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分两头。却说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名义上虽是光绪皇帝，实权却抓在西太后那拉氏的手里。她原是咸丰皇帝奕詝的妃子，咸丰十一年（1861年）奕詝死了，她的儿子载淳做了皇帝，改元“同治”，她便“母以子贵”被尊为“慈禧太后”，通称西太后。她于咸丰十一年，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夺得清王朝的统治权力，垂帘听政。1874年，同治在19岁上害杨梅疮死了，西太后要立一个幼君以便继续把持政权，便在皇帝近支中选择醇亲王奕譞的四岁儿子载湉为嗣皇帝，改元“光绪”。奕譞是咸丰的亲兄弟，光绪的母亲又是西太后的嫡亲妹子。有此双重血统关系，她认为这个小阿斗会听她的摆布。
1886年，光绪达到16岁成年之期，她不得不于次年改听政为训政，1889年才宣布归政于皇帝。光绪非常害怕这位性情乖僻的嗣母，每晨入宫跪请圣安，不叫他起来不敢站起来。经常挨骂受责，吓得战兢兢面无人色。他名为亲政，其实一切军国大计都必须禀命而行，甚至个人婚姻也绝无自由。
但是，这个西太后最怕外国人。一提到外国人，她就马上变色，甚至吓得话都说不出来。她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始终推行一条卖国投降的路线。
她60岁的那年，提用海军经费培修颐和园。光绪实在看不下去，又不敢出面来反对，只得兜圈子叫一名亲信官员上奏谏阻。太后知道是皇帝捣的鬼，气得恶狠狠地骂道：“谁叫我今天不痛快，我叫他一辈子都不痛快！”
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内忧外患，早已弄得民穷财尽，但是西太后一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国库空虚，她便扩大了前朝纳资捐官的制度，公开卖官鬻爵，捐班出身的人充斥仕途，贪污之风大盛。北京城有个木厂老板，以承包皇室建筑起家，纳资捐了个三品道台，照例去朝见皇帝。光绪问他：“听说你生意兴隆，干吗还要捐官？”这位老板倒也很坦率，信口回奏说：“做官可以发大财，比做生意好。”光绪听了大怒，立即传旨罢免其职。这笔交易据传是由太后的亲信太监李莲英经手作成的，这又加深了太后与皇帝之间的矛盾。而事实上，光绪所宠爱的珍妃，也并不是不干这种勾当的。
甲午战争前，西太后根本不想抵抗外国的侵略，当然丝毫不作御侮的准备。后来被迫应战，战败消息传来，她忙不迭叫李鸿章向日本求和。这一年，广东有个举人康有为，来到北京会试，他联合各省进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上书请求“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近代史上所称的“公车上书”[ 1 ]。虽然清朝统治者不怕“秀才造反”，可是如此大规模的集体请愿，却也震动一时，康有为之名从此大噪。
第二年，康中了进士，授职工部主事，继续上书请求变法。他主张打破历朝皇帝传下来的成规成法，参考现代各国的政治制度，变法维新，改良庶政。守旧派看了这种条陈，斥为妖言惑众，没有一个大臣敢把康的奏折呈递皇帝。但康并不灰心，他在北京组织了一个鼓吹变法图强的强学会，并在京内外展开变法活动。有些上层人士，想借“维新”之名，自高声价，也表示支持强学会，甚至两江总督张之洞也捐款相助。事为西太后所闻，下令查封强学会。后来张之洞发表《劝学篇》一文，痛斥民权变法之说，为自己洗刷，表示他是坚决拥护纲常礼教的。
袁世凯也曾列名为强学会的发起人。荣禄悄悄问他：“你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团体？”亏得他情急智生，脱口回答说：“正要禀告恩相，我想打进去探听个中虚实，以便随时上报。”
