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莫罗密谋案始末

对保王党密谋的挖掘以及在巴黎逮捕的一些刺客的供述都让第一执政意识到了昂冈公爵就住在埃滕海姆[1]。迪穆里埃[2]也曾在那里被人发现过，说不定如今依旧在埃滕海姆。因此第一执政得出了埃滕海姆就是阴谋中心的结论。在我接下去讲述对倒霉的昂冈公爵的逮捕及审讯时的种种情况之前，我必须稍微倒回去讲一些之前发生的事情。我并不想重提这些伤心往事，当时的审判中出现太多错误了。但是，我觉得为有关拿破仑的回忆伸张正义是我的职责所在。同时，这也是遵循他给我的重要忠告。所以我要在此分享一下我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对这件事情的叙述已经被党派纷争搅和得不像样子了。人们今天对这件事情重要性的认知是正确的。由英国政府引发的这位孔代家族后裔的死亡带来了悲惨的恶果。其最受人们关心的原因是其对拿破仑政治生涯的影响，也正因如此，这件事情在今天我们的历史中占据着一个如此重要的位置。因此我将再次尝试勾勒出这件事情的主要轮廓，这样公正的读者可以在了解到整个局面后针对这一严酷的行为得出自己的结论。在这件事情发生后，拿破仑是在命运以及他对国家元首职责坚定解读的驱使下承担了所有的责任，以他一贯的那份崇高和坦诚以及自尊。之后，他也承认这件事情对他的荣誉带来的损害远大于益处。

英国政府本来是不屑于考虑法国对英国本土发起入侵的这种情况的。但是，当他们在英国的海岸上亲眼见到了对方在做的种种令人惊叹的武器准备后，他们开始警觉了。他们也的确应该警觉。最终，英国政府对法国的这次远征是如此重视，以至于他们开始以非常状态来准备防御对策：英格兰南部的堡垒和壕沟成倍增加；他们放水淹没了临近的一些区域；各位大臣以及贵族阶层中的主要人物都穿上军装来到了前线，和志愿兵站在一起；所有能扛得动武器的男人都被征召出来接受军事训练；一连串的警报和恐慌引发了社会的总体性焦虑，从海边一路到伦敦都是这样。许多家庭举家搬离了海边的居所，前往内陆避难。

英国政府在尽全力避免这一风暴的同时，也在尽其所能地避免其吹袭到英国本土。英国动用了所有奸诈的外交手段，并且在欧陆上四处挥洒金钱，希望可以借此诱导欧陆上的列强参与战争，并在大陆上牵制住她的敌人。

这些努力都还不足以让她彻底安心，英国又转而求助于阴谋的力量。在1804年的年初，在伦敦居住的那些法国王公们，在英国大臣们的支持下，开始对执政府领袖发起个人攻击。一份来自英王枢密院的命令嘱咐这些法国流亡者到莱茵河的右岸去，并声称如果他们不去的话，就会取消他们的年金。同时，这份命令还规定了每名军官和士兵能获得多少钱。昂冈公爵此前已经取得了巴登选侯的许可，可以在埃滕海姆安顿下来。埃滕海姆是莱茵河右岸的一座小城，离河大概二里。就在这些流亡者遵循枢密院的命令逐一在阿尔萨斯[3]的边界处集结时，一些坚定的保王党人在朱安党领袖的指挥下悄悄从迪耶普的海岸处上了岸。他们此前都是在旺代叛乱平息后逃亡到伦敦去的。上岸后，他们采取迂回路线前往巴黎，一路上都躲藏在孤立的农场和小木屋中，由支持他们的农民庇护。乔治·卡杜达尔、里维埃（阿图瓦伯爵的侍从官）、波利尼亚克兄弟、皮什格鲁以及其他50名密谋者都是这样到达的巴黎。之后他们一直避开警察的视线躲藏在巴黎。

法国警方在伦敦的密探报告说英国正在准备一些针对法国的宏大密谋。当时，从英国散布出来的风声传遍了欧洲，甚至传到了我们的殖民地：执政府气数已尽，它的领导者已经时日无多，曾经统治法国的旧家族即将再一次登上王位。在伦敦，人们开始重新印发曾经针对克伦威尔[4]的小册子《杀人和谋杀是两码事》，不过这次针对的是第一执政。一份由法国流亡者主管的报纸（《大杂烩》）在它的报头上开始刊登一幅拿破仑的肖像画：他的脖子上被划了一道黑线。宣告流亡者们不日将在旺代登陆的报告从四面八方飘来。第一执政从这一地区获得的消息促使他将一名侍从官萨瓦里上校派往旺代。后者的报告证实了第一执政的担忧：当地的确存在秘密的反抗运动。

第一执政这时想起在巴黎的监狱里还关押着许多被指控从伦敦前来取他性命的人。在海岸上以间谍罪和串联罪的名义抓获他们时，本来是足以依此把他们直接送上军事法庭的。但是因为他们被指控刺杀国家元首，因此都被关押在监狱中，等待指控落实。第一执政命令将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推上军事法庭，期望可以从他们口中问出一些关于他们此行目的的信息。在这群人中，两人被审讯并判了刑。对死亡的恐惧并没有让他们开口，他们直到死前都在威胁政府称大灾难即将到来。

此后，梅埃·德·拉图什先生和德·罗塞上尉发回的报告（关于他们的任务，我在前文已经叙述过了）揭露了英国派驻慕尼黑、斯图加特和卡塞尔的大使们正在莱茵河的右岸酝酿阴谋。第一执政当时已经确定国家，以及他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但是那时还有很多细节隐藏在黑暗中，因此他命人再次取来了被逮捕的朱安党人的名单。在关于这些朱安党人的监狱记录中，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在上次西部动乱的时候曾经担任过乔治的侍从或亲信，因此我们怀疑他会知道一些关于这个大密谋的事情。凯雷尔此后被审讯并判了刑，而在此期间我们都没能撬开他的嘴。但是，就在行刑的前一晚，对死亡的恐惧终于让他开口了。他说他已经在巴黎待了6个月了；他是和乔治以及其他6名密谋者一起来到巴黎的，他一一供出了他们的名字；他们在到达巴黎后不久，又有15个人加入；他们还在等待更多人的加入，巴黎是他们此前一致同意的会面地点。凯雷尔的供词让他被赦免，同时也将政府引向了一些重要发现，该组织的一名前特使：一个叫特罗榭的人，他是欧城的一名钟表匠。第一执政派出了他的侍从官萨瓦里，带着钟表匠的儿子前往迪耶普。钟表匠年纪大了，不能出这么远的门。预计会有新的一批流亡者在迪耶普上岸。萨瓦里上尉在小钟表匠的陪同下，一到迪耶普就直奔贝维尔而去，那里也正是流亡者们将要上岸的地方。但是，因为那几天天气一直不好，再加上巴黎的密谋者们向外传出的消息，那艘在贝维尔的悬崖前游弋了数日的横桅双帆船并没有上岸。据说，贝里公爵[5]就在那艘船上，本来是要登陆的。

就在同一时间，在国务参事雷亚尔的指挥下，警察们依据凯雷尔的供词进行了积极调查。他们据此找到许多藏匿在巴黎的人。此后不久，对乔治和他亲信的逮捕让我们知晓了皮什格鲁和莫罗将军在这一密谋中扮演的角色。乔治在之后的审问中多次表示，他一直在等待一名法国亲王的到来，之后才会开始他的行动。而随着调查进一步深入，我们发现了这一密谋的重要性，其内部丝丝缕缕牵扯的东西也都逐渐浮出水面。从其内部分支的广度，我们可以判断出国家以及第一执政个人是面临着多么大的危险和威胁。英国外交官员和密探在法国边境之外酝酿的这些阴谋诡计，甚至可以直接触动巴黎，都证明了英国对这些活动的积极支持。后者的政府就是反法同盟的灵魂。乔治的参加意味着他们是做好了谋杀的打算的；莫罗将军的名号则是用来号召军队哗变的；最后，波旁家的王公作为密谋的领导人，将发出行动开始的信号。

在发现的信息中，有一条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有一个乔治的小团体并不知道的人曾和乔治进行过会晤。除了乔治之外，他还见过波利尼亚克先生和里维埃先生，后者对他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敬意。这自然就让我们认为这样一个重要的密谋肯定由一名地位极高的长官领导。此人一定就在法国，或者在离法国不远的地方。他肯定有极大的权力，可以在敌人垮台的同时让别人承认他。即使乔治之后不说，这一点我们也能猜出来。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和乔治见过面的这个人肯定就是这位领导人物，而且他肯定是波旁王室的一名王公。接下来，我们就把所有波旁王室的王公都检视了一遍。下面的这些人，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行踪：里尔伯爵（路易十八）、阿图瓦伯爵、昂古莱姆公爵和贝里公爵、孔代亲王、波旁公爵以及奥尔良亲王（最后这位一直远离这些密谋过着平静的生活）。那么这样一来就只剩下昂冈公爵了，拿破仑一直没有掌握他的行踪。因此，当时我们考虑过这位王公就是我们此前提到的那个神秘人物。尽管对那个神秘人的描述有很多都和这位公爵不符，尤其是那位神秘人“完全不为巴黎所知”这一条。但是，这并没有让我们停止对他的怀疑。昂冈公爵在莱茵河岸边的现身、他和聚集在那里的流亡者之间的书信往来、英国政府在这一阴谋中的参与（这一点是基于警察搜集的信息确定的）、这位王公缺席了他喜爱的打猎、他在莱茵河岸边的散步，以及他疑似经常前往斯特拉斯堡等信息都强化了此前一直就存在的这一推测：他就是那位因为名声和地位被推举上去的阴谋的领导者。之后，我们马上就认定昂冈公爵此前悄悄来到了巴黎，并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才返回的埃滕海姆，这一切都是在8天的时间里发生的。我们当时是如此确信这一推测，以至于我们搜查了圣日耳曼城区的主要住宅，以确认这位王公是不是藏身其中，或者他们正在为了接待他的到来而做什么秘密的准备。甚至有人认为他可能是藏身于奥地利大使的家中。而此后那份表明迪穆里埃就在埃滕海姆担任这位王公的顾问的报告几乎将推测变为确信。迪穆里埃正是内战的发起者，以及最积极资格最老的密谋者。

政府随即向下莱茵省[6]的省长谢先生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后者发回的报告证实了人们此前的怀疑。自从警务部不再作为一个独立部门存在后，警察们就丧失了那个危急时刻所必需的凝聚力和能力。因此相比警察的报告，第一执政更相信自己的预感。有一天他在起床后找来了宪兵队首席长官蒙塞将军，并让后者秘密派一名情报官员到埃滕海姆，去盘查清楚那边到底在发生什么，并将昂冈公爵见过的所有人列一份名单出来。之后，在没有告知警务部的情况下，蒙塞将军将密探发回的报告交给了第一执政。在这份报告中提到的昂冈公爵的“朋友”名单中，我们发现了迪穆里埃和一名叫史密斯的英军上校。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密探错把蒂默里将军当成了迪穆里埃，只不过德语中前者的发音听起来像是后者。而那位叫史密斯的英军上校其实只是昂冈公爵近侍中的一名德意志上尉，名叫施密特。这份报告在当时证实了第一执政的观点：昂冈公爵指导着一个以巴黎为大本营的阴谋。迪穆里埃的参与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决定性的证据。在拿破仑看来，这位将军一定是整个阴谋的核心人物。拿破仑当时并不知道迪穆里埃和前朝的诸位王公之间各自保持着怎样的关系：他在埃滕海姆现身这件事情被认为已经足够了。拿破仑当时认定，只要逮捕这个人并获取他手中的文件，就可以获得关于密谋的组织以及手段的准确信息。

为了避免鲁莽行事，他还听取了他最贤明顾问的意见。他在阅读了蒙塞将军的报告后马上针对此事召集了一个类似枢密院的委员会。这一委员会中有其他两名执政、大法官、外交部长、国务参事雷亚尔，还有富歇，尽管后者当时已经不是部长了。富歇熟知通过四处活动来让自己变得重要的这门艺术。他时常回来找第一执政并向他报告各种各样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是富歇从自己保留在警务部内的探子那里得到的。他对这些探子的影响力和后者对他的信任常常让他可以比大法官更快地报告新的信息。

因为这次会议上的辩论没有留下官方记录，因此各方表达的观点就只能全靠推测了。但是，应该可以确定的是，其他两位执政都表示这件事情应该从长计议，而富歇则激动地表达了必须要杀鸡儆猴，一举终结所有密谋的观点。我们将从此后陆续出版的回忆录中找到关于此事的确切结论。

我会在后面提一下塔列朗先生在第一执政最终做出的决定上施加了怎样的影响力。对于应该怎样处理这样一个严重的事情，拿破仑犹豫了很长时间。他一开始打算将昂冈公爵和乔治一并起诉，并让他们同时受审。但是，他又很不愿意将一位王公和一个普通的杀人犯放在一起。接着，他想到可以通过让这位王公在最高法院前受审的方式来让大家关注对他的审判。但是，包括引发派系示威在内的其他种种考量最终促使他放弃了这个打算。现在看来，这其实应该是最好的安排。他最终决定抛弃缓慢而庄重的民事法庭，转而采用快速而私密的军事法庭来处理此事。军事法庭是一件让人望而生畏的武器，可以将恐惧直直捣入敌人的心中。当然，他一直保有特赦的权力。

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迎来了共和历12年风月19日（1804年3月10日）。那天我没有在杜伊勒里宫用晚餐。晚上10点，第一执政派人来召我进宫。我到达宫中之后，在他书房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见到了他。他的脚下散落着几张地图，他正在其中寻找莱茵河的地图。在帮他将这些地图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桃花心木桌上摊开后，我记录下一封他口述给陆军部长贝尔蒂埃的信。信中要求后者在当晚将他的侍从官科兰古将军和奥登内将军分别派往斯特拉斯堡和塞莱斯塔，准备逮捕昂冈公爵。正当第一执政在口述这封信的时候，贝尔蒂埃来到了宫中，不久后科兰古将军也来了。第一执政就将关于这次行动剩下的内容直接口述给了贝尔蒂埃。同时他在地图上指出了奥登内将军应该走的路径。之后，他向我口述了一封给塔列朗部长的信，信中讲到了接下来我们要采取的外交手段。根据这一命令，外交部长将会将一封信交到科兰古将军的手上。这封信是给埃滕海姆男爵的，后者是巴登选侯国的大臣。科兰古将军必须在获知昂冈公爵被捕的那一刻将这封信交给埃滕海姆男爵。信中是这样说的：

