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战争条件，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一个国家的资源越来越大的压力，让那句古老的宗教格言“三位一体”（tria juncta in uno）有了更深的意味。就大英帝国的防守而言，我们必须维持海上力量、陆地力量和空中力量。然而，资源并没有三个来源，只有一个来源，由这一个来源提供海陆空三方面力量所要求的金钱、人力和武器装备。如果白厅海陆空部门的成员每天都背诵《亚他拿修信经》（the athanasian creed）(1)的改编版，那可能是有益的，或许能阻止他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强调自己军种的需要，不去关注每个军种都依赖其他军种，自己军种的开销是从总数中减去的这个基本事实。过去几个世纪的经验业已表明，在陆地和海洋都寻求支配地位，会让每一个想这样做的国家压力过大。英国之所以能够压倒竞争对手，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在自然条件帮助下，通过在自己能够做到的地方去节省自己的力量，从而避免了这样的过大压力。现在，一个国家的力量必须遍布海上、陆地和空中，耗尽的风险就更大了。所以，要达到我们的目标，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在海陆空三者之间做到最经济的调节，在最有可行性的任何地方节省力量和资源的支出。
战前英国海军的规模，是按人们所知的“两个大国的标准”（the two-power standard）来做的，在《华盛顿条约》（the washington treaty）(2)中，英国海军的标准变为与最强大的外国海军相等。战后英国空军的规模，至少在原则上是由鲍尔温先生1923年阐明的原则所支配，它必须包括“一支国内防御力量，对于一个其打击范围内包括我们的空中力量最强之国，这支防御力量足以保护我们对付来自它的空中打击”。
然而，要找到可以决定陆军规模的标准就比较困难了。如同本书第9章提到的那样，1937年5月，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建议我就陆军重组写一篇论文——它成了霍尔-贝利沙先生改革的起点，当时对我而言，缺少原则已是越来越明显了。我越是深入研究任何现存标准，我就越倾向于拿《亚他拿修信经》的进一步改编版来解说我的立场：“没有三种费解，只有一种费解。”
作为这种探讨的第一步，我尽力去找战后陆军重组并一直保持下来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结果很明显，这个重组并非依据任何科学计算来决定，只是战后对战前规模的回归而已。
所以，第二步就是追溯战前陆军规模是怎样确定的。这看来也仅仅是依据当时国内陆军营的总数能够构成多少个师（以当时欧洲的标准，12个营为一个师）而定。亨利·威尔逊爵士在参谋学院讲话时，对这种并无任何原则来决定英国陆军规模的现象作了调侃：“为什么我们有6个师？天知道。谁关心？”这些师因国内有多少营而组建，以构成一支组织起来的远征力量，这是霍尔丹1907年重组的一部分。
那么，这些营的数量最初又是怎样决定的呢？除了布尔战争之中和刚刚结束之后一些相对较小的增加之外，这可以回溯到1868—1874年的卡德韦尔重组。即使是那个时候，这也主要是依据那一时期的军事力量规模而定——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经济浪潮中，英国军事力量减少，随后出现突然性增加而形成了这个规模。卡德韦尔的各种改革，主要关心提高陆军的效率——他上任时发现陆军缺少效率，要通过对当时已有军事力量的节省开销、砍掉多余的重新调整来做到这一点。如同前面一章提到的那样，他要纠正不成比例的海外军事力量规模，从而形成国内的战略储备，这由正规陆军20.2万人的一半构成，同时将民兵力量升至10万人，志愿力量升至20万人。这或许就是决定原则的一些蛛丝马迹，因为这个总额大致与法国和平时期的陆军规模相同，而法国当时是潜在的敌人。
卡德韦尔1869年1月提交给首相的这些建议，规划出军力的重新分配，海外部队受此影响将节省24000人（英国殖民地的军队从5万人减至26000人）。节省下来的兵力，一部分将用于增强国内力量，但即使如此，还是能够净节省11500人。在1869年的《陆军估计》中，那一年海外兵员的实际减少是15173人，国内兵员从87500人增至92058人。
法德战争的危险，以及英国必须保卫比利时中立的紧急情况，就导致当时作出决定来增加陆军2万人，以提供一支用于保卫比利时中立的2万人的远征军。
