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甲午战争的挫败，不仅使清廷颜面扫地，民族自信心尽失；战后的割地、赔款更使中国从此成了列强的俎上肉，变法图强的主张乃在知识界中日益高涨。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在保守派、改革派、革命派三种势力互相激荡的情形下，传统的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激烈的变化。

※※※

中国在一八九四年和一八九五年被日本从海上到陆上战败，产生了严重反响。中国作战的目的在保持朝鲜为属国，经此一战，这局势已失去而再不复返。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因此割让与战胜国。战败赔款银二亿两是一种极难承受的财政负担。中国向日本商业上的让步除了向欧美国家提出的之外，尚加上日本可以在中国城市开设工厂的条款，写入马关条约。当然，因为最惠国的规定，这特权也为其他国家分享。总算有了俄、法、德三国干涉，辽东半岛的割让未成事实，由中国再加添赔款三千万两算数，可是沙皇的政府仅候三年即提出整个半岛租与俄国二十五年的要求。从此之后这地区落入俄国手中，又从日俄战争之后转交日本，第二次大战之后再度由前苏联掌握，直到一九五五年中国才收回主权，至此前后已六十年。<

【甲午败绩之辱】

被日本打败，中国感到深耻奇辱。中国过去曾和日本作战，可是未曾认为日本人是优势的对头。不用说，种族优越感双方都无从避免，这也是一八九四年战争起因之一。此时尚未及注意的一点是，一个国家之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务之分工合作也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之效率，使这国家的功能提高。所产生的机动能力与品格无关。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本来已朝此方向发展，与中国无法分类的大多数农民相比，显然效率要高，此中差异也在战场上表现无馀。

在两个世纪相交之际，世界上遍处展开的人种主义达到了最高潮。德皇威廉第二是它热烈的发言人。日本人很容易接受了他的解说。日人爱国而好战，好像比懒惰而无气息的中国人要强得多。伊藤博文与李鸿章交涉的时候，确切的掌握著机会报复。过去中国不少作家笔下提及日本时很少注意到日人的敏感，一味以轻蔑字眼写出。李鸿章及中国的高级官员受胜者粗鲁待遇，也早有其原因。

这深耻奇辱使中国群众的反响注入相反之极端。一派主张接受日本人之优越，应聘请伊藤为中国首相。另一派主张不承认和约。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不妨分作数份，赠予沙俄和其他国家作为报酬，只要他们向日本交兵。虽说李鸿章没有采取后说，他已受这说法影响。他于一八九六年与俄国外务大臣签定密约，西方称为李与罗拔诺甫条约（li-lobanov treaty），所给帝俄的让步，包括修筑中东铁路贯穿满洲北部。谣传俄方曾以丰厚贿赂酬答李鸿章签定此约。

这战败给中国当前最大的困难仍在赔款。只有向外借款能解决问题。愿意向中国放贷的大有人在。可是他们每一个代表一个外国政府，他们的目的，在以中国海关关税和内地工矿的权利作为贷款的保障。中日战争之前中国所负外债不多。兹后中国行政完全被外国银行团把持。凡出口进口之关税，盐税之收入，以及内地之转口，同为外债之抵押品。此后因修筑铁路也涉及外债，才激起了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以上情形在中国进入民国时代后基本上未有更变。也因为对关税收入的处理，孙中山与西方各国争执，才决定与苏联联合。

回头再叙十九世纪。一八九八年为诸事纷至沓来之际。英法德俄日五国都于此时在中国构成势力圈。如果中国任何行省划入某一国家之势力范围，中国必须申明此省永远不割与其他国家。当中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若是租借给享有势力范围的国家，租用期间为九十九年。中国不得在内外设防，也不得派兵进入附近地区，通常以十五哩为度。此外，列强也在省内独享铁路工矿和敷设电讯的权利。要是中国本身在省内营建此类工程，则不得由第三国投资，也不得雇用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当中此类的条件有由外强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限四十八小时内承允的例子。这情形使孙中山称中国为次殖民地，亦即低于一般的殖民地，他们与中国不同，只服侍一个主子。当世纪之交中国受著列强压迫，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于一八九九年及一九○○年两次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很少实际裨益。

【百日维新】

一八九八年夏天，北京的官僚圈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情形。从六月十一日到九月二十一日，一共一百零三天，御前颁发了二百多件诏令与批示，宣称政府之组织必须改造，预算将要编制，海陆军将要现代化，所有教育制度和文官组织也要改组，所有农工商业一并都要提高以符合世界标准。如果这套工作可能因皇帝龙椅前之公告而完成，则中国应当立即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可是这西化之决心以与西方习惯相反的姿势提出。“百日维新”如传统以意志力事，并且引用了真理由上至下的原则。这种办法相信一项工作由皇帝诏令宣布，即等于工作已实际完成。

