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一场战争，或者说进行任何一场军事行动，首要要求就是确保一个安全的基础。那些用“进攻即是最好之防守”的空喊淹没了思考，主张必须建立一支庞大陆军来“赢得战争”的人，很容易忘掉这个基本事实。将这个原则用于英国的特殊情况，它安全的基础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落实一些预防和保护措施，让英国工业能够维持战争的物质生产，不被严重打断。此外，与之相补充，则是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可以确保有充足的食物和原材料运抵英国，来维持英国人民的抵抗力量和英国基础工业的生产能力。
我们必须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科学探究，对各种因素进行非常仔细的计算，这样才能评估确定满足一个安全的基础所必需的最低标准。（关于防空，第9章将说明。直到最近为止，哪怕所需最低标准的计算很简单，我们仍一直极为忽视这些条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需要多大的兵力规模，为我们海上交通那些要点提供合理程度的保护。
当这些最低限度确定之后，下一步就是估计需要多大的空军力量来有效遏制敌人的空中轰炸攻势。只有当这些要求满足了，我们才能安全地去考虑，提供和装备一支部队，为欧洲大陆的盟友提供他们可能需要的支援，在这上面我们能够做什么。
战争的现代发展已经产生这样一种效应：单是地理上的邻近，就使得我们的安全与法国的安全紧密相连。如果法国落入我们敌人的控制，它的港口或空军基地为我们的敌人所用，我们生命的血液流动很容易被堵死。所以，法国的风险就是我们的风险。
而且，我们的风险还会进一步延伸。一个应该被每个人记住的基本事实就是：英国依赖进口食物，它的工业依赖进口原材料，它的军队依赖由国外供给的动力。所以，自由使用那些海上通道，这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维持一支能够确保我们海上运输畅通的海军，永远是一个基本前提。由于英国工业化的增长，加上他国产食物供应的减少，这一点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将近三分之二是从海外运给我们的。而且，还有一点要认识到：我们保卫自身的能力，就依赖那些供给我们工厂的原材料。
由于这些原因，保卫我们海上动脉的需要，甚至还优先于保卫我们的城市免于空袭。不过，这个第一需要并不意味着减少第二需要的重要性。对于英国来说，由于它的工业化程度，就成为任何空中打击的最敏感目标；还有它的首都，由于庞大、地理位置，再加上伦敦港，就成为任何空中打击的最脆弱目标。所以，防御空袭的足够保护力量，也是至关重要的。
不幸的是，新的直接空中打击危险出现的同时，海上的间接危险也增加了。尽管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在上次大战中必须面对三个敌国的联合，但它们之中只有一个国家的海军强大得足以成为严峻威胁。而且，这个海军——也就是德国海军，在地理位置上被困在北海，因为大不列颠岛就像一道防波堤，横在北海出口上，德国海军必须通过这个出口，才可以从它的基地出来，攻击我们的海上贸易。另外两个较小的敌国海军，奥地利海军被困在亚得里亚海中，因为意大利当时是我们的一个盟友；而土耳其海军被困在马尔马拉海（the sea of marmara）中，因为我们使用希腊群岛来堵塞达达尼尔海峡。在极少情况下，潜艇得以悄悄溜出去，干扰我们的海上交通。然而，它们要航行很远，要回避很多困难，才能抵达它们进行打击的战场，所以，任何一次行动，德国潜艇极少会超过30艘。然而，尽管有3000艘左右的驱逐舰和辅助巡逻艇被用来对付它们，德国潜艇造成的损失仍非常之高，仅在1917年4月一个月内，就有近100万吨船只被击沉。从我们港口驶出的船只，四分之一再也没有回来，英国危机四伏地接近于挨饿状态。总数加起来，德国人击沉了1100万吨船只，这相当于1919年年初时英国商船的总吨位。
今天，柏林—罗马—东京三角构成了三支强大的海军，每支海军的潜艇和驱逐舰力量都很强，还有新型的高速鱼雷艇，可用来对付商船。这三支海军已经造好或正在建造的潜艇有270艘左右，这是明显的证据，表明他们没有我们那种沾沾自喜地认为潜艇威胁已经灭绝的战后倾向。此外，或者说在它之上，则是这些狭窄海洋上空中打击的威胁。保护我们的船队，我们能否有100艘护卫舰可用，这值得怀疑，而1917年时我们有400艘。我们的商船也从上次大战开始时的2800艘海船（每艘3000吨以上的吨位），下降为现在的不足1800艘，因此而来的我们海上补给同样比例的下降，则是更为危险之事。的确，由于战后建造更大船只的做法，实际吨位的下降没有这样大，是从1914年的1300万吨降为现在的1100万吨。可是，更大的船，意味着“一个篮子里放更多的鸡蛋”。
