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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黑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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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初,德国彻底战败后,黑格伯爵在多佛尔走上岸,退出了公共生活。这中间有过游行庆典、军队庆祝仪式、荣誉市民授予、宴会,等等,但实际上,这位驻法英军总司令走下跳板,走上码头时,就走下了几乎最高责任和赫赫权力的位置,走入乡绅的普通生活中。头衔、奖励、各种荣誉和公众感激的所有象征纷纷落到他身上,但他没得到任何工作。他没有进入国家的各种委员会;没人请他重组英国军队;没人就和约征求他的意见;没有一个公共领域向他敞开。

说他对此毫无感觉肯定是假的。他时年58岁,马尔博罗在这个年纪还有四场大战役要打;他正处于才华和能力的巅峰;他一生都习惯于从早上工作到夜里;他精力充沛,经验丰富,并且正处于功成名就的时刻,但他无事可做,再也没有人需要他。他只得回到家中,坐在炉火边,回味他的战役。他成了那些永久失业的人之一。

于是他站在他位于比默塞德的小房子里四处望去,直望到边境之外,看到就工作而言,他的无数士兵和军官同僚处于同样的困境,另外,许多人受到伤情困扰,更多人陷入难以维持家庭的困境。他开始致力于他们的主张和福利。与在战争的艰苦考验中接受他一样,他们接受了他作为和平失意时的领导人。他对这个庞大而有势力的群体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通过言传身教,他带领他们远离所有对国家有害或危险的路线,尽他的最大努力来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他为他们筹款,亲自关心不幸的人,他周游帝国各地,将来自天涯海角的士兵组织为一支充满同志情谊的胜利军队。他就这样忙忙碌碌,世界则照常运转;政治家们处理各种有趣的问题,慷慨或自以为慷慨地解决问题,似乎人人都心满意足。

但我们必须理解,大量普通民众在忙碌的生活中有时间思考时,会奇怪为什么这位总司令的名字与艰难取得的无限胜利联系在一起,却在国家统治集团里没有一席之地。然而,他们不知道对此该做些什么,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着他为退役士兵所做的工作。这虽然振奋了他的心情,但一点也没有——一旦组织建立起来后——占用他的时间或发挥出他的能力。时间就这样慢慢流逝。

众人开始批评他的作战行动。一旦事实上和道德上的战时审查终止,言论再无顾忌。材料从不缺乏,如在某些不寻常情况下的大规模伤亡被指为无谓和毫无收获的深刻怨恨。所有这些都将持续处于争议中。但黑格什么也没说。他既没有书面,也没有口头为自己辩护。他的一些参谋军官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出版了一份答辩。这篇文章得到媒体和公众的极端恶劣的评价。但黑格既没有对严厉的批评,也没有对不尽人意的辩护发表任何公众讲话。

关于这位元帅的下一个新闻是他死了,像一个在战场上中枪的士兵一样,死亡的原因也许就源自战场。接着是来自人民心中和帝国各地的悲痛和尊重的表示。接着每个人都看到,自和平到来后,他的行为多么令人景仰。这份庄严的举止证明了一个极其伟大的人格。它显示了一个人有能力抵受甚至延续多年的内部和外部的不寻常压力,它显示了一个用传统模子铸出的人。

他的战后生活和举止揭示的品质让我们认识到他对胜利的贡献。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看到意志和人格的力量,这些让他得以承受面临的各种巨大压力。当他的战线在德军最大的攻势下瓦解时,当他自己的军队倒在帕森达勒的泥泞和血泊中时,当一个盟友总是提出苛刻的要求又常常变幻不定时,当国内政府四处寻找替代他的人选时,他从头到尾都保持了一份庄严的平静。他活着的每一天都没有偏离他的信念,没有追求轰动效果,没有追逐名声,没有失去信心。他对自己的专业资格和宪法义务同样确信,无时无刻不严格依据这些明确的概念行事。当通常没有成果的可怕伤亡和他抱有信心并为之承担可怕责任的行动失败的消息传来时,他感觉他已经尽最大能力应用了一生接受的军事训练,感觉他正履行合法成立的政府交付他的职责,感觉他不管什么时候都同样准备好坚持或被取代,这些感觉支撑了他。

