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的家庭生活

大概在儿子出生的两个月后，皇后恢复了体力。因此，皇帝打算去巡视瑟堡港口的工程进展情况。他希望自己的到场可以激发人们更好地完成这项重要的工作。这座港口正对着英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此，他一直非常关心这座港口的建设工作。他甫一掌权，就重启了路易十六在那里开始的工作。这个巨型工程在大革命的危机中被放弃，到他上台的时候，已经基本是一片废墟了。当宫廷驻留在朗布依埃的时候，玛丽·路易莎时常会坐着敞篷马车或者骑着马参加打猎。两位陛下此后离开朗布依埃，来到了卡昂，他们在那里驻留了3天的时间。拿破仑在海军大臣以及路桥督查们的陪同下，骑马巡视了这座城市周边。之后，他们离开卡昂，抵达了瑟堡。在他抵达的那一天，皇帝已经如往常那样，从一大早就开始检查这座城市周围的堡垒并俯瞰整座城市的高地。他巡访了港口、船坞、道路以及舰队。他和皇后在堤坝上享用了午餐。从他们落座的桌子那里，就可以看见远处游弋的英军船舰。拿破仑命令我们的舰队进行了一系列机动演习。他还把皇后带上了海军上将的旗舰。皇后仔细地审视了舰上的每一个细节，这对她来说可是件新鲜玩意儿。皇帝在检阅了舰队之后，下到了巨大的船坞中。这个船坞是我们长年累月从巨大的花岗岩中凿出来的。这个巨大的工程，是耐心的杰作。那时，这个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了。这个船坞有40尺[1]深，可以容纳50艘风帆战列舰。工人们是用十字镐一点一点把这个船坞凿出来的，一次只能凿下一小片的石头。它就像是用一块巨型石料做成的食槽，里面容纳了数百万立方尺的水。

离开瑟堡之后，皇帝又经过了圣洛、阿朗松和沙特尔。他在6月4日返回了圣克劳。这次为期3周的短暂旅行，是皇帝对长距离出访荷兰的一次热身。他打算那时把皇后也带上。皇后痛苦的生产过程极大地动摇了她的健康状况，不过她已经恢复了。

两位陛下在这次旅途上，到处都播撒了大量的施舍。他们沿途经过的城市都从这些惯常的有益措施和善举中受益。除了皇帝从皇室资金中拨出的救济金和津贴之外，我还专门负责保管着一个钱箱。皇室金库每个月会往里面划拨1万法郎。这笔资金是用来支付拿破仑分发的礼物和善款的。当我收到当值侍从官或者宫廷侍从传达的口头命令后，我就会支付相关的款项。所有这些支出都会被记录在一个出纳本中，皇帝在每个月的月底会检查支出的情况。

皇帝和皇后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一位有着拿破仑的血脉以及继承了他荣耀的继承人的诞生，将拿破仑的受欢迎程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罗马王的母亲也分享着人们的情感。她也知道如何回应这份真情流露：和蔼地接见各省的官员以及居民。

两位陛下急忙赶回巴黎是因为一系列庆祝宴会的临近。人们在巴黎、圣克劳和特里亚农为他们准备了一系列的庆祝宴会，从他们还在瑟堡巡访时就开始准备了。这些庆典伴随着罗马王的施洗典礼，它们富丽堂皇的程度，完全不输婚礼时的盛况。在从瑟堡返回后的三个半月里，宫廷依次驻留在圣克劳、巴黎、特里亚农和贡比涅。

年轻的王子是在圣母院受洗的。三个主要国家机关（元老院，参政院，立法院）成员、地方法官和其他法律官员、地方议会代表、50个主要城市的代表团以及外交使团都列席参加了仪式。从杜伊勒里宫到圣母院的道路两旁都站着士兵，再加上帝国扈从那华丽的行进队列，共同创造了一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图景。但是，真正让这一胜利游行变得异常富丽堂皇的，还是在现场围观的大批巴黎市民和外国人。围观者是如此之多，你甚至可以认为，巴黎所有的人都走出屋子，来到了街道中和广场上。在行进队伍经过的路两旁，每一幢屋子上都垂挂着幕帷，每一扇窗户外都飘扬着旗子。皇子躺在保姆的膝盖上，他的马车行驶在两位陛下的马车前面。当人们看到他时，空气中回荡着欢呼声，以及为他祝福的呐喊声。接下来的宗教仪式，也是少见的大场面。孩子的教父是奥地利皇帝，代表他出席的是维尔茨堡大公。二教父是约瑟夫国王。孩子的教母是皇太后。二教母是那不勒斯王后，代表她出席的是奥坦丝王后。整个典礼中，人们都非常的安静，人们考虑到典礼的圣洁和场所的庄严，都压抑着自己的情感。但是，当拿破仑抱着自己的儿子，将他展示给在场的人群时，人们释放了自己的情感，到处都爆发出欢呼声和掌声，在古老的大教堂中回荡。

离开大教堂后，两位陛下来到了市政厅。在这里，省长以及市内的各个团体接待了他们，并以城市的名义为他们举办了宴会和音乐会。在音乐会后，两位陛下在会客厅间穿梭，其中都是被邀请来的人群。他们和在场的人们进行了谈话。在接近午夜的时候，皇帝和皇后返回了杜伊勒里宫。从市政厅到杜伊勒里宫的这一路上都灯火通明，既照亮了他们回家的道路，也照亮了路上的一系列画作和标记。尽管这些画和标记或多或少都有点有意为之，但是它们所反映的大众情感是真实的。这一天既温和又平静。香榭丽舍和市内的其他地方，向人们提供了许多娱乐消遣的选择：戏剧表演、舞会，还有向人们发放食物、灯饰以及气球的场所。在地方各省，人们也举行了各种娱乐消遣活动。

图卢兹市议会派来的一个代表团为皇帝呈上了一份珍贵的犊皮纸手稿。这是一份书法的杰作。锦上添花的是，上面还有金子描绘的微小图案，每一页的四边都有缘饰，并且每一页上的缘饰都各不相同。这本手稿是四开本，封皮是珍珠色的天鹅绒，是查理曼时期的书，真是一份无价之宝。制成这本书，花费了艺术家们整整7年的时间。查理曼当年将这本书献给了图卢兹附近的圣塞宁修道院（今已不存），以此纪念他的儿子丕平的受洗。这本9世纪的艺术珍品，一直被当地宗教人员保护得很好。市议会认为，如果把它交给拿破仑，才算是把它交到了命中注定的地方。上帝已经容许同样的事情在1000年后再次发生，查理曼的接班人已经出现。在后者的继承人出生的这个场合将这本书呈给他，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此，议会的成员们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来到了巴黎，将这本珍贵的手稿呈给了新查理曼。皇帝接受了这个礼物，并将其保存在自己的图书馆里。今天，这本书被收藏在卢浮宫图书馆。

在市政厅的宴会过去几天之后，我们在圣克劳的私人花园中举办了一场庆典，让皇后想起了她的母国。散布在灌木丛中的交响乐团演奏了舞曲和华尔兹。歌剧院的舞者们身穿德意志牧羊人和农民的服装，伴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幕间表演的剧目是《乡村欢宴》，由艾蒂安创作，尼可罗作曲。表演是在室外舞台上进行的。当时的一名热气球驾驶员布朗夏尔夫人坐着热气球飞上了天空。她在树冠的高度悬浮并保持了一段时间。在信号发出后，热气球很有气势地升上了天空。同时，天上炸开了一朵巨大的烟花。在接下去的几分钟时间里，空中都是一片火树银花。不幸的是，晚些时候下起了大雨，不仅破坏了兴致，还造成了不小的混乱。

这段时间，宫中的各种娱乐活动简直让人应接不暇。8月15日，我们迎来了皇帝以及罗马王的生辰。我们在圣克劳举行了庆祝典礼。皇家卫队的礼炮在典礼上放了烟火，烟火组成了两位陛下以及他们儿子的姓名首字母。人们咏唱了与这个场合相符的赞歌。10天之后，8月25日，是皇后的生辰。我们在特里亚农宫举行了庆祝活动。那天的天气非常不错，因此庆典的组织者得以充分利用小特里亚农宫的美丽花园，还有这座迷人宫殿能提供的其他作为点缀的建筑物、湖泊以及岛屿。在特里亚农宫的剧场中演出了由阿利桑·德·沙泽创作的戏剧，名叫《美泉宫的园丁》。演出还包括了由歌剧院的主要舞者们带来的芭蕾舞表演。皇帝挽着皇后的手，在整个宫廷随扈的陪伴下，在小花园里散了一会步。公园中，人们进行了大合唱，向两位陛下致敬。合唱的曲子是由帕埃尔创作的。庆典的最后是一场美妙绝伦的晚宴。

这场庆典也标志着为庆祝皇帝的婚礼以及罗马王的出生安排的一系列大众娱乐活动接近尾声。玛丽·路易莎在这场庆典上展示出的优雅和尊贵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拿破仑看起来很是高兴。他在家中一直那么友善，对皇后也很有感情。当看到她很严肃时，他会讲几个笑话来逗她笑，或者是温柔而充满爱意地拥抱她，打破她的矜持。在公开场合，他总是对她以礼相待。但是，他对她的尊敬中，也包含着一种庄重的亲昵。他对她的态度展现出的是一种完全相信后者的感情。同时，为了保存皇后身上那种让他着迷的纯洁和天真，也为了让她远离轻浮的法国人时常犯下的错误，拿破仑在皇后的仆从中建立了严格的秩序，把后者严密地保护起来，旁人可能会认为他这是出于嫉妒。玛丽·路易莎羞涩的天性、她对家庭生活的热爱、她的不自信、她对宫廷中大部分人的偏见，还有她对法国人喜欢开玩笑的性格的偏见，都让皇后远离了所有会让皇帝不满的男女私通。更何况，在她自己看来，这些东西也毫无吸引力。她把这份偏爱转移到了她身边的亲密女官身上。这份偏爱既是她的成长和教育给她带来的习惯，她在自己孤立的生活中也需要这样的情感寄托。她对女官芒泰贝洛公爵夫人的喜爱填补了她心中的空虚。玛丽·路易莎对自己身边的侍从和仆人从来不会不顾体统地讲话，但是，她对他们都很放纵和亲切。

皇帝希望她可以进行一些骑术训练，因此，玛丽·路易莎在圣克劳的马术学校中接受了自己最初的几堂课。上课时，拿破仑总会走在她旁边，牵着她的手，掌马官则牵着马匹的缰绳。他安抚了她心中的恐惧，鼓励了她。她从课上学到了很多，也变得勇敢多了。到了课程结束的时候，她已经可以很平稳地骑在马背上了。得益于她的教师，她成了一名女骑手。此后，她有时会在私人庭院里的大道上继续自己的课程。这条大道直接通向家族会客厅。会客厅里挂满了帝国皇室成员的肖像画。如果在午饭后有几分钟空闲时间，拿破仑会派人牵来他的马。他会穿着丝袜和搭扣皮鞋翻身上马，和皇后结伴骑行。他会故意惊吓她的马，让后者的马飞奔起来。然后，当皇后因为害怕摔下来而大喊大叫的时候，他会在一旁开心地大笑。因为皇后其实根本摔不下来，整条大道两旁站满了马夫，随时准备着冲上前去让马匹停下来，避免有人跌落。

在特里亚农宫的庆典之后，整个宫廷回到了贡比涅，并在那里停留了3周的时间。皇帝正是在这座宫殿里迎接了刚刚到达法国时的玛丽·路易莎。在这段时间里，这座宫殿也受到皇帝的偏爱。此前，他已经命令建筑师贝尔托针对这座宫殿进行一些改建。工程的进展简直就是神速。这位建筑师修筑了数个全新的花园，宫殿的外观也被完全改造了。他进行的装饰是如此的出色，以至于宫殿中的大花园看起来就像被彻底改建了一样。这座宫殿现在成了皇帝的休憩行宫中最漂亮、最优雅的一座。两位陛下到达贡比涅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宫殿的管家奥德内将军去世了。在两位陛下抵达后的第二天，他突发脑溢血陷入了昏迷，在莱米尼耶医生的注视下去世了。将军之前专门提前一天来到了贡比涅，迎接皇帝和皇后。拿破仑那时还称赞了他身体很硬朗。他把后者视作自己最勇敢最优秀的军官之一。奥德内将军在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卫队中的精锐骑马部队的指挥官，他也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那粗犷而又直接的说话方式，有时候会引得宫中的女士们发出阵阵笑声。他是那种钢铁般的人，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是这样。尽管他可能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一直忠心耿耿，原则坚定，接受的是最严格的训练，对所有的职责都绝不敷衍。

