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变与新婚

自从1792年以来，欧洲就一直没有中断对法国的战争，这是一场誓要灭亡法国的战争，法兰西经受住了考验。敌人的怨恨非但没有打垮她，反而让她变得更强大。皇帝觉得，与一个外国公主联姻，可以安抚这些强国的焦虑情绪。如此一来，他们也就没有理由害怕我们的革命宣传了。同时，这一纽带也将进一步让大家认可他的荣耀，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减少法国在最终达成和平时需要归还的东西。总而言之，这一切都是为了长治久安。他也预见到了，自己没有亲生的继承人，会让帝国在自己死后落入敌人的手中。此前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帝国就是这样分崩离析的。但是，真的要离开这个自己长久以来一直深爱的人，还是让拿破仑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出于政治考量，为了未来的世界和平，他不得不这么做。他的年龄也不允许他继续犹豫下去。有人说，他是想要让自己的血脉和王室血脉混合在一起，爱慕虚荣才这么做的。但是，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他有什么好羡慕这些王室的呢？不论是伟大、天资或是权势，他都没什么好羡慕这些王室的。如果虚荣真的在他的行为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或者在这件事上拿破仑的确不敌人类的弱点，那么起码它在他做出决定的过程里是没有太大声音的。欧洲的统治家族趋之若鹜，想和他联姻结盟，但在他眼里，这并没有提升这些联盟的意义或是价值。不过，他由此的确更加肯定了，他可以从联姻中获得自己想要的好处。

不久之前，富歇曾经在没有获得任何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去找约瑟芬皇后谈论过离婚的必要性。同时他还四处散布消息说皇帝马上就要离婚了。拿破仑就此严厉地斥责了他，因为当时拿破仑自己都还没有就此做出最终的决定。同时，他也急切地希望避免可怜的皇后太早为此事而伤心。他也不希望让她一直活在离婚的威胁之中，这样对双方都不好。[1]

到了1809年年底，当拿破仑从枫丹白露宫返回巴黎后，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开启这个严肃的问题了。在他做出这个痛苦牺牲的几周前，他就让皇后开始怀疑他正在计划离婚了。他并没有直接去跟皇后说这件事情，相反地，他采取的方法是间或给她提供一些暗示，让她自己去思考。人们总是说这个男人冷酷无情，但是他其实最见不得人掉眼泪，他对这样的场景总是毫无抵抗力。两人有时会因为约瑟芬的疑心引起嫉妒从而引发争吵。我有几次看见，皇帝在争吵过后的心情是如此的糟糕，他会在书房里静坐几个小时，一言不发，也无法工作。从自己的早年教育中，拿破仑养成了对家人的情感，以及平民的生活习性。在他这里，这些习性又和最高的治国理念结合了起来。

自从埃尔福特的会晤以来，时间的流逝使得拿破仑脑中的离婚计划逐渐成熟了起来。他和沙皇之间那种看似亲近的关系也让他经常会思考，家族联姻将可以进一步加强两人之间亲密的关系，在未来大有裨益。塔列朗先生声称拿破仑曾经派他就这个问题去探过亚历山大的口风。无论事实是不是如此，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两位皇帝于埃尔福特进行的那些私密谈话中，亚历山大向拿破仑提议迎娶安娜女大公。尽管拿破仑当时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但是他对这一提议还是显得很满意和高兴。这个提议一直是两位君主之间的秘密。

当1809年年末，他从瓦格拉姆的战场上归来后，公布了自己打算重新联姻，以获得子嗣的决定，当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和俄国皇室的一位公主联姻。他和约瑟芬的婚姻那时已经不可能产生任何的子嗣了。在派出代表前往圣彼得堡就此事秘密和亚历山大沙皇联络时，他的脑海里还有另外两个公主人选：萨克森国王的独生女，以及奥地利皇帝的长女。尽管他想要尽快获得子嗣的愿望让天平往奥古斯塔公主或是玛丽·路易莎女大公这边倾斜，因为她们的年龄都更合适，但是拿破仑还是犹豫了很久。他的政治设想，他对亚历山大的偏爱，再加上他还记得后者在埃尔福特曾向自己做出的提议，都让他决定重新拾起这个自己当初没有明确回复的提议，与一名俄国公主联姻。之后，外交大臣向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维琴察公爵发去了秘密信函，指示他以肯定的态度向亚历山大国王提起联姻的事情。外交大臣寄出的那封信是由他亲自加密的，而且也只有维琴察公爵可以将其解密。信件寄出大概1周后，拿破仑下定决心要对约瑟芬皇后打破缄默。自从富歇在两年前对皇后做出了那番暗示之后，尽管我们公开批评了这个胆大包天的糊涂虫，约瑟芬还是不得不认清了这个事实：自己没能为拿破仑生下一个继承人，她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失去自己的头衔。她在谈话中总是会讲起这件事情，不管是跟我提起，想要从我嘴里套话，又或是跟她自己的近侍们私下聊起此事。自从皇帝返回枫丹白露宫后（具体的情况我们前面也读到了），种种新迹象证实了她的怀疑，也让她意识到，风暴随时都会到来。皇帝对她突然变得冷淡；连接两人卧室的那扇门也突然关上了；皇帝陪伴自己妻子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现在也可以引起激烈争吵，影响这个和谐的家庭；盟国的君主更是一个一个赶趟似的来到枫丹白露宫，让她很不能理解，这些都让约瑟芬皇后变得非常焦虑。她是如此焦急，以至于她那段时间经常来找我。我只能闪烁其词回答她的问题，以至于我总是显得非常尴尬。为了逃避可怜的皇后的问题，我被迫要避开她。但是我极力逃避她胡搅蛮缠的行为，在她看来这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于是她的焦虑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当她碰巧可以和皇帝一起待一会的时候，她完全不敢提起这个问题，因为她害怕那句致命的话会从他的唇间掉出来。这样一种状态肯定是不能长时间持续下去的。其结果就是，夫妇间的关系紧绷到了一种对双方都是折磨的程度。皇帝终于撑不下去了。一天傍晚，在经历了最安静、最痛苦的一顿晚餐之后，他打破了坚冰。可以想象，当约瑟芬皇后最后的一点希望也被夺走后，她是多么痛苦和绝望。而皇帝，从这种无法承受的重压中解放出来后，被他自己造成的这份痛苦深深触动了。从那一刻起，他对她百般呵护，并且想尽办法说她的好话，安慰她。一开始，绝望的约瑟芬听到这些话都无动于衷，不过最终这些溢美之词还是说到了她心里。拿破仑派人找来了她的孩子奥坦丝和欧仁，将二人的母亲托付给了他们。他还向他们保证，自己依旧会像一个父亲一样去关爱他们，保护他们。从一开始的悲痛中冷静下来后，约瑟芬以极大的力量承受了自己的牺牲，人们很难想象她竟然蕴藏着如此的能量。她屈服于命运的不幸，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弥补她的损失。自那天以后，人们就再也没有在宫中见过她。不过，此后她还曾经两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一次是在巴黎圣母院的长凳上，参加为庆祝维也纳和约的签订而组织的《赞美颂》唱诵；还有一次则是陪伴皇帝前往市政厅参加巴黎市政府组织的庆典。除此之外，从告诉她这个残酷的消息开始，一直到离婚正式公布，整整14天，她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14天对双方来说都非常痛苦，尤其是对于约瑟芬来说。14天的时间太短，她还不能接受丧失自己的头衔，她尤其不能接受被迫和自己深爱的拿破仑分开。在他们婚姻生活的最后几个小时里，皇帝以最慈爱、最敬重的举动，想要抚慰她，关心他马上要离开的妻子未来的生活，为她提建议，满足她所有的愿望。

约瑟芬有一种难以抵挡的吸引力。她不是一个普通的美人，就像我们的拉方丹以前常说的那样，她拥有的是“一种比美更美的优雅”。她拥有克里奥尔人的那种淡淡的慵懒感、举手投足的柔软，以及优雅的散漫。她的脾气总是非常平稳。她心地善良，与人为善，不论对谁都是那么友善和包容。她并不是那种特别聪明的女人，但是她卓越的礼貌、她对社交、宫廷生活和其中那些无害诡计的熟悉，都让她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情。

皇帝深爱过她，此后也一直对她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因习惯以及她自身惹人喜爱的特质而加强。尽管她是因为陪伴在拿破仑身边，被迫成为皇后的，但是，你完全可以说她生来就是要扮演这个角色的。作为他命运和财富的伴侣，她以自己的优雅、和善以及仁慈等优势，很好地辅佐了拿破仑，令人钦佩。她既是出于荣誉，也是出于对他这个人的爱才和他结婚的。尽管她对于政治或是治国理政一窍不通，但是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拿破仑争取到了国内诸多政治派系的支持。她的生活作风浮华而奢侈，大概超过了她的善心可以允许的程度。因为她奢侈的作风时常导致她最后无法布施足够的善款，不过，拿破仑也多次慷慨解囊，为她填补了因为花钱大手大脚导致的亏空。她下达命令，或是感谢别人的服务时的方式总是那么迷人而优雅，俘获了所有人的心。即便是在遭遇不幸后，她也一直坚定地忍耐着。让她最为难过的就是她必须要离开自己深爱的皇帝，这一点是没得商量的。他从来没有忽视过她。

欧仁亲王和奥坦丝王后在整个过程中表现的非常高贵得体，自尊自爱，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光荣。他们对父母的爱是值得敬佩的。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母亲打起精神，极尽温柔地照顾她，一边也没有忘记他们对养父的义务。奥坦丝王后应诏到达杜伊勒里宫的时候，皇帝刚刚帮忙把约瑟芬抬回到她的房间去。陪她走到她母亲的房门口后，皇帝对她说：“去把，我的女儿，鼓起勇气！”“噢！陛下，我有勇气！”她回答道，艰难地抽泣着蹦出几个字来。

欧仁亲王在维也纳告诉我，在离婚定下来之后，他和自己的母亲进行的第一次会面中，拿破仑也在场。约瑟芬皇后那时要求皇帝将意大利的王冠给予自己的儿子。但是后者极力恳求母亲不要坚持，因为他希望自己从拿破仑那里获得的任何东西都是出于后者的好意和自由意志。同时，他也害怕人们会将这一好意视为他母亲离婚的标价。皇帝被欧仁亲王的克制和谨慎触动了，他向后者保证自己绝对相信后者的爱。

元老院发布了敕令，宣布拿破仑和约瑟芬皇后的婚姻无效。在经过了多番解释之后，巴黎的宗教裁判所切断了两人之间的宗教联系。这第一段婚姻的《民事婚书》中其实包含可以直接撤销这段婚姻的理由，本来这样就足够了。但是，皇帝觉得使用这些手段的想法和自己的尊严不符，因此他甚至不愿意激活这些条款。当年两名证婚人是博阿尔内家的朋友卡尔马雷和拿破仑将军的侍从官勒马鲁瓦上尉。后者当时未成年，他是1776年出生的，因此在1796年的婚礼时最多20岁。结婚证上两夫妇的年龄也是错的。整个婚礼过程中也是状况频出，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这也很正常。没人要求他们出示自己的出生证，就算真的有要求，也只是粗略地看了一眼。在《民事婚书》上，拿破仑将军的出生日期是1768年2月5日。实际上，他是1769年8月15日出生的。这份记录也曾让许多人认为拿破仑是在科西嘉被割让给法国之前出生的。为什么这里会记录这个错误的日期呢？是因为拿破仑将军的律师粗心大意？又或者是将军自己希望通过给自己加上18个月的年龄，让自己和德·博阿尔内夫人之间的年龄差距不要太大？后者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也改了自己的年龄？拿破仑没有任何一个兄弟是出生在2月5日的。

在一场悲伤而宏伟的仪式过后，约瑟芬和拿破仑之间的纽带被解开了。如果约瑟芬更有子孙福的话，这段纽带本应可以持续到他们生命的尽头的。此前一直是皇后的约瑟芬下楼返回了自己的房间。皇帝回到了自己的书房，既悲伤，又安静。他就那么瘫在自己平常坐的沙发椅上，完全陷入了抑郁中。他就那样安静地待了一段时间，手撑着自己的脑袋。等他再站起来的时候，脸都变形了。之前他已经下达了前往特里亚农宫的命令。当人们告诉他马车已经备好后，拿破仑拿起自己的帽子，然后跟我说：“梅尼瓦尔，跟我来！”我跟着他走上那条曲折的楼梯，楼梯连接着他的书房和皇后的卧室。约瑟芬当时独自一人在房间里，看起来整个人被包裹在最痛苦的想法中。我们进入房间时发出的噪声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跳起来扑到了皇帝的怀里，搂着皇帝的脖子不停地抽泣。他把她搂进自己怀里，不停地亲吻她。但是，她因为情感过于激烈，晕了过去。我急忙跑去拉铃，叫来了帮手。皇帝因为不想看到这个他无法舒缓的悲伤场景，因此一看到皇后有复苏的痕迹，就把她放到了我怀里，并嘱咐我不要离开她半步。然后他就快速地通过一楼的会客厅离开了房间，登上了等在门口的马车。皇帝离开后，进来的女人让她平躺在了沙发上，为她的恢复做了必需的事情。她在意识模糊中抓住了我的手，郑重其事地乞求我告诉皇帝不要忘了她，还要告诉皇帝她会永远爱着他，不论发生什么。她让我保证我一到特里亚农之后就会告诉她关于他的消息，并且会让他写信给她。看起来，就连放我走这件事情对她来说都很困难，仿佛我走之后，她和拿破仑之间最后的那条纽带也会断掉。我离开了。我被她真切的痛苦以及真诚的感情感动了。在整段旅途中我都感觉非常不好，残酷的政治考量竟然要暴力撕裂这样一对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夫妻的情感纽带，同时还要强加另一个充满未知的结合，我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悲叹。

