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民部艺文
化民有道对汉东方朔
时天下侈靡趋末，百姓多离农亩。上问朔：吾欲化民，岂有道乎。朔对云：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经历数千载，尚难言也，臣不敢陈。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当世耆老皆闻见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缊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玳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丛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陛下诚能用臣朔之计，推甲乙之帐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马示不复用，则尧舜之隆宜可与比治矣。易曰：正其本，万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愿陛下留意察之。
《王泽流人心感策》唐白居易
夫欲使王泽旁流，人心大感，则在陛下恕己及物而已。夫恕己及物者，无他，以心度心，以身观身，推其所为，以及天下者也。故己欲安，则念人之重扰也。己欲寿，则念人之嘉生也。己欲逸，则念人之惮劳也。己欲富，则念人之恶贫也。己欲温饱，则念人之冻馁也。己欲声色，则念人之怨旷也。今陛下念其重扰，则烦暴之吏退矣。念其嘉生，则苛酷之吏黜矣。念其惮劳，则土木之役息矣。念其恶贫，则服御之费省矣。念其冻馁，则布帛禾麦之税轻矣。念其怨旷，则妓乐嫔嫱之数减矣。推而广之，念一知十，盖圣人之道也。始则恕己以及人，终则念人而反己。故恕之又恕之，则王泽不得不流矣。念之又念之，则人心不得不感矣。泽流心感，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有也。
《君者以百姓为天赋》宋王禹偁
勿谓乎天之在上，能覆于人，勿谓乎人之在下，不覆于君。政或施焉，乃咈违于民意，民斯叛矣。同谪见于天文，在乎观百姓之劳逸，岂止仰一气之絪缊而已哉。徒观乎浩浩元穹，蚩蚩黔首，覆盂之状，何在倚杵之刑，莫有苟知乎御之以道，亦类乎戴之而走。悠也久也，固无杞国之忧。养之育之，宛其娲皇之手。取彼穹昊方兹兆民，匪在苍苍之色，勿轻蠢蠢之人。虽令不从，反时之焚。是比抚我则后，无亲之义斯陈。可仰兮匪独高明，可畏兮亦惟黎庶。每虑其一夫不获，窃比于六龙以御。验恶纣以归周，似厌秦而授楚。是知察彼哀乐，同兹惨舒。但人心之悦矣，任天道之何如。教以文章，似列星辰之际。示之淳朴，疑归混沌之初。想夫君既柔怀，民同刚克。如寅畏兮则可，苟暴殄而安得。舆人歌颂，乃大舜之升闻。自我聪明，信惟尧之是则。大矣哉，善化民者，以天为则。善知天者，以民为先。若天人之理洞达，则帝王之道敷宣。宁资裨灶之言，斯为妄矣。自取夷吾之说，不亦明焉。今我后子育兆民，砥平九野，上惟奉于穹昊，下每矜于鳏寡。自然以百姓为天万方归也。
《爱民疏》吕公著
《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雠。人君既即尊位，则为民之父母。万方百姓，皆为己子。父固不可以不爱子，君固不可以不爱民。若布德施恩，从民所欲，则民心欣戴。欣戴不已，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财，不忧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劳，好战不休，烦刑以逞，则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则国从而危。故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然自古人君，临朝听政，皆以赤子为忧。一旦用兵，则不复以生灵为念。此盖献策之臣，设奸言以导上意，以开边拓境为大功，以暂劳永逸为至计。此世主所以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壮从军旅，老弱疲转饷，伏尸流血，而胜负得失，犹未可知也。民劳则中国先敝，夫何足以为功。兵兴则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献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宠。败公而营私耳，岂国家之利哉。
《君以民为体赋》范仲淹
圣人居域中之大，为天下之君，育黎庶而是切，喻肌体而可分。正四民而似正四支，每防怠惰。调百姓而如调百脉，何患纠纷。先哲格言，明王佩服，爱民则因其根本，为体则厚其养育。胜残去杀，见远害而在斯。劝农勉人，戒不勤而是速。善喻非远，嘉猷可稽。谓民之爱也，莫先乎四体。谓国之保也，莫大乎群黎。使必以时，岂有嗟于尽瘁。治当未乱，宁有悔于噬脐。莫不被以仁慈，跻于富庶，教礼让而表其修饰，立刑政而防其逸豫。蒸乂有罪，谅责己之情深。庆泽无私，讶润身之德著。岂不以君也者舒惨，自我体也者屈伸。在予心和则其体俨若，君惠则其民晏如。永贺休戈，攸若息肩之际。乍闻击壤，乐如鼓腹之初。彼以刍狗可方，草芥为比，一则强名于老氏，一则见讥于孟子。曷若我如属辞而比事，终去此而取彼。观其可设，犹指掌以何疑。视之如伤，岂发肤而敢毁。大哉，一人养民，四海咸宾。求瘼而膏肓曷有，釆善而股肱必臻。修兆人之纪纲，何如修己。观万民之风俗，岂异观身。今我后化洽风行，道光天启，每视民而如子，复使臣而以礼。故能以六合而为家，齐万物于一体。
《民政策一》苏辙
臣闻王道之至于民也，其亦深矣。贤人君子，自洁于上，而民不免为小人；朝廷之间，揖让如礼，而民不免为盗贼，礼行于上，而淫僻邪放之风起于下而不能止。此犹未免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于民之自喜，而成于民之相爱。而王者之所以求之于民者，其粗始于力田，而其精极于孝弟廉耻之际。力田者，民之最劳，而孝弟廉耻者，匹夫匹妇之所不悦。彊所最劳，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劝所不悦，而使之有相爱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于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灾，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祸起于民之不自喜于力田。天下之乱，盗贼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乐业，此其祸起于民之不相爱，而弃其孝弟廉耻之节。夫自喜，则虽有大劳而其事不迁；相爱，则虽有彊狠之心，而顾其亲戚之乐，以不忍自弃于不义。此二者，王道之大权也。方今天下之人，狃于工商之利，而不喜于农，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无能，然后安于田亩而不去。山林饥饿之民，皆有盗蹠沬趄之心，而闺门之内，父之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虽有贤人，而其教不逮于下。是故士大夫之间，莫不以王道之远而难成也。然臣窃观三代之遗文，至于《诗》，而以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难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为此之味也。故圣人之为诗，道其耕耨播种之勤，而述其岁终仓廪丰寔，妇子喜乐之际，以感动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寔函斯活。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纠。其镈斯赵，以薅荼蓼。当此时也，民既劳矣，故为之言其室家来馌而慰劳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终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桎桎，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杀时犉牡。有救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当此之时，岁功既毕，民之劳者，得以与其妇子皆乐于此，休息閒暇，饮酒食肉，以自快于一岁。则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尽力者有以轻用其力，而狠戾无亲之人有所慕悦，而自改其操。此非独于诗云尔，导之使获其利，而教之使知其乐，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于所乐，而悦于所利。此臣所以为王道之无难者也。盖臣闻之，诱民之势，远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与竞。今行于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无迁善之心，此岂非其远而难至者哉。明择郡县之吏，而谨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顽民不悛。夫乡党之民，其视郡县之吏，自以为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于其前，不为之愧。此其势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隐慝。此岂非其近而无所与竞者耶。惟其里巷亲戚之间，幼之所与同戏，而壮之所与共事，此其所与竞者也。臣愚以为，古者郡县有三老、啬夫，今可使推择民之孝悌、无过、力田不惰、为民之素所服者为之。无使治事，而使讥诮教诲其民之怠惰而无良者。而岁时伏腊，郡县颇置礼焉以风天下，使慕悦其事，使民皆有愧耻勉强不服之心。今不从民之所与竞而教之，而从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为伍，而何敢求望其万一。故教天下自所与竞者始，而王道可以渐至于下矣。
《民政策二》
臣闻三代之盛时，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务自修洁，以求为君子。父子相爱，兄弟相悦，孝悌忠信之美，发于士大夫之间，而下至于田亩，朝夕从事，终身而不厌。至于战国，王道衰息，秦人驱其民，而纳之于耕耘战斗之中，天下翕然而从之。南亩之民而皆争为干戈旗鼓之事，以首争首，以力搏力，进则有死于战，退则有死于将，其患无所不至。夫周秦之间，其相去不数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独喜于战攻，虽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窃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尽知礼义之美，而亦不能奋不自顾以陷于死伤之地。其所以能至于此者，上之人寔使之然也。然而闾巷之民，劫而从之，则可以与之侥倖于一时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远。而周秦之风俗，皆累世而不变，此不可不察其术也。盖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弟忠信，闻于乡党而达于国人者，皆得以登于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壮勇，能斩捕甲首者，得以自复其役，上者优之以爵禄，而下者皆得役属其乡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则皆争为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兴，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无以异于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势所以奔走天下，万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论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寔在于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为，其罪不在于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于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国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与为爱，而朋友欲其相与为信，临财欲其思廉，而患难欲其思义，此诚天子之所欲于天下者。