从地理上看，危险也增加了。日本海军的位置在威胁我们的东方交通，于是会牵制我们海军力量的相当部分，这部分力量我们原本可用于西方水域。意大利海军的那些基地横跨地中海，威胁着我们自己和法国在地中海的交通。德国海军仍然被闭锁在北海中，但除了它现在至少有可能使用的意大利港口外，它还有了可供它的水面战舰、潜艇和飞机使用的基地，可进入一个不仅是在战略屏障之外，而且靠近英国海上通道主要节点的区域。这种远大前景向德国人敞开了，也向意大利人敞开了，它们帮助佛朗哥在西班牙取得胜利，自然有理由期待这样的回报。西班牙半岛的位置和倾向，对英国至关重要。研究一下《英国海军版海图》（the admiralty chart of british shipping），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我们穿越地中海的海上交通占了很高比例。过去3年发生的事情，强制性地让我们认识到地中海局势的重要性和危险。同样，我们在那里的位置面临新的不稳定，这因我们自己的短视而恶化。
在地中海，我们的防御政策有两个主要目的：确保使用这条捷径来往于东方的海上交通的通道安全；维持我们在东地中海的领土地位和影响范围以及保护这些的武装力量。要理解这些新的复杂性，我们就必须回溯到以往，看一看我们这种地位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英国对地中海地区的关注由来已久。18世纪，在我们的政策中这就占突出地位，尽管我们主要是关心“西端”。19世纪一开始，这种关注就延伸至东地中海，尤其是成功地抵御了拿破仑想占据这个前往亚洲通道的尝试。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带来了我们与东方贸易的十倍增长。这也有助于保障我们在印度的地位，因为可以更快地增援了。1882年我们对埃及的占领，确保了这条通向东方的海上捷径的安全，但也让我们的武装力量和政策背上了更重的负担，因为必须去保护这条通道的其他部分。不同于绕过好望角的老通道，这条较短的通道要通过一片狭窄海域，周围有着其他海军力量，幸运的是其中主要两个是我们在世界大战中的盟友。然而，地中海作为一条交通通道的特殊危险，显示为潜艇在这里以很小的行动力量——一次行动很少超过五六艘潜艇，可击沉很多船只，单是一次行动就击沉了50万吨商船。
上次战争之后，英国海军力量重返地中海，其主力舰队就以马耳他为基地。北海不再有敌方舰队，我们自己的舰队在地中海比以前更强，所以我们的位置看起来就很让人放心——在海面上很让人放心。然而，海面上空和海面之下，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有一些不利因素正在发展。战后法国与意大利的摩擦并没有严重困扰我们。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掌权后，它的力量增长，这对于法国与其非洲殖民地和保留力量的联系可能是一种威胁，但在几个方面也可以视为对我们的潜在威胁。在政治上忽略这些可能性，就导致当阿比西尼亚争端使我们面对来自意大利的威胁时极为震惊。军事意义上的忽略，更让我们愕然：1935年8月，紧急情况出现，我们竟然没有部队、预备力量和装备来应对，尤其是陆军和空中领域。而且，英国海军当局似没想到长而窄的地中海对“家在此地”的敌方的有利条件，它能够由自己的基地出发，近距离进行打击。对于空中力量的影响，他们也倾向于忽视。
海军部很快决定，不能把舰队放在它的主要基地了，因为附近意大利海岸起飞的轰炸机可以进行出其不意的打击，还有潜伏在水下的潜艇威胁。他们咽下了自己对飞机的嘲笑，急急忙忙地把舰队撤到了地中海的尽头。即使是这样，由于英国海军在亚历山大港的存在，再加上空中力量在埃及的集中，也可以让意大利人感到焦虑不安。德·博诺（de bono）元帅(1)的著作表明他们曾是何等焦虑，因为1935年10月时，他们结集于厄立特里亚的庞大军力，汽油只能供应两个月。这个事实表明，汽油供应中断会如何影响他们。如果他们想以武力来抵制对制裁的实施，他们在阿比西尼亚的部队就会更肯定地被剥夺部队移动的手段，我们在埃及所处位置会自动切断这些部队本身的力量。
阿比西尼亚战争之后，英国政府致力于加强我们的海军力量和配置。这个倾向看来成为我们政策的基础——要成为一支“反击”行动的力量，建立起足够强大的干预威慑。舰队已经扩大，我们新船的一大部分送了过去。就东地中海而言，来自多德卡尼斯群岛（the dodecanese）的任何威胁都可能成为回击自身的回旋镖，因为英国在海上飞机和舰船上都有优势。意大利对这些岛屿的支持和补给可以被隔断。利比亚也会面临相同的情况。意大利在东非的那些较大的殖民地，甚至更要依赖掌握着进入红海通道的那个国家的态度。除此之外，意大利自身有着天然弱点和对压力的敏感，这是因为它有漫长的海岸线，它的主要港口和工业中心易攻而脆弱，以及它仍然相当依赖于海外供应。