英国派出的土匪强盗接连进入法国的一系列诉讼结果都让第一执政坚信英国的官员和密探在针对他个人和法国国家安全的密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那时，外交部长就已知会选侯国政府，要求逮捕正在奥芬堡开会的法国流亡者们。此后，第一执政又得知昂冈公爵和迪穆里埃将军等人就在埃滕海姆，没有选侯殿下的许可，他们不可能待在那里。第一执政一想到自己视为亲友的这位王公竟然窝藏了他最大的敌人，甚至允许他们这么明目张胆地密谋反对自己，心中就充满了悲痛。在这样不寻常的形势下，第一执政认为自己的职责要求他派出两小队人马前往奥芬堡和埃滕海姆抓捕这些密谋者。他们煽动的那些犯罪在本质上就把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排除在人类的法则之外了。科兰古将军是奉第一执政的命令在行事。毋庸置疑，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肯定保持着对选侯殿下最高的敬意。

第一执政在给陆军部长的信中则做出了如下的指示：科兰古将军将带着两百龙骑兵，经由斯特拉斯堡前往奥芬堡，并在那里逮捕流亡者以及英国政府的官员；奥登内将军则应前往塞莱斯塔，他将在那里召集300名龙骑兵，并一同在里诺跨过莱茵河。在那里，他们将秘密地包围埃滕海姆城堡，并首先逮捕昂冈公爵以及迪穆里埃还有他身边的所有人。科兰古将军要时刻和奥登内将军保持通信，一旦他听闻后者到达了埃滕海姆，就要马上把塔列朗的信交给巴登选侯的大臣，为侵犯他的领土道歉：我方是因为事态紧急才被迫采取这样的隐秘手段。

下面是这个难忘夜晚的场景还原，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第一执政、陆军部长贝尔蒂埃、科兰古将军和我都聚集在杜伊勒里宫的一个大房间中。那个房间以前是路易十六的卧室，之后也被皇帝用作同样的用途。这个房间中只有两盏三分叉的枝状大烛台，被灯罩罩着。因此蜡烛的光亮只能照亮方圆几步的范围。那位部长和我在那张桃花心木桌的一个桌角处就着一盏烛光写字。第一执政则就着另一盏烛光，俯身看着桌上的地图。他之后将科兰古将军叫上前去，手上拿着指南针向后者展示从斯特拉斯堡到里诺的道路，并向他指出莱茵河上渡口的位置，以及埃滕海姆小村的位置和通向那里的道路。

当我那天晚上刚刚遵从第一执政的命令抵达杜伊勒里宫时，我还不知道他在那天下午都见了谁。我之后得知他分别和其他两位执政、司法部长、外交部长以及富歇进行了谈话。两天之后，我遇到了刚刚结束早朝的富歇，后者对我说：“拿破仑将军也太不慎重了，他总有一天会泄露天机[7]的……”他暗示的就是抓捕昂冈公爵的命令。第一执政在早朝时讲到了最近萦绕在他心头的事情：流亡者的诡计。他对于这些近在咫尺的阴谋诡计太过容忍了，然后他就提到了昂冈公爵和迪穆里埃的名字。但是，执政府邸中的所有人，包括波拿巴夫人，都还不知道抓捕的命令已经下达了。第一执政之后在巴黎又待了几天，然后就离开杜伊勒里宫前往马尔梅松了。尽管我坐的马车就紧跟在他的马车后面，他还是给我指派了一些护卫士兵，都是为了保护他的文件。

整个巴黎的群众对这一连串戏剧性事件中的每一件都抱有极大兴趣，今天我们很难去想象当年的盛况。逮捕乔治，几乎和逮捕昂冈公爵同时进行。这一逮捕也证实了密谋确有其事，并不是传言。这也极大地引发了群众对国家元首的惦念和同情心。当时人们都郑重其事地祈祷，希望参与密谋的煽动者都会被抓获并受到严厉惩罚。

在马尔梅松逗留的那段时间，第一执政总是忧心忡忡，并且几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那段时间他只接见了马雷先生、塔列朗先生、富歇先生、雷亚尔先生、大法官雷尼耶先生以及冈巴塞雷斯先生。风月25日（3月16日），消息传来，昂冈公爵已经于前一晚在埃滕海姆城堡被逮捕。我们当即下令将他带到巴黎来。他在风月29日抵达巴黎。

第一执政对于这一密谋的所有细节都了如指掌。他知道英王的枢密院此前发出了让孔代军队中的流亡者都要到莱茵河右岸去，否则就剥夺他们地位附带年金的法令。这一法令发出的时间刚巧就是昂冈公爵出现在那里的时间，也是乔治和他的刺客们来到巴黎的时间。而那些在埃滕海姆、奥芬堡以及莱茵河右岸各处的流亡者那里收缴来的信件中揭露的事实，加上那些由特别信使寄给拿破仑的信件、他收集的信息以及他收到的各种报告都彻底打消了他最后的一点迟疑。在收缴上来的文件中，有一份来自昂冈公爵的记录，其中是他对一位名叫沃波莱尔将军的来信的回复。从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位王公拒绝了这位将军给他提出的建议。虽然他当时面临重重险境，但是他不打算逃跑。在那些文件中还有一封来自一位德·拉内上校的信，信中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如果跟我想的一样的话，”这位军官还补充道，“这些格外保护我们政府的坚定看法是：让欧洲重归平静的唯一方法就是达成一个正当的和约，而这一和约的基石自然是重建君主制。各方势力也认同这一看法。”这些文件证明了3件事情：的确有人在谋划针对法国政府的敌对计划、昂冈公爵的确参加了这一计划、他和莱茵河右岸的那些流亡者也确有联系。富歇此前曾声称我们会在这位王公的家中找到一个装着所有关于这次密谋详细情况和内部分支信息的行李箱。但是人们在埃滕海姆并没有发现一个这样的行李箱。富歇的断言只是一个推测。当然，也有可能是昂冈公爵被他的那些忠心耿耿的军官说服了，认为的确有可能会有人来抓捕他。因此他把所有可能影响到他同党的文件都转移走了，而自己留下来面对危险。

在这位王公抵达巴黎的那一天，拿破仑给《箴言报》发去了这样一份通知。这份通知出现在了第二天的报纸上，其中总结了他对于此事了解到的信息：

共和历12年风月28日（1804年3月19日），巴黎

英国此时不光在将皮什格鲁、乔治和一整批的杀人犯送往巴黎，她还在聚集所有的流亡者，并付给他们军饷。后者现在正在德意志。3个月前，一份来自孔代亲王的通告将他们都召集了起来。整个汉堡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叫米利亚尔的人正在他们那里花钱雇用这些可怜虫并把他们派往莱茵河流域。这样的军团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抵达莱茵河的右岸。这些人都是英国召唤来为她的诡计服务的玩偶和受害者。

一位波旁王公带着一位参谋长和几位其他人员已经驻扎在那里等着指挥整个行动。盖梅内亲王将和其他几位军官在3月25日到达那里，完成对这些团伙的组织。

欧陆列强都急忙反对和谴责这种制造麻烦的行为。就像英国政府此前花费大力气组织的针对第一执政的犯罪一样，她的这一系列新的尝试也是不会成功的。

昂冈公爵在3月20日下午大概3点钟的时候到达了巴黎的维莱特城门[8]。他在那里被关押了一会，直到将他转移到文森城堡[9]的命令传来。他在傍晚5点钟的时候进入了文森城堡。

上述提到的这位昂冈公爵，当时被指控犯了如下罪状：武装反抗共和国、曾经或依旧收受英国的金钱、参与英国组织的危害共和国内政和外交安全的密谋。当天，政府就下令，他将在军事法庭受审。军事法庭将由巴黎军事长官指定的7名成员组成，法庭会在文森城堡开庭。根据这一命令，巴黎的军事长官指定了以下7人来组成军事法庭：在巴黎驻扎的步兵和骑兵部队中的5名上校、精英宪兵队的1名少校将担任报告人、巴黎要塞的指挥官于兰将军将担任法庭的主席。这些军官是分开到达文森城堡的。事先他们并不知道要审判的人是谁，到了地方才知道是昂冈公爵。他们对于密谋的具体细节都是不清楚的，但是针对第一执政的攻击计划，以及他一旦去世后可能会引发的混乱和无序都让他们感到愤怒。他们坚信，这些阴谋诡计的领导者就是前朝的一位王公。

担任报告员的队长多唐古是第一个去审问这位王公的。这位公爵哀叹着自己极端严峻的处境，表达了希望面见第一执政的意愿。对此，多唐古建议他可以在自己审讯报告的末尾处写几句话请求获得接见。这位王公写下了下面这几句话：

在这份审讯报告上签字之前，我郑重地请求和第一执政进行一次私下会面。我的家世、我的地位、我思考的方式以及我现在悲惨的状况都让我希望他不会拒绝我的请求。

签名：l.a. h. 德·波旁

这份向一个宽宏大量的敌人请求慈悲的感人恳求，永远都不会被交到预想的收件人手中。

这份资料被呈现在了军事委员会面前。只有一位法官（巴鲁瓦将军）认为这份请求接见的申请应该被转交给第一执政。虽然没有拒绝这个向第一执政的求助，但是这些军官都认为，依据严苛的军事刑法，当时的形势足以给这位王公定罪了。他们做出这一认定的理由有以下几个：昂冈公爵在审讯中的回复、他被逮捕时的形势，还有就是这些审判人此前就认定这位王公是巴黎密谋的参与者甚至领导者。这些军官都是可敬的人，但是在杀伐决断之时，他们都是不会被自己的良心动摇的。而当时的第一执政已经确信昂冈公爵肯定会被判刑了。但是他同时也坚信，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法院会在执行判决之前跟他说一声的。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就是，在审判的同时，他命令自己的国务卿马雷（他当时在马尔梅松，此后专程赶回了巴黎）给国务参事雷亚尔写一封信，派后者到文森城堡去亲自审问昂冈公爵，然后将审讯的结果亲自回禀给自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马雷先生是在晚上7点左右离开马尔梅松启程前往巴黎的。等到他把信交到雷亚尔手上，肯定已经超过10点了。而就像笼罩在这整件事情上的那种命中注定感一样，雷亚尔此前已经连续8天忙于工作了，连着几晚都没有睡觉，刚好在那天晚上，他因为疲劳倒下了。他命令自己的男仆不许在第二天早上5点前叫醒自己，不论谁给他发来信息都不要理会。而一封来自国务卿办公室的信件看起来并没有严重到要违抗雷亚尔先生命令的地步，因此他没有被叫醒。国务卿的那封信是第二天早上才和其他信件一起交到他手中的。他看到信后马上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赶向文森城堡，但是他在路上遇到了萨瓦里上校，后者告诉他，昂冈公爵已经被处决了。当时骑着马的萨瓦里此后继续上路赶往马尔梅松，并在早上8点钟抵达了那里。他马上就被领进了第一执政的书房，我也在场。萨瓦里简短地讲述了判决的内容和判决的执行情况。一听到昂冈公爵曾经请求面见自己，第一执政马上打断萨瓦里并问他知不知道雷亚尔在哪里，以及他是不是没有去文森城堡。往常第一执政都会继续询问请求的细节之类的信息，但是这次他没有这么做。听到后者没有去文森城堡后，拿破仑一言不发地开始在书房中来回踱步，双手背在身后，直到随后雷亚尔先生前来觐见。在听完了他的解释并和他讲了几句话后，拿破仑陷入了沉思。之后过了一会，他戴上帽子，说了句：“很好！”然后就走出了房间。他没有表达任何肯定或谴责的意思。他的这一表现让雷亚尔先生很惊讶，也有点担心。我们听见第一执政缓缓走上了楼梯，去了书房上的小卧室里。他把自己关在里面很久，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再见到他。

同一天，关于审判的官方报告被交到了他的手上。这份报告给他带去了新的悲痛。法律的精神完全没有得到尊重。他在报告中注意到了如此多不合规定的地方以及遗漏的信息，以至于他下令这份报告必须要重写。因此，虽然第一执政坚信昂冈公爵肯定会被定罪，但是具体定什么罪，他是交由军事法庭自行处理的。如果说是人们传闻的那样，第一执政亲自定下了罪名，那么军事法庭肯定会事先接到命令，要遵守法律要求的形式。但实际上，不论是法庭的主席或是法官，还是报告员自己，当庭的所有人显然都无视了这些形式。可以说，这一判决是如同凌厉的鼓点一般快速做出的。因此，我对于当庭主席认为自己无权将昂冈公爵在审讯记录的末尾写下的会面请求转交给第一执政这一点，也是感到相当遗憾的。如果于兰将军足够强大，顶住了那些他声称旁人对他做出的评价，并遵从自己良心的话，他不光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荣耀，还会帮助第一执政避免此后这一处决带来的对他敌意的成倍增长：因为一旦这份请求被交到拿破仑手上，他接下去会做什么是不难预料的。

这些就是我亲眼所见的全部事实。我在这里讲的都是我亲眼看见或者亲耳听见的事情。我还可以补充一句：在昂冈公爵受审，到他被判刑，再到行刑的这段时期，第一执政和军事法庭之间没有任何口头或书信沟通。不论是我此前针对此事的调查，或是其他有心之人的调查都没有找到任何证明这样的沟通曾发生过的证据。

