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外交进展及《提尔西特和约》的签署
正是在芬肯施泰因的宫中，皇帝获悉了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出使君士坦丁堡所取得的外交成果。至于这位大使此次在奥斯曼宫廷中为法国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我在这里就不细讲了。拿破仑高度赞扬了塞巴斯蒂亚尼将军所展现出的毅力和技巧，他成功激发了土耳其人的勇气，并且说服他们让自己的首都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都进入防御态势。同时，拿破仑还表扬了他在指挥各种事务，以及赢得奥斯曼好感的过程中所展示出的能动性和魄力。我们的大使所取得的圆满成功，让法国的影响力得以主导土耳其政府。皇帝也亲自采取了多种措施，以维持苏丹的亲法立场。他不停地给后者写去紧急的信件，督促他要亲自上阵领兵，同时也在不断提醒他回忆起塞利姆一世、塞利姆二世以及穆拉德三世、穆罕默德三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最终，他总算让这位软弱却天赋异秉的王公心中升起了对英国压迫的愤慨。塞利姆[1]呢，出于对拿破仑的热情，希望可以获得一幅皇帝的画像，纵使这样违背《古兰经》教义，后者禁止一切对人脸的描绘。他这么做也是追随穆斯塔法三世的先例，后者因为仰慕腓特烈大帝，将一幅腓特烈大帝的画像挂在了自己的后宫中。这幅画也是当时第一幅进入后宫的画像。作为交换，塞利姆将一幅自己的画像送给了皇帝，皇帝将其挂在了自己的书房里。将这幅画带回芬肯施泰因的，是当时正巧路过君士坦丁堡的荣誉勋章获得者阿梅代·茹贝尔。他当时结束了出使波斯的任务，正在返回的路上。他随身带着的还有法特赫-阿里沙·卡扎尔[2]的画像。
在芬肯施泰因，皇帝还定下了他为大军团修建的纪念建筑的样式，也就是他之前在1806年12月2日下令建造的那幢建筑。那时的玛德莱娜教堂还只是刚刚打好了地基，它的建设在1790年就被暂停了。拿破仑此前经常思考这个工程应该怎么办，这次他彻底下了决心，将玛德莱娜打造成这个纪念建筑。负责筛选投标方案的法兰西学会院士送来了许多他们认可的设计方案，还专门挑出了一份他们最喜欢的方案。对投标方案的审查和检视是在内政部进行的，皇帝专门派自己的建筑师丰坦先生到场参加，并向他汇报现场的情况。但是后者的报告并没有被及时交到皇帝手上，因此他最后选择了维尼翁先生提交的设计方案。虽然这是排名第二的方案，但是皇帝很喜欢其规模和形式所体现出的那种恢宏感。皇帝希望这座新的纪念建筑在风格上远离当时的新式教堂建筑风格。他希望这座建筑可以让人们联想到古典时代的同类建筑，但同时又要在庄严感和宏伟度上超过当时所有的古典时期建筑。这幢建筑的建设中只会用到钢铁、大理石和黄金，不会使用一根木头。维尼翁先生的设计方案大致符合皇帝脑海中的这个设想，但是在总体设计和具体细节上还是略有欠缺。丰坦先生后来的评价也让皇帝后悔自己没有再耐心一点，等这位建筑师的报告交到自己手上之后再做决定。
鉴于获选方案的设计者在实际的建筑建设方面毫无经验，建筑师龙德莱先生被选来辅助维尼翁先生，作为建筑施工中的监工。本来皇帝是想选丰坦先生，但是后者拒绝了。龙德莱先生是伟大的索弗洛[3]最著名的学生。索弗洛在濒死时也专门提到，龙德莱是唯一有能力完成圣女日南斐法大教堂的建设的人。这座教堂就是日后的先贤祠[4]。
玛德莱娜教堂是帝国建筑的一个宏伟典范。它是依据古希腊神庙的样子来建设的，并没有为了满足教堂的功能而做出妥协。曾经有人提议，拿破仑的陵墓应该修建在玛德莱娜里面。这样一来，帝国的建立者将可以长眠在这座宗教和民族的双重纪念建筑中。但是，复辟政府可不这么觉得，它决定将玛德莱娜改造成一个纯粹的对神祈祷的场所。
皇帝在芬肯施泰因接待了土耳其和波斯的使团。波斯大贵族米尔扎-里萨在3月初和土耳其大使一同到达了巴黎。波斯大使在4月底被召唤到芬肯施泰因，他在那里得到了大家的礼遇，同时和国务卿（博萨诺公爵马雷）搭上了线。商讨仅仅持续了几天，双方在5月8日就签订了协议。帝国内阁的翻译秘书，博学的东方学家茹贝尔负责两位代表之间的翻译工作。波斯大使向皇帝进献了一些珍珠和波斯披肩。要么是出于一个好廷臣的职责，要么是出于民族的荣誉感，总之，他声称这些是他个人为皇帝送上的礼物，因为他害怕皇帝会因为这些礼物太寒酸而看不起他的君主：他假装说他的主人的礼物还没有送达，因此要献上自己的礼物，并乞求雄狮可以收下来自蝼蚁的礼物。他跟随拿破仑检阅了军队。当时，在被炮火犁过一遍的战场上，他脚踩华丽的拖鞋，身穿华美的拖地长袍，寸步不离地跟在皇帝身后。那天天气很热，他回到芬肯施泰因的时候已经要晕倒了。他倒在沙发上时，嘴里还不停蹦出钦佩的话语：“太伟大了！太好看了！太壮观了！”然后他才开始小声抱怨：“我要累死了。”
皇帝当时每天都会跟他一起在芬肯施泰因的花园中散步。某天发生的事情让这位大使很是困窘：那天他的指甲花颜料用完了。那是一种红色的染料，他习惯用它来给自己的指甲和手掌染色。而两手雪白的他出现在皇帝面前时的那份羞耻，和我们在巴黎宫中的某位熟人忘记戴手套时的那份窘迫一样。有一天，我们谈到了亚历山大大帝，这位大使当即表示，要到波斯去才能找到关于这位征服者最真实的历史。米尔扎-里萨在和约签订后就即刻启程回国了。加尔达那将军跟在他身后，很快也出发了。这位将军是皇帝的侍从官，当时被任命为我们派驻德黑兰宫廷的大使。拿破仑同时还选择了一些出色的军官，和他一起组成使团。他们将成为波斯军队的教官和随员。而加尔达那将军主动请缨前往德黑兰的原因，则是想要找到他的祖父埋藏在那里的宝物，他最后什么都没找到。
土耳其大使瓦希德-阿凡提（seïb-wahid-emin-effendi）是在一个月后抵达芬肯施泰因的。米尔扎-里萨有多么风趣和机智，这个人就有多无趣和愚蠢。这个人很喜欢摆官架子，总是吹毛求疵。他此次的任务是要增进两国之间的友谊，但他觉得自己获得的授权不足以让他和我们签署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同盟协议。皇帝和他在芬肯施泰因城堡的花园里进行了一次协商，皇帝极力督促他和我们达成协议，同时还不停地向他做着手势，让他知道俄国已经派人来跟我们议和了。最终，为了迫使他做出决断，皇帝向他表示，如果法国和土耳其之间无法达成协议的话，那么法方在和俄国议和时就不可避免地要抛开奥斯曼政府。瓦希德对此的回复是，他需要新的指示，同时他还说自己已经向君士坦丁堡发去了信函，在40天之内就会收到回复。他乞求皇帝可以等一会。皇帝当时不想此事继续延宕下去，因此被他的这份固执搞得很不耐烦。
为了战事考虑，拿破仑决定前往但泽[5]，并在那里等待时局的进一步发展。他将土耳其大使也召唤来，并要求他在那里和维琴察公爵继续进行谈判。这次谈判也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最终，这一系列的会谈毫无成果，而我们与俄国之间的战火又重新燃烧起来。瓦希德-阿凡提于是前往巴黎，在那里他获悉塞利姆苏丹的决定：他被免职了。
之后，《提尔西特和约》签署，土耳其也错过了和法国结成同盟的机会。本来这一同盟对两国都很有好处。而拿破仑在这些拉拢奥斯曼政府的努力都失败之后，自然对该国的态度冷淡下来。要么是因为派来芬肯施泰因的代表太过无能，要么是因为俄国对奥斯曼宫廷施加的影响，奥斯曼政府在整个谈判期间都显得非常固执而不知变通。但是，就算这样，我们也不能说法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友好共识就这么消失了。塔列朗对于他没有被选择去和土耳其或者波斯缔约倒是显得很不高兴。
我们和俄国议和了，但是对瑞典的战争还在继续。莫蒂埃元帅获命要占领波美拉尼亚[6]，并围困施特拉尔松德[7]，后者的驻军对我们的交通线是一大威胁。拿破仑觉得跟瑞典的这场战争正在变得越来越愚蠢。瑞典此前毫无理由地一把火烧了施特拉尔松德漂亮的郊区，有2000居民因此变得无家可归。拿破仑对此很是惋惜。
他觉得这个国家天生就是我们的盟友，但现在却和我们兵戎相见并遭受着巨大苦难，这实在是可怜。因此他命令莫蒂埃元帅可以尝试达成停火协议，这样我们和瑞典之间说不定可以重建友好的关系。这一关于停火协议的愿望实现了，但是，双方并没有签署任何条约。一开始达成的停火时间只有10天，皇帝之后将停火期限延长到了7月中。我们刚刚在提尔西特与俄国签署了和约，这边瑞典国王就撕毁了停火协议。他就像是专门等到拿破仑可以集中力量攻击自己的时候，才做出了这一鲁莽的决定。法军因此占领了波美拉尼亚，将瑞典人从那里赶了出去。同时，在施特拉尔松德和吕根岛[8]上的瑞典人也都被赶走了。瑞典国王就这样失去了自己在德意志地区的所有领土，返回了瑞典。
皇帝待在奥斯特罗德的时候，还组织了对但泽的围攻。为了保证他接下去战略的成功，他必须夺取这座城市。他本来是打算让维克托元帅去指挥围攻军队的，但后者在赴职的路上被普鲁士军官席尔俘虏了。在1809年对奥地利的战争里，我们会看到这位席尔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勒费弗尔元帅因此成了围城战的指挥者，他的对手卡尔克洛斯元帅则以坚毅的勇气守卫着这座城市。亚历山大沙皇和普鲁士国王都深知守住这座堡垒的重要性，他们派出了许多增援部队，不过最终还是无济于事。来自巴黎军团的一位哨兵孤身登上并控制了英军的无畏号轻巡洋舰——这艘战舰有24门大炮，还满载着火药以及炮弹，当时正想要冲进来为普军解围。尽管勒费弗尔元帅在头脑上并不怎么出众，但是他在执行指派给他的这一任务时，展示出了全部的勇气和能动力。沙瑟卢将军则以出色的技术执行了围城的战略。最终，在苦苦坚守了两个月后，眼看城破不可避免，卡尔克洛斯请求投降。但泽能坚持这么长时间，这位普鲁士将军功不可没。出于对他的认可，拿破仑批准他和他的军队可以有尊严地投降。勒费弗尔元帅在当天进入了这座城市。
皇帝是在5月29日获悉但泽投降的，那时他正在芬肯施泰因。他马上派出拉普将军前去接管那座城市。之后，拿破仑亲自去那里待了两天，为的是亲眼看看自己征服的这个地方。他对工兵在城中建设的防御工事表示了认可，同时还就这一出色的战果祝贺了勒费弗尔元帅。他将勒费弗尔元帅任命为新设的但泽公爵，并给了后者大量的赏赐。当时，各国还主动向勒费弗尔送来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金钱，具体数额我记不清了。但是他表示只有皇帝同意后他才能收下这笔钱，皇帝也批准了。在离开皇帝的时候，这位新获封的公爵滑倒了。他不是一个迷信的人，因此，爬起来之后，他只是开玩笑地说了句：“老天哦，但泽城市是很好，但路是真不咋样。”此后，拿破仑在封赏了有功的将士之后，就经由马格德堡返回了芬肯施泰因。他要在那里准备新一轮的攻势。
尽管他一路都在取得胜利，同时军队的状态也很令人满意：他们在扎营时都完成了补员。但皇帝还是很为自己面前棘手的情况而焦虑：他的敌人很顽固，而他的盟友则不怎么可靠，同时他离开法国的时间也太久了。他很清楚，要不是他在耶拿取得了大胜，奥地利和西班牙肯定是会对他宣战的。因此，尽管坚信自己肯定可以战胜敌人，他还是强烈地希望签署一份对法国有利的和约，不再继续打下去了。拿破仑在和谈中很给敌人面子。他向俄国提出，和约的内容可以照搬去年7月我们和冯·乌布勒先生在巴黎签署的协议的内容。他也并不排斥向普鲁士国王归还后者的首都以及被占领的省份。普鲁士政府已经声明自己不会抛弃盟友单独和谈，事实上普鲁士当时已经完全被俄国控制了。奥地利政府此前将冯·文森特派到了华沙，皇帝将塔列朗留在华沙应付他。奥方提出，他们只是想参与到协商中来。当我们迫使他们解释清楚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时，奥方表示他们愿意作为和谈的中间人：其实他们打的小算盘是想要借此来主导和谈，然后一旦我们遭遇挫败，他们就可以压倒我们。为了和此前表达出的和平意愿保持一致，皇帝接受了这一强国的斡旋。英国批准了和谈的提议，普鲁士也倾向于接受和谈。但此时沙皇又说服普鲁士国王拒绝了和谈。沙皇的军队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增援。而沙皇的将军们将此前在埃劳的那场互有输赢的战争说成了俄方的胜利，这也给了亚历山大信心。他向普鲁士国王做了很多极有诱惑力的保证，并且引导后者和自己在巴尔坦施泰因[9]达成了协议。这份协议的内容包括：让普鲁士王室重新上台、恢复各个德意志邦国的独立地位，以及规定了在对法战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对法国的处置方案。这份协议相当于示威，为此后两国在1813年签署的那份协议奠定基础，1813年的协议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英国和瑞典同意巴尔坦施泰因的协议条件，但是奥地利拒绝参与其中。此后，反法同盟向皇帝提议，举行一次欧洲所有敌对国家都参加的大型和会。在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后，皇帝同意了这一提议。反法同盟在什么条件都没提的情况下，表示想听听拿破仑提议的和谈基础是什么。拿破仑马上回复，说自己的基础就是平等、互惠以及一套公平合理的补偿机制。我们的敌人肯定是将拿破仑的这份克制认作他虚弱的表征，因此他们更加期望可以在战场上扳回一局。我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正当我们觉得已经扫清了阻挡和会举行的最后一点障碍时，俄军就走出营地，开始攻击法军了。
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进攻，皇帝被迫匆忙离开了芬肯施泰因。我此后跟随他一直到了但泽。但是，此后我因为身体抱恙，不得不在那座城市里休息了2周的时间，之后我才重新回到拿破仑的身边。面对大股俄军的攻击，内伊元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边打边有序地后撤，并坚持到了法军完成集结的时候。这下轮到拿破仑发动攻击了。之后我们在希尔斯堡[10]和弗里德兰[11]取得了两场大捷。后面这场战斗有决定性的意义，俄军在战斗中被打垮了，被迫后撤到尼曼河[12]以东。盟友的失败也剥夺了普鲁士的最后一点资源，同时彻底断绝了整顿自身事务的希望。请求停火成了沙皇的唯一选项，他还表示在停火协议谈判时，可以顺便进行和谈。拿破仑自然轻松地接受了这一提议，他派出迪洛克将军去安排跟停火协议有关的事宜。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我恢复了健康，我军获得胜利的消息对此也有帮助。康复后的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皇帝身边。我在路上经过了哥尼斯堡，当时萨瓦里将军是这座城市的总督。6个月后，皇帝封他为罗维戈公爵，以此表彰他的贡献以及他的忠贞不渝。在哥尼斯堡，我见到了贝内文托亲王，他正在那里等候皇帝的命令。我比他早出发几天。我是和蒂雷讷伯爵一起前往大本营的，他是皇帝的侍从和副官。我们在路上经过了韦劳[13]的森林，据说那里藏匿了许多逃难的农民，专门干打劫过路军队的事情。我们身边当时并没有护卫，但是很幸运的是，我们没有遇到任何不好的事情。
