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的困难在增加——即使空战也是如此，如果这一点能被认识到，那么用双方协定来达成对它的限制，在这一点上或许就有了新的可能性。对西班牙和中国城市的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与它们针对任何军事目标所达到的目标，这两者完全不成比例。如此滥杀无辜，激起了整个文明世纪的公众舆论来抗议这样的无差别战争形式。那些屠杀事例引发的恐惧，因一种普遍的危险之感而加深，如果允许对非战斗人员的屠杀成为当今战争正常伴随物的话，那就不仅是生命的危险，而且是文明的危险。不幸的是，中国很遥远，西班牙的这个问题则因为党派感情的强烈而变得模糊不清，这是以牺牲人类尊严的基本要求为代价的。为了应对那里的紧急情况，在战争进行了两年之后，英国政府带了一个头，任命一个委员会去查看一些轰炸现场，提出一份独立报告，说明它们是否具有足够的军事上的理由。这个行动似乎对此后数月的事态有一定抑制作用。这种努力，将来要产生更大作用和减少争议，就必须延伸至更大范围——致力于在战争的人道限制上达成一个新协议。

人们常常说，战争是无法加以限制的，如果无视人道考虑能形成军事上的优势，人道考虑就不会占上风。这个断言并不可靠，历史经验已经否定了它。根除被击败的民族，这样就没有他们东山再起的风险了，这是军事上的优势；然而，想进行这种根除的事例极为罕见，很可能从来就没有完成过，偶有发生也是历史的很早期。在武装力量的厮杀中，保存被击败民族的生命，这长期以来已成为正常做法，杀害战俘都已是非常罕见的，足以引起谴责，杀俘的一方也得去找理由。除了战争白热化中的一些地方事例外，拒绝怜悯的出现，通常是因为有报告说对方拒绝被怜悯。

在水井下毒，尽管有着明显的军事上的优势，但在战争的历史记录中极其少见。军事世界的约定导致了对战争野蛮的一种抑制，这要早于任何公约签署的出现。而且，交战的士兵早在考虑平民之前，就已经形成互相尊重的习惯。17世纪初期三十年战争的破坏，带来了接下来一个半世纪中都同意的对战争的有效限制和人性化。如果说这部分是因为技术和政治条件的改变，但也受到了“理性时代”人道主义观念的影响。在战区，军队发展出来了一种自我施加的对待平民人口的克制，有时甚至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到几乎可笑的程度。

法国大革命战争带来了朝向野蛮的旧病复发，文明的恢复随后又受到了民族主义加剧的阻碍，受到了克劳塞维茨及其学派钦佩地研究拿破仑军事时所创之词“绝对战争”理论的阻碍。然而，19世纪的那些战争，显示出对许多战争习惯越来越多的改善。即使是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如果说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旧病复发，但在另外一些方面也出现了更进一步的人道主义进步。普遍而言，野蛮的重现其实是一些新技术发展的产物，因习惯而确立的那种人道限制还是倾向于受到保留。

也有一个共同认定，人们认为一个为自己生命而战的国家不会遵守任何规则；于是，作为一个推论，人们常常争辩说制定规则是无用的。这个共同认定可能为真，但也有一些保留；即便如此，也并不一定得出制定规则无用的合理推论。更值得注意的是，各类《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条款得到了多大程度的遵守。这些公约起到了约束作用，这样的证据比违反这些公约的证据更具有意义。

的确可以看到，不同于战争开始时，到了战争后期，当速胜的希望消失，或者是失败的担忧增长时，这些公约就容易被违反。在上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可以看到后期采用了无限制的潜艇战和使用毒气。即使是在阿比西尼亚，意大利人也是到出现了战争要被拖到雨季的严峻危险时，才使用了毒气。而且，他们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来隐瞒自己的毒气使用，以至于效果受限。如果能够合法使用毒气的话，毒气的效果就不会那么受限了。对这些战争规则的违反，违反者通常都要先去找合理性的借口，或者是伴随着合理性的借口。借口的通常形式，就是宣称另一方首先违反了这些规则。为了给自己的违反行为以必要的可信性，这样的指控多在违反行为之前提出，而这个掩饰过程有可能首先导致行动的拖延，其次也会对行动的范围和效果造成一定限制。

从上述情况可以合理地推断，侵略者在战争一开始，对是否使用普遍协议禁止的某种特定武器或行动方式，就会犹豫。它或许能在前面的外交冲突中为自己的开战行动找到借口，但在战争开始之前找到违反战争规则的借口很困难，因为在战斗开始之前不可能说敌方正在使用某种违约武器。

