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斯图尔特·巴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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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在一代人来说，意识到巴涅尔先生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后期发挥的深刻而巨大的影响相当困难，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将自治的爱尔兰看成一群阴郁、贫困的农业郡。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远离英国和不列颠帝国的发展进步，在国际舞台上独立扮演的只能是几个不和谐的小角色。但在我们写到的那个时代，爱尔兰和爱尔兰事务占据了英国事务的中心，而英国本身则是世界羡慕的对象，被奉为一个进步和充满希望的文明的领导者。在天主教徒解放运动（catholic emancipation）[2]让英国政治走上正轨后的两代人时间里，爱尔兰议会党[3]静静地躺在威斯敏斯特膝上，只是偶尔寻求对局势的影响。那些日子里，艾萨克·巴特（isaac butt）先生[4]抱着他通过各方善意达成宪法自治的温和学术思想，以令人钦佩但难有回报的庄重领导着爱尔兰议员。“先做绅士，其次才是爱尔兰人”据说是那时候的爱尔兰代表的座右铭。
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一个新的人物出现在爱尔兰人的长凳上。他的个性、态度和方法似乎与爱尔兰人的所有通常特征格格不入。这个人坚定、严峻、含蓄，不是演说家，不是理论家，不是玩弄辞藻的高手，而是一个似乎无意识地散发出一种沉静的难以言表的力量感——一种待时而动的感觉——的人。当下院意识到巴涅尔对几乎全部由天主教徒组成的爱尔兰议会党日益增长的影响时，众人惊讶地注意到这位新的或未来的爱尔兰领导人是新教徒，而且是爱尔兰教会会议[5]的代表。还有个说法是“他是世上最像英国人的爱尔兰人”。确实，在19世纪70年代，巴涅尔在威斯敏斯特主要从事的就是英国的政治活动。他成为当时飞速崛起的英国激进主义的盟友和某种程度上的排头兵。对于残忍而愚蠢的鞭打在英国军队的废除，他做出的贡献也许超过了任何人。这种惩罚当时被认为与有效的军纪不可分割。在已经实现并且早已被超过的每一次改革运动中，巴涅尔都带领着爱尔兰议会党帮助英国公共生活中最进步的挑战力量。然而他自己却天性保守，尤其是在与财产有关的方面。确实，他热心而真诚的生活中的矛盾令人吃惊：一个领导天主教徒的新教徒；一个推动了一场“罢租”运动[6]的地主；一个激起反叛的遵守法律和秩序的人；一个控制着爱尔兰常胜军（invincibles）[7]和恐怖分子而且唤起其希望的人道主义者和反恐怖主义者。
在爱尔兰，民族主义领导人经常将自己表现成命中注定者和天命的工具。这个不幸的国家近乎迷信地将它的灵魂绑到每一个冉冉上升的首领的事业上。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8]和巴涅尔这样的人不是以英国政治领导人，而是以指引以色列的先知面貌出现的。