我抵达提尔西特的时候，皇帝已经在那里待了3天。而几乎就在我抵达的同时，迪洛克将军也返回了我军的营地。此前他刚把两军达成并批准的停火协议送到亚历山大沙皇的大本营。我听说这是他第二次前往俄军大本营了，并且双方已经就两位皇帝的会晤达成了一致。两天后，会晤按计划举行。会晤的地点是在尼曼河中央一艘竹筏上搭建的一个帐篷里。拿破仑先到达了会面地点，因此是他穿过帐篷去见的亚历山大沙皇。两位君主见到对方后就自发地拥抱在了一起。这是一个美妙的场景。伴随着两岸士兵们的欢呼声，这一场景更是显得震撼。欢呼声先是从右岸开始，接着左岸的士兵也开始欢呼作为回应，两方的声音逐渐合二为一。翌日，双方在这个竹筏上又进行了第二次会晤，这次亚历山大沙皇把普鲁士国王也带来了。接着，两位外国君主在提尔西特住了下来，当时该城已经被暂时宣布为中立领土。两军也在尼曼河的两岸扎下营来，双方互相也发展出了友善的态度。
就在两位皇帝进入提尔西特城的那天，拿破仑在自己的这边举行了一场晚宴。接下去的两天中，两位皇帝相伴骑马出巡，普鲁士国王在一旁作陪。他们出训的目的是视察驻扎在当地的士兵。他们检阅了军队，品尝了士兵们喝的汤，还客套地互相夸奖了一番。亚历山大沙皇很高兴可以展示自己的精锐部队：俄国卫队和哥萨克正规军。拿破仑对他们很是欣赏，甚至为其中的一些人颁发了荣誉军团勋章。这两位皇帝也亲近了起来，当他们结束出巡后，沙皇是要去拿破仑家一起用晚餐的。拿破仑甚至都不同意亚历山大回去换一套衣服。他会直接派人到亚历山大的宅邸去寻找后者需要的东西。他还会让他的贴身男仆将自己的领带和手帕送给亚历山大。拿破仑身边总会带着一个存放各种必需品的珍贵的箱子。而因为亚历山大对这个箱子的做工和内部的收纳很是赞赏，在他们分别的时候，拿破仑就把这个箱子作为礼物送给了亚历山大。而如果他们在晚餐时间前就结束出巡回到家中，一般都是为了进行两个人的私下交谈。这时他们就会把普鲁士国王晾在一边，并进入和拿破仑的工作室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小会客室里。拿破仑将亚历山大带进过自己的工作室几次。后者提出要看看他的地图，其中就有一张描绘土耳其欧洲领土的地图。我曾见过他们两人都俯身细看这幅地图，尔后又继续边踱步边说话。他们当时正在构想着各种瓜分欧洲的方案。看起来，他们唯一不能达成一致的问题就是，君士坦丁堡应该归谁[14]。
很明显地，拿破仑不希望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引发任何争端，从而破坏他们之间重建的和谐关系。为此，双方已经心照不宣地达成了共识：要维持现状，至少暂时是这样的。而且，仅凭我在内阁办公室里听到的谈话，我也很难把他们和此后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这些谈话要么是开了个头从未结束，要么就是在外面开了个头，进入内阁后才结束的。除此之外，也没人再针对这些谈话写过什么文字了。在他们无拘束的谈话中，两位皇帝常常谈到国内的政局，以及国家的政体。尽管拿破仑竭尽全力尝试向他证明，只有世袭君主制才能保证民众的和平与幸福，但亚历山大还是认为世袭君主制是权力滥用和压榨人民的根源。拿破仑皇帝在此后谈起这些对话的时候，总是会说，亚历山大表达的这些观点并不是他的导师瑞士上校拉阿尔普教育的结果，而是出于他对神秘主义的喜爱。亚历山大沙皇虚伪的性格让我们可以料想到，尽管他看起来很认真地在和拿破仑争论，但那只是演戏而已。他摆出来对抗拿破仑的那些原则其实也不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亚历山大沙皇是一个高大、强壮并且优雅的人。他讲的法语毫无口音，并且总是可以优雅而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待人接物的方式总是很亲切，而不会使人感到压迫。尽管他看起来不总是那么真诚，但他是很开放的。他在听拿破仑说话时总是摆出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并且对拿破仑就像小孩子对父母那样尊敬。他在走路的时候，脑袋总是微微歪向一边。这是因为他有一只耳朵听不见，因此他习惯把头歪向一边听人讲话。又或者，他这样做是为了模仿亚历山大大帝？
普鲁士王后也来到了提尔西特，当时距离两位皇帝的尼曼河会晤已经过了10天或者12天，王后身边是她的首席女官沃斯伯爵夫人。王后的身材中等，但是气场十分强大。她的外表更是让人艳羡。尽管32岁的她那时已经青春不再，但她还是那么的美丽。她来和皇帝一起用晚餐的时候，我见过她。她打算靠自己的智慧和魅力来为普鲁士争取更宽大的条件。不过，尽管拿破仑对她装出了一副殷勤且尊重的态度，但这位饱受羞辱的王后所有的抱怨、祈求和胡搅蛮缠，她有资本进行的那些女性的花言巧语，在面对这位政治家不可改变的要求时，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她也的确失败了。况且，等这位王后到达提尔西特的时候，和约条款早就已经定下来了。要是说她做成了什么事情，大概就是加快了对普和对俄协定的签署吧。
就在王后到达后的第二天早上，各方签署了三份条约。其中一份是法国和俄国之间的条约，还有一份是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条约。第三份条约则是分开的，两位皇帝当时都同意这将是一份密约。当然，当这份条约签署时的情势不复存在后，密约也就被公开了。这份密约的内容是，法俄两国确认将一致地保证下面几件事情的实现：迫使英国和谈、瓜分除君士坦丁堡外的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所有领土、迫使葡萄牙和北方诸国对英国关闭他们的港口、再有就是要利用双方的影响力让奥地利对英国宣战。
在我们与俄国签订的条约中，有一条规定拿破仑皇帝是为了亚历山大沙皇着想，才将占领的部分普鲁士省份归还给普鲁士国王的。而普鲁士此次失去了相当于战前一半的领土。这两份公开条约中有了两个主要的条款：一是为拿破仑的幼弟热罗姆·波拿巴建立一个王国，二是在普鲁士丧失的波兰诸省上建立华沙大公国。华沙大公国被赐给了萨克森国王。但是大公国并不包括比亚韦斯托克[15]，该城被从普鲁士的波兰省份里划出，并让给了俄国。
在起草华沙大公国的那部宪法时，拿破仑主要有两个考虑：必须要保证该国居民的自由，但同时也要保证俄国和奥地利控制下波兰诸省的和平安宁。这部宪法废除了农奴制，确立了法律面前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宪法还宣布《拿破仑法典》将成为该国的民法典，同时要求国内无论民事还是刑事的所有法庭审理都要公开进行。该宪法还取消了包括旧波兰议会、旧波兰联邦以及一票否决权在内的所有波兰贵族特权。正是这些特权造成了此前波兰王国国内的种种问题和无政府状态。该国的行政权由大公行使，立法权则归属参政院和议会：前者由18～30人组成，后者由100名来自各地的议员组成。这两个议会拥有通过或否决法案的权力，但是只有大公可以提出法案。
萨克森国王的祖先曾经统治过波兰。而建立萨克森国王控制的波兰大公国这件事情对此后俄法两个帝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我不能只是简单地陈述这个公国成立了。波兰大公国辖下的省份，曾经属于旧波兰王国。普鲁士在数次瓜分波兰中得到了这些省份，而在刚刚过去的战争中又丧失了所有这些领土。俄国很乐于从盟友的损失中分小小的一杯羹。亚历山大沙皇不可能不知道建立华沙大公国的意义。他当初帮助促成此事，只能是因为他那时候的力量不足以让他反对此事。此后，当俄国恢复过来，彻底吞下《提尔西特和约》许诺的好处，并且，当他完成了对芬兰的征服后，我们就会看到亚历山大沙皇开始对华沙大公国的扩张表示不满了。这份不满也不过是他迈向更大阴谋的一个垫脚石罢了。事实上，建立大公国应该就是重建波兰君主国的前兆。而正是重建波兰君主国这个关键问题导致了法俄联盟的破裂。《提尔西特和约》本可以成为重建波兰王国的手段，而这个被邪恶瓜分的勇敢国家没有获得重建，是值得惋惜的。受到他在普鲁士大胜的鼓励，皇帝曾经打算用西里西亚来向奥地利交换加利西亚[16]。如此一来，拿破仑就可以在最稳固的基础上重建波兰王国，一个缺失俄属波兰诸省的波兰王国。但是，这样的重建肯定是要花费时间的。在签署《提尔西特和约》的时候，拿破仑面临着很多障碍，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好意：亚历山大沙皇当时就算是出于廉耻心也不会继续慷自己的盟友之慨，如此一来，拿破仑既会触怒俄国，又无法和奥地利和解。他对于后者的各种动向一直很不放心。更何况，他当时急切地想要达成和约：他当时已经离开法国太长时间了，同时他距离法国也太远。再加上其他的考量，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之后，他决定放弃这个计划。此后他无疑对这个决定感到很懊恼。
在提尔西特达成的和俄国的联盟，以及此前让这一联盟得以实现的那两场不朽的会战，都将拿破仑皇帝的权力和荣耀提升到了顶点。这一联盟对法国的影响，自然也是巨大的。人们真的开始批评这一联盟，要等到莫斯科的那场灾难之后了。之后降临在帝国头上的厄运让人们开始频频抱怨，招致帝国毁灭的种子就在其中。在这场厄运中，人们也纷纷表示，当初皇帝本可以在弗里德兰大捷后继续跨过尼曼河。他本可以带领一支强大的军队继续他的胜利，毕竟当时的俄军和普军已经基本被消灭了。拿破仑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这样做，但是他有更充分的理由要在我们提到的这个时候停下来，去达成这份重要的《弗里德兰条约》。不过，政治家们责备他太过信任亚历山大沙皇，抑或是没有足够削弱普鲁士，又或是太过严苛地削弱了普鲁士，大概也都有道理。
拿破仑在柏林发布了对整个大不列颠群岛发起封锁的命令，在建立起了大陆封锁的同时，他也要求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措施来确保它的实施，从而保证能筑起对抗英国商贸的铜墙铁壁，没有漏网之鱼。海洋贸易的中断所造成的焦虑，倾向于逐渐消减参与到大陆封锁之中的国家的热情，这一点也是很好理解的。但是，第一个违反这一命令的强国却是受到损失最少的那个国家：俄国。通过和法国的联盟，俄国恢复了自信和自己的实力。开启这段联盟的《提尔西特和约》，带来一整套有益于俄罗斯帝国的优惠系统。而法国从这一条约中得到的从来都只有损失及危险。这份协议造成了以下几个主要后果：俄国轻易得到了芬兰、我们被卷进了那倒霉的西班牙战役、波兰也没有得到重建。与法国的联盟也再次激发了俄国永远无法满足的贪欲。这一大好局面，让沙皇重新想起了自己对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宣称，并鼓舞他提出要分割奥斯曼帝国，并占领君士坦丁堡。拿破仑对此事义正辞严的拒绝则在亚历山大心中泼了一盆冷水。但是，他当时尽力将自己伪装起来，用迷惑人的友谊掩盖住了自己真实的情感。此后，等到我们经历了在西班牙的一系列麻烦，以及大陆封锁宣告终结后，这份情感就转变成了公开的敌意。《提尔西特和约》中的这些条款的确制造出了很多难题，但它们都不是不可攻克的。想要推翻纪念拿破仑荣光的那座美丽丰碑，还需要莫斯科的灾难和莱比锡的惨败。
在《提尔西特和约》签署后不久，英国政府就采取了最邪恶野蛮的行径之一，激起了欧洲的普遍愤怒。一支英国舰队突然出现在丹麦的海岸附近，舰队上有卡夫卡特将军指挥的总共35000名士兵。但是此前丹麦政府根本没有做过任何会给英国政府落下进攻口实的事情。英国政府给这一明目张胆违反国际法的行径找的理由，竟然是丹麦政府“看上去”打算将自己的海军和法国海军联合起来！当时的丹麦正处在和平的环境中，无论是在哥本哈根，还是在整个西兰岛上，政府都没有做任何防御的准备，因为没人能想到会有人去攻击这座岛。当时，丹麦的军队都在欧洲大陆上。从英国舰队上下来了一名使者，他直接命令丹麦政府马上将丹麦舰队的指挥权交到这支英国舰队的指挥将军手中。他没有进行任何协商，也没打算解释自己的无理任务，甚至都没有给丹麦政府提供另一个选项。当丹麦拒绝他的要求后，他还威胁要烧掉哥本哈根。这样无耻的最后通牒是不能被接受的。于是，在1807年9月2日这个沉重的日子里，英国人毫不客气地开始了对丹麦首都的炮击。高强度的炮击整整持续了3天。该城的一大块区域被炸成了灰烬，而为了避免哥本哈根的彻底毁灭，丹麦政府在7日被迫投降。当时，丹麦王储不在首都。他曾下令要将整个丹麦舰队焚毁，但是这一命令并没有被送到执行人的手上。最终，包括横帆双桅船、护卫舰等在内的60余艘大小舰艇，悉数落入了英国人手中。同样被英国人夺走的还有丹麦的所有海军军火。英国人把所有他们带不走的物资都一把火烧光了。欧洲整体上对这一野蛮的暴行感到非常愤慨，并且痛斥了英国。在面对本国议会的愤怒攻击时，英国政府表示，两位皇帝在提尔西特达成的密约让英国必须要实施此次对哥本哈根的远征，但此后英国政府也拿不出证据来支撑这些指控。当时，很多人都怀疑是塔列朗先生的朋友走漏了消息。尽管这些怀疑最终都被证明是无中生有，但是我必须要说，皇帝在这件事情之前，就已经发现过塔列朗先生所在部门走漏消息的情况。他还发现，有时外国列强的手里会出现我国外交部的重要文件。他曾经因为一次这样的叛国行为解雇并且驱逐了一名外交部秘书处处长，过了很久之后，他才允许这个人返回法国。
1807年5月，帝国皇族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抵消了拿破仑和我国军队取得的那些胜利。荷兰王储的去世彻底浇灭了我们此前对这个孩子抱有的期望，也推翻了我们本来为他准备好的计划。如果他还活着，并且实现了这些计划的话，皇帝可能就不需要找一个外国公主再次结婚了。拿破仑很喜欢他的这个侄子，也就是他养女的儿子。当皇帝在圣克劳消夏时，这个孩子有时会被带到他工作室对着花圃打开的那扇窗的窗户下。每次在那里看见他，拿破仑都会走过去亲他一下。有时候，他会因为一些事情而不得不中断工作。当他重新回到工作室时，我有时会看见他怀中抱着这个孩子。那孩子的名字叫拿破仑-夏尔。他突然被死神从母亲怀中夺走时，还不到5岁。他的母亲在此后一段时间里都悲痛欲绝。拿破仑对此也非常悲伤。他专门派出自己的妹妹卡罗琳去安慰这对丧子的夫妇。这对夫妇当时已经退隐到了荷兰的罗宫。奥坦丝王后借此机会离开荷兰，前往比利牛斯山的温泉疗养。路易国王也陪在她身边，他也想试试看这些泉水对自己的健康有没有用。年龄的增长，加上荷兰潮湿的气候都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健康。他在那里度过了6月和7月。年轻的荷兰王储死于咽喉支气管炎，当时人们对这种疾病还知之甚少。这种疾病发病突然，病情恶化速度也极快。拿破仑向社会征集关于治疗和预防这种疾病的论文，并为第一名的作者颁发了12000法郎的奖金。皇帝曾经打算将他的这位侄子立为自己的继承人。此前也有人注意到，14年后，皇帝正是在同一天（5月6日）撒手人寰，去和他的这个侄子团聚的。
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塞利姆的废黜以及这位君主悲剧性的死亡。如果这位君主还活着的话，我们在1812年是肯定不会签署《布加勒斯特条约》这个灾难性条约的！