强学会被封后，它的政治影响反而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强学会要求清朝专制政府变法图强，符合地主资产阶级当时的愿望。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也鉴于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因而附和者大有其人。变法维新运动就成为当日政治上的一股新潮。
维新派不能在北京公开活动，其重心便移往长沙、广州、上海三地。他们采取了成立学会，开办学堂，发行报纸等方法，积极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1896年，康有为和他的大弟子梁启超在上海发行《时务报》。次年，梁到湖南在时务学堂讲学，康也回广州在万木草堂讲学。梁善于写流利通俗的文章，有人称赞他“笔尖带有情感”，因此康梁并称，成为维新运动的两大头目。
[1] 古代君主用公车征召贤者。这里所讲的公车，是指进京会试的举人。
维新派要求封建统治者作出某些让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型来改变中国的面貌。这种主张触犯了封建守旧派的利益，因此纷纷著论予以反击。维新派通过激烈论战反而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1897年，德国帝国主义派遣舰队强占胶州湾，朝野大为震动。康有为于这一年年底潜回北京，第五次上书要求变法，翰林院侍读徐致靖代为陈递。书中痛哭流涕地写道，如不采纳他的意见，将来国破家亡，皇帝求为普通老百姓而不可得。篇末引明朝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吊死的故事，说他不忍此种祸事重见于今日。光绪看罢，推案而起，咄地一声叫道：“此人好大胆子，不怕杀头充军！”
光绪向太后痛哭陈词，说他不甘为亡国之君，如不让他变法，情愿不做皇帝。太后被他说得哑口无言。光绪这才下圣旨派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叫他统筹新政。光绪在太后的积威之下，不敢一口气提拔康有为到军机处办事，先叫他参加外交机关，就有借助外国人牵制太后之意。他认为中国变法也对资本主义各国有利，而太后是最怕外国人的。
1898年年初，康有为在第六次上书中提出了“定国是，征贤才，定宪法”的三大政治纲领。同年，他又在北京组织“保国会”，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三大政治目标。
随着维新运动的公开发展，封建卫道者们的反抗情绪也步步加强。在学术思想方面，封建文人猛烈攻击康有为所著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骂他“其貌则孔，其心则夷”。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梁以谢天下。在政治制度方面，康梁主张化除满汉之界，加强民族团结，其目的在于巩固满洲皇族的统治权，可是满族守旧派硬说“变法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指责康梁等企图以合法手段夺取满洲皇族的政权。满族御史文悌参劾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想用大逆不道的罪名镇压维新派。光绪因朝廷守旧大臣抗拒他的命令，百般阻挠新政，正在气头上，便采取“杀鸡吓猴”的手段，传旨革去文悌的御史之职。
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是”。历史上所称的“戊戌变法”开始了。
