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由于美国使团的及时到来，以及它在日本与外界关系上所持的坚定态度，我们可能进入一个内乱期，打一场比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惨烈得多的内战。美国使团的到来对日本的直接影响是重新巩固了德川幕府迅速衰落的权力。次要的争执被暂时搁在一边，整个国家都期望幕府大将军作为现有一切权威的代表，率领日本军队抵御他们眼中的西方侵略。于是，德川幕府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让它最后垮台的时间推迟了15年。在这段时间里，极端改革派在压力下未举行暴动，国家得到了一个机会，为即将到来的重大变革做准备。

倘若德川幕府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处境，在新的事态下他们可能会无限期地保住自己的权力。然而，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在内阁与大奥[40]的竞争中发展出不和谐的因素，导致整个德川体系最终土崩瓦解。

与东方所有的君主政体一样，德川幕府的存在具有双重性，外在的政府部门与内在的将军家室。这两种表现形式，前者展示最高统治者代表了经过长期经验传承下来的国家共同的政治智慧；而后者则是独裁，其意志就是法律。理想的统治者会在宴会上停下来倾听子民的抱怨，会全力以赴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宁可与愁眉不展的顾问交谈，而不去聆听宫廷美女演奏的曼妙乐曲。然而，即使在信奉儒学的国度里，人性也是脆弱的。一个朝代的命运往往伴随着她的代表听信内阁还是大奥而起伏不定。我们发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史实就是，家庭影响占优势时往往会引起暴乱，而内阁的优势只是在外来强国入侵时才会被推翻。近年来，两种势力之间常会达成某种妥协，造成一种君主意志实际上遭到双重体现的状态。这种安排引起许多令人尴尬的纠纷，尤其是在涉及外交关系的时候：家族成员可能否认内阁所确认的，反之亦然。

按照天国的惯例，中国皇室中男性的意见是不被采纳的。皇权经常由皇后或某位女性政治人物执掌。她在后宫驾驭政府，使内阁大臣们既惊愕又沮丧。这些女性中有些是杰出的天才人物，成功地控制了整个国家。汉朝的吕后和唐朝的武则天就是女性簒夺全部统治权的著名例证。中国目前的慈禧太后也为皇室成员胜过总理衙门或内阁提供了精彩案例。

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内阁与大奥之间摩擦不断。从德川幕府缔造的大名中选拔的最精明强干的大臣竭力维护德川家康的传统政策，这些政策在他们眼中几乎形同国家宪法。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睿智的政治家，对民族精神了解得十分透彻；尽管信奉专制主义，却从不伤害民众的情感。正是得益于他们的影响，幕府大将军即使性格懦弱，也总能得到子民的尊重。然而，当大将军受到后宫的影响、不顾公众舆论推行不利民生的措施时，他就成了千夫所指的暴君。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内阁仅仅提出微弱的抗议，因为武士的行为准则禁止他们违抗主公的意志。

江户城堡的女眷们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甚至在德川家康时期，始终是活跃的参与者，其中许多人是德川家康深为信赖的朋友和才华横溢的顾问。派女眷去执行机密而敏感的任务是这个体系的常态；她们在他继任者的政府里成了一支受到充分认可的力量。在幕府大将军全然倾向于独裁的时候，私生活里围绕着他的女眷们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他的母亲、妻子、奶妈，或是他最宠幸的女子，她们都不断牵动他的情感，谋求决定他的行动，他必须个性非常坚强才能不受这些丝绸纽带的羁绊。由于女性本能地趋于保守、憎恶妥协，她们拥有自己一脉相承的政策，使所有试图改革的内阁大臣都有所畏惧。她们对朝政的干预不像蓬帕杜夫人[41]或蒙提斯班公爵夫人[42]的一时插手，而是一整排的红衣女主教在运作。由于大奥的反对，德川幕府的政治家水野忠邦未能完成他提出的改组地方政府的建议。正是通过她们的影响，越前守（水野忠邦）推行他旨在纠正许多铺张浪费现象的禁奢令的努力遭到遏止。在德川幕府的后期阶段，内阁提出了许多明智的举措，皆因大奥权势过大而胎死腹中。