如果我可以提一下我的私人情感的话，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第一执政因为这一邪恶的针对他个人的密谋而感到愤怒是很正当的。并且他也希望将敌人投掷给他的霹雳原样奉还，以战争来回答战争。难道人们指望他一点防卫工作都不做，就静悄悄地让自己被杀掉吗？在我看来，他一直都坚信莱茵河畔那些聚集在一起的流亡者是受到一位波旁王公领导的；而这位领导人就是昂冈公爵；昂冈公爵的使命就是在乔治和他的同党们实行密谋后进入法国；而且，因为第一执政派出的军官在迪耶普出现的缘故，贝里公爵无法在诺曼底登陆，更是让这个任务成为昂冈公爵的使命。他深知如果自己死亡，等待法国的就会是一个凶险的未来，以及一场血腥的革命。因此，在一种深刻且正当的憎恶的驱使下，拿破仑下令劫持昂冈公爵并对他进行审判。他深信对昂冈公爵的指控足以给后者定罪。但是拿破仑脑中还是在做着激烈的斗争，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些事情中看到这一点。首先就是他下达命令给雷亚尔先生，派后者去文森城堡亲自审问昂冈公爵。还有，拿破仑独自前往马尔梅松这件事情本身与其说是为了让自己下定决心，不如说是他想要杜绝一切外在的干扰，并冷静地做出决策。他在这期间甚至连约瑟芬都不见，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关就是好几个小时。约瑟芬经常来敲门，他也不开门。

尽管他在马尔梅松收到的报告以及从流亡者们那里收缴来的信件都让他认定昂冈公爵肯定对密谋是知情的，但我觉得，如果人们及时把这位王公的求援信息交到他手上，他会开恩的。因为他已经极大地羞辱了敌人，他对此已经满足了。但是当这一不可挽回的大错已经铸成时，拿破仑大胆揽下了所有责任。他不能去责备那些遵从自己心中的正义感做出审判的勇敢而又忠诚的军官。他甚至都不愿意向大家解释为什么国务参事雷亚尔没能及时赶到文森城堡。没人会相信他的。而且人们肯定会指责他想要通过虚假的借口来逃避责任，他的自尊不允许他还要在这样的指控面前捍卫自己。因此，他下定决心要承担此事的全部责任。他将发生过的事情作为机密严格保护起来，并且不希望其他任何人受到拖累。他也让自己陷入了缄默：即便是最暴力、最执着的攻击也没有打破这一缄默。

当人们回顾这一段关键的时光，并思考当时国家面临着怎样的危险时，人们将不得不承认，拿破仑当时作为一国的元首，履行了一个痛苦的职责。比起去指控他犯下了什么罪行，我们更应该怜悯他：他当时必须要承担所有的憎恶，而富有预见性的他当时肯定就知道这在未来将意味着怎样悲惨的后果。而被判刑者的身份，还有法国的敌人们出于仇恨突然对昂冈公爵表达出铺天盖地的同情和怜悯，都将本该是严峻刑罚的一件事情转变成了一次严重的兽行。

而对于敌人们不遗余力地通过此事给他带来的难堪，拿破仑在民众热情的关爱中找到了慰藉。人民对于政府严厉挫败了一起迫在眉睫的危机非常满意。但是，这件事情在上层社会引发的震动也的确是巨大的。这一震动产生的唯一原因大概就是对昂冈公爵的逮捕、判决以及行刑从头到尾都如此隐秘和草率。第一执政的大臣、官员以及侍从们都是在阅读了《箴言报》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一天马尔梅松都被悲伤笼罩着。我到今天都还清晰地记得，当天晚上，约瑟芬夫人的客厅里是多么安静。第一执政背对着壁炉架站着，德·丰塔纳夫人则在一旁为他朗读了几本书。我记不清这些书的标题了。约瑟芬的神情满是忧郁，双眼也是湿润的，她坐在沙发的一个边角那里。而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则退到了房间外的走廊里，低声交谈着这件包裹了一切的事情。一些人陆续从巴黎抵达了马尔梅松，但是看到房间里这哀伤的气氛，他们都站在门外没有进去。而第一执政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人，不知是因为他太过焦虑、过于沉浸在思绪中，还是在认真听德·丰塔纳夫人念的故事。财政部长就那样在同一个地方站了超过25分钟，也没人去跟他搭话。因为他已经到这里了，所以也不打算就这样回去，他走上前去问第一执政有没有什么命令给他，后者只是摆了摆手作为回复。

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复制一下拿破仑在弗勒里·德·夏布隆的《1815年的拿破仑》[10]这本书的书页空白处用铅笔做的注释。书中有很长一段关于昂冈公爵被逮捕及审讯的内容。我亲自抄写了拿破仑的这些注释，没有做任何改动。我觉得这样做既有趣又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件事情。下面就是这段原文及注释：

拿破仑是不太关心昂冈公爵的事情的。后者已经受到了一个军事法庭的公正审判和惩罚。早在1797年的时候，莫罗将军就在果月政变时给督政府的报告中，抱怨过这位王公在奥芬堡和皮什格鲁以及后者的密探们在军队中策划的密谋。之后，这位王公又参与了乔治和皮什格鲁的密谋。他也因此被逮捕，并被一个主管此事的审判庭判处了死刑。这整件事情中只有一点是不合规矩的：他是在距离法国边境3里的巴登周边被逮捕的。但拿破仑是巴登家族的保护者。正当奥登内带领300名龙骑兵从新布里萨克越过莱茵河前往埃滕海姆抓捕这位王公和他的密探时，他已经派他的侍从官科兰古中校去要求引渡这位公爵了。

就书中关于昂冈公爵的死对法国而言是解决了一个心头大患云云，皇帝是这样回答的：“昂冈公爵赢得的死亡极大地伤害了拿破仑的舆论风评，在政治上对他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而就书中所说的约瑟芬、奥坦丝王后、冈巴塞雷斯和贝尔蒂埃都恳求拿破仑救昂冈公爵一命这件事情，皇帝还补充了下面这段话：“这是错的。在其他任何人知道他被逮捕之前，昂冈公爵就已经被押解到了文森城堡，并且被审判和处决了。再者说，当时大家都对阿图瓦公爵的所作所为而愤慨不已。后者当时正在巴黎策划谋杀。因此杜伊勒里宫中的人普遍对这一消息表示满意，在各位大臣的亲友以及其他关心国家的人群中也是一样。”

这本书中同时还说，是缪拉迫切地想要处决昂冈公爵，他认为杀死一名波旁家的人是为拿破仑和他的家庭，为法国做了一件大好事。他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受到了以富歇为首的几个弑君者的怂恿。拿破仑手迹的一个注释中否认了这一主张：“这是错的。拿破仑知道一旦军事法庭认定昂冈公爵有罪，就会在24小时内处决他。”

我还要补充一点：曾经有走私客向拿破仑提出可以把躲藏在英国的那些前朝王公交到他手上。而对此，拿破仑的回复是：如果这些王公的脑袋上有一根头发掉下来，他就会绞死这些走私客。这样一个人可不会觉得死掉一个波旁家的人对他会是什么好事情。

对于书中就此事对塔列朗的批评，拿破仑是这么回复的：“塔列朗亲王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中表现出了一名忠诚部长的素质，而皇帝也从没有就这件事情批评过他。如果昂冈公爵的事情再次发生的话，皇帝还是会做一样的事情。法国的利益、皇冠的尊严和正当复仇的法律都迫使他不得不那么做。”

这本被皇帝做了如上文注释的书中还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一直将逮捕昂冈公爵归咎于科兰古将军。时至今日，很多不了解当年细节的人还是这么觉得。对此，皇帝在空白处是这么写的：“这真是荒诞可笑。拿破仑的侍从官科兰古服从了德·塔列朗的命令前往巴登，他也必须服从这个命令。他的命令还包括要在奥登内抓捕王公的同时，要求引渡他，同时为侵犯巴登领土这件事情道歉。奥登内也必须要服从命令，带领300名龙骑兵越过莱茵河去抓捕那位王公。军事法庭也必须在认定他有罪的情况下判他死刑。不论昂冈公爵是有罪还是无罪，科兰古和奥登内都要服从命令。如果有罪，那么军事法庭就必须要判他死罪，如果无罪，那么军事法庭就必须要将他无罪释放。因为没有命令可以影响法官的正义感。如果科兰古被任命为一个审判昂冈公爵的法官，他肯定是会谢绝的。但是当他接受的是一个外交任务时，他就必须要服从命令。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不需要再说第二次了。的确，波旁家的党羽们至今都还在因为科兰古在此事中微不足道的参与而污蔑他，说什么他就是因为干了这件事情才深受皇帝喜爱的。应该为昂冈公爵的死负责的是阿图瓦伯爵。是他在伦敦指挥并要求皮什格鲁和乔治谋杀拿破仑，也是他命令贝里公爵和昂冈公爵要在拿破仑死后分别由贝维尔和斯特拉斯堡进入法国。”

我前面已经讲过塔列朗在昂冈公爵的悲惨命运中扮演的角色了。他在共和历12年风月17日，也就是1804年3月8日写给第一执政的一封信可以佐证我的说法。我必须要在这里提一下，这位前部长在1814年将所有关于昂冈公爵或是西班牙那一系列事件的私人信件全部从帝国档案库中移除并烧毁了。但我下面要讲到的这封信逃脱了这一命运。当这封信和其他所有从帝国档案库中取出的文件一起放在写字台的柜子里时，这封信滑到柜子的后面去了，并就此被遗忘了。很久之后才被重新发现。我将这封信读过一遍又一遍。这封信完全是由德·塔列朗先生手写的，写在一张双面大页纸上，并且有他的签名。这封信肯定有朝一日会被出版的。莫莱先生和梯也尔先生都读过这封信。持有这封信的人不允许带走任何复制件。我当时一看到这封信就认出它来了，因为我之前在它被寄给第一执政的时候见过。这封信的内容就是其作者（塔列朗）对自己和将军（也就是当时第一执政的头衔）一次谈话内容的思考。在这次谈话中，他们聊到了法国人民是多么热爱他的统治，他们将全部的希望都放在了他的身上，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动摇他们的这份信任，那肯定是下面几件事中的一件：拿破仑决定扮演蒙克[11]的角色；刚被发现计划密谋的成员是果月党人，而且是波旁家族的一员在领导他们；或者是国家安全要求我们抓捕所有的密谋者之类的。在最后一段中，德·塔列朗先生补充说第一执政的侍从官科兰古是一个审慎而忠诚的人。无论你交给他什么任务，他都会很好地完成，并且完全符合第一执政的意思。

这份包含指责语气的信函似乎是为了清楚反驳塔列朗亲王的主张才被保存到今天的。在帝国倒台后，塔列朗亲王不停重复，说自己是坚决反对给昂冈公爵定罪的。但事实是，他尽自己所能给昂冈公爵定罪。

这一糟糕事件给拿破仑的命运造成了致命影响。这件事情在他敌人们的手上成了一件他们用来对抗他的如此成功的武器，纵使他们其实从没有在任何场合表示过对波旁家的任何关心。这一武器是如此有效，以至于所有参与过这件事情的人之后都拼尽全力地要把所有责任甩开。这其中就包括了维琴察公爵[12]。人们对于他参与这一灾难性事件的斥责让他的人生充满了憎恨。他又怎么会知道昂冈公爵被逮捕后会这么迅速就被处决呢？他不知道跟我讲过多少次，因为这件事情他在自己家庭中经受的那些不快。还有就是他在到达圣彼得堡之后，因为同样的原因要克服的重重困难！他接管法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说服亚历山大沙皇、后者的大臣，以及俄国的贵族，他和这一悲剧毫无关联。下面两封信讲到的就是这件事情。这两封信都是在拿破仑皇帝不知道的情况下写的，后来在1814年的《讨论日报》上发表了。

法国大使德·科兰古先生致全俄罗斯皇帝陛下的一封信的副本

1808年4月2日，圣彼得堡

陛下：

您从莱茵河收到的信息已经证明我无罪了。我在过去三年中都忍受着恶毒的诽谤。那些都是陛下您此前不可能知道的细节。我要感谢陛下您对我的信任，允许我将这些信息呈现到您面前。它们会让您相信，我与逮捕昂冈公爵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第一执政在将给我的命令发到斯特拉斯堡时，还发了一封命令给奥登内将军，大众将我们的任务搞混了。奥登内将军接到的命令是前往埃滕海姆并在那里劫持昂冈公爵。我呈现在陛下您眼前的命令和其他文件可以向您证明我们两人的任务是多么不同。因此，我和这一不幸的事件之间毫无关系，也不可能有什么关系。

我属于陛下您

签名：科兰古

亚历山大皇帝陛下对法国大使科兰古将军的答复

通过我在德意志的大使们，我知道将军您和您提到的那个可怕事件之间没有关系。您发给我的文件只会增强我的这一信念。我很乐意告诉您，并且向您保证，我发自内心地尊重您。

亚历山大

1808年4月4日，圣彼得堡

报纸在这两封信件的前面还配上了一篇文章，是由别人发到报社去的。文章说，抓捕昂冈公爵的人是奥登内将军，将前者转移到斯特拉斯堡城堡中的也是他。文章还提到，这位将军比德·科兰古先生提早一天出发，并且他在出发前就收到自己的命令了。而交给他的这一任务也不是那种会交给多个人共同完成的任务。同时文章还表示，就算假设奥登内被安排在了某个人的手下，那个人也不会是一个年龄和服役年限都比他低的人。文章还说，奥登内将军对于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如此的悲痛，以至于他在贡比涅因伤心过度去世了。而科兰古也几乎不可能预见到这次行动的结果。将这位王公从斯特拉斯堡押解到文森的命令是通过急报站[13]发出的。而当德·科兰古先生回到巴黎的时候，人们已经为昂冈公爵的死亡痛哭了好几天了。文章还表示，就像迪洛克一样，在执政府转为帝国的时候，科兰古已经完成了他的职务所要求的职责。最后文章表示科兰古的任务有两个，如下面的这两封来自陆军部长的信的副本所示：