维新人士并不是全不了解此中的毛病，他们还是做了。一百零三天之后，全部运动突然终止，皇帝被软禁，终身再未重享自由。六位维新人士被处死刑，两个最显著的领导人亡命海外，又有约四十个官员被革职。

光绪皇帝（本名载湉，一八七五─一九○八在位）乃慈禧太后之妹与老醇亲王的儿子。醇亲王奕𫍽乃是道光的儿子。堂兄同治皇帝于一八七四年无嗣而终的时候，光绪才三岁。被意志坚强而好卖弄权力之慈禧指定为皇嗣而继位。可是迄至他在一九○八年去世，慈禧未曾放弃她为事实上的国君之地位。她即使不垂帘听政，也仍在幕后揽握大权。她也利用亲信大学士和宦官与廷臣联系。在这朝代进入暮期之际，凡是满清的总督等重臣及海陆军高级将领要不与这后门发生关系，则官位难保。

光绪帝颇为明智，也容易动感情，他看到一本说得剀切的奏呈，就会流泪。以这位有志改造一个庞大国家命运的君主而言，他在宫廷里幽居的生活与自孩提之日未曾有机会执行本身决策，都可算作严重缺陷。他维新的赞助人为康有为和梁启超，同为广东省人。康是古典学者，擅于使用古籍里利于改革的文字推陈出新，翻作今朝之标榜。梁比较趋向实用主义，他的文字流畅而有普及性，所叙也不只古典。在一八九八年之前，他们至少已提倡改革三年。他们以普及新式教育为论坛，曾组织会议，到处演讲，发行期刊，捐募款项以贯彻这宗旨。也有西方传教士赞助，使这运动传播甚广。如果自强运动可称为造船制炮的改革，则百日维新不妨称为编预算写宪法的改革，虽说康梁等人胸中另有城府，他们的志向超过目前之规划。

慈禧深切注意侄儿所作的一套，只是在短期间之内没有直接干预。一个使她采取行动之近因似与人事有关。当皇帝一贯的排挤反对维新的人物而提拔亲信的时候，新旧两派之冲突终不可免。也因此触发了满汉大臣的互相嫉妒。据说皇帝将接见伊藤博文，可能被劝说游览日本，成了一时的警报。最后导至政变之原因为皇帝召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密商，不通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后者为满洲人，也是太后亲信。

在这里我们要相信袁世凯数年后给《伦敦泰晤士报》的谈话，他在这里提出，他出卖各人的原因乃是改革者嗾使他谋杀太后，事实上她也是皇帝之养母。或者我们应当相信《上海字林西报》和《申报》的报导，内中提及光绪密令袁世凯向御躬保驾。事实之发展则是袁世凯成了告密人，他出卖了皇帝和维新人士而站在慈禧太后和荣禄一边。慈禧突然由颐和园回到北京宫内时，维新人士的计谋为之挫折。他们被整肃，有关国事的政令全部作废而恢复百日维新前的情形，光绪皇帝和他的亲信要付出前后行动和秘密交往之代价。

提到目下历史之题材，作者别无他法，在叙述时不得不循照以前历史家之铺陈，可是他要再三提醒今日读者，在解释以上情事时，前人之论点大体已失去用场。因为他们批判以上事迹时，缺乏今人眼见之纵深，是以强调当事人物之人身关系，而低估组织与结构上的原因。百日维新使全部武职人员震惊，他们的官衔职位由八旗绿营的背景而取得，也使全体文官失色，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这点，以前的历史家也重视。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讲出：他们不仅保持了既得利益，事实上他们也代表著这帝国和中国社会组织的逻辑。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种世袭的武职人员，他们在技术上的教养不深，也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他们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成了这永久组织的磐石。这样的安排不斤斤计较技术上之进步，只图赢得社会的安定，因之构成了全国的均匀一致，使帝国无可动摇。如果将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则全国的组织也将立即垮台。可是另一方面的难处是，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换，就无庸谈及改革。

百日维新失败，光绪被批评为犹疑胆怯。可是没有历史上的证据可以解说他有别路可走。他因为皇帝，就以人身为表率，代表著传统的道德。这种德行从村舍里甲一路上来，透过整个社会，而以“孝”为先。稍一决断，他就会损坏了他在臣下心目中的观感和皇帝这一职位。他或者可如康有为在九月上旬的建议，出走上海。可是那样一来他既背叛了社会习惯，也逃避了自己的朝代。如果改革者愿意做到那样彻底，那他们又何必一定要依附著光绪皇帝和清朝，两者已不过是改革的累赘？他们难道不能直截的树立民国，问题简化？以后事实之演进也表示历史终于肯定的容纳了这条路线。

