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民族节日　罗马舞台

在古代，艺术的发展，尤其是诗歌的发展，都与民族节日密不可分。罗马公社的感恩节，在前一个时期主要是在希腊的影响下，进行庆祝，并且是第一个被视作与众不同的节日，即大赛会或者罗马赛会。到了本时期，这个节日的庆祝时间变得更长，娱乐方式也更加多样化。最开始庆祝时间只有一天，后来在罗马纪元245年即前509年、罗马纪元260年即前494年和罗马纪元387年即前367年这三次大革命后每一次都增加一天，到了本世纪末，庆祝时间已经延长到四天。[1]

有一个更重要的情况：显赫专席的民选行政官被委托筹备和监督节日的庆祝，此后，感恩节便失去了它与众不同的特色，也不会让将军在庆典上宣誓，在每年的一系列节日庆典中，感恩节位居第一。政府仍然坚持惯例，允许表演活动，比如二轮战车车赛是庆典的主要活动并且是赛会的压轴活动。其余的几天，群众也可能自己进行一些别的娱乐方式。唱歌的、跳舞的、走钢丝的、变戏法的、扮小丑的诸如此类的表演者，不管是否被邀请，每逢感恩节都会出来表演。大概在罗马纪元390年即前364年，发生了一个与延长节日时间有关的重大改变。在节日前的那三天，政府会在竞技场搭建一个舞台，专门为民众的娱乐提供场地。为了使事件在掌控范围内，政府为节日的花销得控制在200000阿斯（2055磅），直到布匿战争，这笔预算也没有增加。

执政官如果想要增加开支，那他就得自掏腰包，但是这种现象并不常见，就算有，金额也不大。这个舞台也深受希腊的影响，比如说它的名字（-scaena -，-skene -）。当然舞台最初是为乐师和表演小丑各种活动建造的，其中还有随着长笛翩翩起舞的，最为出色的应该是来自埃特鲁里亚的舞者。不过，很快罗马有了一个公共舞台，并向罗马诗人开放。

民谣歌唱家　民谣　批评艺术

在拉丁像这样的民谣歌手有很多。拉丁“行吟诗人”或者“民谣歌者”（-grassatores-，-spatiatores-），他们一个小镇接着一个小镇，一家挨着一家去表演他们的歌曲，还会伴着长笛翩翩起舞。当时存在的唯一衡量标准就是神农体（saturnian），歌谣几乎都没有特别的背景情节，也不是对话的形式。我们只能把它们想象成单调的民谣或是蜘蛛舞，有时是即兴创作，有时是娓娓道来，现在，在罗马旅店里我们还仍能听到。这一类的歌曲，较早期就在公共舞台上表演，慢慢发展成罗马戏剧的雏形。这是罗马戏剧的开端，和其他戏剧的萌芽期一样，一开始地位不高，并且非常明显地遭到诟病。十二铜表法反对那些无意义的歌谣，对念咒语、写文章讽刺国人，或者去平民百姓家门口唱歌的会处以重刑，也禁止葬礼上雇佣女人哭丧。比法律约束更严重的是，艺术初期在道德上并不被接受，甚至被诅咒，思想狭隘的人一本正经地批判这种轻佻的并以营利为目的的做法。加图说：“诗人在早期并不受人尊敬，如果谁成为一名诗人或者经常出没于宴会，会被认为不务正业。”

想要靠舞蹈、音乐、民谣挣钱的人都饱受耻辱，因为世人对他们都非常鄙视。戴着面具扮演一些固定的角色，这是比较常见的娱乐方式，也被视作年轻人的消遣方式，如果有人为了钱，不戴面具就上台表演，会被认为是不知羞耻。歌手和诗人就被划分到跳绳及丑角一类。这一类人被监察员锁定，他们甚至不能参军也没有市民大会投票权。

此外，城市的警察有权掌控整个舞台，同时这也说明一个问题，这一时期的警察对职业舞台艺人已有管制权。警察官员会在表演结束时，给表演评分，表现得好的，会被奖以美酒，但表现不佳者会被惩以鞭刑。所有的城市官员可以不分时间，不分地点，让表演者承受皮肉之苦，或者实行监禁，都是合法的。这种做法无疑会让舞蹈、音乐、诗歌的舞台表演受到限制，如果表演者落入市民底层之手，或者落入外籍人之手，后果更是严重。这一时期的诗歌仍然微不足道，不能吸引外国艺术家的眼球。另一方面，在罗马，所有的音乐，无论神圣还是通俗，都有埃特鲁斯坎人的神韵，拉丁的长笛一度拥有很高的地位，但到这一时期，长笛的地位已被外国音乐所取代。

关于诗歌的著作没有任何提及。不管是面具表演还是舞台朗诵都没有固定的文本。相反，很多时候都是表演者根据场景即兴发挥。这一时期的唯一的著作则是《工作与时日》[2]，内容是关于农夫对儿子的训诫。这本书和上文提及的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的毕达哥拉斯的诗歌，被视作罗马仿效希腊诗歌的开端。这一时期的诗歌几乎都没有流传，除了一两篇农神体的碑文。

罗马历史著作

和罗马戏剧的兴起一样，罗马的历史著作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这两者都是对当时重大事件和罗马公社早期历史的记载。