第一个美国使团出现的时候，大权在握的德川幕府第十二任大将军[43]是位年轻懦弱的亲王，不过他有一位精明强干的老中[44]（内阁首辅大臣）阿部正弘[45]。阿部正弘对时局了然于胸，开启了开明的政策。日本能取得今天的地位要归功于这项政策。他所采取的行动的真实含义一向为大量自相矛盾的非难与覆灭朝代的政治家所蒙受的耻辱所掩盖，他在面临大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与佩里司令谈判达成的友好条约甚至也遭到恶意批评者的过度贬低。然而，正是这项条约使我们开始与外界接触。他的温和与节制并不是怯懦；倘若他允许自己被激励大名们的好斗精神冲昏头脑，日本可能已经可悲地展示了自己。拒绝与美国大使馆周旋或许会招致轰炸；尽管武士们异常英勇，然而面对装备精良的美国人，他们旧式的大炮和堡垒能有什么用？正是由于阿部正弘充分认识到我们对战争毫无准备，日本才幸免于难。我们也要真诚地感谢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他在谈判中表现了无穷的耐心与公正。东方国家从来不会忘记他人所表现的仁慈，不幸的是在国际上这种仁慈甚为罕见。现在，佩里司令的名字对于我们已经变得十分亲切，以至在他抵达日本的五十周年纪念日，人民在他登陆的地方树起了一座纪念碑。

不要以为阿部正弘充分意识到了与外国交往的重要性，甚至欢迎这种交往。与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他只是认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对西方世界了解甚少，把处理与美国人交往的事宜交给他的外务大臣——他死后接任老中一职的堀田正睦。不过他认识到，日本极有必要掌握西方的知识，这样她才能捍卫自己不受外来侵略。他的这个论点最终给德川当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说服好战的大名在他有生之年不惹事。在政府的赞助下，他开办了一所首次公开教授各门来自国外的自然科学的学校，现在的东京帝国大学就是从这所学校发展起来的。

在那之前，除了医学以外，人们被禁止寻求外来知识。学生们不得不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秘密学习。然而现在，证明自己有能力的人得到了升迁，并在工作中受到鼓励；我们的士兵在荷兰式和法国式的演习中接受训练。政府向荷兰订购了战舰和商船，并派遣年轻的武士去学习如何建造和管理这些船只。这就是现代日本海军的开端。不许建造大于某一尺寸的船只的禁令取消了，许多像水户藩和萨摩藩藩主这样的大名争相打造大型船只。阿部正弘的主要想法似乎是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德川幕府的统治。看来他意识到全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有汲取新的活力才有可能挽回德川政府迅速跌落的声望，使其免于灭顶之灾。他打算使幕府成为推动帝国前进的一切势力的核心。怀着这种想法，他开启了在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上都征询天皇和大名会议意见的惯例。而德川幕府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一步铸成了大错。他通过实现萨摩藩主的爱女与幕府将军联姻加强了大名中最有势力的萨摩藩主对幕府的忠心，通过积极备战使水户的老藩主心情愉悦。他纠正了许多现存的弊病，对管理制度实行了改革，甚至从低层武士中选拔能干的人才担负重任，竭尽全力恢复德川幕府的威望。