这就是一种限制，它潜在的重要性要超越战争的人道化而走向阻止战争。侵略得以成功，最大的可能在于它一开始就有决定性的优势。现代战争条件的普遍趋势是有利于防守，进攻者的机会越来越缩至仅仅是开始的那个阶段，所以就变得依赖一些出其不意的技术手段。我们越是能够在和平时期多多签订这类禁止协定，我们就越能减少最初进攻的前景，因为侵略者为避免侵略招致的憎恶要付出惊人代价。尽管分开的每一条线都脆弱如丝，但它们交织起来就可能具有钢的强度。

任何能够阻碍侵略早期决定的东西，都是对侵略的一种威慑，也是对阻止战争的一种贡献。只有潜在的侵略者，才会对这种前景极度反感。所以，任何大国想不被贴上潜在侵略者的标签而反对这种限制，就变得更为困难。所以，不要视此为徒劳地想使战争人性化，我们可以有利地引导我们的努力来强化这些战争规则，如同众所周知的楔子细端是可以辟出大空间的。

最明显的措施之一，就是确保更多地不伤害非战斗人员。从道德角度来讲，这是很难被反对的。军人更难于反对，因为他们的职业传统就创造了对攻击平民的一种本能厌恶。尽管近来民族主义的加剧，导致了以签署国际协定来直接阻止战争受挫，但整体而言，就各地公众的思想状态来看，他们是期待在战争的人性规则上迈出新的一步的。如同前面谈到的那样，这将是朝向阻止战争的间接一步。

任何关于扩大战争中保护平民的建议，都必然遇到异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战争中，相对于人力，机械力量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因此，就有理由认为：由于战斗部队越来越依赖平民来源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这些平民来源就不能免于攻击。然而，这个论断是可以归谬的，它的逻辑结论会是：攻击所有医生和护士，也有着军事上的必要，因为这些人有助于治愈伤员，让他们回到战斗序列，甚至攻击育龄妇女和少女也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战争长期打下去，这些人就提供了新的兵源。对这种极端逻辑的一种实际纠正，长期以来为人们广泛接受，它足以应对战争的新变化。那些对军事力量有直接贡献的人，比如兵工厂的工人，包括在广义的战斗人员范畴中，其他的平民人口则归为非交战人员。

空袭的发展，最为严峻地损害着迄今为止给予非交战人口的免于伤害的措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方面可以实施什么限制？废止炸弹，废止轰炸机，废止轰炸，所有这些都被人们提出，作为达到这个目的手段。然而，如果认识不到阻碍着这些步骤的实际困难和逻辑困难，那就是迂腐的。炸弹只是一种利用重力而非线状无烟火药发射的廉价炮弹，轰炸机只是执行其他类型飞机虽然功效差点但也能轻松适应的功能，轰炸与炮击很接近，除非可以接受放弃使用所有爆炸性投射物，否则难以禁止。然而，即使种类没有什么不同，但轰炸对文明的危险在程度上要高得多，这个事实可能最终会推翻这些考虑，出现一种双方同意的虽不合逻辑但可起作用的限制。与此同时，比较容易达成协定的是这样的第一步：在一个国家建立一些非军事区，确保不受空袭。这些非军事区，可以为人口中的非交战人员提供一个避难所，这些非军事区清晰地远离任何军事性设施，被所有军事交通避开。到了战时，可以由一个中立的委员会来监管它们。这些非军事区的范围要显明可见，夜间也要清晰地显示出来。如果说达成这样的协定也有其困难，但与对所有国家都产生的普遍好处相比——让未来战争中的双方毁灭得到一些有效限制，这些困难就不重要了。

更好但或许更难以达成的是：用一个协定将轰炸限定于陆地和海上军事行动的最邻近地区。希特勒1935年5月就曾这样建议。尽管很难确定“战区”的精确范围，而且它在实际交战中多半会伸缩变化，但即使是伸缩变化的范围也是一个范围。比起现在的缺乏任何此类限制，还是要好一些。即使这个伸缩范围伸得太远，以至于这个范围被突破，那些国家的处境也不会比没有这个范围更糟——只要它们想到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作出防御部署。从一位战略家的眼光来看，被阻止去打击敌方力量的军火来源，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不利。然而，从一位考虑更宽广因素的大战略家的眼光来看，对双方的这种不利，或许可视为相互抵消，而由此带来的共同好处，会在一种长期计算中被视为翻倍增长，时间越长，利息越高。战胜国常常最受害于那些成功的，但目光短浅的战略家，这些人除了最后一战外，看不到更为超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