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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政党——埃德蒙·巴顿的内阁——乔治·里德和反对党——克里斯·沃森与工党——“白澳政策”——肯纳卡劳动力——查尔斯·金斯顿——调解和仲裁法案——第一届阿尔弗雷德·迪肯政府——克里斯·沃森政府——里德—麦克莱恩政府——第二届阿尔弗雷德·迪肯政府——克里斯·沃森退休——工党领袖安德鲁·费希尔——第一届安德鲁·费希尔政府——“联合”政府——第二届安德鲁·费希尔政府——约瑟夫·库克政府——面临解散——僵局——第三届安德鲁·费希尔政府——威廉·莫里斯·休斯政府——伟大的欧洲战争
历史就像延绵的山脉，后人只有站在远处才能看到它的整体面貌。历史老人又完成了一部作品。这部巨作掺杂着卑鄙的阴谋、野心勃勃的欲望、崇高的理想、高尚的爱国情怀，以及各种动机和力量。其结尾一定会出现几位闪耀着光辉的伟大人物，他们踌躇满志，成就了一段辉煌历史。当时，许多人早已名声大噪，却无法避免被世人遗忘的结局。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曾在报纸上轰动一时的大事件似乎也无足轻重了。与近观这段历史的学生不同的是，系统学习了澳大利亚联邦历史的学生的观察角度和结论显得与众不同。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一些事情并不仅仅是昙花一现，而是与澳大利亚制定的政策路线息息相关。在什么地方实行相关政策，需要如何变通实行，以及这样做的最终结果究竟是好是坏等，没有人预料得到。但这些政策依然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代表了澳大利亚当时的主流思想。
1901年至1903年的第一届联邦议会有三个政党，分别是埃德蒙·巴顿政府的支持者，他们都是贸易保护论者；乔治·里德领导的反对党，他们支持为增加收入设置的关税；克里斯·沃森领导的工党。在联邦制建立前，政府的五名大臣都担任过各自州的州长，他们是约翰·弗利斯特、查尔斯·金斯顿、乔治·特纳、威廉·莱恩、菲利普·费什和阿尔弗雷德·迪肯。阿尔弗雷德·迪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演说家，他的文化修养和个人魅力为他赢得了政坛以外的影响力。只有一个经验丰富的政府才能在新宪法的制约下，对澳大利亚进行强有力的管理。然而，澳大利亚政府的领导人众多，但各领导人并不能和平相处、共求发展，就像一支军队里个个都是将军，交响乐队里个个都想当指挥一样。执政期间，埃德蒙·巴顿成功让政治家们保持步调一致，协同作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反对党的领袖乔治·里德为人和善。亨利·帕克斯去世后，他成了澳大利亚政治界最活跃的人物。幽默感只是他众多才能中的一项，更难得的是，他拥有饱含热情却不失庄重的雄辩能力。因此，幽默感加上敏捷的思辨能力，乔治·里德可以魔法般地将对方的无心之语变成讽刺之词，然后还治其身。
工党在澳大利亚的两个议院中共有二十四名成员，大都支持埃德蒙·巴顿政府。但作为一个独立党派，工党也有远大的计划，即成立代表工党的政府，并在澳大利亚推行自己奉行的政策。当然，当时并没有人知道这项计划。工党的领袖克里斯·沃森曾是新南威尔士议会中的一名工党成员，但他当时并没有机会脱颖而出。联邦政府成立后，他很快在政界崭露头角。克里斯·沃森为人稳重，谦和有礼，是一位说理清晰的演说者，也是一名机智敏锐的资深议员。
1904年，工党政府开始执政，但从联邦政府成立起，工党就握住了澳大利亚政局的钥匙。工党成员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在关税法案通过前，澳大利亚一直实行保护性财政政策。工党中的一些人，尤其是来自新南威尔士的成员，都强烈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只要政党内部保持团结，最后的票数仍然足以确保其坚持的立法法案成为法律。摆脱党派影响的唯一方式是在工党否决内阁议案时，让反对党支持政府。但反对党的主要目的是让工党政府下台，因此，想要获得反对党的支持不太可能。之所以说工党握住了澳大利亚政局的钥匙，是因为在大多数重大问题上，工党能够助埃德蒙·巴顿政府一臂之力。如果没有工党的支持，埃德蒙·巴顿政府的很多措施极有可能难以实现。此外，到目前为止，工党的管理体制依然不为人知。在对政治计划十分关键的一些问题上，工党成员都宣誓投票支持，但在其他问题上，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投票。这种党内纪律赋予了工党高度的凝聚力，并增强了其影响力。