地方官员的档案集

当时历史的撰写与地方官员的档案编辑密不可分。追溯到最古老的档案集，晚期的罗马人可以看到这些资料，我们也可以间接看到，大概始于对庇托尔山朱庇特神庙的记载。档案记载了从执政官马尔库斯·赫拉修斯之后的每一年的公社长官。执政官马可·赫拉修斯在位期间，修建庙宇，在九月十三日将此庙献给神灵。在普布乌斯·赛维利乌斯和卢基乌斯·埃布提乌斯（据估计罗马纪元291年即前463年）当执政官期间，在一次重大瘟疫的时候立下誓言：每满一百年，就要在卡庇托尔神庙的墙上钉上一颗钉子。之后，罗马负责测量和撰写的官员，换句话说，就是大祭司（pontifice），记录每年政界主要官员的人，还要把年历和早期的月历、日历相结合。后来，这些日历都被划分到“吉日”名下，“吉日”是指适合开庭的日子。在王政废除不久后，这种安排就被采用了。事实上，关于每年官员的记载是非常紧迫、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要决定官方文件的日期。就算有这样的关于执政官的档案记录，应该也早就被高卢人的大火（罗马纪元346年即前408年）毁灭。罗马主教仪典书在大火中得以幸存，所以如果要继续往前追溯，可以根据这部典籍来补充大祭司档案。我们现在拥有的元首名单，虽然没有记载什么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族谱方面，但也借助了贵族族谱加以补充，而且从一开始，其内容都是基于可靠的资料，这一点是无须怀疑的。它的历法年度不够完全，也不够精准：因为执政长官就职不是在新年，也不是固定在哪一天。相反，出于各种原因，执政官的就职时间也会随之变化，而且两任执政官交替之间常常出现空窗期，如果按照任职年度来计算的话，这段时间是不算在内的。相应地，如果历法年度按照执政官的任期来衡量的话，那就有必要标明每一任的入职、离职时间，空窗期出现的话也要标明，当然也许早期的时候也有这样做。除了这个，每一年的官员名单还根据历法年度做了调整，每任官员都有对应的历法年度。如果名单太多，那就会增加一个年度，然后会在后面的图表中用数字379、383、421、430、445、453等标注清楚。从罗马纪元291年即前463年开始，罗马的官员档案记载都是与罗马历法吻合的，尽管有些地方不够详细，有些不够完整。历法年度的记载本身就有缺陷，不过还好都在允许范围内。47年之前的相关信息已无法考证，但至少大方向还是正确的。从编年史上来看，罗马纪元245年即前509年以前的资料已无处可寻。

卡庇托尔时代

没有形成用于平常使用的纪元法，但关于宗教方面的事务，他们会从卡庇托尔山朱庇特神庙的祭祀之前进行推算，也是从那一年官员的名册开始有了记载。

编年史

很自然地，连同长官的名字和长官在位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一并被记录在册。在长官目录后附上相关的记载，这就是罗马编年史的开端，就像中世纪编年史兴起于附在复活节表上的备忘录一样。直到大祭司编制了正式的编年史（liber annail），所有的长官名字和大事件都逐年被妥当地记录在册。在罗马纪元351年即前403年6月5日的日食之前，也有可能是罗马纪元354年即前400年6月20日之前，根据编年史，并没有由观察而记录下来的日食情况。从罗马纪元5世纪初开始，关于人口数量才有了健全可靠的资料。对人们的罚金惩处案件、公社的奇异事件，在罗马纪元5世纪的下叶才在编年史中有了记载。所有编撰一部有条理的编年史的参与者，或者与编年史有关的记载，也或者对早期长官名单的更改（前文已解释过），为了便于编年史的方便，都要增加一年，即闰年，这种情况在罗马纪元5世纪上叶就发生了。从它被固定下来之后，大祭司每一年都要记载大规模的活动，殖民，瘟疫，饥荒，日食，轶事，牧师或其他名人的死亡以及人民的法令，人口调查结果，所有的这些记录都记录保存，也为了视察，但也不乏有被篡改的地方。目前，关于这一时期的记载非常缺乏，并且也给后来的编著者很大的空间，与罗马纪元456年即前289年在西庇阿的碑文对当时活动的叙述相比，就一切明了了。后期的历史学家很明显不能为了资料更具可读性，就以某种方式与叙述相联系，而不顾真假地记载。即使编年史仍然以原版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我们如果要根据它编撰那一时期的历史，仍然有困难。然而，这种编年史不仅只存在于罗马，拉丁每一个有编年史或者长官名录[3]的城市都一样。从这些城市收集的编年史来看，与王政编年史相比，有些是和中世纪相类似。不幸的是，罗马人在后期也延续了希腊人的错误。

家谱

除了官方的记载，这样的记载不足，也存在不确定的处理。为了纪念过去时代，纪念过去的大事件，在这个时代，还有一些别的资料可以为罗马史提供参考。私人的记载无法追溯，然而，有一些大事件是由氏族制度记载下来的，从法律角度来看，氏族制度被刻画在大厅的墙上，用以永久的纪念。这些名单，被家族以长官命名。这不仅仅是家族的传统，无疑也是早期传记的特色。

关于罗马任何名人的葬礼上，有纪念意义的悼词都不能省去，都要被死者最亲近的家人宣读，不仅要包括死者的光荣美德或辉煌事迹，还要包括死者祖先的英勇事迹，以这种方式，将事迹代代相传。很多重要的信息都是以这种方式被传承下来的，但是一些歪曲捏造也流传下来了。

罗马早期历史

这一时期开始了真正的撰写历史，同时这一时期也开始了对历史的歪曲。史料的来源当然都差不多。单独的人名，像国王努马、安库、图鲁斯，他们的姓氏应该都是后期加上去的。还有一些事件，比如，塔克文王征服拉丁、塔克文家族被流放，应该也有真实的记载，但更多的是口头流传。也有些史料是来自贵族的宗族记载，比如，与法比氏有关的各种传说。其他的传说，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民族的制度，特别是对法律的兴起描述得非常生动：雷穆斯的死亡让墙垣变得神圣；随着塔乌斯王族的覆灭，复仇的历史也结束了；在赫拉修·科克勒斯神话中加入了椿桥的规章；贺拉提氏和库里阿提氏的美丽传说中，有了申诉权的起源；塔昆氏的阴谋和温荻及乌斯奴隶的故事中涉及到了被释放奴隶的公民权问题。罗马城的创立也有类似的传说，并有意把罗马的兴起与拉丁姆和阿巴尔这座拉丁人的大都市联系起来。罗马名人的姓氏后面都附加了注释，比如普布利乌斯·瓦勒里乌斯“人民的公仆”，然后就围绕这个主题记载一系列轶事。更重要的是，罗马城内神圣的无花果树以及其他风景名胜地，也有许多教堂司事的故事是出于此，1000多年以后，那里又会出现奇城，还有一些是把不同的故事联系在一起，比如七王的序列，基于每一代的在位期，推断王政总共延续240年[4]。甚至这些没有根据的事件被当作了官方的记载，这种做法差不多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了。