1807年7月9日，两国互相交换了前一天正式签字批准的条约。佩戴着俄国圣安德烈勋章大绶带的拿破仑向沙皇走去。后者带领自己的卫队接待了他，身上佩戴着荣誉军团勋章绶带。拿破仑派人找来了俄国皇家卫队中最出色的士兵，并向他颁发了荣誉军团的金色老鹰，以展示自己对这名俄国护卫的尊敬。拿破仑还把自己的肖像画送给了普拉托夫将军，后者是哥萨克骑兵的指挥官。
在进行了3个小时的谈话后，拿破仑陪同亚历山大一起来到了尼曼河边，沙皇从那里登船启程。两位君主在分别前进行了深情的临别赠言。普鲁士国王则在礼节性的互访后向拿破仑皇帝告别，前往梅梅尔。拿破仑则立即出发前往哥尼斯堡。
俄国和法国的君主一起在提尔西特待了20天。他们在城中的住所靠得很近，就在同一条街上。在此期间，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对彼此都展示出了极大的友谊。看到他们如此亲密，又有谁不会将其视作欧洲和平的保证呢？我们必须相信，那个时候亚历山大展示出来的友好是真诚的。
拿破仑在哥尼斯堡停留了一天，并在那里定下了法军撤出其占领的各个普鲁士省份的时间，他还给每支军队定下了撤出后应该驻防的地点。
皇帝将萨瓦里将军从哥尼斯堡直接送去了圣彼得堡。这位将军收到了一系列或具体或宽泛的命令，但都不具有官方性质。他的主要任务是：让亚历山大沙皇保持《提尔西特和约》签署时的心态，并督促他执行条约中规定的各种事宜。同时，他还要督促俄方迅速选择一位大使，将其派往巴黎。然后他就要待在圣彼得堡，等待进一步指示。
拿破仑在离开哥尼斯堡后，抵达了德累斯顿，他在那里逗留了3天，并收获了萨克森国王感激和喜爱的证明。他还调整了大军团的主计官拉布耶里的职务，将后者任命为特别资产国库管理员。该职务将负责管理普鲁士和被征服的所有国家向我国提交的贡金，总值攀升到了超过6亿法郎。
之后，拿破仑就全速返回了圣克劳，在路上一点时间都没耽搁。他在7月27日上午5点钟抵达了圣克劳。他和家人共进了晚餐，当时总理大臣冈巴塞雷斯也在场。傍晚，他接待了各位大臣。第二天，他接受了各个国家机关对他的祝贺。
皇帝此次去国10个月，是到那时为止时间最长的一次。他返回法国时，大家都对他表示了热烈的欢迎。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因为自己享受的繁荣生活而对这个男人产生了感激之心，还有强烈的好感。他刚刚为法国赢下了前无古人的巨大胜利，并签署了人们能想到的最辉煌的和约。人们都认为，这次的和平将是长久而稳固的，因此大家的心中也都很庆幸。巴黎成了欢乐的海洋，在皇帝抵达的当晚，人们自发点亮了彩灯。
拿破仑回国之后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进一步提升国内的繁荣，并保持国内的稳定。在他离开法国的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事情影响了法国的安全和稳定。紧接着，他将目光转向了外交：他要找到引导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各个欧洲国家对英国宣战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要充分实现他在《提尔西特和约》中预设的那些优势。
拿破仑同时还在推进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的建立，这也是条约中为热罗姆·波拿巴建立的那个国家。组成这个国家的主要是此前的黑森-卡塞尔选侯国、布伦瑞克公国以及其他普鲁士割让的德意志诸省。在1810年的时候，汉诺威也成为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的一部分。拿破仑派出了莫蒂埃元帅去占领上述这些国家。
卡塞尔拥有丰富的艺术品收藏，其中最优秀的藏画被挑选出来送到了巴黎。最有价值的两幅画被送给了约瑟芬皇后。它们是保卢斯·波特[17]最优秀的作品。皇后将它们挂在了马尔梅松城堡中。其中一幅画叫《阿姆斯特丹的农场》，这幅画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俗称。另一幅叫《被野兽追逐的男人》。我还记得我在城堡里见过这两幅画。所有鉴赏家们都为这两幅画折服，它们当时还会出于保护的目的被绿色的帘子盖住。而当皇帝看着这两幅画时，他似乎总是后悔皇后接受了它们。他常说这两幅画本应被保存在博物馆。如果它们被放在博物馆里，他会比现在更加开心。因为他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看见他的胜利丰富了法兰西的艺术珍品收藏。
此前，有人批评拿破仑是特权的维护者，以及绝对权力的复活者。拿破仑为威斯特伐利亚王国起草的这份宪法包含的条款，就是对这种批评的回应。跟此前给华沙大公国以及此后在巴约讷制定的宪法[18]一样，这份宪法也废除了农奴制；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所有审判都要公开进行；同时规定所有公民无论出身都有权成为公职人员。在他还是第一执政的时候，他就已经给出了自己心系民权的证明：在将路易斯安纳让与美国时，他要求在条款里特别加入了一条保证这个殖民地的居民拥有各种自由、财产保障以及信仰保障的条款。拿破仑向新成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派出了许多法国行政管理人员，负责组织政府的各个部门，同时组成一个摄政会议，以待国王的到来。这一新王位建立后，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也和符腾堡国王的女儿进行了联姻。
两位未来夫妇的初次会晤是在巴黎附近的勒兰西城堡中举行的。聪明、风趣并且热衷享乐的热罗姆亲王当时还不到23岁。凯瑟琳公主比他大一岁。这一结合本来只是冷冰冰的政治联姻。但是，此后这对夫妇之间逐渐萌发出了真正的感情，巩固了两人的结合。符腾堡的凯瑟琳是一个美丽而有趣的公主。她在此后的人生中，即便面对困境，也一直保持了对伴侣的忠贞。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有那么多我们此前认为无懈可击的品格高洁之人都选择了背信弃义，她却一直典范长昭。打从一开始，这位公主就赢得了自己夫家人的喜爱。皇帝更是在第一眼看到她时就慈爱地拥抱了她。民事婚礼是在杜伊勒里宫的狄安娜长廊中举行的。典礼的场面非常宏大。第二天，主教长在宫中的教堂里为这位新婚夫妇主持了婚礼仪式。当天我们还在花园里举行了结婚喜宴，但是因为天降大雨，彩灯都被淋坏了，烟花也没放成。
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和王后在巴黎逗留了3个月。与此同时，三名国务参事（西梅翁、伯尼奥、若利韦）和拉格朗日将军组成的摄政会议正在忙碌地以新王的名义组织这个王国的政府，并为他树立权威。热罗姆国王由皇帝领进了研究治国学问的世界，他经常会和自己的哥哥谈话，也一直都和自己的摄政议会保持着联系。皇帝出发前往意大利的1周之后，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和王后离开巴黎，进入了他们的国家。一路上，热情民众夹道欢迎。他们在斯图加特逗留了1周的时间，其间符腾堡国王竭尽所能，让自己的女儿和她的丈夫成为受人尊敬的贵宾。1周的时间里，每天都是连绵不断的餐会和庆典。想想看，他在7年之后的变化有多么大啊！这位老国王在那时候所做的一切示好和尊敬的行为看起来都是在报答那位慷慨的君王，他能戴上那顶王冠也要拜这位君王所赐。但是到了1814年，拿破仑在他眼里不再是慷慨的君王，而成了一个单纯的手下败将，他也不再需要对这个人以礼相待了。这一态度的转变只能说是今时不同往日，这也是人性中最可鄙的部分。
帝国内政进展及政府部门调整
拿破仑从提尔西特归来后，对政府部门的组成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调整。贝内文托亲王对于自己侍从长的称号很不满意，他期望和两位前执政获得同样待遇。拿破仑于是让他在副大选侯和外交大臣这两个职位中二选一。塔列朗先生是想辞去大臣职务的，但是他觉得离开外交部就会是自己失势的开始。他这么想也不无道理。虽然皇帝当时手上并没有这位大臣两面三刀的证据，但是他已经觉得自己不再能信任他了。因此，皇帝觉得更好的解决方案是把贝内文托亲王留在身边，并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派他去执行任务。皇帝觉得，德·尚皮尼先生更适合在他的指导下主理外交部。德·尚皮尼先生此前已经受命进行过多次的外交谈判和商讨。皇帝很欣赏他的诚实，也认为他具备这一岗位所必需的那些特殊才能。我觉得，拿破仑没有趁着解职外交大臣这个机会彻底解除塔列朗的一切公职，是很遗憾的。因为这位大臣和某些外国官员结成的关系，加上他去讨好巴结的一些外国君主都让他拥有了一定的资源和影响力，可以在此后对皇帝发起致命一击。
德·尚皮尼将内政大臣的位置交给了科雷特先生，后者当时是法兰西银行的行长。而接替科雷特先生在法兰西银行职务的则是国务参事茹贝尔。克拉克将军接替了贝尔蒂埃元帅陆军大臣的职位。贝尔蒂埃元帅被提拔为了副警长，但他依旧担任大军团的参谋长。
也是在这个月，《民法典》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波塔利斯先生去世了。比戈·普雷阿梅纳接替了他在公共祷告部的职务。普雷阿梅纳先生是一名博学的律师，就像他的前任那样，他也参与了民法典的编撰工作。
1807年8月发布的一份《元老院敕令》取消了护民院。即使是在这个机构刚被创建出来的时候，它也没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它是政府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但是经验显示，这个齿轮不光没用，有时候甚至还有害。护民院的成员大多数都是非常有能力的人，新政府是不能忽视这些人的。护民院中潜藏的危险主要是，这些人都爱逞口舌之强，而且沉浸在他们支持的那些共和国理想里，因此他们在议会中也会公开宣传并支持这些主义和教条。因此，尽管他们中十分之九的人对政府并没有恶意，也并不敌视政府的权威，但他们总是会在辩论里引入反对的精神，以及本能般的怀疑。这也驱使他们会拒绝一些大家都认为对社会有益的法案，最典型的例子就人们热切期盼的民法典条款。护民院这个创造本身就和“稳定”这个概念不相兼容。此后，尽管护民院经历了许多调整，但还是无法解决这个机构本身致命的缺陷。必须取消这一机构，同时大大简化讨论和订立法条的过程。我们整个民族早就疲于听这些人叽叽喳喳地讨论那些乌托邦般的理想了。它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可以摆脱这个机构造成的烦乱和不安。为此，它就要依托那个它可以信任的男人。人民本就对这个机构事事反对他而感到不满，因此对这次修改宪法是鼓掌欢迎的。有些思维过于活跃的人，声称拿破仑是为了摆脱一个惹他厌烦的批评者才取消护民院的，还说他本就讨厌一切公开的讨论。其他更为公正的人则发现，取消护民院后，立法院因此重新获得了完整的权力。不仅如此，全新的议事方法剔除了护民院里的那些争吵，从而也清除了阻碍政府持续前进的纷扰，保证了立法工作更好地进行。新的议事方法是这样的：立法院委任的各个委员会检视提交法案，委员会中包括立法院最资深的那些成员；参政院负责起草法案，并与这些委员会就法案进行磋商；在出现分歧的情况下，总理大臣和财政大臣则会主持由参政院各个部门以及各个立法院委员会参加的会议，并促使他们在会上达成共识。接着，参政院的发言人会向所有立法院成员详细阐释法案背后的理路。然后，议会的主席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当议会认为法案已经获得充分的讨论后，就进入到投票环节了。如果立法院委员会认为某法案不可接受，委员会的每位成员都有向整个议会发表自己反对意见的自由。如此一来，立法机构就拥有了足够的权威和独立性。而对法案的审阅工作也是由立法机构选择的成员来进行的。
另外一个值得提及的举动就是对审计署的重组。这一重要的措施是在取消护民院后不久进行的。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政府的一个明智之举，因为当时预算委员会已经明显力不从心了。但是，即便是最好的东西，也是会有瑕疵的。人们发现，每年交给君主的收支表并没有被政府公开。同时，也只有那些年收入超过1万法郎的市镇预算案受到了审计署的审查。针对第一点，政府马上发布了后续命令，纠正了这个问题。命令规定审计署的报告要并入每年提交给立法机关的记录中。尽可能地发展这一公共簿记系统也是政府的利益所在，因此，人们在审计署这个机关中所能找到的瑕疵肯定是会逐渐消失的。本来，伴随着经验的累积以及和平重新降临，更多关于审计的改革会纷至沓来，对于其他各项服务来说也是如此——但我们并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就像拿破仑之前常说的：“时间是一切的组成要素！”
1806年，皇帝被迫撤去了巴尔贝-马鲁瓦先生在国库的职务。这次，巴尔贝-马鲁瓦先生获得了审计署主席的任命。这也是拿破仑不忘旧情的一个明证。有许多人是托拿破仑的福才得以中止流亡或被放逐的生涯。但是，在之后那段艰难岁月里，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对拿破仑造成的伤害，也不顾拿破仑对他们的恩情，只记住了拿破仑之后对他们的惩罚。且不说这些惩罚都有理有据，仅就忘恩负义这一点，拿破仑和他们都是很不一样的。
驱使拿破仑签订《提尔西特和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当时需要新的措施来将英国挡在欧陆之外。带着这个目标，他的大脑开始满负荷运转。这也是为什么他那时开始动用在西班牙拥有的全部影响力，要让这个没落的强国加倍努力地对抗我们共同的敌人。他严苛地要求西班牙政府配合我们向葡萄牙施压，让后者加入并执行大陆封锁政策系统。这边，皇帝已经号召里斯本政府对英国封锁葡萄牙的港口、逮捕英国公民、没收英国商品并对英国宣战。葡萄牙政府并没有听从这些指示。英葡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英国议会都不知道这份协议的存在），安排了后者逃避柏林命令的事宜。拿破仑因此决定要用武力让这个国家臣服。他在巴约讷集结了朱诺将军率领的25000名法军，命令他们入侵葡萄牙。皇帝同时也在和海军大臣德克雷共同组织在法兰西岛[19]、安的列斯群岛以及非洲海岸附近进行的小股海军攻势，主要目的是摧毁那里的英国贸易和船只。他孜孜不倦地增加船坞中在建的海军舰艇数量，建立新的海事机构，总之是尽己所能地在发展法国海军的力量。同时，他还将注意力放在了如何更好地充实国库上。因此，他将一部分战争赔款直接划给了国家财政。这份对公共事务的热情也延伸到了以下这些方面：对公共工程的重视、研究保护商业和工业的措施、研究改革地方法院的方式和改善教区教士生活的方法，以及如何推动科学、艺术和文学的发展。人们普遍热情地庆祝了圣拿破仑节[20]。所有人的心中都充满了自信，因为陆上和平已经在提尔西特达成了，而当时人们普遍相信，海上和平不久也会到来。翌日，也就是在8月16日，拿破仑为立法院主持了盛大的开幕典礼。当时现场人山人海，更让典礼显得宏大。拿破仑用坚定而洪亮的声音向立法院致辞。在致辞中，拿破仑讲到了他为法国的幸福和伟大所做的一切，并描述了他正在构思的进一步完善我国各项制度的方案。在这一庄严仪式的最后，他陈述了法兰西帝国当时的辉煌景象。