抵达特里亚农后，我向皇帝描述了他离开后发生的事情，同时向他转达了托付给我的信息。他那时还沉浸在当天发生事件的场景中，对我大说特说了一番约瑟芬的美好品质，以及她对他的真切情感。他把她当作一个忠实的朋友，并且一直保存着对她的美好回忆。当天晚上，他给她写了一封信，安抚她孤独的灵魂。之后，听那些在马尔梅松见过她的人说，她时常哭泣，他于是又给她写了一封信，温柔地抱怨她不够勇敢，并告诉她自己也饱受分离之苦。

关于拿破仑婚姻的官方商讨开始于特里亚农，拿破仑自然是知道自己的提议会被接受才迈出这一步的。与萨克森王室的联姻和结盟，虽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在经过仔细检视之后被放弃了。因为这个国家是我们的附庸国，这样一来，这段婚姻就毫无用处，在战争爆发时可能还会造成问题。这样一来，就还剩下与俄国的联姻，还有奥地利的女大公。后者是拿破仑自己私下思考时保存的。

皇帝在特里亚农逗留了8天，一直处于一种少有的闲散状态中，希望在围猎和射击打猎中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他去马尔梅松拜访了那位几天前还是自己妻子的女士。在他返回巴黎的前一晚，他想要招待她以及她的女儿奥坦丝王后来共进晚餐。在注意到这座宅邸并不足以抵御寒冬后，他批准约瑟芬皇后前往爱丽舍宫暂住，等到马尔梅松完成必需的改造之后再搬回去。之后，因为新皇后马上就要抵达了，约瑟芬被迫离开爱丽舍宫，到纳瓦拉城堡里住了一段时间。

拿破仑因为公事返回巴黎后，看着自己空荡荡的宫殿感到很惊讶，宫中不再有约瑟芬皇后活泼的身影了。虽然因为他自己的活力和远见，拿破仑要处理的国事越来越多，但是繁忙的国事并不总能弥补缺失家庭生活带来的空虚。与此同时，圣彼得堡那边也迟迟没有发来回复。俄方为自己的延宕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什么宗教原因啦，什么要征求皇太后的意见啦，或者是要打消后者的疑虑。拿破仑开始怀疑，这份拖延背后其实隐藏着拒绝。

在1月的时候，冯·梅特涅先生曾经在和纳尔博纳将军的谈话中做出过暗示，但是后者因为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此事的指示，所以也就当这件事情过去了。现在，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奥地利宫廷是不是依旧愿意与我们联姻。德拉博德先生和塞蒙维尔先生就此迈出了最初的几步：他们在会客厅里和奥地利大使的秘书聊天时，通过他向奥地利使团提起了这件事情，这位秘书名叫弗洛雷特。这两位先生在提出此事时，把它说成是自己的主意，这样一来，皇帝就不会被他们所说的任何话约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意否认为他们说过的话承担任何责任。这个提议一经提出，弗洛雷特先生就忙不迭地答应了，这似乎也证实了奥地利对此很上心，这一点我们之前就知道了。

另一边，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俄国的信函寄到了，它们让皇帝大失所望。俄国政府延宕了这么久才做出回复的真正原因，皇帝清楚得很。对于这段联姻，拿破仑本来也还有两个疑虑：一是安娜公主的年龄问题，她还太年轻，没有到可以结婚的时候；再有就是宗教问题，不光是宗教差别可能引起大家的反对，这还意味着他要被迫接受一大堆俄国神父，他们会把密谋都带进杜伊勒里宫。难道说皇帝的自尊允许他拒绝奥地利友善的提议，允许他等着沙皇和皇太后那边按照自己的节奏做出决定吗？如果真这样做的话，他就会成为全欧洲的笑柄。拿破仑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决定。就像他此前数百次证明的那样，他这次也向大家展示了，只有他自己最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看到维琴察公爵从亚历山大沙皇那里得到的只有模棱两可的答复后，为了避免此后被善变的对方愤怒地批评，也是为了搞清楚情况到底如何，拿破仑决定直接给俄国君主写信。在这封信中，他告诉沙皇，此前一系列的延宕已经毫无道理地延长了此事处于不确定状况的时间，他现在必须要获得一个清晰的回答，彻底终结现在模糊的形势。亚历山大的答复终于寄来了，信中充满了献媚的话，他说他非常希望可以增加和拿破仑皇帝之间的纽带，但是这封信并没有实质性推动任何事情的进展。考虑到继续拖延下去，不光有损自己的尊严，也对民族的尊严不利，因此拿破仑自作主张地拒绝了这桩婚事。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他做了许多准备，确保自己会获得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全力配合，后者向他允诺了奥地利宫廷是倾向于他的。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拿破仑开始倾向于选择女大公了。他召集了一次枢密院会议，来讨论这三桩婚事（也就是与俄国、奥地利或者萨克森结盟）到底哪个最好。人们在会议上各抒己见，拿破仑也细心聆听了大家就每一桩婚事发表的支持和反对的看法，但是他自己没有发表想法。到了当天的傍晚，拿破仑才将自己的决定告知了外交大臣。欧仁亲王负责将正式通知交到奥地利大使施瓦岑贝格亲王的手上，我们和后者做了约定，第二天去向他提亲。第二天的晚上，双方签署了婚约。卡多雷公爵关于求婚一事发给维琴察公爵的第一封信函是在1809年11月24日送达的。的确，这封信函送达圣彼得堡的时候，亚历山大沙皇不在城中。但是，1810年1月10日，维琴察公爵向俄方要求10日之内给出最终的答复，他们等到2月6日都还没有答复我们。拿破仑皇帝一贯不喜欢拖拖拉拉，他的计划做好了就要马上执行。但是，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这个他希望马上解决的问题上，他还是耐心地等了两个半月。

皇帝选中了弗朗茨皇帝的长女，直到1805年为止，弗朗茨都是德意志皇帝弗朗茨二世。当莱茵联邦的建立改变了德意志各邦国的组成后，这位王公自封为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他此后一直保有这个头衔。这位君主一生结了4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符腾堡的一位公主。他在20岁迎娶了后者，后者在婚后2年就去世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两西西里国王费迪南多四世[2]的女儿玛利亚·特蕾莎。两人趣味相投，婚后生活很是幸福和睦。人们时常会在奥地利的各个皇家宫殿中看见他们。尤其是在拉克森堡公园的小农庄里，人们总会看见两人忘记自己的身份，纯粹地享受田园生活。弗朗茨皇帝的所有子嗣都是这第二段婚姻里产生的。

两人的第一个孩子是玛丽·路易莎，也就是从前的法兰西人的皇后，之后的孩子按照顺序分别是：已逝的利奥波丁娜女大公，她曾是巴西皇后；斐迪南大公，他日后成了皇帝；玛利亚·克雷门丁，萨勒诺亲王利奥波多的妻子；已逝的卡罗莲女大公，她嫁给了萨克森的腓特烈亲王；弗兰茨·卡尔大公，他娶了已逝的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的女儿；最后出生的是玛丽安妮女大公，她古怪的样貌让她一直不在公共场合露面，大概也阻止了任何婚事的实现[3]。

弗朗茨皇帝的第三任妻子，拿破仑也认识，是埃斯特家族的玛利亚·贝阿特丽策公主。她是自己丈夫的堂妹。她热爱文学，最喜欢的作家就是奥古斯塔·拉方丹，一位法裔德意志作家。后者在德意志被认为是开创了自己流派的人，受到大家的敬仰。这位新皇后从婚姻开始就对自己的丈夫施加着影响，惹得皇帝的兄弟们有所不满。她怨恨法国人，这是从她的父亲那里遗传来的。因为自身糟糕的健康状况，她的生命早早地就走到了尽头。在遭到神经疾病残暴的攻击时，她发出的尖叫总是回荡在皇宫之中。她于1816年去世了，年仅26岁，让弗朗茨皇帝第三次成了鳏夫。当他在那一年就和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国王第一段婚姻产下的二女儿结婚时，许多人表示了惊讶。这位公主此前的夫君是符腾堡王储，他后来当然成了国王。在和第一任丈夫离婚后，她隐居到了自己大姐的宅子里。她的大姐就是欧仁·博阿尔内亲王的妻子。她在那里过着恬静的归隐生活，人们也明显把她遗忘了。人们定然想不到命运为她预定了什么：一顶帝国的皇冠，作为对她失去的那顶王冠的补偿。

玛丽·路易莎皇后的早年生活，就是所有奥地利女大公的早年生活，她们所受的教育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一直到结婚为止，他们都生活在父母的眼皮子底下。这些公主远离宫廷的尔虞我诈，和她们的女伴以及仆人一起过着悠闲的生活。她们对待这些玩伴以及仆人一般都像对待家人一样，他们甚至可以参与到女大公们的游戏中来。有专门的家庭教师负责她们的教育，当教授在给她们上课时，家庭教师也会在场。玛丽·路易莎女大公的女总管是科勒雷多伯爵夫人，她的家庭教师是拉赞斯基伯爵夫人。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人，对学生全心全意，而她的学生也对她很有感情。的确，玛丽·路易莎所受的教育非常仔细。她熟知多种语言，甚至包括拉丁语，现在只有匈牙利人还在讲拉丁语。在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她在音乐和绘画上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她擅长画油彩，到达法国后，她师从普吕东，后者是我们最优秀的画家之一。但是她最终被迫放弃了绘画，因为油和颜料的气味都对她有很不好的影响。

人们会用尽所有的预防措施，防止这些年轻的女大公接触到任何可能会玷污她们纯洁心灵的东西。这个目标固然值得称道，但是他们采取的方法在我看来并不都那么正确。过分虔诚，以及过分顾忌只会适得其反。对于那些包含危险段落，可能让公主误入歧途，或者污染她们心灵的书籍，他们并没有单纯地让公主远离，而是选择用剪刀把相关的书页、句子，甚至是词汇剪掉。如此笨拙的审查，只会产生反效果。本来，如果一刀不剪，这些段落估计也不会引起注意。但是，现在审查激起了年轻人的好奇心，她们有一千种解读这些段落的想法，并会更愿意假想各种各样的事。同时，这也导致这些皇室学生对书籍普遍非常冷漠，在她们看来，这些经过胡乱删减的书籍已经没有了灵魂，完全引不起她们的兴趣。玛丽·路易莎女大公在成为皇后之后，曾经坦白称自己课本里丢失的这些段落极大地激起了她的兴趣，当她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读物时，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翻出这些段落，看看自己的父母到底想从她这里隐藏些什么。雄性的宠物从来不能进入她们的房间，只有雌性的可以，因为雌性宠物比较不可能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情。我是不是应该最后补充一下这一点？

这套教育小孩的系统在玛丽·路易莎的孩童时期还在使用，但是自那以后应该也经过了调整吧。而且，我这些评论只适用于女大公的童年：她们在年轻时就受到了非常成熟的教育，她们的老师和教授都是从最著名的作家和文人里选择的。

玛丽·路易莎女大公在人们刚开始向她提议嫁给拿破仑皇帝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是要被献祭给弥诺陶洛斯[4]的祭品。她经常会跟我说，在成长过程中，她对这个多次让哈布斯堡家族濒临毁灭边缘的男人不说仇恨，至少也是怀有敌意的。这个男人曾经迫使她的家族逃出他们的首都，在迷茫和混乱中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在匆忙逃亡中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她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们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摆出一排木头或者蜡制的小人，把它们看作法军士兵，然后找一个黑不溜秋、奇丑无比的娃娃来当它们的领袖。他们会一遍一遍地扎这个领头的小人，或者是朝它大吼大叫，以此来为他们自己报仇，报复这个无害的领头娃娃。这个人让他们的家庭心惊胆战，奥地利的军队和维也纳宫廷里的人，不论怎么生气都好，面对这个人都无能为力。玛丽·路易莎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服从命令，因此她还是屈服了命运的安排。她追随家族传统，将自己家族的公主视作为家族谋得荣誉的工具，是为家族力挽狂澜抵御灾祸的工具。因此她没有继续将自己视作一个牺牲品，反而带着一点骄傲，准备扮演好家族分配给自己的角色。从那一刻起，她打算开始了解一下这个男人。在此之前，每每想起这个男人，她都只有敌意。在听闻了他私下里的美好品质，他给予约瑟芬的幸福，以及法国人民对他的爱戴后，她此前对拿破仑的偏见都被驱散了。她离开维也纳的时候，已经决定要好好取悦拿破仑。等她真的了解了拿破仑的性格后，就被他完全地俘虏了。她在1813年跟我聊天时，对皇帝已经发展出了真实的感情，并且对他的目标也感同身受。她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陪同他去拜访自己的家人，再去看一眼她儿时记忆中维也纳的美丽风光。

皇帝在巴黎待了3个月，其间一直在等待圣彼得堡的协商得出结果。然后，在向施瓦岑贝格亲王做出承诺后，他下令开始准备与玛丽·路易莎女大公的订婚书。卡多雷公爵和奥地利大使在婚书上签下了各自的名字。拿破仑同时以政令的形式任命了组成皇后随扈的先生和女士们。同时，他将纳夏泰尔亲王作为特使派去了维也纳，以他的名义与女大公成婚。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拿破仑闲不下来，他拜访了马尔梅松，在格里农待了2天，还去拜访了贝西埃尔元帅的遗孀，之后去了朗布耶。在他返回家中后，他派自己的妹妹卡罗琳王后，带着一名护卫到边境上去迎接自己美丽的新娘。

