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学与方言学

语言地理学诞生的时代[77]

为了研究某些具体问题，历史学与方言学进行了合作，最近几年，评价这种合作可能具有的实际益处，比实现这种合作本身容易。一方面，这是因为人们不能突然成为方言学家；而另一方面，对历史学家而言，只专注于语音或语法研究的专家的专题著作仍然没有什么用处。对所有那些遇到这种情况并为之感到遗憾的人，我们在此愿意指出最近两部著作的问世及动向：尽管它们的方法、起因和灵感有很大差别，但以我们特有的观点来看，它们都大有前途。

一

首先来看一本有趣的有关移民问题的研究著作，是巴黎文献学院的一篇论文。作者去世后，为了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出版社出版，人们对其进行了审阅和补充[78]：书中知识丰富，其总体意图也容易理解。

1890年9月，作者在法国西南部巡游，研究贝亚恩省的方言。他事先知道，在这个他要游遍的地区，冠词是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出现的：在比利牛斯山下的平原，呈“lu”“la”形式；在山脉中有人居住的河谷地区，呈“et”“era”形式。实际上，除了唯一的奥索山谷，这个规则都得到了证实，而在奥索山谷，除了正好坐落在平原与山区交界处的三个村庄，其他所有村庄都使用“lu”“la”，不使用“et”“era”。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如何解释这个双重的不规则现象？

作者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那里想必发生过一次冠词形式的入侵：平原上的冠词可能渐渐沿山谷而上，把山区的冠词淘汰了。不错，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如何解释它在最先遇到的三个村庄却没有成功呢？接下来，为什么只入侵奥索山谷，而不入侵其他地区呢？奥索山谷与平原的关系并不如其他相邻山谷与平原的关系那样密切。此外，有大量例子表明，该地区平原的村庄与山区的村庄之间稳定的、连续的、密切的关系，也根本没有导致山区的村庄放弃自己的冠词。

必须寻找别的原因。如果发生的不是一种冠词形式的入侵，那很可能就是人口的入侵？一群人来自平原，到达奥索山谷，带着他们的方言在那里安家落户，这完满地说明了要解释的现象。这样的假说是能够说得通的，因为类似的人口流动曾多次被注意到过，尤其在山区。不过还必须用事实来解释它、证明它，这就是作者试图依据方言学和历史资料来做的事情。

他长期研究了奥索山谷和相邻山谷的方言。他证明，在奥索山谷地区东西两地所有那些语言中保留了“et”“era”冠词形式的人，长相惊人地相像，尤其从古代事实来看，具有显著的一致性。他确定，唯独不使用平原上的冠词的3个奥索村庄，其方言与这些方言有紧密的亲缘关系。最后，他证实这一事实，单单冠词的地理分布就已经证明了这个事实，即奥索山谷的方言，那些含有冠词“lu”“la”的方言，就是与平原的方言有联系的方言，即来自平原的一些方言。

因此，语言学研究使得问题的提出成为可能，它澄清了问题的条件，并且做得更多：它提供了解决方案的要素。因为从对平原方言的研究中，作者不仅找出了它们与奥索方言的一般亲缘关系，而且还找出了它们当中在地理上以两个不同群体分布的某些方言，与奥索山谷村庄方言的特殊亲缘关系。

人们可以在这两个地区之间进行选择吗？可以，但不再是借助于方言学。这个问题是因它产生的；人们可以用它“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最后，先是通过它隐约瞥见了答案，然后又接近了答案；现在，就轮到历史学来完成并证实语言学现象的研究已经开始的工作。

乍一看任务似乎很难。有关奥索山谷或邻近平原地区的文件和文献，11世纪以前的很少，之后非常丰富，却没有一份与假定的占领有关。可是，从这个否定的事实，难道不能得到已经肯定的东西吗？就是说，如果发生过占领，肯定不是在11世纪以后，因为要是那样的话，保存的大量文献中，就会至少有一份记载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因此这个现象很可能是有限的移民引起的，至于时期，是在6世纪和11世纪之间，6世纪是该地区可能发生完全罗马化的时代。这个时期发生过一些大规模的入侵、破坏、灾难。文献告诉我们，就在9世纪中期，诺曼人在西南地区摧毁了一个叫伯纳尔农的城市，它可能就是莱斯卡尔城的所在地。莱斯卡尔方言就是方言学研究表明的与奥索方言亲缘关系最密切的那些方言之一：由此我们离把假想的迁徙和伯纳尔农城的摧毁联系起来只有一步之遥。在作者看来，还有一个事实证实了他的假说，他跨越这一步就更加容易：自远古以来被所有奥索山谷村庄占有的一大片土地，叫蓬隆，就在莱斯卡尔附近。他注意到这个地方在历史方面查考的情况与语言方面的观察结果相一致，他便认为有充分理由得出结论，奥索人就是莱斯卡尔及其附近居民的后裔，在9世纪因为外族入侵被驱赶到山区，并且占领了整个山谷，只剩下三个村庄依旧被原住民占据。这就巧妙地解释了目前的事实状态。

巧妙，但是并不确定。我们希望，我们的叙述能让人清楚了解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中所有诱人的，但也是冒险的东西。作者除了语言学假说，还提出了历史学假说，但从大量的假说中，他并没有得到确定的结果。但是这本著作中令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并不是他的结论的真实价值；而是他的概念的新颖。就算奥索人是被诺曼人驱赶的莱斯卡尔居民的后裔，这个历史事实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把这本著作付诸发表的作者的兄弟写道：“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做法，即为了证实历史，把方言学应用于历史学。如果没有搞错，这是一种新做法。人们已经很好地把语言学应用于历史学了，但还没有把方言学应用于历史学。”

一种新做法，我们希望也是一种富有成果的做法。因为类似的研究可以让人们处理大量问题，而且往往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历史学家不时就会遇到的移民问题，尤其是向山区——汝拉、孚日、阿尔卑斯、比利牛斯移民，这么长时期以来，这些地区在欧洲一直被作为开垦地区，广阔的移民地区，向老居民的自由活动开放。这些问题本身重要，也跟其他问题有联系；说不定哪一天它们就能解释整个地区的法律、一些政治或市镇管理制度、劳工制度、经济活动本身的历史。这些方面的文献不够丰富，资料证据不够精确，因此我们不可轻视方言学家的帮助。方言学家通过他们自己的研究，努力确定某种方言中的某组词，以及指定地区的某种方言的地理学起源。

如果涉及对外省地区形成、产生的研究，情况同样如此。到现在为止，人们几乎还没有进行过这种研究。人们往往只限于确定它们的边界。人们后来发现，一个外省地区，就像一个大活人，会说一种语言，会慢慢成长；发现要了解它的生存和历史，不必想象它在发展中受到某种自然边界刻板的框架制约，而是要在其本身内部寻求它逐渐发展的规律，这时方言学家就能提供帮助，他们通过工作来证实我们的研究，并且帮助我们弄清楚一些情况，如两个历史群落的边界上的各部分土地占领和整治的情况。

二

我们面前的第二部著作，其方法、起因、范围跟第一部完全不同。从该书的作者和构思来看，它与一部正要出版的著作有密切联系，那部著作的问世已被所有对罗曼语方言学感兴趣的人尊为非常重要的大事件，那部著作就是《法兰西语言地图集》[79]。

那是一部巨著。一位调查者，埃德蒙先生，在罗曼语法兰西的全部土地上确定的639个地点——去掉了弗朗德尔、布列塔尼和巴斯克等地区，但增加了比利时瓦隆语区、瑞士法语区和皮埃蒙特山谷一些地区——记下了与一定数量的词句相对应的方言词句，这些词句是预先细心准备的。然后，这些按照方言专用字母表中的准确语音和标注方式记录的方言，在主编日叶龙，一位富有经验的大师的细心关注下，被分散标在一系列印着法国边境线和各省边界的地图上。每张图只用来标注一个词或一个语句，而与这个词或语句相对应的方言也在其中，旁边附着一个数字，表明它的起源地点。可想而知，这份工作的工作量大、耗时长、棘手、费用高昂，但是仍在有条不紊地积极进行。一旦完成，它就将成为目前罗曼语方言研究的一个独特的成就。

日叶龙和蒙甘的著作就是依据这个地图集里的3幅地图[80]完成的，这是一部新奇的作品，是“语言地理学”这种新学科的首次展示，其地图集的出版本身就让人觉得既有趣，又合理。作者告诉我们：“每个词都有其精确的地理条件，我们首先必须确定这些条件。一个地理事实常常是其历史的关键。如果目前地面上有几层词共存，就有必要证明，其中一层就另一层而言是底层，如此类推：我们首先必须实现语言的一种地理学或地质学的研究，它们可以让我们从年代上为词定位，确定它们的关系，找到它们的起源。”对法国南部和东部的各种方言中的“scier”“scie”“sciure”（锯）这些词的研究，就是这些验证过程最清楚的阐释。

在这些方言中，表述“scier”这个含义的那些词，根本不能归结为唯一而且是同一拉丁语类型的词。我们可以指出其中的类型多达五个。如果在一幅区域地图上，在每个类型的词所占的区域，涂上一种特定的颜色，那么就能得到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图形，其中大色斑就表明每个词所占的地盘。

这立即出现一种令人吃惊的现象。其中一个类型的词，“serrare”，所占的区域，没有铺开成为一块连成一片的图形。它像是被撕成了5块碎片，奇怪地分散在法国东南部的整个疆域。这些具有“锯”这个意思的方言词，先是在上比利牛斯省，然后在卢瓦尔省、汝拉省、安省，最后在法国东南端（上阿尔卑斯省和下阿尔卑斯省、滨海阿尔卑斯省、瓦尔省），并且由此到地中海，在东比利牛斯省，与“serrare”发生联系。同一种类型的派生词的奇特的分布，同时在塔布、布雷斯地区布尔格、皮热泰尼埃和佩皮尼昂等地出现，但是在由这些彼此相距很远的地点围起来的广大地域内，却没有一处有分布。——这意味着什么？

第一种解释：“serrare”是一个现代词，在5个彼此相距很远的不同地域同时出现。这种解释很荒谬。一个词要在5个相距如此远的地点同时出现，就必须涉及另一个共同的词，它的产生几乎不可避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可是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所以“serrare”不是一个现代词。它是一个古词，是一个拉丁词。它在罗马化时代进入高卢地区，扎下了根。可是，它为什么只在我们今天发现它的5个地域扎根呢？为什么不同样占领与“serrare”不同的词，如“scier”所占据的居中的地域呢？难道应该承认，在高卢地区拉丁化时代，三四个也具有“锯”的含义的不同的词，混进了这个地区，偶然地分布在其中了？这个假说同样荒谬。

这必定得出一种结论。如今出现“serrare”的这5块不相连的地域，从前只是一片地域；“这些岛屿证明，一块大陆消失了”；以前一个表示“锯”的拉丁语词“serrare”进入高卢，在整个南部和东部地区扎下根，在那里占据了一块居民是单一民族、结构紧密的区域，继续存在这个词的地区就近似地构成了这块区域的边界线。那么，“serrare”所占据的这片清一色的区域为什么破成了碎片呢？这个词为什么又被后来的竞争者从它原来占领的极大部分地盘上赶走了？

日叶龙和蒙甘回答说，这是因为它有个弱点。它和另一个拉丁语词太像了，这个词很常用，也进入高卢扎下根：这就是“serrare”，意思是“关闭”（fermer）。于是在“serrare”与“scier”之间以及“serare”与“fermer”之间老是容易产生混淆，这就在语言上引起一种连续不断的麻烦。有些方言容忍这种混淆。两种形式“serrare”和“serare”融合成单独一个形式“se(r)rare”，既有“锯”的意思，又有“关闭”的意思。其他方言则作了一种选择，保留“se(r)rare”，但是如果只留给它一种意思，要么是“锯”，要么是“关闭”，这就必须再找一个新词。有些方言更过分，干脆把“serrare”和“serare”这对惹麻烦的词都扔掉，用一些新词来表达“关闭”和“锯”这两个意思。