一年前建立世袭贵族制度的《元老院敕令》，正是这一整体繁荣的果实。伴随帝国的建立，以及1806年建立的各个封地，世袭头衔的创建是自然而然的。1807年3月1日，元老院登录了两份法案，其中一份确定了设立亲王、公爵、伯爵、男爵以及骑士等5个头衔；另一份法案是关于世袭财产的建立及组成的规章制度。就像荣誉军团制度一样，拿破仑建立的贵族制度和平等的原则也并不冲突。这也是新的贵族制度和旧的封建贵族不一样的地方。老贵族的这些陈腐气息，新贵族一概没有。在开始评价帝国贵族制度之前，我们应先充分讨论这个制度。这一制度是全新组织思想的成果。按照拿破仑的说法，这一思想本应会成为代表我们这个世纪的东西。老的贵族阶级是脱离人民的，在人民和贵族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样一来，人民自然对贵族怀有敌意。而通过建立一个对所有人开放，只要有才能就可以跻身其中的贵族制度，拿破仑制衡了我们旧有的封闭的贵族阶级，并为后者的转变铺平了道路。拿破仑想要达成下面三个目标：将旧法国和新法国融合在一起；实现法国和欧洲的和解；通过将贵族和为国家提供的服务挂钩，来彻底清除欧洲的封建残余。通过将旧贵族和新贵族融合在一起，旧贵族引以为傲的那些东西都会被抹除。博沃亲王夫人的才华和她对皇帝的感情都是广受赞誉的。在听闻自己的长子被封为男爵后，她也只能尽力强迫自己认识到，这个称号只是一个恩典[21]。但是，她忽略了一点，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儿子是可以重新取回他生来就有的那个称号的。这些旧贵族成员均顶着那些象征着曾经提供服务或带来荣誉的姓氏。在战争结束后，这两种贵族制度就会合二为一，成为统一的贵族制度，永载史册，他们其实都会重新获得自己的这些古老称号。
在6月30日和9月23日，皇帝为9名元帅发放了每人总共20万到100万法郎不等的奖赏，为34名将军发放了每人总共10万法郎的奖赏。平均每人获得了超过15万法郎的赏赐。而所有的这些奖赏，没有花国库一分钱。它们都是从敌人的战争赔款里直接划进军队特别金库的。这些赏赐中包括拿破仑在波兰、汉诺威、威斯特伐利亚、荷兰和意大利为自己留下的财产。同样可以在这次慷慨赏赐中按比例分一杯羹的，还有总理大臣、财政大臣、其他几位大臣以及一些公务人员。我在这里讲的还仅仅是皇帝在生日前后赏赐的人而已。随着战争的胜利不断地将财富积聚到拿破仑的手中，他其实一直都在封赏新旧功臣和文武官员。那些对我国有功的外国人也没有被遗忘。我们的征服战争带来了所有资源共同组成的“非常财产”，这一财产是专门用来封赏对法国有功之人的。拿破仑也从来没有用这部分财产来中饱私囊。
皇帝一直都很希望我可以结婚。他总会跟我提起这件事情。他总是这么说：“什么时候才打算结婚啊？”我此前也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很珍稀自己的独立和自主，我不想让皇帝或者皇后插手我的婚事。直到一段时间之后，我才决定正面面对这个问题，最终这个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我心满意足。我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家族中选择了我的妻子[22]，而且在整个过程里谁也没能影响我的决定。我从不后悔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我们两人面前的未来非常光明，足以实现我们的抱负。皇帝曾经多次跟我这样说过：“您有幸被我培养，我一定会让您变得富有。和平一定会到来，到时候我就可以好好地兑现我的诺言。您再耐心地等一等，不会有损失的。”一般这种时候都是皇帝可以不为公务烦恼的时候，他此时会生起善心。我之所以一字一句地引用这些话，是因为它们已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他把这件事和其他想做的事都推后到了那个他热切期盼的时候。1815年，在他第二次退位后，皇帝向我表达了他无法遵守诺言的懊悔。
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宫度过了9月剩下的日子、整个10月以及11月的前半个月。此前他连续两年下达了修缮这个奢华宅邸的命令，他也为这座宫殿新添置了数目可观的家具。他在这座宫中接见了很多外国人以及德意志王公。外国大使都是在这里递交国书的。枫丹白露宫的花园也非常漂亮。皇帝在这里想要放松一下时，一般会去打猎或是观赏剧院里上演的法国戏剧杰作。负责演出的是以塔尔马为首的我国的主要戏剧演员。
对于法国与俄国的和谈提议，以及俄国愿意作为斡旋人的提议，英国方面的回复就是对哥本哈根的炮击。而出于自身的利益和情感与英国绑在一起的葡萄牙，则回避了各个海洋强国联合起来对抗英国暴政采取的有效手段。被伦敦政府奴役的里斯本政府，在面对我们的要求时总是采取暗地里反抗的态度。10月27日，迪洛克将军和伊斯基耶多先生在枫丹白露签署了一份协议。伊斯基耶多先生是一位在巴黎学习自然历史的西班牙绅士，也是一名忠诚的和平亲王[23]的使者。这份协议的目标是要确定对葡萄牙的军事占领，占领军将由25000名法军和同样数量的西班牙军队组成。当时正在巴约讷指挥着监视部队的朱诺将军获得了跨过边境前往葡萄牙的命令，行军的路径已经和西班牙政府协调好了。同时，皇帝还下令组织了第二支军队，指挥权交到了杜邦将军的手上。经过1805年的战役，皇帝充分认识到了他的才能。第二支军队的目的地和第一支军队相同，并且会在英军前来帮助葡萄牙时辅助第一支军队。
上文提到的两位谈判代表还签署了一份将葡萄牙分割为三块的协议：第一块将交给伊特鲁里亚国王，用来交换后者手中的托斯卡纳；第二块将成为和平亲王控制的封国，后者对于这个安排也很满意，因为万一他被迫在西班牙下台，这还能确保他的独立自主；第三块则将储备起来，以供未来进行交换，或是封赏。皇帝当时已经着手准备，要在战争结束后让西班牙国王被认可为北美洲和南美洲的皇帝。而作为葡萄牙的法理继承人，这些土地也将会在未来退还给西班牙国王。
两天之后，在枫丹白露宫，我们和一位丹麦使者也签订了一份协议。丹麦王储被英国政府可恨的行径和加害他人民的野蛮暴行深深激怒了。他拒绝了英国人的所有提议。并且在跟整个欧洲谴责了在哥本哈根发生的骇人事件后，向英国宣战，作为对后者的回应。这位亲王采取了公正的报复手段：逮捕英国公民、没收他们的财产、没收他们持有的所有债权和债券，同时宣布断绝和英国的一切往来，违者将被处以死刑。他与法国和俄国都签署了协议，前者是他可以依赖的靠山，后者提供的保证就不那么真诚了。对于那些因为船只被抢被毁而失业的丹麦水手，拿破仑将他们全部纳入了自己的麾下。
在他于枫丹白露居住的最后两周里，皇帝收到了一封来自埃斯科里亚尔[24]的信，信上的日期是10月29日。卡洛斯四世在信中告诉皇帝，他发现了一个针对自己的王位以及王后性命的密谋。密谋的领导者是阿斯图里亚斯亲王，也就是西班牙国王的长子。皇帝并不相信这一严重的指控，在他看来，这是这位君主和西班牙王冠的继承人之间因为误解而导致疏离的又一明证。另一方面，在收到这封信的数日前，我们驻马德里的大使德·博阿尔内先生向拿破仑转交了另一封信。这封信是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寄来的。他在自己的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给皇帝写了这封信，并乞求后者保护他不受他敌人的伤害。同时，他也希望可以与皇帝家族中的一位公主进行联姻。皇帝早就对西班牙有些想法，这些信件正好让这些想法又浮现出来。他和贝内文托亲王就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后者早就想窥探一下皇帝内心隐密的想法，因此他抓住了这次机会，表现出可以帮助皇帝的样子。事实上，塔列朗此前已经获得了一个恩典：在欧仁亲王离开法国的这段时间代理他国相的位置。这个头衔在欧仁亲王那里只是一个荣誉职位，并没有任何外交上的功能。但塔列朗希望可以从这个荣誉头衔里得到更多实在的好处。在他和拿破仑的这次机密谈话中，他更多地扮演了一个倾听者的角色。他带着虚假的、精心排练过的矜持暗示了下面这个提议：拿破仑应该抓住这次误解造成西班牙宫廷分裂的机会，取代现在统治西班牙的这个王朝。反正就我们对抗英国而言，这个王朝不会是一个可靠的盟友，而一旦我们稍微失势，还会马上反过来帮助英国对抗我们。除了这个极端的措施之外，他还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就是令西班牙割让领土给我国。通过割让大量的领土来使西班牙必须依赖我们。这些谈话都是在皇帝的工作室里进行的，其中有几次我也在场。在做出决定之前，拿破仑就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他必须要静候一段时间，等待时机成熟。他当时没有马上回复阿斯图里亚斯亲王的信件，只是把它当作一次对王室族长权威的攻击。他向当时的西班牙驻法大使马塞拉诺亲王发表了一份宣言，表示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插手西班牙君主家庭内部的纷争。他给卡洛斯国王回了信。在信中，他劝后者行事要耐心且适度。然后他就继续去准备自己的意大利之行了。他没有做任何明显的表示，就把这个事情暂时搁置在那里了。
在枫丹白露的时候，皇帝还接见了德·博尚夫人，她是那个同姓的旺代叛军将领的遗孀。这位将领是被荣誉感牵扯进革命战争中的。他生前常说，自己不追求任何人间的荣誉，因为内战带不来任何荣誉。他宽厚的胸襟为他赢得了参战各方的尊敬。就在他死前，他刚刚拯救了6000名革命党的性命，旺代叛军是强烈要求把这些人都杀掉的。拿破仑急切地想要纪念这位出色的战士，因此亲切地接待了他的遗孀。她将自己年芳12岁或13岁的女儿介绍给了拿破仑，他承诺会赏赐她的女儿。他和德·博尚夫人聊了较长一段时间，当听到后者说起她自己也是因为被一名国民公会成员洛费歇尔搭救，才免于遭受死刑时，拿破仑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那是他第一次听说这个人的名字。当时，这位国民公会成员首先尽力延缓了对这位夫人的审判。当她因为自己旺代保皇党将军遗孀的身份而被判死刑后，他又想方设法将她的名字加到了一份特赦名单中。拿破仑对德·博尚夫人不是仅仅施以口惠而已，他给她颁发了6000法郎的津贴。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皇帝将奥德内将军任命为皇后的第一侍从官。奥德内将军是一名忠诚的军人，一个体面的男人，但他很不习惯宫廷生活。第一待从官这个职位相当于今天的荣誉骑士，但当时还没有荣誉骑士这个职位。拿破仑当时已经注意到了，皇后身边的人总是勉强使自己展显出贵族的感觉。有人曾告诉他，某次举行接见的时候，几位居住在贵族城区的人被介绍给了皇后。这时，她的侍女在一旁说：“今天我们可算有佳朋相伴了。”因此，任命奥德内将军担任这个职务，既是因为皇帝想要奖励这个勇敢军官的功劳，也是为了要给皇后的廷臣们上一课。这些人对于皇帝的选择很是懊恼，他们因此发表了一些讽刺的言论，皇帝选择假装没听见。
当拿破仑决定和女大公玛丽-路易莎结婚时，奥德内将军第一侍从官的职位被阿尔多布兰迪尼·博尔盖塞亲王取代了。奥德内将军被任命为贡比涅皇宫的总管，作为他隐退后的职务。巴登女大公的父亲克劳德·博阿尔内伯爵成为新皇后的荣誉骑士。
拿破仑的意大利巡游
11月15日，皇帝离开枫丹白露，开启了意大利巡游。他这次出巡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对奥地利政治意见的不信任；希望见见威尼斯民众以及其他意大利居民，并将他们和自己的政治系统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此外，想和自己的兄弟约瑟夫和吕西安商讨一些事宜。皇帝在步行跨越塞尼山时遇到了暴风雪，险些丧命。他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可以避难的山洞。他之后说起此事时，表示那个山洞就像“一个钻石宫殿”。
人们在米兰和威尼斯都举办了华丽的庆典，向拿破仑致敬，巴伐利亚王国的宫廷成员也出席了这些庆典。在米兰的时候，皇帝将欧仁亲王加封为威尼斯亲王，并将他立为自己意大王国的男性继承人。他专门去了解了“推定继承人”这个头衔的准确意思，还亲自查了《法兰西学院辞典》。欧仁亲王的长女被封为博洛尼亚公主，并获得了一大笔赏赐。当欧仁亲王被收养的消息在地主、学者以及商人三个团体的大会上宣布时，有人看到拿破仑正在跟总督说话，告诉他现场爆发出的掌声都是送给他的，并要他鞠躬致意。意大利王国的首相梅齐被封为洛迪公爵，同时获得了大量赏赐。就在拿破仑的这次出巡中，伊特鲁里亚王后来到了米兰，并将她的儿子引见给皇帝，她也是她儿子的监护人。在她的国王丈夫去世后，托斯卡纳并入帝国，她也离开了那里。
不列颠议会发布了一系列法令，无限期延长了海上贸易的禁令，同时要求所有中立国的船舶停靠英国港口，并为装载的货物支付税金，否则货物就会被没收。针对这一海盗般的法律，皇帝在米兰也发布了命令作为回应。皇帝在命令中宣布，所有船舶只要接受了英国人的登船检查，或是前往英国，抑或是向英国人支付任何税金，都会被马上开除国籍。在米兰短暂逗留了一段时间后，皇帝前去巡视了威尼斯。当地居民热情欢迎了他，并举行了一场华丽的庆典向他致敬。自然，贡多拉和帆船竞赛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运河上满是精心装饰过的船舶，它们扮成各国的宅邸、神庙、亭子以及小屋，驾船的是身穿相应服装的贡多拉船夫。为了这次庆典，威尼斯所有贵族都付出了至少1年的收入。
那不勒斯国王约瑟夫为了面见皇帝也来到了威尼斯，两人在一起待了6天的时间。拿破仑去视察港口、炮台以及其他防御工事时，他都陪伴左右。在这一系列庆典的间隙，拿破仑的精力都放在了怎样改善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怎样让威尼斯人重拾辉煌和繁荣上。因此，他成功地增加或改善了这个古老总督城市的民政、军事以及海洋设施。
拿破仑之后离开威尼斯城，去视察旧威尼斯政权的堡垒，中途在曼图瓦稍作停留。这时约瑟夫国王已经离开了皇帝，正在返回那不勒斯的路上。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弟弟吕西安的信，后者在信中表示他身在摩德纳。两天后，皇帝在曼图瓦时，我收到了下面这两封信：
梅尼瓦尔先生，
我在内附的这封信中会向皇帝告知吕西安抵达曼图瓦的消息。请您亲自将这封信交到皇帝手上，并请他授权您告诉吕西安，皇帝什么时候可以接见他。
您的朋友，
签名：约瑟夫
1807年12月11日，曼图瓦
这封信中还附带了下面一封信：