与法兰西帝国结盟的君主们，都被召唤到了巴黎：包括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荷兰、那不勒斯的国王，还有意大利总督。约瑟夫国王迫于西班牙严峻的形势，无法抽身前来参加皇室大婚典礼。他直到第二年才来到法国，参加罗马王[5]的祝圣仪式。荷兰国王还专门咨询了自己的枢密院会议，问他们自己到底应不应该出现在巴黎，因为他去了巴黎就代表自己屈服于法国施加在荷兰王国头上的繁重措施。国王的大臣和军官们纷纷表态希望他前往巴黎，并且提醒他，公开反抗法国可能会将荷兰置于危险之中。国王听从了这一睿智的建议，虽然这与他内心中的倾向正好相反。他当时满脑子都觉得自己会被扣押在巴黎，然后我们会以他的名义发出一些他之后无法撤回的命令，说不定我们还会趁他不在荷兰的这段时间出兵占领荷兰。因此他和自己的大臣们商量好了，所有并未按照事先约定的词语结尾的信函，以及所有不是用荷兰语写下的信函，都不算数。在大臣会议上传达了自己去国期间的治国基本方针后，路易国王离开荷兰前往巴黎。离开前，他还专门给布拉班特堡垒的指挥官下了命令，要求后者不能让任何外国军队进入堡垒内部，除非有他亲笔签署的命令。

说到在这段时间内皇帝关心的内政事务，就必须要提一提国家监狱的建立。事先我们已经在参政院里探讨过这个问题了，1810年3月5日，政府正式下达了设立这些监狱的法令。尽管我们为了软化这套系统的专横性质已经提出了许多配套的预防措施和保护措施，同时，虽然我们在实际上实践这套系统的时候，都是抱着非常克制的态度去做的，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打算为这套系统辩解，我只是单纯想解释一下这套系统是什么。当这个措施刚刚被采纳，立为规章的时候，它是帝国独裁统治众多让人生气但是又不可避免的结果之一。当时我们国内的问题造成的震撼，余波仍在。我不会过多描述这些国家监狱在安排和管理制度上的细节，我要说的是，这些监狱纯粹是为下面这类人准备的，政府既不方便把他们推上普通的法庭受审，又不能让他们逃脱惩戒：比如像是挑起内战的朱安党人，或者是谋划杀死国家元首的杀人机器制造者，抑或是密谋推翻王位的密探，还有就是疯狂而邪恶的神父。我还要补充一点，没有枢密院的决定，任何人都是不会被关进这些监狱里的。这个枢密院中有最高法院的首席院长以及总检察长，还有政府内部的高官。同时，如果枢密院没有做出新的决定，所有人最多只能被关押1年。每年都会有2名国务参事前去视察这些监狱，然后向整个参政院做报告。还有，只需参政院中四分之一的票数，就可以释放一名犯人。帝国检察官们都有权视察这些监狱，并且确保监狱里所有被关押的人，都有枢密院的决定。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监狱里（万塞讷），我们被迫关押了一个叫作拉扎拉的年轻萨克森男子。拉扎拉是1811年2月在巴黎被逮捕的，他当时正在伺机谋杀皇帝。他带着好几把装满子弹的手枪，并且宣布他就是想要杀死皇帝，如果我们以让他放弃谋杀为条件放他走的话，他肯定还会再找方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警务大臣提交的报告上，皇帝口述了下面这些话，都是写在报告的留白部分的：“这个人的年轻就是他的辩白（他只有18岁），没有人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罪犯，除非他生来就是罪犯。只要等上几年，他就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丧亲之痛怎么想都是不那么好受的事情，如果我们让一个体面的家庭经历这样的痛苦，我们也会感到抱歉的。他必须被送到万塞讷去，并且在那里根据他大脑的状况，接受一定的药物治疗。我们必须让他读书，同时要写信告诉他的家人。至于剩下的事情，就留给时间去做吧。”这位年轻人在万塞讷一直待到1814年，他的同胞将他解放了出来。看起来，时间和羁押的经历都没有让他变得更聪明，因为他在百日政权时又被抓起来了。这一次他是在立法院的大门口被抓住的，那天皇帝正好要去为议会开幕。当时，他口袋里的一小包可燃粉末突然炸响了，暴露了他，人们把他抓了起来。但是他旋即就被释放了。他口袋里放的是一种化学物质，并不能真的把人杀死，但是足够形成威胁。拿破仑没有让人去审问拉扎拉拿这种化学物质到底想要干什么。拉扎拉一直在巴黎待到1815年8月，他在那时因为轻度神经狂躁进入了慈善医院。出院后不久，他就因为狂躁而自杀了。

筹备婚礼的事情并没有让皇帝从政治事务上分心。教皇逗留在萨沃纳的时候，拿破仑曾经提议可以将教皇送回罗马，前提是后者要承认这座首都中建立的新秩序，同时要同意此后只关心精神领域的事情。教皇陛下拒绝了。教皇继续维持着自己作为囚徒和被追杀者的身份，他期望引起人们对被压迫者的那种同情。另一方面，皇帝已经习惯了在欧洲的眼中扮演一个压迫者的角色了，所以他这次也承受了这个角色带来的仇恨。但是，习惯于击溃所有反抗的拿破仑，无法忍受罗马教廷给他带来的障碍以及纠缠。迪·皮埃特罗红衣主教是庇护七世留下的权力代理人。他一直在给空缺的主教辖区任命教区神父，还保持着跟不同教区成员的联系。通过这些敕书，教皇一直在培育自己在这场争斗中的代理人。这些高级教士持续不断的反对让拿破仑不胜其烦，他看到教皇反正都不在罗马，就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教廷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麻烦。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扳倒这个顽固的反对势力，后者似乎可以一直坚持反对下去。他砍断了自己解不开的戈耳狄俄斯之结。同时，他一直自视为查理大帝的继承人，他在1810年2月命令元老院下达了敕令，宣布将教皇国整体并入法兰西帝国，教皇的教权也再次受到了监管。教皇在巴黎和罗马各得一座宫殿，在帝国境内任何他想要待的地方，他都可以获得宅邸，同时每年可以获得200万法郎。和教皇之间的这场令人遗憾的宗教争斗就此告一段落。教皇本身是个温和的人，心地善良，皇帝私下里也挺喜欢他的。

在这段时间里，皇帝命令《箴言报》刊登了一篇出色的回复，回复的是英国国王在国会开幕时的讲话。然后他还公开了许多与西班牙事态有关的信件，其中许多都是西班牙的波旁王公们的信件。

就在他忙于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皇帝有一天从一个走私客那里收到了一盒英国报纸，是警务大臣寄给他的。在把它们送去翻译办公室之前，他把我叫来让我大概看一看这些报纸，还把其中关于巴黎的部分指出来给我看了看。他和我在读到下面这个故事时都很惊讶：波拿巴有一天晚上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时，叫来了一个秘书，名字叫梅尼瓦尔。文章还专门补充说，波拿巴非常信任这个梅尼瓦尔。他命令后者在自己阅读的时候举着一盏灯，这位秘书手上举着的灯离拿破仑的脑袋太近了，后者的头发着火了。然后波拿巴以为有人在攻击他，就急忙掏出了一把手枪。他身边都放着手枪。然后当场用枪口顶着他的秘书就开火了，他的秘书当场就死了！

还有其他很多类似的好玩的小故事。说拿破仑因为某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国务卿马雷起了口角。然后他就冲到后者面前，把他一拳打倒在了地上，还拽着他的头发在地板上拖行。过了一会，拿破仑对他的行为感到很羞愧，所以又把马雷找来，命令后者坐下，并给了后者一大片森林作为赏赐。在之前我们计划登陆英国的那时候，英国人在海岸的各个地方都散布了所谓拿破仑的画像：他被描述为一个外表丑陋，精神和性格也不正常的人。所有英国报纸都用大字印刷了这些画像，英国民众就是被这些可耻的手段欺骗了。

这些荒谬的故事在英国媒体和圣日耳曼城区的会客厅里像回声那样来回传播，都把拿破仑描述成一个残忍的人。不光对接近他的人是这样，对于可敬的外国人也是这样，包括对神圣的教皇本人都是这样。时间总是可以纠正错误，驱散恶意。这些可鄙的谎话也随着时间逐渐消散无踪了。即便是自己最不高兴的时候，拿破仑也没有让荒谬的情绪掌控自己。他是如此的庄严尊贵，在公开接待以及庄严的场合他是总是让人忍不住敬仰他，私下里他又是这么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直率而愉悦。不管他心情是好是坏，他的心中总是在向外迸发出善意。这一点不论是他的家人，他的大臣、军官，还是仆人都能感受得到。总而言之，人们总是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感受到他的恩泽！

皇帝在处理了所有需要他特别关注的事务之后，来到贡比涅安排新皇后抵达的相关事宜。尽管规矩是君主间的信件往来都应该由君主们手写，但是因为皇帝的手写体没人看得懂，所以约定俗成地，皇帝的信都是由一名秘书执笔的。但是，考虑到自己的婚事兹事体大，拿破仑希望亲笔给自己未来的岳父弗朗茨皇帝写信。但是这件事情对他简直就是煎熬！最终，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他终于成功写完了一封大概能看懂的信。他让我修改这些写得不成样子的字母，但是必须不能让别人太过明显地看出来：比如把e封口，又或者是给i加上点。我尽力完成了我的工作，然后将这封致“我的兄弟，奥地利皇帝陛下先生”的信寄了出去。这位君主应该可以毫无障碍地读完这封信，并且肯定让他觉得自己的这位女婿，如果想做的话，还是能做到写字不那么丑的。当然他永远不会知道写这封信让他的女婿多么痛苦。我记得，巴伐利亚国王和王后有一天曾经要求看看为新皇后准备的房间。拿破仑像对待家人一样接待了他们，让国王很是开心。他是在自己的会客厅里接待他们的，他希望让他们不需要那么麻烦，走下中央大楼梯到一楼皇后的房间那里。于是他直接带着他们穿过了自己的工作室，并带他们走下了那个通往皇后房间的小楼梯。因为当时皇后的房间里已经没人住了，所以这段楼梯当时也没有照明。同时，这段楼梯非常狭窄，而巴伐利亚国王是一个胖子，所以他下楼特别困难，最后还不得不侧过身来。国王和王后对于自己身处黑暗之中都感到很惊讶。更糟的是，当他们走到楼梯底部后，发现门锁着。简直尴尬极了。我当时走在最前面，然后是皇帝，再后面是王后，巴伐利亚国王走在最后。感觉皇帝是把他们带进了埋伏圈一样，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中世纪的话，指不定国王和王后的脑袋里会有什么可怕的想法呢！巴伐利亚国王大喊，说如果人们知道拿破仑是这样待客的话，大概会很惊讶吧。不过，我们最终还是原地转身走了回去，两人对皇后房间的参观也被推迟到了第二天。国王一直记得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并且在很久之后还跟我说起过这件事情，说他每次想起这事来都觉得好笑，让我觉得很是荣幸。

我们将一份婚约的草稿寄给了我们驻维也纳的大使，同时也赋予了他签署外交协议的权力。我们的大使是奥托伯爵，他曾参与过《亚眠和约》基础条款的谈判。在1805年的战争期间，他是我国驻慕尼黑大使。在完成这些任务后，拿破仑对他不吝溢美之词，好好地奖赏了他。奥地利皇帝以及维也纳大主教之前对于拿破仑的离婚是否有效有过一些顾忌，得益于他的努力，这些顾忌都被打消了。奥地利皇帝在2月16日签署了婚约。2月27日，奥托先生和梅特涅伯爵交换了双方批准的婚约。

皇帝亲自安排了自己的婚礼。他向奥托先生发去一个清单，上面都是法国使团在布劳瑙迎接女大公时应该给她的礼物。这些礼物和当年路易十五在斯特拉斯堡迎接王储妃[6]时赠送的礼物差不多。拿破仑希望所有事情都气势磅礴。他表示，如果奥方认为需要选择女大公的一名兄弟以他的名义与这位公主举行婚礼的话，必须得是帝国王储。如果皇帝的儿子因为年龄太小不能胜任的话，就要选卡尔大公。但是，他又补充说，不管皇帝怎么选，他都高兴。同时，拿破仑发布了新皇后随扈的组成人员名单，还指明了新皇后要走的路线。最终，他将自己一名老资格的勤务兵，安纳托勒·德·孟德斯鸠伯爵，派去了维也纳。后者的任务包括为女大公带去了一幅拿破仑的画像[7]，协助婚礼的举行，并且在一切仪式结束后马上向拿破仑汇报。

纳夏泰尔和瓦格拉姆亲王被以特使的身份派去了维也纳。他在边境上遇到了保罗·埃施特哈齐亲王，后者将他领进了皇宫，人们为他在这里准备了一个房间。贝尔蒂埃元帅，也就是纳夏泰尔亲王，在进入维也纳的时候，跨过了一座桥。桥下是上次战争后，法军撤离这座首都之前炸毁的城墙的残骸。这样的一场临别演出也让人意识到，拿破仑对奥地利对他的看法没多少信心。他总是等待着奥地利人下次在背后捅他一刀。这位使者在抵达的那一天，就被引入宫中庄严地向皇帝请求挽起女大公的手。他在宫中受到了不同寻常的高规格待遇。第二天，人们举行了向保罗大公授权的仪式，此前拿破仑皇帝已经授权他以自己的名义与女大公举行婚礼。翌日，3月9日，根据惯例，女大公庄严地放弃了自己对皇位的继承权，并宣了誓。当天晚上，双方在宫中的一个大房间里举行了庄严仪式并签署了婚约。所有嫁妆被交给了法国大使，价值50万法郎的金达克特成摞堆满了一箱。

3月11日，在奥古斯丁教堂中举行了婚礼的宗教仪式。仪式结束后，奥方在宫中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特别大使也列席参加了。在维也纳的宫廷中，大使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可以和皇帝同桌用餐，并且在甜点上桌时就必须离席，回到宴会厅中的其他先生那里去。这次，维也纳宫廷开了个特例。人们没有忘记提起一件事情，当年在法兰西王王储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女大公的婚礼上，时任法国大使迪尔福侯爵就没有被邀请来参加宴会，这是为了让他避开出席宴会的萨克森-泰申公爵阿尔贝特[8]。正是这位萨克森公爵阿尔贝特，在步入老年的时候，又获得了一个预留的位置，得以观赏这难得的景象：在旧王座的废墟之上，一个新的王座在法国冉冉升起，而另一个女大公又要坐上这个王座了。他没有出席这场向拿破仑和玛丽·路易莎的婚礼致敬的宴会。这位王公的缺席，是维也纳宫廷高规格接待法国人皇帝的特使的明证。