古之圣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势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争为其所求，以求称其意。今有人使人为之牧其牛羊，将责之以其牛羊之肥，则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趋其所利而从之，则可以不劳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尽力于樵苏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赏罚之轻重，则夫牧人将为牧耶。将为樵耶。为樵，则失牛羊之肥；而为牧，则无以得赏。故其人举皆为樵，而无事于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为得，此无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于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为声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记问之学，曳裾束带、俯仰周旋，而皆有意于天子之爵禄。夫天子之所求于天下者，岂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于一日之试，天下尚谁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试之可耻而不为者。《诗》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臣以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开之以利而作其怠，则天下必有应者。今间岁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于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为所为求之者，止于其目之所见。是以尽力于科举，而不知自反于仁义。臣欲复古者孝悌之科，使州县得以与今之进士同举而皆进，使天下之人，时获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则天下宜可渐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谓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贤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趋于其利，则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渐复。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术与。
《民政策三》
臣闻圣人将有以夺之，必有以予之，将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纳之于正，而无伤其心，去其邪僻，而无绝其不忍之意。有所矫拂天下，大变其俗，而天下不知其为变也。释然而顺，油然而化，无所龃龉，而天下遂至于大正矣。盖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纷乱而至于不可告语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后食其粟，蚕缫而后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获其报，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亲，则尽心于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则致力于长悌之节；欲求夫妇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务其所以致之之术。故民各致其生，无望于侥倖之福，而力行于可信之事。凡其所以养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亲戚子弟又为之死丧祭祀、岁时伏腊之制，以报其先祖之恩而可安恤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笾豆簠簋、饮食酒醴之荐，大者于庙，而小者于寝，荐新时祭，春秋不阙。故民终三年之忧，而又有终身不绝之恩爱，惨然若其父祖之居于其前而享其报也。至于后世则不然。民怠于自修，而其所以养生求福之道，皆归于鬼神冥寞之间，不知先王丧纪祭祀之礼。而其所以追养其先祖之意，皆入于佛老虚诞之说。是以四裔之教，交于中国，纵横放肆。其尊贵富盛拟于王者，而其徒党遍于天下，其宫室栋宇、衣服饮食，常侈于天下之民。而中国之人、明哲礼义之士，亦未尝以为怪。幸而其间有疑怪不信之心，则又安视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执天下养生报死之权，而吾无以当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盖天下之君子尝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还复其故。其根之入于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悦于民者甚佞。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悦，是以终不能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为养生报死皆出于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绝其教。欲纳之于正而伤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绝其不忍之意，故民之从之也甚难。闻之曰：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作乎此者，必有以动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悦乎佛老之道，而悦乎养生报死之术。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悦之之实，而去其所以悦之之名，则天下何病而不从。盖先王之教民养生有方，而报死有礼。凡国之赏罚黜陟，各当其实，贫富贵贱，皆出于其人之所当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无罪，行立而名声发，德成而爵禄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获福之因，故无惑于鬼神。而其祭祀之礼，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孙之意者，非有卤莽不详之意也。故孝子慈孙有所归心，而无事于佛老。臣愚以为，严赏罚，敕官吏，明好恶，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庙，严祭祀，立尸祝，有以大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报不得乘隙而制其死。盖汉、唐之际，尝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说未去；尝有去者矣，而赏罚不详、祭祀不谨，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复反其旧。今者国家幸而欲减损其徒，日朘月削将至于亡。然臣愚恐天下尚犹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则其势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夺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无憾于见夺，而日安其新。此圣人所以变天下之术欤。
《民政策四》
臣闻管子治齐，始变周法，使兵民异处。制国为二十一乡，其工商之乡六，而士乡十五。制鄙以为五属，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属之政。国中之士为兵，鄙野之民为农，农不知战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卫农，农以资兵。发兵征行，暴露战𩰚，而农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沾体涂足，而兵卒不知其劳。当是之时，桓公南征伐楚、济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刜零支，斩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诸侯，筑夷仪，城楚丘，徜徉四方。国无罢弊之民，而天下诸侯往来应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内，商鞅为之倡谋，使秦人莫不执兵以事战伐，而不得反顾而为农。阴诱六国之民，使专力以耕关中之田，而无战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为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应；我能外战而内不乏食，而彼必不战而后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谋也。自管仲死，其遗谋旧策，后世无复能用，而独其分兵与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废。何者。其事诚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农夫竭力以辟天下之地，醵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战𩰚之患。此人之情，谁不可者。然当今天下之事，与管仲、商鞅之时则已大异矣。古者霸王在上，仓廪丰实，百姓富足，地利已尽，而民未困乏，当此之时，谓之人有馀。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遍，而蓬蒿藜莠寔尽其利，人不得以为食，而禽兽之所蕃息，当是之时，谓之地有馀。古之圣人，人有馀，则务在于使人，是以天下之人虽其甚蕃，而举无废功。地有馀，则务在于辟地，是以天下之地，虽其甚宽，而举无遗力。今也海内之田，病于有馀，而上之人务在于使人，不已过哉。臣观京师之兵，不下数十百万，沿边大郡，不下数万人，天下郡县千人为辈，而江淮漕运之卒，不可胜计，此亦已侈于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为少减，是谓逆天而违人。昔齐桓之世，人力可谓有馀矣，而十五乡之士不过三万，车不过八百乘。何者。惧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当厚兵之处，不过京师与西边、北边之郡耳。昔者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远国或数千里，以为远人险诐，未可以尽知其情也，故使关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镇服其乱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远，遂莫之变。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乡，安其水土而习其险易，而特病其不知战。故今世之患，患在不教乡兵，而专任屯戍之士，为抗贼之备。且天下治平，非沿边之郡，则山林匹夫之盗，及其未集而诛之，可以无事于大兵。苟其有大盗，则其为变，故亦非戍兵数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无备之处，乃当厚其土兵以代之耳。闻之古者良将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乐战。今之为兵之人，夫岂皆乐乎为兵哉。或者饥馑困踬，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无赖，既入而不能以自脱。盖其间尝有思归者矣。故臣欲罢其思归之士，以减屯戍之兵，虽使去者大半，臣以为处者犹可以足于事也。盖古者有馀则使之以宽，而不足则使之以约。苟必待其有馀，而后能办天下之事，则无为贵智矣。