从他在剑桥求学时起，一种神秘和传奇的气氛就围绕着巴涅尔。他是煽动家和鼓动分子的反面。他修习了数学和冶金学。他是一个大地产庄园的继承人。他是郡长[9]和敏捷的板球选手。他一成不变的野心是在威克洛山脉[10]发现金矿矿脉。在他经历的全部政治成败起伏中，他可以到有天平、曲颈瓶和试管的实验室寻找安宁和消遣。他在这不同寻常的背景上延续和生长起来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可以追溯到他母亲和她对理想主义的芬尼亚兄弟会（fenian）[11]会员的崇拜。他憎恶暗杀。他非常现实，不会怀有芬尼亚兄弟会那个起义反抗英国强权的梦想。随着他权威的增长，因为害怕巴涅尔辞职，芬尼亚兄弟会与常胜军暂时停止了血腥杀戮。
那是多么大的权威啊！自有记录以来，爱尔兰从未见过这样的权威。多年前，我还是个孩子，经历了一场严重事故后正在布莱顿复原。在那里，我每天见到后来成为“下院之父”的著名的“tay pay”（即t. p.，全名thomas power o’connor）[12]的妻子奥康纳夫人。从她那里，我听到了关于巴涅尔及其政治起伏的许多传说和生动描绘。那些盲目追随他的爱尔兰议会党成员几乎不敢和他说话。议会大厅里的一个冷漠颔首，或者顺着议会厅长凳轻声给出的几句简短指示——
秘密会议上的严格、清楚的指点——这些就是这个爱尔兰政党与其领导人的仅有联系。“你不能去见见他，弄清他对此是什么想法吗？”一位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政治家这样问一个爱尔兰议员。“我还敢打扰巴涅尔先生？”则是回答。后面将会看到，这份谨慎的双方都不无道理。
当1880年的格莱斯顿政府得意扬扬地入主内阁时，他们在西方地平线上看到爱尔兰风暴的阴云；一场得到勇气支撑的土地运动；一场通过炸药实施的民族运动；一个以妨碍议事为武器的爱尔兰议会党。所有这些过程齐头并进，为首的就是巴涅尔！那些日子里，现在似乎小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爱尔兰问题很快占据了九成政治阵地，并且在接下来40年时间里，它将一直是英国和英帝国政治的重要主题。它分裂了大不列颠，刺激了美利坚；欧洲各国饶有兴趣地关注着这场争论。外交政策、社会政策、国防和议会程序，所有这些都不断牵涉其中。而且，它成了政党据以收获或失去对其权力不可或缺的多数选票的主要过程。
若没有巴涅尔，格莱斯顿先生永远不会尝试《爱尔兰自治法案》。这位全盛时期的元老形成了这样的信念，即那是一个可以统治爱尔兰的领导人，其他人没一个做得到。那是一个能够以不为旧制度所不容的方式引入新制度的人。不屈不挠，在追随者眼中富有魅力的巴涅尔成为《爱尔兰自治法案》这道拱门的拱心石。格莱斯顿试图竖起它，却和他的支持者倒在它的废墟下。巴涅尔是能够控制所有爱尔兰人的最后一个伟大领导人。作为新教徒，他大概是唯一一个能够最终安抚北爱尔兰的人。考珀（francis thomas de grey cowper）伯爵曾说他既没有爱尔兰人的优点，也没有他们的缺点。他是个极其温和的政治家，将革命力量作为一件没投出的武器控制在手里。如果他接受了抵制，那也只是作为介于煽动破坏与合法之间的一个驻足之地。他的追随者之一弗兰克·奥唐纳过去经常说，巴涅尔谈论暴力，但从未用过。在1881年的第一阶段，格莱斯顿先生逮捕了巴涅尔，将他投入凯勒梅堡监狱。但自由党内发挥作用的力量大到迫使大不列颠首相与他的政治犯谈判。双方艰难地达成一项协议，巴涅尔获释，名声大噪。
但这场斗争越发激烈。它毁掉了下院的老辈自由党人。妨碍议事被作为一种议会技巧采用，古老的辩论自由为“终结辩论”（closure）——为了给它打上外国起源的印记，伦道夫·丘吉尔勋爵过去一直称之为“clôture”——和日益收紧的秩序规则所破坏。巴涅尔说他的策略以格兰特将军的策略为基础，即通过正面进攻猛击敌人。他以妨碍议事对抗英国的仇恨，以毁掉旧式议会辩论礼仪的激烈对抗高压。在爱尔兰，教会和革命者都不喜欢他，但两者都不得不服从他的政策。他是个加里波第式的人物，后者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同时迫使教皇和烧炭党（carbonari）[13]效忠他。当有人拿煽动仇恨甚至谋杀来嘲讽他时，他认为这样回答就够了，“我对爱尔兰的意见负责，只对爱尔兰的意见负责。”