只是以问题之大，使其程序无从简化。革命前途之任重道远，已由谭嗣同看出。他是慈禧太后一怒之下被判死刑的六人之一。他决心为烈士，也不愿逃避。他在遗书中提及除非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永远无指望：“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公元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实践了他的预言。当日被派往监刑的刚毅，不久即成为支持义和团的清朝大员之一。

经过九月二十一日的政变，慈禧企图褫夺光绪皇位，另以一小童皇帝替代。可是她遇到几位南方总督和一群社会上文教领袖反对，后者以上海为中心，有西方各国的支持。百日维新首要人物康有为逃至香港，有英国人援助，梁启超则由日本使馆的保护离开北京出国。各国使节犹且一再询问光绪帝下落，也带著质问的态度。太后的企图无法实现，她反外的心理激热化，以后影响到她对义和团的判断。

【义和团】

义和团照字面上的解释是仗义又拥护和平的集团。它不过是华北人民秘密结社中之一种，会员练习武术，主持神秘的集会仪式，所以也被称为“拳民”或“拳匪”。当中有些自称练气功可以阻挡子弹。在世纪末年，山东居民和德国侨民暨华人基督教徒发生冲突，义和团参杂其间，乘机生事扩展。不久之后，他们见外人即攻击，对一切由外洋输入之器物均行破坏。在一八九九年，山东巡抚本人也是一个仇外者，称义和团员为“义民”，收容他们入团练。次年，义和团蔓延至直隶省。慈禧亲信中只有荣禄称义和团不可用。

此时太后之心境值得臆度。她之把持不定，有时显然是由恐惧及迟疑而生，并非一贯的坚决透彻。期间所发诏书有时称义和团为“游勇会”及“乱民”、“拳匪”，可是有时称其为“拳民”、“朝廷赤子”，甚至“义民”。直隶提督聂士成既剿拳匪，又拒洋兵，最后战死于天津近郊。好像外人愈逼清廷剿匪，太后愈决心抵抗外来压力。此间详情充分暴露中国皇权的内在危机。这时候世界情势之复杂，要求政府机构极端警觉以应变，北京的朝廷尚且完全从人身关系的角度对付问题，以至外行的气象可以一眼看出。这样，慈禧太后在历史上有用之处即在于她帮助揭露了组织上的缺陷，使对中国二千多年帝制的清算得以加速。

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她公布了她的宣战令。作战对象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条列的某些国家，而是“远人”和“彼等”，事实上就是与中国接触的所有外国。此时义和团在北京攻击使馆火焚教堂，已生事十日。六月十一日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遇害。六月十六日各国联军要求天津外围的大沽炮台于次日晨二时以前交出，天津总兵不应命，联军于晨六时开火而攻取之。至此总理衙门于六月十九日照会各国公使于二十四小时内离京。二十日德国公使克林德（baron klemens von ketteler）仍想交涉，在往总理衙门途中遇害。

宣战之前，朝廷反外集团交付慈禧文件一纸，据称系各国勒令她归政之照会。及至此时，她仍召集御前会议，廷臣百馀人跪在殿前，太后询问各人意见，可是内中二人反对敌对行动，终由她下令处死。

各国使馆被围五十六日。当中停战三次。七月下旬，中国政府送往使馆面粉西瓜果蔬数车（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富善先生dr. l.carrington goodrich时年六岁，随父母被围于北堂教堂，亲告本书作者不知有赠送食品事。富先生髫龄即锋镝馀生，但是对中国人民不存恶感，对中国文化极端尊敬）。荣禄不许部下用巨炮攻击，将可能之死伤数减低。解围时外人约二百五十人丧生，本国基督教徒死者犹多，但是无确切数字。联军出自英、美、德、法、日、俄、义、奥八国，入北京时只一万八千人，以后叠增至十万五千人。内中除日美部队外，其他见中国人即恣意报复，对平民施用奸淫掳掠及枉杀等事亦不堪记。在全部敌外期间，南方之总督巡抚与各国侨领协商彼此保持镇静，对朝廷六月二十日以后之诏令置之不顾，事实上持中立态度。其称“拳匪叛变”或“义和团造反”（boxer rebellion），理论上谓朝廷被暴民胁迫，所取行动非复本意也。

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于八月十五日即联军入北京后一日仓卒出奔，一行抵达西安，至一九○二年初始回北京。这段期间李鸿章得以从容与联军交涉和议。所谓“辛丑条约”（boxer protocol）于一九○一年九月签字，去李鸿章易篑只两月。联军要求纵容义和团之朝臣十一人判死刑，四人至此业已自杀，以后三人由朝廷“赐死”，又二人被判减为边省充军，实际处斩者只二人。