就在下诏变法后的第四天（6月15日），太后严令光绪开去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 的各项职务，勒令出京回籍。翁同龢是二十多年来与光绪相依为命的宫廷师傅，又是皇帝身边唯一拥护新政的大臣。太后又叫光绪调王文韶来京参预军机处，派荣禄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是太后的心腹大臣，直隶总督手握近畿[1]的兵马大权。以上两件事，暗示太后别有心机，北京将有一场“苦迭打”出现[2]。在此生死存亡关头，光绪不能有所让步，可是他看见太后就像老鼠看见猫儿一样，怎敢说半个“不”字！这样，太后手里的刀把子便举起来了。
荣禄做了北洋大臣，节制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前文提过，袁被御史胡景桂参了一本，清政府发交荣禄查明办理。由于荣禄的包庇，此案便以不了了之。
光绪虽然不敢明抗太后的懿旨，可是内心气忿异常。九月四日，清政府礼部发生了一件“堂司交哄案”。原来清政府各部均设尚书二人，侍郎四人[3]，满汉两族官员人数平均。尚书、侍郎均称“堂官”，其下属部员则统称“司员”。清政府的等级制度非常严格，小官无直接上奏之权，有事须由大官代奏。光绪变法后，有旨“广开言路”，准许臣民直接上书言事。礼部主事王照写了一封奏折，请皇帝周游列国以广见闻，满汉两尚书怀塔布、许应骙都不肯替他代奏。王照一时性起，大骂他们违抗圣旨，阻塞言路。试想，当年做大官的人哪里容得部下撒野，于是怀塔布大发雷霆，要办王照一个“目无长官”之罪。事情传到光绪的耳朵里，立即传旨将礼部六堂官—满族怀塔布、堃岫、溥颋，汉族许应骙、徐会沣、曾广汉一齐革职，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这在当年是一件大破常规的事情。因为，在君主专制等级观念极强的时代，小官碰大官，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王照以一个小小主事而碰倒了六个顶头上司，这是清朝自开国以来不曾有过的怪事。怀塔布的老婆与太后有瓜葛亲，她气急败坏地跑到颐和园，连哭带诉地说：“皇帝偏心汉人，咱们满洲人将无立足之地了！”其实，被革职的礼部六堂官，满汉两族各居其半，这本不应牵涉到民族问题上。可是那个顽固老太婆偏听一面之词，硬把政治上新旧之争和民族上满汉之界混在一起，正如火上添油。她恨得牙痒痒地说：“好，咱和他势不两立！”
[1] 近畿指京城附近地区。
[2] “苦迭打”译自法文，指暴力政变。
[3] 尚书相当于部长，侍郎相当于副部长。
仅仅隔了一天，又发生了皇帝提拔四京卿的一件事情。维新派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被提拔为四品京卿，派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大家知道，军机处是清政府的政治中枢，光绪虽有重用维新派之心，但又不敢撤换军机大臣，只能派四个年富力强的维新派打进军机处来，作为他的左辅右弼。他曾与西太后约定，凡任用二品以上大员，事前须向她请示。四品卿他就可以直接任用，不必请示了。但是，把四个京卿摆在军机处，整日陪侍皇帝批阅奏章，提出处理意见，那些军机大臣便成了木雕泥塑的菩萨，不但目前剥夺了军机大臣的实际权力，将来也必然会影响他们的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军机大臣从来都是以满族王公为主体的，所有汉族大臣都不过是“配享圣庑”，摆摆样子，而这次所用的四个京卿清一色都是汉人，这就更加证实了满族大臣所散布的谣言：“皇帝只用汉人而不用满人，只用青年人而不用老年人。”
自从6月宣布变法以来，以太后为中心的守旧派就一直散布皇帝病重的谣言。宫中太监却又露出马脚，经常在茶楼酒肆交头接耳，说什么皇帝将借助洋人，阴谋陷害老佛爷[1]。这两种谣言是互相矛盾的，明眼人不难窥见，守旧派处心积虑，制造借口，准备发动一次政变，把光绪皇帝和所谓新政一股脑儿推翻掉。所以，光绪对守旧派的委曲求全，不但没有缓和当时的政潮，反而长了他人之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
