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六日那天，红军得到的命令可作为长征的口号：“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我们决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还可能回来。”
虽然这是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可读起来纯粹像是出于毛的手笔。在以后的六周里这个口号主宰了红军的命运。红军忽而前进，忽而后撤。令人难以捉摸( 这种情况以后就不再发生了 )。蒋介石和他的指挥官们对此困惑不解。共产党军队行踪的情报往往过了近一个星期国民党才收到。毛自己的将军们有时也迷惑不解，尤其是他的门徒林彪。他抱怨说，部队的调动太快，压力过重，需要休息。他的反对意见被否决了。
蒋介石预期红军将采取新的行动，穿过贵州西部，向长江挺进，因而调动了他的军队。可是，当他的军队部署就绪时，红军却在向相反方向运动。红军在太平渡和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后，迅速折回，在回师遵义途中于二月二十四日重新占领了桐梓，一个连的地方军在红军到来之前就望风而逃了。
当时，一部分红军指挥员反对令人晕头转向的曲线行军。林彪就是其中之一。至少在今天反林彪的气氛中，人们是这样回忆的：他为了减少行军的压力，建议缓慢地接近遵义的咽喉要地娄山关。据情报说，娄山关有敌人的重兵驻守，林彪力争晚一天行动，给部队以喘息的机会。骁勇的彭德怀说，他们最好利用敌人的弱点，在第二天——二月二十六日——拂晓发起进攻。军事委员会赞同彭的意见。长征期间，彭德怀与林彪多次发生争执，彭的意见总占上风，这是其中的一次。
部队以强行军速度疾进。甚至连彭德怀也承认，连续的行军使他们疲惫不堪。二十六日晨八九点钟，贵州军阀王家烈率部从遵义出发，试图在红军到达娄山关之前将其截住。大约十一点钟，彭德怀得到了这个情报。对方部队距离娄山关还有四十五里(十一或十二英里)的路程。彭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几天来他们常常跑步行中)。
这是同时间赛跑。在这次行军中，三军团归林彪指挥。但是，是彭德怀率领三军团于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时左右比敌人提前几分钟占领了陡峭的娄山关，取得胜利的。当他的部队登上顶峰俯视遵义方向时，发现山北侧的敌军距离他们只有二三百码远。好险啊。彭报告，他的部队仅伤亡一百人。
今天的娄山关，看上去象一个宽阔而相当平缓的斜坡，载重卡车和大客车汇成了一眼望不见头的车流，向黑色的蜂顶爬去。五十年前，陡峭的娄山关双壁中间有一条可通行汽车和畜力车的宽宽的土公路。红军并没有利用公路乘车行军。因为走公路反而会偏离命令中规定的小路而减慢速度。
彭德怀的部队比敌人早五分钟占领了娄山主峰，这是红军和毛泽东在长征中取得伟大胜利的第一个捷报。守卫娄山关的敌人只有一个团，被彭的部队打垮了。在夜幕降临之前，红军已牢牢控制关口。但是，在娄山关与遵义之间有王家烈的八个团，敌吴奇伟将军率领两个师正向这里靠近。
二月二十七日，三军团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娄山关上压了下来，会同一军团迅速向遵义挺进，沿途所遇敌军都被粉碎。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们消灭了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人三千，俘虏二千，缴获步枪一千支和子弹十万发。国民党新闻机构承认受到“极其重大的损失”。
但是，红军也蒙受了损失，亲自指挥攻打遵义的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在第十一团攀登城墙受挫时，他正在四百码外的一个小山丘上用野战望远镜观察。他让该团政委张爱萍(一九八五年时任国防部长)下令再次发起进攻。一名侦察员前来报告说，一道内城墙挡住了进攻部队。侦察员的行动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向观察所猛烈射击，邓萍被一颗子弹击中，当即阵亡。