这里不是讲述当时历史的地方。最简略的总结就够了。一度伟大的辉格党骑在方兴未艾的民主浪峰走向灭亡，自由党政府吸收了它的全部剩余。辉格党人与他们的托利党对手一样痛恨土地战争和对议会传统的违背。格莱斯顿先生支持每个海外国家的自由和民族运动，与加富尔和马志尼是朋友，拥护希腊和保加利亚的独立。他毫不留情地（我们还可以说是廉价地）谴责过“轰炸国王”[14]和土耳其苏丹的许多镇压做法，而现在，他被迫对爱尔兰采用了其中许多。他自己的爱尔兰事务大臣在凤凰公园（phoenix park）被谋杀，下院为之震动。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在爱尔兰大部分地区暂停执行。对驱逐、骚乱和偶尔猛烈批评的辩护占据了自由主义报纸的版面，取代了此前对外国暴政毫无保留的谴责。所有这一切都与格莱斯顿先生格格不入，为他带来的新选民所不齿。他的脑海里一直孕育着某种大和解的希望，某种信任和谅解之举的希望，那样的举动将把同胞岛屿的关系建立在一个轻松、自信和快乐的基础上。虽然他谴责巴涅尔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是“通过劫掠走向帝国的分裂”，但他心里涌上一个很郑重的想法。他后来在1886年一份最令人难忘的演讲结语中体现了这个想法，“爱尔兰站在审判席上等着。它请求一份赦免法案的福报，我们在那样一份赦免法案中的利益甚至超过了他们”。
在这种氛围下，自由党政府在1885年的选举中一路披荆斩棘，尽管这一次依靠了爱尔兰的选票，但终归成了胜利者。张伯伦、莫利、迪尔克等自由党激进派，这些新时代的人物，全部盼着一个解决办法。元老格莱斯顿虽然震惊于他们的无数教条，但也有此希望，这更加强烈地鼓舞了他们。还得补充一下，1885年的选举之后，他领导一个政府的权力取决于一份与巴涅尔的协议。但保守党或其中一些人也参与了市场出价。索尔兹伯里侯爵政府的爱尔兰总督卡那封（henry howard molyneux herbert，4th earl of carnarvon）伯爵在伦敦的一所空房子里会见了巴涅尔。保守党在1885年的选举中横扫各大城市，以热情的保守党工人组成的庞大人群这种当时不敢想象的奇观对抗自由党人和自由党激进派，其领导人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与爱尔兰领导人保持着亲密深厚的关系。新激进主义咄咄逼人的拥护者约瑟夫·张伯伦有无数与爱尔兰人交易的计划。这些人中，巴涅尔大概更青睐保守党这个追求者。他自己的保守天性，他的现实感，自由党的压迫激起的怒火，这些导致他大大偏向保守党。毕竟，他们能提供实际利益。也许他们独自就可以做到，因为那时候的上院这道障碍只有保守党人能够通过。1885年夏，索尔兹伯里侯爵短命的少数政府期间，当爱尔兰议会党主要支持保守党人时，张伯伦先生和格莱斯顿先生都通过一条私人渠道与巴涅尔对话。
查尔斯·斯图尔特·巴涅尔与基蒂·奥谢（kitty o’shea）的爱情在政治浪漫史上自有一席之地。从1880年起，巴涅尔就爱上了他称作“奎尼”的基蒂。这位夫人是个迷人的冒险家，厌倦了丈夫——毫不奇怪！——渴望尝一口政治的秘酿。她是一个英国元帅的妹妹，对爱尔兰的事业并不是非常忠诚。巴涅尔独自租住在伦敦时，她听说他是冉冉上升的新人。她请他赴宴，试试运气。她派人给下院的他送来名片。当他出现时，她丢下一朵玫瑰，他拾起玫瑰；多年后，它干枯的花瓣被放入他的棺材，与他一起下葬。