四京卿进入军机后，宫廷中帝后两党的斗争就更加白热化了。太后在颐和园召开秘密会议，会后派怀塔布、杨崇伊二人到天津传达密旨。荣禄奉旨后，即调聂士成军五千人集中天津，甘军董福祥部进驻长辛店。接着，御史李盛铎奏请皇帝奉太后于10月到天津阅兵。原来，守旧派害怕引起外交团[2]的干涉，不敢在北京发动政变，所以变更计划，改在天津布置阵地，只等御驾一到，就由荣禄表演“逼宫”一剧，逼迫光绪交出政权。
光绪在宫廷中也不是没有耳朵的。他听了以上消息，吓得魂不附体。他自翁师傅被逐回常熟原籍以来，身边无一个可共机密的大臣。一天，林旭在军机处值班，他悄悄写了一道密诏，叫林偷带出去，转命康有为等速筹解救之策。天可怜见，这些白面书生平日只会信口讲大话，提笔写空文，何曾见过真刀真枪来？他们接过密诏一看，一个个急得搔头抓耳，想不出救驾的办法来。还是康有为想到了袁世凯：“此人参加过强学会，翁同龢出京路过天津的时候，又曾登车送行，他跟太后也并无直接渊源。他又是荣禄手下的一军之长，如果能够把他拉过来，荣禄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此言一出，大家就像在茫茫雾海中抓到了救生圈似的，屋子里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只有林旭不以为然。他说：“袁世凯不可靠，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谭嗣同插话说：“正因其反复无常，才可以把他拉过来。我们奏请皇帝封他一个大官，他就会倒在皇帝的一边了。”
[1] 西太后信佛教，宫中称她“老佛爷”。
[2] 外交团指各国驻京使节。
事实上，维新派并非不知这不是万全之策，但是除此别无良策。毕竟康有为老练些，主张派人先去试探袁的口风，然后见机行事。他们派去的人当然也是维新派，而袁是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能手，一见此人，他就满脸堆上忠义之色，把光绪皇帝捧上了三十三重天，说什么圣德巍巍，超古迈今，虽尧舜禹汤亦有所不及。那人暗示皇帝推行新政，受到守旧派的阻挠，身边缺少个保驾将军。袁即指天誓日地说：“今上[1]倘有用得着我袁某人之处，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于是谭嗣同奏请光绪召袁进京陛见。
9月15日，袁应召由天津到了北京。次日黎明，光绪在颐和园玉澜堂召见，对他在小站练兵略略奖了几句，即降旨开去其新授直隶按察使的职务，着以侍郎候补。读者们，侍郎非比等闲，内可升授尚书，外可简放巡抚，做了侍郎就够得上称为朝廷大臣了。一个刚晋级为按察使的地方官，一跃而为朝廷大臣，这在当时不能不称为“异数”[2]。
17日，袁再到玉澜堂叩头谢恩。光绪叫他20日入宫请训后回天津。
光绪突然召袁进京，荣禄事前并无所闻，他就觉得事情一定有蹊跷。袁到京后又突然加官进爵，荣禄更加起疑。18日，他捏造英俄两国已在海参崴开战以及英舰多艘在大沽口外游弋的假情报，三次急电召袁回津。袁既不敢违抗顶头上司的命令，又不敢不向皇帝请训不告而行，那一天弄得他心情忐忑，坐立不安。
18日晚间，有一个器宇轩昂、面貌英俊的青年人驱车到法华寺访袁，不待通报直入内室。看门人阻挡不住，抢步向前要了一张名帖，高声喊道：“谭大人到！”袁急忙整衣出迎，谭嗣同已经一脚跨了进来。他二话不说，要求关门密谈。袁跟他素不相识，此次突然来访，时间又在深夜，而且还要关门密谈，心里不觉一跳。
[1] 封建王朝称皇帝为“上”。“今上”指当今皇上。
[2] “异数”是官场中的术语，凡不依常规而越级升迁者称“异数”。
谭首先向袁拱手称贺，接着问道：“阁下可知恩命何因而来？”
袁惶惑地说：“可不是吗，不知道哪位大臣在圣主台前谬加推引，愧无尺寸之功，忽受破格之赏，我正在这里诚惶诚恐，受宠若惊呢。”
谭摇头不以为然。
袁试探地说：“敢情出自老兄的台爱？”
谭严肃地说：“简在帝心！”他说这话的时候，把一道锋利的眼光直盯着袁，好像要从他的内心深处搜索什么东西似的。
袁毕恭毕敬地听着。
谭把嗓音压低，身子靠拢一步说：“圣眷如此优隆，阁下何以为报？”
袁斩钉削铁地回答说：“赴汤蹈火，肝胆涂地，万死不辞！”