《民政策五》
臣闻近代以来，天下之变备矣。世之君子随其破败而为之立法，补苴缺漏，疏剔棼秽，其为法亦已尽矣，而后世之弊常不为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暂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维持至于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独受其责，其病最为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遗策，又莫不尽废而不举，是以为国百有馀年而不至于治平者，由此之故也。盖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败，而民事大坏，纷纷而不可止。其始也，兼并之民众而贫民失职，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富者连阡陌，以势相役，收大半之税。耕者穷饿，而不耕者得食。以为不便，故从而为之法曰：限民名田，贵者无过若干，而贫者足以自养。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并而有馀，则思以为骄奢。骄奢之风行于天下，则富者至有破其赀畜，而贫者耻于不若，以争为盗而不知厌。民皆有为盗之心，则为之上者甚危而难安，故为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过，而少者无所慕也，以平风俗。此贾生之法也。民之为性，丰年则食之而无馀，饥年则转死于沟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贾乘其不足而贵卖之，以重其灾，因其有馀而贱取之，以待其弊。予夺之权归于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为敛，藜藿不继而不为发，故为之法曰：贱而官为籴之，以无伤农，贵而官为发之，以无伤民。小饥则发小熟之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敛。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为兵，入而为农。出兵临敌，则国有资粮之储；而兵罢役休，则无复养兵之费。及至后世，海内多故，而徵伐不息，以为害农，故特为设兵以办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伤农者，而要其终衣食之奉，农亦必受其困，故为之法曰：不战，则耕以自养，而耕之闲暇，则习为击刺，以待寇至。此赵充国之法也。盖古之遗制，其可以施于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复以为说，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欤。臣闻事固有可以无术而行者，有时异事变，无术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齐众以立制，是无术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籴以救灾，屯田以宽农，是无术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贤君在上，用度足而财不竭，损其有馀，以备民之所不足，而不害于岁计。今者，岁入不足以为出，国之经费犹有所不给，而何暇及于未然之备。古者将严而兵易使，其兵安于劬劳，故虽使为农而不敢辞。今者天下之兵，可使执劳者，皆不知战，而可与战者，皆骄而不可使，衣食丰溢，而筋力疲惫，且其平居自处甚倨，而安肯为农夫之事乎。故屯田平籴之利，举世以为不可复者，由此之故也。盍亦思其术矣。臣尝闻之：贾人之治产也，将欲有为而无以为资者，不以其所以谋朝夕之利者为之也。盖取诸其不急之处而日蓄之，徐徐而为之，故其业不伤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税，其馀之取于民者，亦非其正矣。茶盐酒铁之类，此近世之所设耳。夫古之时，未尝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为国亦无所乏绝。臣愚以为可于其中择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岁以为平籴之资，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馀，则不复有所顾惜，而发之也轻。发之也轻，而后民获其利，其与今之所谓常平者，亦己大异矣。抑尝闻之，尝已牧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马彘之相去未能几也，而犹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为兵募之，而欲强之以为农，此其不从，固无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盖亦告之以将屯田而募焉。人固有无田以为农而愿耕者，从其愿而使之，则虽劳而无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则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复补，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略尽矣，而其守法者，常至于怠惰而不举。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于今者，而不求古之遗法而依之以为治，可不大悲矣哉。
《民政策六》
臣闻三代之时，无兵役之忧。降及近世，有养兵之困，而无兴役之患。至于今，而养兵兴役之事，皆不得其当，而可为之深忧。盖古者兵出于农，而役出于民，有农则不忧无兵，而有民则不忧无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岁之男子，岁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彊而费不增，役起而人素具，虽有大兵大役，而不忧事之不集。至于兵罢役休，而无日夜不息之费。其后周衰，井田破坏，陵夷至于末世，天下无复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独责其税，而不任之以死伤战𩰚之患。天子有养兵之忧，而天下无攻守劬劳之民，以为大忧，故调其财以为养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转输漕运、营建兴筑之事，又皆出于民。当此之时，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调，曰庸。租者，地之所当出；调者，兵之所当费；庸者，岁之所当役也。故使之纳粟于官，以为田之租。又入布帛以为兵之调，岁役其力，不役，则出其力之所直，以为役之庸。此三者农夫皆兼为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于庸调。运重漕远，天子不知其费，而一出于民。民岁役二旬，而不役者，当帛六十尺，民亦不至于太苦。故隋、唐之间，有养兵之困，而无兴役之患。此其为法，虽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养，然天下之役犹有可待者，皆民为之也。及后世守，乃始变法而为两税，以至于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过奔走之用，而不与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兴筑，有大漕运，则常患无以为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击刺战阵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国有武备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养之具，皆出于农也。而四海之游民，无尺寸之庸调，为农者常使阴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养兵兴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当今之世，可谓极矣。臣愚以为，天子平日无事而养兵不息，此其事出于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后可使任其责。至于力役之际，挽车船，筑宫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败之危，天下之民，诚所当任而不辞，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费天子之廪食。然当今之所谓可役者，不过曰农也，而农已甚困，盖常使尽出天下之费矣。而工商技巧之民，与夫游闲无职之徒，常遍天下，优游终日，而无所役属。盖《周官》之法，民之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尽为近世之法，皆出庸调之赋，庸以养力役之兵，而调以助农夫养武备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复补。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当入。而其不役者，则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阙。盖圣人之于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无所求，唯其能缓天下之所不给而节其太幸，则虽有取而不害于为义。今者虽能使游民无劳苦嗟叹之声，而常使农夫独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为农之不便，则相率而事于末。末众而农衰，则天子之所独任者愈少而不足于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调，使天下无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纾农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于庸调之劳，其势不耕则无以供亿其上，此又可驱而归之于南亩。要之十岁之后，必将使农夫众多，而工商之类渐以衰息。如此而后，使天下举皆从租庸调之制，而去夫所谓两税者，而兵役之忧，可以稍缓矣。
《民政策七》
