔斯泰还要对自己作一次最后的审判，像往常一样，要求自己为每一小时以及整个一生做出说明。日记摊开放在面前，良心的眼睛从空白的白纸里注视着他。托尔斯泰思索着当天每小时的情况，进行着审判。他想起那些农民，想到个人过错造成的苦难，他骑马经过那里看到他们的苦难，他除去给了他们一点点可怜的硬币别无任何帮助。他想起自己对那些乞讨者是多么不耐烦，想起他对妻子的那些不好的念头。这一切过错他都写在日记里了，写在这本自我谴责的日记上了，他又用愤怒的笔触写上这样的判决：“我又懒惰，灵魂麻木不仁。没有做出足够的善事！我仍然没有学会去做重要的事，没学会爱我周围的人而不是爱人类。帮帮我吧，上帝啊，帮帮我！”

然后又写上第二天的日期和那神秘的w.i.1.。现在工作完成了，又过完了一天。这位老人心情沮丧地脱去上衣和粗笨的靴子，让沉重的身体躺在床上，跟往常一样首先想到死。思想还像彩色的飞蛾在他头顶不安地飞翔，但它们渐渐地像蝴蝶似的在越来越昏暗的森林中消失了。疲倦后的微睡就要开始了……

这时，他突然惊醒了，这不是脚步声吗？是的，他听到脚步声就在旁边的屋子里，很轻的潜行的脚步声在工作室里响了一下，于是他跳下床，无声地半裸着身子走过去，把焦灼的眼睛紧贴在钥匙孔上。是的，邻室里有亮光，一个人端着灯走了进来，在他的写字台里翻什么东西，翻阅那本神秘的日记，想看那些句子，想看到他的良心的那些对白。那是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他的妻子。连他最后的秘密她也要窥探，他们不让他跟神单独相处；在他的家里，在他的生活中，在他的内心里，他处处都被人们的贪欲和好奇心所包围。他气得双手发抖，他恨不得猛地拉开门，冲向背叛他的妻子。但在最后一刻，他压住了自己心中的怒火：“也许这是对我的考验。”于是，他又拖着脚步，屏着呼吸，无声地回到床上，像倾听一眼涌流的泉水一样倾听自己的内心。他就这样躺了很长时间，不能入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这位他那个时代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在自己的家里尝到了人间背叛的滋味，被怀疑折磨得痛苦不堪，因孤独而感到不寒而栗。

决断和神化

为了相信不朽，就必须在这里过一种不朽的生活。

日记，一八九六年三月六日

一九〇〇年。列夫·托尔斯泰以七十二岁高龄跨过世纪的门槛。这位英雄的老人正以正直的精神和传奇人物的姿态走向他人格的完善。这位年迈的人间的漫游者的脸在雪白胡须的掩映下闪耀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温和宽厚的光辉。脸上的皮肤已渐渐变黄，像透明的羊皮纸一样，上面布满了无数皱纹和符咒。一种恭顺容忍的微笑现在挂在胸怀平静的唇边，浓眉很少在愤怒中竖立起来，这位易怒的老人使人觉得比以往更宽容更有涵养了。“他变得多么和善啊！”他的兄弟惊诧地说，这个兄弟有生以来一直把他看成一个易怒而不能自制的人。一点不假，强烈的热情确实开始削减了，他的奋斗使他感到疲倦了，他的痛苦使他疲惫了：一种新的和善的闪光在他生命的夕阳时期照射在他的脸上。现在看到这张过去那么阴郁的脸，实在令人感动，好像大自然八十年之久之所以在这里发生了如此强大的影响，是为了终于以这种最后的形象显示他独特的美点，这位老人的伟大、博学和宽容的崇高。人们就是通过这个神化了的形象铭记着托尔斯泰的外部形象。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会怀着敬畏的感情在心里保存他那严肃的安详的面容。