与此同时，在孟德斯鸠夫人的悉心照料下，罗马王茁壮成长。前者就像是照顾自己的儿子一样照料着罗马王，对他的关怀无微不至。每天早上，他都会被带到母亲身边。皇后在晨起梳妆时会把儿子留在身边。而在白天的其他时候，在绘画课和音乐课的间歇，玛丽·路易莎常常会去小王子的套间，坐在他身边做些针线活。她还会经常把他带到他正在工作的父亲那里，身后跟着王子的保姆。当人们通告王子抵达时，拿破仑会站起来前去迎接他。因为没有外人可以进入他的书房，所以保姆是不能进来的。他会要求玛丽·路易莎亲自把她的儿子带进来。皇后从保姆手中接过自己的孩子后，总是很没有自信。因此，拿破仑会快步走到她跟前，把他的儿子抱到自己的怀里，一边走一边亲吻他。这间工作室见证了众多为了驱除我们永恒敌人的进攻而想出的出色计策。它也常常默默地见证拿破仑作为父亲时那温柔的一面。下面这个场景，我不知道见过多少次了：皇帝把儿子放在自己的身旁，迫不及待地要教导后者治国理政的艺术。房间里的壁炉台上摆放着大西庇阿和汉尼拔的胸像作为装饰。壁炉台旁边的那个靠背圆沙发是拿破仑最喜欢的。他的写字台中间略微凹陷，两边则像翅膀一样展开，上面铺满了他的文件。无论是坐在圆沙发上阅读报告，还是走到写字台前签署命令，他都是儿子不离手：要么让儿子坐在膝盖上，要么将他抱在胸前。拿破仑拥有天赐的惊人专注力，因此，他可以一边处理严肃的国事，一边逗小孩开心。有时候，他会把自己手头的工作都抛在一边，和他亲爱的儿子并排躺在地板上，然后像个孩子一样和他玩耍，还要时刻注意有什么会让儿子高兴，尽可能不让儿子生气。

拿破仑命人做了一些兵棋，都是一些桃花心木的小方块，长短和颜色各异。每个方块的顶部都有花纹，代表着一个营、一个旅或者一个师。当皇帝想要实验一个新的军队组合方式，或者一种新的队形变换时，他就会使用这些方块。他会把这些方块摊在地毯上，好给自己更大的施展空间。有时候，当他认真地思考这些方块的排列方式，安排一些可以为他赢得胜利的绝妙布局时，他的儿子会吓他一跳。这个小孩就躺在他身边，很喜欢这些兵棋的颜色和形状，它们就跟他的玩具差不多。所以，他经常会在推演战役进行到关键时刻，敌军即将被击败的时候，伸手把布局打乱。但是，因为拿破仑非常冷静，他也非常爱自己的儿子，因此他不会为此感到烦恼。他会默默地把兵棋摆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不会显出一丝的不耐烦。他对于儿子的耐性和仁慈是不会枯竭的。在这样的时候，他对儿子的爱并不仅仅因为后者是他的血脉以及荣誉的继承者。当他把儿子拥在怀里，并沉醉在后者的抚摸中时，他的脑中占主导地位的感情可不是什么自豪或者雄心壮志。

皇帝的午餐从来都是独自享用的。德·孟德斯鸠夫人常常会带罗马王参加他父亲的午餐。拿破仑会把儿子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喂儿子吃饭，还把自己的杯子推到儿子的嘴边。当儿子因为舌尖尝到了一滴酒而做出鬼脸时，拿破仑经常会为此大笑，然后责备他。有一天，当这个孩子伸出嘴去吃他的父亲送上的食物时，后者突然把自己的手缩了回去。拿破仑本想一直这样捉弄自己的儿子。不过，等到第三次的时候，小王子把头一扭。纵使他父亲把吃的送到嘴边，小王子也坚决不吃了。这让皇帝感到很惊讶。德·孟德斯鸠夫人说，这个孩子不喜欢人们骗他，然后还补充说：“他既骄傲又敏感。”“他既骄傲又敏感啊，”拿破仑重复了一遍，“这很好！我就喜欢他这样。”语毕，皇帝温柔地拥抱了自己的儿子，他很高兴后者能拥有这两个品质。在这些短暂的时光中，他得以暂时把其他的国事抛诸脑后。少数几个和他如此亲密，能获得他的许可一起享用午餐的人，总是保证可以得到他最亲切的接待。

约瑟芬皇后请求皇帝帮自己一个忙，批准让罗马王到她那里去一趟。拿破仑虽然答应了这个请求，但是他担心妻子在看到这个孩子后会变得激动。不过，他最终还是屈服于她多次的请求。德·孟德斯鸠夫人带着年轻的王子去了巴加泰勒，那是布洛涅森林里的一处别墅。玛丽·路易莎皇后对此事并不知情，因为她对约瑟芬很是嫉妒，她害怕这个自己丈夫曾经深爱的女人对他还保有某种影响力。看到这个孩子后，约瑟芬皇后想起了那些痛苦的回忆，还有上天从她那里夺走的幸福。她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她激动地拥抱了这个孩子。她似乎在欺骗自己，觉得她是在关爱着自己的孩子，这让她很是幸福。她一刻不停地在赞美他的力量和他的俊俏。她无法和这个孩子分开。在她看来，她把他抱在怀里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拿破仑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自然也是一个出色的儿子。他对自己的母亲饱含爱意和尊敬。在公共场合，他对她的温柔亲切是和尊敬以及庄重交织在一起的。他将自己的母亲任命为慈善机构的总赞助人。这是他给她的关于自己情感的一份证明。这个令人尊敬的女人对这一任命非常感激。拿破仑的母亲是一个罗马妇女，无论从外表上说，还是从她崇高的精神上讲，都是这样的。她是真的荣辱不惊。人们常常会开玩笑说她很小气，但是只要她的孩子们有需要，她随时准备好慷慨解囊去帮助他们。当皇帝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时候，他的母亲曾把自己的财产都寄给了他，并恳求他使用所有属于她的财产。拿破仑拒绝了这个提议。当时，当她要把自己的资产都交给儿子的时候，有人曾指出她这样会变得一贫如洗。对此，她是这么回答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就会拄起拐杖，挨家挨户地去恳求大家施舍一点东西给拿破仑的母亲。”

1811年帝国政府内的诸多事端

有一颗著名的珍珠，以其庞大的体积和纯净的色彩而闻名，叫作“游珠”。在西班牙改朝换代带来的一系列混乱中，这颗本来存放在西班牙王室宝库中的珍珠丢失了。人们为了找到这颗珍珠，发起了大规模的搜查。我不知道这次搜查有没有找到这颗珍珠。不过，尽管我无法确定，但我觉得这次搜查找到了其他的一些东西：几封巴黎寄给那不勒斯国王若阿基姆的信。从信中的内容判断，我们似乎可以确定，缪拉的朋友认为有些事情会发生，帝国宝座将会因此空悬。富歇、塔列朗还有其他一些人早已经为这种情况做好准备了。因为那时候，皇帝既没有子嗣，也没有确定的继承人，缪拉国王可能觉得他应该好好准备一下，确定自己对帝位的宣称权。那个时候，几乎每颗脑袋里都在想着继承这样的好事情，因此，缪拉有这样的野心大概也是情有可原。拿破仑似乎就是这么想的，因为他没有就此对自己的妹夫展现出任何的怨恨。富歇有一天曾说，虽然希望上帝保佑帝位永远都不会空悬，不过，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他会采取措施，尽可能地获取权力。皇帝对此的回答我一直记得：“您是对的，这是您的权利！”

不过，拿破仑还是觉得应该把若阿基姆国王的一个侍从抓起来：这些信就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他在万塞讷的监狱里被关押了3个月。刑满释放后，我们给了这个军官两个选择，要么返回那不勒斯，要么留在法国，但是他不能待在巴黎。他之后退隐到了他在普瓦图的一个庄园中。那些著名的信件，则被收藏进了皇家档案馆。

这些情况，以及其他一些不快的事情，惹恼了那不勒斯国王。当我们命令他派出一支那不勒斯军队的分遣队加入法军的队伍时，他的坏脾气爆发了。从这年（1811年）8月开始，我们和俄国之间的误会，以及这个强国开始秘密进行的战争准备都迫使皇帝必须增加但泽守军的数量。同时让法军的根基更稳固。

缪拉国王希望国王应该优先撤回依旧驻扎在那不勒斯境内的法军，但是被皇帝拒绝了。于是，若阿基姆提出了另一个要求：让所有留在自己手下的法军士兵都归化成那不勒斯人。这下，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申请要离开（只有一个在国王身边担任高位的将军除外，即埃克塞尔曼斯将军），包括其他和国王关系很不错的将军以及政府官员，他们在宫中都担任着很高的职位。但是他们宁愿抛弃所有的这些优势，也不愿意放弃他们的法国国籍。拿破仑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对于他的妹夫，即这位国王所做出的要求感到非常愤怒。皇帝给缪拉发去了一条措辞严肃的政令，提醒后者，他的王国是法兰西帝国的一个部分。政令还提醒这个坐在那不勒斯王座上的君主，是法国人的血为他征服了这个王座。这份政令带着冷酷的蔑视宣布，从法理上讲，所有的法国公民都是那不勒斯王国的公民。同时，任何从若阿基姆国王那里发出的与此相违背的法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适用于法国的子民。那不勒斯国王无法冷静地承受这条法案对他的羞辱。一边是受伤的自尊，一边是对皇帝的热爱。这两股对立的情感在他心中斗争，差点就把他搞疯了。我听王后（也就是他的妻子）说，她把自己的丈夫关在没人的地方整整两天，就是怕有人看见他陷入的那种精神错乱的状态。在震怒之下，若阿基姆国王甚至一度想把王后流放到海堡[2]去，他以为王后不认同他向法国人提出的归化要求。恢复了神智之后，缪拉派自己的妻子到巴黎去和拿破仑和解。拿破仑是真的很喜爱若阿基姆·缪拉的。虽然他一开始严厉地批评了自己的这位妹夫，不过，不久之后，在双方那里就找不到任何不满的痕迹了。在第二年爆发的对俄国的战争中，那不勒斯国王就像往日那样，重新加入了我们。他带来了他一贯的英雄般的才华，还有他的热情。他总是知道应该怎样鼓舞自己的部队，尤其是骑兵们。

1811年的春季，政府中发生了部门首长的变动。在此之前，改换任何一个部门的领导都是一件稀罕的事情，是不怎么发生的。事实上，在拿破仑统治期间，各个部门领导的地位可以说是无法撼动的。只有外交事务部不在此列。我们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磕磕绊绊的关系造成的各种起伏，都使得我们必须要间或更改外交方针。因此，达吕伯爵进入了外交事务部，接替了巴萨诺公爵的位置。后者自己则坐上了卡多雷公爵之前的位置。达吕伯爵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展示出了他那不知疲倦的工作热情，这种热情之前就已经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他的能力，他端正的品行，还有他的刚正不阿，一直是这位大臣整个政府生涯的特征。拿破仑对达吕先生绝对信任，因为这份信任是建立在敬重之上的。当皇帝驻留莫斯科的时候，达吕先生向他汇报了一封自己收到的，来自莫罗将军夫人的私人信件。这位女士当时因为某些家族事宜必须要去法国一趟，因此她此前就提出了申请，她写这封信是希望达吕先生可以支持自己的要求。拿破仑怀疑莫罗夫人此行是另有目的，因此他拒绝批准她的请求。后续发生的事情也暴露了她的真实动机。但是，皇帝并没有因此对达吕先生有任何不满。1813年，当莫罗出现在反法同盟军大本营的消息传开之后，皇帝也只是针对达吕先生和莫罗在克里姆林宫的通信提醒了一下达吕先生而已。虽然拿破仑对达吕伯爵很是尊敬，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拿破仑对后者有多少个人情感。他感激后者为他做出的工作，他也觉得后者很好用，但是他说不上对后者百分之百放心。这一边，达吕先生对皇帝的情感，则非常的矜持。我不知道这位大臣每次在见到皇帝时都那么局促是不是有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想起自己此前和莫罗将军的关系，或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影响了他对拿破仑的态度。无论人们就这个问题做出怎么样的推测都好，事实就是达吕先生热忱且忠诚地向皇帝提供了服务，但是后者并不喜欢他。达吕先生坚信拿破仑不信任他（出于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这位大臣出于对我的尊敬，告诉我说，他当年每次去见皇帝时，都会把自己写字台的钥匙揣在兜里。他这是准备着，看到皇帝有一丝不高兴的迹象，就把这钥匙交给皇帝，并让他派人去找来自己家中的文件。达吕先生接着说：“只要把我现在的资产，和我入职前的资产目录对比一下，他就会看见，我从没有用任何违法的手段来增加我的财富。”

在讲起皇帝和玛丽·路易莎在1811年进行的出巡之前，我想先大概提一下达武元帅在5月底的时候发给他的一条消息。达武元帅那时正领兵驻扎在汉萨诸省。当年，在我们第一次占领这些省份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贪污公款的行为。当时负责管理这些省份和汉诺威的，正是这位将军。此后，他就平步青云了。不过，当时有人质疑他纵容了这些违法的行为。这些被我军占领的邦国的政府官员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好处。有人告诉他们，为了他们的城市着想，他们应该行贿。之后过了很长时间，埃克米尔亲王来到了汉堡。他是一个纪律严明的人，自然和腐败行为沾不上边。他要求当地从速把税金收缴上来。当地的各个城镇回复说，我们必须把此前它们已经交过的钱都算进去才公平。它们此前已经交了400万法郎了。但是，因为这些钱既没有被交到我军的金库里，也没有被纳入非常产业的资金中，元帅于是要求地方官员们提供他们已经交付了战争赔款的证明。经过了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汉堡的元老院终于同意向我们提交一份清单。清单上是所有收受过金钱或礼物的人的名字，还有所收金额的具体数字。