条约其他款项停止四十五个拳匪生事城市之科举考试五年。中国派遣特别使节往德国及日本谢罪。所有自海岸至北京之通道不设防，连大沽炮台一并拆毁。外国有在北京使馆驻兵之权（后来卢沟桥事变时日军出现于北京近郊，则是引用此项特权）。中国两年之内不得输入军火。中国对各国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大略为全国五年之财政收入。再加以应付利息，此数必至四十年方可偿清（以后美国发起以赔款在中国兴学，有数国循例照办）。条约签定之后，帝俄占领满洲之一部分不撤兵，是为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日俄战争之导火线。

即仍在西安避难之日，慈禧太后已开始下诏改变方针。回京之后，她实际等于重新公布光绪之改革，亦即四年之前她所嫉视之改革。在某些方面她尚将其范围扩大。例如改官制，即成立内阁之十一部，将以前各旧式部院裁撤归并（如陆军部辖以前之兵部及太仆寺，礼部辖以前之太常、鸿胪、光禄三寺）。全国科举包括殿试乡试概在一九○五年停止。又派遣考察团由亲王一人率领赴海外观察各国行政情形，准备立宪，定期召开各省及全国之谘议局及资政院。

此时太后无从了解中国纵在二十世纪之末期亦难行使民权、组织民选政府、对选民负责，何况八十至九十年前。当中基本的困难已由本书一再指出：传统中国有如水中之鱼无从立即化为空中之鸟。其缺乏适应之能力尚超过满清之品格性质。满清为帝制最后一个朝代，在这情形之下，它也可以被视为历史上受罪之人。中国庞大而不按技能分科的文官组织在皇权仲裁之下能发生功效，限于这国家保持内向而不带竞争性。在那情形之下，凡公众的事务可能产生公意，天子的权能也可以在举行各种仪节的庄严大度之中执行。下面庞大且不因南北水旱地域而有剧烈差别的农民，能在各行政区域范围内驯善而各安本分，可以视作良民。这也不是法制或非制，而是文教与纪律。及至公元一九○○年夏天，上端成了一种专制魔王，既愚昧无知，又缺乏自信，下端则成了无法管制的暴民。很显然，如此组织结构不能仅凭自由解放和纸面上的改革即度过新世纪之难关。

【帝制结束，民国肇造】

公元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光绪皇帝去世。不到二十四小时，慈禧太后也驾崩。这离奇的遭遇似有暗算。虽说他已多时健康欠佳，她却健康活跃。事实上她在十三日主持立宣统（本名溥仪，一九○八─一千九百一十一在位）为嗣君，后者才三岁（可是也有她身体欠安的传说）。其实，内幕如何，已无关宏旨。宣统命中注定为中国最后一个君主。再三年而有中华民国，不仅满清入主二百六十七年至是终结，而秦始皇于西安创造之帝制共历时二千一百三十二年，也成了历史上的往事。

医学博士孙中山，大革命家，看来曾希望实现他改革之理想而不推翻清朝，否则他不会作上李鸿章书而盼望能见。到一八九五年中国被日本战败之后，他才蓄意反清。他既是广东人，又谙英语，就容易和海外华侨接近。可是从他的回忆录上看来，他起先觅取支援仍至为艰难。

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前孙曾发动推翻满清运动十次，每次失败都免不了人命牺牲。其中有些烈士尚为他切身的好友。他的革命会党基本上是社会精英，却无法和群众接近。初时他们也采取“古典型”革命行动，散发煽动性的传单、暗杀和占领官署发难。逐渐的，他们才认清他们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秘密结社和潜入清朝新成立的海陆军作为以后行动之根据。

孙先生也写出：各方在八国联军后的反应给了他的革命行动新的力量，入党的人增多，海外筹款，较前有效。可是十次之中的最后一次在一九一一年四月于广州发难，仍然失败，七十二烈士因此丧生。不料，不出六月之后，竟能成功。这次，革命党员在汉口的地下组织不慎，使一颗炸弹爆炸。经过巡警调查，一批党员名单败露，内中牵涉新军里面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事既如此，他们逼不得已提前举事，既无安排好的领导人物，也无预定计谋。黎元洪，满清新军协领（旅长），被强迫推戴为革命军总指挥。又在这紧急关头，清朝的总督不战而逃，给革命党人一个求之不得的喘息机会。不久其他省份接二连三宣告“独立”，也就是脱离专制的朝代，准备与武汉的革命党人协商。清朝的新太后（隆裕太后，即光绪正妻）只有替义子主持退位。

【新旧体制不衔接】

民国成立后的二十年是一段令人愁丧的开始。孙中山将总统的职位让与袁世凯，他就是一八九八年出卖光绪帝的人物，只因为他这时候还控制著满清的新式陆军，理论上还有打败革命党的可能。有了这样的妥协，和平成为事实。欧战在一九一四年爆发，列强无力东顾，日本于翌年向袁提“二十一条”，这些条件如果全部履行，中国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成了日本的保护国。幸亏袁世凯死在一九一六年，他的皇帝也只做了八十一天，因为各方的反对，他临死之前已将帝制撤消。在这段混淆的局面里，又有蓄辫的将领张勋复辟。一九一七年他将宣统搬出来再度称帝。这一次为时更短，君主制度只存在了二十一天。从这时起迄至蒋介石于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中国进入军阀割据阶段。