这种高龄平素总要损伤和破坏英雄人物的形象，现在却使他阴郁的面孔显得无比威严。坚强变成了崇高，热情变成了宽容和胸怀博爱。的确，这位年老的斗士希望和睦，希望“与上帝和人和睦”，也与他的最痛恨的敌人，与死和睦。所幸上帝仁慈，那骇人的、惊愕的、动物一般的对死的恐惧已成为过去。这位高龄老人目光安静，对那正在临近的短暂一瞬心里早有充分的准备。“我想，可能明天我就不活在人世了，于是每天我努力使自己更熟悉这种思想，现在我越来越习惯这种思想了。”奇妙的是，自从这位长久以来惊慌失措的人摆脱了这种充满恐惧的紧张心情，他的那种教育者的思想又抬起头来。像老年歌德到了晚年又放弃科学消遣重操“主业”一样，托尔斯泰这位布道者和道德家也在七十岁至八十岁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十年中又献身于他长时间放弃的艺术工作。这位上一个世纪的大作家在新的世纪里又复活了，而且成就像从前一样的辉煌。这位老人是在勇敢地为他生存的弧形搭建一个拱顶，他回忆起他在哥萨克兵团年代的一段经历，一反常规作了《伊利亚特》式的诗篇《哈泽·穆拉特》，书中武器铿锵，弥漫着战争的烽烟。这是一个英雄的传奇，像在他艺术最成熟的年月里讲述质朴而动人心魄的故事。《活尸》的悲剧，杰出的小说《舞会之后》、《考尔内·瓦西里耶夫》和许多短小精悍的传奇故事出色地证明了他已摆脱道德家的烦恼，回到艺术家的清纯中来。人们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这是出自一位耄耋老人多皱而写累之手的晚年作品。老人衰弱的目光依然公正不阿地不受迷惑地思虑着永远震撼人心的世人的命运。生活的法官又变成了诗人，而这位一度傲慢的生活导师在他奇妙的老年自白中却敬畏地屈从于神界不可穷究的奥秘了：探究最后的生命问题的急不可耐的好奇心减弱了，变成了对无限的越来越近的澎湃涛声的无限倾听。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最后年月里变成了真正的智者，但仍然不感到疲倦；他以一个远古农民的姿态不停地耕作，在日记里耕种那用之不尽的思想的农田，直到那逐渐变冷的手拿不住笔为止。

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是不能休息的，命运赋予他的使命是为真理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最后的一项最神圣的工作还有待于完成。这项工作不再针对生，而是针对他个人临近的死；这位颇具影响的教导者生平最后的努力，将是把死塑造成可敬的堪称典型的东西，他简直是集中全力豪迈地从事这一工作。托尔斯泰创作任何作品也没有像这次探究个人的死这样充满激情和花费这么久的时间；作为一个真正的永不满足的艺术家，托尔斯泰希望把他最后的最高人性的业绩不搀杂质而又无可指摘地奉献给人类。