在这张清单上，我们可以找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的名字。上到元帅，下到军需官，军队中各个军衔的人也都榜上有名。但是，数量更多的还是各级公务员：上至大使，下到外交官员乃至普通雇员。有的人是直接拿了钱，有的人则是为妻子或是自己要了点礼物。皇帝此前就多次要求看到这份清单，后来终于从埃克米尔亲王那里收到了这份清单。拿破仑把这份清单交到了国库大臣的手里，并且下令要把所有这些敲诈勒索，或是非法收受的钱全部追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军人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更加情有可原。和那些无法为自己的贪污动机辩解的民政人员比起来，军人们受到的责罚也没有那么重。而那些民政人员则相应地受到了更严苛的处罚。但是，我们认为对于那些身处高位的某几个人，还是应该适当地放他们一马。有几个受贿的人把他们的赃款都退了回来。帝国的垮台拯救了大部分的罪人。受到此事牵连的人心中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这也是许多人在皇帝虎落平阳之后，离他而去，或是对他爆发敌意的原因。卡多雷公爵获命要去通知一名外交官员，后者的名字就在汉堡元老院提交的那份名单上。这位外交官员那时候是驻汉萨诸城的全权公使。卡多雷公爵告诉这个人，他要像会计交钱给自己的主人那样，把所收赃款的75%付给外交事务部充当经费。这笔钱将被用来建成奥赛码头上的一座官邸：该官邸被定为外交事务大臣的办公室和住所。所以，卡多雷公爵给布列纳的这份命令背后有更为现实的动机。而不是后者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吹嘘的那个阴暗的理由。

既然我刚刚讲完一个例子，证明拿破仑虽然明察秋毫，但还是无法避免所有的骚乱。我就再讲一个类似的例子吧。这件事情是之后发生的，而且皇帝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存在，至少明面上是这样的。至于原因是什么，我们接下来会看见的。在1807年的战役后，我们对埃尔福特省施加了一笔30万法郎的战争赔款。这个省份当时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我们的大本营，请求减免赔款。他们倾诉的对象正是达吕伯爵，后者当时对他们的态度很是恶劣。但是他们还是一遍又一遍地提出减免的请求。于是大臣告诉他们，他们这样跑来抱怨根本就是错的。30万法郎的赔款根本就没有超过这个省份可以承担的财源额度。对此，他们回答说：“如果我们只是欠30万法郎的话，那我们早就已经付清了。”“那你们有相关的收据吗？”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代表团拿出了一张由拨款审核员出具的收据。达吕伯爵于是写信给后者，询问相关的情况。拨款审核员向他承认，当时指挥驻扎在埃尔福特省的部队的元帅和他一起把这30万瓜分了：20万进了元帅的口袋，10万进了他自己的口袋。这位元帅此时已经平步青云，到了所有司法机关都管不了的层级。达吕伯爵告诉这位公务员，除非后者在限定时间内把所有的金额付到军队的公库中，否则他就会把这件事情告诉拿破仑。结果，这位拨款审核员忙不迭地就把30万法郎都付清了。但是，他宣称，这30万都是自己出的，那位元帅不愿意退回他拿走的20万法郎。达吕先生从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过皇帝，他自己也是在20年后，才在私下的谈话里跟我谈起了这件事情。

拿破仑夫妇巡游帝国新疆域

1811年9月19日，拿破仑离开贡比涅，踏上了计划多时的荷兰之旅。他的目标是要亲眼看看这个独特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特殊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提出要去看看那些已经完工或者正在进行的工程。这都是他此前为了把第三首都和帝国的心脏捆绑在一起，为了让阿姆斯特丹和巴黎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迅捷而下令进行的工程。因此，皇帝是先于皇后出发的，两人将在安特卫普会合。他之所以要这样安排，是为了让皇后免受行军般的旅途的劳累。再说，要是皇后真的参加这段劳累的旅途，她肯定要被迫抛弃她的地位应有的一切华丽仪仗。玛丽·路易莎在离开贡比涅后，来到了拉肯宫[3]。拿破仑不是很愿意让她出现在一个此前由奥地利皇室统治的省份。皇后在布鲁塞尔周边巡视了一些地方。她得到了与身份相符的接待仪式。她在剧院里露了面。她还造访了一些工厂，她在那里购买了数量可观的蕾丝。皇帝希望可以让皇后的荷兰之旅时刻保持华丽。他表示自己希望皇后不论走到哪里，身边都要簇拥着一群光彩照人的随扈。至于他自己，他在一小群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布罗涅，在这里逗留了3天。他巡视了周边海岸上的小港口，检视了舰队的情况，还指挥舰队和一些英国军舰进行了交火。他获得了胜利。离开布罗涅后，拿破仑接着前往了奥斯坦德和布雷斯肯斯。布雷斯肯斯这个港口正好在弗利辛恩的对面。他在布雷斯肯斯安排了一些工程计划。那天的天气非常恶劣，但是巡视的其中一段路，皇帝还是骑在马背上走过去的。他探索了卡德赞德岛，并且仔细视察了岛上的堡垒。他之后的计划是要一艘一艘地登船检视停在安特卫普港里的30艘战舰。这样做不光对这支舰队有好处，对整支海军也有好处。带着这个目标，拿破仑登上了海军旗舰“查理曼”号。这艘舰艇的指挥官米西埃西早早地就在船上升起了皇帝的旗帜。海军大臣陪伴在拿破仑的身旁。那天的天气不错，但是到了晚上，天气突然转差。翌日破晓时分，刮起了猛烈的风暴。这场风暴持续了3天，其间威力没有半点减弱。这场秋分风暴是如此之强，以至于没有任何船只可以出海。因此，皇帝也被迫待在“查理曼”号上。在被迫留在船上的这段时间里，他检视了一份关于舰队状况的报告，封赏了海员们，此外，只要他能够站在舰桥或者甲板上，他就会举着自己的双筒望远镜，凝视肆虐的风暴。拿破仑的文件，还有他的衣服，被装在许多艘船只和小艇上。因为这场风暴，这些船只都被吹散了，散布在这段海岸线的数个港口里。执掌这些船只的，是他的随扈们。他们在海上任由风暴摆布了四五天，既无法接近皇帝，又无法靠岸，时刻都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许多人甚至都打算写遗书了，他们那时候连自己的遗书能不能留下来都不知道。

之后，随着风暴终于偃旗息鼓，大海也恢复了平静。皇帝于是趁此机会去到了弗利辛恩。他在那里逗留了一天的时间，主要是视察那里正在进行的工程的进展情况。这些工程是他在英军撤走之后下令进行的，主要的目的是让埃斯科河上的武装舰队可以进港躲避敌人的攻击。拿破仑之后逆流而上，前往安特卫普。他沿途检视了河岸边的那些堡垒。他在晚上抵达了安特卫普，第二天早上，皇后也抵达了那里，与他会合。皇帝在城里逗留了四天。城中举办了一个接一个的庆祝会，皇帝也一分钟都没让自己闲下来。他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这座城市，以及城市的陆军、海军和商业机构上。他天才般的组织能力让他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得以建立如此多的机构和设施。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将安特卫普改头换面，使其变成了一座新的城市：欧陆一流的堡垒城市以及帝国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他这双似乎带有魔法的双手创造了码头、运河、船坞（其中有30艘船舶正在建造），以及从弗利辛恩到安特卫普的连续道路（两边有一系列的堡垒保护），在遇到危险的时候，100艘船舰可以在这里避险。

10月4日早上3点，拿破仑离开了安特卫普。他在威廉施塔特和赫勒富茨劳斯做了停留，睡在了自己的小艇上。这艘小艇那时候驻锚在格雷岛近旁。翌日，他抵达了霍林赫姆，在那里见到了玛丽·路易莎。荷兰总督、宫廷财政大臣，还有统兵的乌迪诺元帅，他们都是专程赶来见他的。接下去的旅程，皇帝是在皇后的陪伴下进行的。道路的两旁点缀着乡间别墅，一间比一间要优雅，一间比一间要漂亮。他在乌得勒支稍作停留。两位陛下在那里受到了地方官员，以及一大批群众的迎接。虽然当时天气不好，天色也暗了，但是码头和街道上还是挤满了人。在前往为他准备好的住所前，拿破仑不顾滂沱的大雨，坚持翻身上马，去检阅了当地的军队。这个场景让我回想起了此前一次在大雨中进行的阅兵。那时，拿破仑看见有一些将军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包裹在斗篷中，撤到了旁边。他装作没有注意到这种爱惜自己的行为，第一时间走到了一个排水管前，并且站在了排水管的近旁：给他的将军们上了一堂关于纪律和无私奉献的课。

在返回自己的宅邸后，皇帝继续通过身体力行对身边人进行教育：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坚持要接见等在门外的乌得勒支市政官员们。在获得接见的人群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些信仰杨森主义[4]的教士，他们最近才完成了和罗马教廷的决裂。

两位陛下在10月9日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进入了阿姆斯特丹。皇后乘坐的是一辆镀金的马车，马车上装了八扇窗户。城中的显贵家族挑选各家的年轻成员，组成了仪仗队专程前来迎接两位陛下。皇帝是骑在马背上进入阿姆斯特丹的，他身边环绕着光彩照人的随扈。荷兰人生性冷淡，但是，在那一天，他们好像完全把自己的这个本性抛诸脑后了。

两位陛下在阿姆斯特丹逗留了14天的时间。在此期间，皇帝还到周边进行了一些巡访。他去了海尔德，这座城市也是他精心打造的。他去了泰瑟尔，还去参观了梅登布利克那些著名的堤坝。在这里，人们为了抵御须德海的海水，修建了许多高大的堤坝。这里的土地全都位于海平面以下，海浪有时可以拍打到堤坝的顶端。人们这时会用帆布盖住堤坝的顶端，以此来阻断惊涛骇浪，并防止海浪打翻居民和工厂主们建起的城墙。有一次，皇帝有3天的时间不在阿姆斯特丹。这期间，皇后在阿姆斯特丹的近郊进行了一些短途出巡。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她对布洛克的访问。这个地方被称作最能代表荷兰人那矫揉的奢华以及过度整洁的地方。这座城市的道路上没有马车，道路上铺满了花朵形状的地砖。但是，他们为皇后的马车开了个特例。她拜访的是市长的宅邸。她在宅邸里参观了只有婚礼、受洗以及葬礼时才开放的典礼套房。除了举行这三种仪式之外，这件套房总是大门紧锁，就连房门处的三级楼梯都会被移走。街道上一些房子的正面刷满了白色的细沙，上面有用彩色细沙描绘的各种图案。这些房间的内部和外部一样精致和干净。窗户上装点的是用漂亮的中国丝绸制作的窗帘。碗橱里摆放着大量的日本瓷器。到处都不见有人居住的迹象，所有的家具似乎都没人用过。这些房子就像是歌剧院的布景一样，放在那里纯粹是为了好看的。这个村庄好像是由对称的别墅模型组成的，模型里摆放着纽伦堡制造的玩具。村庄里没有谷仓，没有草料棚，没有马厩，没有牛棚，也没有厨房。所有动物，或是任何有脑子的生物，都被放在了村庄的边界之外。人们肯定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吃饭和睡觉的，毕竟这些房子不能只是精神的住所吧。

这位市长，或者说镇长，觉得自己展示出了对皇后巨大的尊敬：因为他为她打破了许多自己都要遵守的规矩。之前有一次，他甚至拒绝了荷兰王后奥坦丝进入这其中一栋房子的要求。国王认可了这一决定，因为王后没有提前通报自己的到访。这些房子的所有者都是百万富翁。他们一直都是被政府供起来的，因为他们是荷兰商业的支柱。即便是在革命爆发时，政府也没有命令他们接纳士兵入住。他们也没有被强迫亲自去服役。因此，这些共和国的子民都非常的高傲，面对任何人，或是任何头衔，都不会低头。

另外一个声名远播的城镇是赞斯塔德。沙皇彼得大帝在这里住过几个月，为了学习造船的技巧。跟布洛克一样，赞斯塔德也不能说是一个市镇。赞斯塔德拥有一系列将现代奢华和珍贵古董合二为一的房子。当然，这些房子也是一尘不染。追求干净是荷兰人的癖好。这些房子一字排开，大概有四分之三里那么长。跟布洛克一样，赞斯塔德的居民也是通过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而暴富的商人。但是，赞斯塔德吸引好奇者眼球的是，城中有一个只有两个房间的破烂棚屋。这个棚屋是木板搭成的，舒适生活所需的设施一概没有：没有花园，也没有阁楼，看起来像是个谷仓。这里保存着彼得大帝睡过的那个床架。墙上写满了向这位君主致敬的文字。这位君主虽然有一些怪癖，但不可否认是一位伟人。在他用来放置衣服和食品的橱柜里，有两本大书。每一页上都写满了前来参观过这个居所的陌生人的名字。居住在这里的君主的权势和他简陋的居住环境之间的反差，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出于对彼得大帝的敬意，拿破仑将赞斯塔德升格为了一个市镇。

