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观察人士眼中，日本的迅猛发展多多少少是个谜。日本是个鲜花与铁蹄、勇猛的英雄主义与精美易碎的茶盏共存的国家，是奇妙的阴影在新旧世界的微光中相互交替的奇异的朦胧之地。直至近年来，西方世界从未严肃地看待过日本。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在世界之林中取得一席之地的努力和成就在许多人眼中似乎成了对基督教的威胁。在神秘世界里，没有什么是难以置信的。人们往往夸大对未知事物的想象。世界各国难道不是对新兴的日本众口一词地谴责，又荒谬地大唱赞歌吗？我们既是现代进步的宠儿，又是可怕的邪教复活——我们就是黄祸本身！

难道西方世界不需要抛弃对东方的成见，就像东方需要了解西方一样？西方尽管拥有浩瀚的信息来源，可悲的是，他们对于我们仍然抱有许多误解。我们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头脑简单的芸芸众生，他们的想法为种族偏见和十字军东征遗留下来的对东方的模糊仇恨所左右。然而，甚至比较博学多闻的人也未能意识到日本复兴的内在含义，以及我们真正渴望达到的目标。也许，由于我们面对的问题极为复杂，我们的态度往往是自相矛盾的。大概，东方的亚洲文明史在西方大众脑中有着不可变更的版本。这一事实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外在世界对我们的现状以及未来可能抵达的境地持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同情我们的人一直很乐见也很惊讶于我们快速引进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与各种产业，确立了立宪政体，设立了打一场大战所必备的组织机构。他们却忘了，推动日本取得当前地位的那场运动的力量不仅在于她能接受外来文明的方式方法，也来自她能吸收外来文明理念的先天雄浑气魄。对于一个民族，正如对于一个人，并不是外在知识的积累，而是内在自我的领悟，带来真正的进步。

怀着对指导过我们的西方的无限感激之情，我们必须仍旧把亚洲看作我们真正的灵感之源。是亚洲留传给我们她古老的文化，为我们植下重生的种子。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她所有的儿女里，我们得以证明自己配得上继承她的遗产。尽管为民族重新觉醒而进行的奋斗将遭遇重重困难，日本在努力让这个东方国家应对现代可怕的紧急状况时却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我们也曾处于中国和印度目前所处的昏睡状态，直至我们挣脱睡意振作起来。亚洲的夜幕笼罩着我们国家，用它神秘的皱褶裹住了所有的天然冲动。知识活动和社会进步在暮气中窒息。宗教只能抚慰，却不能治愈受伤灵魂的痛苦。倘若不了解我们从中走出的黑暗背景，就不能了解我们背上的包袱有多重。

很久以前，在3世纪被蒙古人征服后，亚洲就开始衰落了。随着那次灾难性入侵，夜幕降临亚洲大地。在这夜幕的映衬下，中国和印度的古典文明闪耀得更加灿烂。从早期开始，黄河和恒河的子孙就发展出了一种堪与希腊和罗马最开明时期相媲美的文化。这种文化甚至预示了现代欧洲先进思想的到来。佛教先于基督教几个世纪进入中国和更加遥远的东方国度。它把吠陀和儒家的理念编织在同一张网里，实现了亚洲的合一。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洪流流经了佛教地区的各个角落。所有关于克什米尔寺院中的那烂陀大学在哲学上取得新进展的消息都是拜谒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思想中心的朝拜者和云游四方的僧侣们带来的。这些王国之间时常派遣使节进行礼仪性互访，和平推动了不同国家之间的艺术“联姻”。亚洲整体生活的融合给各国带来了新的动力。我们注意到一个奇妙的现象，那就是在一个国家为取得更高的人文表达方式而努力的同时，另一个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运动。

自由主义和宏伟壮丽引发了对诗歌与和谐的崇拜。这正是6世纪印度超日王[1]时期的特色。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唐朝历代皇帝统治下的辉煌年代，以及我们日本同一时期位于奈良的天皇朝廷里。强调个人主义和重新统一国家的运动在8世纪的印度，以印度教使徒商羯罗的出现而引人注目。接下来在宋朝，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活动。这一趋势在新儒家学说和佛教禅宗的翻新中达到顶峰，在日本和朝鲜也产生了回响。因此，在基督教与中世纪思想苦苦争斗之际，信奉佛教的国度却是一个文化的百花园，每朵思想之花都绽放出自己的异彩。

可是，呜呼哀哉，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铁骑把这些文明区域践踏为废墟，使其成为同他们家乡一样的文化沙漠。这不是来自大草原的将士首次出现在中国和印度的富饶河谷。匈奴和来自中西部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曾多次成功地在短期内统治过这些国家的边陲地区。然而，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不是被驱逐出去，就是被驯服，最终被平原地区的平静生活所同化。但是，最近这次蒙古人的突然崛起规模超出了以往，注定不仅要推进到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还要跨过乌拉尔山，蔓延到莫斯科及周边地区。成吉思汗的子孙在中国建立了元朝，定都北京，从1280年一直统治到1368年。他们的远亲在印度发起了一系列攻击，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元朝仍然信奉佛教，尽管其形式已退化为人们所称的喇嘛教。但是，步伽色尼王朝[2]君主马默德[3]的后尘进入德里的蒙古帝王们，在火速征服南亚的道路上接受了阿拉伯人的信仰。他们不仅灭绝了佛教，还迫害印度教。伊斯兰教在中国和印度之间设置了一道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的屏障，这对信奉佛教的地区是个可怕的打击。对人类进步如此重要的交往之流猝然被阻断了。在13世纪后半叶，征服了中国的蒙古人试图进犯日本，迫使朝鲜成为他们的盟友。自那时起，我们自己与亚洲大陆邻国源远流长的关系也开始疏远。这种处于交战状态的对立持续了将近四十年。不过，由于日本是个岛国，我方将士英勇善战，我们成功地击退了他们的多次进攻。他们侵略的记忆并没有被抹去，甚至导致我方采取报复性措施。我们与唐朝和宋朝宫廷历史悠久的友谊被忘却了。近年来，我们与天朝大国发生战争的一个潜在原因可能是双方的相互猜疑，这种猜疑已经存在了多个世纪。蒙古人征服亚洲之后，佛教地区被撕扯得四分五裂，再也没有统一起来。现在，亚洲各国对彼此知之甚少，对降临在邻国身上的厄运也无动于衷！