无私、公正、超然的宁静控制着他的精神,不仅是在急迫的危机时刻,而且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虽然在维护他的专业观点时坚定而迂腐,但他一直尊重和忠于文官政府。甚至在得知战时内阁正在辩论对他的召回时,他既没有设法聚集那些会帮助他的强大政治力量,也没在任何时候失去对他所服务的内阁的忠诚。甚至在最尖锐的分歧中,他也从未在自己强势而他们弱势的时候威胁辞职。在明显的失败中,他也从未在自己的技术领域顺从他们的意愿,不管那些意愿得到证据、公众意见——虽然价值不大——或正在可怕发展的事实多么强有力的支持。无论对错成败,他都在为自己标出的限度内保持着冷静和无畏,随时准备迎接一切紧急情况,在死亡或被遗忘临头时坦然接受。

从我是最年轻的少尉,他是冉冉上升的少校时起,我就在私人生活和陆军中对他有了稍许了解。在恩图曼和南非,我们曾在战场上并骑战斗。我当内政大臣和后来当海军大臣,他在奥尔德肖特指挥我们第一支和唯一一支成建制的军时,我们在不同的层面上再次见面。在帝国国防委员会和陆军演习期间,我多次与他会面,讨论的永远是战争问题。我一直以为,在我观察1912年的某次骑兵演习期间,他对我说出的评论最能说明他的品格:“这位军官,”他说到一位准将,“没有显示出与敌人交战的真实欲望。”那次是一场假战斗,但那句话是理解他全部军事观点的关键。多年后的战争高潮时期,与他谈到一次海军事件时,我故意重复了那个说法。他平时很温和的眼睛不由自主地闪闪发亮,表示明确赞同地重复了那句话。“与敌人交战的真实欲望。”那就是黑格。那就是他发出的信息。那就是直到1918年11月11日11点前最后一分钟的全部指挥期间,他传递给手下部队的动力。

在那些血腥岁月里,他呈现给我的是与麻醉剂问世前的伟大外科医生同样的形象,在每个细节上都写出了他所知道的科学:自信,泰然自若,拿着刀准备手术;在他的专业范围内完全不理会病人的疼痛、亲人的痛苦,或不同学派的教条、庸医的手段,或新知识的初期成果。他要么波澜不惊地动手术,要么不受冒犯地离开;如果病人死了,他不会责怪自己。我说的只是他的专业活动,这一点请务必理解。一旦离开那个领域,他的心与所有人一样温暖。

“与敌人交战的真实欲望。”做不到那一点的军官——上校、准将或高级将领——就遭了殃。军官们因为拒绝下令——不是率领,那将更为容易——自己的部队去送死,在接到通知后一小时内被调回国内,即使他们经验丰富,坚决果敢,他们的勇气在战斗冲突中得到过证明。战斗、杀敌、被杀,但遵守命令,即使是在统帅部没预见到形势这一点已经很清楚时;不然滚蛋,立即滚蛋,滚回后方,滚回英国。这是在超过40个月的大屠杀期间,从那位总司令那里不断流出的高涨的潮流,其时他本人也遭到各方攻击。一路沿着从集团军到军,从军到师,从师到旅和从旅到营的责任链,这股无情而且常常不可避免的盲目的力量得到持续运用。所有这一切背后是一个人,一个骑士般的人物,他举止温和,精神谦卑,忘我而且远远超脱了庸俗的野心,公正,仁慈,善良——这就是人性的不可思议!

而且,来自这种不协调的极度内部压力在个人行动中找不到出口。拿破仑及其之前的伟大将领在如火如荼的战役中,冒着巨大危险,骑马随部队驰骋在战场上。要是能像他还只是个军长时,在第一次伊普尔战役中所做的那样骑上他的马,在爆炸的炮弹中缓缓前进,黑格该有多喜欢啊!但所有这些被认为是这位现代司令官不该做的。甚至一颗飞机炸弹或某个落在司令部附近的远程炮弹用它的有形提醒缓解了内部思想压力,他也是幸运的。没有危险来减轻精神痛苦,没有剧烈行动中的缓解;除了焦虑、紧张、困惑和矛盾的信息外,什么都没有;衡量不可衡量的事物,给无法测量的事物分配比例,错综复杂的参谋职责,艰难的个人协商,还有远远的低沉炮声。