久经征战的老侦察员孔宪权串领他的部下作为突击队参加了娄山关战斗。他们配备有轻、重机枪，孔挎着自己的驳完枪。他们在第一次攻克遵义时，每个人都领了新军装，可是现在服装仍然不够用。孔的部下每十二个人只有四件棉上衣，只好大家轮流穿。突击队来到娄山关以南的绥阳县，距遵义还有一半路时，一颗国民党的炮弹在孔的近处爆炸，弹片汀烂了他的臀部。他被人用担架抬到遵义，送进了一座罗马天主教堂，在那儿，一个外科医生用“鸦片水”给他麻醉，动了手术。
那天晚上，这座旧教堂中挤满了伤员。国民党的飞机企图用轰炸来阻止红军的进攻。一九八四年任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当时是一位十八岁的共青团领导人，属彭德怀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胡耀邦是参加长征的三十二名共青团中央委员之一，抵达陕北时，他们中间只有十四五个幸存者。胡身材矮小、精力充沛、消瘦而结实，长征开始不久就患伤寒病倒，此时已痊愈。他是红军中央工作队队员，他对此非常自豪。
二月二十七日下午，胡耀邦和他的宣传队在遵义城不远处待命。一旦部队打垮了敌人的主要抵抗力量，胡耀邦就进城帮助维持秩序。一群低空飞行的国民党飞机吼叫着俯冲下来，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右臀部，造成重伤。
胡耀邦被人用担架植入遵义，送进天主教堂。在那里，王彬医生给他动了手术。一九八四年，八十多岁的王彬医生仍健在。胡耀邦认为他是红军中最好的外科医生。王彬是后来在长征中为患肝脓肿而生命垂危的周恩来治过病的几个医生之一。他是被红军俘虏后受到优待而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外科医生。他曾是一位少校。胡耀邦回区说；“红军的政策是争取技术人员，尤其是争取报务员、医务人员和会使用重机枪的人。”
动手术后，胡耀邦坐了几天担架，然后就骑马了。在马上颠簸，他感到伤口十分疼痛。他骑了八九天马，又把马让给更需要的人了。
“我已经把死亡置之度外了，”胡耀邦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没有任何选择。我们只能战斗下去。不战斗，也得被杀死。”
胡耀邦对侦察员孔宪权印象很深。在遵义，还有一些红军的重要人物负了伤。一个是著名的“罗明路线”的代表，前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他也被一块炸弹片击中。三军团的一个政委钟赤兵也是如此。
“孔害得我们一夜睡不着，”胡耀邦回忆说，“他一直喊：‘杀！杀！’这是红军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时喊的口号。”
孔宪权是在娄山关南一个叫黑神庙的小村庄负伤的。在遵义做手术后，用担架拾着他走。他的胯骨被打碎了，伤口不愈合。他又坐了约两个多星期的担架，一直到赤水河畔的毕节专区黔西县，他才被留在当地养伤。他在床上躺了二十个月。
但是，孔宪权的处境并不算太糟糕。红军领导为他作了很好的安排。一位医生和一位卫生员留下来照料他，并发给他三百多块银元的生活费，并把他安置在当地一个财主家里。红军告诉那个财主：你要负责这个人的安全，你把他保护好，我们会感谢你的；如有差错，唯你是问。还给医生和卫生员留下一些银元作生活费和药费。给孔留下了他所需药品的单子。
这是非常特殊的待遇，当时的红军条例规定，如有必要，负伤或生病的团级和团级以上的军官必须用担架拍着走完长征全程。孔仅是营级军官。他以胆大勇敢而出名，所以给予他特殊的待遇。留下的普通红军伤员一般发十至十五块银元。
那个收留孔的财主对红军有好感。他迷信，觉得红旗是交好运的兆头。把孔送到财主家的红军战士，把财主和他的一间房子拍了照，对财主说，“别忘了，”他们警告说，“我们有照片。我们会回来检查你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生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接着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了统一战线。此后不久，当地的省长呼吁所有红军战士从隐藏处出来，保证赦免他们。但是，孔的房东财主不放他走。他说，“三四年后假如红军回来了，你不在这里，怎么来证明我保护你不受伤害呢？