蒙古人的突然崛起对信奉佛教和信仰基督教的地区所产生的影响迥然不同，不能不令人印象深刻。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长期以来相互侵犯，在海事方面展开竞赛，这使他们拥有精良的装备来应对游牧民族侵略者发起的猛烈进攻。尽管不乏短期的挫败，欧洲在抗争中甚至可以说取得了一些优势；而这些侵略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说却是灾难性的。正是在这些抗争中，欧洲首次壮大了组合的力量，使她今天能如此强大。蒙古人的突然崛起取代了土耳其的游牧部落，促使了撒拉逊[4]和奥斯曼帝国的诞生，使西欧国家有机会联合起来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基督教骑士的精神之花在耶路撒冷城下和多瑙河畔一劳永逸地结成联盟，强化了基督教的概念，这是信奉天主教的罗马帝国决然无法凭一己之力做到的。君士坦丁堡的衰亡本身就是意大利出现文艺复兴的主要原因之一。

东方文明平和与自给自足的本性使其在抵御外来入侵方面始终比较软弱。我们不仅听任蒙古人破坏亚洲的统一，还听任他们摧毁印度和中国的文化生活。成吉思汗的子孙在北京和德里的皇位上，把专制制度永久化，这与被他们征服的国家的传统政策背道而驰。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完全缺乏同情心，引进外来的官方语言，拒绝让当地人参与重要的管理活动，以及民族理念与宗教信仰方面的可怕冲突，这一切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冲击，在精神上给当地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时至今日，印度人和中国人还没有从中恢复过来。只有那些温顺地屈从野蛮人保护的奴颜婢膝的人被允许继续从事学术活动。原有知识界的活力所剩无几，只能在林涛绝望的回荡中，以及市场上粗野的笑声中略闻一二。艺术从此变得不是过度因循守旧，就是光怪陆离。

伺机推翻外族统治的行动并不罕见，其中一些甚至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外来暴政的威逼下，民族意识瓦解了，重新统一国家几乎形同白日梦。当地王朝无法抵挡一波波新的外来入侵。中国的明朝在14世纪中叶从蒙古人手里夺回政权，然而不久就陷入内部纷争。刚刚修复蒙古人酿成的废墟，在接近16世纪末的时候，又出现了来自北方的入侵。满族人从当地统治者手中夺去了王位。尽管这个新王朝较为睿智的政治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满族和汉族之间始终未能达成完全的融合。

如今的天朝大国内部如此分崩离析、离心离德，以致它无力击退外来的攻击。用铁腕攫取了中国一些最重要港口的欧洲，甚至在觊觎瓜分整个中国。印度也是如此。马拉塔人[5]和锡克人[6]试图推翻伊斯兰暴政的起义虽然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并未明确发展为普遍的爱国主义行动。缺乏团结一致、共同攘外的精神使得一个西方国家能够决定印度的命运。

丧失了主动精神，厌倦了无力的反抗，被剥夺了应有的雄心，中国人和印度人今天匍匐在无可避免的命运面前。他们中的一些人靠缅怀以往的光荣岁月打发时日，其因循守旧和排外的态度因而变得更为强硬；其他人的灵魂则飘浮在空灵的梦幻里，向未知世界去寻慰藉。也许，笼罩着他们的亚洲的夜幕，并非没有其自身不可思议的美。它使我们回想起我们东方人如此熟悉的令人沉醉的夜晚，奇异而怅惘，伤感而清澈，像爱情一样变幻莫测。在薄幕的后面，在人与灵相交之处，伸手可触星辰。在无声胜有声的静谧中，可以感受到自然隐秘的韵律。

已经证明自己能够击退蒙古人入侵的日本，轻而易举地抗拒了西方的蚕食企图。17世纪初，在耶稣会人士唆使下发生的岛原之乱[7]就是一例。我们一直夸口说外国征服者永远不能玷污日本的土地，然而来自外界的侵略企图使我们岛国的偏狭之见转变为渴望完全与世隔绝。耶稣会战争发生后不久，能在公海上行驶的大型船只的建造活动遭到禁止，任何人都不得离开我们的海岸。我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地点是港口长崎。在那里，只有中国人和荷兰人被允许在严格的监视下从事贸易活动。在将近二百七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就像活活被埋葬了！

然而，一个更悲惨的命运在等候着我们。一手造成日本与世隔绝的德川幕府的大将军们统治了国家，从1600年直至1868年，把全国置于一个无形的专制网络之下。从最高层到最底层，所有的人都落入一张微妙的相互监视的网。构成个性的所有要素在顽固的注重形式的重压下都被碾得粉碎。外在被剥夺了所有的激励因素，内在又被禁锢起来，我们的岛国在传统的迷宫中摸索前行。最黑暗的就是笼罩着我们的亚洲的夜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