当时在重要性方面仅次于外交问题的是，现任大将军去世后，谁来继承这位既没有子嗣又确实体弱多病的大将军的位子。事实上，第二个问题后来被证明更为重要，因为正是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式导致了德川幕府的最后陷落。在德川家族的所有亲王中，水户老亲王的四子德川庆喜似乎是继位的最佳人选。所有的大名和武士都崇拜他，不仅因为他的父亲，也由于他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才干。他对天皇的忠心尽人皆知，而且据说，京都的朝廷对他任大将军会感到欣慰。阿部正弘认为，由德川庆喜继任大将军很可能巩固德川幕府的统治，因为一位受到大名和京都朝廷支持的才华出众的大将军几乎所向披靡。任命德川庆喜为大将军只有一个棘手之处，那就是现任大将军和他后宫里的女眷们不喜欢庆喜。作为一名武士和封建领主，阿部最主要的职责是服从主公的愿望；而作为一位内阁大臣，他意识到江户城堡的女眷们很有权势。他很清楚对于奉行保守政策的大奥来说，他的各项创新都令她们极为反感。大奥对于任命一位像德川庆喜这样意志坚强的幕府将军都感到担心，因为后者可能会拒绝仅仅成为她们手中的傀儡。出于这个原因，阿部不敢暴露他的真实意图，因为他知道大奥可能会向内阁大力施压，挫败内阁在重组德川政府方面的一切努力。他对继嗣问题的态度十分谨慎，看上去似乎举棋不定。倘若他多活几年，或许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1857年他倏患重症，猝然离世，只活了39岁。这位本来可以逆转德川幕府衰落命运的伟大政治家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接替阿部正弘出任老中的崛田正睦尽管不像阿部那样有才华，却仍然试图贯彻前任的政策。他未能得到京都朝廷的尊重，并在不经意间疏远了与大名的感情。1858年春，他为争取天皇批准新起草的条约离开江户时，几乎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这项条约的条款是他和美国公使汤森·哈里斯共同起草的。时代的确变了：德川幕府的老中首座不得不亲自前往京都，去回答朝廷公卿提出的问题。而在过去，这些人在他面前会浑身战栗。京都的朝廷已经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乐于酣畅淋漓地一饮方休。在长时间里被孤立于国家事务之外，这些帝国宫廷的朝臣们对于国家的政治问题感到不知所云，一提到带有外国意味的概念，保守主义倾向就会让他们畏缩不前。对于真诚地相信有必要与外国交往、开展贸易的崛田正睦来说，向一个首次听说这些事务的朝廷做出解释是个艰巨的任务，因此他的使命失败了。朝臣们向他提出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比如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外国公民竟然不服从他们前来居住的国家的法律。

崛田正睦的不受欢迎给了大奥一个掌控政府的机会。在他逗留京都期间，江户城堡的女眷们以一位在大将军继嗣问题上与她们看法一致的人取代他出任老中。井伊直弼[46]是彦根藩藩主，德川幕府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位传人。正是他成功制造了1859年的可怕政变。尽管是大奥挑选他作为她们政策的代言人，这位彦根藩主并不是奴颜婢膝之人。他是一位忠心耿耿的旧式大名，甘心为自己的君主赴汤蹈火。他的祖上是德川家康军队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世袭的忠诚使他无法忍受京都朝廷和大名们侵蚀德川幕府由来已久的威望。对于他来说，德川幕府的继嗣问题纯粹是德川家族要解决的家事，其他人无权过问。他认为，与外国签署条约是国家自古以来授予大将军的特权，与朝廷公卿或大名磋商是错误的。他意识到日本正在经历一场危机，不过，他坚信德川幕府的权威可以通过绝对独裁再次树立起来。正是带着这种决心，他在1858年夏接受了病入膏肓的大将军的召唤。在此之前，江户城堡的女眷们一直敦促大将军召见井伊直弼。

在接受了大老[47]的职务之后，井伊直弼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宣布纪川藩的德川家茂为病危的执政大将军的继承人，而不是大名们推荐的候选人——水户藩的德川庆喜。德川家茂受命时只有十三岁。他作为德川幕府第13任大将军一直统治到病殁的1866年，其后由德川庆喜继任。井伊直弼采取的第二个行动是贬黜在继嗣问题上持反对意见的大名们公认的领军人物。水户藩的老亲王和越前藩的藩主都被迫辞职。从崛田正睦开始，阿部正弘一派的成员都降了职。他采取的第三个行动是与各个西方国家签署商贸条约，完全不顾及天皇的意愿。有关这些行动的呈报也是作为普通邮件送抵天皇的。

所有这些措施，尤其是最后一个，实质上是违背民族情绪的虚张声势。朝廷对于德川幕府新上任的大老的蛮横无理极为愤怒，京都成了心怀不满的大名们的密使碰头策划反击的中心。水户的亲王收到天皇的敕令，要求他召集大名们开会，商讨改革德川内阁的事宜。井伊直弼通过他布下的密探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迅速采取了行动。