在婚礼结束后的翌日，贝尔蒂埃元帅亲王接待了普法尔茨大公以及安东尼大公，皇帝的兄弟们。他们是来向这位特使告别的，并向后者送上了帝国皇室最后的告别。这也是一个礼节上的例外。我还可以举出许多这个礼教森严的宫廷做出的妥协。由此可见，维也纳宫廷这一次是多么想取悦拿破仑。同时，这些妥协也证明了拿破仑对自己代表的这个民族的尊严是多么关心和照顾。为了确保他的特使获得了所有他理应获得的待遇，拿破仑专门找来了礼仪专家，为他准备了一份报告，这样他就可以判断人们在维也纳对纳夏泰尔有没有丝毫的怠慢或是礼数不周。拿破仑对于摆在他面前的报告，没有理由不感到满意。事实上，从没有一名特使获得如此之多的关注，被如此豪华的团体接待，又或者收到如此丰厚的礼物。在婚约签署的那天，贝尔蒂埃收到了金羊毛骑士团的勋章，项圈上面挂着一幅奥地利皇帝的画像，周围镶着钻石。维也纳的廷臣们也展现了许多这种表面的，可见的高规格的迹象，他们最会隐藏自己的不满。如果说这整个过程里，有谁是出于真心在高规格地对待我们，大概就只有弗朗茨皇帝了。3月14日，卡尔大公将新任皇后领到她的马车旁。在和家人告别后，她向维也纳的市民们挥手告别。人们的祝福声和教堂的钟声以及礼炮声交织在一起。史上头一遭，人们的窗户贴上了三色旗，奥地利皇家乐队奏响了法国军乐。当车队行出霍夫堡的城门时，城墙上火炮齐鸣，向维也纳的市民昭告了这个消息。弗朗茨皇帝已经先一步抵达了圣帕尔滕，他希望在这里再看一眼自己的宝贝女儿。接下来的事情我就不细讲了。我们在布劳瑙举行了接待会，玛丽·路易莎在慕尼黑、斯图加特以及卡尔斯鲁厄都有停留，各国的君主都以超常规的礼仪接待了她。

尽管奥地利皇室展示了对我们的尊敬和明显的友谊；尽管皇后在抵达法国后，霍夫堡和杜伊勒里宫之间经常通信。但是，奥地利宫廷和贵族谋求和解的心态是不真诚的。在玛丽·路易莎离开后，我们就可以看见明显的征兆：在俄国和英国密探的煽动下，维也纳市民们在公共场所和街道上集结。人们大声地抱怨被强加到皇帝身上的牺牲，以及他女儿的命运。她现在被交到了一个可怕的男人手上，那个男人会粗暴地对待她，并最终毁了她。另一个主要的控诉则是说奥地利会再次受到某些羞辱。政府官员不得不针对这些集会采取措施。冯·梅特涅先生借机警告法国政府，让我们把这些集会视作一个警告，不要过度敲诈勒索奥地利。他在这里指的是上一个条约中的某些条款，当时还没有执行。他还补充说，弗朗茨皇帝宁愿放弃和平带来的好处，也不愿意失去民众的支持。正是这份支持让他在面对敌人时可以时刻保持勇气。这种笑里藏刀的表现，自然会激怒我们的征服者。奥地利君主能保留自己的王冠还得感谢征服者的宽宏大量。因此，拿破仑控诉了这些大臣的信心，并要求他们辞职，因为他们的职业就是与他为敌，但是，在这一点上，他是永远不会被满足的。

作为报复，拿破仑维持了自己在战争初期发布的政令。政令要求对所有出生在法兰西新省份和旧省份的，并且为奥地利服务的人，都采取严苛的手段。同时，政令还要求所有这些人在另行通知前都不得返回法国。所有的这些形势本质上都不会减轻双方逐渐增长的对互相的恼怒。皇帝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为了不进一步激化矛盾，他为受到这一政令威胁的人发出了特赦令，他们只要在1811年7月1日前返回法国，就可以得到特赦。关于此事，双方还签署了协议。此前在莱茵邦联诸省出生的人名下的产业都被查封了，其中就包括施瓦岑贝格亲王和梅特涅伯爵的产业。协议归还了他们这些产业。之后，皇帝批准了某些人继续为奥地利服务，但是他也没有撤回这条政令。后者一直被保存着，如果以后哪天，敌意的表露迫使法国政府要再次实施这一政令，那么它随时都可以这么做。

我们之后会看到，《维也纳条约》，甚至是这场婚礼，都没能在巴黎和维也纳的政府之间重新建立良好的关系。奥地利被羞辱了，但是她没有被打垮。她虽然低下了头，但是她的恶意和怨恨还在，她在等待着复仇的机会。虽然签署了和约，虽然缔结了联姻，成了盟友，但是双方都在准备着随时重启战端。拿破仑在和约签署的两天之后离开了维也纳，那时他还有顾虑，担心奥地利政府不批准和约。他先是在帕绍等待，然后又去了慕尼黑。就像我们前面读到的那样，他在慕尼黑决定不继续走了，直到获知和约被批准的消息之后，他才继续启程远离维也纳。皇帝当时下令，让我们以旗语告诉他谈判的正面或负面结果：一旦双方完成换约，就升起白旗；只要讨论还在进行，则要一直举着红旗。

主战派的中流砥柱施塔迪翁伯爵被梅特涅伯爵替换了。让前者退休，看起来是为了维护和平而做出的牺牲，但是，这只是换了一个大臣而已，整个政治体系还是没变。当时统治维也纳政府的，是一个强大的寡头集团。这个寡头集团控制着政府的所有部门；它是皇室政治传统的卫道士，这些传统经历了风风雨雨依旧存在。它总是能施加自己的影响力，只不过程度有大有小，这个要视君主的性格而定。奥地利皇室是由一个小贵族建立的。但是，仅仅通过不停的联姻，加上贵族的支持，它就一步一步地爬了上来。贵族掌握了奥地利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它就是这个寡头集团的监护人。在组成这个集团的300个大小家族中，绝大部分的家族为了在宫廷中获得好处，都选择效忠于首相。其中，列支敦士登、施塔迪翁、施瓦岑贝格、埃施特哈齐以及洛布科维茨是最为重要的几个家族。人们对于解放的渴望正在逐渐削弱这些家族的影响力，只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王，就可以将他们彻底消灭。联姻结盟本应是和解的保证，但是在奥地利这里，却成了她减弱风暴、隐藏密谋，让敌人麻痹的花样。在1809年的战争之前，奥地利就用过这种充满城府的招数：表示自己爱好和平，否认任何战争准备，但实际上私底下早就紧锣密鼓地准备了起来，等到时机成熟就会重启战端。这个寡头制度的领袖之一施瓦岑贝格亲王，在1813年时曾经准确地描述过当时的情况：“政治造就了这桩婚事，政治也可以把它拆开。”

反法同盟的一切行为，都只有一个目标：消灭帝国。它们已经达成了这个目标。各国政府的供认资料、历史学家的研究，还有时间本身，都已经掀开了许多面纱。今天，关于列强或公开或私密地在扳倒帝国这件事情中扮演的角色，人们可以形成自己的观点。同时，带着现在的知识，我们还可以回过头去，一窥奥地利在1809年拔剑时的各种形势。在这场战争中，反法同盟拓展了它的各种计谋。它不但没有因为过去的一系列失败而感到气馁，反而从自己的失败中学到了经验。征服者曾经有很多次机会，可以推翻自己最强大的两个敌手，但是他却把他们留在了各自的王位上。这为他带来了长时间的痛苦，反法同盟利用了这一点。自从1792年以来，反法同盟的成员一直没变，但它们一直都是分开和我们作战的：我们在1800年击败了奥地利，在1805年击败了俄罗斯，在1806年和1807年分别击败了普鲁士和俄国。因此，参与反法同盟的各国开始准备一个更大的战争计划。1808年之后，依旧强大的奥地利恢复了自身的损失，同时也秘密完成了重建。秘密往来则让柏林和圣彼得堡政府越走越近。普鲁士此前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但是她的军事系统使得她可以以三倍的速度重建军队。在亚历山大沙皇从埃尔福特归国后，普鲁士国王和王后访问他时，秘密访问的目的就是要讨论在现阶段和未来，要如何针对“共同的敌人”。他们续订了1805年两国在腓特烈大帝的坟头立下的誓言。俄国在1809年战争期间的表现，以及她的不作为是人尽皆知的。布图尔兰上校的供述[9]终于将她真正的态度昭告天下。那些由布伦瑞克-奥埃尔公爵、席尔、卡特、德·恩贝格以及其他人组织的土匪，还有其他的秘密社团，也是这样被创立以及扩张的。各个君主们带着自己隐藏的怨恨，开启了只针对“那一个男人”的战争。充满谎言的小册子再一次激起了法国统治地区民众的不满或是叛乱。许多密探被召集了起来，他们的任务就是为法兰西皇帝制造敌人，并且激起民众对这位国家元首的不满。他们散布于德意志、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他们讨好意大利人，说会为他们建立一个独立的意大利国家。在法国国内，这些密探与各个党派的人士勾结，不论是保皇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他们都去接触。他们利用了一个人热爱密谋的精神，这个人臭名昭著，还喜欢搞事[10]。另一个人呢——他的名字我们大家可以来猜一猜[11]——悄悄参与了这些密谋，并且还带着对自己主人的敌意，胳膊肘往外拐。这些“特使”渗透进了我国各个主要国家机关，甚至还渗透进了军队。他们在军队里尝试着打击我们的士兵，引起厌战的情绪。在英国领地上，英国小岛上，或者是欧洲大陆上受英国影响的邻近地方，一座座储存武器和弹药的仓库拔地而起。英国在自己各个港口聚集了总共4万人的庞大军队，随时准备出动。但是他们的目的地是何处，当时还没人知道。因为各国在准备的是一场全面战争，发令枪将由奥地利扣响。只要这个强国取得了一点点小胜利，第八次反法同盟就会顺势诞生，我们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敌人也会摘下他们的面具。在1809年，我们活跃的敌人是英国人、奥地利人、西班牙人以及葡萄牙人。普鲁士人和俄国人是我们的消极敌人，随时都准备着等待时机揭竿而起。我们还应该把莱茵邦联的诸位王公也加入这个名单中，只要奥地利军队在他们的领土上取得了成功，他们就会随大流地加入反法同盟。

我在这里简略地描绘出的这幅反法同盟蓝图，与其说有所夸大，不如说还不完整。珀莱将军细致入微的观察力让他收集了关于这个蓝图的主要特征，还补充了大量计划发展的过程和证据。这些在他创作的那本《1809年战争史》中都可以找到，这是一本出色的书。

这些计划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皇帝知道的。他没办法阻止自己的敌人，让他们不去想坏主意。至于他们决定下来的方案，以及他们准备好执行方案的手段，都笼罩在迷雾中，用各种假象伪装了起来。

波佐·迪博尔戈伯爵在1815年带着意大利人特有的那种自吹自擂，对我说了下面这番话：“拿破仑在达成霸业的路上，就差一个人的辅佐。那个人就是我。我本可以向他展示各国政府的秘密，我本可以告诉他人们都在针对他密谋些什么。不过我们两人是永远不可能共事的。如果我落到他手里的话，他一得知我的身份，肯定会把我吊死。”波佐所言的确是事实。

事实上，虽然奥地利是到了1813年才正式跳反。但其实她在签署《维也纳条约》的那天就已经下定决心。这份和约本质上只是休战协定。反法同盟跟我们签署的所有和约，其实都只是休战协定。大婚的结果，也只不过是暂时搁置这些敌意而已。奥地利皇室一贯都是以联姻来扩大领土的，这次，它也是想借此收回一些和约中割让的省份。既然它牺牲了自己的一位女大公，也没有达成愿望，奥地利对拿破仑就不再可靠了。玛丽·路易莎也成了奥地利这个谎话精为了不牢靠的联盟而付出的抵押品。奥地利的好战派领袖们看这个联盟早就不顺眼了。胜利迫使欧洲的国王们接纳法国的领袖进入他们的世界，但是，他们反对他跻身君主圈子。不论早晚，他们还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把他剔除出去，在他们看来，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也是拿破仑面临的危机。他认为自己足够强大，可以抵御这个危机。这也就意味着，他迫使自己必须要永远处于这种紧绷的状态。他从来不相信欧洲的君主们会联合起来推翻他，因为他觉得，自己下台也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说，拿破仑实际上继承了1789年革命的遗志，那么他同时也摈弃了革命的糟粕。在他的治下，人们不用再担心民众的暴力起义。是他在支撑着欧洲的各个王国。但是，英国的仇恨、金钱和密谋都激起了各个外国君主的王朝自尊。他们的大臣和贵族也在为此添柴加薪。在皇帝倒台后，不止一个君主表达了自己懊悔的心情。有些人还说他们本来打算阻止这件事情的。我们很难相信他们说的这些话是真心实意的，因为他们下面的人已经公开了他们为推翻帝国所做的事情。因此，反法同盟是一个普遍的联盟。如果奥地利如她所愿在1809年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那这个联盟在当时就会撕下自己的伪装。皇帝那快速的迎击，那决定性的胜利，虽然击碎了反法同盟的计划，也仅仅是将其延后了4年而已。在1814年，他们还是实现了自己的计划。