因此，在法国南部和东部的方言中，就慢慢出现、发展、普及了一些表示“锯”的方言词，它们与“serrare”类型无关，而是与“resecare”和“sectare”有关，这些词挤掉了“serrare”，我们在当地发现了它的后代。[81]第一种类型如今以一种双重形式占据了相当大的地域。它凭什么在相当数量的方言中取代含义模棱两可的“serrare”呢？

凭它的词义？但是词典告诉我们，“secare”意思是“切、割任何东西”。如果这个词没有更明确的意义，人们就不明白，它怎么能用来表达“锯”这个概念？此外，人们不用“secare”，而是用“re-secare”，即反复地“切”。显然，是因为人们有了“锯”就是“切”的重复动作这个观念。然而，如果“secare”意思是“切、割任何东西”，那么“resecare”也就意味着“再切”，即“来回地切”。这离“锯”还差得远。

这些意见产生一种双重结论。首先，用另一个词来代替有缺陷的“serrare”的方言，之所以不用“secare”，而是用“re-secare”，并不是因为“锯”这个概念看起来本质上就是一个往复或来回的概念[82]，而很可能是因为“secare”已经存在于用“serrare”表示“锯”的方言之中，具有一种比一般的“切”“割”更确定、更有限的意义。另一方面，确定的动作，即“secare”这样表达的准确动作，想必是这样的，它的往复动作，可能自然而然地让人产生“锯”的概念。这个确定的、准确的动作是什么动作？作者回答，就是割谷物和草的工具的动作，这种古老的工具叫作“锯齿镰刀”，现在已渐渐不用了，“‘secare’，就是使用锯齿镰刀；‘resecare’，就是重复一种简单的动作，它本身就已经是‘锯’了，通过来回运动进行，re在这里不单单表示动作的重新开始，而且表示手臂的往后缩、向前推、再往后缩的运动。”

严密的推理和巧妙的假设交织在一起，结构紧凑，相互依赖，相互支持：这突出了词与词之间的这种竞争的意义，这种语言戏剧的趣味性，只有语言地理学这个科学领域的新成员能让它再现并一直存在下去。

还没有完，因为作者没有在此止步。他们指出了“serrare”这个类型的词目前分布状况的原因——这个类型的词被许多方言消灭的原因——“serrare”被“resecare”取代的原因。但“resecare”不是“serrare”的唯一替代者。在地图上，存在着整个一套方言形成的一块很小的区域，“锯”在其中既不用“serrare”也不用“resecare”来表达，而是用“sectare”来表达。这个“sectare”是什么意思？它来自何处？

第一个假说：这是一个古词，一个拉丁词，是“secare”的反复动词。它和“serrare”（锯木头、锯木板等）和“secare”（用锯齿镰刀收割谷物）同时进入高卢，在与它们相同的方言中落户，作为“secare”的反复动词。当人们希望摆脱使用不便的“serrare”时，它就乘虚而入，取而代之。

这个假说简单易懂。不错，可是这样一来，其中“serrare”的位置被它这样占领的方言，不就在一定的时刻拥有了3个表达“锯”的意思的词吗？即“serrare”“secare”和“sectare”，两个正式的，一个可以说是代用的。一种语言，像作者们强调的那样，“只有生活和工作中所说的语言，才是有用的”。因此，“一种和所有传统的东西完全无关的语言，只在文学语言中幸存，而且被限制使用。简言之，一种方言不可能容许这样的共存”。此外，“sectare”的区域还把“resecare”的区域一分为二。如果“sectare”是一个古词，岂不是就该承认，“resecare”是在地理上分开的两个地区同时出现的，并且承认这样彼此独立地产生的这两个“resecare”，第一个在法国东部，第二个在法国南方，分别具有相同的经历，而且平行地发展，始终保持一致的词义，尽管它们是在截然不同的方言中演变出来的？

所以，“sectare”不是古词。既然不是，那就不是“secare”的反复动词。那么它是什么词？一个不起眼的事实帮我们找到了答案。在德龙省，人们在四个地点遇到具有“用镰刀收割”这个词义的“secare”。然而，存在一个拉丁词，一个真实的拉丁词，一个跟“用镰刀收割”这个概念有关的古词：这就是“sector”，“收割者”。这就是产生“sectare”的母词。那么，“收割者”的词义是如何而且为何传给了“锯”的词义呢？为什么在发现拥有后者的词义的地区，不像在其他地方，在“serrare=scier”的情况趋于减少时，人们不利用“secare”构造一个适于取代它的“resecare”呢？

新的推测：乡村的习俗发生了一种变化，使有齿金属片即锯条的概念与“secare”脱离；无齿镰刀取代了锯齿镰刀。这就是恢复原状的演变。“secare”和“sector”一起进入罗马时代的高卢。这是两个古词。“secare”是锯齿镰刀；“sector”是收割的镰刀。在一定的时期，“无齿镰刀”出现，并自然而然地征服了渐渐具有“用无齿镰刀收割”的词义的动词“secare”。[83]但是，出于语言上的需要，锯齿镰刀后来没有被淘汰，于是与乡村区别旧时的农活操作的需要相应，一个词就应运而生。由“sector”产生了“sectare”，旧时的“操作者”这个词就用来表示旧时的操作动作，而准备脱离“sector”的有齿镰刀的形象，就被一个新词重新捕获，获得新生，因此它含有“锯”的意思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这就是日叶龙和蒙甘的十分有趣（几乎可以说很好玩）的作品中几个特点的简要概括。无疑，如果不从语言学的观点（在语言学上我们是外行），而是从地理学的观点出发，我们也许可以试着对作者提出一些异议，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只是要让一些渴望知道一些新方法，并且关心所有可能对他们本人的工作有帮助的东西的历史学家，了解一项新的富有成果的工作。

这项工作所显示的对历史研究的益处，也许不如帕西的工作那样明显。但是，当这些类型的研究增多了，我们就不难理解它们可能产生的重要价值，两位作者刚刚把这类研究的首个样本提供给我们，也提供给所有那些力图在指定地区以它的兴衰、它的器具的变革、它的衍变和进步，来复原农村生活演变过程的人；提供给所有那些试图确定指定地区的某些文明进程的路线、发展过程、活动范围，甚至起源的人；最后，提供给所有那些觉得要满足对精确和真实的欲望，必须不再局限于循规蹈矩的系统化，从前往后排列事实，并使之固定不动，而要深入到千变万化的现实当中的人，使这些人在他们的艰苦努力的工作的帮助下，不需要思考多久，就能直接体会到这种研究能为他们提供的所有帮助。一系列专著为法国一个地区的历史提供多么丰富而奇特的贡献啊？这些专著不是研究这个地区的个别的方言的[84]，而是研究它的最普通、最常用的词的，是所有那些日积月累起来的词，用于表示熟悉的物件、常用的器具、日常生活的活动。它们那么富含底层的朴实生活。

其次，这个小作品提供了一种方法。小作品还充满了思想，表达了对历史现实很清晰的认识。从我们的观点来说，他们在反对“充斥着某些词典的纯词源学思辨的反科学的轻率”时，表明下面这种说法是荒谬的，所以我们只能赞同它们。这种说法就是，“要认为在罗马时代的高卢地区，与在它的拉丁化时代，所有方面的接受能力都相同或几乎相同”，也就是要认为，“一场雨以均匀的雨量落在整个法国，不论土壤性质如何，都渗透到同样深度”。[85]

下面这种看法甚至具有对现实的精明的见解，而且我们要注意到，对我们的研究来说，它甚至大有前途：“傻子才会相信，一个可能经历了1 500多年所有变迁的法国市镇的生活，它在拉丁时代使用的器具会几乎保持不变。生活是人类的全部经济和伦理的活动的总和，因此，人们所碰到的每一个词，被收入《文化词典》（culturwörter）的每一个词，都是或者曾经是一个现实的或者潜在的流动的词。”还有：“显然，一个像‘resecare’或‘sectare’这样的区域，其目前的词汇均一性是一种结果；它不是统一，而是均匀化。‘serrare’的侵蚀曾经是缓慢的，我们看到新来词的渗透仍然在缓慢起作用……这些区域的几乎所有方面，都从一个邻近地区接受构成指令、启发，甚至形式，而这个邻近地区本身也许也受到其他地区影响。”

即使我们没有任何希望能立即从中受益，看到这些观念在我们的相邻领域占优势，我们还是很高兴。这是又一次以新形式出现的解决社会现象对语言作用这个重要问题的需要。而这也是生活的精神抵制形式主义的精神的一种表现。

2.安托万·梅耶与历史学

透过语言看古希腊[86]

让圣人待在他们的壁龛里吧！我们来请教大师。我们可能有了更好的老师，因为安托万·梅耶在1912年发表了《印欧语言比较研究导论》[87]的经过修订和增补的第三版——而且这次格式都不是原样了！——之后，刚刚又发表了《希腊语言史概况》[88]，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启发性和最生动的书之一。它比前一本更好，如果有人看到一个显然不懂语言学的历史学家在这里要求人们关注这种著作，并对此表示诧异，那么这本著作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回答。一句话：请您读一读它。

因为从广泛和真实的意义上说，这是一本历史学著作。可是它怎么是另外一种样子呢？在最近努力破除历史学家——例如学校里的历史学家——很熟悉、太熟悉的“直接亲缘关系”“简单线性发展”的顽固成见的人中，没有谁能比梅耶做得好。没有谁比他更好地证明，所发生的一切并非都让人觉得语言完全是代代相传的，并且证明所有变化都是由这种代代相传造成的结果。最后，没有谁比他更强调借用词这个重要角色的顽强作用。这角色那么重要，作用那么顽强，以至于梅耶在研究确定一个词的印欧语系特征所用的方法时，能够在其《印欧语言比较研究导论》的第三版中写道[89]：“除了涉及某些部分符合语法规则的词外，如动词‘être’（是）、代词、指示词、动词的前缀，人们绝对没有理由先验地断言，一个已知的词从印欧语系时代起，直到采取在一种已知方言中得到证实的形式，都是代代相传过来的。”如今，借用词出现得那么多，一种印欧语系方言的史前借用词部分来自另一种印欧语系方言，或者几种印欧语系方言的借用词来自其他语族。

但是，这些意见本身产生了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任何语言学解释都包含对多种事实的考虑，而且“只有通过考虑一种语言发展的历史处境和社会条件，才能了解到这种语言的演变”。因此，语言学求助于历史学，而且为了自己的目的要求它提供无私的协助。这岂不是由此得出，这种语言学研究反过来对历史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凭空推理没有用。我们翻开梅耶的书吧。首先，这对史前史学家来说，尤其是对我们中间所有那些被没有文献记载、没有文字证据的神秘的过去吸引，想要做到有条不紊地深思熟虑的人来说，有一些非常好的教益。

一会儿就知道，我们的先辈以为可以对语言学寄予的希望有多大。人们耐心编制的这种印欧语系语言的词汇表，那时被称作“原始”的词汇表，我们不能依靠它来确定说这种语言的民族的种族、宗教、习俗，并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他们的历史吗？靠这些希望我们还能继续做的事情，已被梅耶的考证精确地确定了，不过很少。

在《导论》的第八章，我们发现作者对印欧词汇的主要成分进行了分类。首先是词根，几乎都是表示一般的和空泛的活动，如喝、吃、睡、去、跑……接着是孤立的词，词义更丰富一些，如亲属关系的名词，一些涉及女性家族的词语语义模糊，这揭示了一种社会状态，即妇女进入丈夫的家族，而丈夫与妻子的家族没有确定的亲属关系；家养或野生动物的名词十分丰富，表明人类主要食用肉类，也揭示了一些狩猎和饲养的习俗；植物的名词比较少，意义也不准确；奇怪的是我们不能肯定“forêt”（森林）是印欧语系语言的名词；最后是物品的名词，但是很少，梅耶也指出了原因：这些名称很容易变。“通过商业活动或对邻居的模仿，一种新式的或一种经过改进的物品，一些或者是外来的，或者是本地产生的新名词或新观念，一经引入便很快就取代了旧名词。[90]久而久之，类似的和用于相同用途的物品的名词，就和别处的十分类似的语言有了差异。”没有什么能更好地解释这样一种现象，即在各种印欧语系语言中，都没有一个相同的表示斧头的词，斧头是一种宝贵的工具，它在人类技艺中的出现，标志着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然而，毫无疑问，在共同生活时期，说印欧语系语言的人不仅熟悉凿制的斧头，也熟悉磨制的斧头，因为，几种印欧语系语言共有的铜、金、银这些名词，证实存在一种文明，这些金属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我们顺便要指出，也没有什么更能证明，我们曾经提到的对技术与语言学进行并行的和混合的研究是有道理的，这就是对物和词的研究。《词与物》（wörter und sachen），这是一种杂志的名称，这本杂志看来前途无量。

