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入主白宫后，我基本不再像以前那样积极主动地参与他的工作。当然，他还是很乐意让我知道他面临的复杂政治环境，为此，我也很愉快。我的生活充满了各种不同寻常，而他也很快陷入像迷宫一样繁琐的局面。因为过于专注白宫各种琐事，我其实很难长时间深入了解他面临的一切。

寄居白宫的前几个月，我完全沉浸其中。1909年5月我突然病得很重，整整一季，我几乎完全远离社交，以便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自己，更快地康复起来。其间，我的姐妹们，路易斯·摩尔太太、查尔斯·安德森太太、劳克林夫人和玛利亚·赫伦常常来探望我，还时常在需要的时候代我行使女主人的职责。尽管我间或休养一段时间，但一旦恢复健康，我总是能很快地以极大的兴趣继续投入白宫的各种事务中。通常我会在二楼指挥安排社交活动，结果也很成功，丝毫不逊色于我亲临现场的时候。

第一年我几乎没机会举办花园派对，尽管花园派对只是一种招待会而已，但我相信，这样做会让这届政府显示其不同寻常的一面。花园派对在远东地区非常受欢迎，或者我就是在那里喜欢上了室外派对，同时我了解了花园派对的奢华观念到底是什么。

日本天皇及皇后每年都要举办两次花园派对。一次在春天，庆祝樱花开放。还有一次在中秋，举办菊花展和红叶展。东京每年的花展分别标示着社交季的开始和结束，花展通常需要提前几周准备，你无法预料天皇什么时候会发出邀请，完全取决于皇家花园樱花绽放的机缘巧合。一旦花儿盛开到最美丽的时候，天皇会提前两天邀请大家赏花。人们穿着漂亮的长衫，放下手里的工作前往观赏，真是太美了。“花之都”日本因为花而美丽，因为花而举办派对，并不需要什么别的特殊理由。

哪里也比不上白宫南花园，它是最理想的室外娱乐场所。宽敞的草坪、巨大的喷泉、遮阳的树荫。从两个宽敞的露台俯瞰下去，一切尽收眼底。我必须告诉你另外一件特别吸引我的事，那就是美国普遍良好的卫生状况。这在热带地区简直不可想象。在热带地区，你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坐在地上或者躺在地上小憩一会儿，那里的国家很不卫生，所以他们举办的并不是坐在花园或在地上和衣而卧的派对，他们的快乐只是去感受脚下的大地。

我很早就计划在白宫举办一次花园派对，春天来了，一切变得完全有可能。1909年5月7日，我发出了七百五十份邀请，计划在整个季节举办三次活动，时间是每个月的某个星期五。

我在生活中经历过很多次大自然对我的不友善，因此，对不可预知的天气有十足的防范。为了避免糟糕天气的影响，我们只写“下午5时到7时在家举行”。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打算举办游园会，我就会像凯瑟琳·德·美第奇[1]恳请占星家一样，满怀期待地向气象预报员咨询。无论我多么谦卑、低调而诚挚，每次举办大型室外派对时，多半还是会遇到倾盆大雨。因此，天气成了令我胆战心惊的威胁。很多时候，我不得不在乌云压顶的情形下祈祷。居然很多次，的确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然而，更多时候，我并没有室内安排和计划，可是一大群人却不得不移入室内。

这一次，我在花园的西北角搭了个帐篷，专门供应点心等小食，同时也方便厨房提供服务。树荫底下放些桌子，有足够的伺者来回送茶水。以往白宫任何户外娱乐活动，海军乐队都处于草坪中心位置，也就是在南边的廊道和大喷泉之间，这次安排在绿屋栏杆处。乐队因为靠近房屋的墙壁，我们会感觉音乐被墙面反弹到地面穿越而来，好让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选择站在一棵繁茂的大树下，这个位置非常好，可以远眺南面的景色和来往的客人。

我的相关计划刚一妥帖，气象预报人员就预测有雨。的确，老天不出所料地下起了雨。但我对此有太多经验，知道怎么做。我总是充满希望地坚信雨不会来，每次都要眼见着洪水滔天才死心。