克里斯·沃森（1867—1941）
埃德蒙·巴顿政府在第一届任期内的两项措施都是为了实行埃德蒙·巴顿的“白澳政策”，其中一项是禁止有色人种进入澳大利亚，另一项是将肯纳卡人赶出昆士兰的甘蔗种植园。淘金热以来，澳大利亚反对无差别移民的呼声日益高涨，联邦议会最早制定的法案之一就是通过一套全面的排外政策。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贸易工会反对引入黑人劳动力，因为黑人会导致整个劳动阶级收入及生活水平低下。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原因发人深思，但该政策也是出于整体利益考虑。如果有人研究过将黑人引入美洲后造成的后果，一定会对面临类似问题的澳大利亚的未来感到担忧。中国人迅速进入澳大利亚的各大城市，对当地政府产生了一定警示作用。
1900年3月，墨尔本春天大街国会大厦外，针对“白澳政策”的游行队伍
埃德蒙·巴顿希望谨慎一点，尽量不要通过使英国政府尴尬的法律。一些官员在信件中发出了警告，暗示如果以种族肤色为由禁止其他民族进入澳大利亚，“将与英国内外一以贯之的平等原则背道而驰”。事实上，英属领地可以自由规定自己的移民政策，这是既定的法律。埃德蒙·巴顿政府提出的法案是根据殖民地初期实施的法律改编的，即教育程度测试。该测试要求移民必须使用指定的欧洲语言，在写作测试部分提交不少于五十字的作文。1905年，该法案通过修订，规定教育程度测试包括用“任意指定语言”写一篇五十字的作文的能力。因此，在执行这项法案时，官员们拥有“指定”一种移民们不太熟悉的语言的权力。在欧洲移民中，类似的测试已经很少使用，其真正意图是为了驱逐其他民族。1934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为了驱逐捷克作家埃贡·基施，新西兰人杰拉尔德·格里芬曾滥用职权。后来，测试政策以失败告终。但1936年，一位官员再次故技重施，成功驱逐了英国公民弗里尔夫人，而这么做仅仅是由于个人原因。后来，澳大利亚政府允许弗里尔夫人入境。也正是因为这项法律，来自亚洲国家的持有一年有效期护照的商人、旅客、学生以及访客可以进入澳大利亚。反对者批评这项法律，称本来可以直接驱逐外来民族，现在却要滥用法律作为托辞。教育程度测试政策的支持者更倾向这种诚实直接的方法，但遭到了英国政府的反对。英国政府认为教育程度测试是执行这项政策的最佳方式。1901年的移民限制条例被纳入法律，后来，经过几次修正后渐渐得到完善。
埃贡·基施（1885—1948）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还通过了关于太平洋岛民的法案。第二十五章中已经叙述了肯纳卡人来到昆士兰的经过。立法制度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贩卖黑人的贸易行为。然而，肯纳卡人的文明程度越高，昆士兰就越难摆脱他们。肯纳卡人已经成为当地工业的永久标记。为了避免标签化，澳大利亚决定采取行动。太平洋岛屿劳工法遣回了1906年后滞留在澳大利亚的肯纳卡人。但后来的法案规定，由于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二十年以上的肯纳卡人返乡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因此，拥有土地的肯纳卡人可以继续留在澳大利亚。最后，联邦政府遣回了约三千六百名肯纳卡人。拥有种植园的人声称只有黑人劳动力才能生产出糖，没有他们，制糖产业将会消亡。但通过对进口糖征收重税，联邦政府保护了澳大利亚种植园的本地市场，还对使用白人劳动力的产糖工厂进行奖励。1902年的立法细则时有变化，但总体原则是一致的。关于制糖产业消亡的预言并没有实现。相反，制糖产业蒸蒸日上，甘蔗种植园越来越多，糖的产量也逐渐增加。1897年至1898年，澳大利亚的产糖量为一百零三万三千八百八十三吨，1938年至1939年高达五百六十八万吨。