事件的大纲，特别是那不准确的年表，在后期的记载中稳定出现，也就是基于这个原因，这些记载应该是出现在罗马文字时代之前。如果双胞胎罗慕洛和雷穆斯吮吸狼奶的铜铸像在罗马纪元438年即前316年已经立在了无花果树的旁边，那么曾征服了拉丁姆人和萨姆乌尼姆人的罗马人应该对他们的城邦起源早有耳闻，应该与李维的著作没有太大的出入。土著居民，即从一开始就居住在那儿的人，其实也只是拉丁人的猜想罢了，在罗马纪元465年即前289年西西里作家卡利阿斯的书中有所记载。这也是编年史的本质，对历史附加上猜想，如果无法追溯到天地的起源，那至少也要追溯到公社的起源。有证据显示，大祭司的表是始于罗马城建立之年。据此，我们也许可以猜测，当大祭司在罗马纪元5世纪上叶开始筹备正式的编年史来取代长官名录，在开端部分有增加内容，罗马王室的兴衰以及共和的日期定在祭祀卡庇托尔神庙当天，罗马纪元245年即前509年9月13日，将无日期的事件与之联系起来。

这种最古老的记载罗马起源的方式是受了希腊的影响，这是不用怀疑的。对土著居民以及后来者的猜测，还有关于牧民生活比农耕生活早，普通人罗慕路斯变成了奎里纳斯神的传说，都含有希腊色彩。比较纯正的罗马人是虔诚的努马人和睿智的埃格里亚人，但由于外族文化，毕达哥拉斯的哲学的介入，让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纯正，当然这也不是罗马前期编年史的内容。贵族家谱的完善方式跟公社初期的类似，都偏爱纹章学方法，都会追溯到声名显赫的先人，例如，埃米利氏、卡尔普尼氏、庇那里氏和彭波尼氏，都自诩是努马四子的后代：马梅库斯、卡尔普斯、庇努斯、蓬波；埃米利氏追溯到更远，称马梅库斯是演说家毕达哥拉斯之子。

尽管随处可见希腊带来的影响，但是公社前期的历史是比较本土化的。一方面是因为其本身就起源于罗马，另一方面它主要是关于罗马和拉丁姆，而不是罗马与希腊之间的联系。

希腊影响下的罗马早期史

希腊的故事和小说把罗马和希腊联系起来。希腊的传奇故事展示了他们在尽力想要与逐渐扩张的地理知识保持同步，通过许多航海家的故事及移民者的故事来刻画地理轮廓，这些故事都较为复杂。希腊早期的历史著作中，提及到罗马是关于锡拉丘兹的安提奥库（止于罗马纪元330年即前424年）的西西里史。这本书记载了一个名叫西凯洛的人从罗马移民到意大利，即布雷提半岛。这样的记载不受希腊影响，单单记录罗马人与悉库尔人、布雷提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其实是不常见的。希腊的神话故事传播广泛，并且后期都倾向于表明人类起源于希腊或被希腊征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希腊很早就已经把西方囊括进他们的范围内了。对于意大利，赫卡若科斯和阿尔戈诺特并不是很重要，尽管赫卡泰奥斯（罗马纪元257年即前497年）已很熟悉赫卡诺科斯的石柱，并把阿尔戈船从黑海移到了大西洋，后来又移到尼罗河，最终又回到地中海。相比之下，与伊利昂的衰败有关的归国航行更被看重。人们对意大利最开始的认识源于狄奥米德在亚得里亚海航行，奥德修斯在蒂勒尼安海的航行，事实上，奥德修斯的航行叙述与荷马对神话故事的叙述相似。到了亚历山大时代，各国关于蒂勒尼安海的希腊故事都与奥德修斯有关。埃福罗斯所记载的历史终止于罗马纪元414年即前340年，所谓的斯拉克斯书（约罗马纪元418年即前336年）也遵循了他的记载。对于特洛伊的航海历史，早期的诗歌里没有任何显示；荷马史诗中，埃涅亚斯在伊利昂败落之后，仍然统治着留在国内的特洛伊人。

斯特西克鲁斯（罗马纪元122—201年即前632—前553年），一位伟大的神话改写者，他通过《伊利昂的灭亡》一书把埃涅亚斯带入了西方。通过把特洛伊英雄和希腊英雄相比，他有意识地把他的故乡西西里和他的居住地意大利写得诗情画意。神话诗歌的雏形就起源于这部书，特别是关于英雄如何带领他的家眷逃离大火中的特洛伊，以及认为特洛伊人是西西里人和意大利人的土著居民，这些都对以后的神话诗歌产生重大影响。这在《特洛伊的号兵密森努》也叫《密森农事迹》中体现得尤为明显[5]。那时的诗人认为意大利的蛮族与希腊或者别的地方的不同。

这时候，这位老诗人受这一情感引导，认为意大利的蛮族与其他蛮族大有不同，并且希腊人与意大利人的关系就好似荷马的亚该亚人与特洛伊人那样。新的特洛伊神话很快就与早前的奥德修斯神话相融合，并在意大利广为流传。根据希拉尼科斯（约罗马纪元350年即前404年从事写作），奥德修斯和埃涅亚斯通过色雷斯和摩洛提亚（伊庇鲁斯）到达意大利，就在这里，他们带来的特洛伊妇女把船烧掉，埃涅亚斯建立起罗马城，并以其中一名特洛伊妇女的名字为城市命名。与此相类似而更合理的说法是亚里士多德所述，有一队亚该亚的船到达拉丁海岸后，被特洛伊的女奴们烧了，于是亚该亚人便被迫留在那里，与特洛伊妇女成婚，拉丁人就源于他们的后裔。