大约下午3时30分，滂沱大雨下了起来。我们还没把招待会必需的物品搬进屋，就都成了落汤鸡。下午5时，客人开始到场的时候，雨停了。可是草地满是雨水，树枝沉甸甸地滴着雨水。我不得不指挥乐队换到一楼长廊上，就像以往白宫下午茶招待会一样。摆放点心的桌子移到国宴厅，我在那里会见东厢的客人，那时候我只对东厢房比较熟悉。

一周后，我的运气好多了。我发出了同样的邀请，做了同样的准备，只不过装饰相对没那么精细。1909年5月中旬，天气好极了。客人们从东门路口处进来，沿途下到一个长廊，经过衣帽间，再走过一个很长的绿地斜坡，塔夫脱总统和我站在树荫下迎接客人。阿奇博尔德·巴特上尉也和我们在一起。接下来有个花园派对，我要求先生们着白衣服，就是那种薄薄的夏日套衫，或者他们自己喜欢的款式，总之，不要穿双排扣的正装。有些年轻人会一直在操场上打网球。天气很暖和，穿上白色凉衫，撑上遮阳伞，再舒适不过。喷泉在太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彩虹一样的艳丽景象，这恐怕也是非正式室外派对最宜人的景色。自那以后，每年5月4日的花园派对都是社交季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

如何选择总统的度假地点一直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去默里湾度假几乎是我们多年如一的选择，所以总是不确定是否要换个地点，可是其他地方又没亲近感。

最后我们选了几个可能乐意的去所，但又一一否决。有的地方太热，有的地方以蚊子多出名，还有的地方太远，没有方便的铁路交通，没有邮政和电报设施，等等，都成为选择的障碍。还有的地方，缺点是没有高尔夫俱乐部。对塔夫脱总统来说，没有高尔夫俱乐部绝不可以忍受。高尔夫球是他主要的锻炼和娱乐方式，而且全家一致认为必须去海边，最后选择马萨诸塞的比弗利和格洛斯特海滨，人们通常称其为北岸。北岸可以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包括两个极其出色的高尔夫俱乐部，迈欧皮亚和埃塞克斯郡俱乐部。当然，住在那里的朋友们也是吸引我们前往的原因之一。

默里湾

还是在春天的时候，我就早早地和朋友梅布尔·博德曼小姐去比弗利农场打探了一番。我们整整花了三天时间选房子，最后选中了一处地点靠海的居所。尤其是那里的草坪，看起来像天鹅绒一样。从阳台上观景，塞勒姆港到马布尔黑德尽收眼底。

房屋为现代框架式结构。别墅内的一切都非常简洁，又恰到好处。阳台很精致，还有个带窗户的穹顶，算是三楼。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和游客来说，房子得足够大，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有相应配套的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来的有阿奇博尔德·巴特上尉，还有一干秘书和打字员，更不用说西尔弗舰长。总统的小游艇处于随时待命状态，供工作人员调派。当然，还有行政办公室，可是我认为在假期完全不需要。如果不得已，假期也要带上行政办公室，那只好做到从思想上摒弃它。总统并不期待任期内的第一个夏天有多少时间可以离开华盛顿度假，但我相信，一旦看到比弗利，他至少会觉得自己应该稍稍离开一下工作。因此，我们在镇上的海边租了另外一幢房屋，很适合首席执行官和白宫其他办事人员居住，譬如阿奇博尔德·巴特上尉等人。特勤局的人很可怜，看起来我们一直都在一起，虽然他们从来不会住在任何我们住的地方，但要一直在附近。他们从来不穿制服，看起来像是普通游客，总是蹲伏在附近，而不是坐在凳子上或椅子上休息观景。因此，当他们突然从灌木丛或者其他隐蔽的地方出现时，常常会吓到来访者，这种特勤方式是不是有点不得当呢？我还真不确定。他们有时会让你觉得滑稽好笑，有时会让你难以忍受。但只要世上有思想奇怪、精神失常的人，为了总统的安全起见，这种小心谨慎就很有必要。无论如何，人们很快就习以为常了，忘了他们为什么存在。

马布尔黑德

初夏时节，我们并没有去比弗利，直到1909年7月3日我们才动身。阿奇博尔德·巴特上尉为我们安排了1909年7月4日的招待会，服务人员早几天就已经到了。我当时的身体状况一直欠佳，有必要避免骚动的人群。因此，当我们的私人小轿车“五月花”抵达比弗利时，大量欢迎的人群在火车站等待。欢迎仪式故意安排得很有节制，应塔夫脱总统的要求，没有安排演说。不久，我们就抵达比弗利市长家，在场的人都号称是公民委员会成员。市长发表欢迎致辞，塔夫脱总统热烈回应，双方就此建立了友好关系。尽管那天是1909年7月4日，但并没有举行其他盛大的国庆庆典活动。