我在上文刚刚提起过波佐·迪·博尔，所以我打算趁此机会仔细地讲讲这个人。他是拿破仑最活跃的敌人之一。其中很多细节，都是波佐·迪·博尔伯爵本人告诉我的。

1790年的时候，波佐是科西嘉省政府的成员，和约瑟夫一样。因为志同道合，以及多年的友谊，他和约瑟夫以及拿破仑·波拿巴的关系都很亲近。但是，此后波佐背叛法国让他们分道扬镳。当英军占领这个岛屿后，埃利奥特勋爵以总督的身份管理科西嘉。波佐接受了在他们手下任职，并为他们服务。当科西嘉人终于摆脱英国的锁链后，波佐成了众矢之的。他觉得自己在主子离开之后，已经不再安全了。因此他追随着自己的主子们撤离了科西嘉，逃到了英国。埃利奥特勋爵不久之后被派去了圣彼得堡，波佐也陪在他身边。这位英国大使派他执行了几次会见沙皇的任务，后者很欣赏他的心机和才能。英国人一贯不喜欢外国人，但是俄国人就不同了，只要你肯毛遂自荐，他们就愿意给你一个职位。埃利奥特勋爵发现亚历山大沙皇很喜欢波佐之后，想了一个办法，既可以报答波佐这么多年来为英国的服务，又可以甩掉这个外国人：他把波佐献给了沙皇，沙皇此后将波佐收入了内阁中，还任命他为幕僚长。这个背叛者，英国人的走狗，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他不可能再返回故土了，那他有什么理由不抓住眼前的机会呢！他就此成为法兰西帝国政府最活跃的敌人之一。他被派到欧洲各国政府中，为法国四处树敌。为此，他还和各国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1809年，波佐·迪博尔在奥地利身负一项秘密使命。我军占领维也纳之后，他跟随奥地利宫廷逃到了布达。奥地利大臣们害怕他的出现会影响到他们与拿破仑的谈判，同时，他们也了解到俄国政府不光没有承认这名特使，还声明和他毫无关系。因此，他们告诉波佐，奥地利不会继续为他提供保护。后者因为害怕落入法国人手里，逃到了君士坦丁堡。他在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才抵达那里，途中非常困窘地穿越了匈牙利，翻过了边境上的高山。关于博尔伯爵，我还想补充一点，是奥塞伯爵亲自告诉我的。这话本来是韦尔斯利侯爵告诉奥塞伯爵的，前者是当时英国首相威灵顿勋爵的长兄。波佐·迪博尔在逃离奥地利，又被俄国政府抛弃之后，从君士坦丁堡来到了敖德萨。他在那里，就当时的政治形势写了一本小册子。韦尔斯利侯爵在读了这本小册子之后，既惊讶又高兴，因为上面提出的观点和他自己的一模一样。韦尔斯利侯爵马上就询问了作者的近况，英国政府给他的津贴是否还在正常发放。随后，韦尔斯利侯爵下令应该把欠他的账一并补上，同时，还把波佐·迪·博尔带回了英国。侯爵在和他的谈话中，被他新颖的观点打动了。侯爵认为这样一个人不能没有一官半职。因此，他把波佐·迪·博尔送去了俄国，还附上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波佐也认定，除了再次拾起十字架，并忘记自己的悲伤之外，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他由此愈发成为俄国政府以及反法同盟死心塌地的效忠者。他带着焕然一新的热情投入到了外交任务中去，尤其是在最后那次战役中。说服俄军在1814年一路攻入巴黎，有他的一份贡献。他向俄军保证，自己可以打开巴黎的城门。但是，就在进攻巴黎之前，他本来依仗的秘密协议突然就不管用了。他那时极度迷茫，那天晚上，他度过了大概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夜。如果他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那肯定人头不保。第二天，他还是成功了。当君主们从庞坦门进入巴黎时，他加入了随行的队列。康斯坦丁大公走到他面前，对他说：“波佐，今天是你的幸运日啊。要是我们不在这里的话，估计你就完了！”

皇后已经踏上了法国的领土。从斯特拉斯堡到贡比涅，她一路上都受到民众的鼓掌欢迎。她每在一个地方停留，都会找到一名军官，或是宫中的一名侍从，身上带着皇帝给她的信。她在斯特拉斯堡遇到了梅特涅伯爵，后者正在赶往巴黎的路上。在维特里，她接待了施瓦岑贝格亲王和梅特涅伯爵夫人。他们在获得接见之后又返回了巴黎，他们是专程从巴黎赶来面见她的。皇帝此前下了命令，在整段旅程中，随时将她的消息告知她的父亲。

拿破仑独自在贡比涅待了一个星期。他让人们整理好了给未来皇后的房间，并亲自主持了对房间的布置，他觉得这样子最能让她开心。他审视着各项准备工作，批准一部分，调整另一部分。还在快速准备他为她安排的结婚喜宴，每天他还会给她写亲笔信。当玛丽·路易莎踏上法国的领土后，拿破仑给她送去的信还会附带最美丽的花束，有时也会附上他打猎的成果。他对于她的回信感到非常高兴，许多回信特别长。这些回复都是用流畅的法语写的，展示着她的优雅和分寸。那不勒斯王后可能助她一臂之力……拿破仑的这位妹妹也经常给自己兄长写信，信中充满了细节，让他很感兴趣。

拿破仑在自己另一个妹妹波利娜公主的压迫下，被迫同意让当时最著名的裁缝莱热给自己做一套装饰华丽的行头。波利娜公主的好品味和优雅是人尽皆知的。拿破仑试了试做好的衣服，他感觉很不自在。大衣的剪裁，以及跟这套行头配套的白色领带都不合他的口味，并且让他失去了以往的那份从容。他习惯穿的那套制服，还有佩戴的黑色领带，是唯二适合他的东西。大概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看他穿军装了。不管怎么说，这套波利娜公主推荐他穿的行头，他也只穿了这一次。之后，他又继续穿起了那件白色内衬的蓝色制服，就是他在周日以及宴会时会穿的那件。平日里穿的则是绿色的轻骑兵卫队制服。

人们在距离苏瓦松两里的地方，支起了许多帐篷。人们通过两个斜坡进入这些帐篷，这两个斜坡一个在苏瓦松这边，一个在贡比涅那边。根据此前定下来的仪式，皇帝会带着自己家中的亲王和公主、主要军官们，以及随扈中的军官一起从贡比涅城出发。前后将由他的卫队簇拥着。他会首先穿过贡比涅这边的第一个帐篷，皇后会同时穿过苏瓦松这边的帐篷。两夫妇之后会停在中间的帐篷里，其中放置了一个有垫子的脚凳。然后皇后会跪在这个脚凳上，皇帝则要马上把她搀扶起来，并拥抱她。之后，两人会和公主们一起，登上一辆六座的马车。两边的随行人员此时也将合二为一。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按照这个既定的典礼程序来。皇帝在收到皇后的一封信，知道她离开了苏瓦松城之后，便打算直接去见她。他命人准备了一辆敞篷的马车，上面没有绘制任何与爱有关的图案。他拉着那不勒斯国王就上了马车。马车的前方只有一名军官负责开道，他就这样隐姓埋名离开了贡比涅。他派人来叫我，等我到那的时候，他已经和那不勒斯国王一起坐在马车里了。他告诉我，如果收到可能是给他的消息，打开放在那里就好。他告诉我他现在要出发去见皇后，说他傍晚就会回来，然后命令我要将这件事情保密。就像他说的那样，他在晚上10点钟左右回到了贡比涅，当时天气特别不好。他在距离苏瓦松几里的地方遇上了皇后的队伍。拿破仑偷偷靠近了她的马车，没有被认出来。但是，之后一名侍从叫出了他的名字，结束了他的微服出行。于是他就登上了皇后的马车，那不勒斯王后也坐在里面。他命令马车不在苏瓦松停留，而是径直前往贡比涅。在贡比涅，皇后当晚就要抵达的消息已经在人群中传开了。大家匆忙地摆出了彩灯，装饰了凯旋门。虽然当晚天气恶劣，整个市镇的人群还是走上街头去迎接两位陛下。宫殿的庭院和长廊都向公众开放了，引来了许多好奇的人群。10点，礼炮齐鸣，告诉大家队列已经抵达了。车队快速在火把点亮的大道上奔驰。马车停稳后，等候在那里的亲王和公主们都被皇帝介绍给了皇后。城镇的官员们都集中在长廊里，一群小姑娘向玛丽·路易莎献上了鲜花，还发表了讲话。奥地利大使施瓦岑贝格亲王也在场。在这个简短的仪式过后，皇后马上在皇帝的带领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皇帝当晚和皇后以及那不勒斯王后共进晚餐。

当时玛丽·路易莎正值芳华。她的上半身非常整齐匀称。她那天身穿连衣裙，身上的短上衣比当时的惯例要长一些，更凸显了她天生的那份雍容。并且和周围法国女士们粗俗短小的上衣形成了很好的对比。因为旅途劳顿以及紧张的心情，她的脸上泛着阵阵潮红。她的头发是浅栗色，发量浓密，发质就像是丝绸一样，簇拥着她清新而饱满的脸庞。她的眼神总是很和善，顾盼生辉。她的双唇有点厚，这是奥地利皇室的特点，就像波旁家的亲王们鼻子总是微微隆起一样。她整个人由内而外地散发出单纯而天真的气息。她的身材丰满，标志着她很健康。在分娩之后她变得苗条了许多。

拿破仑仿效亨利四世在类似形势下对玛丽·德·美第奇[12]的做法。人们在总理大臣的公署为皇帝准备了一个房间，但是他太心急了，等不及完成这部分仪式，他没有离开自己的宫殿。至于他留在宫中干了什么，人们就可以自由遐想了。第二天，人们在皇帝的书房中正式将皇后引进了宫中。他是想通过这样做来告诉皇后，后者享有他的绝对信任？还是说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室是整个宫殿里最重要的房间？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因此，我也就有幸成了第一批向玛丽·路易莎皇后致敬的人之一。1点时，那些没有前去布劳瑙的皇后侍女和侍从被介绍给皇后，他们纷纷向皇后宣誓效忠。接着到来的是卫兵的诸位将军，在贡比涅的各位大臣、主要的军官，还有挑选来陪同皇后从贡比涅启程的女士们先生们都被一一介绍给了皇后。

翌日，整个宫廷都启程前往圣克劳，大家在那里待了两天。4月1日，人们在那里庆祝了两人的民事婚礼，至于宗教仪式，是第二天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的大长廊里举行的。参加了民事婚礼的红衣主教们，几乎全部拒绝参加宗教仪式，只有两人例外。他们拒绝参加仪式的唯一原因，就是教皇没有参与此前拿破仑的离婚。皇帝完全不接受这一借口，也拒绝接受他们之后的臣服，把他们流放到了地方各省，并且禁止他们再穿红袍。红袍是他们尊严的象征。因此他们也得名“黑色红衣主教”。

在宗教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皇帝参加了皇后的晨间梳洗。在他的注视下，三位女官（两个法国人，一个意大利人[13]）以及伺候梳洗的夫人一起为皇后戴上了皇冠。针对这顶皇冠，皇帝做了如下决定：

在婚礼的当天，皇后将加冕后冠。虽然这顶皇冠并不怎么好看，但是它有特殊意义，而我希望将这种意义和我的王朝联系在一起。这顶后冠只有在特别重大的仪式上才会佩戴。在普通的典礼中，皇后佩戴一顶钻石冠冕，这顶冠冕没有特殊意义，我会用皇室珠宝为她打造这顶冠冕。在婚礼结束后的翌日，她在招待会上就会佩戴这顶钻石冠冕。

拿破仑

1810年3月25日，于贡比涅

民事婚礼结束后，我们在圣克劳的公园中举行了欢宴。到处都挂起了彩灯，喷泉在火把的照耀下跳动，礼炮的声响不停从巴黎荣军院传来。尽管当时天降大雨，还是有许多民众前来参与宴会。

4月2日，皇帝和皇后庄严地进入了巴黎，场面宏伟极了。两位陛下穿过了设于星型广场关卡处的凯旋门。凯旋门当时被精心装饰了一番，扮成了它建成之后的样子。前一天天空中还飘着雨，入城当天却天朗气清。阳光倾泻而下，洒在行进队列的身上，洒在军队的身上，洒在围观群众的身上。那天的巴黎城，万人空巷。塞纳省长以及其他市政官员在星型关卡迎接了两位陛下。行进的队伍穿过香榭丽舍大道和杜伊勒里花园，抵达了杜伊勒里宫。人们在杜伊勒里花园的入口处也搭起了一座凯旋门。在宫中的会客厅以及狄安娜宫室稍事休息后，一行人来到了博物馆中的阿波罗大厅，我们已经提前在这里搭好了一个小礼拜堂。西班牙王后、荷兰王后、威斯特伐利亚王后，还有埃莉萨和波利娜两位公主，总共5人托着皇后的披风。大施赈官费沙红衣主教为二人的婚礼赐福。在仪式过后，为皇后戴上冠冕的几位女官将冠冕和皇后的披风取了下来，由侍从长以及尚服一同送回了巴黎圣母院。当天早上，军官们去将这两样取出来时，就走了一整套流程，现在把它们放回圣母院的宝库里，又经过了一套仪式，它们此后也一直保存在那里。离开阿波罗大厅之后，皇帝牵着皇后的手，走上了钟表陈列馆的露台。他们在那里观看了帝国卫队各支部队的列队行进。剧院里举行了一场宴会，两位陛下还欣赏了一场音乐会，乐手们在宫殿的窗户下演奏。音乐会结束后，紧接着进行烟花表演。整条香榭丽舍大街上都放起了烟火。

就算我描述了拿破仑和玛丽·路易莎大婚时举行的种种庆典，对于展示它们的宏伟壮观以及巴黎市民的热情来说，也不过是隔靴搔痒。不过，人们在接下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牢记这些庆典的。