这一次为一种纯洁的、无谎言的、圆满的死而进行的搏斗，变成了这位不安定者为真实而进行的七十年战争的决战，这同时也最富有牺牲精神的决战——因为这场决战是反对他的贵族出身的行为。这是一次必须完成的最后的事业，这是他一生当中一直怀着一种我们现在才理解的畏惧不断回避的事业：彻底地不可抗辩地摆脱他的财产。犹如他所描写的库图佐夫总想避免决战，总希望在战略退却时战胜可怕的敌人，托尔斯泰也总在彻底处理他的财产时退缩，由于受到良心的催迫而逃到“无为的哲学”里去。每次企图放弃即使是他去世后作品的权利也都遭到全家人的强烈反对。他太软弱，实际上他太充满人情味，所以不能以粗暴的行动强力压制这种抵抗。于是，他便数年之久地限制自己，不亲自经营钱财，不使用他个人的收入。不过，他自我抱怨说：“构成这种不予理睬策略的基础，是我原则上拒绝一切财产，是我为了不让人们责备我前后矛盾，为了不因虚伪而感到羞愧，才不关心财产。”他做过各种各样毫无成果的尝试，而每一次尝试都在他自己家人狭小的圈子里造成一种悲剧。在这些尝试之后，他一再不对他的遗嘱作出明确而有约束力的决定，把决定推到不确定的时刻。但在一九〇八年，适逢他八十岁，全家人利用祝寿机会以巨资出版他的全集时，这位一切财产的公开的敌人就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列夫·托尔斯泰不得不以八十岁的高龄面对面地投身到具有决定性的斗争中来。这样，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个俄罗斯的圣地便关上了所有的门，变成了托尔斯泰和他家里人之间的一场竞争的战场，这个斗争比之于他为了一件小事，为了金钱而斗争要激烈、可厌得多。日记中的尖声呼喊并不足以使人们想像到这场斗争的触目惊心的情景。“摆脱这份肮脏的罪恶的财产，是多么难啊。”他在那些日子里（一九〇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悲叹道，因为有半个家庭紧紧抓住这份财产不放。那真是最坏的廉价小说里的场景：撬开窗户，翻箱倒柜，窃听谈话，企图夺取治产权，与此交替出现的最悲惨的时刻则是夫人的自杀意图和托尔斯泰逃走的威胁。正如他所说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这座地狱”打开了它所有的大门。但托尔斯泰恰恰终于从这种最大的痛苦里做出毅然的决断。最后，在他逝世前的几个月，他决定，为了自己死得纯洁和正直，不再容忍模棱两可和含混不清，并且给他的后人留下一份出人意料的把他的精神财富交给全人类的遗嘱。为了实现最后的真实心愿，还得最后说一次谎。因为他感觉到家里有人窃听他，监视他，所以这位八十二岁的老人便佯装漫不经心地游逛，骑马走进邻庄格鲁蒙特的森林，在那里的一个树墩上——也是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具戏剧性的时刻，当着三个证人和那匹不耐烦地打着响鼻的牝马的面，终于在那张证明符合他意愿的，他死后生效的文件上签了名。

现在脚镣已经抛在身后，他相信已经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但最艰难、最重要、最必需的行动还在等待着他实现。因为在这个爱谈良心的人影憧憧的家里是保守不住任何秘密的，一会儿是夫人预料，一会儿是全家人得知，说托尔斯泰已经做出了秘密的决定。他们在箱子和柜子里搜寻遗嘱，仔细研究日记，想找到蛛丝马迹。如果那个可恨的助手切尔特克夫还继续来访，伯爵夫人便以自杀相威胁。这时，托尔斯泰认识到，在这里，在激情、贪心、仇恨和不安的气氛中，他无法创作他最后的艺术作品，无法达到圆满的死，于是恐惧袭上这位老翁的心头，他惟恐家庭会使他“从思想上顾及那也许是最壮丽的宝贵的几分钟”。突然从他内心深处又出现那种思想，即像福音书上所要求的那样，为了自我的完成，他必须丢开他的妻子儿女，为了被视为圣人他必须放弃财产和利益。他已经离家出走过两次了，第一次是在一八八四年，但走到半路他就无力支撑下去了。当时他强迫自己回家，回到妻子身边去，他的妻子正痛苦地躺在床上，就在这天夜里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就是现在站在身旁的这个女儿阿列克山德拉，就是她现在保护着他的遗嘱，而且准备充当他最后一段路的助手。十三年以后，一八九七年又发生了第二次离家出走，他给妻子留下了那封描述他良心压力的不朽的信：“我决定离家出走，第一，因为这样的一年年的生活越来越使我感到压抑，我越来越强烈地渴望一人独处。第二，因为孩子们现在都长大了，我在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关键的问题是，和印度人一到六十岁便逃往森林一样，和他们相似，每个笃信宗教的人到了老年都有这样一种愿望：把他的晚年献给上帝，而不是献给嬉戏、闲扯和网球运动。因此，我的灵魂也渴望在七十岁的时候尽全力得到安宁和独处，以便凭着我的良心在和谐中单独生活，或者，如果这个目标不能彻底达到，就逃离我的生活和我的信仰之间的严重失衡。”但是他当时出于占优势的人情方面的考虑，还是回来了。那时，他向自己施加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他的声望的影响还不够深广。但是现在，在第二次出走的十三年后，在第一次出走的两个十三年以后把他拖向远方的巨大的引力使他比以往更痛苦了，他的坚定不移的良知十分强烈地感觉到被那不可知的力量所撕扯。一九一〇年七月，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我除了出走别无出路，现在我严肃地考虑到这一点，我要表现出基督徒的精神。现在是最佳时机。在这里，没有一个人需要我。我的上帝，帮帮我吧，教导我吧！我只希望一点，不照我的意志行动，只按你的意志去行动。我这样写着，同时扪心自问：“这确实是真诚的吗？我不是在你面前演戏吧？帮帮我！帮帮我，帮帮我吧！”但他仍在犹豫，对他人命运的担忧一直阻拦着他。他本人一直对自己的罪恶的愿望感到恐惧。他胆怯地俯向自己的灵魂，倾听内心是否会发出召唤，在自己的意志仍然犹豫畏缩的时候上苍是否会送来一道不可抗拒的福音。犹如双膝跪地，对他所献身所信赖的神秘莫测的意志祈祷，他在日记中对他的恐惧和不安表示忏悔。在被燃起热情的良心中的这种等待就好像是一种冲动，在受到震惊的心中的倾听就好像一种独特的剧烈的震颤。他觉得他已经空前未有地把自己交给命运和无意义的事物摆布了。