查尔斯·金斯顿的辞职加速了埃德蒙·巴顿内阁在第一届议会结束前的解体。来自南澳大利亚的查尔斯·金斯顿身材魁梧，他的激进倾向与工党的很多观点不谋而合。作为海关大臣，他提交了第一份保护主义关税法案，并获得了立法机构的支持。工党迫切需要建立英联邦调解和仲裁法院解决劳动纠纷，查尔斯·金斯顿对筹备此事很感兴趣。但对内阁审查后的议案并不满意，因为该议案没有将从事沿海贸易的水手包括在内。在埃德蒙·巴顿的引导下，查尔斯·金斯顿的同事们认为水手问题应该属于航海法案的处理范围，但查尔斯·金斯顿无法忍受水手被排除在仲裁法院之外，于是离开了政府。当时，由于身体欠佳，他辞职后并没有继续活跃在联邦政界。1907年5月12日，由于长期受到疾病的困扰，查尔斯·金斯顿病逝，结束了其奋斗一生的事业。
查尔斯·金斯顿虽然拥有激进的民主思想，擅长起草议会法案，但他性情高傲。演讲时，他的声音铿锵有力，洪亮如雷；起草议会法案时，他的语言犀利准确，文风笃定，表达简洁无误而且传神达意。一些复杂冗长的表达，如“任何人因表达方式违反上述条款而被控罪，在没有正当原因或理由的情况下，并被具有简易司法管辖权的法院宣判罪名成立，须交不超过二十英镑的罚款”，在他的笔下简化成了“言词不当者处罚二十英镑”。奇怪的是，不管是法庭还是个人，都能准确理解其中的意思。
查尔斯·金斯顿辞职几个月后，埃德蒙·巴顿也从争论中从容抽身，退到了高级法院。后来，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法院构成的法案。这项法案也是宪法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首席大法官一职由昆士兰的首席大法官塞缪尔·格里菲斯担任，埃德蒙·巴顿担任第二法官，第三法官由理查德·奥康纳担任。自从联邦运动以来，理查德·奥康纳一直是参议院中的代表之一。
澳大利亚的第二任总理是阿尔弗雷德·迪肯。在1903年12月的大选中，阿尔弗雷德·迪肯击败对手保住了执政党的地位。在其他两党受挫的情况下，工党占据了优势，在众议院的七十五个席位中获得了二十四个席位，在参议院的三十六个席位中获得了十五个席位。政府完全依赖工党的支持。如果工党对政府的某一政策存在质疑，只需要让几个反对派加入其阵营，就能让政府成为少数派，因为阿尔弗雷德·迪肯的支持者只有二十七个，乔治·里德的支持者有二十四个。
理查德·奥康纳（1851—1912）
在投票通过调解与仲裁法案时，出现了这类情况。仲裁法案可以说是击败埃德蒙·巴顿政府的主要原因。阿尔弗雷德·迪肯不同意其中一项条款，条款的内容是国家公务员有要求雇佣他们的政府加薪上诉至联邦法院的权力。克里斯·沃森及其支持者坚决支持这一条款。在反对派的帮助下，他们通过了《仲裁法案》。于是，1904年4月21日，阿尔弗雷德·迪肯宣布辞职。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人很难理解。澳大利亚人早晨醒来时，都不知道当天主持政府事务的政党是哪一个。
随后，克里斯·沃森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1904年8月12日，工党政府的执政生涯结束。工党政府抵制了最具争议性的《调解与仲裁法案》的修正案后，最终被击败，让位于从埃德蒙·巴顿、阿尔弗雷德·迪肯党系和支持乔治·里德的反对派中脱胎而出的政府。乔治·里德担任澳大利亚总理，他的助手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艾伦·麦克莱恩。阿尔弗雷德·迪肯一直支持乔治·里德政府。1904年，乔治·里德及其政府下台。其间，阿尔弗雷德·迪肯发表了一次重要演讲。乔治·里德从中解读到，召开议会大会时，他将失去剩下的支持者，这些人希望前总理成为新的领导人。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乔治·里德无法继续执政，因此他决定辞职。1905年6月召开议会时，乔治·里德提出引入《选举法案》。他的用意很明显，即通过法案结束其执政生涯，然后进行普选。他希望在选举中凝聚政党力量，不再依赖阿尔弗雷德·迪肯。