从前的希望为什么就这样破灭了，辛辛苦苦编制的印欧语系语言词汇表所产生的成果为什么这么少呢？

梅耶指出的原因很有启发性。他写道：“翻阅一本词源词典，就让人产生一种幻觉，觉得印欧语系语言已经通过词和具有抽象或者很宽泛含义的词根发展了，可是人们反倒要按照一种现代立陶宛语的样子来想象各种印欧语系语言，立陶宛语的一般性词语很贫乏，却有很多表示具体活动和常用物品的细节的词语。”

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很奇怪，但是也容易解释。这是因为，人们用来确定一个词的印欧语系特征的方法本身，一开始就拒绝了解这种词汇中的具体的和意义明确的词，因此也就拒绝了解实质上容易变化的那些词。唯一能在许多不同方言中幸存下来的词，正是那些表示日常的和普遍的活动和物品的词，而要从这里面抽出的词最少。此外，要把各种语言的词进行比照，必须只考虑有共性的东西，消除细微差别，总之要进行抽象化处理，排除掉其中的具体意义。最后，为了通过比较获得一种印欧语系语言词汇的成分，需要查考一些方言，而这些方言绝不能给人这样的印象，即它们实际上是半开化的人群，如说原始印欧语言的人群的语言：因为所有这些方言，我们只认识它们的晚期形式；在印欧语系语言时期与它们每种语言的最古老的文献之间，相距几百年，在这些漫长的时期，会产生多少借用词，会发生多少变化啊？因此在考证精神的冲击下，伟大的梦想破灭了。不过，这在措施、审慎和方法上，正好产生了非常有益的教训，我们顺便就把它汲取了吧，以便让我们从中得到启发。

因此，奥秘继续存在。语言学无法或者几乎无法解开这个奥秘。它可以让人犹豫再三地说出一个大概的日期，对金属器件的了解就能让人猜到这个日期。它阻止不了人们认为，在北方地区，或是在欧洲，或是在欧亚分界线上，也许在波罗的海沿岸，居住一些说原始印欧语系语言的人群。可是，要解决下面这个令人苦恼的问题，别指望语言学家能给出一丁点儿指示：“在这些武器当中，在考古发掘为我们复原的这些文物当中，在博物馆里的那些经过认真分类的文明的材料当中，哪些是属于这些人群自己的？”“考古发现不会说话。”根据一件工具，我们根本无法得知它的拥有者所说的语言。“历史事实不让人随便猜测。”

总之，只有一点不容怀疑，并且由于一个充分证据而变得显著，这就是，对于一种语言，我们认识到它的印欧语系方言是它的一些拆分和变形，要确立它的统一性——就必须曾经存在过一个“民族”。这是一个重要的断言。就在最近，卡米耶·朱利安在他的法兰西公学院古代民族文化课程[91]的公开课上，还以历史学家的观点强调了这个断言的价值和意义。一个民族，它也许包含不同种族，这些种族或是重叠，或是并存，或是混杂，都没有什么关系；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种族，种族是从前人们说的词，它含义模糊、虚假——而且危险，因为它不是让人们产生了“身体形态是天生的，谁也逃避不了；身体迫使我们接受物质方面的习惯；存在一种不可抗拒的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命运这种思想”吗？

朱利安向我们指出，这种种族的概念被米什莱从法国史中废除、摈弃了，而奥古斯坦·蒂埃里、基佐、亨利·马丁却争先恐后地坚持它。他指出，后来甫斯特尔在加洛林王朝和墨洛温王朝时期继续追寻这种概念，一直到诺曼人入侵时期，到帝国时代。最后他指出，这种概念现在被完全由革新历史学家组成的年轻学派在原始时代追寻，甚至追溯到史前史的入口。老官司，老争论。早在许多年前，朱利安在《人类学》中，在谈到罗马时，就直截了当提出了这个问题。[92]但是，那时不是过去吗？我们猜测，也是在那时，一些大国就是根据人们的意愿，根据其他一些靠公共关系结合起来的民族的意愿形成的，“跟血统或种族这种动物的亲缘关系无关”。朱利安还列举出一些例子：在高卢人之前，西方有利古里亚族；在利古里亚人之前，欧洲有说印欧语系语言的母民族[93]，“这就是在罗马帝国之前，我们的世界经历的三个阶段，而且是在民族的思想或名称掩护下经历的”。

不过，民族这个词，身为语言学家的梅耶也说，而且他说得也对：“因为经验表明，如果一种通用语言在一个民族统一体分裂后还能幸存，就应该有一个统一体——政治统一体，或者至少是文明统一体——来构成一种通用语言。”由这种通用语言，换句话说，由印欧语系语言，这位语言学家得出存在欧洲民族的结论。而这也就是《印欧语言比较研究导论》的一段文字非常明确地表达的观点：“一种语言，以经过证实的语言之间相一致为前提，意味着在一个十分漫长的时期内，存在一个呈现出一定统一性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可能保留同一种语言；但是，要建立一种语言统一体就需要有一个感受其统一性的民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们证明存在一种印欧种族；但肯定存在过（人们无法准确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期）一种印欧民族。”[94]

因此，语言学能让历史学家通过一种归纳，发现“没有文献记载的过去”的一个角落，这种归纳以一种无懈可击的经验为基础，也许有限，但是有效、可靠。语言与民族“这两种事物之间存在密切相关的部分”。语言史以民族史为前提。但反过来，研究语言史的人也客串写民族史。这正是梅耶的两部最新著作所证明的。

这本优秀的希腊历史著作，其实是一本语言学家的书。作者在自己的领域是一位大师，坚守着这个领域。可是，从他的领域看世界，就找不到最广阔的视野吗？他不出家门也能将世界一览无余。

这是一个历史学的世界。我们有权注意它，多年来，我们在这里注意到，语言学家的著作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如何渐渐变得更加容易理解的，方法、思想和成果也如何渐渐变得更加接近的。这本360页的小书，文笔生动、语言亲切、明白易懂，而内容无比丰富和准确，其中所有内容都相互依赖，没有任何东西是偶然得来，要对它进行分析，进行干巴巴的简化，那是妄想。我们用三言两语指出要从什么角度来着眼。

从前，语言史是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线条简单。这种历史是连续的，没有纷争，有规律地传承，纯线性发展。回忆一下我们所学的拉丁语吧。它是通过直接演变关系从原始印欧语系产生的语言，有人以其壮观的统一性、对世界的广泛影响证明了它。它无疑是发展的，渐变的；但是这种发展，这种渐变，只是在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中产生的，是一种可以说是在原地的，而且在纯粹内部的工作中产生的。后来进入一个时期，广袤的罗马帝国世界被蛮族人群分割成了碎块。但是，帝国的每个碎块都保留了它的拉丁语区域，这个拉丁语区域就是通过同样的方法，各自随意地对语言学遗产进行加工，渐渐把它变成一种罗曼语族语言：一种通过直接演变产生的拉丁语的子语言，这种演变是平静的，没有动荡。这观点精彩、很合乎逻辑、令人满意，分化过程又好又简单。甚至过于简单了：因为首先还存在着外来词。

在一个高海拔地区，那里有一群人与世隔绝，居住在某个天然的洞穴里。他们跟邻近的群落很少联系，很少需要交流；他们抱着一个坚定的理想：不要外界帮助，自给自足。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这个地区的语言也有可能通过细节变革的作用，在原地演变，这些变革为整个一代人所共有，或者为居民中一个特殊人群所特有：例如，某种性别，或者某种职业、某个社会阶级，甚至某种临时的工作，或者某种暂时的活动。但是，这个孤立的人群与它的邻近人群之间产生了一些联系；由于一些紧迫的和至关重要的原因（商业、政治、宗教或智力的原因），产生了交流的需要；不是跟一些自我封闭的人交流，而是跟一群具有广泛和深远关系的活跃的人交流。这就有了外来词，通过口口相传确定下来：如果涉及不相似的语言，就有孤立的外来词；如果涉及相近的语言，就有词、发音和词形的外来词；外来词往往会推广，蔓延到整个语言。

有人会说，不管是战争的征服，还是和平的征服，这都是征服的功绩：这里面有新东西吗？很久前人们不就显然知道，改变了语言的是当地所有居民吗？而且人们知道，例如高卢语，从拉丁语派生出来的古法语，可以说一点都没能保留下来吗？而这不只涉及这些“征服的功绩”。外来词不只有这个方面的因素。它也不是语言学的抢夺、剽窃、搜罗的代名词。它不只是发生在截然不同的语言之间，也经常、不断地发生在相近语言之间，而且它应该就是这样发生的。

因为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些变革，这些影响孤立方言的变革——没有任何理由是不变的，没有理由要不同村庄之间的变革相似，不同群落之间的变革相似。这种局部变革的机制于是最终导致语言的统一性不断被破坏，使方言之间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难理解。而这种分裂会违背人们所谓的语言的目标，这种目标虽然不是终极的，但可以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便利。

此外，不只是地理因素对这种分裂起作用。我们马上来说说“高海拔地区”：这个例子有用，而且极其特别。因为这些活跃而强大的分化力量，不只是在那些被“天然屏障”隔离的情况下才起作用，实际上在所有相邻人群由于某种原因不再维持连续关系的情况下，这些力量都起作用。群落的人口密度小；政治或社会动乱使商业活动停滞，经济生活分散和专门化，一个已知地区中的任何关系的生命力遭到破坏，这么多原因都能导致同样的结果。那么这些语言就只能成为语言的遗骸[95]吗？法国就只能有方言吗？显然必定有一个补救方法。不是，也不可能只是分化力起作用。必定存在一些统一的力量，再说语言学的现实情况显然也证实了这一点。不过存在一些逐渐彼此孤立的方言而已。存在着一些通用语言，在过度的和不断增加的分化时期突然出现，用一件不变的外衣掩盖局部的差别，让人们恢复交流。

语言发展的现代观念就是这样发生了变化，并且得到了充实。它因此真正变成了纯粹的历史的语言学。现在看来，因为这种情况主宰着语言史，所以在某些时代产生的这些通用语言，就是“文明的统一性在一些多少有些广阔的领域的产物”。机制吗？依旧是外来词。所有的历史事实，其所有条件广义地说都是历史条件。以下两点因此得到证实，一是“任何语言学解释都包含对多种事实的考虑”，二是“只有通过考虑一种语言发展的历史处境和社会条件，才能了解这种语言的演变”。这是明确的宣言，是梅耶的宣言。整部《希腊语言史概况》都是在阐明这个宣言。

只要两三个例子，我们就能更明确地指出这本书的特征，以及它的概念中的丰富的、有效的和新颖的含义。

梅耶的工作的开端，是一种通用语言，是希腊民族的语言，而且像印欧语系一样，这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语言，即通用希腊语。这个民族具有明显的统一性，因此拥有一种统一的语言，而且这些部落想必一批接一批地征服了希腊，并殖民了地中海地区。为了使我们了解，为了研究这种语言，作者要利用印欧语系语言的比较语法吗？

当然，在内容非常充实的分析“通用希腊语的结构”的一章（第二章），他指出了这种语言整体上与所有其他印欧语系语言相反的主要特征。但是，他最终并不满意。因为，如果人们能对一些语言过程——印欧语系就是经由这些过程获得通用希腊语所具有的外貌的——形成某种观念，那么，语言是怎样从一个语言学阶段传到另一个语言学阶段的？它的统一是怎样产生的？赋予了它特性的变化是怎样起作用的？是以什么样的条件起作用的？人们不知道。人们应该提出这些问题。而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历史学问题。