臣闻古者天下皆天子之人，由亩之利、衣食之用，凡所以养生之具，皆赖于天子。权出于一，而利不分于强族。民有奉上之忧，而无役属附丽之困。是以民德其上，而举天下皆可使奉天子之役使。至于末世，天子之地转而归于豪民，而天下之游民饥寒朝夕之用，恤天子不为，而以遗天下之富贾。夫天子者，岂与小民争此尺寸之利也哉。而其势则有所不可，何者。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无田者为之耕。无田者非有以属于天子者，而有田者拘之。天子无田以予之，而欲役其力也实难。有田者授之以田，视之以奴仆，而可使无憾。故夫今之农者，非天子之农，而富人之农也。至于天下之游民、贩夫贩妇、工商技巧之族，此虽无事乎田，然日食其力，而无以为朝夕之用，则此亦将待人而生者也。而天子不恤其阙，乃使富民持其赢馀，贷其所急，以为之父母。故虽游民，天子亦不可得而使，而富者独擅其利，日役其力，而不偿其力之所直。由此观之，则夫天下之民，举皆非天子之人，而天子徒以位使之，非皆得其欢心也。夫天下之人，独有其田者，乃始有以附属于天子。此其为众，岂足以当其下之仰给之民哉。此亦足以见天子之所属者，已甚寡矣。臣愚以为当今之势，宜收天下之田，而归之于上，以业无田之农夫，恤小民之所急，而夺豪民假贷之利，以收游手之用。故因其所便而为之计，以为莫如收公田而贷民急。夫陈、蔡、荆楚之地，地广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无以耕之。而吴、越、巴蜀之间，拳肩侧足，以争寻常尺寸之地。安土重迁，恋恋而不能去，此非官为之画策，因其凶荒饥馑之岁，乘其有愿徙之心，而遂徙之于不耕之公田，则终不能以自去。今欲待其已去，而收其田亩，籍其室庐。田为公田，室为公室，以授无田之民，使天下虽富庶之邦，亦常有天子之田。而又因其籍没，积而勿复鬻，募天下之丁男，使分耕其中。而无使富民端坐而欲收公田之遗利，使天下之农夫稍可以免仆隶之辱，而得上丽于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屋、饮食器皿之类，有所不备，又皆得以贷于国，可以无失其所。夫所谓贷者，虽其为名近于商贾市井之事，然其为意，不可以不察也。天下之民，无田以为农，而又无财以为工商，禁而勿贷，则其势不免转死于沟壑。而使富民为贷，则有相君臣之心，用不仁之法，而收大半之息。其不然者，亦不免于脱衣避屋以为质，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徒使富民执予夺之权以豪役乡里。故其势莫如官贷，以赒民之急。《周官》之法，使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其贵贱，而以国服为息。今可使郡县尽贷，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以防其逋逃窜伏之奸，而一夫之贷，无过若干。春贷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薄收其息而优之，使之偿之无难，而又时免其息之所当入，以收其心。使民得脱于奴隶之中，而获自属于天子。如此则天下之游民可得而使，而富民之贷，可以不禁而自息。然臣以为收公田者，其利远非可以岁月之间而待其成也，要之数十百年，则天下之农夫可使大半皆天子之农。若夫所谓贷民急者，则可以朝行而夕获其利，此最当今之急务也。
《民政策八》
臣闻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无，而导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尽，安居于中而无慕于外利，各安其土，乐其业，无来去迁徙之心，膏腴之乡，民不加多，而贫瘠之处，民不加少。天下之户，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县之役使，而无所困。乏盖今天下所谓通都大邑，十里之城、万户之郭，其阴阳向背与其山林原隰之势，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汉以来所谓创制摹画，使足以衣食其民，而无乏绝者也。臣尝读《周诗·公刘》之一篇，其言自戎迁豳之际，登高望远，以求其可居之地，与其可用之物，莫不详悉而曲尽。其诗曰：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砺取锻。夫古之君子居于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与器用之所出，盖如此其详也。及观《史记·货殖列传》，郡国之所有，东方之桑麻鱼盐、南方之竹木鱼稻西方之五谷畜牧、北方之枣栗裘马，则凡一方之所有，可以备养生送死之具。导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则其民丰乐饶足，老死而无憾。及行天下，览其山林薮泽之所生，与其民之所有，往往与古不类。夫自大江以北、汉水之侧，三代之时列国数十，楚人都于荆州，其在战国，最为强大。外抗群蛮，内御秦、晋，常以其兵横于天下，计其所都，安肯用瘠卤硗埆之地。而当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泽之迹，迤逦犹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长吏又不以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死丧流亡、废县罢镇者，盖往往是矣。臣闻善为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兴利除害，教民稼穑，收敛倍称，而获兼地之福。今者举千里之地废之为墟，以养禽兽，而不甚顾惜，此与私割地以予人何异。尝闻之于野人，自五代以来，天下丧乱，驱民为兵，而唐、邓、汝、蔡之间，故陂旧堤，遂以堙废而不治，至今百有馀年。其间犹未甚远也，盖修败补缺，或亦旬月之故耳，而独患为吏者，莫以为事。若夫许州非有洪河大江之冲，而每年盛夏，众水决溢，无以救御，是以民常苦饥，而不乐其俗。夫许，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节度之所治。使岁辄被水，而五谷不熟，则其当时军旅之费、宗庙朝廷之用，将何以供之。此岂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臣之所见，而天下之广，又安能备知。盖尝以为，方今之患，生于太怯，而成于牵俗。太怯，则见利而不敢为；牵俗，则自顾而爱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举皆不成，而何独在此。臣欲破其牵俗之风，而壮其太怯之气，意凡天下贫窭破散之郡县，使皆择善事能干之人而往为之长。因其去也，而天子亲谕，以此使得稍久于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辟者，书以为课。何者。此非难办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后能济。惟其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诚少严其事，使为吏者知上之属意于此，十岁之后，臣以为此必为富壤之区。而方今天下重征之处，亦可渐减，而取诸此矣。
《佚道使民赋》林希
古者善政，陶乎庶民。上安行于佚道，下无惮于劳身。教思有原，得乐趋于农役。人知足养，胥仰戴于君仁。始也井天下之田，比居民之域，乃辟疆里，乃营稼穑。寒则思为之衣，饥则愿为之食。法既归厚，利兹各得。盖上执其道，务优佚以便民。众乐其生，率欢娱而竭力。春使之作，熙然悦从。冬使之息，庆其有终。趋时也如鸟兽之至，收成也如寇盗之空。利而不庸，自足王民之用。厚而无困，本兹帝力之功。蠢惟有生，不能自恤役之。所以奉其己利之，然后知其佚仰，有以供其祭祀，俯足以宁其家室，谷播其始，化同豳俗之深。壤击而歌，野有尧民之质。俾尔昼出于塾，俾尔宵索其绹，无力役以夺其节，无赋敛以为之骚。曾动作之敢息，由醇醲之所陶。驱于足用之原，安而服业。图厥终身之养，乐以忘劳。大抵强民者难使，从利众者久益。慕及充其口腹之欲，由竭其手足之故，汝业既毕，汝居既固。为之一日之蜡，怠心已忘。优尔三时之农，收功有素。然则于于其处，皞皞其趋，俾常产之各得，顾閒民之举无。治贵优游，农者愿耕耘于野。俗相廉逊，老而不负戴于涂。噫，藏其用者，其政神。厚其本者，其民愿。化而不示其迹，劳而不知其困。斯道也，养生送死，无憾焉，何有于怨。
《论顺民情》李纲
古之有天下国家者，未尝不因其民之情而用之。《记》曰：人情者，圣王之田也。《易》曰：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管子》曰：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也。夫惟令顺于民之心，故可以使之犯难，忘其劳且死，而不以为怨。则咈民之情欲以立事，而长且久者，未之有也。以德行之者王，以力假之者霸。王霸之所以兴，未有不因于民者。若盘庚之迁都，民不适有居而胥怨，则必为之丁宁训告，使之知所以迁之为利而后已。然则圣王之所以重其民者如此，其可忽乎。至秦则不然，以贵为在己而不可忘，以贱为在民而不足听。一切假法度之威以临之，焚诗书，杀豪俊，以愚黔首。制为峻刑酷法，使民皆愁苦而无聊。思为乱者，十室而九。故山东盗贼群起，而秦遂亡。至高祖约法三章，除秦苛政，而百姓归心。因思归之士，还定三秦，遂破项籍。其后萧何、曹参为相，知民之疾苦，顺流而与之。更始遂安海内。然则咈民之与，因民之效，概可见矣。后世奸谀之徒，上欲投君之所好，而争富贵，必欲去己之所患，而排忠良。乃始建为咈百姓，以从先王之道之说，以欺人主而取世资，凡能用君之欲者，则谓之享上，凡欲顺民之情者，则谓之下比于流俗。遂使其君抗然于上，而轻天下之民，其民疾视于下，而不敢言而敢怒。其源起于熙宁、元丰之间，其流盛于崇宁、大观之际，其末甚于今日，盖有不胜其弊者矣。倘能因民之情而用之，悦以使民犯难而忘死，则外寇虽强不难也。
《得民心疏》元许衡
上以诚爱下，下以忠报上，有感必应理固宜然。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论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其泽深矣，然一传而太康才畋于洛，万姓遽仇而去之，吁可怪也。汉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云合景从，其困荥阳也，纪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归可见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谋反者，此又何邪。窃尝思之，民之戴君，本于天命，初无不顺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后怨望生焉。禹、启爱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非所以为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残暴故天下叛之，汉政宽仁故天下归之，今高帝用爱憎行诛赏，非所以为宽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参较古今，凡有恩泽于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类乎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始，多发美言诏告天下，天下悦之，冀其有寔，既而寔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类同等，无大相远，人君以己之私好独厚一人，则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况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岂得不怒于心邪。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郁而不解，虽曰爱之，恶在其为爱之也。必如古者《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凡一言也一动也，举可以为天下法，一赏也一罚也，举可以合天下公，则亿兆之心，将不求而自得，又岂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为人君者不喜闻过，为人臣者不敢尽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则其难得也固宜。
勤民部纪事
《新书·修政语篇》：帝尧曰：吾存心于先古，加意于穷民，痛万民之罗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义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行，是以德音远也。