共和历12年风月21日（1804年3月12日），巴黎

陆军部长致科兰古公民

第一执政要求他的侍从官，科兰古公民，沿着驿站前往斯特拉斯堡。他将在那里督促海军正在那里修建的小船的建造和下水。他将听取当地省长以及梅埃公民的建议，找出最佳的抓捕散布在奥芬堡和弗莱堡的英国政府密探的方法，尤其要注意莱赫男爵夫人，除非她已经被逮捕了。

罗塞上尉正在英国外交官身边执行任务，并已经取得了他们的信任。罗塞会告诉他所有关于那个危害国家安全以及第一执政性命的密谋的所有信息。

科兰古公民将告诉莱茵河右岸那些城市的地方官员，他们庇护那些想要损害法国和平安宁的人就是把自己暴露在巨大的危险之中。如有必要，他将和第五陆军师的指挥官将军一起安排一支足以执行这些命令的队伍。

他将会为第一执政做一份关于罗塞上尉任务的特殊报告。

（这段摘抄中省略了两个关于罗塞上尉的段落。）

陆军部长

亚历克斯·贝尔蒂埃

这篇文章的作者还补充说，所有当时第一执政身边的人、埃滕海姆的居民，还有这位将军给安排了任务细节的人都知道那些针对科兰古的指控都是错误的。他和昂冈公爵的逮捕之间唯一的联系只有他和所有法国人共享的那份悲伤，以及他因此背负的残忍的悲哀，在过去的10年中，他都必须要以毫无瑕疵的人生来对抗这一指控。只有一次，他被迫要对一位伟大的君主解释这件事情，更多是为了报答君主对他的信任，而不是要驱散前者脑中本就不存在的疑虑。上文提到的两封信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并不打算就这篇文章做任何评论。我们只需要补充一点就足够了：科兰古先生的敏感性使他在亚历山大的宫廷中处于一个很不利的位置。虽然原则上说，时刻保持敏感不应受到苛责，但这也使得他在俄国无法以必要的能力和独立性来为拿破仑服务。他的目标是要赢回圣彼得堡对他不利的舆论，并且要去除这一不利舆论可能在他成功完成任务的道路上造成的所有困难。但同时，他也对沙皇有了一种不言自明的义务，这一点在未来造成了不好的结果。他让后者获得了优势，而这位沙皇深知怎么从中获利。沙皇富有魅力而又迷人的风度在我们这位大使的头脑中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力，让后者完全放下了警惕。同时还让他无法正确认识到法国外交部的政策，也无法协助该政策在俄国的实施。这是他这个驻俄大使软弱而又偏心的行径给拿破仑留下的印象，纵使拿破仑完全肯定他的忠诚和纯洁的意图。也正是因为这一印象，皇帝此后满足了科兰古返回法国的愿望。维琴察公爵在1811年5月被召回法国，接替他位置的是洛里斯东将军。

真相就是，科兰古将军当时并不知道等待着昂冈公爵的是怎样的命运。后者被处决的时候，这位侍从官要么还在斯特拉斯堡，要么正在忙于驱散聚集在奥芬堡的流亡者。逮捕这位王公不是他的任务，但是要说他对此什么都不知道也是不可能的。毕竟当第一执政将这一系列有关抓捕的命令口述给贝尔蒂埃将军和我的时候，他是在场的。同时他还和第一执政一起在地图上确定了莱茵河左岸的里诺和右岸的埃滕海姆的位置。他还接到了要和奥登内协同的命令，同时要将一封来自塔列朗的信带到斯特拉斯堡去，并要在获知奥登内将军任务结果的那一刻将这封信交到巴登选侯的大臣手中。最后，不要忘记他还获得了12000法郎的款项用来支付这一路上的各种开支。

在圣赫勒拿岛上时，皇帝出于他一贯的公平和仁慈，在自己写下的评价中给了维琴察公爵最好的证词。这些证词我都在自己的初版《回忆录》里原样引用了。

我之所以要讲述上面这些事情，只是为了还原事实，并且驱散围绕在维琴察公爵身上与参与此事有关的争议，还原真相。我一直很尊敬也很敬佩这位大使的人格，但和我的个人情感无关，这是公正的评价。

对昂冈公爵的逮捕和审判在欧陆上激起了巨大轰动。针对此事，俄国和瑞典的宫廷都爆发出了对我们的敌意：前者屈服于英国的压力，后者的君主更是被对第一执政的仇恨冲昏了头脑，断绝了和法国政府的一切关系。俄国宫廷开始为昂冈公爵服丧，尽管后者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圣彼得堡和斯德哥尔摩的内阁向雷根斯堡议会[14]发去了抗议信。俄国驻巴黎的大使接到命令要正式就法国侵犯巴登领土一事发出抗议。塔列朗部长对俄国的这一自负行为给予了傲慢的回复，俄国这是在干涉法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俄国和瑞典发到雷根斯堡议会的照会没有获得任何回复。巴登选侯拒绝了这两个强权的干涉请求。奥地利、普鲁士以及其他欧陆强权也没有参与这场俄国和瑞典尝试挑起的论战。在言辞激烈地回复了俄国发来的公文后，第一执政又陷入了缄默。在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中，他都让自己保持了缄默。

不管事实是什么，这一不幸的事件都为拿破仑的敌人们提供了攻击他的借口。他们从来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呵斥他的机会。他们似乎认为，之前所有那些针对他性命的密谋：杀人机器密谋、乔治的密谋，还有其他独立的谋杀尝试都是完全合法正当的行为，因此他也完全无权自卫。同时，同样的这些敌人却原谅了亚历山大皇帝在造成了他父亲的罢黜和死亡的阴谋中扮演的角色。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夏多布里昂先生开始了对拿破仑的第一轮攻击。在《教务专约》公布后，这位作家被任命为法国驻罗马使团的秘书。他自封为“基督教界的天才”，但是他在基督教世界的首都却得到了冷遇，这伤害了他作为作家的自尊。而且，大使（费沙红衣主教）和夏多布里昂先生这位秘书的关系也很不融洽。后者完全不能接受自己要寄人篱下，声称自己拥有指导使馆内事务的权利。他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取代大使的机会。红衣主教自然不会容忍这样侵犯他权威的行为。第一执政觉得自己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为了结束这一争吵，他听从了他的妹妹巴乔基夫人的强烈恳求，将夏多布里昂召回并任命为驻瓦莱共和国[15]代办。在这位受命者看来，这个职位显然有些寒酸。他的野心是要当全权大使，并且他认为自己值得被破格提拔。但是小小的瓦莱共和国在外交中扮演的角色不足以让我们委派一名全权大使到那里去。代办这个职位是没有自己的秘书的，同时工资也只有12000法郎。这份去瓦莱的委任书唯一让他满意的地方，就是不再有一个上级管着他了。来自他友人的开导让他觉得自己不久就可以被提拔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去。因此，他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赴任。而当文森城堡的灾难发生时，他早就已经接到对他的指示了。但是他认为，这件事情给他提供了一个拒绝这个配不上自己的职位的理由。不过，和疯传的舆论不同，他寄给外交部长塔列朗的辞职信既不是简短到无礼，也没有充斥着怒火。夏多布里昂先生只是简单地在信中指出，他的妻子身体不好，而医生对他说，如果他们搬到瓦莱那样气候恶劣的地方去的话，可能会对她有致命的影响。他接着说，因此，他被迫要辞掉政府托付给他的这个职务，他恳求部长说服第一执政接受他的辞呈。在结尾处还表达了他的敬意。就算这些并不是信件里的原话，但是它们肯定大致表达了信件的主旨和内容。你还可以在外交部的档案库里找到这封信。如果说这封信的动机，即作者在信中指出的原因，也就是威胁夏多布里昂夫人的致命疾病，不是真的，那这封信不就是在撒谎吗？而如果，是正直的怒火促使这位生病女士的丈夫写下了这封信，那么在我们看来，他应该遵循正人君子的行事之风直接说出来。我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看待《基督教的特性》的作者在这件事情中的表现，我自己觉得，他在这件事中既没有分寸，也没有展示出真正的勇气。我觉得这样说是不过分的。

拿破仑不觉得这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而夏多布里昂先生做出此事的动机也很容易被拿破仑误解。他对此反应冷淡，并且也不再关心夏多布里昂先生了。而之后，出于广纳英才的考虑，他希望再赋予夏多布里昂先生一个与其才能相称的职位。但是，后者当时坚持着一种虚弱的抵触情绪，最终让拿破仑决定忽略他。这位出色的作家是被自己的傲慢和极端的想法给带进这一抵触情绪中的，至少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这些情绪都是真实的。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出于某种怪癖或是过度自负，夏多布里昂子爵认为自己远胜拿破仑。他总是将自己和拿破仑放在一起比较，并把他们各自的性格设定成好人和坏人的原则，就像是光明神（夏多布里昂）和黑暗神（拿破仑）一样注定要永久地斗争下去。

希望大家容忍我在这里打断线性叙事，来把夏多布里昂的故事讲完。这位作者结束圣地旅行归来后，成为《法兰西信使》的写手之一，他当时也很需要这份收入。那份促使他反抗拿破仑巨大优势的自负之刺，现在开始促使他在给《法兰西信使》的供稿中展示他对国家元首的敌意。虽然他也承认自己能力不行，但他还是在继续写这些稿子。最终，这些稿子导致这份杂志被禁了。这之后，夏多布里昂先生又找到了另一个反抗皇帝的机会。他出于冒犯皇帝的心理，悼念了自己的一位表兄弟。他的这位表兄弟是在为一位波旁王公执行秘密任务时被捕并被处死的。而在1811年，夏多布里昂先生出版了他从巴黎前往耶路撒冷的游记。在这本游记中，他对皇帝大加赞赏，重新赢得了皇帝对他的喜爱。皇帝一直是尊敬后者的才华的。在此前的一年，拿破仑已经向他展示了自己容忍的证明：本来《基督教的特性》不在十年赏[16]的获奖报告中，但是拿破仑又把它放了上去。他更是将这位作者推荐到了法兰西学会。但是，因为后者倔强地拒绝对当选发言做任何的修改，他最终没有当选。在这篇发言稿中，夏多布里昂先生乐于回溯他对大革命充满憎恶的回忆。并且，在这个专注文学讨论的平台上，他却打算讲一讲国民公会的代表们和弑君者们[17]。法兰西学会的委员会在审查了这份发言稿后，决定不予通过。

夏多布里昂先生的自负、不安生以及跳跃的想象力都让他无法忍受他当时堕入的那种被遗忘的状态。但是，他的傲气将他限制在了那种状态中。不过，他还是决定派他的一个朋友去探探警务部长的口风。当时皇帝刚刚命令警务部长设立一个类似文学委员会的组织，其中包括了诸如埃斯梅纳尔、埃蒂安、热、蒂索以及《十字军远征历史》的作者米肖在内的许多人。警务部长为他安排了一次和罗维戈公爵[18]的会面。这次会面让双方都很满意。如果夏多布里昂先生是一个沉着稳重的人的话，那么这次重建的和平应该是可以很持久的。他当时在找到部长先生的时候就明确表示了，他希望这次和解不仅仅是一次暂时的休战。1848年8月1日的《宪法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是由一个聪慧的女人写的。她在这次的和解中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这篇文章也揭露了许多此前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的细节。当时，夏多布里昂先生希望皇帝可以帮他一个小忙，这样可以让这一和解在舆论看来更为正当。他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建立公共图书馆部的建议书，同时提出，他可以被任命为该部门的领导者。拿破仑并没有拒绝这一提议。但是，当时正值与俄国开战的前夕。这份报告中提到的事情在人力物力上都会造成很多困难，同时马上做这件事看起来也不太恰当，因此当时大家都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而与俄国开战后的一系列事情更是让人们彻底忘记了这一提案和它的作者。而之后，夏多布里昂先生看见自己最大的敌人被命运女神抛弃了，满脑子就只剩下一个想法：摧毁他。他那出于反对、反抗和敌意的本能反应充斥在他针对那个伟大又不幸的男人的愤怒攻击中。他对自己才华的信心、对夏多布里昂血脉优越性的坚持以及对旧王朝复辟必将为他带来的种种好处的笃信都让他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丧失了一切的克制。

拿破仑从第一执政到帝国皇帝

此前一系列妄图通过杀死第一执政从而在法国国内引发一场革命的尝试让人们开始思考，即便是终身任职国家领袖大概也有不够的地方。此后数月中，人们都发现了创建一个世袭头衔的重要性。而终身执政明显只是这一头衔的一个预备步骤而已。第一执政的内务府人员以及家庭成员们都非常关心这一重要的事情。在各位女士和先生聚集的会客厅中，这个问题逐渐从边缘问题变成了所有人都在讨论的事情。而大家普遍都认为应该创建一个世袭头衔。约瑟芬也是这么希望的，虽然她也时常对亲信表示，她的丈夫被提升到一个世袭的尊贵位置上，让她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许多担忧。两个月前，元老院已经在一份提交给第一执政的演说中做了一些暗示。国家的其他机关也纷纷追随了这个例子，做出了暗示。境外那些流亡者和王公的阴谋诡计驱散了国内大部分人对于创立世袭头衔一事的疑虑。

护民院主动提出了这一问题，同时也咨询了元老院的意见。五分之四的国务参事投票赞成设立世袭制。他们讨论这一提议的时候，第一执政不在现场。听闻现场辩论非常激烈，他希望可以收到每位国务参事提交的署名意见书。他也没有因为一些国务参事反对这一提议就讨厌他们。事实上，他很尊重那些没有盲目服从于他的意见的人。他们自由地，也是出于善意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没什么好忏悔的。对于那些面对他放弃了自己主张的人，他反而没有那么信任了。尽管法律并不要求元老院进行投票，但是第一执政看重这一机构的意见。这个机构不仅充满了智慧，而且，虽然被掌握在他手中，但还是以其独立性而闻名。

护民院表达了这一愿望后，当时在巴黎的立法院议员也联署了这一提议。当时正值立法院休会期。之后，这一提议被提交给了元老院。5月18日，元老院颁布敕令，正式赋予拿破仑·波拿巴世袭皇帝的尊位。全民公投的结果也进一步确认了国家各个主要机关做出的决定。在所有3524254名登记选民中，有3521475人投票支持拿破仑登上帝位。反对者只有2579人。