在这十馀年期间，中国有两个中央政府：一在北京，由北洋军阀承接交替；一在广州，以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为理论上的重心。可是两方所能控制的地域都极有限。内战经常沿著铁道线上展开；军阀以他们的派系区分。西藏与外蒙脱离了中国的掌握。后者的分离从此具有永久性。外国的炮艇不断在中国内河航行。国际贸易由各大城市里的外国租界操纵，注重各色商人的短期利润，无视于中国的长期发展。出口物品以农业为主，进口货品主要针对新兴小市民阶级的嗜好与购买力。这批人士为数过少。他们的兴趣过于倾向于西方，因之不足以改变人口众多和带著大块陆地的中国之命运。

以上各种情节与景象有如万花筒，只在半个世纪之后才显示了它们历史上的一贯性。中国的首要问题仍是新旧之间不能衔接：现代体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旧式的组织不以中央为各部分总和之代表，反倒以一种道德上的力量自居，将各部分牵扯出来，也将它们的力量视作彼此相等而互相抵消。于是全体都立于一种微妙平衡的局面里保持表面上的宁静。这种新旧之间的不相融洽已在民国成立时看出。所以帝制必须取消。根据过去的经验，坐在龙椅上的人物虽以道德号召，要不是以出卖旁人为习惯的老手，即是一个被人愚弄终身的小儿。况且皇权之极端与社会组织之无法妥协互相倚重。要不是有了这些原因，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不可能如是侥幸成功，以后两次重建帝制图谋也不会失败那样厉害。

可是向“负”的因素反抗，本身并不能立即成为“正”的力量。我们确定中国的问题适于英文constitutional一字的解说。可是constitution固然可以译作“宪法”，也可以解释而为一种品物之人身结构影响到它的性情、品格和行动范围。中国人历来以文人治国，过度重视constitution为一纸文书，签字盖章而庄严收藏者。而忽视constitution有似于我人天赋之性能。殊不知议会采一院制或两院制，行政权由总统或内阁掌握，当日所写之宪法与下面一大群农村组织之关系极微，因为乡民的识字率一般认为只百分之五，农民只能集体指挥，而重要的统计尚付之阙如。传统的管制办法著重男人优于女人，年长的优于年幼，读书明理的优于目不识丁，这和全民投票的原则以及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经济之机会不仅不相衔接，而且大相迳庭。况且以千计的贞节牌坊，歌颂大人物丰功伟烈之神道碑，以及祠堂里的神位和乡祠里的偶像，代表著中国的大传统及小传统，过去统统有利行政之辅助工具，至今无一可资改造利用以增进民权，或者转变为多元社会之桥粱。更有甚者，一九○五年停科举，高层机构即政府衙门和低层机构，亦即乡村邻里对话交流的联络线，即因而截断。在这种情形之下，代议政治只是一种伪装，新成立之政党纵以不同的宗旨号召，当中无一可以切实代表各选区（constituencies）。同时城市内新兴的市民阶级力量也过于低微。如果他确有能力决定全国的政治，一会向那方向动手。换言之，中国之现代化可能容易得多了，假使中国文化之发展一向与西方传统平行，那么人民之自由权（civil liberty）可因城市权（municipal franchise）发轫，以后普及于全民，或者有如日本，他们私人资本力量在德川幕府后期即已超过大名藩主的力量。

我们读过无数记载，指出贿选，强制解散议会，或者公开违法的行动。可是在这段混淆的时代里，真正的悲剧是由军人出身的总统或总理执政，其为好人坏人不说，当中无一个可以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于财政。民国成立，所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传统之收入大宗为土地税，可是这用以维持旧式之衙门，为数过少而且分布过广泛，不能算数。其他的收入又当作向外借款和赔偿军费的抵押品。对内发行公债则无人认购，于是只有向外举债一途。谁愿向中国放贷？无非受外国政府支持的银行集团。这样一来，中国的领导人看起来总是外国主子之工具而对自己本国人民跋扈嚣张。此中最好例子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谓西原借款。此事因接洽之日而得名，外表上之目的在充实中国实力以便加入协约国赴欧参战，实际情形则利及接收款项的人物，他们对内倾轧而符合了日人的意向。

军阀割据在这段期间成为普遍现象。旧体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产生，只有私人军事力量可以在青黄不接之际维持短期团结。可是这种办法全靠高级军官间的人身关系，也就很难在超出省区间的场合生效。于是“实力政治”（realpolitik）更进一步，阴谋与政变成为家常便饭，一切都带流动性。