阁下，我请求您将内附的信件交给陛下。我现在以那不勒斯国王秘书的名义住在一间旅店里。我恳求陛下同意让您来这里找我，并将我带到他面前。出于我对您的敬意，选择您来执行这一任务会让我很高兴的。
您的朋友，
签名：吕西安·波拿巴
1807年12月13日，曼图瓦
在收到皇帝的命令后，我在大概晚上9点的时候到那个旅馆将吕西安·波拿巴带了回来。我将他带进了拿破仑的工作室，走的是一个秘密入口，因为他说他不愿意被任何人看见。这两位兄弟之间的会晤一直持续到午夜。离开皇帝后，吕西安显得情绪非常激动，他的脸上淌着泪水。我将他送回了旅馆。在那里，我听说皇帝非常强硬地要求他要么回到法国，要么接受一个外国的王位。但是，兄长给他提出的条件不仅伤害了他的个人感情，而且会影响他的独立自主。他吩咐我向皇帝转达他的告别问候。“我可能再也不会见到他了，”他补充说。但是，拿破仑在发现他不可能动摇弟弟的决心后，还是给了他很长的时间来考虑自己的提议。此后，他还派出自己的其他兄弟，以及塔列朗和富歇两位大臣向吕西安表达过自己的不满，但也没能取得任何效果。拿破仑对他这个弟弟的人格和罕有的才华都很敬重，失去这样一个人才的辅助也让他很遗憾。但是，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不愿退让半分的。吕西安在此后那不幸的日子里飞奔到了拿破仑的身旁，这是出于对哥哥的爱，也是给拿破仑的最美的颂词。
在这次会晤中，拿破仑和自己的弟弟还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吕西安应该将自己的女儿夏洛特送到巴黎去。她此时是13岁或者14岁。吕西安和第一任妻子克莉丝汀·博耶育有两个女儿，夏洛特是长女。有人提议，如果拿破仑打算同意费尔南多此前提出的联姻请求的话，可以将夏洛特嫁给这位西班牙王储。吕西安的女儿被安置在了母亲夫人[25]的宅邸中。她慈祥地养育了吕西安的女儿，但她的品位毕竟和一个小姑娘的品位不大一样，因此小夏洛特还是有一些不高兴的。受到继母教育的影响，她对于自己父亲这边的家族没有任何好感。吕西安的女儿对祖母的关爱毫无回应，她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不停地抱怨祖母的贪婪，她还写了许多讽刺自己伯父伯母的话。这些信被交到了皇帝手中。之后的某个周日，在家族晚餐结束后，大家都在圣克劳的会客室里。他把这些信拿出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读了出来，权当是好玩。在座的每一个家族成员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具有针对性的讽刺。这个不谨慎的小姑娘写的这些戏弄的语句让在场的家长们都很不高兴，拿破仑欣赏了一会这个场景。玩笑开够了之后，他恢复了严肃，批评了自己侄女的不知感恩，并决定把她送回她父母的身边。第二天，他把侄女送出了巴黎。他找来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全程陪同她到了意大利，并把她亲自交到了她父亲的手中。这样一来，拿破仑本打算将弟弟吕西安的这个女儿嫁给西班牙王储的计划也泡了汤。
拿破仑离开曼图瓦后，回到了米兰，在那待了一个礼拜之后就返回了巴黎。在途经亚历山德里亚时，他还专门去视察了他此前下令在那里建造的巨型防御工事。这个工事把这座城市变成了全欧洲防备最森严的地方。帝国覆灭后，奥地利和萨丁尼亚政府摧毁了这些工事，到了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这些工事都已经灰飞烟灭了，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拿破仑回国及西班牙叛乱始末
1808年1月1日，拿破仑结束自己的意大利之旅回到了巴黎。当他还在意大利，还没去巴约讷的时候，在大犹太公会[26]召开前后举行的犹太集会发表了讨论的结果。之前，在1805年那场战争时，拿破仑就已经被犹太种族的入侵震惊了。他一直在努力寻找好的方法，可以修复这些放高利贷的人在某些省份所造成的危害，尤其是阿尔萨斯。放高利贷的行为让这些地区最好的地产面临威胁：它们有可能落入一个卑鄙堕落的群体手里。除此之外，他也希望可以引导犹太人从事依靠双手努力的、更慷慨大方的职业，即从事那些体面的工作。为了实施这些有益的改革，我们在巴黎召开了一个由法国和意大利的犹太人精英参加的大会。政府任命了莫莱、波塔利斯和帕斯奎尔三位先生作为专员列席会议。第一次会议的结果就是大犹太公会的召开。大犹太公会是一个临时的高级委员会。以前，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就是这样决定国家和教会事务的，但是这样的会议在耶稣出生前就停止召开了。这个自成一格的大会是1807年在巴黎召开的，当时拿破仑还在东普鲁士抗击俄国人的进攻。这次大会的组成完全依照历史传统。大会的任务是要将此前在第一次会议上讨论的那些提案发展成教条。莫莱先生在关于政府为什么要召开大犹太公会的报告里，对拿破仑大加赞赏。时人对此事充满了好奇，毕竟这是一个新鲜玩意儿，而且也算是复活了属于遥远黑暗时代的权威和习俗。尽管大会的具体议事过程不对外公开，但还是有很多人溜进了会场。在会场外，人们更是好奇地等待着大会的结果。大会在政治、民事以及宗教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决定，这些决定都被以命令的方式固定下来。除此之外，皇帝还加入了一些特殊条款，用以鼓励犹太人从事农业工作，并且断绝他们以后继续从事走私或是放高利贷工作的希望。虽然我们必须要区别对待犹太人，不能赋予他们和其他公民一样的权利，但是区别有时间限制：10年。皇帝急切地想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为他赢得了犹太世界里开明成员的感激。同时，尽管这次特别大会制定的法律没能满足此前人们对它所有的期望，但它还是开了一个有益的先例。假以时日，犹太人内部说不定真的能完成足够的改革，并且结束他们对基督徒的敌意。
1802年3月发布的决议要求法兰西学会要在参政院中向政府提供一份总表，表中要展现自1789年以来我们在科学、文学以及艺术领域取得的所有进步。当时要求这份总表须在1803年9月之前做出来。但是，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亚眠和约》的破裂、布罗涅舰队的集结和武装以及对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都导致我们无法将这份重要的文件交给皇帝。一直等到1808年的2月和3月，赶在出发前往巴约讷之前，皇帝才终于有空坐下来听取这份报告。首先来到他面前的是物理和数学科学教室代表团，该代表团的发言人是德朗布尔和居维叶这两位院士。皇帝对居维叶先生流利的口才和清晰的头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者连着讲了几个小时。不将学者调离研究岗位是他给自己定下的规则，但这次他决定特事特办了。他将居维叶先生任命为参政院的审查官，还任命他在帝国大学中担任重要职位。2月19日，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学教室发表了报告，发言人是达希耶先生。8天之后，轮到文学和修辞教室了，发言人是谢尼埃。谢尼埃在报告中表现得既有品位，又知分寸。他公允而又富有才华地批评当时名流们的权利太容易受到伤害。他的这份报告已经成为一种风格的模板，堪称经典。接着，3月5日进行介绍的是艺术教室，关于人类知识的总表也就此完成。发言人是这个教室的秘书勒布勒东先生。拿破仑一手打造的这份对文学、科学和艺术的大回顾和大检查，展示了人类的智慧并没有倒退，并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拿破仑对法兰西学会的每个代表团都单独做了回复。他向报告官们表达了自己对他们勤劳研究成果的无比满意。
皇帝在意大利时，又收到了一些来自西班牙的信函，以及卡洛斯四世寄来的新的信件。他从中获知了马德里这个舞台上正在上演的事情。和平亲王通过线人得知，阿斯图里亚斯亲王的一些顾问们（埃斯科依基斯、因凡塔多公爵、圣卡洛斯公爵以及其他一些宫中的廷臣）正在私下串联，准备罢黜自己，因此他没收了王储的个人文件。他在其中找到了各种各样的文件，包括用来写秘密信件的暗号，以及一份任命因凡塔多公爵掌管新卡斯蒂利亚[27]的委任状草稿，日期是留白的。这位国王身边的红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的这些发现转变成了证据：证明有人正在计划抢夺国王的统治权，攻击国王本人。在这位亲王的文件里面，他还找到了之前写给拿破仑的，请求和拿破仑家族公主联姻的那封信的原件。这一整件事情是由法国大使德·博阿尔内先生在其中担任秘密中间人的。他是约瑟芬皇后第一任丈夫的长兄。这位大使的坦率和忠诚是人尽皆知的，因此他和红人戈多伊之间保持了一段距离。还有两个原因也让他心甘情愿地做了这个传话人：他知道皇帝肯定不会因为这个提议而生气，而且，如果皇帝同意了亲王的这个请求，那么他可能会选中他的一个侄女，也就是约瑟芬皇后的侄女进行联姻。事实上，拿破仑当时的确回复了我们的大使，让他要多听听人们在说什么，要多摆出友善的模样，虽然不应许下任何承诺，但他必须要对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有一个掌握，并不间断地把他获得的消息发回巴黎。这也是当时我们能给驻马德里大使的全部建议，关于联姻这个问题，我国政府还没有做出决定，也无法做出决定，因为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完全取决于不可预知的事件。在这件事中，扮演主要且唯一角色的，不是外交，而是长剑！
西班牙政府在发现了王储和他的顾问们这考虑不周的行动后，就把他们都抓了起来。但是，这起事件被提交给卡斯提尔委员会后，委员会拒绝给王储定罪。这位亲王因此被无罪释放，他的顾问则全部被流放。
这一轮风暴过后，到来的是表面上的平静。虽然和平亲王和西班牙王后知道王储在联姻后将被置于强有力的保护之下，这对他们来讲是不利的，但他们还是觉得，将费尔南多对皇帝提出的这个申请据为己有对他们自己有利。因此，他们敦促国王要从法国皇族那里为自己的儿子迎娶一位妻子。而阿斯图里亚斯亲王这时也没有展现出丝毫的尊严和勇气，他向王后和红人表示自己犯下了大错，现在非常悔恨。他彻底臣服在了他们脚下。这样的懦弱表现本应让西班牙民众感到不齿才对，但他们依旧把费尔南多当作偶像一样崇拜，由此可见，他们是多么仇恨和平亲王。
这个倒霉的家庭根本不值得别人关心，就这样把自己放进了强邻的手心，任人拿捏。这个强邻对她既无法信任，也根本尊重不起来。她在这个强邻眼前展示了自己的堕落和无能。因此，这个政府对法国不仅毫无意义，甚至还可能造成危险。在卡洛斯四世的治理下，西班牙的确跌落到谷底。其舰队极其无用，只有不到30艘可以出海的船舶或战舰。船上的海员人数也不足，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已经被拖欠了2年军饷。军火库和仓库里空空如也。她的殖民地也只能靠自己，贫穷且衰竭，随时准备脱离这个抛弃自己的母国。西班牙的军队只有大概5万人，武器不足，士兵衣不蔽体，肚子也吃不饱，军饷更是发不出来。一点可怜的军费都被参谋部吞食干净了，和西班牙的实际陆海军力量相比，这个参谋部的规模大得不成比例。税收安排得不合理，税款也收不上来。财政负债累累，国内百业凋敝，农业更是没人关心。每年大批羊群的迁徙彻底摧毁了西班牙的农业。但掌握着这些羊群的地主拥有特权，可以让它们每年从北往南迁徙，经过的地方寸草不生。掌管王室的国王无能又软弱。他宠信的那个红人爱慕虚荣且毫无原则，但国家大事却都由红人决定。全国人民都厌恶这个红人，他还是那个放荡王后的情人。西班牙的王储则是一个内心和精神都很平庸的人，极其虚伪而有城府，是一个盲目反法的人。
这就是西班牙的境况。她和我们接壤，对于我们的安全非常重要。其政府和王室，在惧怕拿破仑的权力和怒火时，就会爬到拿破仑的脚下。但是，在1807年法国、俄国和英国之间谈判破裂时，她又希望加入我们的敌对方。而当普鲁士向我们宣战的时候，和平亲王认定拿破仑无法抵御新一轮反法同盟的攻击，因为只要他尝到了败绩，反法同盟就会不停扩大。因此，他在10月3日下令让西班牙士兵拿起武器。他虽然没有点明敌人是谁，但他的描述也足够避免任何误解了。我军在耶拿的大胜迫使和平亲王睁开了双眼。他一边慌忙否认之前的命令，一边表示他的命令针对的威胁是摩尔人可能在安达卢西亚登陆，或者是英军可能登陆西班牙。总之，他使出浑身解数才为自己鲁莽的放肆举动求得宽恕。但皇帝对他的信心也被永远摧毁了。自那天起，拿破仑就打定主意要时刻提防这个不忠的盟友：只要有一个机会可以让后者跳起来摧毁他而不用受到责罚，这个盟友是肯定会去做的。因此，他要求西班牙政府派出一支15000人的军队前往厄尔巴岛，辅助岛上的法军，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作为人质。
正是在拿破仑做好了这些准备之后，西班牙发生了一系列事情。他不知道自己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他应该以联姻的方式和西班牙王室结盟吗？还是应该要求西班牙政府割让埃布罗河[28]以北的土地？抑或应该直接让西班牙改朝换代？在内心里，他倾向于最后一种选择。在没有做出最终决定的情况下，皇帝就以吉伦特军团和海洋军团的名义组织了两支部队，并把他们和位于东、西比利牛斯的部队一起送到了西班牙南部。他任命贝格大公为所有这些部队的指挥官，并指示他先进军布尔戈斯[29]，然后在那里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一开始，西班牙人把法军当成了来将他们从戈多伊和他的爪牙下解放出来的朋友。而随着事态的发展，贝格大公摘下了自己的面具。他率领的部队在登陆西班牙之后本来一直向着里斯本和直布罗陀方向进军，这时也转而往马德里方向开进。而西班牙人此时也反应过来了，只是赶走和平亲王的话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士兵。此后我军出其不意地攻取巴塞罗那、潘普洛纳和圣塞瓦斯蒂安的堡垒后，更是加深了他们的惊讶和怀疑。拿破仑对自己计划的缄默，以及他拒绝公开法西双方在枫丹白露达成的瓜分葡萄牙的协定，更是让西班牙宫廷笼罩在焦虑之中。那时，西班牙宫廷已经逃亡到了阿兰胡埃斯[30]，并且已经开始以前往安达卢西亚为名准备秘密逃往美洲了。马德里和阿兰胡埃斯的民众对于眼前发生的事情也愈发感到不安。西班牙宫廷为了安抚民众，否认了任何离开西班牙的打算，并对此发布了公告，但都无济于事。3月18日晚间，随着一个信号的发出，革命在阿兰胡埃斯爆发了。丧失理智的人群涌入了和平亲王的府邸，砸烂了宫殿大门，摧毁了府邸中那些昂贵家具，并且把碎片从窗户里扔了出去。他们把那里翻了个底朝天，就是想要找出和平亲王并杀死他。他逃脱了愤怒的人群，在一个避难所里痛苦地躲了36个小时才走出来。一个哨兵认出了他，并检举了他。于是他被交到卫兵手里。在后者的保护下，他逃到了营房，后面紧追着大批民众。他一路上被人拳打脚踢，伤痕累累。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在他父母的恳求下，同意为自己的敌人出面调停。他想要好好地享受戈多伊的耻辱，然后当着后者的面，以这次的恩惠来回报他家这个红人过去对自己所做的坏事。