在议程结束后（元老院在议程中宣布第一执政成为皇帝），元老院全体成员前往了圣克劳，并将他们刚刚通过的元老院敕令交到了拿破仑手上。然后元老院去向约瑟芬表达了祝贺。当天整个宫中的人都是一副震惊的样子，和处在整个事件中心的那个男人平和的神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圣克劳宫殿的台阶上以及周边地区人山人海。在典礼结束后，我刚好在其中一个会客室里，和几位军官以及侍从官聊起了这个话题。这也是当天人们口中谈论的唯一一个话题。此时，一个身着制服的男仆找到了我。他衣服的所有衣缝处都装饰着金色的流苏，腿上穿着白色的丝绸袜。他大声地对我说了下面这句话：“先生，皇帝想要见您！”这句话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打了个激灵。人们面面相觑，一开始是带着惊讶，不久后就绽放出微笑：就好像是在告诉对方他们不是在做梦，他们都清醒着呢。

有些人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在第一执政和他的同僚们以及他们的亲信之间发生的那些所谓的“机密谈话”，以及第一执政是怎样派这些人去和国家主要机关中有影响力的人沟通的，是怎么讨论出那些真真假假的促成或让这一巨大变革正当化的理由，是如何分配官职的云云。在拿破仑为什么可以成为皇帝这件事情上，人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做出了许多错误的推测。人们还没有忘记恺撒、奥古斯都和克伦威尔的例子。根据他们的理论，拿破仑不过是复制了这些著名古代和近代的野心家的例子而已，毫无独创性。人们总是喜欢将简单的事情想得特别复杂，并在其中加入很多狡诈诡计。他们曾试图散布一个这样的消息：拿破仑狡诈地策划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不光符合他的心意，还可以改变舆论的风向。人们还说，他是通过各种暗箱操作促成了从执政府到帝国的这一转变；说他将自己包裹在了掩饰和缄默中；说人们最开始向他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的那份惊讶是装出来的；说当元老院把敕令交给他的时候，虽然他表面上显得冷漠，但是心里早就乐开了花；或者说他一直拒绝就此事发表看法；说他虽然最后还假惺惺地说他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想要，但其实他先是强迫军队支持他称帝，而后又用军队来威胁元老院。因为丹麦君主弗雷德里克三世[19]拥有的特质，当1660年丹麦各个阶层决定赋予他绝对权力的时候，没有历史学家会觉得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促成了这一决定。拿破仑同样不需要耍什么花招或者去欺骗谁。他在意大利和埃及获得的一系列胜利以及管理措施都使他获得了巨大的荣耀和影响力。“成功”是一个拥有魔力的词，它可以对人们造成巨大影响。他的成功帮他赢得了几乎全体法国人的一致支持。同时，“成功”也让他开始坚信自己拥有将法国推举成欧陆一流强国的力量。而近来的一系列针对他权力的努力都证实了他的观点：只有一个稳定的政府才能抵御反革命势力。他也研究过国民的倾向。当他被任命为终身执政的时候，这一公投受到了大众的普遍肯定。他接下来想要做的就是钦点一名继承人，这也是第二步的计划。如果这个继承人是一个拿破仑培养的人，那么这个继承人就很难拥有足够的力量和崇敬来一帆风顺地继续拿破仑的道路。而如果这个继承人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比如像莫罗那样的人，这位继承者继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大概就是摧毁前任的成果。而当国家元首终身任职和选择继承人这两个问题逐渐发酵时，自然会唤醒建立世袭头衔这一个想法。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的各个主要机构自然会自发地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不需要有谁来强迫它们这么做。恐怖统治可怕的毫无限制以及督政府的软弱无能都给法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人们都还牢记着拿破仑此前遭受的那些危险，人们逐渐开始担忧他未来还会面临什么威胁，同时也对他离去后法国会何去何从而感到焦虑。人们害怕会看到暴力的反动势力回归。人民已经厌倦了变化，并且坚决不愿意再经历大风大浪。因此，最终大家都希望可以受到一个持久政府的保护。

拿破仑曾经在雾月政变后的第二天对世袭头衔发表过的看法，在这时候被人用来攻击他现在的所作所为。但是，自那以来，无论是事态的发展，还是民众与日俱增的对世袭君主制的渴望无疑都改变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想法和论调。拿破仑当时反对建立世袭制度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让欧洲意识到，一个共和国是可以存在的，接下来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同时，他当时还表示，共和政权在法国要想稳定下来，就必须要有各个国家权力机关步调一致地支持。而此后的经验都证明了法国缺乏这样的协调一致。拿破仑在议会中遭遇的对他改革法案的阻挠都让他有理由担心，这样的反抗，假以时日会变得更加系统化。护民院对他的反对并没有受到民众的支持，人民都是同情他们的领袖的，并且为他的治理措施鼓掌。国民们希望可以保留这个政府，因此他们将最高的权力交到了政府的第一执政手中。这样一来，第一执政官可以不用再受危险的不确定性，同时国家的政府系统也可以免受刺客的威胁。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感，军队、政府主要公职人员以及元老院都向拿破仑发表了讲话，希望他可以完成自己的工作。舆论这一近乎一致的情感承认了拿破仑的秘密抱负。但是事情发展得远比他预计的要快。对于自己竟然如此轻易地就完成了这一转变，他还是有理由感到很惊讶的。因此他并不需要欺骗或强迫舆论。舆论早就在往他期盼的那个方向流动了。此后他一直专注于管理舆论趋势，小心前进，并且在其中调和新秩序以及从大革命那里继承而来的优势。人民忽视了的难题都没有逃脱拿破仑极富预见性的双眼。他只能自己来约束急不可耐的民众和军队，并杜绝所有的匆忙冒进。他此前已经宣布了，只有在法国人民同意的情况下，他才会接受帝位。他当然知道自己肯定可以得到民众的同意，但其实他也可以选择不这么做。最终投票展现出的近乎一致的回复是符合他的预期的。同时也肯定了他向法国人民发出的投票的呼喊。

不像恺撒那样，他不需要和内部具有威胁性的反对派做斗争。他在会议上遇到的反对只是少数共和党人出于善意提出的期望。他们都信服拿破仑有能力将法国建设得足够强大，并迫使欧洲与她和平共处。而拿破仑深知欧洲各个王室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仇视。就像我之前说到的，他的远见远超常人，这也使得他对于共和国的未来更加没有信心。如果他纯粹只是为自己考虑的话，假以时日，他完全可以和外国政府互相理解并达成一致。但是，他的目标远比这个要宏伟，他的抱负远比这个要远大。他是大革命利益的代言人，通过对旧君主们做出一些妥协，他期望可以确保大革命的理念对他们的永久征服。但是如果法国继续分离在这些旧王国之外的话，大革命的理念就有灭亡的危险。这是一个艰难的事业，虽然决定完成这一事业的那个人拥有足够的天才，但是这一事业还是要求他要极其的审慎、灵活以及坚定。尽管拿破仑也犯过许多错，但是这些错误更多的是时势使然，并不是他哪里做错了。他也是有能力可以改正这些错误的，只可惜上天给他的时间不够多。要是他拥有足够的时间的话，拿破仑是可以成功的。尽管他当时已经身穿紫袍，但是外国势力从来都是把他看作自由理想的拥护者以及各种特权的敌人。能表明这一点的证据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和他和解过，因为他们坚信他是不会为了他们而牺牲大革命的原则的。哪怕打垮他后，他们也无法获得一夜安眠。同时，他们对法国的怀疑和敌意明显在帝国垮台后也依旧没有消失。

今天的人们可能会问，是什么力量给了拿破仑那种抱负，敢于登上帝位，并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人们在这里不得不承认，上帝的安排多么有深意。当我们看到，那个高傲的复辟政权，那个想着自己已经牢牢地在帝国废墟被重建了的复辟政权，是如何在舆论支持的几个人的努力下就轰然倒塌、颜面扫地的。这是一个民族的复仇。这个旧血脉，那些国王，不承认它的权利。他们赶走了一个伟大的人，他们声称那个人非法，仅仅是因为那个人不是出身尊贵的王室。但是赋予他王冠的是国民，是国民的感激之情。总之，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并为宪法理念在欧洲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尊贵的血统屈服于国民的权利和利益，削弱了旧王室的威望。

帝国的创立本身是一场革命，而元老院则希望在其中为自己谋利益，并且试图引入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规章：主要是关于世袭的诸多特权以及巨大的权力。护民院和立法院则要求给自己涨工资。如果一个人出于庸俗的野心，那么他肯定会认为以这些让步来换取一顶皇冠完全值得。但是拿破仑没有被冲昏头脑，他的眼光看得更高。他不愿意让元老院议员成为世袭职位，因为这样等于是将国家的未来交到了这个机构手中。而他们在未来一旦与君主发生冲突，就会阻碍国家的前进。同时，如果国家面临危难时，这个机构很可能会宣布独立于君主，甚至在合适的时机和敌人勾结。尽管他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切，但是这些事情还是在10年之后一一发生了。

下面的段落节选自叙尔维利耶伯爵（约瑟夫·波拿巴）的一封信。这封信回复了人们对于拿破仑继承了法国君主制的批评。这个选段很好地总结了创立世袭制度的动机，远比我能做的总结要好：

意大利军队的将军发出的声明让下面这一点变得很清楚了：如果拿破仑掌权的话，他不会建立一个共和国。这是他在雾月政变后就已经想明白了的事情。拿破仑的君主制也是自这一天而始的。这一制度必须经过下面这段发展：由选举产生的暂时职位开始，然后变成终身的职位，最后成为世袭的职位。而促成世袭头衔最终宣布的，则是乔治和莫罗的密谋。（拿破仑）作为有任期限制的执政，一次奇袭就可以推翻他；而作为终身执政呢，一次暗杀也可以终结他；世袭制对他来说就是一面盾牌。此时，仅仅杀死他一个人已经不够了，还要推翻整个政权才行。这就是事实：自然规律就倾向于世袭制度，这一制度是必然的。

法国的君主制下，有封建权力、有一个封闭的特权贵族阶级、卖官鬻爵盛行。多少职位都是父死子继。还有那些高等法院、修道院以及掌握领地的教士阶层。国库中的公共财富和君主的私产也分得不清不楚。难道说拿破仑重新建立这些东西了吗？他确立了个人自由以及财产自由。他向所有人开放公共职位。他树立了政治平等、民事平等以及权利和税收上的一律平等。他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建立了陪审团制度，建立了民事登记制度、建立了神职人员的工资制度。他还创建了不以特权区分的授勋制度。他还将大众的钱袋子和君主自己的小金库分割开来，并且下令要将公共支出记录出版。荣誉军团勋章是在帝国成立之前创建的，但是这一勋章并没有只颁给某一个阶级。所有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都可以获得这一勋章，这一勋章也是对所有有才能的人的奖赏。那时的确是有一名君主，但是拿破仑是一个皇帝，不是一个国王。他专门选择这个称号，不是出于无意、异想天开或是幼稚地爱慕虚荣。帝国君主立宪制的确是一种君主制，因为君主是存在的。但是它和法国的国王君主制还是大有不同的。

对昂冈公爵的审判是一出大戏的第一幕，这出戏的终章则是给乔治及其同伙定罪。这出阴谋是由法国王公领导的流亡者组织的，他们的密探是两位著名将军（皮什格鲁和莫罗）。而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密谋由英国资助。后者将她的国家资源提供给密谋者，还容忍她的官员及使节为密谋者服务。

我不会大书特书拿破仑多么希望可以对这些犯人中的一些人网开一面，纵使他们对于和其他杀人犯联合起来密谋摧毁他和国家这件事情一点都不感到羞愧。我也不会用过多的笔墨来描述他的家庭成员为了这些犯人，是多么努力地从中斡旋。处决乔治这件事情没有引起过多惋惜情绪。不管其目的为何，谋杀都是一件可恨的行为。但还是有那么几个希望他可以获得特赦的人。有一天，我见到一位女士在两位高大姑娘的陪伴下来到了马尔梅松，她们就是来给乔治求情的。没有人接见她们。这位女士不是保王党中地位最显赫的探子，事实上保王党人普遍都看不起她。她来自布列塔尼的一个家族，并且是一位国民公会议员的姐妹。她丈夫的一个侄子是元老院的助理办案员。她曾经对他说，如果他接受荣誉军团勋章的话，那么她就再也不会在自己家里接待他。

法国政府正大光明地处理了对被告人的起诉以及对他们罪名的调查。我们没有遗漏任何一种情况，或是这一密谋各个阶段的任何一个细节。考虑到皮什格鲁和莫罗此前的职务，我们也保证了他们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可乘之机。所有关于这一密谋的细节都被发表在《箴言报》以及其他成百上千的刊物上。关于这件事情，那些喜欢写秘史、野史的人没什么东西好写的。至于流言说什么皮什格鲁和那个叫怀特的英军上尉都在狱中被勒死，都是荒谬至极的诽谤中伤。我们已经对这个恶毒可恨的诋毁做出了回应，我觉得在这里也没必要再补充什么了。

莫罗在被定罪后，请求前往美国隐居。他的这一请求获得了批准。拿破仑一笔勾销了对这位将军的两年有期徒刑的判罚，并且对他前往美国一事也没有表示反对。有传闻说，法官们受到了私下的压力，必须要判莫罗将军死刑，这样一来拿破仑就可以对他的敌人展示慈悲，以此来打垮他。拿破仑太聪明了，他不会对自己的敌人做这样的事情。不过关于这件事，什么样的风言风语没有呢？有几位历史学家曾经转载过这些像是小说情节一样的故事，然后得出结论说这些故事很可能都是真的。但是如果一件事情只需要看起来可能就被认定为事实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说审判莫罗的法官们是迫于他的名望，或者是被他的支持者们施压呢？要知道，他的罪行是得到了确认的，他在密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拿破仑肯定对于最终的判决结果非常不满。他觉得法庭上的成员出于对莫罗个人的厌恶而扭曲了司法。不过我觉得他的这个想法应该是错的。不过无论如何，他这份不满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他后来产生了一个与其品行相称的想法。他派人去向莫罗提议，后者应该要求私下里面见自己。如果不是他派去传话的那个人水平太差，在那种情况下，莫罗很可能会欣然接受这一主动示好的。而这样一次谈话可能会让这位新奥古斯都在舆论中留下最好的印象。