如果世界上还有感情专一的人，那就是巴涅尔。他早年曾遭情人抛弃，从政只是作为一个安慰。基蒂成为他最重要最钟情的人。她同时是情妇和护士、女王和伴侣。那个孤独的人与不列颠的强权抗争，受着病痛的折磨，从她的微笑和陪伴中汲取生命力。通过一种奇怪的心灵感应，只要她一进入下院女性旁听席，他都能知道。在她那本奇怪的书里，她描绘了他们先是在埃尔特姆，后在布莱顿的同居生活。那是隐秘和不顾后果的混合。从一开始，基蒂丈夫的迁就就不可或缺。与奥谢上尉的冲突很快变成合谋。奥谢接受了这一地位，甚至从中受益，尽管不是以有人描述的卑鄙方式。他自己也对那个大人物着了迷。在巴涅尔的支持下，奥谢作为一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回到戈尔韦，尽管所有其他支持自治的人都将他看成爱尔兰事业的一个糟糕的拥护者。当推举这个冷淡而不称职的候选人的选举出现一片反对声音时，巴涅尔以一种专横的姿态堵住他们的嘴，“我控制着一个支持爱尔兰的议会，不要质疑我的意愿”。
就这样，我们看到巴涅尔和基蒂年复一年过着夫妻一样的生活，他们的爱一点也没有因为不正当而减少；追随这位爱尔兰领袖的上尉则有机会充当他与张伯伦、迪尔克和伦敦这个大世界的其他大人物的中间人。但他心里一直隐藏着一股报复精神。他经常发火、诅咒，之后又平息下来。只要那至高无上的政治利益还在，他都忍受着。有这样一次事件。在奥谢的三人之家里，巴涅尔发现他在基蒂的卧室。这是一个为他们的不成文规矩所禁止的状况。巴涅尔没有赶走奥谢，而是将基蒂扛到肩上，扛到了另一个房间。据说巴涅尔本人就是一座覆着冰盖的火山。他无疑生活在一架随时可能会爆出滚烫热水的锅炉边缘。公众对这出秘密戏剧一无所知，但早在《格莱斯顿-凯勒梅堡条约》（kilmainham treaty）签署时，它已经在内阁众所周知。巴涅尔匆匆从凯勒梅堡监狱赶去看她，亲手抱过他们死去的孩子。身为内政大臣的威廉·哈考特爵士告诉内阁，说《格莱斯顿-凯勒梅堡条约》是巴涅尔的情妇的丈夫操纵的。基蒂在巴涅尔的行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她在凤凰公园谋杀事件后阻止了他放弃政治。她一直是他与格莱斯顿先生之间的中介。奥谢受到同胞谴责之激烈不亚于爱尔兰历史上任何一个人。看到妻子为国家大事周旋于巴涅尔与首相之间，他无疑非常兴奋。他自己是张伯伦的跟屁虫，与后者的关系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自负甚至自豪感。这个故事既非那么简单，也不似有人描绘的那么不堪。
巴涅尔过早地与奥谢夫妇纠缠在一处，以至在19世纪80年代，他没时间将自己解脱出来。在格莱斯顿将他投入凯勒梅堡监狱前，他已深陷在他们的罗网及诱惑中。奥谢夫人的书里假装她一直在欺骗奥谢，但从1881年起，他无疑得知了全部情况。党内密友在拆信过程中意识到这场阴谋，希利和比格（joseph gillis biggar）屡次警告巴涅尔，说奥谢夫妇将会毁了他。对此巴涅尔毫不在意。他的爱比死还强烈，它蔑视每一个社会教条，不仅超越了世俗野心，甚至还超越了委托给他的事业。
与此同时，民族历史正在展开。格莱斯顿先生支持《爱尔兰自治法案》。他与自由党人断绝了关系。因为一股他一直觉得奇怪的令人费解的逆流，他与“激进乔”正面遭遇。伦道夫·丘吉尔勋爵领导伯明翰的保守党人支持他们几个月前还在反对的候选人。索尔兹伯里侯爵重新掌权。张伯伦成为联合派政府的支柱。格莱斯顿与所有感情用事的势力重新联合起来。这些势力使19世纪的自由主义成为欧洲历史上一个非常强大但昙花一现的因素。出于一些与这个故事无关的原因，伦道夫·丘吉尔勋爵退出索尔兹伯里侯爵的政府。保守党选民大为震惊和失望。联合派政府沉闷而笨拙地艰难前行，虽然不够出色，但目标很坚定。渐渐地，格莱斯顿先生卷土重来。这一过程得到一桩意外事件的推动。