然而，卡德韦尔这个将国内营与海外营关联起来的体系，却产生了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意外后果。因为这个体系意味着对海外驻防部队的需要，从此以后就制约国内军队的规模乃至于构成形式。英国国内维持的部队数量——或者是国土防守，或者是出征，都由所认定的印度和其他海外驻防部队所需数量来决定。于是，无意之中就鼓励了对海外需要的高估，从而证明国内军队数量的合理性。海外驻防职责所要求的部队类型主要是步兵，这种需要也就妨碍了国内部队符合战争趋势地重新调整兵种比例。
我接下来的另一个探究点就是：不同兵种的比例是如何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看来也同样是并不依据任何原则来确定。在卡德韦尔的改革中，英国陆军的炮兵从180门炮增至336门炮。即使在那个时候，与拿破仑战争中的炮兵比例相比，即以每1000步兵有多少门炮来计算的这个炮兵比例，也是低得多的，它们的效力更是差得多。步兵步枪火力射程的增加，迫使炮兵必须离得很远，以至于不能采用霰弹射击；炮兵也因此被迫分散，减少了对目标的威胁。
卡德韦尔改革70年来，看来有理由期待这个比例随着改变中的战术条件而调整。然而，分析并没有印证有过这种调整。那场世界大战之后“重建”的英国陆军，步兵营的数量大致与1870年时相同——把布尔战争时增加了的15个和霍尔丹解散了的8个考虑在内。1922年又解散了22个营，但这是基于省钱的考虑而不是战术考虑。一个师有多少个营，也没有变化；一个营有多少人，在这半个世纪中也大致没变。
在那场世界大战中，人们发现必须用200门大炮甚至更多来支持一个师的进攻，即使是这样的炮兵规模也几乎不够用，除非还有其他手段如大量坦克或一场大雾，才能遏制防守一方的机关枪火力。然而，英国战后却缩小了炮兵规模，近来的增加也只达到一个师96门炮（野战炮和中型炮）的规模。不过，由于一个师中的步枪单位由768个减少至432个，炮兵的有效规模要比96门炮这个数字所暗示的好得多。
从这个探究来看，有一点就变得很清楚了：陆军的兵种比例有变化，但没有重组，其组织没有因陆军战术基础上的根本性变革而相应调整。
显然，首先是要增加火力的比例。不过，这还得考虑一个问题：恢复到世界大战时的炮兵规模，这不仅受到费用上的制约，而且受制于弹药的供应，尤其是机动作战中的弹药供应。在现代战争中，要有效使用一支庞大的步兵，就需要有大量的炮兵，这不仅涉及大量的费用，而且给我们的海上运输和陆地运输能力带来了巨大压力。我们的交通系统有可能遭受空中打击，处在这种威胁之下，这种压力就很严峻。任何军队的物资需求中，枪炮弹药是最为昂贵的东西，也是运输上最为沉重的负担。
就我所能想到的而言，解决这个问题最为可行的办法，就是减少我们那些师中步兵的比例，减至能在战斗中有效使用的数量，同时开发装甲车辆和其他手段，能够把轻型装备运至前沿，这样它们就能增加效能，从而降低对炮火支援的要求。除了步兵自己能够使用的武器外，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域，可以更好地使用移动武器。
尽管战争中使用马匹的骑兵规模一直在缩小，但骑兵（cavalry）(3)的比例长期以来一直稳定不变。在上次战争之后，我们的骑兵团从28个减少为20个；与此同时，由于建立了永久性的坦克兵，一种新形式的机动兵种就创建了。当时组建了4个坦克营，后来增至6个。快速坦克的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前景，装甲战斗车辆有可能成为充分恢复骑兵历史角色之充足的手段——他们的基本特点都是骑乘作战。所以，骑兵近年来的机械化，以现代形式的采用，反过来为自己开启了振兴昔日力量的机会。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功能本质上一致但却分开的两个兵种，是否还有必要维持下去？
总之，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导致我建议那些师还有那些营都应以一种较小的模式进行重组，增加火力比例，配备小型装甲车辆来运送一定比例的步兵的布伦机枪（bren gun）和迫击炮；还要组建若干机动装甲师，而不是当时计划的那样只建一个；骑兵要与皇家坦克兵团（the royal tank corps）融合为一支机动装甲部队。
我提出这些研究结果的那篇论文，进一步指出“影响到陆军角色的战略条件，其改变是最大的”，使用陆军的各个可能领域——用于英国自身的防守，用于大英帝国的防守，用于英国有义务在欧洲大陆进行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出现了新的课题。