“那就很好，我用不着兜圈子说废话了。”于是谭把守旧大臣怂恿太后，准备发动政变废黜皇帝的阴谋和盘托出。他说：“现在皇帝大难临头，正是臣子立功报国之秋！”
袁入神地听着，连眼睫毛都一动也不动。他的神色似乎随着对方的调门而翻腾不定，一会儿紧张，一会儿愤怒，一会儿又在沉沉深思。
谈到末了，谭提出了一个以政变回击政变的策略，叫袁不动声色回到天津，等到皇帝阅兵之期，一面妥慎布置，保卫圣驾，一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宣布奉诏讨贼，即将逆贼荣禄斩首军前，事毕带兵护驾回京。谭又保证袁于20日入宫请训时，皇帝一定有一道朱笔手诏当面交给他，将来事成之后，一定升他为直录总督以酬其功。
谭鼓励他说：“你办好这件大事，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很大的好处。否则……”他拍着自己的脖子半真半假地说：“你到颐和园举发我[1]，这场功劳却也不小！”
袁把脸色一沉说道：“你把我袁某人当作什么人！我三代世受国恩，如有三心两意，管教天诛地灭！”
[1] 当时西太后常住颐和园。
谭又再三叮嘱他务必严守秘密，因为这件事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生死，而且也关系到皇帝的安危，国家的祸福，不可等闲视之。
袁满有信心地说道：“你放心，我杀荣贼就像宰一条狗一样！”
谭走后，袁立即把他的智囊尹铭绶唤进来讨论这个问题。尹是湖南人，当时两广总督谭钟麟的孙女婿，中过榜眼，授职翰林院编修。他略一沉吟，就提出了他的看法，认为当前应当研究的是谁有力量的问题。太后有兵权在手，皇帝所依靠的不过是几个赤手空拳的书呆子，太后的力量大，皇帝的力量小。如果站在皇帝的一边，危险性较大而成功的可能性较小。
袁凝神地倾听着，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
9月20日，光绪在乾清宫接见了袁。这是一座阴沉沉的殿宇，光线非常暗弱，而且静悄悄有如荒山古寺。光绪坐在御座上，轻言细语地讲了几句话，即授以小令箭一支，叫袁办好钦差后即日来京陛见。这支令箭就像古代帝王赐给大臣们的尚方宝剑一样，谁拿了这件东西，谁就等于皇帝所派的全权代表，对任何官吏可以先斩后奏，便宜行事。
袁战兢兢地退出了乾清宫，当天乘火车赶回天津。下车后一步也不敢停留，急匆匆地径往总督衙门求见。当晚荣禄也急匆匆地带领卫队乘火车到北京，下车后径往颐和园，跪在西太后的面前哭求救命[1]。
太后听了荣禄的哭诉，气得额角上青筋暴起，当晚召集怀塔布、许应骙、杨崇伊等到西苑举行紧急密谈。太后叫荣禄先回天津待命，把他带来的卫队留下来把守紫禁城。
第二天一大早，光绪照例到中和殿阅览奏章，即有太监口传懿旨，太后请皇帝到瀛台相见。光绪怀着一颗战栗的心跑到那个周围环水的宫中小岛，太后却不在那里，从此他就不能离开瀛台一步了。
[1] 袁世凯死后，他的幕僚张一麟发表了袁所写的一篇回忆录，名叫“戊戌政变日记”。在日记里，袁把西太后比作祖母，把光绪比作父亲，吹嘘他在帝后之间尽力调护，煞费苦心。又把谭嗣同描绘为少年气盛，残忍嗜杀之徒。他并不讳言向荣禄告密，但又矢口否认出卖光绪。他说，他曾面谏光绪，一切国家大计不宜轻信新进小臣（指谭嗣同等维新派）。回到天津后，他又曾力劝荣禄“保全皇上”，否则他将“仰药而死”。荣禄也指天誓日地表示“决不累及上位”。其实，光绪与维新派已成“同命之鸟”，怎么能够只出卖维新派而不出卖光绪呢？证以后来光绪被囚于瀛台的种种事实，所谓“保全皇上”和“决不累及上位”，都是欺人之谈。袁的日记可能是张一麟代笔，替袁掩盖其历史罪责。当时外文报刊和梁启超所写的《戊戌政变记》，以及后来英国人濮兰德根据宫中满人提供材料所写的《慈禧外记》，才都是比较可信的。
宫廷传出消息，皇帝骤患重病不能视朝。当天太后再临朝听政，下令搜查南海会馆逮捕康梁二人。康有为已于先一日奉密旨避往上海，梁启超也在日本人的掩护下逃走了。
这是9月21日，距离四京卿入军机处不到20天，距离下诏变法也只有103天，所以历史上称为“百日维新”。
太后再临朝后，所有百天来光绪宣布的新政，统统被取消了。