后来，孔恢复了健康，出去作了泥瓦匠，别人称他为“跛子瓦匠”。一九四零年，孔结了婚。他老婆死后，一九五零年他再次结婚。一九八四年他已有七个孩子，四男三女。他说：“今天要是生这么多孩子，人们就会把我送到医院‘阉’了。”共产党掌权以后，他担任了一个小小的行政职务。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中把他抓了起来，说他是叛徒，让他站在卡车上游街。
国民党将军吴奇伟串领两师残部向南往乌江方向逃遁。一、三军团紧紧跟踪追击，他们整整追了一天，没顾碍上吃饭休息。追到乌江边，吴奇伟正命令他的军队开始过浮桥，尚未全部渡过河，一看红军赶到了，他急忙下令砍断固定在南岸的桥索。浮桥摇晃着掉进激流中被撞得粉碎。吴将军的一千八百多人被丢在北岸，孤立无援，只得向红军投降缴械。
娄山关的胜利令人欢欣鼓舞。几周以来，红军战士跑步行军、吃不着饭，睡不上觉，一仗接着一仗，人人都已疲乏到了极点，这一胜利提高了他们的士气。正如彭德怀所说，红军实际上是赢得了两个胜利，一个在娄山关，另一个在乌江畔。胜利使红军得到了迫切需要的补充。红军将俘虏的官兵集中起来，由共产党宣传员讲话，然后动员他们参加红军。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参加了，组成了一个新的红军师。每个新兵领到三块银元，还发了缴获来的枪支。不想参加红军的就发给路费，并告诉他们到哪儿去都可以，东南西北都行。朱德与被俘的军官不论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都亲自谈了话，他介绍红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并希望全中国的军人能够组成统一战线。
彭德怀有了一位新的政治部主任，他就是刘少奇。刘后来成为中国国家主席和“文化革命”的主要对象。刘当时三十五岁，在中国人中算是个高个子，但是没有毛那么高。他出生于一个相当富裕的农民家庭，家乡距离毛泽东的涎生地韶山约三十五英里。在发家致富方面，刘家比毛家落后了一代人。刘的父亲和叔叔成为中农时，毛的父亲已经是富农了。刘少奇的兄弟后来也成为富农，并象毛的父亲一样雇农民为他劳动。
刘少奇到长沙第一师范要比毛泽东稍晚一点，他随后来到了北京，并在那里认识了毛泽东。刘少奇本想到法国勤工俭学，但是钱不够，因此他于一九一九年去了莫斯科，并于一九二一年成为共产党员。他和毛泽东在一起组织了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这使他们的关系密切起来。刘少奇精力充沛，纪律性很强，襟怀坦诚，有演说家的天赋，但是在个人生活中举止文静。他喜欢与自己的孩子玩耍，他教给孩子们的一个游戏是打扑克。
长征开始时，刘是红八军团的中央代表，在湘江惨败中幸免于难，后来又调到了五军团。现在，他开始与彭德怀共事。他参加了长征的全过程，后来被派到中国北方去作危险的地下工作。
刘少奇参加了遵义会议。他和彭德怀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彭告诉刘少奇，他的士兵不怕强行军或夜行军，但是怕生病掉队。
红军又疾速向西进发。这时毛和周恩来、王稼祥一同自三月十一日起正式当选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从那时以后，红军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战术。这样做的目的很 简单，就是要摆脱敌人，向北转移。蒋介石已派周浑元的一个装备精良的军驻扎在遵义以南。国民党的各路将军接到命令：全力阻止共军过江。而且规定没有蒋介石的手谕，他们不得擅自行动。在蒋介石看来封锁长江，已是万无一失。除非毛能把这些军队从堡垒中引诱出来，否则它们对红军任何试图渡过长江的行动都构成致命的威胁。
实际上，毛泽东已放弃了从这里直接渡过长江的计划，不过他要使国由党人相信这仍然是他的意图。其实，这时他已决定向西移动到长江的上游——金沙江渡江。
刘伯承回忆这段情况时说：“红军掌握了主动权，它在晕头转向的国民党军队之间快速穿插。有时，看来红军似乎正在向东行进，而实际上是在向西走。困惑不解的敌人以为我们在计划渡过长江向北渗透，而实际上我们准备转过身来再一次打击他们。”