比弗利的街头

塔夫脱总统只和我们在一起待了一天，然后匆匆忙忙地前往各地处理相关事务，之前华盛顿众议院关于税法改革事宜还处于热烈讨论之中。

1909年8月，塔夫脱总统回到比弗利，我们在一起待了一个月，那时候，海边的小殖民地的确可以看作夏季之都。除了热情好客的居民，四周安静得像森林一样。人人都觉得到比弗利拜见总统很方便，只不过在比弗利他也一样忙碌不堪，甚至比在华盛顿还要繁忙。他每天都要在迈欧皮亚俱乐部打一局高尔夫，常常因为自己的好成绩欢欣鼓舞。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他似乎总是在处理总统该处理的事宜。如之前所说，还有一个行政办公室，附近总有那么四五个人在阳台上瞭望。庆幸的是在他的大房间里有个秘密入口供他自由出入，好在我们很快就适应了陌生人闯进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又可以视而不见，假装完全生活在自己的隐私之中。

比弗利的海滩

那年夏天最有趣的来访者莫过于日本王子和公主殿下，他们环游世界顺道访问美国。陪同他们的有宫廷大臣的妻子长崎夫人，她曾经促成了我丈夫第一次与日本天皇的会晤。另外还有军事助理九久栗田上校和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临时代办松井先生。

战争部代表美国政府负责护送他们前来华盛顿。我从未见过殿下本人，但塔夫脱总统和爱丽斯·罗斯福小姐曾经在日本受到过接见，因此塔夫脱总统邀请爱丽斯·罗斯福小姐、尼古拉·朗沃斯夫人及其丈夫一同会见两位殿下。

陪同他们参观的那天，塔夫脱总统刚好从西部长途旅行归来，所以我们也是一直捱到深秋时节，才相约从不同地方前往华盛顿见面。

12月的内阁晚宴标志着华盛顿又一个社交季的来临。内阁晚宴其实是常规宴会，计划和安排一概周到详实，简直让人嫉妒。其他正式的宴会还有外交晚宴和最高法院的晚宴，我们新加了“议长晚宴”，所以现在有四种晚宴。都是些纯粹的国事活动，只要运用一点点艺术手法，日常国事活动就会成为最令人愉快的事情。内阁晚宴通常只邀请副总统及其夫人、内阁成员及其夫人等参加，只有少数内阁成员以外的要员及夫人会得到邀请。

女主人不用担心内阁成员的座位问题，一切都按先例由社交事务执行官安排。内阁官员的高低位次并不是想当然而定，而是按照该部门创立的最早时间，按照各自职位的重要性而定。

只有元旦的时候，总统才会完全以友好而民主的状态出现。他会在新年招待会上尽量接待更多各界人士，从上午11时到下午2时30分至3时30分之间，他都一直在与来宾握手，互致新年问候。只要身体许可，总统夫人、副总统及其夫人、内阁成员及其夫人，都会和他一起接待来宾。这一切做法大多是我们代代相传的习俗而已。尽管有时候我必须用第三人称书写——他的夫人，但我的思考毫无疑问得用第一人称。

华盛顿复杂的社交生活也让我们发现了一些最有趣、最受欢迎的人。不熟悉华盛顿社交生活的人，会以为新年招待会并不考虑职位高低或者优先等级，其实不然。新年招待会属于全国规模的庆祝日，和其他国事活动一样，安排得非常周密。

通常上午11时整宣布开始，总统要接见副总统、内阁成员和外交使团的来宾；11时20分，接见最高法院、哥伦比亚地区司法委员会成员、前内阁成员、前美国外交代表等；11时30分，接见参议员、众议员和国会代表等；11时45分，接见陆军军官、空军、海军和哥伦比亚地区民兵组织；中午12时15分，接见史密森学会理事兼秘书、各个委员会、政府其他部门，各部助理秘书、副检察长、助理总检察长、助理邮政局长、美国司库、国会图书馆馆长、公共印务员、各局负责人和哥伦比亚聋哑人研究所所长；中午12时30分，接见辛辛那提市政府秘书长，1847年阿兹特克俱乐部秘书、1846年到1847年战争中的退伍军人、美国忠诚军团军事教团、大共和国军、获得荣誉军团勋章的人、老兵军团联盟、西班牙人民兵联盟、美国革命之子和哥伦比亚区最古老居民协会成员；下午1时整，接见市民。