这次荷兰之旅非常耀眼。皇帝身边跟随着许多的宫廷随扈，还有他的许多大臣。塔尔玛、达马斯、布古安小姐以及法兰西喜剧院的一部分成员也被叫来进行了演出。剧作家沙泽在旅程中表演了他刚刚写成的一部戏剧《赞斯塔德的工坊》。

荷兰人对玛丽·路易莎皇后很是满意。她简朴和蔼的举止与荷兰人的本性相符。我不知道其中有没有荷兰人喜欢新事物的因素，又或者说拿破仑的威名对他们有所影响。皇帝和皇后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你可能会觉得把荷兰人的国家并入法国是获得了所有荷兰人批准的。

皇帝每天都会在阿姆斯特丹仪仗队的陪同下出巡：要么是去视察阿姆斯特丹周边的陆军和海军设施，要么是去探访工厂、船坞、港口、武器库、船舰、舰队，或者是举行阅兵。他接见了所有的主要市政官员，和他们每个人都进行了谈话。他还针对各个地区、治理规则、居民的思想状况、整个国家的物质和精神状态、国家的风俗等多个话题向他们提问。拿破仑那敏锐准确的洞察力一直无人能敌。辅之以这些谈话，以及他自己的观察，他掌握了所有他关心事情的准确情况。他以政令的形式，解决了荷兰的公共教育问题。政令要求在莱顿以及格罗宁根这两座城市建立帝国大学。在这两座城市，以及乌得勒支，皇帝建立了高中。荷兰所有的其他城市则拥有了初中。在阿姆斯特丹，皇帝创设了合并勋章。这个勋章，就像荣誉军团勋章那样，是用来奖赏民政和军事服务的。并且是专门供帝国合并的城市使用的。关于如何才可以补偿海洋贸易暂停给荷兰人带来的恶劣影响，皇帝和总督以及孜孜不倦的国务卿达吕先生进行了争论。他向荷兰人展示了自己最大的善意：他参加了所有他们为他举办的宴会；他和蔼而优雅地记住了所有人的名字（他一贯知道怎么保持和蔼与优雅）。我还必须要说，在这个过程中，皇后很好地支持了他。

皇帝离开阿姆斯特丹时，对于这座伟大城市对自己的接待非常满意。他的体贴，他友好的本性，还有他对未来的承诺都让这座城市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刚来到荷兰时，对这里的居民没有任何好感。这大概是因为人们之前告诉他，荷兰人都对他抱有敌意。但是，甫一接触到他们，他对他们的看法就改变了。他甚至开始喜欢上他们的性格了。他差点就原谅自己的弟弟路易对荷兰人的偏心了。总的来说，荷兰人的品行以及有序的精神都让拿破仑很满意。拿破仑是真心希望荷兰人可以获得繁荣富足的生活，他也认为自己有责任将荷兰恢复到以往那种辉煌的状态。他在哈勒姆稍作停留，这座城市一半是哥特式风格，一半是日本的风格。此外，这座城市还因其居民对郁金香等花卉的热爱而闻名。在路上，他还造访了卡特韦克的船闸，那天晚上他是在海牙过的夜。在这座旧荷兰省督的驻地，拿破仑没有久留，这里没有多少吸引他的东西。他对鹿特丹更感兴趣。他在那里逗留了两天。其间，他接见了城市的官员，接见了市民。他还和当地的公务员进行了频繁且长时间的谈话，讨论减轻贸易压力的最佳方式。他还造访了当地的武器库和港口，当地的港口是整个荷兰最大、最便捷的。他为这座重要的城市做了许多事情。拿破仑比原计划提早离开了鹿特丹，主要是为了尽快赶回巴黎。当时已经下起了雨，预示着坏天气提早到来了。恶劣的天气让我们在这个被运河和沼泽割裂的国家的旅程变得异常艰辛。天气此后确实变得非常恶劣，让这个国家遭受了灾祸。皇帝同时也担心潮湿的空气对皇后的健康有害。因此，皇帝在10月27日离开了鹿特丹，途经乌得勒支前往罗宫。当皇帝巡视兹沃勒的时候，玛丽·路易莎留在了罗宫。兹沃勒有一个重要的堡垒，由于它位于阿河以及艾瑟尔河的交汇处，因此地理位置更加险要。依靠这两条河流，人们在堡垒的外围挖了两层护城河。这座城市坐落在一块高地上，俯瞰着周围。这里也是《师主篇》的作者托马斯·耿稗思的出生地，这座城市为此很是自豪。这座城市对托马斯·耿稗思的尊敬，和鹿特丹对伊拉斯谟的敬重是一样的：鹿特丹在市场上为这位学者竖立了一尊铜像。

皇帝此后返回了罗宫。第二天，他和皇后一起离开了那里，前往奈梅亨。之后，他迫不及待地要去造访贝格大公国。他把这个大公国赐给了自己的弟弟路易国王的长子。不过，在去往大公国的首都杜塞尔多夫之前，他去韦瑟尔住了一晚。皇后在离开奈梅亨后，前往克桑滕附近的奥滕贝格宫殿住了一晚。她在11月1日抵达了杜塞尔多夫。拿破仑也在一天之后抵达了那里，与她会合。两位陛下在杜塞尔多夫逗留了2天。其间他们处理了国事，举行了接见，并参加了这座城市为他们举行的宴会。之后，他们经由科隆返回了法国。进入法国后，他们一路经过了列日、日韦、梅济耶尔、贡比涅。11月11日，拿破仑和玛丽·路易莎经历3个月的旅程后，回到了圣克劳。这也是皇帝访问新法国和旧法国省份时间最长的一次。在出巡时，不论他是在哪里稍作停留，都会事无巨细地处理当地的治理、公共工程、公共债务、贸易、生产、财政以及防御等多方面的事宜。他还会清除当地的弊政，平反冤假错案，奖赏杰出的贡献和才能。他会全身心地为当地的居民谋福祉，让他们在当时艰难的状况下所获得的收益最大化，并且保证他们在未来的繁荣。

帝国是以武力吞并这些领土的，人们常常以此来批评拿破仑的野心无限膨胀，毫无节制。反法同盟更是想尽了一切办法要让人们相信这个观点。但是，这次荷兰之行凸显出的一些特点揭示出此事的另一面，也就是帝国对新领土的关照。这一点从拿破仑对待当地人的态度中就可见一斑。

他必须建立起对英国的包围圈，因此他要把部分国家并入帝国。这都是一些英国走私活动猖獗，或者保护对英国贸易的地方。面对英国的贸易，它们要么是不愿意，要么是无法保护自己。但是，拿破仑将这些地方并入帝国，一般都是临时性的措施。同时，这些国家并不只是他为了保持法国的伟大和支配力而使用的消耗品。相反，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努力想要找到缓解它们困境的方法。他踏出的每一步，都包含着一些有益于这些地方的措施。为了达成持久的和平，他对英国宣战。虽然他为了这场战争，将这些国家的资源和帝国的资源结合在了一起。但是，他也让它们享受到了作为法国保护国的好处。他带着和对待法国同样的热情在祛除这些地方的弊政，在为它们的利益着想。他将这些领地上最出色的人都召进了自己的委员会，召进了议会，召进了司法系统以及政府中的各个岗位。他们用自己的才华辅佐他的事业。同时，在他看来，这些人也是各自所属族群权利的维护者以及支持者。最后，拿破仑在前往这些被并入法国的领土时，为它们带去的都是自己的法典、自己那个熟练的政府以及法国先进的工业。这些东西对当地来说都是很有益的。他仿佛是在把繁荣的种子种在这些人的心中，未来这些种子总是会发芽且茁壮成长的。

拿破仑的笔友们

我还没有提过那些在执政府和帝国时期经常给拿破仑写信的人呢。菲耶韦先生是拿破仑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通信者之一。他是在拿破仑担任第一执政时，由勒德雷尔先生介绍给拿破仑的。那时候，因为一些文学上的成功，加上政治上的活跃，这位作家已经小有名气了。1802年的时候，拿破仑曾经派他去英国执行过任务。我不会在这里提菲耶韦先生写给拿破仑的那些报告，因为菲耶韦先生已经自己把它们都公之于众了。他和拿破仑在第一执政和皇帝时期的信件往来，在1837年全部出版了。此时，距离这些信件的写作，已经过去了30年的时间，时代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这些信件在出版的时候，其精神或者文字有任何修改的话，这些修改是极其微小的，没人会注意到。我愿意相信，这份出版物从整体上来说是忠实于历史的。

德斯让娄德先生，是德·塔列朗先生担任奥坦主教时手下的助理神父。他是这位大臣的朋友，此前也长期在这位大臣的手下做事。德斯让娄德先生是获准和拿破仑在信中讨论内政问题的人之一。一般来讲，拿破仑是禁止外人在给他信中提及政治话题的。德斯让娄德先生依次担任过下面这些职务：保民院成员、参政院档案员、大学顾问、学监。

有一个人引起了拿破仑的注意。这个人很有才华，但是他从来不干好事。并且他一直坚持要为帝国政府服务。这个人叫巴雷尔。据说，巴雷尔生来其实是一个态度端正的好人，甚至还有许多美德。但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恐惧把他变成了一个沾满鲜血的人。他之所以能返回法国，还得感谢共和历8年那条召回流亡者的法律。为了获得新领导人的喜爱，巴雷尔无所不用其极。就连告密或者其他令人不齿的事情他都干过。这个人尽管名声极坏，但是在帝国建立的那一年，竟然被他所在省份推举成了立法院的候选人。但是，元老院全票否决了他的候选人资格。虽然拿破仑的信条一直是，只要能为他所用的人，就叫来身边。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只能违背自己的信条：他没办法招揽一个如此声名狼藉的人。他将这个人排除在了所有的公共职务之外。面对这个名声败坏的前国民公会成员死缠烂打的请求，虽然皇帝无法做出肯定的回复，但他还是允许前者定期发报告到杜伊勒里宫中。报告的内容主要是舆论的形势、政府管理问题以及前者那些一同流亡的老伙计的状况。在这些报告中，拿破仑没有发现任何有益的内容：里面只有空洞的辞藻，都是那些公共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所惯用的措辞。巴雷尔从1803年开始发来报告，一直持续到拿破仑登基之后的第三年。这些报告中既没有有用的观点，也没有有意义的信息，让拿破仑很是心累。他在这些报告里看见的要么就是谄媚的字眼，要么就是粗鄙的控诉。于是他终止了这段乏味的书信往来。之后，想到巴雷尔在写作方面的才华可以让他成为某份报纸的喉舌，拿破仑把他任命为《抗英备忘录》的编辑。这份报纸的名字可谓饱含深意。我还获命要每个月付给巴雷尔500法郎。这份出版物一点都不成功。拿破仑对其中的文章很不满意。这些文章中从来都只有空洞的抨击，毫无根据的论证；并且经常有浮夸的辞藻掩盖下的蠢话，他以前常这么评价。他于是不再对这个男人有任何兴趣了。更何况，跟这个男人扯上关系，他也不会获得任何的尊重。我相信巴雷尔之后作为《监视者》的成员写了一些东西。这份刊物和《抗英备忘录》的精神是一致的，并且灵感都来自外交事务部的办公室。这个部门的历史学家安德烈·德·阿贝尔和《世界史年鉴》的作者勒叙尔先生主管这份报纸的编辑部。

皇帝和巴雷尔先生之间短暂的交情也让我和后者进行过书信往来。我跟他只有书信往来，从来没有亲自见过这个人。他曾经和我分享过他给路易十二写的悼词。在这份赞歌中，他赞美了“君主制的优越性，人民对国王的忠诚，以及法兰西民族的特点”——这位作者自己倒是残忍地否决了这些情感[5]。

我补充一下，巴雷尔在1814年、1815年和1830年都背叛了自己的旧主。没人会为此感到惊讶吧。

戈德史密斯是一名英裔犹太人。《监视者》上由勒叙尔先生、安德烈·德·阿贝尔先生以及其他人所写的文章，就是由他翻译成英语的。他同样沐浴在拿破仑的恩泽中。尽管他也为《抗英备忘录》工作过，但是他和巴雷尔先生之间的关系一点都不好。写作这个专精诽谤小册子的人是从英国逃到大陆上来的，专门就是为了来向法国政府献上了自己的笔。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母国政府的信任。而当《亚眠和约》的签订使得所有反英报刊失去用武之地后，戈德史密斯也失去了他存在的意义。于是他尝试返回祖国，之后也获得了返回伦敦的许可。因为他假装自己知道法国政府的秘密，皮特收买了他。戈德史密斯重新得势的代价就是他出版的《圣克劳内阁秘史》。这本书充满了谎言和诽谤。不过，复辟政府之后倒是下令把这本书翻译成了法语，还大肆出版呢！戈德史密斯还在英国成了两份报纸的编辑：《抗高卢报》和《反科西嘉纪事报》，这都是英国那边和《抗英备忘录》相对抗的报纸。当《抗英备忘录》在攻击英国政府的政策时，戈德史密斯的报纸就在大肆宣扬谋杀拿破仑·波拿巴。在这个方面，这两份报纸也成了某些波旁家的王公以及法国流亡者团体中主要人物的喉舌。《圣克劳内阁秘史》《抗高卢报》以及《反科西嘉纪事报》的出版，与他在《监视者》和《抗英备忘录》中的所作所为形成了对比，也让人们对戈德史密斯这个两面派小册子作者很是关注。不过，这种所谓的关注实在是很可悲，也不值得羡慕。