一天，毛泽东在地图上划了一条线，他说：“我们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把滇军引出云南。”只有这样，毛才可以渡过金沙江。
田野里，油菜开始泛黄，小麦一片葱绿，黑土地里高粱茁壮，水田里稻秧葱绿。在桑树成荫的大路上，红军在行军。他们时而走，时面跑。他们的目标是拿下茅台。柚子成熟的时节尚早，这种硕大而难看的果子看上去好象大个的畸形葡萄柚，籽粒极多；大田收割的季节尚未到，而田野中的罂粟已开出浅白、淡蓝、粉红的花朵。
尽管急行军使人精疲力尽，但部队的士气是高涨的。红军取得了大胜利，摆脱了自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长征开始以来如乌云一股压在红军头上的沉闷情绪。在青杠坡的惨痛经历之后，毛泽东又充满了信心。他写下了长征中他的第一首词以祝贺娄山大捷：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部队顽强地行进着，穿过一座座村落．经过一家家榨糖小作坊。他们随手抓起些甘蔗秆，用牙齿咀嚼着，让粘枯的蔗汁滋润着干渴的喉咙。在温暖的阳光下，妇女们坐在屋前，用大红土罐捣米。半赤裸的孩子们在尘土中戏耍。接近茅台时，红军看到了一些小酿酒坊，每家作坊里都有铜做的大蒸锅，鹅脖状的管道和发酵缸。一种无色透明的烈性酒就是在这样的作坊里酿造出来的。
茅台是一个又赃又乱的小村镇，大约有三千到四千居民，拥挤不堪的住在赤水河畔六十英尺高的陡岸上。街道狭窄泥泞，房屋是灰泥或泥和枝条混合结构的，有些是茅草顶，有些是红瓦顶。在小村上的上空弥漫着高粱和小麦混合物发酵时的刺鼻昧。这就是茅台人做的生意——酿制一种近乎纯酒精的烈性酒，并将酒和鸦片运往四川。茅台是运输这两种货物的中心。它也是盐巴的大转运站。盐巴是马帮从四川驮来的。商人卸下货物后又装上酒和鸦片带回去。茅台的百姓是贫苦的，而酿酒厂老板和商人却是富有的。红军突然出现时，这些富人都已逃之夭夭了。”
今天，茅台酒主要由国营酒厂酿制生产，这些酒厂集中在沿河一英里多长的地段。赤水河与以往一样仍是一条浑浊、缓缓流动并令人望而生厌的小河。( 在整个长征路线上，茅台酒厂是唯一不让我进去的地方。不要问我原因何在。 )
据传说，当时那些稚气未消的红军战士不知什么是茅台酒。他们涌入街道两侧的酿酒作坊，用茅台酒冲洗他们疲惫和打了泡的脚，以至酒汇成河，流出作坊，淌入泥沟。也许，编造这个荒诞的故事是为了表明红军的清教主义。实际上，部队是禁止进入茅台酒作坊的。当然，还是有人进去了，而后果当然可想而知。( 有三家雇用三四十人的大酒厂，还有许多小的家庭酿酒作场。 )据谣传，李德喝茅台酒过量，以至一个星期不省人事。这仅仅是对这位从前的红军顾问种种恶意传说中一个典型例子罢了。几乎每人都品尝了茅台酒，并将没有喝完的酒装起来带走了。
几乎一枪未发就拿下了茅台。一军团第二师的精锐部队攻占茅台仅伤亡二十人。三月十六日和十七日，红军大模大样地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部队在一个渡河点日夜过河，似乎故意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立刻发现了这个情况，派出飞机骚扰红军部队。一枚炸弹在周恩来附近爆炸，击中了他办公室旁边的一所房子。人们竭力劝他隐蔽一下，他拒绝了。轰炸并不猛烈。有些飞机投下的是漆有白色弹药号码的大石块。当时国民党可能暂时缺少炸弹。
看来这次的行动非常奇特。当然．毛泽东自有他的用意。红军刚一过河，毛就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只派出一个团向北跑步行军一百多英里抵达古蔺。古蔺是刚入四川境内的一个人口稀少的大县。该团又向镇龙山前进，沿途虚张声势以引入注意。他们忽东忽西，令人莫测。一些国民党报纸错误地报道说，贵阳已被红军攻陷。实际上，毛的目的是要使蒋介石以为红军正奔向长江某个渡口，尽可能促使蒋介石把部队向西调遣。当向长江挺进的那支红军部队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开时，毛泽东率领主力悄悄返回了赤水河。三月二十一日晚和三月二十二日拂晓，他命令部队从三个渡河点再渡赤水河。