然而，乔治·里德的对手是阿尔弗雷德·迪肯和克里斯·沃森，两个人都是非常机敏狡猾的政客。阿尔弗雷德·迪肯认为，一些人希望他可以在工党的帮助下取代乔治·里德政府，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与克里斯·沃森联手，推行对双方都有利的政策。在很多方面，阿尔弗雷德·迪肯及其利益集团与克里斯·沃森领导的工党中间派的利益一致。
阿尔弗雷德·迪肯的计划成功了一部分。于是，他发起了一项缺乏支持的提议，并在工党的帮助下得以实行。其间，他经历了一系列充满谩骂和恶意诽谤的不愉快争论。但阿尔弗雷德·迪肯和克里斯·沃森并没有结盟。如果克里斯·沃森表现得更温和一些，他的派系也许不会面临现在这样的局面，他的支持者会认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仍然是正确的，只要再加上一点耐心就可以强大到成立自己的政府。遗憾的是，他们手中的权力尚未成熟，与其和他人共享胜利果实，不如耐心等待时机成熟。他们的支持者妒忌没有与其他党派划清界限的“劳动人民”。因此，工党在众议院有十七个支持者，其中七位是内阁成员。借助工党的势力，阿尔弗雷德·迪肯上台。
阿尔弗雷德·迪肯政府成立于1905年7月5日，结束于1908年11月10日，历时三年四个月。1907年，克里斯·沃森辞去了工党领导人的职位，由安德鲁·费希尔继任。后来，克里斯·沃森退出议会。其他政党都为他感到惋惜，因为他为人公平，处事冷静，是一位谦卑有礼、能力出众的政治领袖。安德鲁·费希尔是一个苏格兰人，年轻时来到昆士兰，由此进入议会，并随着联邦运动加入了联邦大本营。由于不善言辞，他曾失去了一些支持者。然而，通过不断练习，他提高了自己在辩论中的敏锐度。他不仅具有苏格兰人的细心，还具有顽强的意志，他的对手称其为纯粹的固执。安德鲁·费希尔虽然精明中不乏愚钝，敏锐中略显迟缓，但他从不失尊严。在没有激烈言辞煽动时，他对人一直很有礼貌。他曾在公开场合说：“我知道我的缺陷。”他确实清楚了解自己的缺点，从不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同时，他为人忠诚可靠、坚定正直。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此。
在安德鲁·费希尔的领导下，工党朝政治力量独立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工党一直支持阿尔弗雷德·迪肯政府，但在处理具有争议性的议案时，双方产生了分歧。这件事将在下一章中叙述。当时，安德鲁·费希尔非常冷静地称不再给予阿尔弗雷德·迪肯政府支持。没有了工党的支持，阿尔弗雷德·迪肯政府很快垮台。随后，第一届安德鲁·费希尔政府成立。
安德鲁·费希尔（1862—1928）
事实上，议会团体中势力较强的一方曾支持阿尔弗雷德·迪肯政府。现在，这个团体成了执政方。势力较弱的一方也曾在关键时刻支持阿尔弗雷德·迪肯，帮助其上台。然而，这样的局势会持续多久？现行政府并没有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因此，它一定会在下一次大选时尽力争取更多选票。但想要获得额外票数的支持，只能牺牲一些成员的现有支持票数。这些成员中的许多人代表倾向工党的选民，因此，他们所处的环境就像向一头野兽投食，等到时机成熟时，野兽一定会将其一口吞下。政客们当然不愿意任人宰割。普选即将来临。每过一天，工党政府的非工党支持者就会越来越不安。他们中的一些人和乔治·里德为首的反对派私下协商，认为双方联手击败现行政府的可能性更大。
但双方联合后的领导人应该由谁担任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乔治·里德并不受大多数支持阿尔弗雷德·迪肯的人的欢迎，他的政治搭档约瑟夫·库克也不是很受人们爱戴。因此，阿尔弗雷德·迪肯成了最合适的人选。阿尔弗雷德·迪肯曾公开表示不愿意在通过党派合作建立的政府内任职，但迫于压力和朋友们的影响，最终还是妥协了。他本来身体欠佳，希望卸任后多休息几年。现在，他礼貌地写了一封信给安德鲁·费希尔，友好地通知他自己不能再继续支持其政府。现行政府再次失去了主要力量的支撑，只能退下阵来。