但他忍受了所有这一切;我在无数场合——其中一些可能是灾难性的——看到他这种无动于衷和公事公办的日常活动,怀疑他活在折磨与激动的阴影下,是不是对它们不敏感或者麻木了。但是当我在战争结束后第一次看到那篇历史性的《背水一战》(“backs to the wall”)文件时,那个人的形象在我眼里有了新的等级和色彩。那篇文章写于那个灾难性的1918年4月早上的日出之前。它不是司令部某个能干参谋官的手笔,而是由他亲笔书写,没有一次核对或校正,是他胸中压抑的激情的一次释放。那些怒火实实在在地在他的灵魂里争斗,而那个舞台也大到足以容纳它们的斗争。

* * * * *

黑格伯爵的遗嘱执行人见地独到,委托达夫·库珀先生向大众公开已故元帅的日记[2]。他以朴实而坦率的态度,及一种黑格本人可能会同意的方式完成了他的任务。这是一个坦诚讲出的勇敢故事。任何读过达夫·库珀《塔列朗》(talleyrand)的人都不会怀疑他的叙述技巧和文学资格与特色。读者也许会对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将军(他本人从未在任何时候指挥过哪怕一支作战部队,他的战争职责让他卷入的风险不比许多牧师高)将内阁说成“胆小鬼”这样的事件不屑一顾。他还应该在表面上相信黑格对劳合·乔治先生的轻蔑评价,对此已经有过无谓的宣传。不管是黑格对劳合·乔治的看法还是劳合·乔治对黑格的看法都不大可能为历史所接受。他们都会被看成比他们互相认为的更好的人。

然而,一位处理重大事务的将军甚至政治家记日记,这很难证明是明智的,更不用说保存日记了。他忠心的遗孀考虑不周,出版了他的静夜沉思,这给已故的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爵士的名声带来了严重影响。当形势在世界范围的规模上飞速发展时;当事实和价值每天都在改变时;当公务中的所有个人关系都必然受到影响时;当日记作者的观点是次要或局限性的,或两者都有时,那位司令官写下“平均每天两到三大页打印纸的内容”,这些装订好后组成了36卷的每日评论,此时的他将自己暴露在几乎通不过的考验中。

道格拉斯·黑格体现和践行了最优秀的公学传统。在他当上英国曾拥有过的最大军队的总司令时,他实际上成为那个军事学校的班长和尖子。他做了所有必要和恰当的事。他曾作为骑兵中队指挥官作战,作为参谋军官征战沙场,在获胜的骑兵马球队打过球,以优异的成绩从参谋学院毕业,在印度担任过重要军职,战争爆发前指挥驻奥尔德肖特的师,在这场大战中的近18个月里英勇地率领了陆军第一军和后来的第一集团军。他当时在专业上没有对手,之后在这场战争期间也没出现过。在他不得不面对和忍受的众多严峻考验、失望和可怕灾难中,对这一点的认识是他的强大支撑。他也许并且确实胜任不了这些巨大规模的事件,但没人被认为可与他相比或胜过他。于是这一切都降为直白、沉闷、简单的责任,履行它的时候,一个人也许确实会犯许多错误或遭遇重大不幸,但它必须得完成,并且一个接到召唤的人有实实在在的权利完成它。最后,他的个性中有强烈的宗教成分,他也一直怀着这样的信念,即他一定会领导英军取得胜利。

你会从我们已经引用的背景中预料到,黑格的思想是完全正统和传统的。他似乎没有任何独创的思想;没人能看到那种神秘的,有远见的并且常常是险恶的天才的一点火花。这样的天才让历史上的伟大将领得以支配物质因素,免于巨大失败,并且以不可思议的胜利回报敌人。我们得知他对坦克相当有好感,但脑子里从未有过制造它们的想法。不管什么时候,他似乎都对除西线以外的任何战场没多少意识。对面,德军在他们的战壕里。这一面,他率领一个军,后来是一个集团军,最后是一支强大集群。将他们投向战场,以尽可能好的方式死战——那就是战争。这无疑是开战的一种方式,并且最终当然赢得了绝对胜利。但这些不言而喻的道理并不会被历史接受为终极真理。