毛泽东的战略奏效了。蒋介石在重庆密切注视着形势。现在，她认为红军行动反复无常，相当混乱，已是瓮中之鳖，正在垂死势扎，危在旦夕。三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由他的澳大利亚顾问w·h·端纳以及夫人宋美龄陪同，从重庆飞抵贵阳，在一幢宽敞的新楼房里设立了他的指挥部。楼前有一条小河，景色宜人。现在，这幢楼是贵州水电林业厅的办公楼。当年，蒋和随从人员住在二楼，除了他的站身卫士以外，在楼梯口设了双岗。他还带来了十几位将军。
用蒋的话来说，此行任务就是收紧对已陷入绝望的红军的包围围，将其消灭。他在这个地区部署了五十万到七十五万军队，各部队防区之间衔接紧密，以防红军从北面漏网渡过长江(蒋认为这是毛的意图)，或向西进入四川或云南，或向南穿过贵州去广东和广西，或向东返回湖南、江西。蒋确信无疑，这一次他把毛泽东真正套住了。
实际上，蒋介石在贵阳并没有多少军队。第二十五军的所有高级军官都在前线，贵阳警察局局长王天锡成了城里军阶最高的军官。蒋介石让他来汇报当地的情况，当面委任他为警备司令，并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请他搬到司令部来住。王天锡当时年轻，容易受人影响，这一点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他说：“蒋介石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我上当了。”没过几天，蒋介石对红军令人不解的行动开始感到担忧了。他的司令官薛岳因为三天没有搞到空中侦察情报，被他在电话里臭骂了一顿。他的一个贴身卫士告诉王天锡，蒋介石真发火的时候，会把电话听筒摔在地板上，捶胸顿足，破口大骂。
数天后，有情报说，红军正在穿过息烽和开阳县向东运动，显然企图渡过乌江进攻贵阳。三月三十日，红军又打了几场硬仗，突破了乌江。这时，贵阳城里也开始紧张起来了。蒋介石把自己的军队分派到四五个方向去阻截红军，而贵阳城里却兵力空虚了。
据有些人说，蒋的妻子宋美龄十分恐慌，开始向全国各地发报，要求派兵火速驰援贵阳。蒋介石命令警备司令王天锡加强贵阳的防务。王天锡组织一营宪兵以及两连消防队员和警察，共四百人，花了二十四小时沿城墙修建了一道新的防御工事。蒋不相信这项工程会完成得如此之快。清晨，他和宋美龄、端纳出来视察。他们到达城墙时，顾祝同将军跑来报告，红军已到贵阳东北方向，离城只有七八英里了。(实际上，红军这时正在路过扎佐，离贵阳几乎有二十五英里)
蒋介石已下了命令，尽管他不知道命令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却使毛泽东的高明计谋获得成功。这个国民党领袖电令云南的滇军司令孙渡将军串领三个精锐旅火速救援贵阳。他认为这样就足以抵御毛的任何进攻了。可是毛并没有进攻贵阳的任何意图，他却非常希望蒋介石相信这就是他的计划。蒋介石让孙渡驰援贵阳，实际上为毛的部队奔向金沙江让开了路。
当然，毛和蒋当时尚不清楚这一点，孙渡距离贵阳尚有一段路程，而毛的部队可在一、两小时内抵达贵阳城下。
“这儿离机场多远 ？”蒋介石焦急地问。警备司令王天锡开始估算距离。他还来不及答复，又来了一个报告：在机场附近已发现共产党便衣队。
“想乘飞机逃跑已为时太晚了。”蒋介石焦急地考虑着，默默地来回踏步，然后突然转过身来对王天锡说：“给我找二十名可靠的向导，弄些壮实的高头大马和两顶好轿子，越快越好。”王天锡飞跑出去张罗组织逃跑的车队。太阳升起一竿子高的时候，他集合好车队便回来向蒋报告。他正报告时，又来了一个情报：红军正绕过贵阳，向东面二十五英里的龙里方向运动。
蒋介石沉默片刻，手拿红铅笔仔细地查看地图，然后他说：“我想他们正在返回湖南和江西。”正当他在讨论这个可能性时，滇军孙渡将军到了。他报告说，他的三个旅正在进城。蒋介石问孙渡对形势的看法。孙渡圆滑地回避了蒋的问题，说：“我相信您的看法。”
“我知道你们一定很疲劳，”蒋抱歉地说，“可我还得让你帮个大忙，串领你的部队向龙里方向前进。”
蒋介石进一步向孙解释说，他已指示薛岳从遵义向东前进，去截击红军，他还打了电话让何键在湘西部署部队。
“你的官兵一定很累了，”蒋介石再次强调说，“我将赠送数千元以示犒劳。”
次日凌晨又出现了新的警报：城南面枪声大作。
另一位国民党将军陈诚对警备司令王天锡说：“我们这个敌人真是狡猾透顶。它突然改变方向向西，现在又向南运动。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王天锡后来若有所悟地总结道：“这是一次非常机动灵活的军事行动。红军牵住了蒋介石的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