拿破仑以警务部的资金购买了大树堡庄园以及安茹路上的房产，这些不久前都是莫罗将军的产业。他将大树堡赠给了贝尔蒂埃元帅，那栋巴黎房产则给了贝尔纳多特元帅。后者对于这一赏赐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知感恩。

正当乔治在塞纳省的巡回法庭受审时，拿破仑想起了布列纳。“你知道，”他向我问道，“布列纳不在巴黎吗？你要查一下他在不在巴黎，然后写信让他去旁听庭审。每天晚上，他都要把听见的事情以报告的形式写下来发给你。他很适合做这样的事情。”此后，布列纳就经常将报告发给我，然后我再把它们转交给拿破仑。正是因为做了这件事情，大概一年之后，布列纳被任命为驻汉堡全权代表。拿破仑重新起用他证明了两点：一是拿破仑一直记得他之前为自己提供过的服务，再有就是拿破仑宽宏大量地原谅了他。虽然他这位同窗在汉堡的行事不是无可指摘，但拿破仑还是容忍了他。有一次我们在德意志地区的军事行动需要了解军队的前方和后方到底在发生什么。因此拿破仑希望驻汉堡和慕尼黑的大使可以每周给他发回报告。布列纳先生总会在报告附带的信里索要荣誉军团十字勋章。我收到的命令则是不要回复这些信件。而随着这样的信件越来越多，我从皇帝那里获得了这样的答复：“因为他崇拜金牛犊[20]，我会给他钱，但是荣誉军团勋章，我是只颁给……”

经历过这些风暴后，帝国诞生了。所有那些腐败、密谋和谋杀到头来都只不过是把有些人想用这些卑鄙手段摧毁的那个男人推上了更高的位置。就像赫拉克勒斯一样，他在摇篮中掐死了毒蛇：这预兆着他那流传千古的威名。

新的帝国宫廷

新宫廷的架构借鉴了旧法兰西王室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室采取的结构，但是我们剔除了其中奴化或中世纪的糟粕。职位被分为帝国要职以及宫廷要职。拿破仑希望和同僚们[21]分享自己的晋升：一位被任命为总理大臣，一位被任命为财务大臣。皇帝的两个兄弟，约瑟夫和路易，前者被任命为大选侯，后者则被任命为皇室总管。拿破仑为他在军队中的同志创建了20个元帅的职位，作为对过去服务的报答，其中4个被授予克勒曼、勒费弗尔、佩里尼翁以及塞律里埃这四位退休的将军。另外14个则被授予现役将军。他们都在此前的战役中证明了自己，并且会在将来再次被征召。这些将军是：贝尔蒂埃、缪拉、蒙塞、儒尔当、马塞纳、奥热罗、贝尔纳多特、苏尔特、布律纳、拉纳、莫蒂埃、内伊、达武以及贝西埃尔。还有2个职位则留待以后。

皇帝有自己的宫廷大臣、骑士等。在皇后这边，则有她的宫廷女官。宫内诸位总管也获得了留任。宫廷大臣和宫廷女官中的一部分来自古老的贵族家庭，他们希望在帝国宫廷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也有一些贵族家庭要么保持着对旧王室的忠诚，要么是觉得作为反对派很光荣。

宫中开始采用全新的礼节，这一礼节也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此前可以接触到拿破仑的人有些不能再随便见他了。到那时为止，军官们都有可以接近国家元首和可以面见国家元首的特权。但那之后，这一特权就只有宫廷大臣和其他新来的人有了。这些人此前都是要仰赖军官们帮助的。而引入这一套新宫廷礼仪激发了许多军官的不满。他们很不情愿地屈服了，嘴里还在抱怨。

这些新习惯一点点地在宫中推广开来。虽然军队对拿破仑的爱戴一如既往，但士兵心中都因为他们丧失的权力而感到很遗憾，而对于篡夺他们这项权力的那些人，他们是一直看不上眼的。之所以要将此前和旧宫廷有关系的家族的成员引入帝国宫廷，是为了要将这些家庭置于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并让他们对新秩序燃起兴趣，让他们不再参与不满者的密谋，让他们远离有害的影响，并且在宫廷内实现社会各阶层的融合。同时，这些深谙上流社会行事风格的仆从也更合适跟外国人打交道。

不论拿破仑对于他刚刚经历的可怕危机有多么困惑，也不管他登上帝位这期间发生的事情以及他组织帝国宫廷和政府这些事情多么复杂，拿破仑的注意力还是一直在他被迫进入的那场和英国的大战上。就在上述的事情发生的同一时间，他还在推动着行政措施、外交谈判以及军事准备。他下令在海岸边建立多个营地，其中有一个设在贡比涅。因为这个营地距离巴黎很近，也可以轻易到达，第一执政（之后成了皇帝）去贡比涅的城堡里待了几天，并视察当地的营地建设。那个营地里主要都是龙骑兵部队。他们的指挥官是巴拉盖·迪里埃将军。他当时担任这一等级军队的监察长。在他的指挥下，龙骑兵们在皇帝的眼前进行了多种练习，既有马下的，也有骑着马进行的。以此展示自己作为骑兵和步兵的能力。但是这些操演的结果不怎么让人满意，这个计划也被放弃了。

在那些来到贡比涅向新君主表达敬意的省级长官中，有一个叫奥克塔夫·德·塞居尔的人。他是苏瓦松的副省长，也是塞居尔伯爵的长子。塞居尔伯爵当时已经被拿破仑任命为国务参事，之后被任命为大司仪。这位年轻人当时被寄予厚望，拿破仑对他的家族也是格外关心。但是，在营地解散后，这位年轻人回到苏瓦松就失踪了。在接下去的许多年里，都没人知道他的下落。家庭的悲伤，被一些不好的联想所毒化，并因此让他的家人和社会舆论开始厌恶他。直到1809年战争结束之后，人们才又听闻了奥克塔夫·德·塞居尔的消息。原来他当时是顶着假名到瓦兰上校指挥的第6骠骑兵团中去服役了。他小心地保守了关于自己身份的秘密，一守就是6年。战争期间，他被俘虏，并且身体也残废了。然后他被送去了匈牙利，居住在巴希·杜·凯拉伯爵的庄园中。后者是一名流亡者，也是杜·凯拉伯爵夫人[22]的岳父。出于对自己战俘生活的担忧，以及生活的困窘，他不得不写信给自己的兄弟，并将自己的行踪告诉家人。他是以换俘的方式回到法国的。拿破仑一直对于德·塞居尔伯爵的遭遇深表同情，当时他儿子失踪的时候，拿破仑就给他写过一封感人的信。自那之后，拿破仑也一直没有忘记这一失踪谜团。最终，他某一天听说奥克塔夫·塞居尔在伪装下登上了泰瑟尔[23]舰队中的一艘船。当时他正在布罗涅附近的蓬德布里克，在一幢乡下的房子里，他的大本营设在那里。拿破仑马上通知了奥克塔夫的兄弟菲利普，后者当时正在宫中，在宫廷大元帅的手下当副队长。拿破仑告诉了他自己获知了这一消息，同时给他指派了一个任务，好方便他去找自己的兄弟。菲利普·德·塞居尔在任务中什么线索都没有找到。要么是奥克塔夫聪明到可以躲过搜查，要么就是拿破仑得到了错误的消息。

奥克塔夫回到法国后，他已经丧失了宝贵的年华，在仕途上的晋升变得很困难了。皇帝亲自问他是否希望继续他的军旅生涯，后者回复说他只想当一名士兵。拿破仑对于奥克塔夫展现出来的骑士精神很是感动，但是觉得他这样去做只有年轻人才应该做的事情太浪费了。因此他将后者任命为军官，理由是他曾经是综合理工学院的一名学者。奥克塔夫的第二次战场经历很是不幸。在1812年战役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维尔纽斯[24]附近被俘虏了。他直到帝国垮台后才回到法国。此后他加入了国王的卫队。他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一直无法驱散萦绕着他的低落情绪，最终他因此自杀了。

这个不幸的男人，在死之前就早已开始规划自己的死亡了。他此前一直和自己的兄弟菲利普住在同一个房间里。而他的儿子雷蒙就睡在房间旁边的储藏室里，他可以听见自己的父亲经常在深夜醒来并在房间里踱步。嘴里说着一些模糊的感叹句，当时的雷蒙还不理解那些句子是什么意思。最终，有一天晚上，奥克塔夫来到了一个欠他钱的朋友的家中，当着那个朋友的面撕毁了他的欠条。然后他来到了圣米歇尔桥，仔细在自己的口袋里装满石块。当时河水的水位还不高，他就来到河床的中心处躺下，就这样安详又坚定地等待自己的死亡。第二天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就这样躺着，已经无力回天了。

既然我讲到了这位德·塞居尔家族的成员，那么我就再补充一些关于这个家族的细节吧。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曾在沙特奈住过两年。沙特奈是巴黎近郊的一个漂亮的小村庄，当时德·塞居尔伯爵也和妻子、孩子以及他年迈的父亲塞居尔元帅，一起住在那里。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是窘迫，距离贫困只有一步之遥。德·塞居尔伯爵和伯爵夫人的财产几乎都被昂贵的外交任务消耗光了。而他们在圣多明各的重要财产也因为那个殖民地的丧失而付诸东流，这也造成了他们现在悲惨的境地。德·塞居尔先生的信念当时支撑着他在困境中生活，他当时靠着自己的笔头过活。此前，他创作过许多严肃的书籍、轻松的戏剧以及歌曲。他还为元老院和五百人院的议员们撰写讲稿，其中最主要的客户是阿登省的博丹议员。他的长子奥克塔夫结婚时，我是在场的。结婚对象是奥克塔夫的表亲德·阿格索小姐。虽然结婚当时出现了吉兆，但是他们的结合并不幸福。阿格索家族拥有的弗雷斯纳城堡距离沙特奈并不远。我还记得当时在附近的农民中疯传一个流言：据说弗雷斯纳农场的一头牛每次被从兽群中驱赶出来的时候，都会强行进入一个墓地，并冲向一个埋在那里的激进革命党人的坟墓，然后用角翻起坟墓上的草皮。这在当地被视作上帝的报复行为。

拿破仑在掌权之后将所有有才之人都召集到了身边，无论他们的出身或是他们此前的表现和观点。德·塞居尔先生的才华自然逃不过他的双眼。雾月政变后，这位前法国驻圣彼得堡和柏林大使成为立法院的成员。一年后，他又被召进了元老院，并在其中做出了有益的服务。而到帝国建立时，他也被委派了宫中的重任，也就是大司仪。拿破仑庇护了他的整个家庭，并且让他们沐浴在自己无穷无尽的仁慈中。德·塞居尔伯爵的父亲，前陆军部长和法兰西元帅，在革命后失去了自己的退休金。拿破仑恢复了他的退休金。而当这位老军官到杜伊勒里宫来向拿破仑致谢时，后者以和前者的军衔相匹配的旧礼仪向他致敬。至于德·塞居尔伯爵的长子，因为当时人们都认为他志在当公务员，因此被任命为了苏瓦松副省长，相信读者们都还记得吧。他的次子则进入军队中。他首先被派到了俗称“波拿巴骠骑兵”的部队中，这是当时预备役中的一支，驻扎在第戎。为了让他待在自己身边，拿破仑之后将他任命为了宫中的副官，然后是中士，再之后是侍从主管。拿破仑之后让他和德吕赛小姐结婚了，后者是一位宫廷主管的女儿。然后又赐予了他10000法郎的皇粮收入，还有许多国外的昂贵产业。在1813年，又将他任命去指挥自己仪仗队6个团中的一个。

德·塞居尔夫人是著名的司法大臣德·阿格索[25]的孙女。她因高尚的品格以及其他友善的品质而闻名。她也因此被任命为母亲协会的副主席，玛丽·路易斯皇后此后会成为该协会的主席。

帝国垮台也并没有从德·塞居尔伯爵那里夺走所有皇帝此前慷慨赐予他的好处。的确，在帝国刚刚垮台的时候，他和玛丽·路易斯皇后一起在布卢瓦，全副身家只有300个金路易。但是不久之后，他就以前元老院议员的身份重新成为世袭法兰西贵族，并重新获得了那份属于他的年金。

在1815年的百日政权期间，他再次出任大司仪。我在这里必须要赞赏一下德·塞居尔伯爵：他时常会对皇帝曾给予他和他的家庭的帮助表示感激，直到他去世，他都一直虔诚地保留着对那段时光的回忆。

拿破仑的军务、政务与家务

在枫丹白露待了一段时间后，皇帝经由默伦到达了洛赛埃城堡。这座城堡属于奥热罗元帅，后者热切地恳求，希望可以有幸在那里接待皇帝。皇帝在那里待了一整个白天：人们为他准备了一场庆典。可见奥热罗当时臣服于这位受命运女神眷顾的天才。当时公园的门外有许多为了见一眼皇帝而从周边地区跑来的群众，皇帝表示希望可以把公园的大门打开，让他们进来。

近来让法国和巴黎心神不宁的这一系列事件都使人们意识到应该重建警务部，此前这个部门已经被并入司法部了。富歇不可避免地再次成为警务部的大臣。为了尽可能地降低这杯鸩毒的影响力，拿破仑给这位新大臣安排了四位国务参事。他们负责与下辖的四个区域之间的通信与执行事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帝国诸省也被分割为三个区，或者区域。第四个区域则是巴黎警察厅。