首先，来看英国国内的防守。上次战争的经验已经表明，用海上力量来入侵一个国家，已变得困难得多了。尽管我们仍然用国内数量极大的部队来防御这种危险，但这种危险并未达到成熟条件——我们知道这样的入侵企图从来就没有认真策划过。在今天的条件下，面对岸基飞机的力量，想派大量地面部队登上守方海岸，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冒险得多。所以，减少防御这种登陆的地面部队数量，应该是合理的。
另一方面，空中力量的到来，带来了英国城市和港口的新危险，空中力量今天的增长，它们的打击造成英国国内毁坏和瘫痪的风险也一直在增加。要抵御这个新危险，除了应对空袭的民防设施之外，还需要进一步增加英国的防空力量。已经转变为执行此任务的两个本土防卫军的师，即使完成了他们的装备，也不足以保护想让他们去保护的那么宽的地带，他们的资源也没有提供足够的储备。
我们还需要一支大而分布很好的军力，以便在遭受空袭时的混乱条件下维持秩序和交通。处在那种可以预见、至少是很有可能的条件下，现有的警察力量和消防队必定是远远不够的。除了维持秩序和护送供应的被动职责外，可能还需要部队来协助处理火灾、清理公路和铁路交通，恢复电报和电话通讯，等等。这些多重职责可能要用到国内的大量部队——正规军和本土防卫军，尤其是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天。在和平时期，他们就应该为此做好准备并部署到位。
而且，考虑到这些工作的性质，还建议这些国内安全保障力量要包括较高比例的工程师和通讯兵部队——要高于现有部队中的比例。这样的增加——至少是工程师的增加，也因现代战争趋势而有必要，因为对于机械化部队来说，障碍和毁坏是最有效的阻止手段，如果机械化部队被派往海外，也需要有更多的修复资源相伴。
第二就是大英帝国的防守问题。从卡德韦尔重新分配军力后至今，我们的责任大大扩展了，尤其是在中东。我们现在必须为埃及、苏丹和巴勒斯坦提供防守。将1870年的英国海外驻防部队规模与1937年时相比，可以看到大部分老地方都有明显的规模缩减，比如马耳他、直布罗陀、西印度群岛和其他大西洋驻地，还有毛里求斯和锡兰。然而，我们后来在埃及、苏丹和巴勒斯坦增加的义务，以及近来因新的战略危险在中国和马来亚越来越大的需要，这些驻防部队又将这些缩减抵消了。即使如此，我们在海外维持的总兵力——印度除外，只达到了38000人，虽然高于1870年的26000人，但与所增加的必须防守的疆域和威胁到它们的那些力量相比，这个增长是非常温和的。
幸运的是：我们在印度承担的责任虽没减少，但至少所冒的危险减少了。驻印英军规模不缩小，就如同其他地方驻军规模增加之少一样，难以理解。经过印度兵变（the indian mutiny）(4)之后的重组，英国政府从东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接管了统治，驻印兵力的总数为英军62000人和当地士兵125000人。处在那些痛苦回忆的影响之下，很自然地，英国军队必须保持很大规模。随后，与阿富汗人的那些战争，以及长期以来对俄国人入侵的内在担忧，为维持甚至是增加这种驻军规模提供了理由。然而，考虑到维持入侵军队所需要的交通运输，以及空军力量对他们的威胁，尤其是当他们还必须穿越山区时，现在就很难再说有什么真正的入侵风险了。很多高级军官长期以来私下都承认，对俄国入侵的担忧只是奇怪幻想，他们也承认，这作为一个论点，有助于在紧缩年代还能维持国内军队的规模，因为国内部队的规模与所说的印度所需军力规模挂钩。
在我们要对维持印度国内秩序负很大责任的同时，铁路运输的改进、汽车运输的发展、空中运输的到来，也增加了驻印部队的机动性。就印度国内安全而言，节省时间就意味着减少麻烦。最初的火花爆响，就有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抵达现场，可能会避免一场大部队姗姗来迟都难以扑灭的大火。
目前在印度的实际兵力为英军57000人，印军159000人，印度边防部队19000人，（英国）辅助部队33000人，还有印度本土防卫军19000人。单就数量而言，这比起上个世纪更为困难条件下人们认为需要的兵力来，已是更大的保险了。考虑到改变了的条件，以及其他地方新的需要，陆军中有比例如此之高的英军部署在印度就显得不合理了，除非将此视为大英帝国为中东和远东所准备的战略储备的很大一部分。
如果有战争到来，埃及的军力被认为是不足的。然而，考虑到紧急情况出现后派遣部队穿过地中海去增援会遇到的困难，埃及军力在和平时期的规模就很难被认为是足够的。在埃及或巴勒斯坦增加常备军力，还有一个理由：比起英国国内能找到的地方来，这片地方为机械化部队提供了适宜得多的训练场地。巴勒斯坦的军力，对付那里出现的麻烦是不够的，用于它的防御也不够，增加驻防部队看来很有必要。在塞浦路斯，现在看来也有必要驻防了。由于意大利的东非帝国的发展，驻苏丹的军力也很难被认为是足够了。