如果说黑格的思想是传统的,那么他的性格也集中和夸大地展示了一个正派普通人的品质。这只是一名将军的素养的一部分,但并不必然是一个不重要的部分。他的举止没有在激烈的外部事件重压下变形。他难得有能力上升到很高的高度,但也永远不能掉到低于他的标准。于是这支召集自世界各地,实际上是我们岛上民族的军队满怀信心地指望靠他度过许多代价高昂的失败;而非常复杂——几乎像一个教会——并且在战时极端重要的军事领导层觉得,在这位总司令身上,他们有了一个可以依赖的人。这些都是大事。

直到1916年夏,英国远征军在这场法德大冲突中不可避免地仅仅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我们骄傲地回味蒙斯和勒卡托,回味马恩河的逆转,伊瑟河和利斯河光荣的防守,回味新沙佩勒,回味我们在卢斯对香槟的重大战役做出的重要贡献。在这些时候,我们作战人员的扩充远远超过了弹药供应。我们因为缺乏大炮和炸药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约翰·弗伦奇爵士承受了这份打击,有时受到黑格的仰慕者不恰当的轻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英国陆军没在前线,法国将会被征服。但即使在1915年末的协约国战线,我们在数量上只占六分之一,在实际作用上也许只占四分之一。直到1916年7月的索姆河战役,我们才成为这场宏大陆战的一个主要因素。接下来的两年显示了英国的战备、伤亡和战胜的意志从没输给法国,并且最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黑格正是在这一时期主持大局的。没人可以说它没有以胜利告终。

* * * * *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我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频繁地与他会面和通信,并且以某种方式——尽管我不能假装与一个如此含蓄的人物关系密切——我对他有了比以往更多的了解。奇怪地,但对他来说也是典型地,这些源自我写的一本关于大战的书。虽然它讲述了他所率军队的伟大成就,但也包含了对他体现的战略上的“西方流派”的持续谴责。我问他是否想阅读和评论叙述他的作战行动的章节,说如果他想,我必须向他指出褒贬之处。他很乐意地接受了我的建议,说“别介意那些批评,让我们把事实弄清楚,然后大家就能自己做出评价”。接着我们短信和评论往来不断,借此我得以纠正无数以讹传讹的事实错误。从头到尾,他表现出完全的善意,从一个客观和超脱的立场看待整个故事,似乎它讲述的是上百年前的事件。我明白这是因为他满足于他认为英国军队的功绩,尤其是1918年的功勋,得到了公正的评价,而在天平的另一端,影响他自己行动的一切都不重要。“没人,”他在最后一封信上写道,“比我更了解,作为第一军和第一集团军,以及作为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我自己的指挥远远称不上理想。”

这份高贵的言论无论如何都让人得以从另一个角度衡量他对协约国事业做出的贡献。

但最大的证据却在大战的最后阶段。道格拉斯·黑格体现的思想和精神品质通过神秘的渠道,在他作为首长的全部庞大军队中为人所知。灾难、失望、失算及其惨痛代价根本影响不到士兵对司令官的信心。1918年秋,当之前总是太过正确的政府怀疑早些胜利的可能性并努力劝他不要重蹈他们担心的一场悲惨而无谓的灾难时,当他们以最不公的方式将直接责任丢给他时,他没有犹豫,而五次遭到大规模减员,损耗严重的部队顺应他们首长的意愿和激励,坚定地走向最终和绝对的胜利。要不是在几次决定性时刻被道格拉斯·黑格完全独立的动力改变方向或得到其增援,福煦的战士品质、宽广视野和庞大而良好的联盟不可能在1918年结束那场屠杀。要不是从亚眠到蒙斯,从索姆河到塞勒河(selle)的英军以一系列大规模推进和猛攻踏平了德军堡垒和德国军事力量残余主力的英勇抵抗,使人类免遭可能在1919年发生的战事的屠杀,福煦那著名的战斗口号“去战斗”“人人奋勇”,对历史的意义将只是一句适时的鼓励。

就算有人会质疑黑格在英国军事史上与威灵顿比肩的资格,也没有人会否认他身为士兵、国民的品格和作为将长期成为所有人的榜样。

注释

[1]道格拉斯·黑格(1861—1928),第一代黑格伯爵,英国陆军元帅、军事家。1884年进入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905年晋升为少将。1909—1912年担任印度军队的总参谋长。1910年晋升为中将。一战爆发后,黑格负责指挥英国远征军中的第一军。1915年12月接替弗伦奇担任英国远征军的新司令。1916年晋升为陆军元帅。⁑

[2]“haig”, duff cooper,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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