我在别处提到过的j. 罗克·德·蒙特盖拉尔先生也曾用自己的笔为帝国政权的建立出了一份力。当然，并不是出于什么无私的奉献精神。

德·让利斯夫人曾经也会定期给皇帝发去报告。这位夫人在结束流亡状态，返回法国后，就像许多其他值得尊敬的流亡者那样，变得穷困潦倒。内政大臣沙普塔尔为她在兵工厂图书馆的大楼里找了一个住处。德·让利斯夫人就住在那里，靠自己写书获得的收入度日。时不时地，她也会收到文学家基金的拨款。在拿破仑成为皇帝后，他命令拉瓦莱特每个月付给她500法郎。同时，为了照顾她的情绪，拿破仑还派人告诉她，自己希望每15天从她那里收到一份关于文学和品德的报告。德·让利斯夫人从拿破仑的善心那里获得的帮助，此后那不勒斯王后茱莉给她的帮助，再加上她自己卖书的所得，最终还是无法让她避免落入财政窘境之中。每次她想要预支一下皇帝给她的那笔收入时，她就找到我。我那时会在共同好友的家中见到萨巴捷·德·卡斯特尔先生。她会恳求这位先生向我提起这件事情。这位妇女文学家非常的自负。她出版过自己的所谓“回忆录”，其中向所有的读者披露了许多事情。她也在其中讲到了自己漫长职业生涯中的曲折。在这本书中，她让自己显得好像忠于自己厌恶以及赞同的东西。不过，不幸的是，对于她职业生涯中交到的好运，她突然就记不清楚了。是一件关于帝国皇室成员的事情（当然，我还会举出其他的例子），促使我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这件事情也促使我指出，我们这位女作者的记忆力有时候真的是够差的！萨巴捷先生（他的名字我上文提到过了）将德·让利斯夫人介绍给了品德高尚的朱莉·波拿巴。后者当时是那不勒斯王后。萨巴捷先生同时还向自己的朋友建议，让她要求担任这位王后女儿的教师。德·让利斯夫人一直觉得自己天生就是教书的料，并且也一直喜欢将自己的观点和原则灌输给身边的人，所以她愉快地采纳了这个建议。因此，她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请求获得他的许可。这份申请书附在了她发给皇帝的报告里面。同时附在里面的，还有她表达自身感激的声明。她表示，希望通过勤勉地完成这个岗位上的职责，来表示自己对这个威严的家族领袖的感激之情。但是这封信没有得到回复。拿破仑还专门告诉自己的嫂子，她要是选择了德·让利斯夫人的话，自己会很不开心。王后是一个非常圆滑的人，肯定不会主动为自己戴上这样的枷锁。同时她也知道，约瑟夫国王是不会同意这件事情的。考虑到这些，就算王后真的想要把自己女儿的教育托付给这样一个人，她也有足够的理由不这么做。德·让利斯夫人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她身边的人，还有她的偏见都和新的帝国政府完全无法兼容，因此使得她不适合这个职位。在皇帝拒绝了此事后，为了劝慰德·让利斯夫人，朱莉王后出于她亲切而慷慨的性格，从自己的钱包里拨给了她一笔3000法郎的津贴。但是，在我的认识中，这个受益的女人在的回忆录里对于这个善举，根本连提都没提。

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其他和皇帝有书信往来的人那里去吧。因为这个离题，我们都把他们给忘了。

科维萨尔医生向拿破仑提议，可以找勒迈尔先生作为通信人。勒迈尔先生是巴黎学会的拉丁诗歌教授。拿破仑接受了这个提议。这位教授曾经在课堂上巧妙地引用维吉尔的诗句来赞扬国家元首，因此受到了大家的关注。之后，拿破仑注意到勒迈尔先生在寄来的信件里除了关于文学和文学家的概括观察之外，还掺杂了一些人的名字。因此下令让勒迈尔先生停止写信给自己。作为一个基本的规则，皇帝是禁止他的通信人跟他提起关于个人的情况的，他们只能描述事情。

德·蒙洛西耶先生是前保民院的成员。他那时是坐在右边的，此后，他也一直没有软化自己坚定的保王党立场。他获准在一系列的书信中，向皇帝展示自己关于政治、政府管理，甚至是宗教事务的看法。此后，他获命写了一本关于法兰西君主制的书。我在拿破仑的书房里读过这本书的手稿，读了很久。但是，皇帝迫于公务繁忙，没有机会阅读这份手稿。他后来专门指派了一个委员会来审阅这份手稿。委员会当时的看法是，这本书整体很不错，但是现在还没有到出版它的时候。作者在后来的复辟政权时出版了这本书，还添加了一些解释性的脚注。

这些写信给拿破仑的人基本上都是有酬劳的，金额有大有小。平均下来，每个人每月大概拿到手的是500法郎。

德·达马丁先生是一名退休的陆军元帅，同时也是立法院的成员。他创作过一些历史和文学类的书籍。在我的引荐下，他在1813年和1814年成了皇帝的一名无酬通信人。

还有一名通信人，从1800年开始，一直跟拿破仑通信到1814年。这位通信人是公平公正，没有私心的。他的信件，虽然并不特别出彩，但总是非常独立，尺寸也拿捏地很准。这些信件讨论了许多拿破仑治国理政的行为。因为他自己还没有摘下自己的假面，所以我也不会这么做。这个人曾经是审计部的一名审计员。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假名，叫赫莱多尔。这位匿名作者在1833年出版了自己的这些书信，标题叫作《赫莱多尔写给拿破仑·波拿巴的信——自1800年3月1日至1814年3月17日》。

在描述这些给皇帝写信，或者发来报告的人时，我用的名称是“通信人”，因为我想不到一个更好的名称，不过，事实上，拿破仑是从来都不会回复这些信件的。

我在1809年的时候被任命为帝国男爵，并且在旧布拉班特省那里获得了一份年俸。1811年时，我被任命为参政院的审理长，我的年俸也获得了提升。我依次获颁了荣誉军团勋章的骑士和军官勋位[6]。并且，在铁王冠勋章被创立时，我也获颁了铁王冠勋章。在那不勒斯的王座上坐过的两位君主也好心地想要颁给我他们的勋章。虽然他们两人一位是皇帝的兄长，一位是皇帝的妹夫，我还是恭敬地婉拒了所有他们好心地想要赐给我的荣誉。当然，这是获得皇帝同意的。我对这两位君主充满了感情和尊重。他们也是想要给予一个他们对我的敬重的证明，我伤了他们的心。但是，我觉得，作为皇帝的秘书，除了皇帝之外，我必须独立于所有的人。虽然我不是皇帝的妻子，但我也不能做出任何会引起皇帝怀疑的行为。皇帝认可了我的这些顾忌，他也觉得我应该只佩戴那两个以他为领袖的勋章：荣誉军团勋章和铁王冠勋章。他亲自为我戴上了这两个勋章。

法俄同盟的逐渐瓦解

一个继承人的降生看起来是让拿破仑坐稳了位置，他的权力拥有了一个无可动摇的基础。如今，在他那富有创造力的天才大脑面前，打开的是一项自由而光荣的事业。无论是面对和平时期的建设，还是战争时期的运筹帷幄，他都是一个杰出的天才。繁荣的盾牌护佑着他，昌盛的光芒照耀着帝国的各个角落。他这时正在准备对英国发起最后的致命一击，这一计划的成功，将会保证世界的和平。不过，反法同盟这个时候也没闲着。她就像是一只脑袋可以不断重新长出来的百头海怪。她又在开始计划针对它的征服者的阴谋了。她不停地在煽动着亚历山大躁动的野心。她鼓动圣彼得堡的显贵们反对法国。总之，她就是要在这两个盟国之间埋下误会的种子。虽然从外表上看，一切还都不错，但是在秘密的外交协商中，这些种子正在缓慢地成长。这些地下的密谋和诡计很快就会造成战争的爆发。

拿破仑一直都忠诚于自己在提尔西特签下的同盟系统。他正在推进他迫使英国求和的宏大计划。的确，他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所必须使用的手段里，有一些和俄国的利益相抵触。但是，当时的欧洲，有哪个欧洲海洋强权没有受到这些手段的影响呢？拿破仑不能抛弃大陆封锁政策。英国已经逐渐开始痛苦地感受到这个政策的效果了，英国生产者的焦虑已经达到了极点。当最后一个市场也对英国产品关上大门后，这些产品都堆积在英国的仓库里，让英国的工人陷入了悲惨的境地，引起了他们的反抗。同样地，这份焦虑也正在影响英国的社会财富。拿破仑正在研究怎样可以最好地降低执行大陆封锁政策给俄国带去的伤害。他正在努力地要减轻俄国的困难，并且让亚历山大沙皇放心。但是，皇帝和玛丽·路易莎的婚姻让沙皇认定法国的政策转向了。拿破仑脑中对重建波兰王国的构思，在亚历山大看来也是一个充满威胁的幽灵。

因为沙皇觉得自己在提尔西特没得到什么好处，他也不认为自己将来会获得更多的好处，所以英国的蛊惑对他又起了效果。亚历山大固执地夸大了他不满的原因，还坚决拒绝拿破仑做出的所有和好或者补偿的提议。俄国正在准备战争，但是当我们要求它的君主解释为什么要重新武装军队时，这位君主否认了这个消息。但是他依旧在继续集结军队，储备物资，还对法国的商业采取歧视性措施。最终，他在圣彼得堡对法国大使发火了。维琴察公爵此前一直饱受沙皇的喜爱。但是突然，这份信任和令人迷醉的亲密就变成了冷淡和反感。

维琴察公爵此前已经习惯了这位君主在表面上装出的那副亲善的面孔，一下子难以适应这个一百八十度的态度大转变。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因为他坚信自己无法继续维持和俄国君主之间的那份友好关系，所以他要求我们将他撤回。拿破仑同意了这个请求。同时，他还让亚历山大自己挑选想让谁代替科兰古将军作为新任大使。这也是他展示自己对亚历山大的尊敬的方式。拿破仑提出了几个人选：拉罗什福科先生、纳尔博纳先生以及洛里斯东先生。在维琴察公爵离开圣彼得堡前，拿破仑还要求他再次重申：自己的政策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他坚持两国之间的同盟；他是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为了打败英国，才被迫要占领奥尔登堡公国；他也已经为此提出了对应的补偿。作为对这些保证的回复，亚历山大沙皇向欧洲的各个政府发去了抗议书，抗议法兰西帝国吞并奥尔登堡。

皇帝的侍从官洛里斯东将军前去接替了维琴察公爵在俄国的职务。在沙皇第一次接见这位新大使的时候，后者刚一提出和俄国重新武装相关的问题，沙皇就打断了他。沙皇提议，同时派出一名法国军官和俄国军官，去亲眼看看，那些发给拿破仑的报告都是错的。但是这些重新武装的消息都是真的啊！

在所有影响法国和俄国之间友好互信的问题中，波兰问题肯定是排第一的。拿破仑当时已经决定把重建波兰这个问题留待未来去解决。就此，他也是这样向亚历山大沙皇保证的。在后者的要求下，拿破仑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信件中，都没有使用“波兰”这个词。拿破仑也没有重新设立白鹰勋章，他还命令所有曾经获得这个徽章的人，不能继续佩戴它。同时，他还对法国的报纸下令，在描述和华沙公国及其居民的时候，要避免使用“波兰人”以及“波兰”这两个词汇。此外，拿破仑甚至同意让他在圣彼得堡的大使和俄国商讨，并且达成一份协议，注明法国将拒绝援助所有复辟这个古老王国的尝试。负责商讨这份协议的是维琴察公爵，也是他签署了这份协议，时间是1810年1月5日。这份协议有以下几条主要内容：

1.波兰王国永远不会被重建。

2.“波兰”以及“波兰人”这两个词语在以后所有的公共文件中都不会被提及。

3.华沙大公国禁止吞并任何此前属于波兰王国的领土。

亚历山大沙皇旋即批准了这份协议。这份协议随即被送往巴黎，接受拿破仑皇帝的批准。我们可以想象，这份文件命令性的语气以及它不寻常的形式，让拿破仑有多么震惊。拿破仑指出，这份文件绝对且专横的表达，冒犯了法国的尊严。他抱怨了这份文件的形式，抱怨它违背了惯例，同时还抱怨沙皇预先批准协议的行为。