1887年，《泰晤士报》开始刊出以《巴涅尔主义与犯罪》（“parnellism and crime”）为题的一系列文章。接着，为了证实其记者所做指控，它以莫利所称的“出色的临摹能力”炮制出一封巴涅尔笔迹的信，信上将这位爱尔兰领导人与凤凰公园谋杀行动直接联系起来。这封信的故事在出版史上无与伦比。1885年，都柏林住着一个穷困潦倒的记者，名叫理查德·皮戈特（richard pigott）。多年来，他欺骗轻信的公众。他募集捐款用于为芬尼亚兄弟会审判中的被告辩护及救济他们的妻儿，然后贪污了接受的资金。失去那份收入来源后，他转向撰写请求捐助的信。但他的泵从基督教慈善机构的井里没打出多少水来。据传言，约在这一时期，他通过出售下流图书和照片来补充稀缺的资金流。即使那样也满足不了他微薄的需要。就在他命运的危急时刻，一位先生找上他。此人相信巴涅尔及其同事参与了极端分子的罪行。但他需要证据，因此他向皮戈特提供每天一个几尼金币及酒店和旅行费用，如果皮戈特能提供必要证据，他还提供获取文件的巨额费用。皮戈特当然能提供。于是那封著名的巴涅尔的信和大量显示有罪的文件出世了，并且辗转到了《泰晤士报》办公室。
不幸的是，《泰晤士报》经理没有调查这些信件的来源。他为它们一共付了2500英镑。但他没问问题。他相信这些信是真的，因为他想要它们是真的。政府则出于完全一样的原因采取了同样的观点。他们相信自己有了一件最重要的武器，不仅可以对付巴涅尔，还可以对付格莱斯顿。不顾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写在一篇秘密备忘录中的重要建议，他们设立了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巴涅尔和同事及他们领导的政党与土地政治谋杀间的联系。
这相当于一场政治审判，不过是一场没有陪审团的政治审判。一年多的时间里，法官们不辞辛劳地工作着。恐怖主义和反谍行动的许多秘密被揭开。像勒卡伦[15]这样受英国政府雇佣潜伏的奇怪人物讲述了他们在英国、爱尔兰和美国的阴谋故事。整个政治世界入迷地关注着这个案件。自从萨谢弗雷尔[16]受控告以来，这样的事见所未见。一名杰出的爱尔兰辩护律师充当了其同胞的主要法律顾问，他后来成为基洛温的拉塞尔（charles arthur russell）男爵和最高法院王座庭庭长。协助他的是一个年轻的激进派律师，名叫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直到1889年2月，皮戈特被推上证人席并且在失败的质证中崩溃时，这出戏才达到高潮。拉塞尔将他揭得体无完肤。他被要求写下单词“likelihood”和“hesitancy”，他在伪造的信上拼错了这两个词。他重复了他的拼写错误。他写下出现在那份指责文件上的“hesitency”。他写过的请求捐助的信被宣读，遭到法庭所有各方的嘲笑。证据确凿的揭露第二天继续进行。伪造的事实得以确立。第三天，叫到皮戈特的名字时，他没有出现。他逃脱了审判。警探追踪到马德里的一家酒店，他打爆了自己的脑袋，逃脱了对他罪行的惩罚。