因为通用希腊语确实是一种印欧语系的语言，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在一些居民从印欧语系的地域向希腊地域迁徙期间，它想必受到被希腊人渗透、同化或取代的这些居民的语言的影响。它是一种印欧语系语言，不错，但是它肯定增加了一些词，这些词可以说是希腊人在迁徙时“沿途拾取”的，或者是在希腊本地发现的，或者是从爱琴海地区的各地居民的生活中汲取的。然而，如今我们对他们的语言还一无所知。我们也应该指出这个问题。还应该注意的是，希腊的大部分地名无法用希腊的语言解释，或者解释不清。同时我们也绝不该忘记，希腊语拥有大量来历不明的词，其中大部分无疑是从非印欧语系的方言中借用的，而且，更明确地说，是从灿烂的爱琴海文明的语言中借来的，过去我们对爱琴海文明还一无所知，但是克里特岛的考古发现表明，爱琴海文明成果非常丰硕，非常先进。他们有着专门的植物名词，如橄榄树、玫瑰、百合；物产名词，如葡萄酒或油，印欧语系的人都不认得这些词，它们无疑是希腊人从爱琴海人那里借用的；而且，如果人们像梅耶一样，注意到像“βασιλεύς”（国王）或“ναξ”（国王）这些词，毫无能让人联想到印欧语系的可能，这岂不是让人们寻思：“爱琴海文明对希腊的政治结构是否没有起到重要作用？”[96]

这显然是简单的假说。如今人们所知的这点东西还不能使其盖棺论定。它只是暗示了怀疑，富有意义的和科学的怀疑。前途首先就在这里，这里可以向我们提供所有令人满意的发现。然后，此时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试图表明正在起作用的东西，是一种精神，一位语言学家的精神。在这位语言学家看来，他所体现的科学，不是一台装配勉强还行，只是没完没了地空转的机器，而是一台语言机器，它知道并理解所有的关系，所有与生活、与人类及其社会的历史的联系。

“研究希腊方言史，就是研究希腊殖民史。”[97]而这段历史，一直延伸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正好能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构想一种“史前史”，由于缺乏文献，这种史前史一直没有被我们准确地掌握。——“希腊方言史体现了一个勇敢的战士民族的征服史，他们把征服归功于他们的军队，他们为自己的力量骄傲，他们到处掳掠农奴和奴隶，使奴隶的语言消失，不留下任何痕迹。”

——“希腊语在这个远古时期，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方面，语言趋于无限分化，有多少自治城邦，就有多少截然不同的形式；另一方面，又趋于统一……”[98]但是，这难道不就是希腊民族的整个历史，不就是它自身发展的周期性规律吗？——“爱奥尼亚——阿提卡通用希腊语（κοινή）形成的首要原因，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创立。阿契美尼德帝国的构造让希腊人感受到他们的统一性。”——“马其顿在希腊称霸的时期，决定了雅典语言最终的成功。”[99]——这些引文不比一些大段大段的句子更能表明，梅耶的这本小书绝对称得上是一本有用的、出色的历史著作吗？而且不仅仅是有关希腊的历史著作。一本内容如此丰富的专著，不只适用于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部历史——甚至在这部历史，由于一种独特的好运，能从最久远的起源延续到当代，从史前的通用希腊语延续到今天的通用希腊语时，它也适用。它就是语言史的典范。

合上这本书时，我心中不由得产生一种遗憾。当我们回忆起我们的求学时代，想到老师用干巴巴的、贫乏的、机械的方式，来教我们如此生动、内容如此丰富的知识时；而且这种知识本来是可以强烈激发我们对历史的想象力的。我们怎么会不羡慕我们的年轻后生呢？这是何等的讽刺啊！如今这本书问世了，不再有令人“难懂的东西”[100]了。

3.是王室的政策，还是法兰西文明？

法语对南方的征服[101]

请想象一下，1923年人们谈到一个奇怪的历史问题：“法国，法国……这些历史学家，跟我们说到法国，总是像在说一个稳定不变、完全确定的，千百年来一直保持着原样的现实。对外国人和法国人来说，这个法国真的还是过去的法国，譬如路易十一时代的法国吗？据说这位国王是一位‘中央集权者’，具有某种特别强烈的危机意识。对于民族统一，人们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呢？人们是否已经形成了这种观念呢？如果形成了，那通常是在什么基础上形成的？例如，是在语言基础上吗？那个时代的人说什么语言呢？人们感到统一语言的需要了吗？今天在我们看来，这种需要是一种有规律的国家生活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些都是重要问题、基本问题，毫无疑问，它们肯定常常引起博学者们的好奇：我们要弄清楚这些问题。”

关于这一点，人们请教了一流的文献学家：“很遗憾，我的图书卡片中什么也没有。从前有个叫保罗·梅耶的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有许多地方上的历史工作者响应了他的号召，就像响应历史工作委员会的号召一样。他们写了一些专著，其中有长篇，有短篇；笔调有严肃的，也有轻松的。总之，手中有这些专著。但这些只是地方上的专著。它们的视野不超出一个地区的边界。从中根本找不到法国。”

然而，在1923年，终于出现了一位勇士，敢为我们献上谈及整个法国的书[102]，来完整而全面地描述大规模的语言征服与渗透的活动。这种征服与渗透，使法国国王的语言在南方地区落脚，在那里确立了长期的双语制。我们要好好感谢他！他知道在一块四分五裂、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土地上，建起一个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在道路两旁，他将对建筑物进行改造；地基将被重新奠定，临街的墙面将得到改善。总的构图将保留。而所有细部的改进，功绩最终都应该归于这位一流的组织策划者。

一

我们开门见山吧。奥古斯特·布伦的著作明确论证了这一点：法语在1450年到1600年间被引入法国南方。

引入过程分四个时期完成。可以说是相继的四次浪潮，每一次都把国王的语言向着王国的边境更推进一步。最初是从1450年到1520年，在北部取得进展：利穆赞、佩里戈尔、上奥弗涅、波尔多地区、沃莱以及罗讷河沿岸的著名城市，虽然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例如图尔农、瓦朗斯、博凯尔，然后是塔拉斯孔、阿尔勒，之后是奥朗日、蒙泰利马尔和阿维尼翁；在那之外是蒙彼利埃和尼姆。最后一次浪潮从1550年到1600年，战胜了最后的抵抗：朗德、巴斯克地区、比戈尔的上比利牛斯山谷地区和奥尔山谷地区；它吞没了塞文山脉南部，从阿尼亚讷到圣蓬斯，包括整个鲁埃尔格地区和孔泰德罗德兹，再远就是上普罗旺斯的孤立的河谷地区。浩大的工程，只用了30年就完成了。真正令人有兴趣记住的日期是1540年。也可以说是1539年，这是一份决定性的文件发布的日期，是国王从维莱尔科特雷发出的敕令，布伦在其整本书里把最重要的影响归因于这份敕令——后面我们还将回过头来说它：它明令，从此以后，一切司法文件不再使用拉丁语或地方语言，而是一律使用“通俗”的法语。

此外，这一现象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发生意外。法语因为一种连续压力的作用，被逐步地引入法国南方。

但是，它并不只是从正面进攻，它还从两翼迂回包抄。在东面，它先在罗讷河谷取得胜利；在西面，在圣东日和波尔多地区获胜；图卢兹真正被包围了，而且仅仅被围了一下就屈服了。地理学比历史学或政治学更好地让人了解国王语言的推进。典型的例子是阿维尼翁和孔塔弗内森，两地因为归教皇所有，所以不必服从法国国王的行政命令。不过，孔塔让法语成为它的书写语言，并不比它周围的地区和从属于国王的地区更犹豫、更缓慢。[103]阿维尼翁是国际性的商业和娱乐城市，向法兰西王国的语言开放甚至比其他南方城市还早。从15世纪起，法语就在这里占有优越地位；像在其他罗讷河城市一样，它最终于16世纪中叶在此地获胜。

此外，布伦的著作通篇都提到了人口大规模流动的影响。例如鲁埃尔格和热沃当这两个交通不便的地区，人们曾试图将其归在同一类“偏僻但富有生命力”的省中：一些地理学家进行了这种归类。[104]然而，芒德比罗德兹早半个多世纪完成了法语化。显然是那条古交通要道，勒戈尔丹路（voie regordane）的影响所致，贝迪埃的著作突出了它的作用。我补充一点，这是对语言地理学知识的新验证。[105]

就这样，没有神秘力量，没有魔棒一挥产生的奇迹，法语突然就从北部传到了南部。在描述传入的各个阶段之前，布伦注意跟踪法语的征服进程。在他所研究的地区的毗邻地区，即在奥克语和奥依语这两种语言的传统边界的北部，法语逐渐替代了当地方言，从前那么多博学者曾经浪费时间，想确定这两种语言的分布图。他的著作就从这种初步工作中获得一种重要启示。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两股不同的流动，而是只有一股，从塞纳河两岸开始，缓慢地传播到比利牛斯山脉。

当然，在这种复原的而且被描绘得完美可信的历史中，没有可以称为“阿尔比剧变”的事件的位置。人们知道，从前没有人相信，16世纪法语在南方的传播是逐渐发生的，而且是迟缓的。人们的说法是，就在对阿尔比派的征伐之后，而且随着这次征伐，征服者的语言一下子就传播到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的边界。

布伦对这种说法提出异议。他推翻了这个说法。我好不容易记住了四个字，可以被当作一种评论：“不费气力。”这是因为，关于布伦所涉及的这个难题，在博学者那里迄今为止是什么样的意见占优势，一个历史学家对此不了解，并不意外。罗曼语语言学家和语言学家无疑不应该完全无视历史学家的工作。然而，很多年前，这些历史学家——我们尤其援引在这方面一直是权威的保罗·多尼翁的著名论文[106]——就已经证明，法国在征服朗格多克的同时，未做任何尝试来使制度或法律“法语化”，无论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就连普及的书籍都表明这种意见，并且传播到广大读者中。例如加雄先生在其杰出的《朗格多克简史》[107]中写道，“实际上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尽管司法总管一直都是法国派来，但其余大部分官员都来自当地，并且熟悉当地的语言和风俗。因此（在圣路易时代）还不是可以称作君主中央集权的面貌”。他甚至惊奇地发现，14世纪在这个由朗格多克诸国组成的南方，产生了一种区域意识，并渐渐增强，然后通过一些用语表达出来，如“奥克地区”或奥克共和国、奥克语地区。[108]所以，对阿尔比派的征伐并没有消灭南方当地的方言。在13、14和15世纪初，这些方言依旧在它们的地域流行。它们只由南方居民专用，每当人们不喜欢用拉丁语时，就用它们进行书写。而且当拉丁语开始衰落时，它们便利用了这个时机，“随着向16世纪迈进，越来越”得到充分发展。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实际情况也就是这样。

二

因此，布伦的书确实有不少正确的见识和合理的看法。而这就能说它是一本完美无瑕的书吗？无疑不能。我们之所以下这个评语，不是从评论的角度考虑，因为那样毫无意义；而是出于对一个问题的浓厚兴趣，不，更确切地说，是对布伦肯定不打算完全同等地彻底解决的一套问题的兴趣。这套问题即语言学问题、历史学问题。然而我们觉得，布伦不想坚持下去解决这两种问题，也许是没有同等地、充分地做好准备。他的著作是事实的汇集。即便如此，对未来的工作者而言，也是特别珍贵的无价之宝。但是，他的好见识有时有所欠缺，存在局限性。我指的是，他不管什么理论都极不信任。只有说到事实时理直气壮。