巴黎市希望自己送出的礼物在豪华和美丽程度上，可以媲美这场壮丽的大婚。它为皇后送了一张梳妆台，通体纯银打造，镀了一层金箔。同时送上一张镀金的银扶手椅，以及一面镀金的银穿衣镜。这一套家具由最出色的艺术家设计，并且他们亲自监工打造。它们的做工是如此完美，以至于当皇后的财务总管巴卢埃先生在1814年以皇后的名义讨要它们，包括罗马王的摇篮时，时任警务部物资供应负责人博诺伯爵拒绝了。他声称，自己拒绝归还它们是因为，这几件珍宝的诞生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这样的机会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就算是这批艺术家们也无法重新制造出可以与它们媲美的物件。梳妆台及其附属品在1832年被融化了，所得的金钱被用来帮助遭受霍乱影响的家庭。但是罗马王的摇篮得以幸免于难。玛丽·路易莎将它送给了自己的儿子，后者把它存放在了维也纳帝国的宝库中，它现在还在那里。巴黎市送给拿破仑的礼物则包括了一整套精美的银餐具。根据皇帝的命令，奥地利给玛丽·路易莎的20万弗洛林金币的嫁妆，进了国库。

在各种宴会和仪式都结束之后，宫廷返回了贡比涅。我们在那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外交接待仪式，许多外国名人都参加了仪式。拿破仑在那里收到了许多贺信，几乎所有外国宫廷都寄来了贺信。贡比涅城堡被精心装饰了一番，非常优雅有品位，很契合当天的仪式。在玛丽·路易莎的那些房间里，有一间小客厅，里面挂满了珍贵的羊绒。之后，皇后叫人把这些羊绒都取了下来。不过，这些羊绒本来就是给她的礼物，她可以随意处置。

约瑟芬皇后在家中有极大的自由。她有许多熟人。因为她想要帮助皇帝，让他更受欢迎，所以她在宫中时，一直保持并扩展着自己的交际网络。皇帝现在跟一位外国公主结婚了，她没什么经验，对巴黎的上层社会更是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必须要改一下这种生活方式，让新皇后的日常生活没有那么独立。我们围绕着她采取的预防措施，是为了避免她被密谋者拉入什么小团体里。但这些预防措施让她很孤独，这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不过要到后来我们才看清这一点。皇帝将芒泰贝洛公爵夫人任命为皇后的女官。她是拉纳将军的遗孀，后者在艾斯林战役中不幸殉国。皇帝此前在她和博沃公主之间犹豫了一阵。最终，他决定不选择博沃夫人的理由是，他觉得把反对国家理念的想法引入宫中是不明智的。特别是，一位德意志公主出于阶级和生来就带有的偏见，很可能会被这些想法俘虏。因此，他决定选择公爵夫人，也算是为了纪念他在军中资格最老也最勇猛的一位同志。人们普遍认可了他的选择。德·芒泰贝洛夫人比皇后年长十岁，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她冷静，沉着并且做事无可指摘。在任命她的时候，皇帝都感慨：“我为皇后任命了一位真正的女官。”德·吕塞伯爵夫人，一个德行出众，礼仪得体而且温和无害的女人，被任命为皇后的尚服。在约瑟芬皇后那个时候，皇后的内务由四名通告女官负责。这次，我们又增加了两人，性格都一丝不苟。她们是从埃库昂的王室和皇家宅邸中挑选出来的，已逝军官的遗孀和女儿有优先权。我们选出的迪朗夫人，就是一位将军的遗孀。她们就像侍从官伺候皇帝那样伺候皇后，唯一的区别就是她们不会陪伴皇后外出。因此，白天她们都在皇后的身旁，到了晚上，她们中的一个人会睡在玛丽·路易莎卧室隔壁的小房间里。她们不会让任何一个男人进入她的卧室，这是给她们的命令。她们也会参加皇后的绘画课和音乐课。她们会写下她口述的信件或是命令，并且负责主持打理所有内务。

皇后的私人津贴是每个月5万法郎：其中每个月有1万法郎会捐给我们精心筛选出的穷苦人家，剩下的就都是给皇后置办服装和珠宝的。玛丽·路易莎总是精打细算，不会超支。她很喜欢送礼，同时，在她写字桌的抽屉里，总是有一个装着2.5万法郎的钱包，但她从来不会碰它。

这场盛大的婚礼，激起了诗人们吟诗作对的热情。富歇之前稍稍暗示了他们，但是皇帝就此批评了他，因为皇帝不希望让人觉得自己命令诗人们赞美自己。拿破仑希望这些作者可以自由发散思维，没必要专门去激发他们的灵感。之后，他从自己的私人金库里拨出了10万法郎，奖赏那些满意的诗作。

当法国诗人们都在诠释大众的心声，向这对夫妻致敬时，瓦朗塞的城堡里正在发生一些不那么真心实意的表演。居住在那里的被赶下台的西班牙王公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拍马屁大赛。他们在教堂里高唱一曲《赞美颂》，主持了由自己组织的，向皇后和皇帝致敬的宴会。在为两位陛下的健康举杯时，他们讲出了最谄媚的祝酒词和赞美。费尔南多亲王这时常重复鼓掌，或者欢呼。《箴言报》报道了一次这样的宴会，文章说，亲王在祝两位陛下身体健康时，是这么说的：“为了我们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伟大的拿破仑，和他至高无上的妻子玛丽·路易莎！”一场烟火表演结束了这场庆典。即便庆典有种种夸张的外在标志，它还是无法欺骗任何人。处于这一系列谄媚行为顶点的，则是费尔南多亲王请求皇帝将自己收为养子，并让他可以有幸前往后者的宫廷。这种不要脸的行为让所有人看了都感到很遭罪。

同时，在瓦朗塞的城堡里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情，这次富歇的警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一位克利男爵，从韦尔斯利侯爵那里得到了指示、授权以及一大笔钱，要来帮助费尔南多和其他西班牙王公逃跑，并要把他们带到库克博恩海军上将那里去。后者正率领一小支舰队在海岸处等着这一任务的成功。这位英国政府派出的密探要执行的任务后来暴露了，他也被逮捕了。一名警署探员带着他的身份证明文件，假扮成克利男爵，找到了费尔南多。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人私下里警告过了这位阿斯图里亚斯亲王有人冒名顶替，又或者说他怀疑这是一个圈套，抑或者说他单纯是不敢冒这个风险。总之，他态度恶劣地接待了富歇的探员，还把他举报给了城堡的主管。真正的克利男爵则一直被关押在万塞讷，直到波旁家返回法国才重获自由。

自从拿破仑在西班牙打完了那短暂的战役之后，约瑟夫就返回了马德里。约瑟夫这次终于可以将精力放在这个国家的内政上了，他也实施了一些有益的改革。几乎所有强国都承认了这位新的国王，并向他发去了贺信。费尔南多也没有忘记发去贺信，他还请求新国王为他在皇帝面前美言几句，让他可以和皇帝的一位侄女成婚。最初在西班牙发生的一系列军事事件，对我军都是有利的。萨拉戈萨投降了，我军对敌军也取得了数场重要的大捷。这时，突然来了一支由阿瑟·韦尔斯利率领的英军，他们和葡萄牙军队会合后，又恢复了西班牙人的信心。阿瑟·韦尔斯利就是日后的威灵顿公爵。我们的敌人兵合一处，向马德里进发。他们希望可以在我们来不及防御的时候，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国王率领他的预备役部队，离开马德里前去应战。途中，他还统合了由苏尔特、内伊以及莫蒂埃这三位元帅率领的部队。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双方各有胜负。三位元帅之间意见不合，这有利于他们的敌人英国将军的计划。约瑟夫国王虽然拥有许多杰出品质，但是他并不擅长战争。因为他在法军统帅们面前权威不足，所以他也完全无法弥合三人之间的分歧，无法弥补这一分歧带来的负面效应。这场战役，本来可以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但最终，我们只限制了敌军行动，并将英葡联军赶回葡萄牙，仅此而已。战斗告一段落后，儒尔当元帅返回了法国，苏尔特元帅取代他成为国王的幕僚长。皇帝对苏尔特元帅更有信心。国王返回了马德里，他的调解精神似乎把许多人都团结在他周围，成为他的支持者，甚至在西班牙人中间也是一样。在此之前，西班牙人对他的反对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在半岛东部进行的军事行动都大获成功。我们在阿拉贡取得了许多胜利，攻占了加泰罗尼亚地区一座叫赫罗纳的堡垒。西班牙人以守卫萨拉戈萨的那种固执和顽强守卫了这座堡垒。赫罗纳的陷落，也标志着西班牙战争的胜利告终。

在婚礼的庆典结束之后，拿破仑的注意力放到了比利时诸省身上。他决定视察那里，以及新近割让给法国的那部分荷兰领土。他此番访问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让皇后换换环境，让她见一下比利时民众，以及他新获得的省份。不过，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亲眼去看一看当地的情况，并且亲自评估英军那次失败的瓦尔赫伦岛远征到底对当地产生了什么影响。同时，他也要看一看当地人对大陆封锁的违反到了什么程度。他同时还想了解一下，他可以做些什么来弥补切断与英国的交流后荷兰贸易遭受的损失。他想要尽可能地保证自己的法律被严格执行，同时荷兰的利益也可以得到保障。

想要理解拿破仑决定这次出巡的理由，我们就必须讲一下促使帝国吞并斯海尔德河右岸的荷兰领土并最终吞并整个荷兰的原因。在查泰姆勋爵率领的英军入侵瓦尔赫仑时，拿破仑注意到了荷兰人对于协防一事多么消极。他同时也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官员完全没有监管英国商品的流通。拜走私客和短暂占领赫尔瓦伦的英军所赐，英国商品如洪水般涌入了这个王国，甚至在其首都和国王的宫廷中都不例外。荷兰国王对皇帝给荷兰定下的政策方针一点都不感冒，这有目共睹。而1806年11月21日在柏林发布的这条封锁英国的政令，更加深了两人之间的分歧。在路易国王看来，这样的措施太过了，并且是故意算计着要摧毁荷兰的贸易。他不愿意承认，为了报复英王的枢密院发出的法令，我们必须，也无可避免地要发出这道政令。他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如何减少贸易封锁给荷兰带来的损失和如何尽可能阳奉阴违上。当我们向他抗议英国商人依旧可以在荷兰港口进行贸易时，他的答复是他无法阻止皮肤出汗。这一反抗行为的结果就是皇帝非常不满。

当拿破仑认定自己受迫于英王的法令，必须要实施大陆封锁政策时，很明显，荷兰要想保持它的独立地位只有两条路可能：忠实地执行这一政策，或者法英之间达成海上和平。皇帝急切要求国王对英国商人关闭自己的港口，国王回答说这样的政策会导致荷兰崩溃。与其这样，还不如让荷兰并入法国好了，如此一来，至少可以获得一个4000万人的市场。国王被要求亲自请英国注意这种情况，且缔结合约，这样才能继续享受独立的荷兰王国带给英国的好处。因此，法国提出的条件被交涉给了英国政府。我们提出的条件都不算苛刻。在拿破仑的首肯下，荷兰国王在1810年2月派拉布谢尔出使伦敦。富歇一直都是赶着出风头的人。他听说我们向伦敦政府提出的要求后，兀自开始和韦尔斯利勋爵进行谈判了。他没有获得任何授权，也没有告诉路易国王或者拿破仑。他派出乌夫拉尔先生执行谈判的任务，但是又不满足于只有一个使者，于是又找了他在伦敦的警探，去和这位英国大臣进行沟通。这位大臣本来就不怎么想和谈，现在这么多人同时找到他，他便起了疑心。因此他急忙给了拉布谢尔先生一个否定的答复，结束了谈判。

皇帝此时马上意识到，为了我国边境的安全，以及为了严格推行大陆封锁政策，他不能再延后占领荷兰边境了。这个国家和英国的联系一直没有断绝，不列颠的商人和货物在荷兰的各个港口还是很有市场。事不宜迟，我们和荷兰方面就此开始了协商。那时路易国王和法国其他各盟邦的君主刚好一起被召唤到了巴黎。这位王公是他的王国里最体面的人之一。但是，他的恼怒、他国内的种种问题，以及他的摇摆不定，都让他变得有些愤世嫉俗。在这次的协商中，他被卡在了自己对兄长的义务，以及他固执的原则之间。在这一重要时刻，他无法下定决心采取暴力手段。不论是乞求、建议、抗议，又或者是重获和平后承诺对荷兰人现在做出的牺牲给予补偿，这些方法都无法抚平国王的顾忌，无法让他下令彻底断绝和英国的贸易往来。路易国王出于对自己的职责、荣誉甚至宗教考虑，都认为不能让荷兰做出任何伤害自身利益的牺牲。他不愿意接受任何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条件，不愿意做出任何妥协，也不愿意正视严格执行拿破仑的计划可以带来的好处。皇帝和他弟弟之间进行了一些激烈的谈话和解释。正是在这期间，前者威胁说要武力占领荷兰。于是国王写信给荷兰政府，要求他们全力以赴抵抗入侵的法军，即便是炸毁大坝水淹荷兰也在所不惜。他还要求，任何与他现在发出的这条命令相违背的命令荷兰政府一概不需要遵守，他们必须要坚守到他回国。

人们马上就都知道了这些命令。国王面临重重压力，同时，他这样做也等于是在摧毁自己的国家。在重新思考了自己身上的重担之后，他终于同意签署我们强加在他身上的协议。这份1810年3月16日签署的协议，让帝国获得了海尔德河右岸的荷兰领土。同时，在英国政府撤回自己的命令之前，禁止荷兰和英国进行任何贸易往来。协议的谈判过程是如此激烈，我们预计到之后肯定会有不愉快的事发生。因此，乌迪诺元帅受命去占领了位于贝亨奥普佐姆和布雷达的要塞。

关于荷兰国王在巴黎忤逆皇帝的资料有很多，我们打算在这里引述下面这封信。尽管这封信很长，但是它很好地体现出了贯穿这整场争执的那份强烈的民族情感，并且象征着拿破仑对弟弟采取的态度的不满：