军阀一般为带悲剧性格的英雄人物，他们也并非个个存心做坏事。一位英国观察者指出不少中国军阀可能在英国陆军里成为出人头地的将领。他们将个人之野心和他们所想像的救国救民宗旨合为一谈，因之极难向他们的部下及中国民众解释明白。张作霖初受日人培植，以后成为热烈爱国者。冯玉祥起先被称为“基督将军”，以后向苏联靠拢。阎锡山组织了一个“洗心团”，给以种种宗教式点缀。唐生智几乎完全皈依佛教，他以超度的观念补偿他的杀戮。军阀也非个个粗蛮，吴佩孚即系诗人。可是性格淘气的张宗昌据说生平不知所带兵员人数、手中钱数和各房姨太太数。

话说回头，军阀给中国之损害并非不严重。他们给中国经济的坏影响无可衡量。当日创造新社会的工作亟待著手，军阀之行动除有极少例外，大都具破坏性。他们也使全国士气受挫。军阀割据使刚出生的中华民国丧失了所有尊严，这情形也造成十多年的憔悴和失望。如果军阀在历史上有任何贡献的话，那是在八十年外强侵略之后他们更增加了内部压力，于是强迫著中国的青年自行著手寻觅著一套救国方式。

有了“五四事件”，他们找到了一条线索。“五四运动”则赋予他们行动一种意识上的支持。

【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是星期天。当日午后一时三十分，三千个学生代表北京十三所大学和学院集结于天安门前示威抗议凡尔赛和会将德国在山东所享特权划归日本。这种特权出自“势力范围”，也是不平等条约中令人最不能忍受的部分。中国因一九一七年对德宣战与以后派遣劳工服役于战场，已站在战胜国一边，并且因为宣战而早已卸除了对德的条约关系。可是在凡尔赛，中国不仅无法分得任何胜利后果，反要将本身领土之完整作为特权转让去满足另一战胜国，这是前所未有的例子，也更令人发指。可是会议中将各项秘密条约公开时，中国的地位已动摇。过去劝说日本参战之各强国已事前各别保证作如是之转让。更使中国地位受损害的是，日本代表团当场公布以前东京与北京间所交换的文件，证实中国军阀主持的政府曾作同样的认可。五月四日，示威者发散传单申明中国人决不承认卖国贼将国家主权转让与人。他们游行到东交民巷，将通知送交各国使馆。当日下午，他们决定和三个内阁部长级的官僚对头，因为他们对上述文件负有责任。其中之一被学生殴打，另一人之房屋被放火焚烧。巡警出面弹压，学生三十二人被拘。

不久这消息即传遍中国。新闻界表示对学生同情，一时游行示威罢工罢市如野火之燎原。北京政府只好认错，被押学生开释，受指控之官员撤职，内阁也引咎解职。中国出席凡尔赛和会代表团则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山东问题终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的华盛顿会议解决。美国总统哈定与国务卿休士召开这次会议，日本代表团取消战时的秘密协定。一九二二年签定九国公约，中国才算收回了山东主权。

今日学生示威已是家常便饭，电视萤幕上重见叠出，confrontation（对抗）也成了常用语，我们已难回味一九一九年现代通讯尚在婴儿时代期间五四事件之非常性格。读者可以想像中国是一只潜水艇夹肉面包。虽说皇帝这一职位已由一九一二年取消，科举考试也于一九○五年停止，社会之改造却仍未开始。迄一九一九年，新式工厂内之劳工估计只在一百万至二百五十万人之间。虽说两种估计间之差别大，总而言之，较诸中国庞大之人口，其数仍不过水桶中之一滴。这国家未曾多元化的经济可能提供的工作至为有限，尤其缺乏现代社会之不同部门。专业工作犹集中于通商口岸，通常由外人主持之市政府掌握。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并非社会上之“不适分子”，很少人能心安理得为自己与任何现存社会经济集团视为一体。因为缺乏出路，知识分子常有归返以前社会习惯之趋势。纵为新学制的大学生，不少仍持昔日文士官僚型态。既为受有教育之精英，他们自认为昔日官僚集团之继承人，应当有资格获得同样的安全与特权。这样一来，五四事件超过了一场示威与抗议，它要各个人参与。如果这群年轻人觉得潜水艇夹肉面包内的莴苣叶和蛋黄酱缺乏构造的严密性，因之无从发挥应变能力，他们无可推诿，也无旁人可以责备，只能自己应声而出解决问题。这信息开始传布时，这上面的一块面包开始变化，打破二千年来的惯例，因此成为以后五十年长期革命之工具。