也许是。但是我们始终记得那些研究经济史时不受学说约束的历史学家。就在他们的著作里，他们的残疾人发现了著名的“供求法则”，确实被提升到“常识的真理”[109]的高度。实际上，我有点担心，我们谈到的这种本能的不信任，会使布伦的著作既丧失一点明晰性，又丧失一些意义。他不预先通知，就在半道上甩掉他的读者，让人没有思想准备。拿旅行专家若昂和贝德克尔来说吧，他们编写的旅行指南则不只是提供方法：“服装与行李；零钱与汇兑；地理概况与历史概要”，在进行所有这些综述之后，就只是说明了。若昂写得匆促，而布伦先生则把罗盘的段落漏掉了，还把地图的段落忽略了。整整400页，他追述了法语从起源到1600年传入南方的历史。然后只是在一个题为“法语传入的方式和原因”的很短的一章中，才关心确定他的著作的目的，确实有点迟了。

布伦后来说，他不想预想他的调查结果。唉，谁要求您不诚实了吗？先按顺序列出问题的要素，然后再去寻找它的答案；在尽力完整地找到答案之前，先陈述进行一种渊博的研究的一般条件，这并不是任凭漏洞百出的“预想”的假说摆布。布伦所描述的历史没有什么独特之处。自古以来，民族在生存过程中就一直在改变语言。可以说语言革命发生过无数次。因此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一些分类。这些分类有价值。人们早就知道，如今人们能尝试的任何研究，都会进入专家们的艰苦工作曾经组装的一个框架中。不用仔细去寻觅，人们发现梅耶就有一本著作提到这些分类，这本著作像梅耶那本杰作一样易于理解，这就是《新欧洲的语言》。买好灯笼和蜡烛再上路，被证明是一种有害的偏见，无疑这种偏见几乎还没有消除。

请看结果。由于没有预先指明，因此布伦就是让我们相信，而且好像他自己也相信，他的著作的目的是要描述两个对手之间的决斗：一方是法语，它要侵入；另一方是罗曼语，它要捍卫自己的地位。但布伦清楚地知道，还存在着荷枪实弹的第三方：拉丁语。甚至还有第四方：一种文学语言。一位南方中世纪文学的行家向我提起过，它跟方言不同，12世纪在朗格多克、奥弗涅、沃莱、普罗旺斯的君主们的富裕文明的宫廷里，被用来表达骑士爱情的高雅题材。它是一种还没来得及变成真正的文明语言的文学语言；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诗歌语言，是比权贵们更精明的发明者所珍爱的特殊表达方式：只要它表达其美好憧憬的原始文明继续存在，只要它还操心如何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拉丁语这种政治与学术性的语言就会妨碍它的发展，阻止人们用它写公文函件，阻止它成为法律、政治、宗教用语。当拉丁语渐渐放松它的控制，并且在处处开始让位于正在发展的“通俗语言”时，南方就不再有原始文明了，南方的自治就不再存在了；从13世纪中叶起就大局已定。同样，“朗格多克文学也不再有散文。它的词汇的地位得不到提升，不能用来表达一般观念，因为拉丁语在当时就足能满足需要。它的词汇开出绚丽多彩的花朵；但是不会结果，等不到成熟”。没人比加雄先生说得更好了。

然而，北部民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文风，博学、积极、易懂，是一种文明的工具，这种文明不断发展，不断通过它的艺术、它的思想、它的国王的威望、它的大教堂建筑师的才华、它的博学者的科学，来加强对西方世界的控制。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这种威望在百年战争的漫长年代受到过严重损害，因为在那场严重危机中，南方诸省确实依旧毫不犹豫地效忠法国国王，拒绝当时控制着邻近的吉耶纳的英国国王的引诱，“极力接受共同祖国的印记，并养成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国王身上，然后又集中在法兰西王国上的习惯，不久他们就对法王和法兰西王国产生了依恋”[110]，况且这种依恋也符合他们的利益。

此外，当拉丁语逐渐萎缩时，在南方，一种通俗语言将扮演一个好角色，即文明语言的角色：能够得到这种角色的不是某种南方方言；也不是那种想必是供由地区任命的公证人使用的通用语，而对这种通用语的研究，无疑可以满足布伦的某些好奇心。在一段时间里，那些方言，那种十分实用的通用语，勉强可以弥补拉丁语萎缩造成的空缺。它们的确是活语言。布伦有理由这样说：它们的能力似乎很强；完全主宰了整个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地区；人们只说这些语言；书写时除了用拉丁语，也只用这些语言。但还应该注意，在宫廷里，人们已经只使用法语了。不过，南方方言的虚假好运没有持续多久。一旦真出了问题，它们的缺点就暴露无遗。法语来了，并且取得胜利。方言被算作土话，从书写文件中删除。只作为口头语言满足人们的日常之需。因此，如果演变真是这样实现的，那么在历史学家看来，对阿尔比派的征伐和“北方人入侵”，这些让布伦不快的老生常谈，便重新获得了一些活力，并显得有些道理。

三

但是，人们同样预先猜到，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不再和布伦一致。就是在解释法语势如破竹地大举占领南方的原因时，确切地说，这个时期大致是从1450年到1600年；更精确地说，是从1500年到1550年。

布伦不愿详尽研究这个问题：“谈论这些原因有什么用？陈述事实就足以揭示它们了。”布论不论述，他只发掘事实。他发现，一方面，在1450年和1550年之间，王权通过不断握紧它的权力，使“一种以统一和中央集权为目的的行政管理体制”占上风。另一方面，与此同时，“直到当时还没有显示衰落迹象的”南方方言被禁止在文书中使用，它在行政管理或文学的地位被法语取代，法语的“绝对权威作为国王的绝对权威的结果使人敬服”。这是两个同步发生的事实，“像衣服的面子和里子一样”相互配合。第一个事实是第二个事实的原因。法语在南方的胜利，就是政治的成就，是一种政治事业，不是别的什么东西。[111]这项事业圆满完成的标志，就是维莱尔科特雷敕令，它的命令语调，它的毫不含糊的规定，它的不容置疑的禁令。sic volo,sic jubeo.[112]国王命令，南方服从……

我承认，我总是对这种过分简单的解释有点惊讶。哎呀！对“政府决定”的不可动摇的崇拜，毫发无损地流传下来，甚至在1914年到1918年之间发生的可怕危机之后还这样，那时有那么多窝囊废执政，受盲目的力量随意摆布，他们让这种力量释放出来，却既不去引导，又不去控制。——不谈这个了，还是来谈布伦。我很明白，他在这里略提一下保留意见，在那里略提一句让人产生希望的话。他承认（第421页）：“一场革命要拥有持久的丰富成果，必须恰逢其时。”他承认，维莱尔科特雷敕令“符合新生代的潜在倾向”。当这种倾向表现出来的时候，“一大片南方地域已经自发地认同法语了……这得益于一种公众精神的推动，这种精神力图以现代性的意义显现［？］……一种有利于君主制的演变”。

但是，也就到此为止。布伦没有再深入下去。没有做任何努力去分析。他没有超出他那个十分空泛的词——时机。为什么会有这个“时机”？这就是问题所在。

希望人们明白我的意思。我跟维莱尔科特雷敕令无冤无仇！在布伦向我们描述的语言史中，它扮演了它的角色，而且还是一个重要角色。[113]我也不否认另一种因素所起的较小的作用，简单来说，这种因素就是王国中央集权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不担心被骂卖弄专业学问的话，我还是想指出，布伦专门论述王国官员有成效的工作的那些篇章中，存在着一些缺陷。其中无疑有太多的说法犯了时代错误[114]，关于某些决定的意义也有太多的误解，尤其是有太多的疏漏。布伦关于作用极为重要的最高法院说得很多，却很少说，甚至根本不说王国官员的一些作为。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这些官员渐渐打破自治市镇的特权，随意在市政府安插亲信，在图卢兹设市长，在蒙托邦或马赛派执政官，这些人对他们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所有这些都要尽量说出来。无疑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阐明“法语问题”的某些方面；更有助于部分地解释如下这种现象：早在维莱尔科特雷敕令之前，国王的语言就已经被用在那么多南方市政府的决议登记簿甚至账簿上。

此后，即使这一切都注意到了，还有一个在语言学家看来是明显的，在历史学家看来则更明显的事实。可惜，在布伦的著作中，没有一处提及这个事实。能够促使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或者至少不用这种语言进行书写的因素，能够促使他们实际上同意让自己的方言沦落到土话地位的因素，并不是他们被人统治，以及从此必须采用统治者的语言这种意识。有一些被统治者，他们藐视统治者，并且拥有藐视统治者的资本；或者至少自认为在文化上有和统治者平起平坐的资本。古代说希腊语的民族就是这种情况，当罗马征服地中海整个西部时，他们就拒不接受拉丁语（除了少数例外）。[115]

如果被统治者的语言也追求一种威望，这种威望跟统治者的语言所享有的相比，即使不更优越，至少也要平等，那么做什么都没用。强迫失败了，就将一直失败。甚至在当今时代，现代国家的那么多机制始终约束和压制着个体，一个人从生到死，通过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通过强制服兵役，通过与介入一切事务，并只说只听官方语言的行政机构强制维持的关系，来接受语言的培养训练。然而，这种强迫要想成功，只有以一种最糟的暴力，一种依赖所有诬告的公开和秘密的调查，一种像1914年至1918年间德国人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说法语的居民实行过的那种恐怖统治为代价。[116]他们虽然能够禁止人们使用法语，却不能扼杀人们对它的渴望。只要不是一个极小的、甘愿在弱小意识里沉沦的少数民族，人们就不能把像征服者的语言那样的新语言，强加给一个仇恨或蔑视这种语言的民族。

要使语言的改变能够实现，需要情感参与。被统治者应该感受到统治者的威望，并且打算承认它。更确切地说，他们应该放弃任何难以克服的民族或宗教特性，不再渴求与统治者不一样，而要跟他们融合在一起，并且越来越和他们亲近，融入他们公认的、优越的文明，融入他们公认的、值得羡慕的、优秀的伦理、科学、文学、艺术、宗教的文化。这曾经是高卢人在面对罗马人时遇到的情况。一般说来，这曾经就是被罗马驯服的族群的情况，只有说希腊语的族群除外。而人们并未发现，罗马为了推广它的语言，非要建立一整套特别的限制性政策不可：靠它的威望，靠它的文明的魅力就够了；至于剩下的事情，战败者自会权衡利弊。

这同样也曾是法国南方族群的情况；而既然布伦没有局限于收集事实和日期，他一边着手进行解释，一边却又否认这种情况。更确切地说，既然他宣称唯一的、“政治”的解释，直接出自事实，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理由责备他没有说过这种情况，没有竭尽全力去证明它。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南方人怎么会有靠他们的语言来分享一种优越文化的意识呢？对他们来说，他们的语言不过是一种日常的实用工具，因为他们的文学，任何有价值的南方文学，都已消亡。他们的艺术？不再存在属于他们的艺术了。哥特艺术当时对他们的地区来说就十分稀缺，在它之后，入侵的是与法国北方雕塑艺术有亲缘关系的一种雕塑艺术（按照库拉若那广为人知的断言，人们长期以来把它称作勃艮第雕塑艺术）；阿尔比、图卢兹、罗德兹的人就欣赏这种艺术。他们的民族意识？族群对构成各省的特殊宪章，并得到国王在即位时郑重批准的特权感到满意。他们要求维护它的完整。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要求。

因此，南方没有固有的文化。相反，法兰西文化日益强盛，日益有魅力。一个在废墟上诞生的法国，在和平中休养生息、繁荣兴旺，怀着一股炽烈的热情和快乐工作，从1480年到1520年，经历了四十年的繁荣、幸福、安逸和快乐的生活，除了带来无限的希望外，还带来了文艺复兴和新兴的宗教改革。布伦先生怎么能不跟我们说说这些，不向我们指出这些，哪怕只是一个字？后面他还忘记向我们指出，在“百年战争”最严峻的时期，这个剧烈变化是如何在南方人的意识里发生的，尤其是在朗格多克[117]；他怎么能闭口不谈复兴经济的巨大努力；那种劳动和收获的炽烈热情；那种在一些年里改变了南方面貌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呢？南方和其余所有地区一样，生活在统一法国的成功与幸福之中。