皇帝总是挂念着布罗涅的军营，就算他人不在那里，精神也在那里。他每天要给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以及国库大臣写好几封信。还有就是给海军上将布吕克斯以及率领陆军的各位将军写信，告知他们自己刚刚做好的计划。他总是会将自己的一个命令重复多遍，希望这样可以让他们时刻保持细心。尽管巴黎和布罗涅之间距离并不遥远，而信使的出现更是进一步缩短了两地之间的距离。但是拿破仑还是觉得，为了能让他们更快更好地执行自己的命令，他亲自出现在布罗涅是必需的。适合出海的时机越来越近了。因此，他在距离布罗涅半里的一个叫蓬德布里克的小村子里租了一栋房屋，并将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了那里。这是一个外表寒酸的普通乡间房屋：有一栋主楼，以及左右各一个厢房，还有一些外屋。拿破仑带着一部分内务府的军事和民政人员搬了过去。几乎所有他的骑士都是上校或者将军。许多宫廷大臣也有军衔。拿破仑有一段时间曾经每天都不定时地离开蓬德布里克前往布罗涅，除非是被什么紧急情况耽搁了。他一般到了晚餐时间才回来，并且会邀请三两将军或者高级陆军或海军将领，或者是炮兵或工兵将领与他共进晚餐。如果大臣们有什么要事需禀报的话，他们会从巴黎到这里来。元老院的一位助理办案员会每周带给他一份文件夹，里面是本周各位大臣讨论的话题。每周日，弥撒会在会客室里进行，为此我们还准备了一个便携式圣坛。整个房子里面的军事和民政人员都会出席弥撒。

蓬德布里克的位置使得皇帝可以出人意料地来到布罗涅，并亲眼查看准备的情况，同时也可以在紧急的时候及时提供帮助。因为他还是觉得自己距离行动的现场不够近，他在附近的高地上选择了一块地方，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海洋，他把那里命名为“秩序塔”。从那里他可以直接看见英军的舰队以及他自己舰队中的数支编队。据说恺撒就是从这里起航征服不列颠的，这是一个好兆头。拿破仑命人在这里建造了一栋带有数个房间的木头房子，他在那里住了几天。在其中一间屋子里放了一台硕大的望远镜。通过这个望远镜，海上发生的一切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最远甚至可以看到英国的海岸。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还建起了许多供海军将军和海军大臣使用的小屋。在他的命令下，秩序塔上还搭起了一个炮兵阵地，架起了许多口径异常巨大的迫击炮。这些火炮可以发射大量的炮弹，覆盖3000托阿斯[26]的距离。那些离我方舰队太近的英军舰船总是会被这些炮弹击中。这些新火炮发射的声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炮兵们的血液都会上涌，他们脚下的大地都会颤抖。在他住在木头房子的那段日子里，拿破仑经常会视察营地和海岸，或者搭乘一艘平底船指挥他的舰队和英军舰队之间一些小规模的战争。他时常会亲自上前操作一门火炮。

他监督了物资装船的过程，并且尝试了许多种装载的方法，因为他急切地希望可以在20天之内将所有的物资和弹药都装上船。他认为，诸如如何装载弹药、补给、马匹和包裹，以及它们最优的、占据空间最小的排列方式之类的问题都是战争的重要部分。他命令士兵和水手们在白天和晚上都要训练，演练装载和登陆的流程。他把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和士兵及水手们的共同训练上，分担他们的辛劳，同时督促他们要加倍努力，并以他心中的那份信心来鼓励他们。在布吕克斯上将以及其他海军和陆军主要将领的陪同下，他或步行或骑马，来回巡视了海岸。得益于这一刻不停的审慎行为，每天我们都会在武备的细节上做出新的改进，士兵和水手的训练也取得了最好的结果。

在岸上的军队都住在用泥巴和树枝搭建的小屋中，军营里分割出了不同的街区。每个团、每个旅、每个师都有自己专属的区域。区域和区域之前都由宽阔的大道隔开。在这些小屋的正面，人们可以读到很多官兵们写下的字句：它们要么是表达爱国情感，要么是宣誓对皇帝的忠诚，有些话很有英雄气质，其他的就很滑稽了。

炮艇则会在布吕克斯上将的指挥下在各种时候从大部队中脱离出去，冒着英军舰艇的炮火予以还击。在岬角上的火炮以及海滩上岸炮的支持下，炮艇们总是可以击退英国人的攻击。

每当我想起这些英雄的时刻，想起拿破仑的天才是怎样支撑他准备入侵不列颠列岛的庞大计划，想起他是多么坚决地要直取我们永恒敌人的心脏，我总会免不了感到懊悔。我之所以会感到懊悔，是因为皇帝一贯是慧眼识珠之人，但他当时却听从了法兰西学会学者们的意见。当时他们研究了美国人富尔顿的发明，也就是蒸汽动力航行的实践应用问题。经过2个月的辩论和实验之后，这些学者表示这一发明是虚幻的，是不可行的。而之后的经验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到底是谁错了。

在远征英国这件事情上，荷兰投入的努力不比法国少。在埃斯科河和默兹河入海口的港口处集结了将近450艘荷兰船舰。而带领这些船舰来和法国舰队会合可不是一件易事。拿破仑希望这样一件光荣的事情应该由荷兰海员来做。最终荷兰政府选择了维于埃尔上校来指挥这一任务。而在他拒绝这一任命后，当时只是上尉的他的兄弟主动请缨，并被选上了。维于埃尔上尉此前已经退役好几年了，但是，因为他的兄弟被选上了，而后者又恳求他出山，他最终接受了这一危险的任务。尽管英国舰队在悉尼·史密斯勋爵的指挥下不停阻挠，但是两支舰队还是在奥斯坦德成功会师了。维于埃尔在这次战役中出色的指挥能力，以及他在面对英军战舰正面攻击时的毫不畏惧，使得他被提拔为准将。不仅如此，拿破仑将这位勇敢又出色的军官任命为自己的侍从官。维于埃尔海军上将在进入法军队列后还因自己的才干而被任命为法国北部海岸的监察长，同时也被选入了元老院，更是归化成为法国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都是世袭法兰西贵族中最耀眼的几位成员之一。

皇帝是在布罗涅获知了海军上将拉图什-特威尔的死讯。后者于1804年8月19日死在了自己指挥的“布森托”号上。当时“布森托”号正在土伦港中停泊。皇帝对这一损失感到非常的悲痛。不论是这次布罗涅的远征，还是在组织我们的海军上，皇帝都对这位将领的才华和能量寄予了厚望。

为了代替海军上将拉图什-特威尔，拿破仑必须要在布吕克斯、维尔纳夫和罗西利这三位海军上将中做选择。布吕克斯不能从领导布罗涅舰队的岗位上调开，因为他非常适合这个岗位。皇帝很认可罗西利海军上将的热忱，但是担心他已经太久没有在大海上指挥过军队了。海军大臣德克雷将皇帝引导向了维尔纳夫海军上将，后者当时正指挥着罗什福尔的舰队。拿破仑之后将会为选择了这位将军而感到非常后悔，这位将军的确勇敢而又老练，但他太优柔寡断了。

就在皇帝住在布罗涅营地的那段时间里，约瑟夫·波拿巴被任命为第4步兵团的上校，同时他也被任命为大选侯。约瑟夫自从在意大利战役中于拿破仑将军的麾下服役后，就以少校的军衔从军中退役了。就像这本书的开头记载的那样，他在之后成了文职官员。皇帝一直很看重自己的这位哥哥，认为他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才。他那时候觉得自己的哥哥必须要重新进入军队了。而在布罗涅军营解散后，第4步兵团的上校被提拔为准将。因此当皇帝此后将他任命为自己的副官并派他领军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准将了。他指挥的那支军队在《普雷斯堡和约》[27]签订后攻占了那不勒斯。

拿破仑在布罗涅的生日庆典是那么宏大和壮观，所有在场的人都见证了一次辉煌的奇观。拿破仑高高坐在王座上俯瞰着下方的营地和海洋。他的头顶上撑着由缴获的各国军旗编织成的天棚，身边围绕着他的大臣、元帅、主要官员、元老院议员、议会代表以及其他军队中的成员。他的王座周围聚集了10万名士兵，他们既是盛典的观众，也是这一胜利庆典的表演者。荣誉军团的总管主持了授勋仪式。勋章都放在贝亚尔[28]和杜盖克兰[29]的头盔或盾牌上。这些头盔和盾牌是为了此次仪式专门从博物馆中拿来的。皇帝亲自将每个人的勋章交到他们手上。仪式上为他准备的椅子并不像前面提到的那些盔甲一样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人们就这把椅子开了很多恶意的玩笑，这把椅子是达戈贝尔国王[30]的王座。

在3小时的时间中，大批的军队在皇帝的宝座前列队走过，伴随着成百上千的“皇帝万岁！”的呼喊，以及1000面鼓的响声，还有3000门礼炮的致敬。在此期间，人们的注意力也短暂地被海滩上的一阵喧嚣吸引过去：一支由50艘船舰组成的舰队在暴风中从勒阿弗尔到达布罗涅，就在英国舰队的眼皮子底下。

人们在军营外面沿着海滩架起了一张张餐桌，每张餐桌都摆了400份餐具。荣誉军团全部的成员有2000人之多，他们在这些桌子边落座。因为海上暴风吹袭，烟花表演因此被推迟到了第二天。

当人们在准备这一会被传颂多年的庄重仪式时，拿破仑不在布罗涅。他当时正在进行为期10天的视察之旅，到访了加莱、敦刻尔克、弗尔内和奥斯坦德的港口。此前皇帝曾经写信给奥坦丝公主，抱怨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她了。因此她带着自己的儿子拿破仑[31]，在缪拉亲王和夫人的陪同下，于庆典结束后来到布罗涅住了几天。他们住在利亚纳河畔的一个乡间小庄园里，距离大本营不远。她常常把自己的儿子带去给皇帝看，后者很喜欢他这个小侄子。

拿破仑是在他住在加莱的那段时间里免除了沙普塔尔先生内政大臣的职务。在选择继承者的这段时间里，宗教祷告大臣波塔利斯暂时管理这个部门。两天之后，德·尚皮尼先生被任命为内政大臣。沙普塔尔先生进入了元老院。我曾经听过拿破仑对于这位大臣的抱怨：后者不怎么跟他说话，他觉得两人私下的联系太少也太过疏远，并且后者也不怎么告诉他自己部门里发生的事情。可能拿破仑受到了个人偏见的影响，他想起了之前在同一个部门的一次失败实验：他将该部门交给了拉普拉斯，但最终还是不得不让吕西安·波拿巴顶替了后者的位置。他可能因此觉得，学者除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外做任何工作都力不从心，他们无法全身心投入行政管理那些庞杂的细节中去。但是，沙普塔尔先生是一个颇有实操能力的学者，因此应该不是出于这个原因。而且事实上，他在此后也一直颇受拿破仑的喜爱和敬重。皇帝此后一直都在各种场合展示自己对这位学者才华的敬重，并且多次向后者证明了自己对他的喜爱。

沙普塔尔先生是在1800年11月接替吕西安·波拿巴的，一开始只是在后者缺席的时候代理职责，之后就正式接替了后者的岗位。人们都知道，吕西安去职的原因主要是一本叫《恺撒、克伦威尔和波拿巴之间的相似点》的小册子的发行。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这本小册子是在就建立新王朝这件事情给舆论打预防针。这本小册子刚一出版，吕西安·波拿巴的政敌富歇就跳出来说这本小册子造成的影响很坏，还冒犯了国家各个机关、军队以及社会各阶层中那些还保有共和情怀的人。这本小册子不太可能是两兄弟共同谋划的结果。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拿破仑不需要探民众的口风，或是让社会准备好接受世袭制度。他心里面很清楚，社会上是有这样的倾向的。《相似点》的作者是当时吕西安和巴乔基夫人的亲信丰坦。后者当时刚刚从流亡中归来，正领着内政部发给他的津贴。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也就趁这个机会创作了这个小册子来聊表他对自己资助人的热忱，同时还能把自己的名号打响。吕西安接受了丰坦的作品并承担了全部的责任：他允许这部作品带着内政部的公章发行，并且允许其在各省的出版。在警务大臣那份多有夸张的报告的推波助澜下，拿破仑责备了自己的弟弟。这一事件，再加上两人在政治和政府事务上的不同看法，还有吕西安时常炫耀自己是强大的哥哥唯一信任的人之类的事情，都让两人关系冷淡了。吕西安被派去了西班牙，负责说服该国政府和法国联合起来并迫使葡萄牙断绝和英国的关系。

所以这份小册子的出版是当时内政大臣的行为。而无论是否获得了拿破仑的首肯，吕西安这一举动都证伪了许多人乐于宣称的言论：吕西安反对自己的哥哥关于未来的计划，或者他们之间不和就是因为吕西安抵触他哥哥的这些想法之类的。

吕西安·波拿巴在西班牙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成功地将这个国家拉出了英国的影响范围。同时他还和马德里之间达成了一系列对法国非常有益的外交协议。回到巴黎后，他先是担任了护民院议员，然后又担任了参议员，并且在莱茵河左岸获得了一个元老院席位。他在护民院中用出众的才华支持了政府的法案，法兰西学会将他吸纳为院士。

吕西安此后一直在平静中享受着第一执政给他的家庭带来的财富和荣誉，同时还有他自己的名声和才华为其赢得的尊敬。但是一桩婚事的出现，将他召唤了来，分享他哥哥的崇高命运。当时拿破仑不同意吕西安的婚事，这一争执也再次破坏了两人之间友好的关系。拿破仑尝试以各种方法严厉反对他弟弟的婚事，但都无济于事。他甚至下令禁止巴黎第10区的区长主持这场婚礼。之后吕西安就突然离开了巴黎，去到了桑利斯的普莱西-沙尔芒，他在那里拥有一处乡下产业。他在那里参加了由村庄的神父举行的民事和宗教仪式，那位神父刚好也是桑利斯的市长。这一切都在第一执政还没来得及介入的时候就完成了，鉴于这种公开违抗国家元首和家族的行为，吕西安必须要离开法国。他请求获准前往意大利退隐，并最终在教皇国安顿了下来。教皇充满敬意地接待了他，并在此后赐予他卡尼诺亲王的头衔。他也不再继续佩戴荣誉军团的勋章。有一次，他在罗马向一位法国将军展示了他放在柜子里的这枚勋章。当将军建议他戴上这枚勋章的时候，他回答说：“不，没人应该这般羞辱自己。”他一直没有尝试与哥哥和解，因为他无法接受这一和解的必需条件：与自己的妻子离婚。皇帝最后尝试的一次会见是由那不勒斯国王约瑟夫于1807年在曼图瓦组织的，会晤结束后他们就分开了，并且直到1815年都再没有见过面。