国王和王后看到他们钟爱的戈多伊所爱的灾难后，吓个半死，开始担忧起自己的安危。卡洛斯四世宣布退位。匆忙写下命令后，他就把自己毫无荣誉地佩戴的王冠让给了自己的儿子。阿兰胡埃斯的民众急忙前去向新王致敬，人群中爆发出欢呼与喝彩，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拿破仑在巴黎听闻这件事情后，马上将德·图尔农先生派往马德里。德·图尔农先生是他的一名侍从和勤务兵，最近刚从马德里执行任务归来。每次遇到困难要处理时，萨瓦里将军的技巧和热忱总会赢得皇帝的赞赏。第二天，他也被派往同一个目的地。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历史难题，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就此事进行争论。许多就西班牙革命和战争著书立传的作家们都引用过一封信，信上的落款时间是1808年3月29日。这封信应该是由侍从图尔农先生带到自己受命前往的目的地去的，而大家在引用这封信时，也都默认这封信成功寄出了。但其实贝格大公根本就没有收到这封信。这封信是被插进《圣赫勒拿回忆录》中去的，但不可能是皇帝加进去的，因为当时他身边并没有这些文件。我在讲的这份命令和所有在它之前以及之后发出的命令都是相悖的。而不管是在陆军部还是外交部的档案库，抑或是卢浮宫的私人档案库中，都找不到这份命令的原件。在此后发出的信函里也没人提起过这份命令。我还要补充一下，这份命令里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信上写的地点是巴黎，但是皇帝从1808年的3月22日到4月2日（他在这天启程前往巴约讷）都待在圣克劳。而如果他在圣克劳的话，信的地点会写圣克劳的。同时，他在写给缪拉的信里从来不会称呼后者为“贝格大公阁下”，而是“我的表亲”。皇帝从不使用“我的外交大臣”这样的表达，这是一个从复辟政府时期才流行起来的表达。他用的从来都是“我的对外关系大臣”，这也是当时对这个职位唯一的称呼。这些问题可能是在多次誊写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除开这些反常的部分，这封信又的确具备正牌拿破仑命令的所有特点，因此只可能是拿破仑的作品。只有他会这样写作。人们或许可以模仿他的风格，或是描述他的想法，但是，这封信中有许多细节和暗示，没有他那广阔的观念和隐蔽的思想，是不可能领会的。
这封信是如何被公开出来的？前后有什么故事？它经过了哪些人的手？贝内文托亲王和西班牙的事情有纠葛，是不是他趁着1814年掌控这些资料的时候，把这封信和那些关于昂冈公爵以及西班牙事件的文件一起从卢浮宫的档案库里拿走了呢？又或者说，在塔列朗下令烧毁这些从档案库里拿来的文件时，有谁把这封信救了下来？就像有人神奇地救下了第一执政发出的逮捕昂冈公爵的信函那样。最有可能的假说就是，这封给缪拉的信只是一个草稿。它只是拿破仑在脑筋全面开动面对这个难题时想出的一百个对策里的一个。关于这封信的主要思想，皇帝可能是从德·图尔农先生之前自西班牙发回的报告里得到了灵感。德·图尔农先生当时游遍西班牙，最远走到了安达卢西亚。并不是随便一个侍从都可以影响拿破仑的想法，但是，德·图尔农先生引述的是自己亲眼见到的事情。同时，这么一个坦率而诚实的军官说的话，肯定是要用心倾听的。
事实上，无论我们如何猜测，都不会找到解开这个历史谜团的钥匙。尽管有这么多人对此做了研究，围绕着皇帝写给自己妹夫缪拉的这封信，依旧有许多谜团，而《圣赫勒拿回忆录》的作者也没有为驱散谜团做任何事情。除开别的不说，光是这封信中清楚而明确的语言，再加上它字里行间对索拉诺将军展示出的那种态度，都让我们觉得，那些认为这封信是在事件后才制造出来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尽管我之前说过，我在这本书里不会复制大家广为人知的历史资料，但我实在没办法不一字一句地在这里复制这封惹人好奇的信。如此一来，各位读者也可以亲眼看看处在问题中心的这份文件：
1808年3月20日，巴黎
贝格大公阁下，针对西班牙的形势，我希望您不要欺骗我，也不要欺骗您自己。自从3月19日发生的事情以来，情况愈发复杂化了。我还是一直非常困惑。不要以为您是在攻击一个没有武装起来的国家，也不要认为您只要带着军队出现，西班牙就会臣服。3月18日的革命显示西班牙人中蕴藏着一股能量。您正在和全新的一群人民打交道，他们充满勇气，也充满热情，就像我们遇到的那些依旧充满政治热情的人一样。
贵族和教士是西班牙的主人。如果他们害怕自己的特权甚至是存在遭到威胁的话，他们就会发动大量人员对抗我们，这样一来，这场战争就没完没了。我现在在西班牙的确有支持者，但是如果我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那里，我就不可能再有支持者了。
人们之所以怨恨和平亲王，是因为人们指控他将西班牙拱手送给了法国。正是这股不满促成了费尔南多的篡位。人民的表态是最虚弱的。
阿斯图里亚斯亲王没有任何作为国家领袖不可或缺的素质，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被树立为反抗我们的英雄。我不希望他和他的家人遭到任何暴力的对待。让我们暴露在仇恨中，或是激起仇恨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事。
西班牙有超过10万军人，完全可以支撑他们在国内打一场战争。分散在各地的每一支军队都有可能起义，成为支持王室的一个核心。
现在，这些都是我摆在您面前的，您不可避免肯定会遇到的障碍，至于其他障碍，之后您会自己发现的。
有这么一个让我们更加难受的机会，英国肯定不会坐视不管。她每天都在向自己驻扎在葡萄牙和地中海海岸上的部队派去通报舰，也正在征召葡萄牙和西西里士兵。
王室并没有离开西班牙前往西印度群岛避难。时下，可以彻底改变这个国家形势的只有一场革命了。这大概是整个欧洲最没有准备好迎接革命的国家。能认清这个政府犯下的滔天大罪，以及国内现在礼崩乐坏的无政府状态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都正从这一罪恶和无政府状态中获益。
出于我的帝国的利益，我可以为西班牙做许多好事。我们应该采取的最佳手段是什么？我应该亲自去马德里吗？还是说我应该扮演一个大保护人的角色，并在父亲和儿子之间做出抉择？在我看来，让卡洛斯四世继续执政恐怕是比较困难的。他的政府和他宠信的那个人都太不得民心了，撑不过3个月的。
费尔南多是法国的敌人，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让他当了国王。如果将他扶上王位，那正是应了过去25年里都想灭亡法国的那些人的心意。家族联姻也只不过是一个脆弱的纽带：当人们可以不受惩罚地杀死她们来复仇的时候，伊莎贝拉王后[31]和其他法国公主都悲惨地消失了。我的观点是，不要着急。我们静观其变，随机应变是最好的。我们应该补强现在位于西葡边界上的那些军队，然后静静等待……
我不同意殿下您这么草率地做出的攻占马德里的计划。我军应该要和这座城市之间保持10里的距离。您并没有任何理由保证民众和政府官员会毫不反抗地接受费尔南多。和平亲王在政府里肯定是有支持者的。老国王更是习惯性地依附于他，而这种依附是会产生结果的。您进入马德里，不光会让西班牙人民感到害怕，更是帮了费尔南多一个大忙。我已经派萨瓦里去老国王身边打听情况了，他会和殿下您共同商讨对策。我会在之后决定接下去的行动。与此同时，我觉得我可以给您下面这些指示。首先，除非您认为形势已经发展到我必须认可他担任西班牙国王了，否则，您不要安排我和费尔南多之间进行任何会晤。您要有礼有节地、细心周到地对待国王、王后以及戈多伊。您必须坚持以之前的礼节来对待他们，您也要亲自向他们致意。您的种种行动，都必须要保证下面这一条：不能让西班牙人看出我接下去打算怎么做。我觉得这一点应该不难做到，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接下去要怎么做。
您必须要让贵族和教士们了解，就算法国真的要干涉西班牙的事务，他们的特权和各项豁免也会得到我们的尊重。您要跟他们这么说，就说皇帝希望西班牙的组织得到完善，这样一来，西班牙可以更好地与欧洲文明和谐共处，同时也可以将这个国家从宠臣当政中解救出来……对政府人员、市民以及开明的人群，您要告诉他们西班牙的政治机器需要被重塑，说她欠缺一些法律，一些可以保证她的公民不受专横统治以及封建家族篡位威胁的法律——同时，西班牙还欠缺一些机关，那些可以复兴工业、农业和艺术的机关。您要向他们描绘一下，尽管处在战争状态中，但是法国依旧非常平静祥和。同时，您还要向他们描述法国宗教的兴盛，这都是托我与教皇签订的《教务专约》的福。您会向他们指出，他们从政治革新中可以获得的好处：国内的稳定与和平、对外获得的尊敬以及辐射的力量。无论是您的写作也好，演讲也好，以上提到的东西都应该是您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不要匆忙行事。我可以在巴约讷等待。我也可以跨过比利牛斯山，前往葡萄牙的边境，并把战争带到那里去。
我会考虑您的个人利益，请您不要自己考虑这些……葡萄牙依旧在我的支配之下……不要让私人事务占据您的注意力或影响您的行事，这样会伤害到我，更会伤害您自己。您14日发出的命令太着急了。鉴于3月19日发生的事情，您命令杜邦将军行进的速度太快了，必须要做出调整。您要下令做出新的安排，关于这些，您会从我的外交大臣那里收到指示。我要求更加严格地维持军队的纪律，即便是犯下小错也不能姑息。必须极其细心地对待当地的居民。尤其要注意尊重教堂和修道院。我军必须避免一切和西班牙军队或是其小分队的遭遇。一个枪子都不能打出去，双方都是如此——就让索拉诺行军越过巴达霍斯[32]，要时刻监控着他。亲自给我的军队下命令，保证我们时刻都可与西班牙军队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战争爆发的话，那就全盘皆输了。
西班牙的命运必须通过政治和协商来决定。我建议您避免和索拉诺或者其他任何西班牙将军或总督谈话。您每天要派出两名信使。如果发生了什么严重事情的话，派您的传令官来。您要马上把携带这份命令的图尔农侍从给我送回来，同时你还要给他一份详细的报告。此致，我向上帝祈祷……
签名：拿破仑
同时，还留在阿兰胡埃斯的老国王和王后一直都活在恐惧之中。听闻贝格大公正在向马德里进军，他们秘密地派女儿伊特鲁里亚王后去恳求他的保护。缪拉亲王从自己的参谋部里派出一名军官巴伊·德·蒙迪翁去安抚他们，同时也向他们提议，应该对他们遭受的暴力对待进行抗议。他们轻易地就接受了这个提议。3月21日，在退位两天后，卡洛斯四世签下了抗议书，并将其交给了贝格大公。
缪拉将其转交到了皇帝那里，后者对他的这一行动表示了认可。从皇帝那里发来的几份命令都督促缪拉要继续向马德里进军。拿破仑的妹夫因此在24日带领部队进入了西班牙的首都。
翌日，匆忙离开阿兰胡埃斯的费尔南多也赶忙组织了一个庄严的入城仪式，仿佛是要确立自己对王座的所有权，那个民众决定授予他的权力。他坐在马背上，身旁簇拥着军官，受到了马德里市民的热情欢迎。外交使团们都来向新国王致意。缪拉向费尔南多表示，因为自己没有从皇帝那里接到任何指示，因此他无法认可费尔南多为国王，法国大使也没有去向他致意。
拿破仑刚一获悉这些消息，就认定是时候开始行动了。他和塔列朗先生以及尚皮尼先生进行了多次讨论，西班牙问题又一次成为讨论的主题。在这些谈话中，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无论让西班牙改朝换代，还是在获得保证的情况下维系这一王室，都需要想出得体的做法。在他离开前一晚的商讨会上，拿破仑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他还没有决定要采取怎样的对策，他打算亲眼看一看西班牙的情况。看起来，他在这些商讨会上只追求两件事情：要么是别人对他的强烈反对，要么是为他倾向的方案提供极有力的理由。同时，这些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定，皇帝就这样离开了巴黎，没有表示任何决意。
皇帝在离开巴黎之前，给他的弟弟荷兰国王写了一封信，向后者表示，如果他要在西班牙改朝换代，那么后者可以担任该国的国王。他还表示，虽然这只是一个计划，但如果事态对我们有利的话，这是可能的，并且在两周之内就可以尘埃落定。因此，他向自己的弟弟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我提名您为西班牙国王，您会同意吗？”他还说，他只希望听到“会”或者“不会”这样的回答。他要求自己的弟弟不要就此事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因为做这个决定不能多想。路易拒绝了，拿破仑因此回复他说自己不会再考虑此事。
4月14日，皇帝抵达了巴约讷。此前，他在波尔多逗留了1周，为这座城市的商业利益带去了很多好处。他在巴约讷市内待了两天，主要是为了等待城外1里的马拉克城堡做好接待他和皇后约瑟芬的准备，后者会在城堡那里和他会合。那座城堡是他购置的产业。
拿破仑对萨瓦里将军有绝对的信心，后者这次被派去西班牙主要有以下几个任务：面见法国大使并搞清楚在马德里和阿兰胡埃斯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了解西班牙事务的真实状态，打消疑虑；了解卡洛斯四世的退位是不是真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以及他值不值得我们信任。拿破仑跟萨瓦里将军讲得很清楚了，如果这一对父子都无法信任的话，他就决定推翻这个统治家族。
萨瓦里将军在到达马德里后，见到了费尔南多亲王和他的顾问。他发现他们都很愿意前往巴约讷去面见皇帝，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让这位掌握西班牙命运的强大君主变得倾向于新国王。因此，这次旅程就这么定下来了，萨瓦里将军陪同这位王公一起上了路。
在抵达维多利亚[33]后，本来还想着去面见皇帝的费尔南多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继续往前走了。还说他要在这座城市里等待皇帝的消息。萨瓦里尝试着劝说这个固执的王公，发现没有效果之后，他只能独自前往巴约讷。他比皇帝早到了几个小时。针对拿破仑此前向他提出的关于费尔南多性格和态度的问题，他回答说，他对于费尔南多对他做出的保证的真诚度怀有疑虑。他还表示，他觉得这位王公此后会被他的反法大臣们摆布。
皇帝第二天派萨瓦里将军原路返回，送一封信给阿斯图里亚斯亲王殿下。在信中，他邀请后者前来巴约讷，但是没有对后者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萨瓦里不在的那段时间里，包括乌尔基霍前大臣在内的数位西班牙重量级人物去面见了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并告诉他不应该跨过边境，因为这有损他的尊严，也不够谨慎。尤其考虑到拿破仑皇帝还没有认可他的国王头衔。费尔南多和他的顾问们对这些建议置若罔闻，皇帝的来信彻底打消了他们的顾虑，第二天，他们就决定启程前往巴约讷。