这种行动成为可能，因有后面之激扰与酝酿。把这背景更向后推，我们更要提及几十年来教士的工作和开通商口岸以来中外的接触，以及自强运动之遣派留学生。又有伟大的翻译工作人员，如严复与林纾，他们使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大小仲马、巴尔扎克、狄更斯和其他多人的作品和中国读者见面。只因为“五四事件”不过是学生运动，中国的作家和历史从业员认为另有“五四运动”，是为知识界准备工作，以激荡其行动。这运动由大学教授组织，在各学府构成，尤以北京大学为最。在历史上它可以看成以一九一七年为始点。经过五四事件之后，这运动传得更远大。只是行动上更增加动力的时候，五四运动之为一种知识界运动，只持续了约二年。大概到一九二一年夏天，它可说用尽了它的燃料。

【智识气氛】

在构成这知识气氛的工作中，贡献最多者为蔡元培。他自一九一七年以来是北京大学校长。以翰林编修的背景往德法两国留学，蔡元培在中国知识界有其独特地位。他也曾在民国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他在北大所聘的文学院长为陈独秀，陈也是前清获得举人地位以后才留学日本及法国。从事革命多年之后，陈在一九一五年创办《新青年》杂志（封面有标题：la jeunesse）。虽任北大教职，陈继续著他的编辑工作。《新青年》行销达一万六千份，在当日可算杰出。蒋介石是这刊物的经常读者；毛泽东自称受这期刊影响，而且曾在《新青年》发表文稿一篇。

在此杂志最为人称道的一九一九年一月号，陈独秀宣称他的指南针无非“赛先生”及“德先生”，亦即科学与民主。这篇论文在中国的反响远逾于执笔者想像。陈独秀所称科学，著重于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他的科学方法坚持有组织而经恒的“不相信”，与培根及笛卡儿的态度相近。中国的传统，认为道德标准持久不变，真理与威权同时由上流传至下，陈的论说因之有革命性格。即是民主这一观念，尚未用以发扬去支持代议政治，陈独秀先利用为打破偶像的工具，攻击的对象为传统习惯和儒家教条。陈使用“民主”这名词几乎与“个人主义”，“自我主义”可以互相交换。读者应注意，迄至当时（甚至今日）个人主义在中国社会里带一种被否定的含义，个人主义即系缺乏公众精神。

在这杂志里有好几个作家尽力抨击时人认为“国粹”之传统道德。当中讽刺最力者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周树人早岁在日本学医，此时在教育部任佥事（科员）。当陈独秀以论文辩说时，鲁迅以短篇小说及短篇评论发挥他笔下专长。他的一段短篇小说，题为“弟兄”，数年之前发表于其他刊物，最能表现他观察之尖锐及他对传统道德所持之刻薄态度。据评论家研究，事实上此文有若干自传成分。其中提及一个公务人员平日以笃于手足情谊见重于人，有朝发现他弟弟病重。在夜晚等候著医生上门诊治的时候，他心头感到如轴辘似的上下不定。他以为症象是猩红热，也害怕弟弟突然死去，自己无力资送三个孩子再搭著两个侄儿上学。医生诊断发现并非猩红热，不过是疹症，他也松了一口气。不过，夜间的紧张仍不能使他梦寐之间忘却。那晚上他梦见弟弟死去，他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而不及于侄儿。一个侄子吵著要去的时候他伸手给一个耳光。他看著侄儿满面流血而从梦中惊醒，仍不免汗流浃背，喘息未定。第二天上班，同事都恭维他骨肉情深。

李大钊也是《新青年》编辑委员，与陈独秀工作时接近。在北大他是图书馆长。李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从日本作家的笔下得与马克思思想接近。在《新青年》里，他发表了若干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文章。他的立场表现出当日中国知识分子所遇难关：虽有无数理论上的选择，却缺乏一个实际上的方针以解决面前的问题。李大钊于是集合中外思想予以裁剪选择，构成他自己的一种系统。不过其结果并非一种无光彩的妥协。不像陈独秀，他没有放弃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他也预料到中国的革命会扯上一种强烈的农民运动。他不规避暴力，而认为引用暴力去推翻一个以暴力起家而且用暴力作行政根据的政权并无不合理之处。他提到民主与自由，却又用道德的名义强迫执行使之兑现，有如卢梭。在这些方面，他留给毛泽东的影响至为深重。在北大图书馆，他也雇用毛泽东为临时工作人员。

在这群思想家之间，代表美国的影响者为胡适。他毕业于康乃尔大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在北大为哲学教授。胡对五四运动主要的贡献为提倡白话文，以代替传统的文盲。他的性格和思想上的立场与以上的同事相反，他主张实用，而不主张以“主义”作标榜，因此他没有被当时青年热烈拥戴。后者多为革命之浪漫主义者，企望找到一种意识形态的公式得到立即解放。胡的实验主义（也是主义？），一部分来自其美国老师杜威（john dewey），可以用“一点一滴”的观念概括，因之他不与同时人物的步调相符。在长远的眼光看来，胡适不能算是完全错误。中国的革命注定要采一种途径，甚至为革命家所无从预料。其问题之大超过当时已有之辞汇。如是看来，以前所用之“主义”，全部都被歪曲或伸缩。