此后，有很多当地神话与这些事情相交织，再加上西西里与意大利交通频繁，意大利神话便远播于西西里，至少在那一时代后期已传到。关于罗马起源之事，西西里人卡利阿斯在约罗马纪元465年即前289年时已把奥德修斯、埃涅亚斯和罗慕路斯的神话相交织[6]。

蒂迈欧

真正将特洛伊人迁居的事件加以完善并使之流传的却是西西里岛陶罗美尼翁的蒂迈欧，其史书截止于罗马纪元492年即前262年。据他所述，埃涅亚斯先创立了拉维尼姆及其特洛伊珀那忒斯神庙，而后创立罗马。他还将提尔公主爱丽莎，也叫狄多，穿插在埃涅亚斯神话中，他认为，狄多是迦太基的创始人，并且罗马和迦太基建于同一年。引发这些变动的原因，其一是关于拉丁风俗习惯的传闻已传至西西里，其二是蒂迈欧著书时，也是同一地点，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正酝酿着一场斗争。然而，这个故事基本上不能以拉丁姆为起源，而只是这位好搜集闲话的老翁的毫无意义的杜撰而已。蒂迈欧已经知道在拉维尼姆有神庙，但是，据他所说，拉维尼姆人的这些家神乃特洛伊家神，是埃涅亚斯的追随者从伊利昂带来的。这一说法确实是其个人添加，就像罗马的十月马与特洛伊的马相同，及拉维尼姆所有圣物也都是他自己增加。据作者所述，这些圣物就是传令官的铜、铁杖和特洛伊制造的陶制花瓶，而后几百年间，这些特洛伊家神没有任何人看过。有些历史学家对于那些不被人熟知的事物却一清二楚，蒂迈欧就是如此。波里比阿的言论也不是没有道理，波里比阿认识蒂迈欧，劝人无论如何都不要相信他，他提供的文献证据，以现在的事例来看，更加不可信。事实上，这位西西里的雄辩家，说自己知道修昔底德在意大利的坟墓，他高度称赞亚历山大的伟绩就是他征服亚洲要比伊所克拉特写完他的“颂词”速度更快。把早期虚构故事交织在一起，非他莫属，而这种融合竟然无意中让他享有盛名。

希腊人关于意大利事物的揣测源于西西里，此时传入意大利的具体程度无法精确证实。后来看到的图斯库卢姆、雷内斯特、安提昂、阿迭亚和科尔托那的起源说都与奥德修斯史诗有联系，这种联系差不多源于本时期。甚至罗马人源起于特洛伊男子或女子的想法，也就是在本时期末的罗马出现，因为罗马与希腊东方第一次可查证的来往，是罗马纪元472年即前282年元老院派出代表为“有亲族关系的”伊利昂人。尽管如此，埃涅亚斯的神话仍为意大利最近的神话，与奥德修斯的神话相比，它很少有明确的地点；这些故事最后的编辑及其与罗马起源神话相吻合，但这都是以后的事情。

在希腊人眼中，史书所述或者所谓的历史编撰，以自己的方式，关注意大利的史前时期，而对同时期的事件置之不理，这意味着希腊史学的衰落，我们深感遗憾。

开俄斯的提奥朋普所著史书（终于罗马纪元418年即前336年）仅记载了凯尔特人攻陷罗马一事，亚里士多德、克莱塔科斯、泰奥弗拉斯托斯、本都的赫拉克莱德斯，都偶然提及罗马事件。卡地亚的希罗尼穆斯所著关于皮罗斯的史书，也说到了他的意大利战争，也正是因为他，希腊编撰的历史成为了权威版本。

法学

关于科学，在罗马纪元303年即前451年和罗马纪元304年即前450年，罗马城把法律写成文字，为法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写成的这部法律取名为十二铜表法，算得上罗马最古老的文献，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本书。所谓的“王法（-leges regiae-）”，它的核心部分比十二铜表法没晚多久，主要是一些礼制训条，以传统习惯为基础，大多是宗教规矩，大祭司团以皇家法令的形式告知公民，祭司团有权颁布法令但无立法之权。并且，在这一时期之初，元老院最重要的法令几乎都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但是关于人民的法令却通常都没有记载。早期的等级冲突，曾有因如何保存法律而起争执的。

意见——成套诉讼程序

书面的法律文件数量上有了增加，法学本身也有了越来越坚实的基础。官员每年一换，从普通公民中选出的陪审人员，他们都需要咨询法律顾问，顾问熟悉法律程序，能提出合乎先例的判断，遇到没有先例借鉴的，则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合理判断。有关开庭日期和祭拜神灵的疑难问题，祭司们需要做好解答准备。被问及其他法律问题时，他们会给予忠告和意见，因此大祭司团内形成的一些传统便成为罗马私法的基础，尤其是关于一些特殊案件所应采用的诉讼程序。约在罗马纪元450年即前304年，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或他的职员格奈斯·弗拉维乌斯将一整套囊括各种诉讼程序的手册和详细列明开庭日期的日历表，公之于众。在当时，法学并不自认为是科学，想要其表述为科学，纯属个别行为，无法长久。

当时，熟悉法律并能阐明法律已成为获得民众推荐和谋得官职的手段，这不难想象。据说，第一任平民大祭司普布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索夫斯（罗马纪元450年即前304年的执政官）和第一任平民大祭司长提比略·科隆卡尼乌斯（罗马纪元474年即前280年的执政官），都因掌握法律而获得僧职，这故事也许是后人的猜测而非史书记载。

语言

毫无疑问，拉丁文和意大利其他语言的正式形成，是在这一时期之前，并且拉丁文在这一时期初期已经基本完善，十二铜表的残文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残文是半口头流传，几乎都被近代化了。其中有许多古字和有一些残文生硬地拼接在一起，这主要是省略了主语所造成的，不过它们与阿瓦歌不同，没有真正的无法理解的地方；与古代祈祷文相比而言，他们与加图语言更相近。如果罗马纪元7世纪初的罗马人看不懂罗马纪元5世纪的文献，那大概是因为，当时罗马还没有开始真正的研究，更不存在对文献的研究。