我的弟弟先生，我已经收到了陛下的来信。在信中您表示希望我告诉您我对荷兰有什么打算。我将坦诚地把我的打算都告诉您。当陛下登上荷兰王位的时候，一部分荷兰人就希望和法国合并了。但是，这个勇敢的国度让我对她颇有敬意，因此我当时希望可以保持她的名字和独立。我亲自为她起草了宪法。这部宪法也是陛下您王位的基础，然后我让您登上了王位。我本来希望，和我一起接受了教育的您对法国应该有深深的情感，法兰西所有子民都理应有这份情感，尤其是法兰西亲王。您也是看着我的政治手腕长大的，我本希望您可以感受到，荷兰作为被我的人民征服的国家，完全是仰赖于法兰西的宽宏大量才得以保持独立。您应该知道，荷兰既弱小，也没有一支像样的军队，她决定与法国为敌的那一天，就是她将被彻底征服的时候。您也应该知道，荷兰无权让自己的政策独立于我，她是由条约和我捆绑在一起的。因此，我本希望将一位我的血亲扶上荷兰的王位，这是最好的一条路，可以融合两个国家的利益，并将它们团结在一个共同的利益之下，团结在对英国的共同仇恨之下。我觉得我为荷兰提供了她正需要的东西，为此我还感到很自豪。这跟我当年为瑞士提供后者急需的调停时感受一样。但是，不久之后，我就意识到，我只是在自说自话而已。我希望都落了空。陛下在登上荷兰的王位之后，就忘记了自己法国人的身份。甚至还丧失了您的理智之泉，扭曲了您的良心，说服您自己是一个荷兰人。那些对法国友好的荷兰人被您忽略，甚至被迫害。倒是那些此前为英国人办事的荷兰人加官进爵。法国人，从军官到士兵，全都遭到背叛和羞辱。在我的血亲治下，法兰西这个名号在荷兰饱受羞辱，这让我非常痛苦。但是，我心中充满了对法兰西的敬重和对她荣誉的重视，我也知道如何用士兵的尖刀去维护她的尊严和荣誉。无论是荷兰，还是任何其他人，都不能这样攻击法国而不受惩罚。

陛下您到底有多偏心，从您的演讲中就可以看出来。在您的演讲里，人们只能看见对法国的恶意。这些演讲并没有让人们忘记过去，反而不停提起过去发生的事情。这让法国的敌人非常开心，满足了她们秘密的感受和情感。说到底，荷兰人到底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他们难道不是被我的军队攻占了吗？他们之所以能保持独立，难道不是出于我国人民的宽宏大量吗？他们难道不应该对法兰西的宽宏大量而感恩戴德吗？法兰西让他们的运河和海关可以继续向贸易开放。法兰西在占领荷兰之后所做的也是不断修缮这些设施，让它们变得更好。直到现在，法兰西也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保证荷兰的独立。那么，有谁可以为陛下您的种种行为辩解呢？您的行为是对一个民族的侮辱，也是对我的冒犯。您必须理解，我不打算把我和前人分割开来。从克洛维[14]到公共安全委员会[15]，我和他们所有人都是一体的。所有随意攻击这些前任政府的言论，在我看来本意都是要冒犯我。我知道，现在有些人很喜欢一边攻击我，一边贬低法国。但是，那些不爱法国的人，就不会爱我。而那些对我的人民恶语相向的人，就是我最大的敌人。看见荷兰人对法国如此轻蔑，我很不满。但是，如果我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不满的话，我的皇权本会准许我对这个允许自己的子民侮辱我国的邻国君主宣战。但我没有这么做。

但是，陛下您错误地估计了我的脾气。您错误地估计了我的仁慈，也看错了我对您的感受。您违反了所有您与我达成的协议。您解除了您舰队的武装，遣散了您的水手，让您的军队陷入混乱。这样一来，荷兰就既没有军队又没有舰队。仿佛装满货物的货仓，加上一队队的商人、批发商还有职员就可以稳固您的权力。这些东西可以创造一个富庶的行会。但是，一个没有财政，没有可靠的征兵手段，没有舰队的人，是当不成国王的。

陛下您还做了其他事。趁着我在大陆上麻烦一堆的时候，您延续了荷兰和英国之间的联系。您还违反了贸易封锁的法律，这是唯一可以有效伤害这个强国的方式。我对您关闭了法国的市场，以表示对您这一举动的反对。同时，我让您感受到没有我的军队的帮助的情况，我对荷兰关闭了莱茵河、威悉河、斯海尔德河、默兹河之后，我将您的国家置于极度困难的状况中。甚至比我对您宣战更严重：我孤立了她，对她来说，这就意味着灭亡。

这一举动在荷兰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陛下您跑来乞求我开恩，以兄弟之情博得我的同情，还许诺此后会改变政策。当时的我也觉得，这样的警告就够了。我撤回了我国海关的禁制令，而您马上就返回到了您的第一套系统中：当我在维也纳处理胶着战事的时候，陛下您的港口接受了所有到港的美国船只，虽然它们都是被法国的港口赶出来的，这是事实。我被迫再次对荷兰贸易关闭我的海关。想找出一种比这更加正规的宣战行为，也是很困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定，我们真的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了。在我对立法院的演讲中，我暗示了我的不满。我不会对您隐瞒，我的本意就是要吞并荷兰：为了增加我的领土，为了尽可能地打击英国，还有就是为了摆脱您内阁里那群匪首对我不断的侮辱。事实上，我必须获得莱茵河和默兹河的入海口。以莱茵河谷作为边境线，是法兰西的原则，也是一项基础原则。陛下您在17日写给我的信里提到，您可以确保断绝荷兰和英国之间的一切贸易行为；您有财政手段，有舰队，有军队；您会撤回贵族享有的特权，重建宪法的原则；您会取消元帅军衔，这个军衔对于一个二流国家来说，本来就很可笑，也不符合国力；仓库里的殖民地商品、美国船上运来的东西、不应该进入您港口的东西，您都会没收。我的观点是，陛下您提出的这些措施，根本就执行不了。这样也只不过暂缓法国对荷兰的吞并而已。我承认，莱茵河右岸的领土在我看来和贝尔格大公国和汉萨诸城一样，我对吞并它们没什么兴趣。因此，我会保留荷兰在莱茵河以东的领土。同时，只要两国之间现有的和即将续订的条约得到执行，我马上就会撤回我对海关下达的禁制令。以下是我的要求：

1.禁止和英国之间进行任何贸易或是其他往来。

2.建立一支包含15艘风帆战列舰、7艘护卫舰、7艘横桅双帆船或者轻型巡洋舰的舰队。保证装备精良，物资充足。

3.维持一支2.5万人规模的陆军。

4.取消元帅这一军衔。

5.废除所有贵族阶级的特权。这些特权和我起草的宪法的原则相违背，我是宪法的守护人。

基于这些要求，陛下您可以派您的大使和卡多雷公爵开始谈判。但是，我向您保证，只要有一箱货物或是一艘船舶获准进入荷兰，我就会重新对海关下达禁制令。只要有人侮辱我的旗帜，我就会派人逮捕那个做出侮辱行为的军官，并把他吊死在主桅上。只要我觉得您还是法国人，我就是陛下您的兄长。如果您忘记了这份将您和我们的共同祖国联系在一起的感情，那么我向您保证，我会忘记大自然在我俩之间建立的纽带。

总而言之：法国吞并荷兰，不论是对法国、对荷兰，还是对欧洲来说，都是最佳的选项。因为，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伤害英国。我们既可以通过协商吞并荷兰，也可以以武力的方式完成吞并。我对荷兰的恨意足够强烈，宣战我是做得出来的。同时，如果荷兰可以以条约的形式让莱茵河成为我的边界，并且保证履行上述条件，我也很乐意签署一份协议。

您忠诚的兄长

拿破仑

1809年9月21日，于特里亚农

皇帝和皇后在4月底离开了贡比涅。路上，他们在圣康坦稍作停留。在这里，拿破仑像往常一样，关注当地的治理和工业需要以及物资等这些细节上。他提出的问题，还是那么精准，向人们展示了他心中的确时时牵挂着人民的利益。两位陛下造访了当地的运河，并且搭乘马车跨越了运河的第一段。这一段当时还没有完全建成。之后，两位陛下来到已经蓄水的运河航段后，亲自划桨在运河上行了大概一里半。

之后，他们在安特卫普居住了5天。在此期间，皇帝每天天一亮就翻身上马，开始四处视察港口的工作，仔细检查军火库的保卫工作，然后检阅士兵以及舰队。人们还为一艘多层甲板的战舰举行了下水仪式，这艘战舰是有史以来这个港口建造过的最大的船舶。皇帝和皇后接见了当地官员。拿破仑和他们每个人都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检视有什么可以改革的地方。皇后则向所有人展示了她的平易近人，简朴以及低调。人们对约瑟芬的那份优雅以及惹人喜爱的激情的怀念，可能伤到了玛丽·路易莎。人们可能会把她的矜持归结于德意志王朝的那份骄傲。但是她身上完全找不到这样的感觉，没人比她更为淳朴，也没人比她更为高贵。她害羞的本性，还有她扮演的崭新的角色都让她显得有些不自然。她很认可自己的新位置，并且被皇帝向她展示出的尊重和感情深深触动。当皇帝表示，自己必须巡视泽兰诸岛，在此前她可以在安特卫普暂时等候时，她坚决表示要陪在他身旁。尽管他害怕这样的旅程会让她过度操劳。因此，之后皇帝带着她一起造访了斯海尔托亨博斯[16]、贝亨奥普左姆、布雷达、米德尔堡、弗利辛恩以及瓦尔赫伦岛。那里四个月前刚被英国人洗劫一空。英国人此次行动表面上的原因是要给奥地利的军事行动打掩护，但是真实目的其实是破坏安特卫普附近的海运以及军事设施——它们一直是英国的眼中钉。拿破仑经由南北贝弗兰，沿着埃斯克河逆流而上回到了安特卫普。他细致地检查了当地的防御建设。他的思维是如此敏捷，双眼是如此锐利，一般他只要骑着马绕着一个地方跑一圈，就能马上看出薄弱之处在哪，回来之后马上就能口述详细的改良方案。

此次出游之后，皇帝在拉肯城堡里住了3天。5月17日，他从那里出发，快速视察了根特、布鲁日、奥斯坦德、敦刻尔克、里尔、加莱、布洛涅、迪耶普以及勒阿弗尔等诸城。最后他在鲁昂住了两天，结束了旅程。出于他热爱改良的本性，在这一路上他都留下了自己天才的痕迹。而此次旅程中人们对皇后的欢迎则完全让她着迷了。不论她走到哪里，人们都搭建了凯旋门来迎接她。人们表现出的热情让她都不好意思了——她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彩灯高悬，各种舞会和飨宴接连不断——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向她致敬。她此时已经了解了法国的个性，知道她可以轻松习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因为他们对拿破仑无比热爱，后者对法国人民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再加上拿破仑对她的感情，法国人民对她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她这段时间过得十分幸福。而拿破仑这边，对玛丽·路易莎也很满意——这个伴侣贤良淑德，除了让丈夫高兴之外，没有其他多余想法。下面这些人在整段旅程中都陪伴在皇帝和皇后身旁：奥地利皇帝的弟弟维尔茨堡大公、那不勒斯王后、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和王后、欧仁亲王以及奥地利的两位大臣梅特涅以及施瓦岑贝格。

6月1日，两位陛下返回圣克劳。同年巴黎6月，是欢宴的时节：巴黎市、帝国卫队以及其他的组织和团体都为两位陛下举办了许多宴会。民众也参与到了这一普天同庆的氛围中。在宴会间歇期，皇帝带着皇后拜访了一些公共机构，其中包括国家图书馆，以及动物园。并且他还带着皇后一起，在市内各个主要剧院观看了演出。7月1日，施瓦岑贝格先生在奥地利大使馆为两位陛下举行了一场庆祝会。不幸的是，这场庆祝会最后发生了大家都知道的灾难。主舞厅里发生了火灾。皇室作为大使馆的优先保护对象，旋即被转移到了安全的地点。拿破仑将皇后扶上马车，自己也坐了上去，以安抚她的情绪。但是，当马车到达香榭丽舍大街之后，皇帝走下了马车，让皇后独自返回圣克劳。他自己则返回了大使馆官邸，希望自己可以从火中救出一些人。这场灾难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这次事故也为当时欢庆的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到那时为止，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所有人都回忆起了当时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婚礼庆典上发生的不幸。这种不好的预感引起了大家的焦虑，不过拿破仑的威望很快就抹去了这些一时的情绪。皇帝第二天醒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派人去询问，受到这场可怕意外影响的人状况如何。

与此同时，约瑟芬皇后在纳瓦拉度过了4月之后，回到了马尔梅松，整个人都处在忧郁的状态中。她还是难以适应自己的新生活。在离婚之后，她保留了皇后的尊号，每年享有300万法郎津贴。她在马尔梅松也可以继续依照杜伊勒里宫的规格组织自己的侍从和随扈。皇帝也希望，她可以继续在马尔梅松接待宫中的人、各位显要人物、各部大臣以及主要官员：他们只要频繁造访马尔梅松，都会让他高兴。

为了让约瑟芬走出这种忧郁的状态，拿破仑建议她7月底可以去水边散散心。于是，她就去了位于萨伏伊的埃克斯城。当戏水的季节过去后，她又急切地想要去瑞士，她此前从没去过那里。不过，当她抵达日内瓦之后，她收到了从巴黎发来的官方布告，又担心皇帝是不是想把她赶出法国。她于是派出自己的女儿奥坦丝王后私下去跟皇帝谈起这件事情。皇帝本人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个想法，仅仅是想让约瑟芬换个环境。他赶忙写信去安抚后者。他建议她可以去米兰见见意大利总督，但是也允许她可以直接返回纳瓦拉，因为他希望约瑟芬可以自由地做她想做的事。由于自己脑中的恐惧，约瑟芬放弃了瑞士地区的旅行，紧赶慢赶地回到了纳瓦拉。她在那里度过了1810年余下的日子和1811年的大部分时间。她在1812年才终于去了米兰，是去照顾自己儿媳分娩的。