与以前几十年比较，中国在一九一九年已更向前进一步。鸦片战争结束，这国家未做任何调整。即在自强运动期间向外学习，其范围也不外科技，仍限于与军备有关部分。百日维新虽然失败，维新人士至少已提议将全部政府机构一并改组。现在，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的行动愈为切实。他们主张将中国文化上的因素全盘托出重新审定，必要时不惜清算，达到了中国人所可能主张之极点。我们提及“西方之冲击”（western impact）时，只有采取宏观的立场才可能看出，以上“全取或全弃”（all-or-nothing）的反应，表现了不到时间成熟以前，技术上执行的困难。

【国民党与共产党】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之后，事实之衍进速度提高。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诞生。孙中山之政党前后曾用四种不同名目，至是改称中国国民党。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时，决定改组，自此其机构仿效苏联形式。苏联及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时扮演了重要角色。孙执行他的联俄政策，已让中共党员个别加入国民党。一时很多青年志士或直接参与北京五四示威，或间接被五四运动感化，都奔向南方，实践著革命的道路。

第一次国共合作维持了三年多。孙中山在一九二五年逝世，他在中国历史中最显赫的领导人地位，经过一段明暗斗争，为蒋介石所掌握。他的北伐即开始于次年。在消灭军阀的过程中，这军事行动甚为成功，但是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开始，蒋发动“清党”，初行于上海，不久之后，举凡国民党所统辖的城市都在拘捕枪毙共产党员，蒋总司令和国民政府以自卫为解释。他们提及共产党人阴谋从内夺取政权。共产国际甚至鼓励中共对蒋作人身伤害。中共和一部分外国人士则指摘蒋介石背信，他有了上海金融界支持，已不需苏联援助。

美国新闻记者艾萨克（harold isaacs）称这段分裂为“中国革命之悲剧”。这“悲剧”也可以由五四运动领导人物之出处一眼看出。李大钊为中共发起人之一，被张作霖于一九二七年拘捕后绞死。陈独秀也是中共发起人，并且被选为第一任秘书长。因为一九二七年所受的挫折，他首先被党中人士罢免秘书长，次又开除党籍，以后他更被国民党政府拘获而判徒刑，一九四二年因癌症死于狱中。蔡元培利用他为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保障人权，防制以学生运动遂行政治目的。直到一九四○年去世，他一直不受南京政府（后迁重庆）欢迎。鲁迅替上海一家报纸写专栏，也在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里活动，却终身不离开上海公共租界，最后死于一九三六年，享年五十五岁。胡适在国民党统治下任北京大学校长，日后他的著作极受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无情批判。一九五八年后他在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九六二年死在任上。此外尚有五四时代的学生领袖，如罗家伦和傅斯年，都在台湾以教育家的地位著称。但是二十世纪中国一大哲学史家冯友兰留在大陆，受当局批判无数次。

从这剖面著来，即见问题之大非国民党或中共能全部掌握。一九二○年间，这大问题构成相当的压力，逼迫著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与传统分离。倘非如此，这批人士也仍会依老例以文人而任职为官僚。可是纵然如是，这种运动也方才伊始。如果要使中国能以数目字管理，所有的改造还要达至下层，影响到所有农民。即是李大钊和毛泽东有了若干从何处动手的笼统观念，此刻也无人能写成计划按步实施，也决无人能在此时梦想整个衍变竟是要将一种“商业系统”加之于下面这巨大而且混同一致的面包上去。一九二七年，李大钊已被绞死，周恩来刚在上海逃脱，毛泽东决定上井岗山组织武装部队。这时候，当权的人和在野反叛的人同样不能了解他们自己的行动已是以前历史之所无。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只能想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进而为社会主义，然后完成共产主义。他们将“主义”翻来覆去，也不过希望模仿苏联或可将革命缩短，在以上程序里减省一两步。只是要从组织农民著手，这提议就已使陈独秀不能容忍。他想不开何以世界上最前进的计划可能在人类最冥顽落后的分子手中完成。这时候，即是疯狂的人也不敢预言，仅是要在中国全面行使以货币管制的方式，即先要经过蒋介石五次对红军的围剿，中共的突围长征，西安事变，八年抗战，接著又有四年内战，更还有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乱局；即使是我们也不能想像这一切为必然。假使不把过去三个大帝国演变的程序摆在脑中的话。将一种新的组织之原则加在一个泱泱大国头上，确有愚公移山一样的困难，何况在改造过程之中这国家的人口又从当初的五亿左右增加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