这些调查对英国选民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场大选再也拖不下去了，而自由党压倒性胜利的前景似乎已成定局。巴涅尔在英国各地被普遍看成一个最终得以昭雪的蒙冤者。他洗脱了由政治恶意带给他的一次可怕指控。《爱尔兰自治法案》的前景前所未有地光明起来。除开国家间的差异，对巴涅尔的指控被赋予了法国赋予德雷福斯案的全部重要意义。所有政治势力都为强烈的政治热情所搅动。接着反击来了。一些人引爆了奥谢这颗炸弹。龟息了十年的丈夫突然奋起，打出致命一击。丈夫对妻子提起离婚诉讼，将巴涅尔列为共同被告。终有一天，历史考查将揭示当时争议事项的真相，即张伯伦是否鼓动过奥谢采取这次行动。别忘了，许多人真诚相信，英帝国的生命取决于《爱尔兰自治法案》的失败。
巴涅尔和奥谢夫人一开始对诉讼非常淡定。巴涅尔确定他可以控制爱尔兰，甚至爱尔兰保守势力。对于基蒂，离婚将终结一种虚假和令人作呕的局面和长期的忧虑，而且她看到了成为巴涅尔夫人的一条确实而迅捷的途径。如果巴涅尔为案件辩护，按他那位著名律师乔治·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is）爵士的意见，他当然会通过证明那个长期共谋来赢得官司。但如果那样，他和基蒂将永远不能在全世界面前缔结婚姻。必须承认，巴涅尔偏向这条路。但奥谢夫人的律师弗兰克·洛克伍德这个极为出色的人物说服他不做抵抗，让案子进行下去。后来，洛克伍德说，“巴涅尔受到各方面极不公正的对待。各方反应本来对他非常有利。我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自责”。
19世纪90年代初的政治世界一片喧闹。得知被告巴涅尔被判有错，有人欢喜有人愁。一字不漏地刊登在每一份报纸上的案件细节满足了公众虚伪的好奇心。某个故事说，有一次，巴涅尔沿着防火梯逃出她的房间。这个故事招来幸灾乐祸的嘲笑。但之后的反应与巴涅尔的预计大相径庭。格莱斯顿先生乍看上去并没有显示出一个如此圣洁的人物该有的震惊。只是在认识到英国新教徒对一个被“被定罪的奸夫”的激烈反感时，他才看到他的政治利益受到多么严重的伤害，他与巴涅尔断绝关系变得多么必要。他谴责了巴涅尔。爱尔兰被迫在最伟大的议会政治家与那个骄傲的首领间做出选择。前者为爱尔兰人的事业做出全部牺牲，一个人就可以在那座大岛上实现胜利；而在后者的领导下，爱尔兰人民也许可以走向不列颠帝国内一个自由和真正的伙伴关系。这个选择很艰难，但势在必然。根据由31名成员签署的申请书，爱尔兰议会党召集了一次会议。前一天刚刚再次当选领导人的巴涅尔主持会议。按一个与会者的说法，他看上去“似乎是别人犯了错，他坐在那里评判我们”。一份呼吁要求他暂时退隐，将党的管理交给由他提名的委员会，等事态缓和后，他可以重新回到领导位置上。巴涅尔没说什么。但其他成员发出同样强烈的不让他退隐的呼吁。最终，会议暂时休会。
巴涅尔现在在争取时间。他相信爱尔兰支持他，只要他足够久地推迟决定，他肯定会赢。但会议重新开始后，他的对手采取了更强硬的路线。t. m. 希利先生领导了这场反叛。“我要对巴涅尔先生说，他的权力没了。”他声称，“他从人民那里获得那份权力。我们是人民的代表。”巴涅尔先生被激怒了。“希利先生受过这种战斗的训练，”他说，“谁训练了他？谁给了他第一次机会？谁为他获得议会席位？希利先生能坐在这里摧毁我，这要归功于我本人。”辩论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巴涅尔日益绝望地避免就真正的问题投票表决。他依然抱着那个信念，即爱尔兰人民会支持他对付一帮反叛的议员。但他知道形势已经转向他的反面。他的双眼在苍白的脸上更猛烈地燃烧着，只是靠了极大的努力，他才依然控制着自己。各方的情绪已经绷紧到破裂的程度。第五天，希利引用了巴涅尔六个月前的一次讲话。他在那次讲话中提到与自由党的联盟，“一个我敢说会持续下去的联盟”。“谁打破了它？”希利质问道。“格莱斯顿的信。”巴涅尔说。“不，”希利反驳说，“它死在离婚法庭的恶臭里。”