法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萧条的城市，在荒芜的乡村，人丁开始兴旺起来。在整个南方，人们开垦石灰质荒地、沼泽地、废弃的土地；在普罗旺斯，人们种植油橄榄和无花果；朗格多克也种植油橄榄，还有桑树和菘蓝；蒙彼利埃、纳博讷、卡尔卡松、佩泽纳斯、阿莱、于泽斯，部分城市通过外来移民增加了人口，此后南方的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地区又废除了接收外侨遗产权，国王授予外来移民这种必要的特权，是为了让一些呢绒作坊落户扎根，使这个地区摆脱北方的呢绒业。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多菲内和勃艮第之间的内部关税被取消。加龙河、罗讷河上废除了过多的收费站、船闸、磨坊的水坝，水道重新变得畅通无阻。王权制定规则，并成了人心所向，既然人们想“获利”，想“赚钱”，就必须越来越向着它：这是这个时期的两个重要的词，这个时期见证了一种既纯朴又残酷的资本主义的诞生和繁荣。同样，整个变化也在社会等级方面深入发生。神职人员与国王和王国政府靠得愈发紧密。他们广泛参政。主教们在巴黎和在图卢兹或艾克斯一样，进出宫廷，入座最高法院，主持朗格多克的三级会议，在朗格多克、普罗旺斯，把持着国王执政官的职位。除此以外，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变化，他们发展壮大了，积累了财富，改变了奋斗目标，显得是新时代无可争议的主宰。哪里能赚钱，哪里能玩计谋，哪里有利可图，哪里就有资产阶级。它的武器不是剑，而是笔杆子：

万岁！优美华丽的笔杆、

纸张和羊皮纸文件，

能读会写又懂得实践，

就能沿着大路顺利向前！

这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座右铭，这个民族渴望文化，因为文化就是他们飞黄腾达的手段——当然是渴望法兰西文化，因为这个时代不再是人们在小城深居简出，不了解世界，不走遍世界就可以“赚钱”的时代——渴望能让商人在康庄大道上追逐财富的文化；能让金融家开始为国王效劳的文化；能让法官主持“正义”、跻身最高法院的文化。确实，这场语言革命把一个在1450年时还不知道法语的南方，变成了到1550年只写法语的南方，怎么能对它的原因只字不提呢，无论如何原因就在这儿呀！再说一遍，问题不是要否定王权、中央权力在这个伟大的文明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不是要笼统地从这种权力的作用中，从纯属政治和行政范畴的命令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对布伦先生所研究的语言革命的作用中找碴儿。问题可以说是在于，人们不仅要关注这种政治权力的作用，关注法国君主制及其代理人的作用，还应该关注整个法兰西文明在这个时期的更广泛和更重要的作用。

不是弗朗索瓦一世，或者别的某位国王说一声“朕要怎样怎样”，就能完成南方这种转换语言的奇迹的。传令官在用号角对匍匐在地的人群发出3次召唤后，宣读了维莱尔科特雷敕令，但是南方并没有听从他的号召。是法国的伟大、繁荣、活力，促使在事实上和意愿上已经成为法国一部分的整个南方，也愿意在语言上成为法国的一部分。是令整个欧洲尊敬和畏惧的国王所体现的这个广袤地区的强大生命力，强大得可以去谋求帝国的皇冠了；是王国的全部活动的新方向——离开地中海，走向大洋，走向美洲的新土地，或者更近些，走向安特卫普的国际大广场；是人们的骚动、利益的麇集、观念的翻涌；是所有这些，最终解释了布伦充分揭示（这是他的伟大功劳）并想解释（而这是他的不足）的重要事实，即这种对法兰西语言的接受不是被迫的、强加的，而是自由的、快乐的。南方人渴望使用一种在那个时代，能够通过印刷术把他们印在纸上，通过文学使他们“出名”的语言。

我们仅限于粗略扼要地指出这一切。而要表达这一切，需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一位语言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并把他们的努力结合起来。这是vox clamantis in deserto[118]吗？人们会原谅我们乐此不疲地充当这种令人扫兴的人。

4.引入布吕诺的语言学中的历史问题

18世纪法国的民族性与语言[119]

随着费迪南·布吕诺的宏伟计划的推进，他越来越关心把法语历史与法国通史结合起来。语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已经说过他们的学科采用类似方法所能获得和已经获得的所有成果。一位在这本杂志上以他的专业观点长期跟踪语言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学家得到允许，尽力指出通史中所有应该归功于这些如此新颖、大胆却又审慎的工作的成果。

在《从起源到1900年的法国语言史》的第5卷中，布吕诺研究了17世纪法语在法国及法国以外的发展历程。他证明，我们的语言一下子就征服了欧洲；但是在王国境内，却要克服无数的障碍和抵抗，缓慢地、默默地逐步推进。这种内外进程相反的现象令人奇怪，可是很有教益，因为他引人入胜地阐明了“路易十四”的法国的历史！

如今，根据第7卷，是18世纪法语在法国的普及，让我们完整了解到它的全部变迁。[120]这是全新的课题，极有意义。如果某一天有人将把一部法国民族意识史送给我们——这部历史还没有人认真开始写，况且人们有理由把它一直推迟下去，直到准备工作已经就这个重大问题展示了某些广阔前景的时候——他们必须把布吕诺收集到的事实仔细考虑进去，尤其要从他的如此简明、如此有洞察力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不知道哪本书比这本更能激发我们对大革命危机以前的一种民族性的内在构造的思考，而且是更有成果的思考。我不知道谁更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现代国家为何以及在哪些方面跟从前的国家有深刻的差别。我想用几句话来说明。但是在这之前，我会乐于跟随费迪南·布吕诺的步伐，迅速描述一下从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到法国大革命前夕，法语在王国境内的发展历程。

一

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法语面临两个实力不相当但仍然很厉害的竞争对手：拉丁语和方言。在18世纪，其中一个对手落荒而逃。

拉丁语被打败了。就是说，首先，到1760年，写二行诗、短长格的诗或萨福体诗的人再也不敢自称是真正的作家了，况且这种诗越来越难找到读者。

aetas egregios duos poetas

haec fert aurea...[121]

1538年，优秀的尼古拉·波旁发出感叹。不要找出这两位诗人是谁。也许是龙萨？或者还有马罗？或者杜·贝莱？都不是，是热尔曼·布里斯和萨尔蒙·马克兰，我们这些书虫还是有机会找到他们的。我们需要附加一些说明；但是他们的语言——用从甚至长达五个世纪的拉丁文化、在许多不合规则的诗人中汲取到的词和“句子结构”制造的语言——对有拉丁语观念的人而言，体现了某种极其可怕的东西：一个装满了拉辛风格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隐喻的坛子，所有东西上还撒着一些魏尔伦风格的模糊回忆和少许马罗风格的古风。

在18世纪，这些蹩脚的游戏结束了。不是因为人们突然不再阅读或出版现代拉丁诗人的作品，不论是在国外（尤其是荷兰），还是在法国，这些作品还在继续出版。我在写这篇文章时，面前就有一本这样的精致可爱的书，巴尔布另外插进了精美的版画，是向科尚、埃森、格拉沃洛和其他小名家征稿的。这是1786年瓦尼埃尔神父的《田产》的一种版本；同一系列中还有一些杂乱的书，一本卢克莱修的，一本维吉尔的，一本贺拉斯的，以及马提雅尔的精致的两卷本，帕潘的《果园》（1780）；贝赛、米雷和让·瑟孔的《青年》（1779）；德比咏的悲伤的《寓言》（1778），还有其他一些作品。人们甚至可能想对这些版本和再版本进行一次清点，这些清点有无数次了，只要读布吕诺先生的书，每一页都能让人产生这种念头。[122]但是总的来说，确实不再有拉丁诗人诞生了，这是《拉丁诗文宝库》和《攀登帕尔纳苏斯山》的推崇者们的谨慎说法，他们急切地用这种说法来掩饰他们自己面对迎候他们的坟墓时，眼中流露出的恐惧。[123]

不再有拉丁诗了，也不再有拉丁雄辩术了。不再有在那个把人们对科学的兴趣，甚至迷恋，变成知识的时期的拉丁科学了。《百科全书》只用法语表述。甚至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的技术性论文，都用他们的语言撰写。丰特奈尔，即写《死者的对话》和《关于多个世界的对话》的丰特奈尔，已经使过渡时期的一代伟人，从马勒伯朗士到莱布尼茨和牛顿，隐没在一种十分精致和明晰的语言的细密褶痕中。在后继的一代中，无人不用法语写作：布丰或达朗贝尔、拉普拉斯或道本顿、蒙日和拉朗德、拉卡纳尔和雷奥米尔；这是一场胜利。[124]我在阅读亨利·多丹最近的论著《从林奈到拉马克，1740—1790》时，聊作消遣，在参考书目中用记号标出了从1740年到1790年间，由法国人分别用法语或拉丁语撰写的博物学论文和书籍的数量：33比4，数字足能说明问题。[125]

法语教育显露苗头：中学自身开始变化起来。1748年设立中学优等生会考；从1749年起，会考在修辞班上设立了一项法语论文奖金。法语的运用也怯生生地进入课堂。它渐渐占领了地盘，尤其是在奥拉托利修会；1759年，甚至有一些修会会士要设立不包含拉丁语的教育；人们猜测布吕诺不会忘记顺便向索雷兹本笃会的那些杰出的先驱致敬。不过，整体上，教师的思想还保留着拉丁语。在这个阶层，抵抗是顽强的，桎梏难以破除。要战胜它还需要时间。不过这场斗争只涉及一个没有真正掌握时代精神的小职业阶层，他们与世隔绝，与生活隔绝更深。

当法国大革命开始时，带着一点蛮勇支持大规模实施法语教育的人可以高呼，“城市攻下来了”。学校还在抵抗，但社会已经被征服。

更艰难的是方言之间的斗争。的确，它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再被当作文学用语，也不被当作书面用语，甚至在它们统治那么久的南方地区，它们的主宰也结束了。[126]不再有用“奥克语”写的公文书、诉讼法、公证书。文学语言，华丽的语言——甚至人们一提笔，写的就是法语。但是它还不是真正的母语，不是人们小时候趴在祖母的膝上学会的语言，不是在家里、在街头巷尾听到的语言，也不是遇到朋友时脱口而出的语言：在18世纪开始时，那种日常和自发使用的“通俗语言”，还一直是方言；当18世纪以大革命的爆发结束时，还仍然是方言。

这是说不曾有过进步吗？问题所涉的面太广。语言是典型的社会现象，忠实反映了各个时代的文明的一般状态。无数种因素都会对它产生影响。但是，其中有主要的，有次要的。布吕诺的功绩，正是指出它们的主次和影响。

作为20世纪的人，既然谈及法语在法国的推进，我们本能地转向小学。除了“老师”，谁会教讲方言的小学生说法语？布吕诺要我们注意：“如今小学是一座教书育人的场所；过去小学是照看和抚育儿童的地方。”况且这些幼儿园的历史多么模糊啊！它们的数量有多少？各个地区之间极不均衡。而小学最多的地方，老师们又会是怎样呢？“可以说商品都不像小学老师这般繁杂”，吕内维尔的一位副代表这样感慨。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的老师并不是这个讽刺的对象；过去的儿童教育界真有这类人。[127]确实，他会唱歌，这就弥补了不足：小学老师原本就是教堂唱诗班里的人。他每天早晨领着孩子们进教堂；除了所有日课，还扯着嗓子唱弥撒；他也许还能教小学生阅读、书写和计算，每月得五个苏的报酬。这报酬常常还会增加。