塔夫脱总统夫妇与内阁成员

所有人按照服务部门和等级秩序着装，或者佩戴上自己在划时代活动中赢得的勋章。这一切为人们理解有组织的美国爱国主义运动提供了最具启发性的视角。

招待会还有私下会见的传统。就是在蓝屋招待一些特殊的客人，有点所谓开后门的意思，意味着可以选择性地邀请一些特殊的客人。

开后门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调节，难免处理不当，引起嫉妒和不满。对此，我们决定，如果可能的话，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尽量避免偏袒倾向。因此，塔夫脱总统任期内第一次新年招待会，对外交使团、助理部长和我们自己的客人等，均加以限制。

我们的做法使民众之间的区分仅仅在于官阶，消除了平民社会的精英发表不愉快评论的可能。例如，有关司法部招待会问题一直很微妙，即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否优先于外交使团成员。

法官们争辩说，只有在他们自己的招待会上，才启动这样的优先秩序。事实上，对此有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任何低于总统或副总统级别的人，都不能凌驾于主权的直接代表——大使之上。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先行邀请所有代表团团长到蓝屋接受新任总统的欢迎。而且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在白宫短暂逗留。以往不是这样，通常要等到面对迎宾队列时，总统才接见这些人。这一解决方案几乎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尤其是外交人员。

白宫的新年招待会有很多必须的特殊安排。每一次国事活动或大型派对活动，总有许多临时聘用的男仆、警察、警卫、侍者、衣帽间服务员和门房。元旦那天，如果服务人员不是分散在人山人海中，他们的队伍一定最庞大。所有参加招待会的人员都不得超过迎宾队列，但其实许多人并不会上前来，只是找个有利的位置观望，看看白宫关门闭户之前，总统怎样与六七千人握手。等候的人群一直排到开阔的广场、街道，甚至拐角处。一直到我目力不及的视野之外。来来去去的马车秩序井然，不许猛冲急奔，每一位车夫都必须出示卡片，卡片上都有特殊的颜色表明他的出入口在哪里，这些事我永远都搞不懂。

所有细节都必须由大批助理人员事先安排好，每个部门，包括警察和特工人员，也都事先用打印好的纸张给出了明确指令。譬如：“任何饮酒、行为不检或夹带广告的人均不得入列。包括那些看起来明显很脏的人也不许入列。”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情况特别紧急，“不能把马车夫赶下车，实施抓捕。等第二天一早，根据他的名字和地址再去抓捕也不迟”。

新年招待会结束后，白宫满目狼藉，即便我们事先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小心翼翼地尽可能降低损毁度，也无济于事。譬如，用宽大的条形地毯换掉精美细腻的地毯，以保护抛光的地板，使损坏尽可能轻微。像人群这样大举涌入后，必定得有以往一直负责清理白宫的人员去收拾残局，好在我们可以很快恢复整个房屋的常态。这让我想起罗马竞技场，人们设计了不同的场景，一切都井井有条，整理和清洁并不影响演出的连续性。

新年招待会后大约三天，我们举行了本季又一次大型活动——外事招待会。人们早就知道，美国总统的主要工作就是握手。我很感动于自己对这一情景的观察，记忆里，总是有成千上万人等候在白宫附近警戒线外，他们一个个从总统和我身边经过，向我们介绍自己，每个人都伸出不知疲倦的手，接受或给予热情而又诚挚的一握。这一握，为所有善良的美国人所珍视。没有比这更疲劳、更锻炼人的工作。如果不是因为热烈、友好的人群以及音乐、灯光和节日气氛带来的精神刺激，握手一定会让人难以忍受。

塔夫脱总统没有我这种感受。长期公共职业生涯，让他历经各种政治运动的洗礼，得到了很多锻炼。但对我来说，就要困难得多。我的朋友一向不理解我怎么能忍受得了这种场面，但只要健康状况允许，我并不觉得这种过度紧张的活动之后恢复起来有多么难。一旦我感觉身体没那么强壮，我就会以各种简单的借口暂且让自己短暂地休息一段时间。