拿破仑对弟弟吕西安婚姻的不满在不久后又被重新激发出来。这次是因为他最小的弟弟热罗姆·波拿巴在美国的婚姻。热罗姆当时正在海军中以上尉的军衔服役，他在1803年年末迎娶了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帕特森的小姐，后者是巴尔的摩一位商人的女儿。他当时19岁。拿破仑以国家元首和一家之长的双重身份禁止这一婚姻被注册到民政记录中。他没有通过法庭就直接宣布这一婚姻无效，理由是这一婚姻没有获得他的首肯，没有发布结婚公告，而且两位当事人都是未成年人。他要求教会高层取消这一婚姻。但是当时教皇已经出于某些原因开始对皇帝不满，因此他选择站在这个新教女人一边，拒绝切断将她和一位天主教徒联系在一起的宗教纽带。

被皇帝召回的热罗姆·波拿巴直到1805年4月底才回到法国。他搭乘一艘美国的船舰，机警地躲过了英军舰队[32]，到达了里斯本，他的妻子和岳父陪伴在他身旁。他在那里被迫和这两人分别。在经过一番伤感的离别谈话后，他出发前往马德里，而他的妻子和岳父则马上返回了美国。

作为指挥官和海军准将，热罗姆圆满完成了许多拿破仑交给他的任务，让后者很满意。之后他离开海军加入陆军，他从很早之前就想这么做了。1807年，手下指挥着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军队的他在西里西亚打了一场大胜仗。他把腓特烈大帝在那个省份修建的堡垒一个接一个地打掉了。《提尔西特和约》签署后，根据和约的条款，他成为威斯特伐利亚国王。他在1807年8月娶了符腾堡国王的女儿凯瑟琳。这位公主高尚的品格以及逆境下令人敬仰的作为都为她在历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同时也值得所有人的赞美[33]。这场婚姻也掐灭了伊丽莎白·帕特森的最后一点希望，她同意取消她在1803年缔结的婚姻。1808年，她向当时的法国驻美国大使蒂罗将军表示，现在的形势要求她做出一个痛苦而耻辱的自我牺牲，她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同时她也将自己和她儿子的命运交到了皇帝的手中。拿破仑当时正在西班牙，他是这样回复的：他将很高兴见到她的儿子。而如果她愿意将他送来法国的话，拿破仑会将他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他之所以拒绝承认她的婚姻，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同时拿破仑还表示自己已经下定决心会为她的儿子提供一个合她心意的未来，只不过在操作上要保持审慎和隐蔽。

因为他们各自在结婚时没有征求国家元首的许可，或是直接忤逆他的意思，因此吕西安和热罗姆·波拿巴的名字都不在元老院敕令中规定的帝国家族的世袭头衔名单中。把他们排除在外的理由是正当的：拿破仑作为国家元首的权威和他作为一家之长的权威是无法分割开来的。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找出许多例子来支持拿破仑对于这种权威的要求。在我们当代来看，英王乔治三世的儿子萨塞克斯公爵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他在罗马和穆蕾小姐成婚，但是他们的婚姻还是被取消了。纵使他们非常谨慎，还回到英国举办了第二次婚礼也是于事无补。这一婚姻还是因为没有获得君主的首肯而被宣布无效。

皇帝前往亚琛，并在当地停留了8天。抵达后的第二天，他接见了诸位大使以及全权代表。后者为他带来了新的国书以及各自的君主向拿破仑荣登帝位表达的祝福。塔列朗在会晤时向皇帝引见了这些使节。

拿破仑去视察了亚琛的工厂，他还去参观了距离亚琛600托阿斯[34]的一个叫作波赫赛特的小工业聚集地。他视察了当地所有的工厂，并且参加了所有为他举办的庆典。他还分别接见了当地的省级和市政长官、法官、军官以及教士。他还出席了亚琛大教堂举行的《赞美颂》吟唱会。教士们向他展示了查理大帝的遗物，也是查理大帝建立了这座教堂。他们还向拿破仑展示了其他教堂保存的圣人遗物，此前这些遗物都会吸引大批的朝圣者来到亚琛。这些遗物在大革命期间一度四散各地，但是教堂又重新把它们招领了回来。

在8月15日，也就是他生日来临的前夕，皇帝和先他一步到达的皇后约瑟芬一起趁他在亚琛的这个机会，庆祝了查理大帝的生日。他安排了一系列场面宏大的军事、公众和宗教庆典。教堂里举行了一次主教弥撒，皇后带着她的所有宫臣列席参加。这一系列活动并不是在向圣人的传奇致敬，而是在向那个西方帝国的建立者致敬。拿破仑认为自己正是要重建那个帝国。

皇帝待在亚琛的这段时间里，还发生了一些更加属于私人范畴的事情，我将在接下来稍微说几句。

科兰古将军在昂冈公爵事件中间接扮演的角色是拿破仑对他优待的根源。另外，洛里斯东将军则是拿破仑在军校的同窗，此后也是拿破仑最出色，也是资格最老的侍从官之一。在拿破仑还是第一执政的时候，内务府中的许多重要职责就都是交给洛里斯东的，最重要的莫过于内务总管了。因此，当帝国建立的时候，洛里斯东将军自然觉得大骑士这一职务应该属于自己。而当这一头衔被赋予科兰古将军的时候，他自然很不高兴。科兰古的资历远没有他老。他专门就这一问题去找皇帝抱怨。他肯定是在这期间说了什么冒犯了拿破仑的话。因此，在结束了和皇帝于亚琛进行的一场异常激烈的会晤后，洛里斯东接到了即刻出发前往土伦的命令。他将跟随维尔纳夫海军上将一起出海，准备接管一支正在转运中的七八千人的部队。他在这次远征的途中，非常大胆地攻占了位于多米尼克的钻石堡。这个堡垒之前一直是马提尼克岛上贸易和运输的麻烦根源。之后，他参与了特拉法加那场后果严重的战役。战役结束后他回到了巴黎。那时，所有关于他和拿破仑在亚琛的不好回忆似乎都消失了。皇帝看起来忘记这件事情了，但是从洛里斯东将军在1814年的态度来看，他应该还是记得的。在他结束海上征程后，洛里斯东官复原职，并且在大陆军团[35]中获得了极其重要的指挥官的位置。这一经历最终让他在复辟政权时成为法兰西元帅。

如果没记错的话，也正是在亚琛，要么就是在布罗涅，穆顿上校被引见给了皇帝。他后来成了洛博伯爵。这位军官当时正在指挥第3列兵团。他反对拿破仑称帝，并且在公投时投下了反对票。皇帝对于穆顿上校在自己的兵团中训练出的纪律还有他展露出的对兵法的知识非常满意，他急切地希望可以将这样一个有才干的军官招到自己身边。因此他就派人去找了穆顿上校，他知道穆顿上校反对自己，但是选择无视这件事情。一场简单的谈话就改变了这位军官的心意。拿破仑将他任命为自己的侍从官，并且从那天起就对他展示出了极大的信任，这位军官也以出色的服务回报了这份信任。

正当皇帝在亚琛的时候，他获知了一个消息，让他对德·塔列朗先生很不满意。这件事情主要是关于拿破仑想要给拿骚家族在领地上一点好处，因为他很关心这个家族。他是准备亲自来和普鲁士国王商讨决定这个问题的。他当时和普鲁士国王的关系特别好。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得知在法国驻海牙大使的帮助下，拿骚家族已经开始就同样一个问题与荷兰政府进行谈判了，目标是要从荷兰政府那里取得1200万的补偿款。皇帝向外交大臣写了一封公文，抱怨称荷兰政府已经因为履行承诺准备舰队和武器装备一事而承受了巨大的财政压力，怎么又会突然做梦一样要为奥兰治亲王提供这么大一笔巨款呢？拿破仑接下去又跟大臣密谈了我国大使对此事的参与。但是，德·塔列朗先生装作对此事毫不知情。因此，德·赛蒙维尔先生被召唤到亚琛面见皇帝，后者要求他对此做出解释。我们派驻海牙的使节因此就将他从外交大臣那里收到的个人关于此事的指示全盘托出了。皇帝勃然大怒，并谈及要解除德·塔列朗先生的职务。由所获得的这些资料武装起来的拿破仑，静静等待着这位大臣的到来，后者预期要来和他一起工作。他将这些资料都放进了一张小桌子的抽屉里，并且嘱咐我，在他要求的时候将这些文件带进去给他。我不知道这次会晤中间发生了什么，但是一直到德·塔列朗先生离开，也没人来找我要这些文件。我之后再也没有就此事听到过任何的消息，而且皇帝和这位大臣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明显变化。毋庸置疑，借用一下拿破仑的评价，德·塔列朗用了他那娴熟的推脱技巧。在一番漫长的对话之后，他成功让自己逃了出来，而且也没有提供任何皇帝希望从他嘴里听到的解释。但是，像这样的事情，依旧极大损害了拿破仑对这位大臣的信任。

皇帝之后继续进行自己的出巡，还到了科隆、美因茨和科布伦茨[36]。最终在10月中回到了圣克劳，这次出巡总共持续了3个月。

在这次出巡中，有很多法令是他主动在途经诸如亚琛、科隆、波恩、科布伦茨及美因茨以及其他城市时颁布的。其他则是看到大臣发给他的报告之后，或者在他返回之后下达的。这些法令都证明了，拿破仑对于所有提给他的建议都会仔细地考虑。而且当他在地方寻访时，总是在积极地思考各个城市及省份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或者有什么它们应该做的事情。也正是在亚琛，他脑中开始构思十年赏这个制度。这些奖项每十年颁发一次。奖项的提名工作由法兰西学会的四个下属机构完成，奖项将被颁给下面这些人才：科学、文学、绘画、雕塑以及音乐这几个分野中最佳作品的创作者；艺术和生产领域最有益的机械的发明者；有益国家农业和工业持续发展的最优秀企业的创办者。而在第一个十年马上要到来的1814年发生的一系列灾难性事件，都使得这一高尚的计划无法实现。这一计划本来可以为文学和艺术领域带来有益的鼓励。

* * *

[1] 位于莱茵河东岸，和法国隔河相望的德意志城市，当时位于巴登选侯国境内。

[2] 夏尔·弗朗索瓦·迪穆里埃，是当时的保王党阴谋家。此前在大革命战争期间曾任法国将军。

[3] 法国东部边境地区，和德意志隔莱茵河相望。

[4] 在英国内战中击败并处死了英王查理一世，此后以护国公的身份统治当时作为共和国的英国，直到1658年逝世。

[5] 阿图瓦伯爵的小儿子。

[6] 斯特拉斯堡是下莱茵省的省会。

[7] 原文是法国俗语“把猫放出袋子”。

[8] 位于巴黎东北面的城门。原址今天是巴黎的维莱特公园。

[9] 位于巴黎东边的军事堡垒。

[10] 这本书的全名是《百日政权：关于拿破仑在1815年的私人生活、返回法国以及统治法国这段历史的回忆录》。

[11] 全名乔治·蒙克，是克伦威尔去世后的苏格兰驻军司令，在请回查理二世完成王政复辟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里是表示拿破仑会帮助波旁王室完成复辟。

[12] 也就是科兰古，他在1808年被拿破仑封为维琴察公爵。

[13] 此处的急报站指的是1794年投入使用的由克劳德·沙普发明的传递信息的体系，又称目视急报站。是通过一座座信号塔，以目视来完成远距离通信的，并不是后来使用电流的电报。

[14] 指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议会。

[15] 法国在今瑞士的瓦莱州建立的共和国，又名罗讷共和国，首都位于锡永。

[16] 1810年举行的十年赏。十年赏是拿破仑创立的奖励科学、文学、艺术等工作的制度，计划每十年颁发一次。作者在本章的结尾处会有更为详细的介绍。

[17] 国民公会在1792年年末进行了对路易十六的审判，并最终投票决定处死国王。

[18] 也就是此前多次出现的拿破仑的侍从官萨瓦里，他在1807年获封罗维戈公爵。

[19] 1648年～1670年任丹麦国王。1660年时，弗雷德里克三世依托自己超高的民望，在丹麦确立了君主专制，打击了国内的贵族阶级。

[20] 《摩西十诫》中的典故。——编者注

[21] 指除了他之外的其他两位执政。

[22] 路易十八的首席情妇。

[23] 荷兰的一个岛屿。

[24] 今立陶宛首都，当时属于沙俄。

[25] 全称亨利·弗朗索瓦·德阿格索，1668～1751年在世，被伏尔泰称作法国有史以来最有知识的法官。

[26] 大致等于6000米。

[27] 1805年奥地利与法国在普雷斯堡（今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签订的和约。

[28] 贝亚尔原名皮埃尔·特拉鲁，通称骑士贝亚尔，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法国骑士，他被认为是骑士精神的象征。

[29] 贝特朗·杜盖克兰是百年战争初期法国优秀的军事领袖和民族英雄，被誉为布列塔尼之鹰。

[30] 7世纪的法兰克人之王，墨洛温王朝的最后一名实权君主。

[31] 奥坦丝的长子和次子都取名为拿破仑。

[32] 《亚眠和约》破裂的几个月后，英国人捕获了鹰号双桅帆船。他们将这艘船当作战利品带到了斯皮特黑德。他们那时还以为抓住了这艘船的指挥官热罗姆。——作者注

[33] 1814年第一帝国垮台后，凯瑟琳没有和热罗姆离婚，而是选择陪伴后者一同流亡。

[34] 约等于1200米。

[35] 1805年由拿破仑设立的法国陆军主力军团。

[36] 均为莱茵河沿岸的德意志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