这时，在这最恰当的时刻，他心中响起了一种声音。那是古老的格言：“起身，站起来，穿上外衣，拿起朝圣者的手杖！”于是，他便振作起精神，朝着他的自我完成大步走去。

逃向上帝

一个人只能独自接近上帝。

日记

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大约早上六点钟，树林间还是漆黑的夜，几个人影特别奇怪地蹑手蹑足地围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府邸行走。钥匙咔嚓咔嚓地响，像小偷轻轻转动门把手把一扇又一扇门都打开了。在马厩的干草里车夫小心翼翼地把马套在车上，没出一点声音。在两个房间里有不安定的影子晃来晃去，手里拿着遮住光线的手电筒，打开箱子和柜子，摸索着抓起各种各样的包袱。然后，他们就悄悄溜出无声地推开的门，小声说着话，跌跌撞撞地穿过庭园里肮脏的杂草地。一辆马车躲开府邸正面的路，悄悄地从后面向庭园的大门驶去。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是有窃贼闯进府邸了吗？难道是沙皇的警察终于包围了这位可疑者的住宅，准备进行搜查？不，没有人闯进来，而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只在他的医生的陪同下像个小偷似的逃出他生活的这座监狱。召唤已经向他发出，这是一个不可反驳的决定性的信号。当他妻子在夜里秘密地神经质地翻寻他的文稿时，他又一次当场捉住了她。这时，他心里突然顽强地横冲直撞地跳出来这样的决定：离开“这个早已离开他心灵的”妻子，离家出走，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奔向上帝，奔向自我，奔向自己应得的死。他突然在工作服上面罩上外套，戴上粗俗的帽子，穿上胶鞋，除了老人必需的东西没有携带任何个人的财产，为的是把自己交给人类，就是说他只带了日记本、铅笔和羽毛笔。在火车站，他还潦潦草草地给他妻子写了一封信，让车夫把信捎回家去：“我做了一种我这样年龄的老者通常要做的事，我现在离开这尘世喧嚣的生活，为的是在隐遁和孤寂中度过我的余生。”然后他们上了火车，在一节三等车厢的肮脏的板凳上坐下，列夫·托尔斯泰，这位奔向上帝的逃亡者，身上裹着外套，只有他的医生陪伴。

但是托尔斯泰不再自称原来的名字了。就像以前卡尔五世那个两个世界的主人，为了把自己安葬在西班牙马德里埃斯科里亚尔宫的棺木里，把君权的象征物弃置一旁一样，托尔斯泰不仅抛弃了他的金钱、家庭、荣誉，而且抛弃了他的名字。他现在自称t.尼古拉耶夫，这是一个希望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生活和纯洁正当之死的人杜撰出来的名字。终于解除了一切束缚，现在他可以成为走在异乡大道上的朝圣进香者，成为他的教义和真心话的仆人了。在萨马尔金诺修道院，他又向那里的院长即他的妹妹告别：两位年老力衰的人坐在一起，周围是和善的修道士，安定和庄严的孤独使他们变得容光焕发。几天以后，在他第一次失败的出走归来时出生的那个女儿追来了。不过，即使在这里他也无法得到安宁，他害怕被人认出来，怕被跟踪，怕被人追上，再被拉回自己家里那种错综复杂的不真诚的生活中去。因此，他又一次被看不见的手指所触动，在十月三十一日早上四点钟，他突然叫醒女儿，催促继续往前走，到哪儿去都行，去保加利亚，去高加索，到外国去，只要去声望达不到，人们找不着的地方，只要最后能一人独处，走向自我，走向上帝。