1890年12月6日，会议第七天，结局来了。场面一片混乱。一直与巴涅尔甘苦与共的约翰·雷蒙德（john redmond）用了“党的主人”这个说法。“那谁将是党的女主人呢？”爱尔兰最尖刻的声音叫道。巴涅尔站起身，眼神非常吓人。有那么一会儿，他似乎要打希利，一些反叛分子甚至希望他那样做。但，“我向我的主席朋友请求。”其中一人说。“最好请求你自己的朋友，”巴涅尔说，“最好请求那边那个怯懦的恶棍，那个在爱尔兰人的会议上敢于污辱一个女人的家伙。”接下来是更多无益的争议，更多指责。最终，贾斯汀·麦卡锡（justin mccarthy）站起来。“继续一场除了责备、愤怒、争议和侮辱外什么都没有的讨论，我看不到还有什么用。”他说，“因此我提议，在这场严重危机中与我一样想法的人和我一起离开这个房间。”45名成员静静地鱼贯而出，27人留下了。巴涅尔不久将发现，爱尔兰站在那多数人一边。
天主教会决定性地转向他的反面。他徒劳地宣称他消失了的权威，徒劳地以疯狂的热情投入严酷的爱尔兰候补选举。又一年机会渺茫的严酷斗争摧毁了一个一直很虚弱的身体。接着按莫利那感人的说法，“大幕的阴影悄然盖上那个舞台。”查尔斯·斯图尔特·巴涅尔最后一次挣扎着渡过爱尔兰海峡，于1891年10月6日死在布莱顿，死在他无比钟爱的女人怀里。
距那个最后的舞台已经过去了45年。但透过逐渐浓密的历史迷雾看去，巴涅尔现在的形象一点也不比他同代人看到的要小。他们看到那位政治家，他们不可避免地透过派系和党派偏见的眼镜看到他。我们看到那个人——走过世界舞台的最奇怪、最令人困惑的人物之一。他绝不忘记。他绝不原谅。他绝不动摇。他把自己献给一个目标——爱尔兰国家的目标；他毫不动摇地追求它，直到一朵丢在他路上的玫瑰开启了一个新世界——爱的世界。与他之前为爱尔兰奉献了一切一样，当选择的时刻到来时，他为爱献出了一切，甚至爱尔兰。一个更平凡的人也许会更吝啬地给予，更多地占有。那些抛弃他的爱尔兰政治家大部分走得不情不愿。要是他接受了暂时退隐，他也许会在一两年后得回过去的权力。他还很年轻，被他本可轻易避免的挣扎耗尽心血而死时才46岁。尽管他会控制，但他不会妥协。因此，我们少了他可能作为第一任爱尔兰首相而收获的欢呼，但有了这个不死传奇更暗淡但也许更久远的名声。我们少了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多了一个火与冰的人，那个强力控制着火热的激情，但在毁灭他并且让他不朽的压倒性力量面前最终崩溃的人。“它会轰动九天。”在说出他不为离婚案辩护的决定时，他对一个同事说。“九个世纪，先生。”则是答复。
这就是那个构成了一部希腊悲剧所有元素的故事。索福克勒斯或欧里庇得斯从中可以找到一个足以迎合他们阴郁品味的主题。现代英国观点讨厌它的结局。当代外国观点直接理解不了对巴涅尔的政治毁灭。它被归因于英国人的虚伪。但它的结果是清楚的，毁灭性的。巴涅尔与基蒂·奥谢的爱让爱尔兰堕入一份凄凉的命运，使不列颠帝国痛苦地失去了它的和睦与力量。
注释
[1]查尔斯·斯图尔特·巴涅尔（1846—1891），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爱尔兰自治派的领袖。1875年当选为英国下院议员，后成为下院中爱尔兰议员集团的领袖。1879年任爱尔兰农民争取土地改革的土地联盟主席。1881—1882年因抵制英国国会有关爱尔兰土地的立法，被捕入狱。后在狱中与政府妥协，同意不采用暴力进行抵制运动，削弱了他在运动中的影响。⁑
[2]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法案》废除了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绝大多数限制。⁑