另一方面，这是阐明法和纂辑法律开始形成之时，罗马实用事务文体一定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成立的。从已成形态上看，该风格惯用语的遣词造句、表达转换、列举细节以及冗长句式都绝不输于现代英国的法律文体。同时，该风格以其清晰精确受到内行人称赞，而那些不明其意的门外汉则根据个人的性格以及心情不同，听了之后有的肃然起敬，有的满不耐烦或是万分失望。

语言学

此外，在这一时期经过了理性方法的研究对本国语言进行了一些处置。在发展的初期萨贝利语和拉丁语趋向于粗俗化，随处可见末尾的删减元音的混淆以及辅音的精细化，正如罗马纪元第5世纪和第6世纪的罗曼语。后来又有所变化：奥斯坎语的-d和-r音合并，以及拉丁语的-g和-k音合并再次分隔开，并且每个音都有相应的符号；来源于初始奥斯坎字母表的-o和-u都没有单独的符号，而来源于拉丁的有单独符号但却面临着合并的可能，而后又一次区别开，奥斯坎语甚至把-i分解出读音和写法不同的符号；最后写法的符号更加倾向于发音，例如罗马人在许多情况下把-s都替换成-r。按照年代学的迹象看这一变化出现在罗马纪元5世纪：例如拉丁语的-g在罗马纪元3世纪的时候不存在，而是罗马纪元5世纪的时候出现的；帕庇里氏家族的第一个把自己称作是papirius而非papisius的是罗马纪元418年即前336年时罗马的执政官；引进-r而非-s要归功于罗马纪元449年即前315年的监察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毫无疑问，再次引进更加精细和精确的发音与逐渐扩大影响的希腊文明有关，这一特点可以从意大利生活的各方面去观察得知。正如与当代的阿迪亚和罗马的阿斯币相比，卡普亚和诺拉的银币要完美得多，坎佩尼亚的文字和语言同拉丁姆的相较之下，显得更加迅速而有规则。尽管投入了努力，罗马的语言和文字发展如何仍未确定，这些都能在罗马纪元5世纪末期保留下来的铭刻上清楚地显示，其中任意性随处可见，尤其是在音节末尾增加或是删减-m，-d和-s，或者在词中间增减-n，亦或者是在对元音-o，-u和-e，-i的区别上。当代的萨贝利语在这一点上可能深受影响，进步较大，而翁布里亚语则受到希腊的影响渗透进步很小。

教学

基于法律和文法的进步，初等教学也获得了一些发展，当然毫无疑问这些在早些时候就出现了。正如《荷马史诗》是最古老的希腊书，《十二铜表法》则是最古老的罗马书籍，他们都为本土上的教学提供了基础，而罗马青少年训练的主要内容是背诵法律政治课程。自从掌握希腊语成了政治家和商人必不可少的技能以后，除了拉丁的“写作教师”也出现了很多希腊的“语言教师”，一部分是兼作府邸教师的奴隶，还有一部分是私人教师，他们在自己的住所或者学生的住所进行希腊语的阅读和口语教学。自然而然的，惩戒在教学中兴起，同时也在军事管理和司法中起到作用。那一时期的教学并没有跨越初始阶段，在社会认可度上来说，受教育和未受教育的罗马人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精确科学——历法计算

众所周知，罗马人在数学和机械学上并不是非常卓越，就当代而言，这一点只能被十执政官所掌管的立法所确切证实。十执政官希望用当代的雅典所行八年历代替先前不完善的三年历，在八年历中，一个农历月有二十九又半个太阳日，但是一个太阳年有日而非日，所以不改变354天为一年的常年，而是以每八年闰90日来代替之前的每四年闰59日。基于相同的想法，罗马历法的改良者想在其他方面保存现行历法，在四年一闰的两个闰年里不将闰月缩短，而是把两个二月各缩短七日，因而在闰年中，原定为29天的二月定为22天，把原为28天的二月定为21天。出于计算缺乏精确和宗教考量，尤其是二月的年度节日界神节扰乱了拟议中的改革，所以闰年的二月就成了24日和23日，因此新罗马太阳年实际上是个太阳日。在实际操作中对以上情况带来的影响作了补救措施，那就是舍弃了以月或十月为单位的计算方法，不管需要多么精确的计算，他们总能将一个太阳年365日按照十月计算即304日为一年，但此方法导致月份长短不一所以不再实行。以上方法，意大利早已采用一种欧多克索斯历法（罗马纪元366年即前388年），尤其是用于农业中，农民的日历就是基于埃及的太阳历日为一个太阳年。

建筑和绘画艺术

意大利人的建筑艺术和绘画艺术作品展示了他们在这些领域的出彩，而这些领域也和机械密切相关。我们也无法追寻真正原创的迹象，如果意大利的造型艺术无处不透露出借鉴的痕迹，这一点抹杀了其本身的艺术兴趣，那么随之而来的历史兴趣却会增加，因为一方面该艺术保留了种族之间交往的显著证据，这是其他方面不能做到的，而另一方面在非罗马意大利人的历史遭受的彻底的损失中，艺术是唯一存活下来可以显示不同的人在半岛上生活的痕迹。这一时期没有什么创新记录，但是我们也可以从更精确和更广泛的层面去证明已经展示了的意见，也就是说来自希腊的灵感刺激从不同方面巨大地影响了埃特鲁斯坎人和意大利人，给埃特鲁斯坎人唤起更丰富而蓬勃的艺术，从在意大利人中产生影响之处唤起更睿智深刻的艺术。

建筑学——埃特鲁斯坎

即便是在早期，意大利各地的建筑就被希腊所彻底渗透，我们已经展示过这一点了。意大利的城墙、高架渠，金字塔顶的坟墓以及塔斯坎尼圣殿无处不与古希腊的建筑相似。埃特鲁斯坎这一时期在建筑上的成就已经无迹可寻，没发现他们有吸纳什么新事物，也没看见有什么原创，除非我们将那些恢宏的坟墓也列入此行列，例如瓦罗描述过波尔塞纳的坟墓，这不禁让人想起神秘但毫无意义恢宏的埃及金字塔。