另一方面，如果地中海发生战争，意大利成为敌国，很难看出我们如何能够确保利用地中海来进行我们的海上运输和供应。用水面舰艇来保护这个狭长通道很是困难。在上次紧急情况中，我们发现意大利的大部分巡洋舰和驱逐舰，其时速都比我们的要快几海里，对于占点便宜和执行战略来说，这都帮助不小。此外还有来自潜艇的威胁，现在又增加了新的鱼雷快艇的威胁，它们能达到50—60英里的时速。在所有这一切之上，另有空中轰炸机的威胁。地中海航线超过一半的长度处于意大利空军基地轻松轰炸的范围之内，整整四分之三的长度都有被攻击的风险。
所以，这就是阿比西尼亚战争之后、西班牙战争之前呈现的局面。如果意大利要动手，它能够伤害到我们，不过它也面临遭受致命伤害的极大风险。我们军力新的配置和发展，可视为在抵消我们这些新的危险，为维持一种有利于和平的平衡提供了还算不错的机会。然而，随着西班牙内战，一种新的危险出现了，它不仅威胁着这条航线的自由伸展，而且威胁着我们自身进入地中海，还让绕过好望角的那条通道也有了危险。佛朗哥的崛起，带来了这些可能性，一个军国主义的西班牙，渴望帝国的荣耀，它的出现已是可以预见到的了。思考起来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个新势力与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结成联盟，或者是与纳粹德国结成联盟，或者是与这两国结成联盟。随着佛朗哥越来越依赖这两个国家的援助，这种可能性正在增长。它们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佛朗哥要达到他的目的，而英国的不干预政策为他扫清了路上的障碍。《泰晤士报》记者今年6月14日报道说：“最近几个月里，西班牙对大不列颠和法国的态度强硬了起来……当西班牙战争持续时，佛朗哥将军奉行对大不列颠的谨慎政策。他曾希望得到英国的承认，意识到动摇英国政府在不干预政策上的坚持是不明智的……然而，自从战争结束之后，这种情况就改变了。”西班牙的危险不能再被忽视了。
前些年中，公众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地中海地区，这有着足够的理由；然而，这也有着遮盖海洋航线上一些更深广危险的风险。法西斯主义对西班牙的征服，让这些危险进一步增大。英国的那些海上通道，大部分靠近西班牙的大西洋海岸。从交通重要性看，没有什么铁路枢纽可以与这个海上枢纽相比。而且，就我们钢铁工业的供应而言，西班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来源，北非则是我们铁矿和铁屑——我们的防守手段就依赖于此——来源中最大的。上次战争中，尽管潜艇袭击四处发生，但我们商船大部分损失在通往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的通道上。这些拥挤的海上通道，变成了海上墓地。较之1917年来自德国潜艇基地的攻击，今天，来自西班牙基地的攻击要容易得多。当时就有理由怀疑，德国潜艇中有一些有时会在西班牙水域得到偷偷摸摸的帮助。如今的法西斯主义西班牙，即使不公开参战，也会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提供这种蒙上面纱的便利。而且，我们不仅必须考虑潜艇，还得考虑水面战舰。在1914—1918年的条件下，这些水面战舰甚至比潜艇更难绕过不列颠群岛形成的“防浪堤”，难以不被拦截地驶往公海。即使这样，也有几艘德国巡洋舰在战争爆发时正巧在外国服役，结果成了英国的眼中钉。德国一艘轻型巡洋舰“埃姆登号”（the emden），成功地让印度洋贸易瘫痪，此战打了3个月后才终于抓住并摧毁了它。3个月的时间里，它捕获了23艘商船，摧毁了50万加仑石油，一时有多达78艘的英国战舰忙于追赶它或在它的行动威胁区域进行巡逻。德国另一艘轻型巡洋舰“卡尔斯鲁厄号”（the karlsruhe），在其短暂生涯结束之前，击沉了9艘商船。以往这些事实可以表明，如果未来这样的商船掠袭者数量更多，能够利用西班牙港口作为它们攻击大西洋航线的基地——几乎英国的整个海外供应都不可避免地要靠大西洋航线，会给我们海军带来大得多的麻烦，给我们的补给带来大得多的危险。
尽管西班牙要走的确切道路尚不明确，但这种新的海上威胁的程度已很明显，而海军规模是否足以应对这种风险的延伸，却不甚清楚。我们海军的配置，造船比例的分配，是否在现有资金的基础上做到了最好，以应对未来海上战争可能出现的那些情况？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必须以探究海上力量发挥作用的方式作为开始。从战术上看，海军比陆军天然地更具进攻性，因为海洋没有向它提供防守的余地，不是进攻，就是撤退。