拿破仑宣布，自己无法在没有仔细检视条款的情况下就接受一份协议。因为他不仅不同意协议中的条款，他甚至都不知道协议里有这样的条款。而就在他对协议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沙皇却已经批准了这份协议。俄国政府在禁止华沙大公国吞并任何此前属于旧波兰王国的领土时，却不愿意自己也做出对等的承诺：它们不愿意承诺俄国不会吞并波兰。这样完全不对等的条款，很容易让一些支持法国的人厌恶法国，甚至武装起来对抗法国。同时，拿破仑否决的仅仅是这份协议的形式。他认为，自己的大使签署的这份文件应该是一份草案，作为双方未来可能批准的协议的基础。他说：“宣称波兰永远不会被重新建立，是不符合命运的安排的。”难道说，没有他的协助，甚至完全没有他的参与，波兰就不会被重建吗？又有谁能预见未来呢？因此，拿破仑用一个新的方案取代了这个最初的方案（这个最初的方案只是达成了俄国的目的）。在这份修改后的方案中，法国承诺不会帮助任何想要重新建立波兰王国的行为。同时，方案还要求俄国和华沙大公国都不可以通过吞并旧波兰省份来扩大自己的领土。沙皇拒绝听取任何这些修改意见。他提出的唯一一点，就是他会和拿破仑皇帝一起阻止任何尝试重建波兰王国的行为。

沙皇之所以如此执着于自己提出的条件，并不是代表他的友好态度。这种坚持表明的是他打算将拿破仑拒绝批准这份协议转变为自己怨恨的借口。在这样一个嫉妒法国的荣耀和拿破仑荣耀的人那里，产生这样的心理再正常不过了。因此，这也成了反法同盟存储起来的又一个针对我们的怨恨。它正在等待着合适时机的到来，到时候就会对我们发起攻击。这些充满敌意的意见，如果一直只是存在于反法同盟的君主以及大臣们的脑海中的话，是很难被我们发现的。但是，今时今日，谁都不能否认，这些敌意在当时是存在的。因为今天，反法同盟的目的已经达成了，他们此前的种种计划也全部公开了。他们的喉舌，那些作者，更是在大肆吹捧他们的种种密谋。

我不会去仔细检视敌人们的计划，我们只需举出他们在1811年之前做出的种种事情就可以了。有些人声称敌人的行为只不过是对法国政府某些举措的报复措施，是正当的。但是1811年这个时间节点表明事情根本不是这样。首先，就是在1809年的战役中，俄国派出的军队也基本没有配合法军的行动。他们的人数也只有之前说好的人数的五分之一。而且，他们派出的这支部队，还只是一支观察部队，根本没有积极地辅助我们。俄国人的这种态度显示圣彼得堡政府根本没有和反法同盟一刀两断（那一年，奥地利是反法同盟的先锋）。俄国上校布图尔林此后的招供更是确凿无疑地证实了这一点[7]。其次，就是俄国以必须获得皇太后的首肯为借口拒绝拿破仑向安娜公主的提婚。他们花了2个月的时间都没有获得皇太后的同意，这肯定不能被当作亚历山大沙皇想要加强他和法国同盟的证据吧。最后，就是这位君主固执地坚持自己在有关波兰的协议中提出的那些命令性的条款。那些条款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无法接受的。而且，如果不是经过了精心计划的话，我们实在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单方面在协议下方签名表示批准。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我还要补充一些标志着提尔西特同盟正在逐渐瓦解的证据：俄国政府秘密地下令工人们在与华沙大公国的边界上修筑堡垒；俄国在扩张他们的军队，这个莫斯科帝国还发布了非常征兵令，所有省份都要在每500个男性里征召4人；那些撤回到西伯利亚的军队也开始移动了；得益于俄国和贝尔纳多特达成的秘密协议，在芬兰的俄军也开始了移动；他们还从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召回了几支部队；这些部队都被部署在了与波兰的边界上，而这时，我军在德意志只有达武元帅指挥的驻扎在汉萨诸省的部队，还有一些在普鲁士驻防的部队，是为了保证普鲁士支付战争赔款；俄国政府还在维尔纳[8]和明斯克以及其他波兰和沃里尼亚的要塞中建起了巨大的仓库；最后的证据，就是俄国政府和普鲁士在1811年开始进行的协商，我在之后会讲到这件事情。

对于上面这些所有的准备工作，亚历山大沙皇一直都是否认的。其实，除了这些之外，还必须补充一条沙皇敕令。据说沙皇是专门选在1810年12月31日发布的这条敕令，如此一来就可以将其作为同月13日发布的《元老院敕令》的回应。那条《元老院敕令》宣布将汉萨诸省并入法国。但是，圣彼得堡的办公室其实早就开始准备沙皇的这条敕令了。以海关管理的名义，这条敕令不光宣布禁止法国商品进入俄国，甚至还要求销毁所有俄国境内的法国商品。同时，敕令还宣布，英国商船只要悬挂中立旗帜，就可以进入俄国的港口卸货。只要是有利可图的事情，英国商人们就愿意做，悬挂中立旗帜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为这一系列敌意措施收尾的，是一支9万人武装部队的建立。这支部队由线列步兵的高级军官指挥，专门负责确保敕令要求的针对法国贸易的毁灭性措施得到执行。这支新部队获得了边境卫队的称号。从我列举的这一系列行为中，的确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俄国政府退出大陆封锁的决心。他们又一次和英国人站在了一起。

人们向拿破仑通报了下面这个消息：自从1811年的春天开始，俄国就向普鲁士提出了邀请，请后者参与自己正在策划的针对法国的进攻。这样的计划将会把普鲁士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考虑到这一点，加上普鲁士国王的谨慎态度，都让普鲁士政府坚持了自己的义务。亚历山大沙皇在清醒过来后，也放弃了现在进攻我们的计划。并且他还延后了针对我们的所有攻击计划。他希望让拿破仑主动发起进攻，让后者承担罪责。因此，反法同盟共同准备了一个新的方案。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把法军引到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上来。俄国人则会坚壁清野，以迎法军。他们希望，这样一来，法军会毁于饥饿、物资短缺以及凛冽的寒冬。同时，亚历山大沙皇转入守势，继续秘密地进行着自己的战争准备。

尽管这些准备都是秘密进行的，在时机成熟之前，也没有被披露，但是它们还是逃不过拿破仑富有远见的双眼。皇帝也在做着自己的准备。他悄悄地派兵前往但泽，加强当地的守军力量。亚历山大沙皇为此寄来了一封亲笔信，抱怨法国对他的态度日渐恶劣。紧接着，俄军进行了新一轮的武装。拿破仑眼看亚历山大朝着深渊冲去，曾经尝试过让后者悬崖勒马。他向亚历山大保证，自己也希望生活在和平中，并恳求后者不要听信谗言。否则，两个帝国之间肯定会地动山摇。但是俄国君主对这些申明和建议充耳不闻，在外国的煽动下，对法国的不信任已经在他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英国使者的胡搅蛮缠，俄国野心勃勃的计划在法国的权势这里遇到的障碍，再加上俄国因此而生的针对法国的竞争意识，毒化了两国间本已存在的误解。拿破仑认为，只要亚历山大愿意的话，两位君主本来是可以通过私下谈话来消除这些误解的。

除了两个政府在波兰问题上产生分歧带来的不满，双方之间还针对许多严肃的问题有过互相指责。俄国无法原谅我国政府吞并汉萨诸城的行为。尤其是法兰西帝国对奥尔登堡的吞并，让俄国政府非常不满。对奥尔登堡公爵的驱逐，伤害了亚历山大沙皇的感情，增加了他对我国的怀疑。这其实也可以理解。奥尔登堡公爵是叶卡捷琳娜[9]女大公的丈夫，沙皇很爱护自己的这个妹妹。法国这边则是无法接受大陆封锁的破裂。俄国政府的态度直接击中了大陆封锁政策的心脏，让皇帝非常恼火。拿破仑努力证明了，我们之所以要吞并德意志北缘沿海地区诸国，是为了对英国关闭市场。此前，英国的商品在这些地方找到了进入大陆的缺口。我们也看见了，奥尔登堡公爵失去自己的公国后，拿破仑为他提供了一笔完全对等的补偿。同时，对于俄国政府对旧波兰王国可能的复兴而产生的焦虑，他也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提议，尽力地想要缓解俄国的焦虑。拿破仑的性格和关注的问题，都让他极力想要避免战争。但是，俄国正好相反。她看到自己的敌人不想打仗，还努力地要把对方拉入战火。我们的态度让俄国变得大胆起来，俄国政府此后用尽了一切或秘密或公开的手段，想要刺激我们，让我们宣战。

汉萨诸城、奥尔登堡以及波美拉尼亚被并入法国一事，不能被认作是对《提尔西特和约》的违反。这些国家无论是真的不行，还是装作不行，都无法禁绝国内港口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我们是在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多次做出警告无果之后，才决定吞并这些领土的。因此，这不仅不是对条约的违背，反而是为了更好地履行我们做出的承诺。况且，这些国家的官员纵容英国人在境内进行贸易这件事情，是人尽皆知的。他们主动不遵守大陆封锁政策，让这段海岸线上出现了许多缺口，这些拿破仑都看在眼里，也迫使他将这些地方纳为己有。人们一直重复的一个论调是，法兰西帝国吞并易北河、埃姆斯河以及威悉河的河口，是为了永久地将这些土地整合进帝国中。这个错误的论调是俄国人编造出来的。为的是他们批评我国挑衅时，显得更有道理。但是，实际上这个强国针对法国的一系列敌意举动，都比我们所谓的挑衅行为要早得多。皇帝只是希望在海上战争仍在进行时持有这些国家的土地而已。拿破仑这么一个思维透彻的人，不可能梦想将这些偏远的地区永久地并入自己的新帝国中。他的打算是，一旦达成总体和平，就把这些地方吐出来。他很清楚，除非我们退还这些领土，否则欧洲的和平就会是梦幻泡影。但是，他也一直在重复自己的观点：只要不列颠政府坚持它的态度，那么他也会继续执行这个态度迫使自己采取的措施。

想要将法国以及欧陆诸国从英国侮辱性的海洋霸权中拯救出来，是一个宽厚而高尚的想法。皇帝热忱且唯一的愿望，就是要迫使英国政府结束战争。他所有想要通过谈判达成这一目标的努力都失败了；他对英国的入侵计划也失败了；只剩下一个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对敌人的关闭所有进入欧陆的贸易入口。不列颠政府在1806年5月16日下达的法令中，宣布封锁从布列斯特到易北河的整个法国及荷兰沿岸。这条法令决定了我们的大陆封锁政策。拿破仑以对不列颠群岛的封锁，回应他们对欧洲大陆的封锁。要成功地执行这么一个巨大的事业，自然需要非常的手段。我们在和俄国、瑞典以及普鲁士签订的和约中的第一条，都是要求它们加入大陆封锁。这个条件同样被强加到了其他欧陆国家头上。这样一来，英国就被整个大陆拒之门外了。自从开始这个伟大的斗争之后，拿破仑就不会让任何人阻碍他实现这个计划。这个计划许诺的结果是如此有益且卓越。欧陆各国付出的努力当然是有代价的。只要再多个一两年，这个目标就会实现的。那些认为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人，并没有考虑到，和英国政府的威胁相比，拿破仑的这个计划是更好实现的。同时，这个男人拥有和他的天赋同等水平的力量。事实上，这个计划是万无一失，肯定会成功的。想要拯救英国，还就需要法国那场闻所未闻的灾难。这场灾难也把那些国家带回到了英国的身边。本来，英国毁灭之后，它们都是能从中分一杯羹的。

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再阴暗一点的话，他就会发现，法国太伟大，也太强大了。英国是永远不会与她和平共处的。如果我们的国家不是被一只强壮的手支撑着的话，那我们就只能通过依附敌人，臣服于敌人的法律，才能获得具有欺骗性的和平。只要英国还有通过煽动欧洲政府和贵族来让大陆动荡的方法，她就会使出浑身解数，来摧毁法国以及法国的皇室。对于她来说，这就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提出的“生存还是毁灭”。摆在法兰西帝国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是把脖子伸进这个宿敌准备的枷锁中，放弃得到公平对待的机会，任人宰割；要么就是坚持拿破仑建立的这个严格的封锁系统。拿破仑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选择的。无论是在国外传播的那些针对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的诽谤，还是人们在回忆起他时提出的那些老掉牙的指控，说他建立暴政，说他怨恨自由，这些都是会过去的。我们公正的子孙后代会感激他为法国所做的一切，就算是对于他迫于形势而没有完成的那些目标，他们也会表示感激的。

无论是在共和国时期，还是帝国时期，崭新的法国和老旧的欧洲之间都是势不两立的。只有一个情况可以结束这种对立：前者对后者的征服。当时，自由主义的反抗势力在各国都还不成熟，但是她们正在秘密地发展着。拿破仑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如果我们取得了胜利，达成了和平的话，自由主义者们追求的目标肯定是会实现的。你想知道拿破仑的秘诀，以及他成功的部分原因吗？这个秘诀就是，他总是在研究人民的态度，以及人民的需求。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确定人民情感的总体倾向，并找到获得他们支持的方法。拿破仑的确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但是，在大方向上，他一直都是爱国的。他只做了那些他可以做成的事情。在背后不停地支撑他的野心的，正是他对自己的国家诚挚的爱。他所有的想法和行为，都是建立在这份热爱之上的。即便他有时候犯下了错误，这份高尚的情感也是犯错的原因和辩词。这些错误本身又将法兰西这个名字提升到了怎样的高度啊！