拉丁—拱顶

在共和国的前150年的拉丁姆，他们的建筑艺术在前人的基础上基本上进步缓慢，该艺术在共和开始之后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在那一时期，基本上没有可以称得上优秀的建筑，除了罗马纪元261年即前493年在罗马修建的竞技场以外，这被帝国时代的人称为塔斯坎尼风格的典范。在这一时代末尾之际，在意大利尤其是罗马出现了一种新精神，那就是恢弘的拱门建筑。并且我们不能称拱门和拱顶建筑为意大利所创造，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希腊建筑起源之时希腊人并不十分了解拱门建筑，因此他们对自己神殿的平顶天花板和倾斜屋顶感到满足。拱门也可以说是希腊人较晚的发明，由更合乎科学的机械学而来。希腊的资料把这一发明归功于物理学家德摩克里托斯（domocritus，罗马纪元294—397年即前460—前357年）。希腊人在拱门建筑上领先于罗马人，与此相符合的是经常提出和刚被提出的假说，即罗马角斗场的拱顶和之后被盖在卡彼托尔古井上的金字塔顶是现存的应用拱门建筑的最古老建筑。因为这些拱顶建筑属于共和时期而非王政时代，在王政时代意大利人只对平顶和重叠屋顶比较熟悉。无论拱顶被认为是怎么样的发明，这一原理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在建筑上，至少如它的问世那般重要，而其应用毫无争议地则要归功于罗马。罗马纪元5世纪初基于拱形的门廊、桥梁以及沟渠开始出现之后，拱形的名字就与罗马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了。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半圆顶的圆形神殿，这对希腊人来说很陌生，但却深受罗马人的喜欢，而且他们把它应用于特有的崇拜，特别是对维纳斯女神的非希腊崇拜。

这一领域中，还有很多次要的但并不是等于不重要的成就。他们并不对外宣称他们的原创性或这些艺术成就，但是坚固连接的罗马石板街道、坚不可摧的大路、宽大坚硬的瓷砖以及他们建筑经久耐用的水泥都无声地宣告了罗马品质中坚不可摧的顽强和生机勃勃的活力。

造型和绘画艺术

造型和绘画艺术并不是受希腊刺激而发展的，而是发源于希腊最后却成熟于意大利，这和建筑艺术一样。我们已经知道，这两门艺术虽晚于建筑，但即使是在王政时期，也至少在埃特鲁里亚开始出现，但是他们在埃特鲁里亚的主要发展却是属于此时，在拉丁姆更是如此。在这些地区有很多地方在罗马纪元4世纪时被凯尔特人和萨莫奈人从埃特鲁斯坎人手里夺过去，因此在这里很难发现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遗迹，这也正好为以上事实提供了证明。塔斯坎人的造型艺术首先主要应用于陶土工艺、铜工艺以及金工艺，这里丰富的陶土层、铜矿以及商贸交易都为艺术家提供了材料。埃特鲁斯坎庙宇的废墟至今仍在，他们的垣墙、山墙以及屋顶曾经装饰着无数陶制的凸花和雕像作品，而且拉丁姆和埃特鲁里亚之间的贸易往来也有迹可循。铜器铸造也不落后。埃特鲁斯坎艺术家制造了一个五十英尺高的巨大青铜柱，沃尔西尼是埃特鲁斯坎的德尔斐，据说在罗马纪元459年即前295年拥有两千座铜柱[7]。

再者，大概无论何处，石头雕刻的起步总是比青铜铸造要晚，在埃特鲁里亚也是如此，但是内部原因和合适材料的缺乏抑制了其发展，卢那的大理石在当时也未开发。任何人只要见过南埃特鲁斯坎坟墓里富丽高雅的黄金装饰，都不难相信蒂勒尼安金杯在阿提卡也被珍视。宝石雕刻虽然也起步较晚，但在埃特鲁里亚也有各式各样的样式发展起来。埃特鲁斯坎的设计家和画家也同样依赖希腊人，但是在其他方面与造型艺术家旗鼓相当，他们在轮廓画和单色的壁画上都展示了他们卓越的才能。

坎帕尼亚和萨贝利人

以意大利人的本土与埃特鲁里亚相比，埃特鲁斯坎的艺术更丰富，而意大利人则显得贫乏。深究之后我们也不难发现萨贝利人和拉丁人在艺术的天赋和态度上远超埃特鲁斯坎人。事实上，在萨贝利的一些地方，例如在萨宾、阿布鲁奇、萨姆尼乌姆，几乎很难寻得艺术作品的踪迹，甚至是普通的钱币也很少见到。那些移居到蒂勒尼安海或者爱奥尼亚海岸的萨贝利人不仅适应了希腊艺术的外在，就像埃特鲁斯坎人那样，而且还或多或少完全地融入了进去。维利特拉曾经属于沃尔斯克人，他们的语言和特色都保存得很好，有时还能发现一些彩陶，充分展示了生机勃勃的和独具一格的特点。在下意大利，卢卡尼亚受希腊艺术影响程度较小一些；但是在坎帕尼亚和布鲁提大陆，萨贝利和希腊不仅在语言和民族特点上，而且更加在艺术上相互融合，坎帕尼亚和布鲁提的钱币在艺术风格上与当时的希腊钱币完全相同，仅在文字上相互区别开来。