《吕氏春秋·顺民篇》：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予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
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纣喜，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文王载拜稽首而辞曰：愿为民请炮烙之刑。文王非恶千里之地，以为民请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则贤于千里之地。
《说苑·政理篇》：武王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曰：爱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国之道，使民之谊也，爱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务，则害之也；农失其时，则败之也；有罪者重其罚，则杀之也；重赋敛者，则夺之也；多徭役以罢民力，则苦之也；劳而扰之，则怒之也。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
《君道篇》：周公践天子之位布德施惠，远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举远方之民，有饥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狱讼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于其君之朝也，揖而进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欤。何其所临之民有饥寒不得衣食者，有狱讼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也。其君归也，乃召其国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闻之皆喜曰：此诚天子也。何居之深远而见我之明也，岂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也，是以近者亲之，远者安之。邾文公卜徙于绎，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君曰：苟利于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侍者曰：命可长也，君胡不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于绎。
《新书·谕城篇》：楚昭王当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饥馑时酒二，重裘而立，犹憯然有寒气，将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仓之粟，以赈饥者。居二年，阖闾袭郢，昭王奔隋。诸当房之赐者，请还战至死之寇。阖闾一夕而五徙卧，不能赖楚，曳师而去，昭王乃复。当房之德也。
《新序·杂事篇》：楚人有献鱼楚王者曰：今日渔获，食之不尽，卖之不售，弃之又惜，故来献也。左右曰：鄙哉。辞也。楚王曰：子不知渔者仁人也。盖闻囷仓粟有馀者，国有饿民；后宫多幽女者，下民多旷夫；馀衍之蓄，聚于府库者，境内多贫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鱼，厩有肥马，民有饥色，是以亡国之君，藏于府库，寡人闻之久矣，未能行也。渔者知之，其以此谕寡人也，且今行之。于是乃遣使恤鳏寡而存孤独，出仓粟，发币帛而振不足，罢去后宫不御者，出以妻鳏夫。楚民欣欣大悦，邻国归之。故渔者壹献馀鱼，而楚国赖之，可谓仁知矣。
《晏子·谏上篇》：景公之时，霖雨十有七日。公饮酒，日夜相继。晏子请发粟于民，三请，不见许。公命伯遽巡国，致能歌者。晏子闻之，不悦。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见公曰：十有七日矣，怀宝乡有数十饥，氓里有数家百姓老弱，冻寒不得短褐，饥饿不得糟糠，敝撤无走，四顾无告。而君不恤，日夜饮酒，令国致乐不已。马食府粟，狗厌刍豢，三保之妾，俱足粱肉。狗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穷而无告，无乐有上矣。饥饿而无告，无乐有君矣。婴奉数之筴，以随百官之吏，民饥饿穷，约而无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恤，婴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请身而去。遂走而出。公从之，兼于涂，而不能逮。令趣驾，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尽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驱及之康内。公下车，从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弃，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约也。夫子不顾社稷百姓乎。愿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请奉齐国之粟米财货，委之百姓，多寡轻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涂。晏子乃返，命禀巡氓家有布缕之本，而绝食者，使有终月之委。绝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无委积之氓，与之薪橑，使足以毕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御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财乏者，死三日而毕后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损肉撤酒，马不食府粟，狗不食餰肉，辟拂嗛齐酒徒，减赐三日。吏告毕，上贫氓万七千家，用粟九十七万钟，薪橑万三千乘，怀宝二千七百家，金三千。公然后就内退食，琴瑟不张，钟鼓不陈。晏子请左右与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谢于下，陈人待三士侍，四出之关外也。景公游于麦丘，问其封人，曰：年几何矣。对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寿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长于胡宜国家。公曰：善哉。子其复之。曰：使君之嗣寿，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复之。封人曰：使君无得罪于民。公曰：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谏曰：君过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贱者有罪，贵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赐封人麦丘以为邑。
景公之时，雨雪三日而不霁。公被狐白之裘，坐堂侧陛。晏子入见，立有间。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对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婴闻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闻命矣。乃令出裘，发粟与饥寒，令所睹于涂者，无问乡所，睹于里者，无问其家，循国计数，无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岁。孔子闻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问晏子曰：富民安众难乎。晏子对曰：易。节欲则民富，中听则民安。此两者而已矣。
《韩子·外储说篇》：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登柏寝之台而还望其国，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后世将孰有此。晏子对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国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对曰：夫田成氏甚得齐民。其于民也，上之请爵禄行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区釜以出贷，小斗斛区釜以收之。杀一牛，取一豆肉馀以食士。终岁，布帛取二制焉馀以衣士。故市木之价，不贵于山；泽之鱼盐龟鳖蠃蚌，不贵于海。君重敛，而田成氏厚施。齐尝大饥，道旁饿死者，不可胜数也，父子相牵而趋田成氏者不闻不生。故周秦之民相与歌之曰：讴乎，其已乎。苞乎，其往归田成子乎。《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归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国而田成氏有之。今为之奈何。晏子对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夺之，则近贤而远不肖，治其烦乱缓其刑罚，赈贫穷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给不足，民将归君，则虽有十田氏，其如君何。
《孔子家语·致思篇》：子路治蒲，请见于孔子曰：由愿受教于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对曰：邑多壮士，又难治也。子曰：然，吾语尔，恭而敬，可以摄勇；宽而正，可以怀强；爱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断，可以抑奸。如此而加之，则政不难矣。
《说苑·政理篇》：子贡问治民于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马。子贡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达之国皆人也，以道导之，则吾畜也；不以道导之，则吾雠也，若何而毋畏。
《孔丛子·杂训篇》：孟轲问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义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乱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安用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汉书·昭帝本纪》：始元元年闰九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
四年秋七月，诏曰：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诸给中都官者，减之。《宣帝本纪》：本始元年春正月，遣使者持节诏郡国二千石谨牧养民而风德化。
元康四年春正月，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
《元帝本纪》：初元元年夏四月，诏曰：朕承先帝之圣绪，获奉宗庙，战战兢兢。间者地数动而未静，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时，朕忧蒸庶之失业，临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困乏失职之民。
建昭四年夏四月，诏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惧不克任。间者阴阳不调，五行失序，百姓饥馑。惟蒸庶之失业，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乏困失职之民。
