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批评人士认为，鼓励人们读书是德川幕府政体的一个弱点，导致了它最终的倒台。在德川家康创立的体制下，帝国的每一个儿童都必须在当地僧侣的指导下学习读和写，因此连地位最卑微的农民也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办起了无数书院。这些措施无疑为国民从内心接受明治维新的信息做了准备。然而，我们在探究德川幕府给予人民这些义务教育的含义时会发现，德川家康和他的继任者们的算计并没有完全落空。

各门学科的知识都很有趣，但是有些课程趋于鼓励无知，佛教和儒学方面的课程便是如此。在德川幕府创办的书院里，佛教和儒学是它们教授的全部课程。在我们的自然景观里，宝塔星罗棋布，所有的山峦都回荡着寺院的钟声。各个封邑都办有大学堂。在德川幕府时期，每个村庄都会传出琅琅的读书声。注意到这些事实的人，一定会对佛教和儒家思想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发挥了这么小的作用感到惊讶。事实是，这些教育从不涉及国家事务，它们的影响完全在于加强服从意识，强调和为贵。

我们不同意仇视德川家康的人的看法，他们指责他是个怀疑论者，只把伦理和宗教作为推动落实自己终极目标的手段。德川家康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兼具克伦威尔和黎塞留[18]的许多特征。他很真诚，为了他所认为的国家最佳利益，遵照自己的见解来行事。下面这个显示他仁爱的例子就足以驳斥被用来反对他的有关他残酷无情的指称。一次战役中，他注意到敌方使用箭杆松散的箭，这些箭的箭头滞留在伤口里，令中箭者十分痛苦，要弥留一段时间才会死去。于是，他下令德川一方制作的箭头要牢固地束紧，箭杆和箭头都要涂上漆。不过我们相信，“这个老獾”（人们经常这样称呼他）完全了解佛教和儒家思想的含义，他的老于世故和对人性的认识使他不会意识不到他那个时期的东方哲学可能有助于巩固他的政体。

佛教对国家从不构成威胁，原因要追溯到有关社会秩序和超社会秩序的对立这一古老的东方观念。这种对立是指，一家之主的伦理生活有别于四处云游的隐士的宗教生活；二者形成对比，但并不一定是敌对的。在东方社会里，人们的义务相互协调，还存在一些中介行业。这些自有其动人之处，然而都是建筑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最佳结果只能是因循守旧，对人们施加群居生活的道德束缚。在另一方面，宗教提供了获得真正解脱的手段，使人能达到个体主义的顶峰。理想的僧侣是自由之子，舍弃世俗生活，重生于精神世界。他就像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他沉默寡言，就像他在其中沉思冥想的森林；他无拘无束，就像把他的僧袍吹得上下翻飞的风。他不属于任何种姓，也不属于任何国家。即使王位被推翻，国家受到奴役，那又怎样呢？难道佛陀，教化断绝尘念的大师，没有用炯炯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王国的子民被完全灭绝？

社会，这个注重传统与伦理的世界，钦慕地望着自由世界，带着惊异凝视着心灵工作者们取得的成就。他们在跋涉无人涉足的领域、走向光明之际，把学派和宗派的界限抛在脑后。中国清朝的官员，在金银财宝和绫罗绸缎的环绕中向往着竹林，在漫山遍野的松涛的呼唤下发出叹息。印度和日本一家之主的最高愿望是，到了能把世俗事务交给子女的年纪，就可以隐居山林，了解隐士的更高境界。穿上任何人都能穿的僧袍，他觉得自己从世俗世界里解脱了。为了逃避社会的羁绊，我们的艺术家剃去须发，装扮成僧侣。但是社会和超社会的世界从不发生冲突，因为双方都是对方的副本。在印度社会里，沙门[19]思潮与婆罗门[20]理念在所难免地相抗衡。在中国，道教和儒家占据着同样的位置。这其中包含着宽容的隐秘，使印度成为各类宗教的博物馆，促使中国欢迎外来的信仰，如佛教、拜火教、景教、伊斯兰教和现代基督教，只要它们不干预中国的政体。这种双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的现代政治家对宗教问题表现出自由放任和显然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态度常被诠释为来自欧洲治国之道的荒谬理念，否则就是出于不可知论的荒唐想法。政治生活与宗教生活的分野，政府与教会的分离，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全新的概念。事实上，尽管我们有庙宇和寺院，我们并没有教堂。

佛教理念与生俱来的个体主义不像欧洲的天主教，始终在防止一个强大的能对政府施加影响的组织形成。而天主教目前对一些国家来说，甚至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日本的一些僧侣之所以能拥有世俗权力，完全是因为在封建时期之前的帝国时期，他们能对天皇或他的官员施加个人影响。这有点像世俗社会向神明献上的供奉，全然是个人关系造成的临时性产物。无论是作为一个组织还是一个宗教派别，僧侣们试图拥有高于政府的权力的情况极为罕见，社会意识总是渴望收回它认为属于自己的特殊职能。一位君主有可能被他的宗教热忱冲昏了头脑，但是王朝统治集团必然会恢复自己的均衡。随着镰仓幕府的兴起，京都朝廷精心培育的佛教的影响力衰落了。这时已成为主要思想流派的禅宗这一极端个体主义派别并未宣称自己拥有政治抱负。在紧随其后的狂暴年代里，周边的豪族对寺院的掠夺性攻击导致僧侣们建立起武装，英勇善战的僧侣守护着庙宇的殿堂。他们或独自作战，或与各路诸侯结成联盟，这是足利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这些战役中，他们常常冲锋陷阵，以慈悲为怀的僧袍难以遮掩下面沾染了血污的铠甲。然而在德川家康时代，在最后一个还能号称拥有一些武装信徒的派系本愿寺[21]被大将军顺利收服之后，他们几乎销声匿迹了。