拉丁

拉丁姆虽然在艺术丰富性和数量上不如埃特鲁里亚，但是在艺术品味和实际工艺上却并不比其逊色，这一点少有人知但是却是可以确定的。显而易见地罗马在罗马纪元5世纪初期在坎帕尼亚开始建设驻扎，凯尔城与拉丁社会相交融，靠近卡帕的法勒尼安地区与罗马部族相交融，这都开创了坎帕尼亚与罗马艺术交融的先例。在奢华的埃特鲁里亚，宝石雕刻被加以重视和勤练，但是在罗马却很缺乏，而且我们发现拉丁的手工作坊不像埃特鲁斯坎的金匠陶土匠那样，满足的是国外需求。拉丁的庙宇也不像埃特鲁斯坎那样各处都有着青铜和陶土装饰；他们的坟墓也不像埃特鲁斯坎那样装饰得金碧辉煌；他们的墙壁也不似塔斯坎的坟墓里画满了丰富的色彩，然而，总体上看埃特鲁斯坎也并没有更加优越。两面神雕像的装饰正如神本身，是拉丁人的创造，技艺十分精巧，比埃特鲁斯坎任何艺术作品都更加具有原创性。美丽的母狼和双生子组合毫无疑问与希腊设计相类似，他们虽然不在罗马城诞生，但是确实是罗马人所创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第一次亮相是在坎帕尼亚的罗马人为其制造的银币上。在上文提到过的凯尔城，有人在罗马将其殖民不久后设计出一种独特的陶制品，上面刻有设计者的名号和其产生的地方，并且远销各地甚至到了埃特鲁里亚地区。在埃斯奎林山最近发现了带有人像的陶土制品，其装饰风格与坎帕尼亚神庙中的供品的典型代表非常相似，这也并不能排除希腊的工匠为罗马制造的可能。雕刻家达摩菲洛思曾经和格尔伽索斯一起制造了谷神古庙的彩陶像，这个达摩菲洛思也就是希美拉的德摩菲洛思（罗马纪元300年即前454年），即佐客西斯的牧师。这些艺术制品上带有的图画具有指示性，基于这些来自远古的证据和我们自己的观察，从中我们可以用比较的方法做出一些推测和论断。在拉丁的石雕作品中，几乎只有罗马执政官卢基乌斯·西庇阿的多里斯式石棺保存了下来，它的风格极其简朴，因此衬托了同时期其他的埃特鲁斯坎艺术品。在埃特鲁斯坎的坟墓里发现了许多漂亮素雅的青铜制品，尤其是头盔、烛台等此类东西，但是有哪一个能比得上罗马纪元458年即前296年用罚金制成的鲁米纳无花果树旁的母狼雕像？它迄今为止仍是卡彼托尔神庙里最为精致的装饰。

斯鲁乌斯·卡维利乌斯（罗马纪元461年即前293年的执政官）曾用萨莫奈人的武器铸成卡彼托尔山上那座硕大无比的朱庇特神像，用凿下的铜屑就足以铸成立在巨像下面的那位胜利者的铜像。由此可以看出罗马铸铜匠不辞艰辛地工作，并不比埃特鲁斯坎人差，这座神像甚至从阿尔巴山就可以望见。在所有的铸件中最精巧的铜币来自南拉丁姆；罗马和翁布里的尚可，而埃特鲁斯坎几乎没有，即使有也显得十分粗鄙。在卡彼托尔的幸福神庙里于罗马纪元452即前302年由盖约·法布里乌斯铸成的壁画，其设计和色彩都受到奥古斯都时代以希腊艺术欣赏见长的鉴赏家的青睐。帝国时代的艺术爱好者对凯雷壁画评论颇好，但是要说画作的代表，他们还是更喜欢罗马拉努维翁和阿尔德的作品。埃特鲁里亚在手拿镜子上装饰金属刻画，而拉丁姆是在梳妆的金属箱子上刻画出优雅的线条，这在拉丁姆的应用远不如埃特鲁里亚，几乎仅限于普雷斯特地区。埃特鲁里亚的铜镜中不乏有优秀的艺术作品，正如普雷斯特的梳妆盒一样，这其中有一个梳妆盒，很有可能产生于那一时期普雷斯特的作坊。对于这样的物件，我们可以说几乎没有比它的装饰更加美丽而富有特色的古董了。不仅如此，它在艺术纯净和质朴上也是相当完美的，这便是菲科罗宝盒。[8]

埃特鲁斯坎的艺术特点

埃特鲁斯坎艺术作品的总体特征一方面是在材料和风格上都显得略为粗糙浪费；另一方面，缺乏绝对的独创性。希腊匠人轻描淡写之处，埃特鲁斯坎人却大下功夫；希腊作品材料轻巧形态合适，而埃特鲁斯坎却与之不同，他们注重尺寸的大小甚至以稀有为奇。埃特鲁斯坎艺术无处不模仿，不夸大，经他们之后淳朴变成了粗鄙，优雅成了颓柔，可畏变成可怕，丰满成了淫秽。这些特征变得越明显，就会有越多的激励因素衰退下去，而埃特鲁斯坎便只能依赖自身的资源了。他们对传统形式和风格的沿袭却让人感到诧异。在起初埃特鲁斯坎与希腊签订友好协议允许希腊艺术在埃特鲁斯坎生根发芽，之后一段时期敌对状态阻碍了希腊艺术的发展，或者更有可能是智力迟缓迅速地席卷了整个国家，不管是否是这些原因，埃特鲁斯坎艺术在其发展初期停滞不前，停留在了初始阶段。众所周知，这就是长期以来人们将发育不良的埃特鲁斯坎艺术看作是希腊艺术的孕育母体的原因。埃特鲁斯坎艺术精神迅速消失殆尽，一方面是由于严格地保留了先前艺术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无法对新潮的流行趋势加以利用，这尤其体现在石头雕刻和应用于钱币中的铜铸艺术上。同样具有富有教益价值的还有后来在埃特鲁斯坎坟墓里发现的彩瓶。如果他们能像线形艺术和彩陶一样早地在埃特鲁斯坎加以应用，毫无疑问，他们将懂得如何大量居家使用瓶子，瓶本身的质量也至少会达到较好的水平。在那一时期，这一奢侈品需求上升，它的独立再创造生产的能力却下降，因此只有极少的彩瓶出现在埃特鲁斯坎的市场上，而且他们满足于消费而非生产此类产品。