此外，面对他提着棍棒照管的这些野小孩，他是说法语呢，还是说方言？在东部和北部说法语；在中部似乎也说法语。当然，说法语是很受限制的。不仅小学生总是说方言，老师为了让学生听懂，也常常不得不用方言来讲解。他也不是执意要说方言；况且他常常会遇到相当大的阻碍。[128]他尽力推广法语。但是他的努力不时会付诸东流。至于南方，有两种说法，使历史学家比为该不该结婚而纠结的巴奴日还要困惑。一位通信者回答格列高里：“小学老师上课只说方言，或者说非常蹩脚的法语。”但是另一位却说：“上课就会用法语。”对他们进行评判的人是坐收渔利的第三者？我们来听听：“在我们的乡下小学，上课不用法语，也不用方言”……这里我们彻底弄清楚了！如果有第四个人突然到来，他可能又冒出一个新看法。因为，小学老师要是受过教育，就该用拉丁语来教孩子。[129]法语本来是赢不了的……

有件事很怪：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开明管理”，一点不利于乡村教育。在那个世纪后期（1782），一位普罗旺斯总督直言不讳，“一个农民会读书写字就不干农活了”。纳瓦拉的那位总督说：“我认为没有必要为证明老师在乡村毫无用处来争论不休……当我了解了在村社中产生的这种性质的小学，我就把它们都撤掉了。”可能共和国不需要有学问的人。总督先生说过无数次，老百姓就该愚昧无知。[130]

那么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法语是怎样在王国内赢得一大块地盘的呢？王国？这个时期的地图绘制者在他们的漂亮的地图集里为我们描绘的亚洲或美洲都十分精准。海岸几乎都已准确地标记出来。城市、郊区，以及一些重要的交通运输地带，也都很清楚；但是，在热闹地区形成的多少有点密集的网之间，也存在一些空白区域，即那种日益缩小的荒僻地区，居住着一些居民，他们不参与人、商品和思想的交流，陷在陈规陋习中，什么都不能激励他们走出来。两三年来一位迷路的旅行者；每年来一些小贩和征税官：这些就是这些穷乡僻壤的来客。道路崎岖，难以通行，连每年应该去一次履职的人都不去。格勒诺布尔的主教勒·加缪致信庞沙特兰（1672）说到他的教区：“还是40年前有人去过。”在蒙索什地方的莫尔旺，从1704年到1825年，就没有施过坚振礼：主教都推脱去不了那里。人们理解为什么布吕诺在其著作的核心部分，用六章篇幅叙述18世纪的道路和交通运输。对语言本身而言，道路交通是一个首要问题。

关于这方面，我应该说一说。布吕诺的书中我所喜欢的东西，不是他挖空心思来表明这个重要事实，不是他进行论证所用的非常讲究的措辞和尽可能不专断的方式。布吕诺不满足于摆出教训人的样子，把大量方式方法灌进读者的脑袋。他不想相信，或者不想让人相信，单靠道路网的存在，就能自然而然地导致法语向全法国推广。这是长期的工作。哪怕是在一些一点不荒僻的地区，许多村子只有在19世纪中期以后，才从道路通畅获得好处。七月王朝修路的努力有效增强了旧王朝修路的努力；以后的政体也完善了这项工作。杰出的《布尔努瓦方言词汇》（布尔努瓦是弗朗什—孔泰高原上杜河与奥尼翁河之间的一个村庄）的作者鲁塞，在写从1870年到1880年的回忆录时，还能写道：“要是有一天来了一个镀锡工或者一个卖五金百货的商贩，那可真是一件大事；他们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瞪大眼睛看他们，仔仔细细打量驴子及两轮车，议论纷纷。”他还补充说：“由于有了道路，进步已经渗入布尔努瓦。”是的，但是道路只是在1880年前后才通进布尔努瓦。

接下来，费迪南·布吕诺另外还充分证明，任何新发明都会产生互相矛盾的效应。由于交通更加便利，农民就更愿意去法语集中的地方——城市，这不假。可是道路改善又导致旅馆住宿费用锐减，从前由于交通不便，这费用是小贩们必须花的。不过，旅馆肯定不是说高雅语言的场所，但由于城乡关系日益密切，商业又依靠道路发展，这就让中心地区的语言有了新的推广机会，这确实也是一个普遍事实。

实际上，困难在于做加法，求总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几大组事实。也很清楚地发现了例外，反向的情况。确定各种因素的比例，然后做加法：困难就在这里。“谁敢断言……一定要有保留……时至今日，对久远的过去怎么确认？……人们割裂这些材料要冒多大风险啊！……”我随意在两页中摘录了布吕诺的这些话。它们多么能引起人们同感并让人放心啊！因为这些话明智地表述了作者的怀疑，因为整篇著作极富成果，我还要补充说，它肯定是一部不会过时的著作。

布吕诺自己对出现在他头脑中的非常可信的观点，不时提出一系列异议，我犹豫着再加上一条“也许有的”异议。亚瑟·扬就曾对18世纪末法国道路的空荡荡感到惊讶，我摘取他写的一段文字，写得恰如其分：“人们可能会怀疑，这个断言与正式的实际数据，如通行税数据有矛盾。”不过他没有坚持。他更愿意去了解事实。他注意到，修路的“徭役是昔日的，损失是今日的，好处还没有显示出来；邮车不向城里运送牲畜，也不运送农产品”。他一笔带过这个注意到的事实。但愿他允许我在这上面耽搁一会儿。

不只是邮车向城市运送农产品太少，农民自己的大车运送的还要更少，而且去城市的次数也太少。因为，道路是通畅的，但是要想路上车水马龙，满载麦捆和麦包运往邻近的市场，那么，农产品，不论是粮食还是牲畜，都必须充裕才行，必须在农民留足自需后，还有不少剩余拿去卖钱。为此必须来一场革命：18世纪末，一些先驱恰好开始在科学院、农业学会和其他学会进行这场耕作方法的革命。革命从何时开始不得而知；完成这场革命的时间很长。这些天我重读了一篇论述我们勃艮第和孔泰东部方言的最优秀的专著的序言；我有必要待会儿来引用一下：这就是鲁塞论述布尔努瓦的专著。作者描述了他的村庄种植方面的详细情况——技术非常简陋，产量少得难以置信。[131]——这是1870年到1880年前后的产量——这些详细情况表明，修路确实不足以在整个法国创造繁荣的交通运输。墨守成规的群体比无路的地区更难突破。而且，一旦道路建成，要让满载货物的车辆和膘肥体壮的牲畜在坚实的大路上跑起来，需要的不只是工程师的知识，还需要来一场农业变革，以及由此发生的精神的变革；需要在农民身上及这个墨守成规的古老职业内催发赚钱的渴望，唤起一种新的精神，即商业精神和被我们误认为一直存在的赚钱精神。在乡村，这种精神常常是最近才有的，因此几乎是现代的……

此外，布吕诺不限于叙述道路的进步。他还研究了在18世纪末，一些说法语的中心地区是如何，并且是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才能够到处形成的。其中包括矿山和工厂周围的工人居住区；然后是城堡，公众的趣味越来越促使大庄园主和暴发户每年在那里举行聚会；小城镇是不定居的官员的聚集地，他们来自各地，而且只说法语。他没有注意到（大概是因为他后来才有机会回到那里）老退伍军人回乡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乡村也肯定有。[132]这些各种各样的事实都相互印证。它们证明一个多世纪前格利高里的一个通信者作出的评判是正确的：“老不动窝的乡下人很少说法语，而且说得很蹩脚；时常出门的人说得就不太差；而常年出门在外的人则说得非常好。”[133]

二

所有这些看法都发人深思。但是，人们总是带着更强烈的好奇心，接着讨论那个令人头疼的中心问题：语言与民族性的关系。在法语的推广与法国人拥有的民族意识之间，存在什么直接的关系？

布吕诺没有正面讨论这个问题。他婉转地谈到了。他在书的末尾进行了回顾，首先是回顾了具有地方主义的外省地区或环绕法国的外国语言。那里的人懂法语吗？例如贝阿恩，这个地区“尽管受同一个国王统治，但是对法国很陌生”，而且直到大革命爆发还坚持语言地方主义；巴斯克地区对法国的文化和语言不理不睬；在路易十四时代，鲁西永地区进行过一个值得注意的尝试，通过学校来普及法语，但是没有坚持多久，没有继续下去。在科西嘉，一切还有待进行。1779年，当年幼的拿破仑到奥顿时，还一点不懂法语；他在那里先学了点皮毛，后来是在布里埃纳学会了法语。布吕诺还回顾了布列塔尼，那里的民众不懂法语，都争先恐后去听布列塔尼语的讲道，听布列塔尼语的秘传教义，而在城里人们说法语，这就使得“十分强烈的布列塔尼统一和独立的意识，无法以任何方式和对本地语言的爱好混同，并为它提供支持”。然后迂回到沿海的弗朗德尔、阿尔萨斯、洛林，在这些地方，人们倾向于靠拢法国，同时却又依恋当地语言；人们任凭法语渗透进来，却又坚持地方语言的特性。这些方言之间也存在千差万别，其间还有无数变种。

当然，当费迪南·布吕诺结束边境之旅时，也游遍了严格意义上的法国，他注意到几乎到处都有会说两种语言的人群。人们在乡间说方言，在城里也说方言，但是书写用法语。必要时，例如遇到路人，或者跟大人物在一起，连农民也壮着胆子说法语。说起来吞吞吐吐，还很不好意思。因为，人们攀龙附凤和屈尊俯就一样，都会让人瞧不起，小业主娶大户人家的女儿，产生的耻辱一点不比大业主娶他的女仆产生的耻辱小。同样，在村子里，如果不是因为绝对必要而放弃说家乡话，也会让人瞧不起。一个农民“胆敢说法语”，就是大逆不道的反社会行为，肯定要遭到极其冷酷的嘲笑。人们会指责他装腔作势，要“冒充大老爷”，还有比这更严厉的责骂吗？不管怎样，那些偶尔和迫不得已才说法语的人，这样做绝不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赞同人们可能称之为对民族语言狂热崇拜的东西。没有民族，就没有民族语言。布吕诺在复述1789年拉博·圣艾蒂安说过的一句话时注意到，在大革命前夕，在只考虑方言的条件下，人们可能还在寻思：“所有外省按照唯一一种法律融合到一起，按照相同的道德准则来管理，这种联合是不是一种空想？”费迪南·布吕诺谨慎的深思熟虑和批判意识又一次大大帮助了他。他感觉到这里不是存在一个问题，而是存在一系列问题。

其实，当人们思考这个问题，说在旧制度下，语言和民族性这两个概念并没有联系时，这只是注意到民族这个词在1750年或1793年表达的不是相同的意义。在1750年，还不存在唯一的民族，必须到1791年，它才与国王和法律一起，出现在那么多教堂和市政厅的门廊前。这种民族无疑像一个理想，存在于许多人的精神中。但是，其他的“民族”，古老的、传统的，在许多世纪里把人们圈在一起的民族，仍然伴随着它继续存在，而且阻止人们认识它，阻止人们只想着它，阻止它形成唯一的一个民族。然而，这些民族各自都存在语言问题。

我对一个抵制法语最坚决的外省的历史有点熟悉，可以说它是对其独立的过去记得最牢而且最久的一个外省，它就是弗朗什—孔泰。弗朗什—孔泰人对法语的态度无比奇特。从文化上说，这是一些“勃艮第”类型的法国人。但是，从政治上说，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远在法国历史之外。从上古中世纪到1674年被征服，其间除了从1295到1384年，这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时期，以及从1477到1493年这苦难的16年，孔泰跟法兰西王国都毫无关系。

在16、17世纪，弗朗什—孔泰从属于法国国王最厉害的对手，它和法国并不是没有关系，它和法国不共戴天。路易十一的无以复加的野蛮和残暴，他的军队犯下的烧杀掳掠的滔天罪行，最终使弗朗什—孔泰的勃艮第人成了法兰西王国的死敌。16世纪末，亨利四世的没有信仰、没有心胸的残暴与贪婪没有使事情改观。弗朗什—孔泰人说什么语言呢？无疑是说他们的方言，这样才具有民族语言的尊严，而且当他们需要一种文化语言时，他们的选择当然是拉丁语，后来呢，是西班牙语吗？