在提尔西特时，沙皇看似和拿破仑在对待英国的情感上是一致的。在尼曼河的木筏上，亚历山大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和您一样，我也是英国的敌人。”这让拿破仑大为感动，并且也扫清了可能会分隔胜者和败者的一切障碍。之后，当两位君主在埃尔福特再会时，亚历山大还假装保持了同样的情感。拿破仑之所以那时做出了此后让他有理由后悔的牺牲，就是因为他当时觉得自己这样做可以保证盟友会和自己合作，对抗共同的敌人。在提尔西特，他没有让土耳其人重新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埃尔福特，他又同意将这些省份交给俄国。在提尔西特，皇帝为了削弱当时英国的头号盟友瑞典，同意将芬兰让给了俄国。这个妥协对俄国来说，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在日后写给亚历山大沙皇的信中，他不无道理地抱怨称，自己为俄国的扩张做出了贡献，到头来却要眼睁睁地看着，在从摩尔达维亚直到芬兰的俄国领土上，法国都无法进行贸易。可是，明明皇帝建立的针对英国的联盟，在未来不光对法国有利，对俄国也是有利的，对于所有北方的海洋强权们都是有利的。

在整个1811年，以及1812年的头几个月中，俄法两国政府之间进行了大量的外交照会，两国的君主之间也进行了大量的通信往来。总结一下，拿破仑这边表达的大意是：“您正在准备战争，这只能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正在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而抵抗英国，因此我并不想攻击您。您正在迫使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纵使我不希望打仗，您自己大概也不希望打仗，战争还是很有可能会爆发。难道我们之间就没有一个达成一致的方法吗？”同时，俄国那边正在秘密地准备开战。我们之前已经引用过布图尔林上校的著作了，他在《1812年战役军事史》第一卷的第58页上，是这么说的：“俄国本打算在1811年的春天就开始进攻，但是她后来意识到自己当时还没有准备好这么做。”

最终，在1812年的2月，俄国庞大的军队不再去威胁她的天然敌人，转而被部署到了和华沙大公国的边界上。皇帝派人找来了采尔尼切夫上校。采尔尼切夫上校是沙皇的侍从官，自从1808年开始，就以秘密中间人的身份待在皇帝身边。皇帝对他和盘托出了导致法国和俄国之间误解的原因，并任命他带着法方的和解提议去找他的主人。采尔尼切夫出发了，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同时还带走了关于法国陆军现状的报告。这份报告是他从一位叫米歇尔的陆军部雇员那里拿到的。这位雇员帮了沙皇的侍从官这个忙，犯下了叛国的罪行。他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脑袋。

为了尽量减轻自己被迫采取的禁止措施带来的严苛影响，皇帝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他提出了等价制度，这是一种许可证制度。这个制度可以避免英国通过交易她生产的货物而从大陆上获益。持有这些许可证的商船，可以进口一定量的殖民地商品，前提是它们必须向殖民地出口同等价值的法国商品。每一艘拥有许可证的，装载了原材料的货船，都可以在英国靠港交易。但是，交易的对象限于殖民地物产和原材料，不包括工业制成品。这样一来，英国本身一分钱都收不到，英国的工业品也无法渗透进欧陆市场。那些获得了许可证的商人，经常无视出口法国货物的要求。英国对进口的法国商品加征了很高的关税。商人们时常会在自己的船上满载一些在法国根本卖不动的商品。出海之后，就把这些商品都扔进海里。他们根本不会劳神把这些商品卖进英国。因为这一政策的执行，殖民地的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也水涨船高。但是这些商人售卖的诸如糖、咖啡以及香料赚得的利润完全可以抹平高涨的成本。大陆上的人们根本离不了这些产品。这也是我们在执行大陆封锁政策时，采取的缓和手段。虽然这个缓和手段无疑是不完美的，但是在当时形势的限制下，我们最多也只能做到这样了。俄国可以采取同样的手段来获取她消费所需的殖民地产品以及她的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她可以用自己的柏油、兽皮还有木材来交换。但是，拿破仑这边越是展现出和解的态度，越是希望避免撕破脸皮，亚历山大就越是觉得法国政府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越是相信法国政府很害怕自己。况且，沙皇那时候也没有自由的意志了，他已经完全被英国蛊惑了。我们这个永恒的敌人，无论是在圣彼得堡还是其他地方，为了煽动民众起来对抗拿破仑，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论是替换文件还是伪造信件和签名，都不在话下。在1811年年末的时候，一个阴谋集团捏造了关于一起受贿事件的证据。这个阴谋集团的首脑是阿姆费尔特男爵，他一直都在收受英国的金钱。他们传说，拿破仑是行贿的主使，受贿的则是俄国内阁秘书斯佩兰斯基。斯佩兰斯基和法国参政院的秘书长之间，针对内政的问题有过信件往来。亚历山大那时认为这次通信很有价值，这次通信也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授权。尽管这些信件的内容和政治毫无关系，那些不怀好意的人还是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们检举了斯佩兰斯基，并且把整件事情描述成了一场密谋。因此，斯佩兰斯基突然就被解职，还被流放了，他连一个为自己辩解的机会都没有。这些奸计既可恨，又充满谎言。但是它们还是增加了亚历山大对拿破仑的不信任。并且对于改变两人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也出了一份力。亚历山大沙皇直到两年之后，才发现自己这位御前顾问斯佩兰斯基是清白的。他这位忠心耿耿的仆人，完全不应该受到这样的羞辱。亚历山大沙皇给后者准备了一份微薄的补偿：他把斯佩兰斯基任命为西伯利亚的总督。后者当时就被流放到那里。内斯尔罗德伯爵和加加林亲王取代斯佩兰斯基成了沙皇的内阁秘书。正是通过类似的坑蒙拐骗等手段，英国利用了亚历山大沙皇多疑的性格，成功让皇帝签署了一份密约。直到法国和俄国撕破脸皮，重开战事的那一天，我们才知道这份密约的内容。

事实上，这场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让拿破仑失败的唯一方法。大陆封锁为英国带去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因为战争的重开，这个政策被延后，被阻碍，还受到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当时，在伦敦、利物浦、布里斯托和其他地方，我们已经可以听见人们因为焦虑和疲惫而发出的悲鸣，这也宣布大陆封锁系统的初步成功，以及完全胜利。而在另一个方面，西班牙的事务又消耗了法国所有的注意力。如果回顾他在那个时候于不同场合口授的各种命令，我们能看出来，皇帝对于当时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他预设了多种情况，在最后，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他的计算都告诉他自己，向俄国宣战肯定会引发一些应该避免的风险。他本来是希望可以至少将这场战争延后3年的。那时候，大陆封锁的目标已经达成了，西班牙的局势也会得到平定。他对于未来有许多的期许：只要再有2到3年的时间，他就可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反法同盟清晰地知道这一点，并且为他制造了很多的麻烦，让他无法返回西班牙。反法同盟精通密谋之法。它用了所有恰当的方式，来影响亚历山大沙皇的心智。从拿破仑的屈就中，亚历山大的野心还是没有获得足够的满足，反法同盟适时地献上了诱饵。尽管他从和法国的联盟中获得了许多的好处，反法同盟还是不停地在他眼前放出波兰重建的幽灵，还说服他是被法国欺骗了。它把法国对奥尔登堡的占领描述成是法国政府不在意他的证据。它老练地利用了亚历山大多疑且善妒的性格，在需要的时候，还会用他父亲悲惨的命运来威胁他。这些巧妙协调的操作，将亚历山大引上了钩。一开始还没什么感觉，不久后就迅速地击溃了两国之间的联盟，将亚历山大引进了一场残忍的战争中，给全人类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结束西班牙战事的紧迫性，解释了拿破仑不愿意与俄国开战的原因。闻所未闻的灾难欺骗了最聪明、最审慎的计算。我们在西班牙的节节胜利，马上就要让拿破仑成为半岛的主人，并释放他被束缚的手脚了。看到这一点的英国政府坐不住了，她必须让自己这个强大的敌人被牵扯进另一场斗争中，让他再次陷入困境。

针对沙俄的战前准备

拿破仑就这样被卷入了一场巨大的远征中，这是违背他的本心的。他更希望可以延后这场战争。因为如果多等一等的话，这场战争或许就不需要打了，就算要打，他也会有更大的取胜机会。他深刻地知道，自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俄国人从未改变的愿望就是要用更温暖的天空来取代他们那寒冰的气候，要离开他们干旱的草原，夺取中欧富庶丰饶的土地。拿破仑的秘密目标，是要把俄国人赶回旧莫斯科公国的疆界以内，要重新建立波兰王国，既标记德意志诸国的边境，也作为皇帝抵御他们入侵的堡垒。大陆封锁系统的成功，必然会带来这个秘密目标的实现。正是为了要保证这个恢宏事业的成功，拿破仑将整个南欧都团结在了法国的旗帜下。不幸的是，他的成功要依赖许多靠不住的盟友。也正是因为依赖于这些盟友，他最终毁了自己。他认为犯下这个错误完全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拙劣的错误。的确，为了稳住这些盟友，他必须要到处胜利，时刻胜利。否则，只要有一天他遭遇了失败，这些迫于他的胜利才聚集在他旗帜之下的盟友，肯定会变成充满怨念的敌人。

西班牙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了。此前，法国军队对安达卢西亚的征服迫使塞维利亚的军政府逃到了加的斯。看起来，到了一鼓作气继续战斗的时候了。我们还可以把握住西班牙叛党内部分裂的机会。但是，取代塞维利亚军政府组织加的斯防务的是一个由5个人组成的临时政权。面对他们时，法军吃了败仗。约瑟夫国王寻求和解的努力也没有获得好的结果。加的斯这个重要的军港、南西班牙诸省中最重要的地方，就这样成了半岛反抗势力的中心。

在葡萄牙这边，马塞纳元帅在托雷斯-韦德拉什防线前耽搁了几个月，无法推进半步。饥荒、疾病和每日进行的战斗都将他的军队摧残到了一个悲惨的极限。他被迫边打边朝着自己的补给中心撤退，最终撤出了葡萄牙。在他身后追击的英国将军，收复了罗德里戈城以及巴达霍斯。各地频繁爆发小规模的起义，游击队布满了西班牙的全境。我们对皇家卫队和其他几支部队的撤回，还有法国和俄国之间马上要爆发战争的传闻都鼓舞了西班牙叛军的士气。因为各地交通不畅，在马德里和地方各省都爆发了饥荒。皇帝在离开西班牙，向俄国进军之前，将西班牙法军的指挥权交给了约瑟夫国王。拿破仑还把儒尔当元帅派给了自己的兄长。国王也同意，儒尔当元帅比苏尔特元帅要优秀。这一系列的事件都证明，皇帝当时是多么想要结束在西班牙的战争。他当时心中还存有最后一丝希望。自从1809年开始，奥地利就在伦敦维持着一名特使威森堡男爵。奥地利是通过加莱和这个特使维持联系的。拿破仑通过这位特使转达给伦敦的提议提出的原则性目标是让法军和英军都撤出西班牙，同时让西班牙在“现在这个王朝”的统治下，保持独立。谈判持续的时间很短，因为卡斯尔雷勋爵[10]回复说，如果我们坚持将费尔南多七世以及他的子嗣排除在外，那么英国政府此前许下的承诺将使得他无法同意法国政府的提议。这个直白的口述宣言，让谈判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破裂了。不幸的是，这时的拿破仑认为自己足够强大，可以同时进行两项如此巨大的事业。

在向俄国宣战并把她的士兵送到前线去之前，法国必须要与奥地利以及普鲁士结成同盟。普鲁士被夹在这两个剑拔弩张的巨人之间。它曾经尝试着请求圣彼得堡政府不要打仗，但是无济于事。普鲁士政府知道，无论他们是保持中立还是对法国宣战，由此引发的矛盾都很可能让普鲁士王室彻底消失。她绝望地想要避免这种矛盾的爆发。普鲁士政府因此决定恳求法国政府，希望和法国结盟。当年他们曾经拒绝过这段同盟关系，要是他们那个时候同意的话，对两边都是好事。但是，这次王室政府决定动用一切资源，达成和法国结盟的目的。这个政府现在之所以想要和我们结盟，只是因为他们无力对我们发动战争而已。尽管拿破仑不可能真的信任这样的一个政府，他还是和普鲁士在1812年2月24日签订了一份纯防御性的盟约。普鲁士国王派出一支2万人的部队，加入了法军。这份条约的一个秘密条款，揭示了法国对普鲁士的不信任。考虑到普鲁士在1806年的所作所为，这种不信任是很有道理的。这个秘密条约规定，普鲁士在没有和法国协调的情况下，不能征召任何士兵，或者调遣任何部队。