然而，从战略上看，较之陆军，海军天然地在进攻力量上较受限制，因为它被大海所限。可以用海军将敌方贸易逐出大海，隔绝它的殖民地，封锁它的港口，让其民族得不到食物和其他供应。对于我们这样的岛国来说，这类行动将是致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支能够抵御任何其他海军的海军，是我们安全的基本需要。然而，要对付一个大陆国家，除非这个国家的陆地边界也被封锁了，否则海上力量只能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如果它的陆地边界被封锁，除非它能做到完全的自给自足，否则它就会逐渐因饥饿走向屈服。在海军一词的严格意义上，海军不能“赢得”一场战争，而陆军以前可以做到——击败敌人的防护力量，占领这个国家，从而迫使它投降。
对于海军来说，它的战略目的受到限制，而这种有限战略目的的实现，也可能受到它战术限制的制约。大海不能像陆地一样被有效“占领”。就大海自身而言，它并没有提供固定下来的交通线，可以用横跨来加以控制；没有焦点中心，可以用“派出法警”来永久主导；没有自然栅栏，可以借此阻止敌方行动，借此包围敌方力量。要想获得“制海权”——换言之，将敌人从大海排除出去，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完全摧毁它的海上力量。然而，劣势的那一方总有机会靠躲在港口来避免毁灭。如果它打算出来，想骚扰对手的商业交通，它有着很大的闪避余地，远远超过了陆地的袭击力量。
以前，一支海军要把敌人逐出大海，如果敌人避战，通常采取封锁其港口的方式——在海上保持自己的舰队，靠近其港口的出口。尽管这并非一道不能穿越的栅栏，而且维持起来也非常费劲，但封锁越严密，它就越好地实现其功能——保护自己的商业航道，阻止对手的海上交通。不过，在上次战争中可以看到，如同宪法主权一样，“制海权”也受到日益增长的限制。不再如同以往可以持续地非常靠近敌方港口，不让它的船只出海，现在敌方鱼雷和水雷的反威胁，迫使进攻舰队远离，待在安全距离之外。进攻舰队自身受到限制的燃料容量，也是使得抵近封锁难以完成的一个因素——在帆船时代没有这个障碍。所以，舰队通常就待在自己那些得到防护的港口内，可以对那些控制海上通道和进行护航的较小船只提供远远的翼护，它可以从港口对敌人舰队的任何一次出击进行拦截。就上次战争的情况而言，这种远程封锁被证明是有效的——除非敌方船只已经逃脱，但它的防御价值因潜艇行动降低了。不过，它的有效性依赖着英国群岛的地理位置——它们横跨北海的出口。它潜在的缺陷，可以从1917年斯堪的纳维亚护航船队两次遭遇的灾难得到说明，它们前往卑尔根的航线在这道“防浪堤”的前方，所以不能被以斯卡帕（scapa）为基地的远程封锁覆盖来保护。
从这些事实和考虑来看，对于英国这种自身依赖海上交通安全的国家来说，对敌方抵近封锁是原则上唯一合理的方式。然而，因为水雷和鱼雷的危险，现在又加上了岸基飞机带来的新危险，它实际上却难以实行。即使抵近封锁可行，它也会因那些速度较快的水面舰只和潜艇可以躲避而效果受损。所以，如果结论是我们不能回到抵近封锁的方式上，那么来看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战争——敌人能够从我们地理障碍之外的基地来作战，这个结论就有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意味。敌人从原来的受限状态中解放出来，转向侧翼，这会削弱远程封锁原来具有的功效。在这些条件下，一个并非完全依赖海外供应的较弱海军国家，对一个有着海上生命线必须去保卫的更强国家，看来有了一种内在的优势。前者可以利用海上游击战争的各种可能性，得到的机会要比后者将舰船用于战斗的机会多得多。
如何应对这种威胁尚不好说。上次战争中使用的护航体系，依赖于远程封锁体系所提供的覆盖保护，用大规模的袭击力量来对付干扰。有这种覆盖保护做后盾，几艘驱逐舰就足以为每次航运护航，保护它免受潜艇攻击。如果敌方可以用大型战舰来侵扰航运，那么每次航运本身看来就必须用更强大或更多数量的战舰来护航。考虑到我们海上供应的规模，公海上的每次航运都提供这样的护航，从数量要求上讲，这就不可能。
最好的希望在于：敌人被鼓励得在开战之初就主动来战，让我们的优势战斗舰队有一个机会来摧毁它们。然而，想靠此取胜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它们既然有可能利用新条件获取很大优势，为什么要给自己找这样的危险呢？
要预先阻止这种威胁，我们必须对这一问题采取正确的措施。这可能涉及巡洋舰和小型舰队力量比例上的重大改变。无论如何，必须确保任何陆地努力都不能危及对新的海洋问题的解决方案。
* * *
(1) 意大利陆军元帅，1935年埃塞俄比亚战争后晋升。——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