就在费尔南多准备登上马车的时候，一群拿着武器的农民冲了出来。他们和亲王宅邸中的人一起，尝试着想要阻止他出发。他们剪断了马车的缰绳，拆下了骡子身上的挽具。因凡塔多公爵亲自进入人群中，成功地安抚了暴动的人群。骡子们又被套上了车，马车也得以顺利地出发。亲王在接近巴约讷的时候，慢慢地开始惊诧起来，他根本没看见皇帝的影子。他遇到了迪洛克将军，后者祝贺了他的到达。这边，听说费尔南多抵达了巴约讷，皇帝才翻身上马，前去见他。他拥抱了费尔南多，但是只愿意称呼后者为殿下。他在返回马拉克的路上，派一名侍从去邀请亲王和他的随扈一同来城堡中和他共进晚餐。
拿破仑在和费尔南多以及后者随扈的交谈中，很快就发现了这个亲王的愚笨和粗鄙的奸诈。此外，他的随扈都极其平庸，他们根本无力指导他们的主人。这些第一发现从本质上来说无法改变皇帝的想法。他此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观点：在这样的领导者的带领下，西班牙是不可能获得重生的。他很失望地发现，在亲王的随扈中，他甚至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跟他谈论他对西班牙政治未来规划的人。埃斯科依基斯教士是亲王最聪明的随扈，也是他最信任的一位。皇帝觉得，他也只有跟这位教士可以敞开心扉地谈一谈。因此，皇帝告诉这位教士，在自己迫使英国和谈的路上，西班牙的支持与助力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西班牙王室这种糟糕的境地对于该国来说是灾难，对法国来说也同样是灾难。在埃斯科里亚尔和阿兰胡埃斯发生的闹剧都展示出西班牙王室已经堕落到了何等程度。因此，想要把这个王室从泥潭里拉出来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这样直白的一番话震惊了这位教士，并把他从自己的空中楼阁里拉了下来。在他为自己的学生求情时，皇帝则做出了一些更为实际的发言。
埃斯科依基斯将这番对话报告给了费尔南多，后者表示了抗议，并宣称自己家族的统治权是不可剥夺的。他坚称，父亲退位后，他就是合法的国王。如果卡洛斯四世要撤回自己退位的决定，费尔南多也只会向自己的父亲交还王冠。
皇帝认为，只有把老国王夫妇找来才能终结费尔南多这种抵抗的态度。因此，他派人紧赶慢赶地催促他们，还有和平亲王，请他们快点到达巴约讷。和平亲王此前遭到了民众非常严苛的对待。缪拉不得不把他从扣押者的手上解救下来，和平亲王当时一直认定自己会被绞死。戈多伊抵达后，拿破仑接见了他。拿破仑将自己对这个人的反感隐藏了起来，并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一席话更是让他坚定了要剥夺费尔南多王位的决心。他还确保了老国王、王后以及和平亲王都可以获得和地位相匹配的津贴。
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在4月30日终于抵达了巴约讷。我们以接待国王的礼仪欢迎了他们。他们进入巴约讷的时候，皇帝专程去迎接。几天前刚刚抵达马拉克的皇后则前去慰问了老王后。根据西班牙的风俗，双方之间还行了吻手礼。费尔南多前来向自己的父亲鞠躬致意，但是卡洛斯愤怒地赶走了他，还禁止他跟随自己走进卧室。他们亲爱的朋友戈多伊正在那里等着他们，他们高兴地拥抱了他。他将拿破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他们没有表示任何反对。
第二天，他们来到马拉克参加晚宴。老国王因为身体虚弱，在城堡里上楼梯的时候还要搀扶着皇帝的手臂。拿破仑当时对他是这么说的：“靠在我身上吧，我足够强壮，可以支撑我们两个人。”
卡洛斯针对自身退位的《异议书》在马德里发表了。同时，在费尔南多离开马德里之前，卡洛斯就告知了费尔南多的那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的领头人是费尔南多的叔叔唐·安东尼奥。在这份文件中，卡洛斯给自己的儿子写了一封语气严厉的信，斥责了后者罪恶的行为，并呼吁他放弃头上的王冠。费尔南多回复说，虽然自己是因为父亲自愿退位才荣登大宝，但他还是愿意放弃这顶王冠，前提是父亲必须要亲政。同时，复位大典必须在马德里公开举行，所有的议会议员（cortés）都要在场。卡洛斯国王在撤回自己的退位决定后，宣布自己是整个西班牙的唯一合法君主。他还说在自己去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任命贝格大公担任自己的中将，并全权处理国事。同时，他还下令当时依旧留在马德里的唐·安东尼奥王子，也就是国王的弟弟和小团体的主席，还有唐·弗朗西斯·德·波拉，以及伊特鲁里亚王后都要前来巴约讷。
西班牙民众本来已经被这一系列的闹剧搞得心神不宁，现在王室成员一个接一个离开的场景更是极大地刺激了他们。费尔南多从巴约讷发出了很多信件，派出了许多披着伪装的信使。他们点燃了民众的狂热，并一直在再往这股大火里添柴加薪。我们监视并逮捕了这些信使，他们携带的信件也被送入了皇帝的内阁中。这些信函中充斥着对法国人和拿破仑的抨击和侮辱。它们充斥着精心准备的假新闻，意图激起民众的怒火，并将阿斯图里亚斯亲王描绘成了卑劣手段的受害者。这些满口谎言的故事以印刷简报和手抄字条的形式在西班牙快速传播，人们对于阅读这些故事都很有热情。它们激起的民众怒火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5月2日在马德里爆发了一场大规模叛乱。愤怒而野蛮的暴民大肆屠杀了躺在病床上的法国病患，还有大街上落单的法军士兵和军官。
皇帝在策马返回马拉克的途中听闻了这个悲伤的消息。带来这个消息的是大公的一位参谋官，德·阿纳库尔先生，他日后成为狩猎总管。皇帝此时异常愤怒，立刻调转马头冲去找到了卡洛斯国王。他向国王展示了这些信函。国王派人找来了亲王，他和王后以最严厉的口吻斥责了费尔南多。国王一直在挥舞着拐杖，就像是要打自己的儿子一样。王后是如此愤怒，以至于她直接走上前去做出了要掌掴儿子的手势。这位亲王这时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双眼低垂，一言不发。皇帝结束了这一痛苦的争吵，他告诉阿斯图里亚斯亲王，他和后者的父亲站在一起，他也只承认卡洛斯是国王。同时，除非费尔南多马上退还自己篡夺的王位，否则他将会被视为反叛者。卡洛斯四世此时大喊，说他不想要一顶已经被玷污了的王冠。同时，他还表示，自己这个不知感恩的儿子在国家的各个角落都激发起了反抗君主的情绪，这样的国家他不想要了。费尔南多这时既迷惑又生气，遂离开了房间，身后跟着在外面会客室里等着的一小拨信使。
在和老国王、王后待了一会之后，拿破仑和他们告别，返回了马拉克。那时的他迷失在了自己的思绪中。他理清了思绪之后，脑中只有一个念头：这个家庭已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同一天，人们起草了厘定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地位的文件。同时还厘定了其他亲王的地位，他们都不会返回西班牙。我们将纳瓦拉城堡整体给予了费尔南多，同时还给了他100万法郎的收入。其他的所有西班牙亲王，每人都获得了40万法郎的年金。费尔南多亲王为自己和自己这一支家族签署了永远放弃西班牙王位和继承权的承诺书。
卡洛斯国王是各方都承认的唯一的西班牙国王，但是他坚持拒绝接受这顶王冠。他将这顶王冠交给了皇帝，让后者自由处置。作为补偿，他终生享有贡比涅的宫殿和森林。同时，我们还将尚博尔城堡整体赐予了他，再加上3000万里亚尔（750万零3000法郎）的收入。这笔资金将从法国国库中划拨。
以上就是对引发这一巨大灾难的所有事实进行的简单展示。某些历史学家喜欢在介绍此事牵扯的主要事件时加入一些细节，然后就这些事件进行解读，但是他们的解读不一定都是对的。我这里没有这些东西，我只讲述了在我的职责范围内、我听见的，或是了解到的事情。我不觉得我应该把自己树立为一个评判拿破仑行动的判官。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件事情的目标很明显是民族的利益。如果说我们采取的手段不是那么的正规，不是那么匹配这个计划的宏伟性，至少有一点是得到证明的：在巴约讷的整个处理过程中，拿破仑的脑中思考最多的就是法国的利益，而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同时，他是想要在西班牙建立一套系统的，改朝换代这个决定不过是该系统的结果和附属品罢了。
有人是这么解读我们在半岛上尝试的强势手段的：拿破仑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要将欧洲范围内的波旁王族清除干净。不过，那只是他的一个次要动机罢了。他最关切的还是西班牙这个国家。西班牙是我国领土的延伸，它的繁荣无论对法国还是对它自身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当时这个国家正在衰败，也就是说，假以时日，它肯定会成为英国嘴边的一块肥肉。拿破仑是不能控制未来的。无论西班牙政府在当时那个时间点是多么听他的话，这个政府也的确在耶拿会战之前表露过加入反法同盟的愿望。只要拿破仑还在，这个政府就不敢违抗他。但是，他们面对皇帝的继承人时，还会这么听话吗？西班牙王室卑躬屈膝的臣服让法国的主人意识到，依赖这样的王公，是非常莽撞而危险的。但当时，西班牙政府还是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船舶、军队和那少得可怜的资源都给了皇帝。虽然皇帝怀疑西班牙和英国之间签署了一些秘密协议，但这些都没有产生任何即时的效果。法国并没有一个足够强的动机去向西班牙宣战并武力清除波旁王室。这一系列行动，如果是基于一个更加合理的理由的话，会更配得上拿破仑。但是，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他如果采取这样的强硬行动，肯定会招致舆论的批评。当年，路易十四出于王朝利益在西班牙改朝换代，卡洛斯二世[34]的遗嘱对他有很大的帮助，让人们都很敬仰他。拿破仑这次是出于国家利益，但他却失败了，他没有这样的手段。他也会一直暴露在子孙后代的批评之下。但是，如果他的努力得以持续下去的话，它为法国和西班牙带来的诸多好处是可以让他免受这些批评的。现在人们只看到这个方案的弊端，是因为它失败了。然而，就像继承战争[35]那样，这个计划本来也是可以成功的。但是，反法同盟接连不断地将他卷入新的战争之中，使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无法将自己的力量和精力都集中在这件事情上，并最终将这件事情移出了他的视野。我甚至认定，西班牙国民对改朝换代的反抗和抵触最终也是会消解的：西班牙开明的权贵们终将意识到，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国家是有益的，而民众也会追随这些人。《巴约讷宪法》本身具有的优势、它的实践本可为民众带去的繁荣、与法国的联盟也可以为他们带去的保护，以及保证促进他们的繁荣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假以时日，以上种种因素是肯定可以降服西班牙人的。在这件事情中，我们既不能批评拿破仑鲁莽，也不能责怪他反复无常。他的计划已经很成熟了，并且是以必要的迟缓和审慎在推进。他当时手上握有很多优势：他的全知全能、法国当时繁荣的社会、欧洲大陆的完全和平，以及我们和俄国建立的紧密的同盟关系。在当时看来，那是一个很不错的时机，不早也不晚。拿破仑自己也说过，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他必须要抓住：他可以借此复兴西班牙，把她从英国的爪牙下拯救出来，并且将她融合进我们的系统里。通过这样做，他认为他是在为欧洲的长治久安打下一块基石。
同时，在西班牙采取的这些不合情理的手段，此后也一直占据着拿破仑的思绪，时常让他陷入困惑。他的精神是反抗这种背叛行为的，因为他本能性地憎恶那些虚伪的花花肠子。当时，他在不同的处置方案之间犹豫了很久。他考虑过家族联姻。但世上没什么比政治联姻更靠不住的东西了。另一个方案则是为了保险起见，让西班牙割让埃布罗河以北的省份。但这样会冒犯这些省份的居民，让他们时刻做着反叛的准备。因此他被迫回到了推翻统治家族的这个方案上，之后发生的事情也扫清了皇帝的犹豫：一个遭到侮辱的父亲，被自己的儿子排挤，被自己的人民抛弃。暴力的内讧引起了他的恐惧，出于对自身安全的忧虑，他必须向自己的盟友求援。另一个则是负罪的儿子，卑鄙而胆小，被邪恶的情感支配着。这两个人都将自己投入了拿破仑的怀抱。这一系列特殊事件的混合，再加上马德里的那场叛乱，那场由费尔南多鼓动的，让许多法国人殒命医院和街巷的叛乱，都促使皇帝执行了这个计划。当他看见西班牙王公臣服在他的脚边时，当他判断了他们的毫无价值和软弱后，他觉得自己是在“替天行道”！他在这个王室家族内部目睹的闹剧，让他彻底认识到，想要跟这些王公达成稳定的联盟是不可能的。当时，老国王拒绝回到西班牙。尽管拿破仑很乐于让他重登王座，但难道他可以逼迫这位王公接受王冠吗？卡洛斯国王此前做的事情、他的无能和他宠幸佞臣引发的憎恶都让皇帝清楚地认识到，让这样一个人复辟是不可行的。是不是应该把费尔南多送回马德里呢？但那又将意味着把西班牙拱手送到英国人和反法同盟的手上。因此，拿破仑确认了自己的心意，要将这个邻国的命运掌握在法国人手里。这个重要的国家已经被一个堕落的王室治理得逐渐衰败了，他希望慷慨地拯救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同时，这个政府的政策当下已经开始摇摆踌躇，未来肯定会转为敌视，他必须要做个了断。这两点都是促使拿破仑做出改朝换代这个决定的原因。
于是，皇帝派出一名信使紧急邀请约瑟夫国王到巴约讷来。1807年时，他和自己的这位兄长曾在威尼斯有过一次会面，他对后者说起过西班牙王室内部的不和可能引发的种种情况，这个王室已经因为内讧而完全分裂了。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那不勒斯国王一到巴约讷，拿破仑就赶忙去见他，并把自己脑海中考虑的事情告诉了他，敦促他同意自己的方案。他此前希望吕西安会接受自己在曼图瓦强加给他的条件。如果吕西安更温顺听话一点，拿破仑这时候就会把他扶上那不勒斯的王位，最终这个位置给了贝格大公缪拉。在等待兄长约瑟夫抵达的这段时间里，拿破仑的精力都用在了确保西班牙的殖民地对西班牙忠诚这件事情上。他从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港口派出了许多小船，航向南美的港口。船上装着武器和军需品，还有宣告书。皇帝同时要求人们将关于西班牙财政、陆军和海军状况的报告交到他面前。他还命令从特殊财产中拨出2500万的补助，提供给西班牙的国库，为西班牙解燃眉之急。最后，他命令遣散半岛上的西班牙陆军，同时将法军派遣到西班牙领土上最需要他们的各个区域，准备应付第一波的反叛。