[3]1882年建立的由英国下院中爱尔兰民族主义议员组成的官方议会党团。⁑
[4]艾萨克·巴特（1813—1879），辩护律师，议会议员，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者。⁑
[5]爱尔兰教会会议是爱尔兰教会管理神职人员与平信徒的机构。爱尔兰教会是新教教会，安立甘宗的一部分，覆盖了爱尔兰全境。⁑
[6]作为爱尔兰土地同盟的主席，巴涅尔为合理地租、固定租期和自由出售（承租权）而斗争。他认为支持土地骚乱能帮助达成爱尔兰自治的目标。他与其他人在言辞激烈地反对1881年《爱尔兰土地法案》（second land act）后，被关押囚禁。在狱中他们起草了一份《无租金宣言》（“no rent manifesto”），号召佃农给予一次全国性的地租打击。巴涅尔与他的同仁被释放，作为交换，他们撤回了这份宣言。⁑
[7]芬尼亚兄弟会的一个激进分支，1882年在都柏林凤凰公园暗杀了爱尔兰事务大臣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
[8]奥康奈尔（1175—1847），爱尔兰民族主义者。1828年被选为下院议员，但他无法就任，因为作为天主教徒，他无法发誓反对教皇的精神权威。奥康奈尔领导了一场运动，结果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案》获得通过。⁑
[9]巴涅尔1974年任威克洛郡郡长。⁑
[10]威克洛山脉起于都柏林以南不远处，向南延伸约40英里（合64千米）。⁑
[11]芬尼亚兄弟会1858年在美国成立，起初的目标是占领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加拿大，以其为交换条件换取爱尔兰的独立。⁑
[12]托马斯·鲍威尔·奥康纳（1848—1929），爱尔兰记者和巴涅尔的支持者。戈尔韦（galway）选区的议员（1880—1885），拥有大量爱尔兰人口的利物浦选区议员（1885—1929），唯一一位在爱尔兰之外的选区当选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他经常被以姓名首字母称为“t. p. ”，模仿爱尔兰口音时发音为“tay pay”。“下院之父”指连续服务最长的下院议员，是一个荣誉头衔。其唯一职责是主持下院议长选举。奥康纳因自1880年至1929年均在下院，而获此荣誉。⁑
[13]19世纪意大利的秘密革命团体，特别是活跃在南部。⁑
[14]两西西里国王费迪南多二世（1810—1859）因为对不同意见的残酷镇压而闻名。他因1848年对墨西拿和1849年对巴勒莫的肆意炮击而得到“轰炸国王”（king bomba）的外号。⁑
[15]托马斯·米勒·比奇（thomas miller beach，1841—1894），化名亨利·勒卡伦（henri le caron），为英国政府刺探在美国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极端分子动向的间谍。1889年，他向调查皮戈特对巴涅尔的指控的委员会透露了他的职业。英国政府为他的证据付给他1万英镑。他声称爱国主义是他当间谍的动机。⁑
[16]亨利·萨谢弗雷尔（henry sacheverell）是英国教士，1710年，因为两份布道受审。他在布道中宣扬辉格党大臣的玩忽职守危及到教会。布道和随后的审判引发了政治激情；当萨谢弗雷尔被暂停布道三年，两份有罪的布道被烧毁时，伦敦爆发了骚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