皇帝对奥地利提出的条件就宽大许多，在同年的3月14日，两国之间签署了盟约。奥地利皇室给我们提供的部队被定在了3万人。条约中的一个秘密条款规定，如果作为对俄战争的结果，波兰王国得到重建的话，奥地利同意将加利西亚的一部分领土割让给这个新王国。作为补偿，法国同意放弃伊利里亚省，并将其让予奥地利。如果我们取胜的话，法国同样向奥地利许诺了战争赔款，并且会增加后者的领土。这不光是对于她参战的补偿，更是会成为“纪念两国君主之间亲密且持久的联盟的丰碑”。

同时，我们还在和瑞典进行协商。她的地理位置使得她可以威胁并极大地分散俄国的注意力，掩护我们的左翼部队。但是，斯德哥尔摩政府在谈判中完全没有展现出任何的善意。为了马上给大家一个证据，我要指出，瑞典王储就协助我方对俄作战一事跟我们讨价还价时，是1812年5月29日。两个月前，他却已经在3月24日和俄国签署了一份盟约。瑞典政府此前已经被多次警告，如果波美拉尼亚继续作为英国贸易的市场，同时继续作为攻击法国政府的出版物的避风港，法国政府将被迫占领这个省份。鉴于我们没有就此得到任何令人满意的答复，埃克米尔亲王率领驻扎在汉萨诸省的部队在1月30日占领了施特拉尔松德。当时我们发给他的是一份针对英国贸易的命令，他将其解读为了占领施特拉尔松德。达武元帅之所以获得了迈出这一步的授权，是因为施特拉尔松德和黑尔戈兰之间的贸易一直没有断绝。黑尔戈兰是离海岸不远的一块岩礁，上面已经成了英国军火、物资、诽谤出版物的宝库，还是阴谋滋生的温床。斯德哥尔摩其实早就预见到我们会占领施特拉尔松德了，他们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斯德哥尔摩还是就此发出了很多噪音。那时，瑞典王储和俄罗斯之间的谈判马上就要完成了。他提出，自己可以有条件地停止与俄方的谈判，但是他提出的条件，连他自己也知道，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他要求法国保证他能获得挪威，也就是要求我们掠夺我们最忠诚的盟友，丹麦。我们已经保证了后者，尊重后者的领土完整。亚历山大沙皇为了把瑞典拉进反法同盟，向瑞典许诺将把挪威让给瑞典，作为对俄国吞并芬兰的补偿。英国呢，本来就因为丹麦对法国的忠诚而特别怨恨丹麦，不只是批准了俄国的提议，还亲自出兵帮助瑞典夺取挪威。

瑞典王储对挪威的狮子大开口并没有阻止拿破仑和斯德哥尔摩政府之间的谈判。他动用了所有的手段，想要触及贝尔纳多特的内心。想让他记起自己的义务，以及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当时，王储妃正好在巴黎，皇帝甚至还派出了王储妃去说服她的丈夫。人们曾经批评拿破仑连续几个星期都没有回复王储写给他的信件。皇帝写给斯德哥尔摩政府的信，也许最开始的时候是让后者等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些信件的语气总是冷静且尊贵的。同时，信件也总是带着和解的精神，根本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什么目中无人或者充满怨恨。两国政府之间交换的照会就是证据，这些照会是在1815年出版的。

拿破仑承诺，除非瑞典重新夺取了芬兰，否则不会与俄国议和。如果王储因为其他各种原因，无法接受这个提议的话，他至少也可以保持中立吧。无论是荣誉，还是法国一直以来对瑞典的善意，或是贝尔纳多特对自己第一祖国的感激之情（这份感激和他的新义务完全是可以共存的），总而言之，他的整个过去，都至少让他应该保持中立。但是，他心中的仇恨占据了上风。贝尔纳多特不光是对法国宣了战，还派人到美国的荒野中找到了自己游荡在那里的帮凶：莫罗。他不仅夺取了挪威，还抢来了瓜达卢普。后者在1814年才被还给法国。

我在这里最后讲一次，尽管两人之间的谈判毫无信用可言（这的确是毫无信用可言的谈判），但是皇帝和瑞典王储之间的友谊还是持续到了1814年的6月。大家都知道拿破仑对贝尔纳多特那辛辣的点评：“人们娶了老婆之后，不代表他们就不认自己的老妈了，更不代表他们就会想把刀插进老妈的心脏里！”

土耳其之所以会叛变，是因为底万[11]认定法国已经抛弃了和自己的联盟，转而和俄国结盟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国的大使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不在苏丹的宫中。阿梅代·茹贝尔骑士是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他在土耳其维持的人脉让他获得了许多珍贵且可靠的信息。自从1812年1月开始，他在私人信件里开始不断地读到警告信息：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底万正在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让他警觉了起来，他专门找到外交事务大臣，告诉了后者这件事情。这位大臣对于事态的严重情况也很震惊，因为他自己的使节们根本就没有告诉他这件事情。大臣将此事禀报给了皇帝。拿破仑敏锐的观察力很少出错。他认为，我们必须派出一名大使到君士坦丁堡去。一名大使说话的分量，要远远大于一个代办。因此，他当即将安德烈奥西将军任命为驻土耳其的大使。后者随即出发前往莱巴赫。他在那里停了下来，旨在等待礼物的抵达，他可不想空手出现在土耳其官员的面前。与此同时，老练的俄国外交官也没有闲着。密谋和贪腐已经在君士坦丁堡占据了一席之地。要是我们在那里有一名大使的话，他本来是可以限制这些密谋的发展的。自从6月开始，皇帝就坚持我们必须用各种方法通知君士坦丁堡，我们即将对俄国发起攻势。他希望这样可以重新激起底万那摇摆的信心。至于是什么原因让安德烈奥西在莱巴赫停留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不予置评。这位大使终于再次起程了，并且还快马加鞭。但是，虽然以全速进行自己的旅程，但到7月25日的时候，他才设法抵达塔拉比亚[12]。这时，一封伪造的信被呈到了大维齐尔的面前。信的内容是，拿破仑在和亚历山大沙皇商讨某份和约的第一条时，向后者提议瓜分土耳其。约瑟夫·丰东是一名翻译官，也是迦利布先生的顾问，他做证表示这份文件是真的。丰东收了英国人的钱。纳尔博纳将军出现在维尔纳的消息最终让奥斯曼大臣和苏丹都下定了决心。此前，苏丹是一直拒绝签署前期协议的。奥斯曼政府和俄罗斯的全权代表于5月25日在布加勒斯特签署了这份协议，它在6月6日就已经送到君士坦丁堡了。直到7月14日，苏丹才决定批准这份协议。这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大维齐尔对我们一直抱有很大的偏见。他犯下的这个错误，或者说是背叛行为，最终让他掉了脑袋。他身边那些谎话连篇的顾问也都被处决了。安德烈奥西大使10天后才抵达了君士坦丁堡。

德·塔列朗先生热爱密谋的头脑一直让皇帝充满了厌恶。但是，1812年3月，皇帝克服了自己的厌恶心理，决定把德·塔列朗先生派到华沙去。他秘密地就此事找到了后者，并且建议后者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不久之后，拿破仑就获知，有人在威尼斯为这位大臣的账户购买了许多金币，他的任务内容也传开了。看到自己的计划败露，皇帝很不高兴。同时，这种私下的安排，在皇帝看来是串通的证据，也是对威尼斯公债的投机买卖。因此，他抛弃了自己选择的这个人，转而让普拉特神父代替了贝内文托亲王的位置。普拉特神父当时跟着他一起在德累斯顿。

皇帝那时强烈地希望，奥地利提供的部队应该由施瓦岑贝格亲王率领。后者从1809年开始就是奥地利驻巴黎大使。为此，他还专门要求授予后者陆军元帅的军衔。鉴于这位亲王是现役骑兵将军中最年轻的一位，奥地利方面回避了这个请求。两位皇帝之间还就此私下交换了意见。奥地利皇帝一开始表示军队的纪律严格，不能这么做。最终，他还是决定顺从拿破仑的心意。但是，他也强调，他完全是出于对自己的女婿，法国人的皇帝拿破仑的尊重，才决定如此任命卡尔·施瓦岑贝格亲王的。

皇帝派采尔尼切夫上校离开巴黎，送去圣彼得堡的那封和解信收到了回复。回信在6周之后才抵达杜伊勒里宫。这份回复是俄国发来的最后通牒。信中提出了下列条件：亚历山大沙皇要求拿破仑皇帝必须撤出普鲁士以及瑞属波美拉尼亚，这是所有谈判的先决条件。如果我们照办了，就意味着要让奥得河沿岸和但泽的堡垒直接暴露在俄军的入侵之下。信中还说，如果我们实现了他们的要求，俄国会同意和我们谈判。但是，谈判的基础是俄国必须可以在自己的港口中接纳所有中立的船只。同时，我们必须承诺不排斥俄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贸易所搭建的任何关税壁垒。同时，圣彼得堡政府还宣布它将达成一份有利于瑞典的协议，并且愿意在获得等价补偿的条件下放弃奥尔德堡公国。这份外交照会的形式比内容要更加具有冒犯性。在拿破仑看来，这份照会是如此诡异，以至于他认为这是什么阴谋诡计的结果，就和此前造成御前顾问斯佩兰斯基被流放的阴谋一样。其中提出的要我们撤出德意志的命令，是此前的任何一份协议都没有提出过的要求。这深深地伤害了皇帝的自尊。如此考验拿破仑这样一个荣耀而尊贵的君主，断然不是想要和平的人能做出来的事情！在1806年的时候，普鲁士国王曾经因为脑袋短路而做出过类似的事情。拿破仑在自己光辉的胜利史中，从来都没有想过对自己的敌人做出如此羞辱性的要求。

俄国大使库拉金亲王在巴黎向外交事务大臣巴萨诺公爵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表达的情感和我们上面提到的最后通牒一样。在这样的基础上，巴萨诺公爵拒绝和库拉金亲王进行任何讨论。后者请求面见皇帝，我们无法拒绝这个请求。在会晤中，皇帝隐藏起了自己的不满。他表示，他认为大使带来的消息完全是出于误会。在进行任何解释之前，他迫切想要厘清这些误会。他还表示，他打算就此亲自写信给沙皇。为此，拿破仑第一时间就将纳尔博纳伯爵派去了圣彼得堡。后者肩负的使命是要努力找出沙皇这些行为背后的秘密，并且确认我们和俄国之间是否已经完全无法达成共识了。在巴黎，库拉金亲王逼迫我们接受他的条件，如果我们拒绝的话，就快点把他的护照还给他。德·巴萨诺先生对此一直在打马虎眼。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离开了巴黎，起程前往德累斯顿。几天之后，德·巴萨诺先生也跟随他踏上了旅程。至于库拉金亲王，他退居到了乡下，等待自己的护照。我们一直没有把他的护照寄给他，因为我们不想切断和俄国的所有联系。

至此，拿破仑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情：为了这一宏伟事业的成功，准备一支最为精良的部队。这支部队将成为他领导过的最出色、最恢宏的军队。他养精蓄锐，耐心地等待着开启战事的时机。这是一场他不得不打的战争。他希望可以集中自己所有的力量，给敌人致命的一击，然后迅速地回击西班牙（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将自己随扈中的一部分和布里戈德侍从一起留在了那里。那里还有他的许多掌马官、许多马匹、驮货物的骡队，还有战争需要的一整套班子）。不过，他也没有彻底丧失避免战争的希望。一直到他跨过尼曼河之前，他都在尝试着最后的可能性。皇帝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触及亚历山大内心的机会。他对这位君主是有真感情的，同时对后者的性格也很有信心。虽然种种事件已经证明这种信心根本就是毫无基础的。皇帝坚信，只要能和亚历山大沙皇私下进行1个小时的谈话，就可以解决所有的误会。此后，当战争正打得火热，而战局依旧对他有利时，拿破仑还下令写信给亚历山大。他甚至还通过一切手段，亲自给后者写了信。有时是在军事谈判代表通过的时候，有几个被我们俘虏的俄国将军被带到了他的大本营。还有时，是为了其他的一些事情。举个例子，在他想要尽力减轻俄军在这场血腥战争中做出残忍行径的后果时，也会亲自给亚历山大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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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致等于13米。

[2] 斯塔比亚海堡，位于那不勒斯近郊。

[3] 位于布鲁塞尔北郊，现在用作比利时王室的居所。

[4] 由乌得勒支人康内留思·杨森在17世纪创立的天主教运动，强调原罪论。

[5] 巴雷尔在1792年主持了对路易十六的审判，并且对后者的死刑投下了赞成票。

[6] 荣誉军团勋章有六个勋位，由低到高依次是：骑士、军官、高等骑士、大军官、大十字以及大师。其中，大师勋位只授予法国的国家元首。

[7] 《1812年战役军事史》，亚历山大沙皇的侍从官布图尔林著，卷一，p.37。——作者注

[8] 今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9] 原文使用法语化的“凯瑟琳”。

[10] 时任英国外交大臣。

[11] 伊斯兰国家的最高行政等级，至今一些伊斯兰国家依旧把部长称作底万。此处指奥斯曼土耳其的议会。

[12] 位于君士坦丁堡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