就中东这些地方的防守——有着那么长的边界和大片沙漠——而言，看来现代快速部队比步兵更有价值，而且所需要的兵力也少得多——从军力和金钱的节约来看，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提出建议，对这些地方的驻防部队，以及一旦事发就会派去的快速部队与步兵的比例作根本调整，理由是很充足的。
紧急情况下对海外驻防部队的增援，这个问题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早在1844年，当时的陆军大臣格雷勋爵（lord grey）就指出：由于汽船的发展，加快了大英帝国内部的增援速度，所以就可以减少殖民地的常备驻防部队，代之以保持国内较大战略储备力量，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派到需要的地方。从那以后，数十年来海上运输进展的加速，直到霍尔丹时代，仍然支持这样的做法。不过，由于新的干扰危险——这首先是因潜艇的发展而来，然后是飞机，尤其是在地中海这样的狭窄海洋，这已经变得复杂了。“由于地中海通道特别容易受阻，把大英帝国战略储备力量的一部分，以及它的补给来源，放置在地中海以东的地方，这看来是可取的。”
另一方面，现代军事条件的主要发展，倾向于减轻大英帝国防御的任务。机关枪增加了驻防部队抵挡入侵的火力，增加了对地方民众反叛因素的优势。汽车运输使得部队可以被快得多地运到出事地区，所以在战略层面就等于增加了驻防部队的规模。对我而言，这些发展看来有利于建立区域性战略储备力量的措施，而不是增加驻地的驻防部队。我们应该在中东去建立这样一支区域性储备力量，再从部分驻印军力中发展出来一支——用适于此目的的那一部分军力。
最后，是我们的欧陆承诺。除了我们可以用自己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来提供的帮助之外，再考虑派遣一支陆军部队前往欧陆，这是否明智呢？朝海外派遣这样一支力量，并且维持下去，这样做的困难和危险，因空中力量的到来和飞机航程的不断扩展而无限增加了。不仅仅是海上通道，还有港口，以及军队补给运输和前线输送必须依赖的铁路和公路，现在都暴露在空中打击的新威胁之下。军队规模越大，这种风险就越大。
与此同时，由于地面战争战术条件的变化，这样一种陆地支援的必要性也变得更可质疑了。防守对进攻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因机关枪的发展再加上带刺铁丝网和堑壕而建立起来，较之上次战争，从近来的战争情况看，这种优势似乎更为突出了。机械化看来也进一步增强了守方而不是攻方的力量。一张难以突破的火力网，以及在敌人推进道路上设置的障碍和进行毁坏的手段，现在都能够更快地运到受威胁地点。
而且，任何较大的陆地投入，我们军队因此目的而来的任何数量增加，都不可避免地会吸纳我们可用于海上和空中力量的最大投入。机械之力，而不是人力，才是现代战争中成功的决定条件。一个国家的生产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一个军种所吸纳的那一部分，不管多少，都要牺牲其他军种的可用资源。而且，这也会间接地分散力量。“与我们在海外使用兵力的比例相配，也要增加相应比例的海军和空军，以护送、保卫和协助它们的行动。”
为英国防守和大英帝国防守提供地面力量，这是基本的需要，只要这些力量没有超过能够履行这些职责的最低限度，它们的花费就值得从我们对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的投入中分走。然而，从防守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个方面的任何过度都可能成为一种危险。这不仅必然会夺走发展海空领域至关重要之优势的资源，而且会把战舰和飞机转变为履行实际上是次一等的职责——保护地面力量，保护它们的运送，保护它们的补给。我提出，这样的思考对一个问题有直接的影响：在使用我们的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的同时，我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用陆军来帮助大陆盟友？必须维持足够的地面力量用于英国和大英帝国的防守，维持任何超越这个职责的东西，尤其是用于欧洲大陆，在目前的条件下是过高的期待，甚至是一种潜在的危险要求。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这样做，那就是法国面对敌方极大的地面力量优势，它的力量无法做到自我防御。就目前情况而言，法国的那些邻国尚不可能获得它们所需要的这种力量优势。如果法国放走了自己的东部盟友，同时又让西班牙成为德国和意大利战略利益的马前卒，因此而被隔离，那么这种危险就会出现。只要西方大国支持集体安全体系，就没有真正的理由来担心法国的安全，或者是认为英国必须派出大量地面力量增援。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原则——对我们而言，这是唯一的安全原则：我们维持的地面力量，不要超过合理计算出来的应对大英帝国防守上重大意外事件所需要的程度，如果重大意外事件同时发生，向法国提供的任何地面力量支援，也要依这些重大意外事件中某些的出现而定。这种支援也要来自英帝国防守的军力剩余，而不是为此而维持额外的专门军力。