1859年春，将近四十位较为杰出的鼓吹倒幕的人士以叛国罪遭到逮捕。他们不是被斩首，就是被监禁。所有涉案的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其中包括学者、诗人和艺术家。一位朝廷女官也由于受到牵连而被流放。许多公家不得不剃去须发，从公众事务中隐退。这次政变最可悲的结果是，日本失去了许多卓越的天才人物。其中被斩首的有长州藩的吉田松阴，他是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的先驱和精神导师。还有越前藩的桥本左内，一位有着马志尼式聪明才智的政治家。据说，仅仅因为处死了桥本左内，德川幕府就活该倒台。我们的加里波第——来自萨摩藩的伟大的西乡隆盛[48]，在命悬一线的情况下从井伊直弼的宠臣之手逃脱了。

猝然实施的独裁在一段时间里压制了民族精神，但随之而来的寂静带着不祥的预兆。暴政肆虐之时往往徘徊着刺杀的阴影。1860年春末下起了漫天大雪，雪花随着落樱一起在空中飞舞。从彦根藩主的宅邸通往江户城堡樱田大门的路上杳无人迹，井伊直弼和他毫无防备的侍从们出发前往大将军府进行例行的早间朝拜。骤然间，他们遭到十七位浪人的袭击，其中大部分来自水户。卫兵们尚未来得及拔出刀剑，井伊直弼已一命呜呼。杀手们纷纷自杀，只留下几名同党向附近的官府自首，声称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民族自由，而不是因私人恩怨进行报复。

这场悲剧虽然令人扼腕，对国家却有助益。它显示，再度觉醒的日本决心全力以赴地抗拒任何重新加强独裁的企图。也许，采取这种行动无可非议，因为刺杀是被解除了武装的爱国者的唯一武器。对德川幕府专制的铁腕统治举行合法的抗议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德川暴政冰冷的架构在英勇献身的浪人们的热血下像樱田的雪花一样消融了。

深深的不安笼罩着日本。那些一心想全面恢复皇权的人以各种方式刺激着民众的想象力。抨击幕府将军篡权的告示被人悄悄地张贴在公共场所，据传神秘地从天上飘来的预言德川幕府末日的传单出现在帝国的各个角落。戴着面具的团伙伏击官方信使，并拦截运载政府税收的车辆，把钱分给穷人。许多武士舍弃了自己的主公，聚集在京都自愿效忠于天皇。这些浪人的行动更多地体现为象征性示威，而不是公开用暴力对抗幕府。下面就是他们采取的一种方式：一群浪人潜入足利幕府的陵园，将十三个足利幕府时期大将军的雕像斩首，将这些雕像的头颅展示在四条桥附近。这种幼稚的行为对于爱好象征主义的日本民众的心理有着异乎寻常的影响，在激发民众的情感方面比樱田事件更为有力。它使人们免于目睹可怕的刺杀行为，却生动地再现了刺杀的恐怖。

井伊直弼被刺后，德川幕府不再拥有一位能妥善应对局面的内阁首辅大臣，而它试图与民众意愿妥协的做法也被视为承认自己的虚弱。在井伊直弼之后继任资深内阁成员的安藤信正说服京都朝廷同意将天皇的妹妹和宫亲子内亲王下嫁大将军德川家茂。1861年，这宗政治联姻受到大张旗鼓地庆祝，但是并没有缓和朝廷与幕府的紧张关系。公众反对德川幕府的情绪十分高涨，以致人们轻易相信皇家新娘遭受虐待的谣言。首席老中甚至被指控把内亲王扣为人质，以争取朝廷默认他前任的独裁措施。第二年，他在前往将军府的路上遭到浪人的袭击，但这些刺杀行动未能成功。安藤本人剑法娴熟，砍倒了两位袭击者，而他的卫士则把其他人驱散了。反复出现的对德川幕府大臣的袭击显示了这些事件的倾向性。与此同时，四十位较有权势的大名收到天皇关于保卫京都的敇令。皇位再次成为真正的权力中心，江户城堡只是它主要陪臣的大本营。大奥在试图压倒内阁的斗争中，给了整个德川幕府致命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