但是他的生活和他的教义的可怕的敌手，就是那声望，那折磨他的魔鬼和诱惑者，还是不放过它的牺牲品。世界不准许“它的”托尔斯泰属于他自己，属于他天生的多闻博识的意志。这个被追赶的人在火车的车厢里刚刚坐好，帽子还低低地压在额头上，就有一个旅客认出了这位大师。列车上所有的人立时都知道他在车上了。秘密已经泄露了。随后，便有无数男人和女人在外面拥到这节车厢的门口来看他。他们随身携带的报纸都通栏刊载着有关这个珍贵动物逃出监禁的消息。他的身份泄露出去了，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声望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拦住了托尔斯泰通向完成的路。沿着这列呼啸疾驰的列车，各条电报线路都在嗡嗡响着传递消息。所有的车站都接到了警察局的通知，各级官吏都被动员起来，家里的人已经预订了专车。记者则从莫斯科，从彼得堡，从尼什涅—诺沃戈洛德，从四方八面追逐他，追逐这个逃跑的野兽。神圣的教会会议派出一位神父，想抓住这个后悔的人。突然有一个陌生的先生登上列车，他不断地变出新的嘴脸经过这个车厢，一个密探——不，声望不让他的囚徒逃走。列夫·托尔斯泰不应该也不可以一人独处。人们不容许他只属于自己，只去实现他的神化。

他已经被包围了，被围得水泄不通，没有一个灌木丛能让他藏身。如果这列火车来到边境，就会有一个官员很有礼貌地微微抬一下帽子向他致敬，同时不准他过境。不管他想要逃到哪里去，他的声望总在他面前挡着他，很惹人注意，七嘴八舌，吵吵嚷嚷。不，他脱不了身，利爪紧紧地抓住了他。这时，女儿发现父亲衰老的身体在打寒战。他已经筋疲力尽了，身子靠在硬木椅上。汗从这位索索发抖的老人的每个毛孔里渗出来，汗珠从额头上往下滴。一种寒热病，一种源于他的血统的疾病向他袭来，目的是想要救他。死神已经举起他那件黑色的大衣，在这些跟踪者的面前把他覆盖起来。

在阿斯塔波沃，一个小火车站，他们不得不中止行程，这位垂危的病人实在不能继续旅行了。没有客栈，没有旅馆，没有豪华的房间安置他。那位站长很难为情地把车站二层木屋的站长办公室让给了他（从此以后这里便成了俄罗斯世界朝拜的圣地）。人们把这位冷得发抖的人扶进屋里，于是他所梦想的一切就突然变成了现实；那是一个小房间，低矮，霉味扑鼻，烟味呛人，一派贫穷景象，放着一张铁床，煤油灯光十分暗淡——一下子远离了他逃出来的奢华和舒适。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刻，一切都变得如他内心所向往的样子：纯洁，没有瑕疵，死完全成为出自他的艺术家之手的崇高的象征。几天以后，这死亡的辉煌的建筑便拔地而起，他的教义得到了庄严的确认，不再受到人们的嫉妒的暗中破坏，不再有人干扰和破坏他的古老尘世的单纯。声望白白地努起贪婪的嘴唇，屏气敛息，守候在紧闭的门外；记者和猎奇者，密探、警察和宪兵，宗教会议派来的教士，沙皇指定的军官，全都白白地奔来和等待：他们的耀眼刺耳、体面丧尽的忙乱丝毫也影响不了这种无法破坏的最后的孤寂。只有女儿守护着他，在场的还有一个朋友和医生，宁静的谦卑的爱默默地环绕着他。床头柜上放着小日记本，这是他对上帝说话的话筒，但那紧张不安的手再也不能握起那支笔了。于是，他便呼吸急促地发出有气无力的声音，向女儿口授了他最后的思想，他称上帝为“无限的宇宙，人只是它的一个有限的部分，是它在物质、时间和空间上的显示”，他宣称，这种尘世的生物和其他生物的生命的联合，只能通过爱来实现。在他去世的两天前，他还集中他的所有感官，去捕捉崇高的真理，那可望而不可即的真理。然后，黑暗便渐渐地遮没了光辉的大脑。