对于海外增援这另一种角色，上述限制因素也会影响到一个问题：哪类部队最为适宜？令人高兴的是，中东的现代需要正好适于派到大陆去协助盟友地面力量的那种有限军力。
对于这类国家拥有的普通师的数量而言，我们以步兵方式派出的部队只能是一个很小的增加。然而，由于财政和传统的限制，一个盟友不大可能拥有很高比例的全机械化师。所以，我们以这种兵力贡献所起的作用，就可能远远超过它的数量所暗示的。比如，1914年8月，有4个英国师被派到了法国，但这只是用来对付入侵者的兵力的6%，而2个装甲机动师却为法国的这种兵力增加了66%。它们是一种无价的反击资产和阻止敌人突破的应对保险。它们将高度的机动性、集中的火力与人员的节省结合起来了，一个师所需人员仅仅是13000人左右。即使这个数字，也是当下观念所言，并非实际需要，一个组织得很科学的机械化师，4000人应该就够了。大量兵员的减省，会简化将他们运送过海的问题，海上通道和港口受空袭威胁下的海外部队维持问题也简化了。
如果我们要做到力量的真正节省——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我们比任何潜在敌人都更能坚持到底，那么陆军的构成就要符合新的防守条件，陆军的规模不能超过大英帝国防守的需要。“在任何对力量的考验中，一个国家承受压力的能力不仅取决于其资源的多少，还取决于其资源分布的经济。我们至少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我们的敌人想在陆地和海上都寻求胜利，处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它们屡屡失败。我们因我们地理环境的幸运而受益，能够集中优势于一个方面而节省我们的力量。今天，空中力量的发展迫使国家资源必须在海陆空三个方面分配，这就加剧了压力过大的风险。在这三个方面的需要之间找到最经济的调控，在我们最能承受得起的地方限制我们的投入，这样做就更有道理了。”
“由于英帝国的地理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指导其防守的原则，应该是维持一支最低必要限度的陆军，以便开发海上和空中的最大可能性。”所以，就陆军而言，我们必须确定它的基本职责是什么，这些职责的先后顺序是什么。这需要对陆军的作用进行透彻的重新审视。这样，我们才能去调整陆军的组织和分布，以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措施来适应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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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基督教会四大正统信仰告白之一，由亚他那修根据以前的信经及奥古斯丁的《论三位一体》写成，是第一个阐述三位一体教义的信经。——译者注
(2)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海军强国都设计了规模和火力更强大的战列舰。由于战列舰的建造和维护费用极其高昂，这种耗费高昂的军备竞赛在战争结束后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五个海军强国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译者注
(3) cavalry一词兼有骑兵和装甲兵之义，20世纪前期出现了由骑兵到装甲兵的进化，但用词未变。本书中此词的使用，有时指装甲兵，有时指骑兵，有时指既有骑兵又出现了装甲兵的混合状态。——译者注
(4) 185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佣军“西帕衣团”中，印度士兵攻击英国军官引发兵变。此次兵变最直接的结果是莫卧儿帝国终结，英国政府也撤销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体制，改由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印度。——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