《成帝本纪》：永始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蚀之。诏曰：天灾仍重，朕甚惧焉。惟民之失职，临遣太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存问耆老，民所疾苦。
《后汉书·明帝本纪》：末平二年冬十月壬子，诏有司存耆耋，恤幼孤，惠鳏寡。
《安帝本纪》：元初二年五月，京师旱，河南及郡国十九蝗。甲戌，诏曰：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灾异不息，忧心惶惧。被蝗以来，七年于兹，而州郡隐匿，裁言顷亩。今群飞蔽天，为害广远，所言所见，宁相副邪。三司之职，内外是监，既不奏闻，又无举正。天灾至重，欺罔罪大。今方盛夏，且复假贷，以观厥后。其务消救灾眚，安辑黎元。
《顺帝本纪》：建康元年春正月辛丑，诏曰：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夷狄叛逆，赋役重数，内外怨旷，惟咎叹息。其遣光禄大夫案行，宣畅恩泽，惠此下民，勿为烦扰。
《魏志·王朗传》：朗字景兴，东海郡人也。魏国初建，以军祭酒领魏郡太守，迁少府、奉常、大理。务在宽恕，罪疑从轻。钟繇明察当法，俱以治狱见称。文帝即王位，迁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劝育民省刑曰：兵起已来三十馀年，四海荡覆，万国殄瘁。赖先王芟除寇贼，扶育孤弱，遂令华夏复有纲纪。鸠集兆民，于兹魏土，使封鄙之内，鸡鸣犬吠，达于四境，蒸民欣欣，幸遇升平。今远方之寇未宾，兵戎之役未息，诚令复除足以怀远人，良宰足以宣德泽，阡陌咸修，四民殷炽，必复过于曩时而富于平日矣。《易》称敕法，《书》著详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慎法狱之谓也。昔曹相国以狱市为寄，路温舒疾治狱之吏。夫治狱者得其情，则无冤死之囚；丁壮者得尽地力，则无饥馑之民；穷老者得仰食仓廪，则无喂饿之殍；嫁娶以时，则男女无怨旷之恨；胎养必全，则孕者无自伤之哀；新生必复，则孩者无不育之累；壮而后役，则幼者无离家之思；二毛不戎，则老者无顿伏之患。医药以疗其疾，宽繇以乐其业，威罚以抑其彊，恩仁以济其弱，振贷以赡其乏。十年之后，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后，胜兵者必满野矣。
《苏则传》：则为金城太守。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则抚循之甚谨。外招怀羌人，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乃明为禁令，有干犯者辄戮，其从教者必赏。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由是归附者日多。
《齐王本纪》：正始七年秋八月戊申，诏曰：属到市观见所斥卖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癃疾残病，所谓天民之穷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复鬻之，进退无谓，其悉遣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县赈给之。
《晋书·武帝本纪》：泰始四年十二月，班五条诏书于郡国：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元帝本纪》：太兴二年五月壬戌，诏曰：天下凋弊，加以灾荒，百姓困穷，国用并匮，吴郡饥人死者百数。天生蒸黎而树之以君，选建明哲以左右之，当深思以救其弊。昔吴起为楚悼王明法审令，损不急之官，除废公族疏远，以附益将士，而国富兵强。况今日之弊，百姓凋困邪。且当去非急之务，非军事所须者皆省之。《穆帝本纪》：永和元年九月景申，皇太后诏曰：今百姓劳弊，其共思详所以振恤之宜。及岁常调非军国要急者，并宜停之。
《梁书·武帝本纪》：大同七年十二月壬寅，诏曰：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纳诸隍，未是切言也。朕寒心消志，为日久矣，每当食投箸，方眠撤枕，独坐怀忧，愤慨申旦，非为一人，万姓故耳。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傅翼，杨阜是故忧愤，贾谊所以流涕。至于民间诛求万端，或供厨帐，或供厩库，或遣使命，或待宾客，皆无自费，取给于民。又复多遣游军，称为遏防，奸盗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设，或责脚步。又行劫纵，更相枉逼，良人命尽，富室财殚。此为怨酷，非止一事。亦频禁断，犹自未已，外司明加听采，随事举奏。又复公私传、屯、邸、冶，爰至僧尼，当其地界，止应依限守视；乃至广加封固，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遂致细民措手无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断者，禁断之身，皆以军法从事。若是公家创内，止不得辄自立屯，与公竞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采以供烟爨者，悉不得禁。及以采捕，亦勿诃问。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结正。
《魏书·献文帝本纪》：和平六年夏五月甲辰，即皇帝位，六月乙丑，诏曰：夫赋敛烦则民财匮，课调轻则用不足，是以十一而税，颂声作矣。先朝榷其轻重，以惠百姓。朕承洪业，上惟祖宗之休命，夙兴待旦，惟民之恤，欲令天下同于逸豫。而徭赋不息，将何以塞烦去苛，拯济黎元者哉。今兵革不起，畜积有馀，诸有杂调，一以与民。
《韩麒麟传》：麒麟子显宗为著作佐郎兼中书侍郎，上言曰：伏见洛京之制，君民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然官位非常，有朝荣而夕悴，则衣冠沦于厮竖之邑，臧获腾于膏腴之里。物之颠倒，或至于斯。古之圣王，必令四民异居者，欲其业定而志专。业定则不伪，志专则不淫。故耳目所习，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肃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买卖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假令一处弹筝吹笛，缓舞长歌；一处严师苦训，诵诗讲礼。宜令童龀，任意所从，其走赴舞堂者万数，往就学馆者无一。此则伎作不可杂居，士人不宜异处之明验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训，贤圣明诲，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习士人风礼，则百年难成；令士人儿童效伎作容态，则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处，则礼教易兴；伎作杂居，则风俗难改。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何其密也。至与开伎作宦途，得与膏梁华望接闬连甍，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极，光宅中区，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别伎作，在于一言，有何为疑而阙盛美。
《周书·苏绰传》：绰授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太祖方欲革易时政，务弘疆国富民之道，故绰得尽其智能，赞成其事。减官员，置二长，并置屯田以资军国。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临下国，论其尊贵，并古之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称共治天下者，惟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虽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体，先当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净，则思虑妄生。思虑妄生，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是非谬乱。是非谬乱，则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谓清心者，非不贪货财之谓也，乃欲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心和志静，则邪僻之虑，无因而作。邪僻不作，则凡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则彼下民孰不从化。是以称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责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犹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故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俭约，然后继之以无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训其民。是以其人畏而爱之，则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见而自兴行矣。
《唐鉴》：太宗贞观二年，畿内有蝗，上入苑中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恐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册府元龟》：太宗贞观十五年三月，如襄成宫，登子逻坂，见暍者僵于路，驻跸，命左右取药，饮之，乃苏。宣宗春秋既盛，在藩邸时，备知民间庶事。延英对宰臣，无不议及百姓。
《遵尧录》：乾德四年，太祖宴宰相、枢密使、开封尹、两制等于紫云楼下，论及民间事，谓赵普曰：下民之愚，虽不分菽麦，如藩侯不为抚养，务行苛虐。朕断不容之。普对曰：陛下爱民如此，尧舜之用心也。臣等不胜大幸。
《宋史·真宗本纪》：天禧元年十一月丁卯，幸太乙宫，大雪，帝谓宰相曰：雪固丰稔之兆，第民力未充，虑失播种。卿等其务振劝，毋遗地利。
《五朝名臣言行录》：富弼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议，无心于其间。故百官任职，天下无事。以所在民力困弊，税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视裁减，谓之宽恤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贾。省刑狱，天下便之。
《宋史·仁宗本纪》：皇祐三年五月乙亥，颁《简要济众方》，命州县长吏，按方剂以救民疾。
四年冬十月丁亥，以诸路饥疫并征徭科调之烦，令转运使、提点刑、亲民官条陈救恤之术以闻。
五年冬十月丁巳，诏以蝗旱，令监司谕亲民官上民间利病。
嘉祐二年八月己酉，命长吏选官和药，以救民疾。五年六月乙亥，遣官分行天下，访宽恤民力事。《哲宗本纪》：元祐元年三月辛巳，诏民间疾苦当议宽恤者，监司具闻。
《徽宗本纪》：元符三年三月，即皇帝位。八月戊戌，诏诸路遇民有疾，委官监医往视疾给药。
崇宁五年二月甲子朔，诏监司条奏民间疾苦。大观四年三月甲寅，敕所在振恤流民。闰八月辛丑，诏诸事有不便于民者，监司条奏之。
《钦宗本纪》：靖康元年八月辛丑，诏求民之疾苦者十七事，悉除之。