在这一年（1810年）的7月，吕西安写信给皇帝，向后者表达了自己希望退隐去美国的愿望。自从我们此前讲过的曼图瓦的那次会面之后，所有让两位兄弟达成和解的尝试都失败了。拿破仑在最后尝试拉拢了吕西安一次之后，同意了后者将自己放逐海外的愿望。但是，吕西安并没有成功抵达美国：一艘英国三桅战舰在卡利亚里附近水域抓住了他，并把他作为战俘抓去了英国。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814年。在被关押期间，吕西安投身文学创作，他完成了诗歌《查理曼》以及《切尔内德》。

卡诺瓦曾经在1802年11月来过巴黎，当时他来为第一执政制作胸像。1810年10月他再次来到了我们的首都。皇帝把他召来是为了给玛丽·路易莎皇后制作一尊雕像。卡诺瓦以和谐的风格雕刻了皇后的塑像，这尊雕像今天被保存在帕尔马。一次，当皇后坐在这位著名的雕刻师面前给他当模特时，他向皇帝说起罗马的圣卢克学院现在处在危难之中：又没钱又没有校舍。他还向皇帝表示，佛罗伦萨大教堂要进行必需的修复工作，需要一些资金。同时，保存及维护佛罗伦萨市内和教堂中大量纪念建筑以及艺术品也需要资金。卡诺瓦和我在他第一次到巴黎时（1802年）就认识了。他在1810年11月初写信给我，乞求我提醒皇帝不要忘了对他做出的慷慨承诺。这位艺术家当时马上就要返回意大利了，因此他急切地想要知道皇帝是否已经兑现了对他做出的承诺。等到11月7日，我向他做出了以下答复：

1.“旧学院”这所德语学校的一部分转让给圣卢克学院集会用。

2.这所学院将获得10万法郎的资助，其中，2.5万用作学校的资金，7.5万用作古建筑的维护费。

3.佛罗伦萨学院的主席将获得一笔30万法郎的资金：其中20万用于考古发掘，10万用来鼓励艺术家。

4.之后我们还将为必要的修复工作提供资金。

听到这些好消息后，卡诺瓦对我的感谢溢于言表。并且愉快地离开了巴黎，把这些好消息带回了意大利。

巴瑟斯特夫人在1810年9月抵达了莫尔莱，让人们的注意力再次转移到了一件特殊的事情上。这件事情至今还笼罩在迷雾中。人们关于这件事情的各种转述在细节上都是一致的。我会在这里简短描述一下这次非凡的历险，这件事情真的很值得被记录下来。

本杰明·巴瑟斯特先生虽然人很年轻，但是已经官居英国驻维也纳大使。在1809年的《维也纳条约》之后，他突然在梅克伦堡的边界失踪了。那时他原计划在波罗的海的一个港口登船立即返回英国。这次旅途中他用的是假名，身边有英国政府的一名信使。在失踪前，他正在佩勒贝格城外的一个驿站里吃晚餐。餐毕离开驿站之后，他走向自己的马车，那位信使已经坐在里面了。但是，正当他把手放到马车的门把手上时，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身走到了房子的后面。因为他一直没有出来，人们就去找他。但是人们也没有找到他，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自那以后，他就消失了，再也没有人见过他。只不过，在他失踪15天后，人们在他晚餐的那个驿站附近的路边，找到了他穿的裤子，裤子口袋里有一封写给他夫人的信。尽管那十几天每天都下了很大的雨，但是不论是信纸还是信上的字迹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谁把那条裤子放到那里去的。

巴瑟斯特先生在旅途中一直饱受暴民的困扰。他曾经表达过害怕自己落入敌人手中的恐惧。还曾步行到佩勒贝格市的市长那里，向后者表达过自己对此事的焦虑。当他返回驿站之后，他把自己的所有文件都烧掉了。英国大使馆以及巴瑟斯特家族动用了所有资源来调查此事，询问了很多人，但还是一无所获。直到今天，这个倒霉的男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还是一无所知。

巴瑟斯特女士正是希望可以通过亲自调查找到关于丈夫的消息，才和兄弟一起来到欧洲大陆。皇帝在1810年6月26日发出的一封信里，曾要求外交事务大臣以及警务大臣为她提供必要的通行证，并好好接待她。他准许她在法国境内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最终她经由德意志返回了英国，并没有发现和巴瑟斯特先生失踪有关的任何线索。关于这件事，外面的风言风语已经够多了，我们再在这里猜测也只是画蛇添足罢了。我在这里只说两点：整件事没有发现任何和法国政府有关的疑点；同时，在圣赫勒拿岛上充满怨念地迫害拿破仑的那位殖民大臣巴瑟斯特勋爵，是本杰明·巴瑟斯特先生的近亲。拿破仑在1810年和善地接待了他的近亲，他就是这样报答拿破仑的：他以难以平息的怨恨迫害这位英国背信弃义的受害者；以最令人厌恶的暴行对待他。而且，拿破仑也不是第一次不顾英国政府对他发动的战争对其子民施以恩惠了。有一位叫帕尔梅的先生，康宁先生很感兴趣。这位大臣向我们提出要求之后，我们就把帕尔梅先生送回英国了。皇帝还同时告诉康宁先生，自己很高兴能有机会为他服务。最后关于巴瑟斯特家族，我再补充一件事情，本杰明·巴瑟斯特夫人此后又遭遇了厄运。她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儿在1828年逝于罗马的台伯河。

拿破仑的婚礼之后几个月，塔列朗先生难忍对权力和阴谋的渴望，觉得自己是时候重新得宠了。于是，他决定写一封信给皇帝，表示自己随时可以为他服务。拿破仑在8月29日回复了这封信，正式拒绝了他。拿破仑的用词是如此不留情面，以至于塔列朗放弃了所有的希望。在回信的寥寥数语中，皇帝表示塔列朗的来信让他很痛苦，并请求前者不要再给他写信了，因为前者的来信会让他想起那些痛苦的，他想要遗忘的回忆。

路易国王在参加完两国于3月16日举行的换约仪式和婚礼的宴会之后，于1810年4月8日离开了巴黎，返回荷兰。此间他一直都被扣留在巴黎。同时王后带着王储前往阿姆斯特丹，不过选择了一条和国王不同的道路。拿破仑和他的弟弟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这次会晤至少在表面上是友好的。会晤时，皇帝手上拿着一把做工精美的刀，很配得上他的地位。搭配刀身上的各种饰品，不愧是匠人的杰作。他将这把刀递给了路易国王。后者犹豫着不是很想接受，声称这把刀会切断他们之间的友谊。“噫，”皇帝说道，“它只能切面包。”

当时两兄弟之间看似重新建立起的良好互信并没有持续多久。执行3月16日签署的协议时，出现了全新的问题。大陆封锁政策有种种限制和约束，双方之间的敌意也毒化了执行政策的过程，最终法国大使的侍从在王宫门口蒙受侮辱，使得沟通都以决裂收场。之后的一天早上，皇帝正在朗布依埃，听到了自己弟弟退位并逃亡的消息。没有人事先给他预警，两人之间也没有任何共识。这样的出格行为势必在欧洲造成极坏的影响，但是他也无法掩盖或是弱化这一影响。拿破仑在读这些报告的时候，不时出于惊讶和愤怒而大吼大叫。在读完所有报告之后，拿破仑站了起来，把文件都扔在我的桌子上，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了他弟弟不知感恩的行为。悲痛和愤怒让他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对他就像是父亲一样，”他大喊道，“我怎么能想到他会让我如此愤怒？我当炮兵少尉时用自己那点微薄的收入把他带大。我和他分享我的面包，分享我的床垫。他去找了谁呢？去找了陌生人，好让别人相信，他在法国，或者在任何我控制的国家，都不会安全。”

当路易国王在巴黎时，也就是那年的头几个月，皇帝曾经威胁说要亲自到阿姆斯特丹去，把所有想和英国贸易的人都抓起来。作为对这个威胁的回复，国王秘密下令让人们必须保卫他的首都，即便炸断大坝也在所不惜。在皇帝看来，他的大陆封锁政策是逼迫英国和谈的唯一手段。因此，当他看到这个政策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之后，他也越来越生气。他甚至把自己的海关官员都派到了阿姆斯特丹的城门那里。他甚至还下令要占领英国人在阿姆斯特丹城内的贸易据点。路易国王对此也做出了过激的反应，他带着自己年轻的长子退守到了哈勒姆。王后之前在4月的时候把王储带到了他身边。路易国王的打算是宁愿水淹阿姆斯特丹，也不会让法军占领它。他将这一决定告知了大臣们，但是国务参事会的成员全体反对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国王接下去就提出，要么保卫阿姆斯特丹，要么他退位，大臣们建议他采取后面这一选项。因此，路易国王向立法院发去了王室消息，宣布他决定放弃荷兰王位，传位给他儿子。他还把自己的退位诏书也一并发了过去。当天，他就离开了哈勒姆，前往波西米亚的特普利斯[17]的水边，身边陪伴着两名侍从军官。当他踏上异国土地后，这两名军官就离开了他。他称自己为圣勒伯爵，那是他名下一个距离巴黎数里远的庄园的名字。皇帝将德卡兹先生派去了特普利斯，后者是他弟弟曾经的内阁秘书，同时还是拿破仑母亲的总管秘书，在巴黎的帝国宫廷担任顾问。德卡兹先生肩负的任务是要邀请路易国王离开奥地利的领土，并前往居住在帝国皇室成员统治的领土上。同时，拿破仑还给我国驻维也纳的大使奥托先生写了一封信。后者将自己使团里的一名秘书派到了国王那里，希望可以讲道理说服国王按照皇帝的想法行事。无论是紧急要求还是建议，都无法动摇路易，也无法让他放弃自己不愿意生活在任何兄长控制的领土之下的决心。他甚至认为，自己的自我放逐，是对法国吞并荷兰的抗议。拿破仑眼看自己无计可施，而且也的确是为弟弟的健康着想，决定不再坚持，让步于弟弟的决定。路易国王的这份坚持，因为是出于一颗正直而真诚的心，所以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他的这份坚持就让人非常遗憾了。因此，路易得以自由地选择自己隐居的地点。最后他选定了位于施蒂利亚一个叫格拉茨的城市，位于奥地利的最南部。但他听说，元老院以敕令的形式为奥坦丝王后和她的孩子分配了采邑之后，他禁止自己的妻子接受任何东西。他希望她满足于两人名下的产业。针对这道禁令，奥坦丝王后认为自己被迫无法从命。

荷兰当时的情况决定了并入帝国是保证安全的最佳方式。在当时欧洲新的国际形势下，我们根本不可能让这个小国独善其身。将其整合进入一个强大的帝国之后，荷兰人至少获得了直接保护的诸多好处。并入帝国之后，荷兰人的贸易也再次繁盛了起来。因此，有识之士都是希望被并入帝国的。而荷兰的有识之士数量大概是世界上最多的，合并的消息被正式昭告天下。小王储此前被他父亲留在了哈勒姆，正被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德布贝夫人照顾。负责保护他们的是宫廷侍从长，布律纳将军。拿破仑下令派人把小王储带回了法国。皇帝还将财政大臣勒布伦派到阿姆斯特丹担任总督。勒布伦亲王的性格和处事风格和荷兰人有几分相似，两边因此很合拍。

拿破仑慈爱地接纳了他的外甥，年轻的拿破仑亲王。他被带到圣克劳的时候，只有6岁。他告诉这个孩子，自己会成为他的父亲。当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后，要为自己，以及自己的父亲还债。那些被拿破仑变成国王的人，拿破仑对他们都有所期待。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告诉他们这一点的机会。“永远不要忘记，”他告诉自己的外甥，“无论我的政策或是我的帝国的利益将您放在什么位置上，您都要首先对我负责，然后您要对法兰西负责。而所有其他人，就算他们是我托付给您的子民，都要靠后站。”

* * *

[1] 自从1807年的年末开始，富歇就一直在就帝后离婚一事试探舆论。他此前就曾经放风说拿破仑可能和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大公联姻。他知道皇帝对于和一个深爱自己并且忠诚于自己的女人分开这件事情，是很抵触的。所以他想要让离婚显得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强迫拿破仑这么做。他跟一些参议员讲过离婚的事情，仿佛这件事情已经定下来了，最后他仿佛是官方调停人那样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约瑟芬。皇后以为富歇是皇帝派来的，被惊呆了。皇后痛苦地回复说，为了服从她的丈夫，她什么牺牲都愿意做。拿破仑对这些手段并不知情，有一天他看见约瑟芬一边哭泣一边拿出富歇放在她身旁的承诺书。拿破仑被这种放肆的行径激怒了，他派人找来了这位大臣，并严厉地斥责了后者，富歇是自作自受。要是当时拿破仑手下有合适的人选，他会当下就把这个警务大臣撤职。富歇之后找来了缪拉以及皇帝的兄弟们才平息了皇帝的怒火。——作者注

[2] 这位君主作为两西西里王国国王时的封号是费迪南多一世，此处作者选的是他之前作为那不勒斯国王时的封号费迪南多四世。

[3] 利奥波丁娜女大公应该比斐迪南大公小，这里应该是作者记错了。玛丽安妮女大公患有严重的痴呆和面部畸形。

[4] 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牛的怪物，牛头人。

[5] 拿破仑与玛丽·路易莎的儿子。

[6] 就是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

[7] 玛丽·路易莎在见到皇帝后宣称，这幅画像一点也没有夸张。——作者注

[8] 这位王公当时是低地总督，在1792年围攻过里尔。——作者注

[9] 《俄罗斯战役军事史》第35、36、37页。——作者注

[10] 富歇——作者注

[11] 塔列朗——作者注

[12] 她是亨利四世的第二任妻子，也是路易十三的母亲。

[13] 德·丽塔夫人。——作者注

[14] 克洛维一世是公元6世纪时的法兰克人国王，他受洗成为基督徒，定都巴黎。被后世认作是法兰西民族历史的开端。

[15] 法国大革命后期，恐怖统治时期的法国最高权力机关。

[16] 原文使用法语名称bois-le-duc。法语与荷兰语名称的意思均为“公爵森林”。

[17] 今捷克的特普利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