对我来说，长时间站立的确会感到辛苦。但我很快就会乐于牺牲外表，换上低跟平底拖鞋，尽可能让自己感到舒适。

毫无疑问，白宫每年的国事活动中，外事招待会最耀眼。但之后的晚宴更有趣。华盛顿有三十九个外国大使馆及工作人员，每位大使和公使都有与众不同之处，有些甚至佩戴象征王权的王冠。每一位武官，无论陆军还是海军，都得着军装。大多数时候，他们看起来像是一道风景画，而且往往是一幅非常炫目的风景画。

外国女子都打扮得很精致，许多人戴着冠状头饰，珠光宝气，齐聚在华丽的、亮闪闪的大桌子旁，堪称一幅五彩斑斓、华美壮丽的油画。华盛顿任何其他场合都见不到这样的场面。

我时常疑惑他们怎么才能融洽相处。美国给人造成了一个错觉，好像除美国外，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向外国派驻不懂法语的外交官。事实并非如此，华盛顿就有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并不懂法语，他们的妻子们更是如此。外事宴会并不考虑晚餐伙伴能否自由地交流，只是严格按照官衔给男人、女人排位。当然，大家都会说英文，但很多人说得并不那么完美。口音恐怕真的有三十九种之多，试想，如果中国公使夫人坐在萨尔瓦多和古巴大使夫人中间，或者日本大使夫人坐在德国大使和哥斯达黎加大使夫人中间，情形会怎么样。

位次高低完全取决于他们在华盛顿待了多长时间。我第一次去白宫时，意大利大使是外交使团的团长。其次是奥地利大使。来自暹罗和哥斯达黎加的大使比其他所有人的位次都高。如果海地的大使在华盛顿待的时间足够长，他的位次可以超越西班牙大使。海地大使是外交使团中唯一一位黑人外交官，我主导白宫内务的时候，安排他与那些和他地位相当的使节坐在一起——新月大餐厅边缘接近外面的位置。

外交人员的妻子和随从会占据国宴厅很多空间，所以外事宴会基本不可能邀请很多外人参加。无论是招待会还是晚宴，塔夫脱总统从来不考虑空间的有限性，而我总是习惯于过一遍客人名单，尽量在有限的空间里安排下所有人。遗憾的是，我删掉的名单永远赶不上他重新加进来的多。多亏有他，新行政大楼才成功举办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晚宴。

威廉·麦金利先生在关于修缮白宫的报告中说，国宴厅将可以容纳一百人。事实上，我塞进去最多的一次是九十二人，否则会很拥挤。但哪怕九十二人也让众人吃惊得很。我们本可以在新月国宴厅空中吊张餐桌，看起来星光闪烁，不仅与餐厅的新月相配，还可以容纳更多人，可惜直到面对如此多贵宾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我很高兴塔夫脱总统从来没想到过，以他的豁达，有时甚至膨胀的性情，一定会真的去尝试一番。

我竭尽全力削减招待会人数，不至于太过混乱。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一次有两千人进入白宫，那就意味着“过于拥挤”，谁也不可能玩得开心。招待会期间，我们通常先在蓝屋跳舞，每个人都因此欢畅起来。尤其是年轻人，热情洋溢。凡是进到室内的客人，都有小点心招待，这可能是我们离开白宫后得到最大支持和推崇的做法。通常我们会在下一次招待会上邀请上一次被削减的客人。事实上，两千人的自助晚餐可以很好地解决空间过于紧张的问题。相比每桌提供九到十道菜的正式晚宴，人数并不会显得过多。无论哪种晚宴方式，都不那么简单。但白宫的厨房和储藏室又大又充足，加上高效的工作人员，几乎从未发生过任何意外或尴尬的事情。

几乎每一次大型招待会之前，厨师都会在案板上堆起一团又一团生面团，事先做好一切准备。招待会正式开始那天，会招来足够多的帮手，一切准备都显得很容易，沙拉、三明治、冰激凌和糖果，柠檬水和潘趣酒[2]等，各种所需，一应俱全。至少，我们日常家庭生活从未因此受到明显影响。木匠和装饰工修缮国宴厅时，我们在小型家庭餐厅吃饭，居然还在那里成功举办了晚宴和派对。