《挥麈馀话》：建炎己酉，以叶梦得少蕴为左丞，才十四日，而为言者所攻而罢。其自记奏对圣语，备列于后：一日，进呈知婺州苏迟奏，乞减年额上供罗。圣训问：祖宗额几何。臣等对：皇祐编敕一万匹。问：今数几何。臣等指苏迟奏言：平罗、婺罗、花罗三等，共五万八千七百九十七匹。圣训惊曰：苦哉，民何以堪。臣等奏：建炎赦书，诸崇宁以后增添上供过数，非祖宗旧制，自合尽罢。今迟奏乞减一半。圣训曰：与尽依皇祐法。臣等奏：今用度祖宗时不同，却恐减太多，用度不足，即不免再抛买，或致失信。欲且与减二万匹并八千有零数。臣等奏：陛下至诚恤民，可谓周尽。圣训复云：如此好事，利益于民。一日且做得一件，一年亦有三百六十件。臣等退，御笔即从中出曰：访闻婺州上供罗旧数不过一万匹。崇宁以后，积渐增添，几至五倍。近岁无本钱，皆出科配，久为民病，深可矜恤。今后可每年与减二万八千匹并零数者，为永法。仍令本州及转运司每年那融应副本钱足备。臣等即施行。《宋史·宁宗本纪》：庆元四年春正月丁卯，诏有司宽恤两浙、江淮、荆湖、四川流民。
《度宗本纪》：咸淳六年春正月丁卯，上制《字民》、《牧民》二训，以戒百官。
《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八年春正月壬辰，敕：诸路鳏寡孤独疾病不能自存者，官给庐舍、薪米。
十六年五月癸酉，兀里养合带言：赋北京、西京车牛俱至，可运军粮。帝曰：民之艰苦汝等不问，但知役民。使今年尽取之，来岁禾稼何由得种。其止之。
《仁宗本纪》：延祐四年春正月庚子，帝谓左右曰：中书比奏百姓乏食，宜加赈恤。朕默思之，民饥若此，岂政有过差以致然欤。向诏百司务遵世祖成宪，宜勉力奉行，辅朕不逮，然尝思之，唯省刑薄赋，庶使百姓各遂其生也。
《明宝训》：丙午正月辛卯，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大乱未平，民多转徙，失其本业。而军国之费，所资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今春时和，宜令有司劝民农事，勿夺其时。一岁之中，观其收穫多寡，立为劝惩。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而民安。此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卿等其行之。
洪武元年正月乙酉，太祖谓刘基曰：曩者群雄角逐，生民涂炭，死亡既多，休养难复。今国势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对曰：生息之道，在于宽仁。太祖曰：不施寔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聚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故养民者必务其本，种树者必培其根。基顿首曰：陛下尽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传》曰：以仁心行仁政。寔在于今日。天下之幸也。二月乙丑，太祖以立国之初，经营兴作，必资民力，恐役及贫民，乃命中书验田出夫。于是省臣奏议，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兴作，于农隙用之。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无穷。当思节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劳困，岂能独安。自今凡有兴作不获已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罢之。
四月丁未，博兴等县民人高翼等五十二人来谢恩。先是，诏免山东郡县租税，至是翼等来谢。太祖召至前，谕之曰：朕以尔民劳困，且逢饥馑，艰于衣食，故免税租三年，欲尔民安也。今若等远来，跋涉良苦，是所以安尔者反劳尔也，岂朕之本心。尔归见乡里长老，其以朕意告之，但心在朝廷足矣，不必来谢。命礼部各给道里费而遣之，仍止其未来者。
《明昭代典则》：洪武二年，上谓侍读学士詹同、待制秦裕伯曰：往者四方鼎沸，生民之祸极矣。天道厌乱，人心思治，故作难者皆底灭亡。今疆土虽定，然中原不胜凋弊，东南虽已苏息，而钱谷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时可以休息也。同对曰：陛下抚念疮残，忧劳于心，诚天下苍生之福也。上曰：苦寒者思温，执热者思濯。今民之思治甚于寒之思温，热之思凉，正当有以济之。《明宝训》：洪武三年六月戊午朔，先是久不雨，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君天下者，不可一日无民。养民者，不可一日无食。食之所恃在农，农之所望在岁。今仲夏不雨，实为农忧，祷祠之事，礼所不废。朕已择明日诣山川坛，躬为祷之。尔中书各官其代告诸祠，且命皇后与诸妃亲执爨，为昔日农家之食。令太子诸王供馈于斋所。至是日四鼓，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诣山川坛，设槁席露坐，昼曝于日，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皇太子捧榼进蔬食，杂麻麦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沾足。
《大政纪》：洪武七年十二月乙丑，命中书省行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衣粮；无所依者，给之屋舍。谕曰：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获其所者，当思所以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其苦，鳏寡孤独、饥寒困踣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展转于沟壑，可坐而待也。吾乱离遇此，心常恻然。故躬提师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馀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代天之工亦不能尽也。尔等为我辅相，当体朕怀，不可使有一夫之不获也。
《明宝训》：洪武十年五月乙未，登州卫奏充拓新城，请令民筑之。太祖谕工部臣曰：凡兴作不违农时，则民得尽力于田亩。今耕种甫毕，正当耘耔，遽令操版筑之役，得无妨农乎。且筑城本以卫民，若反以病民，非为政之道也。其令俟农隙为之。
十一年三月壬午，太祖谓礼部臣曰：《周书》有言：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人君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者，良由兼听广览，以达民情。元之世，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可为戒。大抵民情幽隐，猝难毕达。苟忽而不究，天下离合之机系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监得失于民，有见于此矣。尔礼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十二年三月己巳，太祖与礼部尚书朱梦炎论治民之道。太祖曰：君之于民，犹心于百体，心得其养，不为淫邪所干，则百体皆顺令矣。苟无所养，为众邪所攻，则百病生焉。为君者能亲君子、远小人，朝夕纳诲，以辅其德，则政教修而恩泽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从者矣。若惑于憸壬，荒于酒色，必怠于政事，则君德乖而民心离矣，天下安得而治。梦炎对曰：陛下所谕甚切，寔帝王为治之要。
七月庚戌，太祖谓翰林学士宋讷曰：朕每观《尚书》至敬授人时，尝叹敬天之事，后世中主犹能知之，敬民之事，则鲜有知者。盖彼自谓崇高，谓民皆事我者，分所当然，故威严日重而恩礼寖薄。所以然者，只为视民轻也。视民轻，则与己不相干，而畔涣离散不难矣。惟能知民与己相资，则必无慢视之弊。故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古之帝王视民何尝敢轻，故致天下长久者，以此而已。十六年正月壬申，北平按察司言高阳诸县尝被水，三皇庙、分司廨宇圮坏，请修治。太祖曰：灾害之馀，居官者当恤民，不可劳民。今北平水患方息，民未宁居，风纪之司正当问民疾苦以抚恤之，若有修造，俟岁丰足然后为之，庶得先后缓急之宜。今不恤民而以廨舍祠庙为先，失其序矣。遂命停止。
九月甲辰，敕谕户部曰：数年以来，颇致丰稔。闻民间尚有衣食不足者，其故何也。岂徭役繁重而致然欤。抑吏缘为奸而病吾民欤。今岁丰而犹如此，使有荒歉，又将何如。四民之中，惟农最苦，有终岁勤动而不得食者。其令有司务加存抚，有非法苛刻者重罪之。《明昭代典则》：洪武十八年二月，上问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左赞善刘三吾对曰：陛下威德，四方无虞，盗贼屏息，岁比丰登，民皆安乐。上曰：天下人民之众，岂能保其皆安。朕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每加询问，未尝一日忘之。三吾对曰：圣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上曰：恩德亦非汎然，医如卢扁，不施药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输，不施绳墨，木不自正。君如尧舜，无纪纲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也。
《明宝训》：洪武十八年三月壬戌，太祖谕户部臣曰：善为政者，赋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劳，故民力纾，财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于赋役，使民不至于劳困，则民岂有不足，田野岂有不安，争讼岂有不息，官府岂有不清。如此，则民岂有不受其福者乎。民既受福，为官长者亦得以享其福矣。近来有司不以民为心，动即殃民。殃民者祸亦随之。苟能忧民之贫而虑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谓善为政者。尔等勉之。九月，太祖谕户部臣曰：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涂开，奇巧之伎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衣。欲人无贫，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庶民之家，不许衣锦绣。庶几可以绝其弊也。
《大政纪》：洪武十八年十一月，上与侍臣论保国之道。上曰：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于乱亡。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故宫室器用亦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过奢，伤财害民也。洪武十九年正月戊午朔，上曰：治民犹治水，治水者顺其性，治民者顺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恶死，当省刑罚、息干戈以奠之；莫不厌贫喜富，当重农事、薄赋敛以厚之；莫不好逸恶劳，当简兴作、节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时，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强其所不欲，而求其服从，是犹激水过颡，终非其性也。
《明宝训》：洪武十九年四月丁亥，诏遣御史蔡新、给事中宫俊往河南检覈被水人民，有赈济不及者补给之。太祖谕之曰：民之被水旱者，朝夕待餔，己遣人赈济。朕恐有司奉行不至，有赈济不及者不得粒食，濒于死亡，深用闵念。特命尔往彼覈寔，有未赈济者，即补给之。又曰：君之养民，如保赤子。恒念其饥寒，为之衣食，故曰：元后作民父母。尔等其体朕至怀。
二十年正月丙子，府军前卫老校丁成言：河南陕州地有上绞、下绞、上黄塘、下黄塘者，旧产银矿，前代皆尝采取，岁收其课。今锢闭已久，若复采之，可资国用。太祖谓侍臣曰：君子好义，小人好利。好义者以利民为心，好利者以戕民为务。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贼也。朕尝闻故元时，江西丰城之民告官采金，其初岁额犹足取办，经久民力消耗，一州之民卒受其害。盖土地所产，有时而穷，民岁课成额，徵取无已，有司贪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纵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为戒，岂宜效之。