1909年6月，新的合作政府成立，被称为联合政府或迪肯—库克政府。乔治·里德作为联邦高级专员被派往伦敦。然而，在1910年4月的普选中，澳大利亚的许多选民对上述复杂情况十分迷惑，表现出反对政府的态度。但工党面临的形势一片大好，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大多数选票。在参议院，由于一半的参议员弃权，工党获得了所有选票。在众议院，工党获得了四十二票，另外两位无党派人士保持中立。
讽刺迪肯—库克政府的漫画
因此，安德鲁·费希尔再次成为澳大利亚联邦的总理。当时，他领导的政府的组成方式在立宪政府史上颇为新颖。澳大利亚政府的常见模式是效仿英国，由总督委任通过辩论获得多数支持的领导人组建政府，再由投票选出的总理挑选大臣。但工党的组织结构与其他政党不同，其成员必须忠于工党年度大会制定的政治纲领。1904年召开的大会出台了一条法令，规定以后的工党政府不再由总理直接任命，而是由联邦的全体工党成员选举产生。安德鲁·费希尔意识到，他必须依赖人数众多的强大政党的力量，于是，决定贯彻执行这项法令。1910年4月至1913年5月，政府成员都是通过投票方式选举出来的。安德鲁·费希尔第二次担任总理期间，根据法律建立了联邦银行。1913年，联邦银行正式开始营业。
1913年的大选见证了曾经活跃在政坛的阿尔弗雷德·迪肯的淡出。多年来，繁忙的公务和官场的勾心斗角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随后，约瑟夫·库克当选联合党的领袖。但民意调查却令他哭笑不得。工党失去了众议院的部分席位，约瑟夫·库克以一票的微弱优势重回众议院。这意味着工党选出代表自己的发言人后，在人数上就不占优势了。然而，工党在参议院占绝对数量优势。因此，新上任的约瑟夫·库克政府无法下达任何命令，除非获得反对党的支持。很快，约瑟夫·库克政府决定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议会根本无法正常运转。同时，约瑟夫·库克面临一个严峻挑战，被要求执行两份议案，但两份议案牵涉到他和安德鲁·费希尔代表的两个党派的利益。其中一份议案是恢复邮局投票。之前取消邮局投票是因为有人宣称其弄虚作假。另一份议案是取消仲裁法院规定的对工会会员的特别优待。众议院通过激烈争论后通过了两份议案，但参议院很快否决了议案。约瑟夫·库克政府打算利用宪法扫除障碍，于是强行在众议院通过了议案，试图让参议院进行第二次否决。走完这些程序后，约瑟夫·库克建议总督解散两个议院。
阿尔弗雷德·迪肯（1856—1919）
新上任的总督罗纳德·蒙罗—弗格森面对这种复杂情况，十分苦恼。工党认为解散任期未满一年的议会是不合理的。在立宪政府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罗纳德·蒙罗—弗格森是一名资深议员，在党派纷争的漩涡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他为人沉着冷静，决策果决，曾是众议员的“党鞭”。更重要的是，他很清楚自己拥有的权力。对当前的形势，他认为是议会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导致的。因此，他解散了众议院和参议院。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他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1914年的大选中，工党在两个议院都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欧洲战争爆发六个星期后，第三届安德鲁·费希尔政府上台。安德鲁·费希尔面临的困难并非来自议会，而是英国和国际方面的压力。
1915年底，安德鲁·费希尔辞职，接任了乔治·里德的高级专员一职。总检察长威廉·莫里斯·休斯成为新一届总理。
以上就是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前十五年间的党派斗争。在普通人看来，这可能是一场“风筝与乌鸦的闹剧”。然而，混乱斗争的意义远非于此。政治力量如同自然界的力量一样，其撕扯抢夺的方式会让最善良平静的心灵感到不安。参与斗争的不仅有追逐私利的“联邦蛀虫”，也有心怀大志、立场坚定的政治领袖。他们为了不同的原则体系互相争夺。一个新政党的迅速崛起势必会带来政治关系的新一轮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