德川家康对佛教的政策体现了东方政治家特有的基本理念。身为儒家弟子，他把三位同时代的伟大僧侣视为最亲密的朋友。倘若耶稣会运动没有隐含政治威胁的意味，他对基督教甚至也会容忍。他保障了寺院的特权，恢复并保证了他们的收入，还为发行宗教刊物拨款。他甚至强行设立了宗教裁判制度，通过上颈手枷和逐出空门等手段惩处那些违反寺院诫命的僧侣。然而，与此同时，他禁止僧人参政。在与朝鲜的外交礼仪中，他废除了使用佛教代理人的常规，任命一位世俗官员管理与宗教界有关的事务。佛教的影响力在衰退。在政府的保护下，僧侣们享有悠闲的文化生活，寺院变成了大学堂，置身其中的僧侣与其说是由于圣洁不如说是因其博学多识而闻名于世。那个时代生出的唯一一个新的宗教派别只是在遵守诫命方面不同于其他派系。在那个强调秩序与严厉制度的时代，遵守诫命是个受到广泛讨论的话题。

与佛教一样，儒家学说在后来的发展中，通过吸收道家思想和佛教理念，变得超脱于社会，对政治漠不关心。在中国，从唐朝后半期开始，儒家学说就变得带有宗教意味，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讲伦理。在日本，这种倾向尤其明显。因为在我们的封建时期，各门学问都是佛教徒在研究。因此，在德川幕府的书院里，早期的教师大部分是僧侣，他们为了传授世俗知识被诱导返回世俗社会。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脱下僧袍，甚至在开始像其他武士一样佩剑之后还坚持落发。他们都是宋朝的新儒学派系——理学家朱熹的信徒，他们传授的学问与他们的服饰完全一致。新儒学是那个杰出的“光明”时代的产物。当时在文学艺术方面涌现了大量的创造性努力，以融合道家、佛家和儒家思想为宗旨，展现了反映亚洲整体意识的辉煌成果。它的传人根据他们在精神上比较接近的中国和印度的思想，对经典儒家学说做出与众不同的阐释。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称为“迷失的禅学弟子”，正如新婆罗门教徒商羯罗被指责为“伪装的佛教徒”。

然而朱熹，由于他更倾向于中国圣人孔子的学说，被视为新儒学的中心人物。他对孔子学说的注释被明朝皇帝永乐定为官方教科书，他的学派也被德川家康视为正统而接受。新儒学的总趋势，即使是朱熹，也趋向于抽象思维与推理，以致它的信徒只是稍稍与佛教徒有所不同，专注于内省是它智力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朝的学者，出于拘泥形式的本能教条地对待朱熹的教诲，把精力徒然耗费在他有关品行的抽象条例和术语上，日本的大学士也沿袭了这种学风。

因此，儒家学说被剥夺了它的精髓，即讲究实际的伦理学。德川幕府时代的一个谚语就是“像读书人一样愚蠢”。两个异端的学派试图逆流而上，给儒家学说注入活力，不过他们只有为数不多的追随者。因为德川幕府对思想审查得很严，压制了所有敢于对德川书院的正统训诲提出异议的学派。

因此，德川家康灌输给日本的知识，终究只是对社会活动促进不大的那一类。他的教育体系，正如他为削弱京都朝廷或地方诸侯的权力而采取的军事防范措施一样，是他为保持专制统治而拟定的构想的一部分。然而，说他开启的鼓励学习的风气推动了日本现代国民性的形成却并不为过。佛教与新儒家（后者实质上是佛教思想）赋予了日本民族冥想的倾向，使其在紧急情况下能处乱而不惊。如果说他未能开启一个进步的时代，至少他教会了人们如何保持稳定。倘若不是因为这一点，明治维新时期的剧烈动荡，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思想狂飙般地降临，会把日本从她自古以来停泊的港湾凭空卷起，抛入巨浪滔天又深不可测的大海之中。

若不是因为崇尚精神，亚洲就全然无足轻重。但是，崇尚精神的人不是姓名或形态所能体现的。他来了，不知来自何方；如同另一个罗恩格林[22]，在身份即将暴露时他会杳然而逝，去探寻未知世界的奥秘。真正的灵性舍弃寺院的奢侈与书院的轻松，艰难地栖息在孤寂的浪人学者的怀中。就像被白雪覆盖的水仙为一瞥天堂而憔悴，它寂静的灵魂背负着难以泯灭的春天即将到来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