二十二年四月己亥，命湖、杭、温、台、苏、松诸郡民无田者，许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处就耕，官给钞，户三十锭，使备农具，免其赋役三年。太祖谕户部尚书杨靖曰：朕思两浙民众地狭，故务本者少而事末者多。苟遇岁歉，民即不给。其移无田者于有田处就耕，庶田不荒芜，民无游食。靖对曰：去年陛下念泽、潞百姓衣食不足，令往彰德、真定就耕，今岁丰足，民受其利。太祖曰：国家欲使百姓衣食足给，不过因其利而利之。然在处置得宜，毋使有司扰之也。
二十三年四月庚子，武定侯郭英奏鲁王坟茔成，惟享堂周垣未备，请筑之。太祖为工部尚书秦逵曰：事有不急者，毋用劳民也。方当耕种之时，而英请筑堂垣，此岂使民以时之道。英武人不学，惟知筑垣为急，而不知夺农时为重也。遂止之。
《名山藏·典谟记》：洪武二十五年七月，上谓侍臣曰：治有缓急。治乱民不可急，急则益乱；抚治民不可扰，扰则不治。
《明宝训》：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太祖退朝，顾谓翰林学士刘三吾曰：自昔先王之治，必本于爱民。然爱民而无实心，则民不蒙其泽。民不蒙其泽，则众心离于下。
三月庚戌，命天下种桑枣。太祖谓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饱即忘饥，暖即忘寒，不思为备。一旦卒遇凶荒，则茫然无措。朕深知民艰，百计以劝督之，俾其咸得饱暖。比年以来，时岁颇丰，民庶给足，田里皆安，若可以无忧也。然预防之计不可一日而忘，尔工部其谕民间，但有隙地，皆令种植桑枣，倘遇凶歉，可为衣食之助。
《大政纪》：洪武二十九年正月庚申朔，上罢朝，从容问左右民间事。礼部尚书门克新对曰：圣泽深广，天下之民各安生业，幸蒙至治。上曰：虽尧舜在上，不能保天下无穷民。若谓民皆安业，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
《明昭代典则》：建文元年二月，遣户部侍郎夏元吉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采访使巡行天下问民疾苦
《大政纪》：永乐二年正月甲辰，敕谕天下文武诸司曰：朕惟事天以诚敬为本，爱民以实惠为先。《书》曰：惟天惠民。又曰：安民则惠。然天之视听，皆因于民。能爱民，即所以事天。朕嗣位以来，尝以此戒谕尔等，而治军者或不恤军，治民者或不恤民。非惟不恤，又有刻害之者，甚违朕意。今春时和，东作方兴，宜各究心务实，申明教术，劝课农桑，问其疾苦，恤其饥寒。革苛刻之风，崇宽厚之政。以迓天休，臻于治理。钦哉。
《名山藏·典谟记》：永乐二年四月，敕谕文武群臣曰：今天下虽安，民未苏息。郡县豪猾，遇有征繇，并缘为奸，细民不胜，盗贼滋起。尔等其悉心政务，毋横敛一钱，毋妄兴一役。称朕闵念元元之意。
《大政纪》：永乐三年正月庚子，谕天下牧守之官，以爱民为本。谕曰：朕即位以来，仰遵成宪，惟欲民安物阜，风淳俗美，刑措不用。夙夜兢兢，不敢怠宁。尚虑天下黎民之众，有未宁厥居者。尔等皆牧守之官，必思所以爱养之，毋殚其财，毋疲其力，毋为贪墨，毋肆暴虐。教之务善，以远刑辟。导之务本，而弃末习。如民皆安居足食，斯德行兴，刑罚措而天下治。尔亦将有无穷之用钦哉。
《明昭代典则》：永乐十年六月，敕户部曰：朕为天下主，所务者，安民而已。故每岁遣人巡行郡邑，唯欲周知岁之丰歉，民之休戚。近者河内民饥，有司不以闻。往往有言年谷丰登者。若此欺罔，获罪于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过。其速令河南发粟赈民。自今，凡郡县及朝廷所遣官，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下狱。
《大政纪》：永乐十九年四月，户部尚书夏原吉言：爱民所以敬天，蠲逋负刍粮，采办金银，程课优恤，流移以回天意。从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虞谦，巡视浙江，上言便民事。上命行之。
《名山藏·典谟记》：仁宗即位，谓翰林儒臣曰：比朝野物议，何如有利害当兴革者，悉闻朕。朕审可否纾民困焉。
《大政纪》：洪熙元年四月，时有至自南京者。上问道路所遇民何似。对曰：淮安、徐州及山东境内，民多乏食。而有司徵税粮方急。遂问少师蹇义，所对亦然。上命大学士杨士奇，草诏蠲恤。士奇言不可不令户部、工部与闻。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拯溺，不可迟疑。有司虑国用不足，必持不决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楮笔，令士奇等就西角门书诏。上览毕，既命用玺己，遣使赍行。上顾士奇曰：汝今可语户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馀里，其间未必尽无收。宜有分别，庶不滥恩。上曰：恤民宁过厚，为天下主，可与民寸寸计较耶。
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八月，工部奏：内府工用纻丝纱罗，计九千匹。请下苏杭等府织造。上曰：供用之物，虽不可缺，然当念民力。今百姓艰难，可减半造。又谕尚书吴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为言。卿等其体此意。
宣德元年三月乙未朔，顺天府官引京城坊厢里老人等入见。上亲谕勉之，曰：京师，五方之民杂居，习尚不同。朝廷供亿百需，以其便近，多所责办，视外郡尤烦劳，皆朕所悉。今嗣承大统，期与海内相安于无事，矧京师乎。尔为民者，胥相训告，勤务本业，孝亲敬长，和睦邻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宪章，则为良民。有司体朝廷之心，视民如子，恤其饥寒，均其徵役，抚绥良善，诘治奸慝，俾吾民乐生，则为良有司。朝廷于为善者，赏之。为恶者，罚之。赏罚之典，皆祖宗成宪。朕不敢违。时纪元之初，政令维新，京师之民，拱听圣谕，莫不称庆。
三年十月，常州言今岁雨旸甚调，田谷茂盛。上谕尚书胡濙曰：今年各处多奏水灾，深虑百姓艰食。常州独言丰稔，颇慰朕心。濙对曰：陛下爱民，常愿丰熟。圣心所欲，天必从之。上曰：天果从之，岂有他处水潦之患，亦是为善未至，不能格天也。自今，朕与卿等更当勉之。
《泳化类编》：宣德五年春，宣宗已具宽恤令，乃敕六部都察院行之。敕云：朕恭膺天命，嗣承祖宗洪业，夙夜孜孜，保民图治。每食则思人之饥，衣则思人之寒。心存民瘼，未尝忘之。今春已和，特颁宽恤之令。其速行之。
《大政纪》：宣德五年三月庚戌，上御左顺门召少师等官蹇义、杨士奇、杨荣等，以御制耕夫记示之。上曰：朕昨谒陵，还道昌平东郊，见耕夫在田，召而问之，知人事艰难，吏治得失，因录其语成篇，今以示卿。卿亦当体念不忘也。
七年七月，上以御制织妇词一篇，示群臣。上曰：朕非好为词章，昔真西山，有言农桑衣食之本。为君者，当诏儒臣，以农夫织妇耕蚕勤劳之状，作为诗歌，使人颂于前。又绘以图，揭于宫掖，布于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艰，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赋此也。
天顺五年六月，辅臣李贤与会昌侯孙继宗、尚书王翱、马昂请于上曰：今天下人民艰难，况又兵起，宜宽恤以苏民困。上有难色，不得已而允之。太监牛玉亦闻下情如此，力赞行之。于是开写十数条，最苦于民者，悉皆停止。
《名山藏·典谟记》：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乙卯，遣廷臣赍香帛，分祷天下山川，以祈雨。丙辰，敕谕文武群臣曰：上天示戒，旱久，田枯，民庶惊遑。朕甚悯之。宽恤刑狱，遍祷神祗，雨尚未也。冤未伸欤，用未节欤，困未苏欤，抑尔百官罔上而厉下欤。朕已节减用度，疏放宫人。尔等各体朕心，痛自修省。纾朕忧悯元元之意。弘治二年二月，以灾异，问辅臣消弥之道。截湖广岁漕米。遣户部郎中江汉、王宏，分赈四川饥。更发银二万，为饥民具耕种。
七月，命四川镇巡官，查勘成都府卫，去岁赈恤后，今府库馀积几何，收成几何，犹有被灾者，量免税粮，流移复业者，免杂役三岁。
《永陵编年史》：嘉靖五年冬十月，御史张珩、丘养浩言：定国公祚冒请土田，夺民世业。户部请覈之。帝命悉以归民其勿覈。
《大政纪》：嘉靖六年春正月，谕求利民事。宜时灾异叠见，大学士杨一清疏请宽恤，以宣修省之泽。帝曰：朕思民间疾苦，情状不一，一时所见，或有未尽。匹夫匹妇，容有不被其泽者，其令诸司四品以上，及六科十三道官，各将利民事宜，条疏具闻，以备采酌施行。所言务切政事，合民情，忠诚明晰，足以消弭灾变。副朕敬天恤民之意。
《名山藏·典谟记》：嘉靖三十一年二月，上谕礼部：春半土燥，布种恐难。其命文武大臣，为农借雨，各宫庙以青衣角带行礼。
勤民部杂录
《礼记·坊记》：子云，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诗云，彼有遗秉，此有不敛穧，伊寡妇之利，故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以此坊民，民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
《管子·权修篇》：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吕氏春秋·顺民篇》：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心有道，万乘之国，百户之邑，民无有不说。取民之所说而民取矣，民之所说岂众哉。此取民之要也。
《爱类篇》：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故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
《说苑·君道篇》：河间献王曰：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故疏河以导之，凿江通于九派，洒五湖而定东海，民亦劳矣，然而不怨苦者，利归于民也。
《独断》：王者，临抚之别名，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百乘之家曰百姓。
《申鉴·杂言篇》：或曰：爱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爱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汤祷桑林，邾迁于绎，景祠于旱，可谓爱民矣，曰：何重民而轻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遵尧录》：臣从彦释曰：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以有其民也。民之所恃以为养者，以有食也。所恃以为安者，以有兵也。《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昔孟轲氏以民为贵，贵邦本也。故有民而后有食，有食而后有兵。自子贡问政，孔子所答观之，则先后重轻可知矣。太祖建隆初，杨泗饥民多死者，沈伦请发军储以贷之，此最知本者也。况军储又出于民乎。夫以廪粟赈民，固有召和气，致丰稔之道。然水旱无常，万一岁荐饥无所收取，伦之言未为不信也。呜呼，太祖可谓善听言者也。
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后世荒淫之君，所为不善，故君不知民可畏，而知民可虐。民不知君可爱，而知君可怨。是君民为仇也。安得无颠覆之祸。
《贵耳集》：泰陵书戒石铭赐郡国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用蜀梼杌中所载孟王昶文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是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踰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亦可称。后熙陵表出言简理，尽遂成王言。《西原约言》：《书》曰：在知人，在安民。《易》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夫人君之职在安民，安民之术在用贤。修此二者，而大本举矣。
《性理会通》：程子曰：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