提到茶点，我就会想起塔夫脱总统上任不久后发生的一些事，其实几乎所有总统都经历过。那就是，他随便说句话都很可能被大众解释为正式演讲，他最平凡的行为都可能成为广为宣扬的“榜样”。尽管他被尊崇为所有精英的楷模，但也总是陷在同一个问题中：“他会怎么做？”但当选之前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在弗吉尼亚州温泉城的晚宴上，有位客人曾经拒绝他递过去的酒杯，说自己已经十八年没喝过酒了。塔夫脱总统以最平常不过的方式跟着说了句，这两年他一直尽量少喝酒，他也希望继续这样下去，结果这事在报纸上引起轩然大波。他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非常富有戏剧性，等同于发表了原则声明，甚至是在阐释总统未来政策走向。他立刻被自己的丰功伟绩淹没，一些最值得尊敬的基督徒和禁酒组织纷纷表示赞同，并给予他各种嘉奖。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他会禁止任何形式的饮酒行为，包括白宫也一样会禁酒。他不得不坦率地告诉尊敬的先生们，他没有发表过任何声明限制白宫的好客，他也不想干涉任何正常人的个人习惯，作为总统，他未来也无意这样做。

事实上，我丈夫是个十足的戒酒派，他一生从未沉湎于任何刺激物，任何刺激物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吸引他。不得不出去用餐的时候，他会拒绝几乎所有的白酒和红酒。不过他天生节制，所以总是不想因为这种美德受到赞扬。

与此同时，我也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麻烦。我丈夫一当选，我就开始收到大量从世界各地发来的信件。来信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其中有一封来自巴尔干新型国家的妇女组织，她们主要从事政治和社会改革工作。该妇女组织希望我能提供帮助，让她们有机会在美国建立一个类似的组织。

我尽可能以优雅和礼貌的方式拒绝各种请求，而不是命令或仔细考虑怎么帮助她们。只要我稍微想象一下就会有令人惊讶的发现，我的答复很可能立即就会被收信人理解为一种个人兴趣所在，理解为我对那个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同情。她们还会宣布我是这个年轻国家的好朋友，也是它所有敌人的敌人。这事会成为华盛顿的外交主题，而国务院必须想方设法，让我温和地摆脱所谓积极参与巴尔干问题带来的麻烦，我也会因此得到教训。

白宫四年，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令人吃惊的信件，但我很快学会了坦然面对来自各方的求助。如果你知道总统妻子到底会收到多少信件，一定会大吃一惊。其中大多是全国各地小型慈善机构写来的信。节假日之前，特别是复活节和圣诞节之前，凡是举办义卖或教堂交易会活动的组织都会想方设法要求我做出某种贡献。他们从不会直接要求金钱援助，而是希望我赠送一件有意义的物品，当然必须是我使用过的，我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西奥多·罗斯福夫人曾经用白宫的照片作为个人物品，我决定参照她的做法。南门廊风景很不错，于是我挑选了南门廊照片，约8×10英寸大小，在一角签上姓名，请求对方以我的名义惠存。这张签名照片可以算是最令人满意的纪念品，我粗略地估计了一下寄出的签名照片张数。因为同时制作几百张，花销并不那么多，捐助给慈善事业也不会有铺张浪费的感觉。另外，手帕也很受欢迎，我总是随身带上些手帕以便不时之用。

感觉有点跑题了。回忆白宫每一个社交季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其实特别想告诉大家各色招待会和晚宴的人员组成，另外还有白宫的时尚和格调形成的历史过程等。既有一脉相承的特点，又在不断变化之中。和我一起生活了四年之久的白宫工作人员，想必每个人都和我一样，知道点点滴滴。但我总在提醒自己，这本书并非完全为他们而写，还有未曾来过华盛顿的读者。他们远离华盛顿，根本无从知晓这一切，但他们也一样有权了解美国首都。这本书同时也是为想知道美国总统到底如何处理立法、行政、外交或社会事务的人而写。

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注解：

[1]　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édicis，1519—1589），出身于意大利贵族，一生历经法兰西五代国王，在法兰西的政治生活中具有广泛的影响。——译者注

[2]　一种果汁饮料，又译为宾治。——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