拿破仑也知道，改朝换代这样的事情，完全不依靠西班牙的民众是做不成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希望在巴约讷召开一个西班牙各阶级领袖参加的会议。他将自己的兄长约瑟夫介绍给了这些富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都向后者宣誓效忠，并欢迎后者作为他们国家的复兴者。这场西班牙各阶层有头有脸的人物参加的会议最终制定了一部宪法，其中囊括了所有西班牙重生所需的元素。巴约讷的这部宪法已经为西班牙打开了一扇大门，如果不是那些家家户户都有的狂热修士，如果不是那些爵爷施加的影响力，如果不是民族的激奋和过度自尊抵消了这部宪法的所有益处的话，西班牙现在早就走上进步的康庄大道了。
正当这个会议的讨论和辩论正在进行时，卡洛斯四世、王后与和平亲王离开巴约讷启程前往枫丹白露。那些西班牙亲王，还有圣卡洛斯公爵以及埃斯科依基斯教士则一起被送到了瓦朗塞[36]城堡，皇帝将那里作为这些王公的住所。那里是贝内文托亲王的产业，因为事发突然，而且发展速度太快，拿破仑也只是刚好够时间通知那时还在巴黎的亲王到瓦朗塞去迎接西班牙亲王们。
约瑟夫国王从那不勒斯的王座移到了西班牙的王座上，接替他成为那不勒斯国王的是贝格大公。至于缪拉离开后空悬的贝格大公国，则被并入了帝国。1810年路易国王退位并放弃荷兰的王冠后，贝格大公国被赐给了他的长子。
这些事情都做完之后，皇帝带着皇后一起离开马拉克，返回了巴黎。返程的路上，他在波城和塔布各住了一晚。他在波城的住所是亨利四世降生的那个城堡。这个城堡距离城市有大概1000托阿斯远。此后，这个城堡被完全修复了，并且成为帝国行宫。在塔布，皇帝睡在了省长的宅邸里。在其中的一个会客厅里，他见到了一幅著名歌剧演员莱的画像，他也是这个省的骄傲之一。
在欧什，拿破仑只逗留了12个小时。听说德索勒将军就住在附近，隐居在一个乡间别墅里，他赶忙派纳夏泰尔亲王去找这位将军，给他提供一个职位。在布罗涅的时候，这位将军就拒绝出任拉纳将军的幕僚长。德索勒将军之前是反对给莫罗定罪的，尽管他没有公开表示自己的不满，但他还是找借口退役了。他此前是这位著名将军的幕僚长。他曾经也担任过汉诺威那支军队的幕僚长，当时那支部队的指挥官是蓬泰科尔沃亲王。在元帅不在的时候，德索勒将军甚至还指挥过那支军队。在这两次战役中，他的心里逐渐发展出了对皇帝的仇恨。尽管当时他不敢公开自己的恨意，但是在1814年的残暴岁月中，他的恨意也宣泄出来了。拿破仑很欣赏这位将领的才能，因此他也不介意主动示好。他将西班牙的一支部队交给了这位将军。过了一段时间后，德索勒将军就要求调回法国。这个将军的反复无常，或者说他隐藏的恶意，并没有让皇帝失去耐心。在出征俄国的时候，他将这位将军任命为欧仁亲王的幕僚长。在我军攻占斯摩棱斯克后，德索勒将军又以健康问题为借口离开了军队。1814年反法联军进入巴黎的时候，他也在城里。至于他做了什么，我们都很清楚。
皇帝和皇后在图卢兹度过了48小时，他们经过蒙托邦和阿让时，都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拿破仑的出现在各地都激起了民众的无限热情。他在访问了某个城市或省份后，总是会有精心准备的跟进措施，以提升当地的繁荣度。普罗旺斯伯爵（也就是日后的路易十八）的朋友德·巴尔比夫人当时正好在蒙托邦。在波旁王朝复辟之后，我在巴黎见过她，听她跟我吹嘘当年在拿破仑访问蒙托邦时，所有人都异常愉悦，而她是那个光荣的例外。
当皇帝正在南部省份巡视时，西班牙的叛乱已经蔓延到了全国。卡洛斯四世和费尔南多双双退位，以及约瑟夫国王加冕的消息传出后，引爆了西班牙的恨意。此前，这种恨意就一直存在，只是缺乏一个倾泻而出的机会而已。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到了临近5月底的时候，西班牙的东南西北就全部燃起了烽火。全体西班牙人就像一个人那样齐心发动了起义。各地的军火库都被劫掠了，人民武装了起来。各处人民纷纷结党，四处都有大批的军队被组织起来。人民都自发地行动起来，竖起了他们那多疑而野蛮的权力。在他们看来，朝堂之上皆是叛徒。大部分的领军将军都被屠杀了，因为他们不愿意盲目地遵从人民这股暴乱的情绪。但凡有最轻微的犹豫，都会得到死亡这一残酷的惩罚。政府和军队中的开明人士尝试安抚人民。这些开明人士担心法国会报复西班牙，同时他们对于那个可耻旧政府的垮台也很满意，他们期待着新政府改革弊政的措施以及其他对国家的好处。新政府也正在努力让人们忘记自己篡位的这件事情。但是开明人士却成了自己的智慧和爱国情怀的受害者：这些值得尊敬的人或是被迫流亡海外，或是直接被他们自己的士兵和家人杀死。他们的尸体在泥地里被拖行，他们的头颅被扎在了长矛的顶端。从特拉法加那场灾难中幸存的法国海军残部那时正在加的斯的港口中避难。当起义爆发后，杜邦将军的部队无法前来救援这支舰队，左右又是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夹击。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只得自行决定向西班牙人投降以求自保，以免落得一个还没能复仇就被摧毁的下场。
西班牙民众的愤怒与日俱增，并驱使这些叛军对他们可怜的俘虏施加闻所未闻的残忍酷刑。他们把一些可怜的士兵钉在了树上，其他一些士兵则被挂起来，然后在他们脚下燃起大火。有一些人被活埋，还有的被绑在两块木板中间锯成两截。我的笔都不忍写出这些食人族纵容自己对他们倒霉的受害者做出的可怕且丧失人性的行为。妇女和小孩遭受了最骇人的残忍对待。皇帝是在波尔多听闻了拜伦陷落的悲伤消息：耻辱的投降状况、西班牙将军的下作行为都让皇帝心中充满了怒火和悲哀。我们的士兵当时无比饥饿，而且在火辣的日光下喘息不止。这些西班牙将军却拒绝为他们提供面包和水。当他听闻这些可怖和残忍的民众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士兵时，是如何拿着石块和小刀在身后追杀这些士兵时，他的怒火和悲伤达到了极点。无论是健康的士兵、生病的士兵还是伤兵，都无法逃脱这些令人极度愤慨的无耻行径。塞维利亚的军政府拒绝认可我军的投降，他们宣布法军士兵都是战俘，并把他们送去了加的斯。一路上，这些法军士兵历经千辛万苦：他们被洗劫、被掠夺、被侮辱，每一分钟都有可能会被杀死。这也是这群愤怒暴民骇人的无节制行为的一个典型。
拜伦的这些灾难性的日子，是法国军事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次挫折：2万名法军被迫从敌人面前走过并放下武器，此前在战场上，都是这些敌军在他们面前四散奔逃的。它在我们的军队身上留下了一个污点，让这支享受了无数荣耀的队伍蒙羞。它也给我们在西班牙的威望带来了致命的一击。的确，这一出乎预料的胜利，让西班牙人打了一个激灵，将此前还在犹豫的人都拉入了革命大军中。这一出人意料的打击对拿破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命运击中了这支勇敢的军队，它的领袖们的脑子也突然就不灵光了。否则，你如何解释我们的几位将军竟然会犯下如此致命的错误呢？一位将军[37]的军事履历一直是那么出色，时常能赢得人们的尊敬，皇帝本来早就决定在未来提拔他为元帅的。另一位马雷斯科将军，同样非常出色，到那时为止都深受拿破仑的尊敬和赏识。还有韦德尔将军，他以在乌尔姆和弗里德兰的出色表现证明了自己，但是这次却不幸地过于遵守上级的命令……而下面这件事情则填满了我们的不幸：皇帝的一名侍从是这支军团参谋部的一员，我们是应他想要参军的志愿才把他派到那里去的。但是，他作为皇家宫廷军官的身份让他在这一糟糕的事件中受到了过多的信任，以及没有经过考虑就被给予了过多的权威，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马雷斯科将军那时是工程督察长，只是恰好出现在杜邦军团的大本营中。本来他是被派去侦察加的斯的城防的，但是因为塞维利亚省的叛乱，他被迫要跟着杜邦的军团行动。拜伦事件时他就在场，迫于事态的紧急，他同意进行关于投降的谈判。然后他去卡斯塔格诺的营地，在那份耻辱的协议上签了字。他的名字、他的品行，一直到那时候为止，都是无可挑剔的。据说他还是穿着西班牙的制服去签的字，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出于杀鸡儆猴的目的，皇帝被迫惩罚了这名将军。他被解除了所有职务。他的妻子也被牵连，失去了自己作为约瑟芬皇后内侍的地位。尽管拿破仑很不愿意这么严苛地对待一个他如此敬重的女士，马雷斯科夫人还是被迫认识到她在宫中已经待不下去了。
在拜伦的投降书上签了名的人都在监狱里被关了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一份命令的草稿曾被提交到参政院，决定他们应该如何受审，但之后也没了下文。人们都批评皇帝没有把这些戴罪之徒移送陆军委员会审判，如此一来判决结果就可以公开。我觉得这样的批评是正确的。大家都认为是一个专断的旨意破坏了司法程序。拿破仑本来打算严厉判决这些人。但是，在三思之后，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公开判决的话，会把这些耻辱的情形完全公之于众，这样会带来新的侮辱，进一步玷污我们本就已经受辱的旗帜。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层考量，追求绝对公正的人大概也会责备这层考量吧：如果真的审判这些人，即便不考虑这次发生的丑闻，结果也极可能是死刑。这一判决是不可逆转的，这也就意味着皇帝会永远地失去这些军官的帮助。而他们在犯下那个致命的错误之前，履历都是无可挑剔的。他们犯下的错误在他眼中也不足以完全抹杀他们此前的贡献和价值。未来还可能会出现非常的状况，这些人都可能获得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就像韦德尔将军在1813年所做的那样。皇帝这次对他唯一的责备就是他在拜伦过于被动地接受了指挥官杜邦的命令。
离开波尔多后，拿破仑继续上路，来到了旺代省，路上经过了桑特和罗什福德。人们在旺代像接待一个施恩人那样欢迎了他。无论男女老少，人们都离开了他们的租田，簇拥在路边，夹道等待皇帝和皇后的经过。在看到皇帝和皇后后，他们都欢呼着向两人致敬。那种情感，一看就知道并不是接获了谁的命令。曾经摧残了这个美丽省份的那场内战，如今已经连一点痕迹都看不见了。宽阔、优质的道路通向各个方向，大大增加了各地的联系。这个区域从曾经的荒野变成了人丁兴旺的繁荣之地。旺代的省府拿破仑市已经建立起了主要的公共设施，其他的建筑也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着。城里大量新近盖好的私人房屋全都住满了租客。皇帝先后接见了当地的市长、诸位神父（来了超过200名神父）、省市各级议会代表、士兵和荣誉卫兵。他向每个人提问，问他们认为旺代省还缺些什么，并赐予了新的恩惠。旺代的居民对这只为他们带来繁荣的手的感激之情，是最好的保证：保证他们会在需要的时候反抗一切妄图引发新的纷争的力量。
离开拿破仑市后，拿破仑在南特逗留了3天，他在那里也没有闲着。之后，他又沿途视察了昂热、图尔和布洛瓦，并在8月14日抵达了圣克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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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789年至1807年在位的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三世。
[2] 伊朗卡扎尔王朝的第二位君主，当时正统治伊朗。
[3] 全名是雅克-日梅恩·索弗洛，18世纪法国著名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师。
[4] 1744年由法王路易十五下令开始建设，教堂竣工恰逢法国大革命开始，此后被改为先贤祠。
[5] 今波兰的格但斯克，当时属于普鲁士，德语称作但泽，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港口城市。
[6] 今德国和波兰北部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7] 位于今天的德国北部，是汉萨同盟中的城市。
[8] 位于施特拉尔松德对面的海上，是今日德国最大的岛屿。
[9] 今波兰的巴尔托希采，此处是该地的德语名称。
[10] 今波兰的瓦尔米亚地区利兹巴克。
[11] 今波兰的代布日诺。
[12] 位于今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境内。此处意味着俄军完全撤出了普鲁士领土。
[13] 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兹纳缅斯克，当时属于普鲁士。
[14] “君士坦丁堡，”拿破仑说，“这意味着享誉世界的权威！”——作者注
[15] 今日波兰东北部最大的城市。
[16] 奥属波兰。
[17] 17世纪荷兰著名的动物和风景画画家。
[18] 指1808年拿破仑在巴约讷迫使西班牙国王退位。
[19] 今日的毛里求斯。
[20] 第一帝国时，拿破仑的生日为圣拿破仑节，时间是每年的8月15日。
[21] 德·博沃家族是法国著名的贵族家族，该家族的长子只被封为男爵这一最低等的贵族称号，在显赫的旧贵族看来，实际上是一种对家族的侮辱。
[22] 她的名字是德·蒙维尔诺小姐。——作者注
[23] 指曼努埃尔·戈多伊，当时是西班牙首相。
[24] 位于马德里郊外的王宫，西班牙的王室居所，相当于西班牙的凡尔赛宫。
[25] 指拿破仑的母亲。
[26] 拿破仑于1807年召开的犹太人高级议会。
[27] 西班牙的一个历史地理区，以马德里为核心，相当于西班牙的京畿地区。
[28] 西班牙第二大河，位于西班牙北部，自西向东注入地中海。
[29] 位于西班牙北部的城市。
[30] 位于马德里以南42公里的城市。
[31] 指瓦卢瓦的伊丽莎白，又称法兰西的伊丽莎白，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第三任妻子。
[32] 位于西葡边境的西班牙城市。
[33] 西班牙北部城市，靠近法西边界。
[34]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他在西班牙贵族的逼迫下立了遗嘱，指定路易十四的次孙安茹公爵腓力为继承人。
[35] 卡洛斯二世逝世后，因为奥地利对腓力继位的不满，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爆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法国的胜利告终。
[36] 位于法国中部。
[37] 杜邦——作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