埃特鲁斯坎北方和南方艺术

即使是在埃特鲁斯坎南方和北方地区之间的艺术也出现了更加显著的区别。在南方地区，尤其是在凯雷、塔昆尼和沃尔西等地保留了大量本国所富有的艺术成就，尤其是壁画、庙宇装饰、金饰品和彩釉瓶。北方地区却逊色得多，例如丘西以北就不见彩画的坟墓。埃特鲁斯坎最南方的几个城市维爱、凯雷和塔昆尼在罗马传说里据说是埃特鲁斯坎艺术的发源和主要盛行地区。最北部的城市沃拉泰雷拥有埃特鲁斯坎最大的土地但却与艺术几乎沾不上边，即使是在希腊半文化在南部埃特鲁斯坎盛行的时候，北方也没有发现任何文化的踪迹。这一显著差别的原因一部分在于民族性的差异——与北方人相比，南部的人们更加不具有埃特鲁斯坎的特质；另一部分在于他们受到希腊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凯雷地区这一影响更为显著。这是自身都无法否认的事实。那一事实带来的危害越大，南部埃特鲁斯坎地区就越早地被罗马所征服，也就是罗马化，这就导致了埃特鲁斯坎艺术极早就开始发展了。北埃特鲁斯坎坚守自己的努力成果，使艺术得以开始发展，这一点有铜币为证。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埃特鲁里亚转向拉丁姆。拉丁姆没有创造新的艺术，但是在很久以后，拉丁姆以拱门为基础发展出一种不同于希腊的新建筑，由此开创了与该建筑相协调的雕刻和绘画的新形式。拉丁艺术从来都不是独创的而且通常不具影响力。这种新奇的感觉和选择性汲取的方法，构成了一种较高的艺术价值。拉丁艺术很少变得野蛮，并且其最好的作品几乎达到了希腊的技术水平。我们并不是要否认拉丁姆的艺术，毫无疑问，至少在其早期阶段，它对较早建立的埃特鲁里亚有一定的依赖性。瓦罗的假设可能是相当正确的，他认为在希腊艺术家造谷神庙的陶偶之前，只有托斯卡的造偶艺术使罗马神庙大为生色。不管怎样，主要是希腊人的直接影响使拉丁艺术走向正确的道路，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在这些雕像以及拉丁和罗马钱币中得到明显的体现。甚至埃特鲁里亚仅将金属雕刻用于厕所镜，而拉丁姆仅用于梳妆镜，也表明艺术冲击对两地影响的多样性。拉丁艺术迸发新活力并不是在罗马，罗马的阿斯币和第纳尔币在精度和做工上远不如拉丁铜币和罕见的拉丁银币，绘画和设计的杰作大多属于普雷内斯特、拉努和阿迭亚。这与我们已经描述的罗马共和国的现实和冷静的精神完全一致，这种精神在拉丁姆的其他地区难以得到同等程度的宣扬。在罗马纪元5世纪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它的下半叶，罗马艺术发生重大变化。这是罗马拱门和道路开始建设的时代，是卡比托尔母狼类艺术起源的时代，是罗马旧贵族的杰出男人拿起铅笔，美化一新建成的寺庙，而获得“画家”殊荣的时代。这并非偶然。每一个伟大的时代必定把控住人的一切权力。罗马的风俗虽根深蒂固，罗马的警察虽严厉，但是因为罗马市民成为半岛的主人，或者更正确地说，因为意大利首次统一成为一个国家，他们的繁荣也显见于拉丁艺术，尤其是罗马艺术的繁荣之中，正如埃特鲁里亚民族的道德和政治衰败显见于埃特鲁里亚艺术的没落。拉丁姆不仅以其强大的国力征服了较弱的国家，也将这不朽的印记刻在了青铜和大理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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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狄奥尼修的说法，以及普鲁塔克引用他的一段里的观点，拉丁节是针对罗马赛会而言，李维第六章42页有朋确的记载。狄奥尼修，即使错了，也经常会坚持到底，他误解了大赛会的含义。除此之外，关于民族的传统节日起源，通常的说法是，不是源于第一个塔克文王征服拉丁的时候，而是在罗马人在雷吉尔湖战役战胜拉丁人的时候。法比乌斯著作中的靠后章节，流传下来的记载表朋关于感恩节，并不是什么特别的还愿典礼，而只是每年一度的庆典，其花费与阿斯康乌斯书中的数额刚好吻合。

[2]这本书有些片段仍保留了下来，我们无从得知后来为什么这被视为最古老的罗马诗歌。

[3]名录的开始部分仍存在疑惑，有可能是后续添加的，用以避免120这个年份，因为期间发生了国王出逃和罗马大火。

[4]他们原本把三代算为一百年，也把数字2331/3算为240，就像前文提到的把国王出逃一直到罗马大火这段期间算为120年，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精确的数据本身似乎就经过了调整。

[5]西西里的“特洛伊殖民地”，修昔底德、斯基拉克斯曾和其他人都提到过，赫卡特泰奥斯称卡普亚是特洛伊人所创立，都需要追溯到斯特西克鲁斯，以及他把意大利的土著人与特洛伊人等同。

[6]根据他的叙述，一个名叫罗美的女人，从伊利昂逃到罗马，也有可能是她同名的女儿，和当地的王拉提诺斯结婚，并生下3个孩子，一个叫罗莫斯，一个叫洛米洛斯，另一个叫芝勒哥诺斯。芝勒哥诺斯出现在此处，是作为图斯库隆和普雷内斯特的建立者，众所周知，他是奥德修斯神话中的人物。

[7]并非前人所认为的圆形寺庙仿造了古老的房层，相反，房层的构建起源于此类方形建筑，后来罗马的神学便认为这种圆形建筑是受了宇宙以太阳为中心这一想法的启发。实际上，应该只是因为圆形被认为是最方便最安全的空间模型，这便是希腊和罗马圆形建筑的依据。圆形建筑和方形建筑本身在希腊、意大利是比较普遍的。圆形适用于仓库，方形适用于居住房，但是，建筑和宗教的发展以及有柱子的圆形庙宇得归功于拉丁人。

[8]诺威乌斯·普劳图斯可能只是铸造了盒底和盒盖，而盒子是由更早期的一位艺术家打造的，但一定是普雷斯特人的，因为它只在普雷斯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