在外面，人们为了解情况好奇而放肆地推来挤去。他再也感觉不到他们了。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跟他一起生活了四十八年的妻子，因懊悔而显出谦恭，泪如泉涌地从窗口往里张望，只想从远处再看一眼他的面容。他再也认不出她来了。这位目光最敏锐的人觉得生活中的万事都变得越来越陌生了，血液通过渐趋破裂的血管越来越无力，越来越凝滞。在十一月四日的夜里，他又一次振作精神，悲叹道：“可是那些农民——那些农民究竟是怎样死的呢？”这不同寻常的生命还在与这不同寻常的死抗争。刚到十一月七日，死就降临到了这位不朽的伟人的头上。银发苍苍的脑袋向后倒在枕头上，那双观察世界比所有的人都锐利的眼睛失去了光泽。这位情急似火的求索者，现在才明白了一切生活的真理和意义。

尾　声

这个人死了，但他与世界的关系继续对人们产生影响，这影响不仅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而且比以前更强大。他的影响在他的理性和爱的方面日益增长，像一切活的东西一样无休无止地发展。

书信

马克西姆·高尔基曾经称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个人类的人，这真是极为精辟的论断。因为他是跟我们大家一个样的人，都是由一样的不牢固的泥土做成，都具有同样的尘世的缺陷。但他对这些尘世的缺陷了解得更深刻，因它们而忍受了更大的痛苦。列夫·托尔斯泰跟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没有什么不同，他不比别人高级，他只不过比大多数人更有人情味、更有道德、更有头脑、更清醒、更热情——仿佛是在世界艺术家的作坊里创造出的那种看不出的原形的第一个最清晰的复制品。

但是，这种永恒的人的肖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朦胧的、常常难以辨认的草图；托尔斯泰就是把这种应该竭力完全放弃的永恒人的肖像选作自己真正的毕生事业，一种永远不能终结、永远不能完全实现、无可比拟的英雄事业。他曾经借助于自己良心的无比真诚，在最坏的人物里寻找过人，进入人们在相互伤害时才能达到的灵魂深处。这位堪称楷模的伦理学的天才以高度严肃的态度和毫不容情的顽强精神无保留地挖掘自己的灵魂，以便从他的那个尘世的外壳里解放我们的完美无缺的原始形象，向全人类展示灵魂更高贵更形同于神的面貌。这位大无畏的教导者从不休息，从不满足，从不使他的艺术具有单纯形式游戏的天真的欢乐的特点，他通过描绘自我为创作这部反映自我完善的杰作工作了八十年。从歌德谢世以后还没有一个作家这样揭示自我，同样也揭示永恒的人。

这种通过个人灵魂的考验和铸造来实现世界道德化的英雄意志，从表面上看，是随着这位非凡人物生命的完结而告终了。但是，他的生命的强有力的搏动仍然坚定不移地对活着的人发挥塑造和继续塑造的作用。有一些战战兢兢地看见过他青灰色犀利目光的人，作为他尘世生活的见证人都还健在。但托尔斯泰这个人早就成为神话了，他的生平变成了人类的一部高贵的传奇，而他反对自我的斗争则变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和世世代代人的范例。因为一切准备牺牲的思想和一切英雄般完成的事情，永远都是为所有的人而想而做的。人类从一个人的所有伟大之处获得新的更高的尺度。这个不断求索的智者只在热情真诚的自白中才预感到他的局限和规律。只是由于有了他这样的艺术家的自我塑造，人类的灵魂，天才的形象，在尘世间才会被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