西班牙语？尽管雨果的一首诗曾经让一个传说根深蒂固、持久不衰，但是，不仅从来没有任何西班牙人在弗朗什—孔泰生活过，而且据我所知，也没有任何弗朗什—孔泰人曾经打算到西班牙的大学去求学深造。有不少人去伊比利亚半岛旅行过，许多还定居在那里，当然不是作为学生。相反，在整个16世纪，在多尔的弗朗什—孔泰大学花名册上，只出现过一个西班牙人的名字，不知道是学生还是教授。[134]

拉丁语？当然，在16世纪，它还在处处流行，在孔泰跟在其他地方一样，这时它还保持着它的地位，但是仅此而已，它没有起过多的作用。而且它似乎比当时在法国的许多外省占据的地位还低。奇怪的是，我们看到，在16世纪的孔泰，所有从事出版的人，似乎都喜欢故弄玄虚地附上一些标注，以此来显示他们的法语知识。[135]显然，毗邻的大王国的语言，巴黎的语言，但也是第戎和里昂的语言，在弗朗什—孔泰享有牢固的威望。那里的人们为能和索恩人一样正确和流利地书写法语感到自豪。有一位纯人文主义者，是伊拉斯谟的一位追随者，叫吉尔贝·库赞，他的书几乎全是用拉丁语写的，但在里昂却发表了两三本用法语写的小作品。[136]1557年，贝桑松的公证人费里·朱利奥用法语发表了《为失去的童贞悲伤的漂亮姑娘的哀歌》。1588年，法官莫尔洛也用法语的韵文撰写《对话》交给贝桑松的行政官员。1594年，马莱伯的外省追随者夏西涅所作的400首十四行诗《藐视生命》，其间还有针对“小先知书”和“诗篇”的《释义》，也是用法语写的。还有许多别的例子。在文艺复兴时期用法语写诗的弗朗什—孔泰的诗人——或者打油诗人——的名单很长[137]。况且他们用得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成功。库赞，莫尔洛，以及其他许多人：这只是一些虚名。在文学上，夏西涅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了。还有日村的迪·莫南。在此期间还有佩姆的多题材作家马蒂厄，他的《以斯帖》《瓦实提》《哈曼》《克吕泰墨斯特拉》《谋杀吉斯公爵》《牧歌》，紧接着有让·梅雷，他是皮埃尔·高乃依的嫉妒者，写了《西尔维》和《索福尼斯布》。

至于方言，那是农民的自有财产。人们若要跟他们交流，就得使用这种语言。奇怪的是，弗朗什—孔泰的文人早就喜欢说这些俗语了。我们的历史学家戈律，《塞坎纳共和国历史论文集》（1592）的作者，是一位拉丁语教授，可是他的所有著作都用法语写，甚至用高雅的勃艮第法语，这种法语有趣味、有韵律，用词准确精当。1589年，他在多尔出版了一本已经极为珍稀罕见的小书：《一些大人物的值得记忆的话语，其中包含许多快乐的俗语》。这些俗语融入弗朗什—孔泰的农民所说的方言中，他们被认为说过这些俗语。[138]与他们交谈的人，不论贵族还是市民，都说戈律的法语。

抄录这种方言一点民族自豪感都没有，这点我还用说吗？这最多满足了一个叫诺埃尔·杜法伊的人的好奇心，也算不上什么文学。当戈律在其历史语言学的胡言乱语中表露出一些对自尊的关心时，他是要宣扬一种爱国精神，这当然不是法国的爱国精神，而是“高卢”的爱国精神，但是他要在这种精神上跟法国人相通。这位反法斗士在其《塞坎纳共和国历史论文集》的开头，在向菲利普二世递交的请愿书中，拟订了一份十分明确的反法国瓦卢瓦王朝的论战写作计划[139]，要在17世纪里完成。孔泰的所有反法宣传者，从安托万·布伦到弗朗索瓦·德·利索拉，都应该听到这位出生在帝国土地上的戈律质问德国人[140]，向他们大声宣扬身为“高卢人”，说一种“源于古克尔特语”的语言的骄傲，并且像他在别处[141]从语言史扯到军事上时，夸耀“这两个正直而尚武的民族”的功绩，没有人永远抹杀得了这些功绩：这两个民族就是勃艮第人和……法兰西人！

真是咄咄怪事啊！竟有这么一个人，说法语显然是他的民族主义的一个特征，可是这种民族主义却是反法国的。另外，竟有这么一个地区，一些最有才华的人熟练运用法语，却部分地抱有反法国的意图！

我们来回顾一下。在16世纪的孔泰，政治、外交和行政的官方语言始终是法语。该地区的统治者用法语与荷兰和西班牙的宫廷联系，反之亦然。多尔的最高法院也是如此。人们在法庭上都说法语。法律，弗朗什—孔泰的习惯法，同样采用法语。[142]法学家们也用法语撰写用于特殊目的的文书，即便他们本来可以不这么做。而且，弗朗什—孔泰的多尔有一所大学，是最早教授法国法律的大学，甚至比法国的大学还要早。[143]而多尔大学首先是一所“为外国人办的大学”：许多人从德国、英国和荷兰到这里来，并不是希望在杜河岸边找到一个特别强大而活跃的高等文化中心；多尔既不是奥尔良、布尔日，也不是帕多瓦。如今许多外国人到瑞士法语区的那些城市学习法语，那些城市玩小聪明，想让外国人相信，他们说的是“纯正的法语”（而且不带地方口音！）。同样，在16世纪，与法国为敌的外国人，就常常自愿去位于法国之外的一个小的法语文化中心，那是一个富饶之乡，他们在那里受到热情和善的接待，也在那里学习说法语。[144]课程的补充，是我们母校大学的校友与当地有产者家的女孩子们的那些日常会话。人们还没有把她们称作进入社交圈子的引荐者。她们只是一些在情人节挑选情人的姑娘。但是，这些可爱的人儿在布吕诺先生的历史中也值得一提。[145]一个多世纪里，她们为推广法语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说的是16世纪，正是拉丁化的世纪。当然，在17世纪，局面总是在发展，在巩固。而说法语的弗朗什—孔泰，却越来越广泛地、普遍地跟法国爆发对抗。然而，一个预料中的灾难发生了。两个勃艮第中最后的幸存者也被法国国王“并入”他的疆域。谁不觉得孔泰面临的问题奇特呢？

它的语言是其民族性的一个特征。

我理解它用法语作为书写语言：方言与民族性无关，吞并也不会使它复兴。[146]我也理解它有小民族性，喜欢独立自主，以及那么久地反对法国。然而，法语正是它的新民族性的语言，尽管是统治者通过征服推行的语言，是一些新主宰的语言。17世纪末，孔泰人不管愿不愿意，都融入了这种新民族性，而要让他们把这种语言看成是这种新民族性的一种特征、一种标记、一个基本要素，需要什么？毫无疑问，需要将独立民族性，即小民族性——为了方便，并且冒着惹外省民族性的阴魂不高兴的危险，我们把这种独立民族性叫作小民族性——的记忆彻底消除，或者至少需要孔泰人以一种强烈的冲动，在从内心迸发出的热情的强大作用下，毫不犹豫地让一种正要占领和充满他们的整个意识领域的新的民族情感，超越在过去就已经被抛弃的外省情感！这种热情犹如冲破地层的地火，颠覆他们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地位。

这方面没有真正的障碍。这种新的民族情感，不必与任何同等级、同等价值和同等尊严的情感做斗争。

对古代残余的纯粹依恋不是真正的民族情感。而且这些刚刚“并入”法兰西王国的“外省”，还有什么真正有生命力的传统可以倚仗呢？法国君主的宗教，已经受到如此致命的打击，而且自己也开始对信仰发生动摇[147]，对跟法国国王离心离德那么久，并且深怀敌意的弗朗什—孔泰人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至于他们的外省的爱国精神，它只是也只能是做做样子而已。因为再也没有任何有生命力的观念来激发它，把它具体化，并赋予它力量。外省的爱国精神，在像18世纪的弗朗什—孔泰这样的地区，靠什么滋养？靠对“当地领主”的忠诚吗？可是那种古老的“勃艮第”情感，曾经那么持久地鼓舞索恩河和杜河沿岸居民反抗西面的庞大王国的情感，在这个公爵领地和孔泰地区长期显示了它的力量和活力，可是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亨利·奥瑟出色地证明了这一点。不久前我曾试着证实，在16世纪末以后，“勃艮第”情感已然消失殆尽。它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再也没有任何理由允许它存在，或者继续存在。从查理五世，大胆的查理和好人菲利普公爵的继承人，到可怜的西班牙查理二世，他们之间有什么实际的联系？有什么真正的传统？

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孔泰有一阵子试图以很强很深的宗教情感作为灵魂。它完全地沉湎其中的革新的天主教教义，是被现代修会，如耶稣会和嘉布遣修会改革过的；这种特伦托天主教那么吸引人，那么有表现力，甚至那么充满激情，孔泰开始全盘接受，而且还曾在它那里寻找生存的真正理由。可是到了18世纪呢？那些热忱和神秘主义的时代已经遥远，越来越远；而且甚至在这个信教的地区——但在1720年信仰已不如1620年强烈——对宗教教条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已经在起作用。[148]后来呢？

所有这些处在一种不稳定自治状态的小块地区，它们的悲剧性命运更多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的。至于它们的特权，对专注于文字的法学家有用，他们高估这些特权的价值，这些价值以堆在积满灰尘的文献室里的陈腐的羊皮纸文献的厚度来衡量，这些文献被重重地盖上了封印，供他们自豪地查阅。[149]可是民众对它们不感兴趣。这些废弃的文献中没有什么东西可维持一种民族信念。任何地方的“外省”情感都在濒于消失，因为它们不再被一些思想、一些真正有活力的信仰赋予生命力。而且在外省，在一些被摧毁的外省情感的古老废墟上，曾经发展过一种更广泛一些的民族情感，而这种情感也逐渐枯竭了，可以说已经干枯。与基督教相关联的君主的宗教，越来越受到批判理性主义的发展的冲击。1760年左右，人们带着一种极端而野蛮的喜悦，欢呼胜利，庆祝路易十五的彻底失败。他们是庆祝法国遭受到所有耻辱和失望吗？大概是的。不过，这不是人们所称的“法国”，这是“专制”……

自由的道路已四通八达。场地已被清理干净，以便按照希望进行新的建设。希望在一种自行崩溃的君主的宗教的废墟上；在不过是枯竭的残余或一些法律家专断的观念的外省情感的废墟上，最终能产生18世纪的人们将要定义的民族，它不再按照领地来定义，而是按照作为主权基础的全体公民来定义的民族[150]——而将让人们无比欣喜的是，这样一个民族就在远处，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它渴望集体信仰，并将重新获得一种新兴而炽热的信念、一种生存的理由。

此时，并且从此时起，我们无疑必须面对法国的语言和民族性之间的关系这个唯一的问题。而在18世纪，人们面临的却不是唯一的问题。那时有10个、20个关系问题，即那些在旧法国中语言的使用和诸多外省的爱国精神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而人们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衡量简化与转变工作的关键的重要性和规模，这工作曾经就是1789年、1791年和1793年的人的工作。

不过，我们别揣测布吕诺的后面几卷著作的主题。我们怀着好奇心焦急地期待它们，布吕诺的伟大著作的第5卷和第7卷充分证明我们有理由期待；对历史学家来说，它们确实十分新颖，十分精彩。布吕诺以一种精通，同时以一种审慎、一种保留、一种独特的敏锐的批判精神写的，就像是对我们民族史伟大篇章的一种出色的不朽的批注。不仅如此。他的见解发出的强烈光束，照向整个过去，往往能给人十分明显的启示。我们往往以为已经大致了解了这个过去，但是实际上还没有深入了解。这束光照亮了那么黑暗的深渊，让一些熟悉的景色意外地披上那么绚丽的光彩，令我们感到惊讶，带点困惑地在这些景色旁驻足：“来吧，这里要修改，这里要完整建立，这里要推翻重来……”多么有益！这么富有成果的两种学科，积极而密切的合作来相互充实，这是多大的进步啊！而总体史靠语言史的这种变革，这种如此有创造性的和有力的拓展，获得的益处也许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