谭嗣同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政变的那天，一位日本朋友气喘吁吁地跑来劝他逃走，谭却毅然不动。那位朋友发急地说：“你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留得此身，将来可以重整旗鼓，对国家对自己不是更有利吗？”谭说：“自古以来，未有不流血而能成大事者。我愿流血以待后人！”
谭身边有两个传奇式的“江湖侠客”，一个叫通臂猿胡七，一个叫单刀王五。这两人以前都是北五路的著名镖客。谭先认识胡七，向他学耍锏，打太极拳、形意拳和使双刀，后来又想学单刀。胡介绍善使单刀的王五来教他。这两人结拜有十八名弟兄，每人身怀一套绝技，只是缺少一位龙头大哥。江湖上习惯，做大哥的人不一定是年纪最大的和武艺最高强的。《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和《水浒传》中的宋江，就都不是冲锋陷阵的战将，而宋江在一百零八将中也不是年纪最大的。做大哥的人，必须胸襟磊落，气概不凡，办事公平，疏财仗义。他们想推谭嗣同做大哥，可是他的父亲谭继洵现任湖北巡抚，而他本人也是四品京卿，不能公开做帮会头目。所以胡王二人先打进谭的身边，其余十六人则暗中跟随，打算以谭为中心，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来。
谭也知道胡王二人身外有身。政变发生后，他想依靠这批“侠客”营救光绪出险。只因深宫内苑，警卫森严，一时无从下手。
政变后的第四天（9月25日），太后才有命搜捕康梁余党。胡王二人先一晚得到消息，没等天亮就一口气跑到浏阳馆来，劝谭马上远走高飞。谭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口里也没说什么，他却从容不迫地把放在床头的红漆枕头箱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七封信来，这些信都是他父亲近月以来陆续寄给他的。他在昏暗的灯光下，提起笔来，摹仿父亲的笔迹写假信，信中都是训斥儿子的口气，写好了一封假信，就烧掉一封真信，把假信套在原来的信封里。他此时决心一死，害怕连累父亲，所以写假信证明父子俩的政见不同，以混淆逻者的耳目。他写了一封又一封，胡王二人都急得热锅蚂蚁似的，一再劝他不要再写了，可是他边写边劝他们二人从速离开：“人各有志，我已打定主意不走。你们为什么不走呀？快走快走！留在这里陪死是白死！”
写完了七封信，谭按时间先后一一纳入枕头箱子里。此时天色已经微明。猛听得门外一阵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胡七紧张地说：“现在已经跑不出去了。快跳上屋脊，我们一前一后夹着你越墙逃走！”谭的眼睛突然一亮，指着墙头命令地说：“快跳！”说时迟，那时快，当胡王二人纵身而上的时候，一群捕快随即破门而入。
这两人急匆匆找到了他们的一伙弟兄。大家商议之下，事已至此，最后只有劫法场一策。他们决定在行刑的一天，各人暗藏武器，分别躲在顺治门城墙上窟窿里，只等囚车一到，大家动起手来，先放火引起刑场上骚动，随即乘乱抢人。
哪里晓得，9月28日行刑的一天，步军统领派出了大队人马，一色弓上弦，刀出鞘，就像派出去冲锋打仗的队伍一样。菜市口刑场周围布置得特别森严，密密麻麻，挤满着手提大刀的兵勇。只见尘土滚滚，号角声声，吓得观刑的老百姓们跌跌撞撞地分向两旁闪开。囚车走过时，大家看见车上绑着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杨深秀六名犯官，一色五花大绑绑得结结实实。这种排场莫说杀戮朝臣，就是处决江洋大盗也不曾见过。原来这又是袁世凯所出的主意，他知道谭嗣同身边有一批飞檐走壁的“侠士”，特地关照刑部，必须加意防范，以免发生意外。
十八名好汉看到这种场面，暗中叫苦不迭。他们劫法场的计划当然行不通了。后来据胡七回忆[1]，当六名“犯官”到达行刑地点时，他跳下城墙，站在王麻子剪刀店的屋顶上，装作看热闹人的模样。他看见开头刀的是康广仁，一刀砍下去，鲜血汩汩地冒出来，可是脑袋兀自装在脖子上，连砍几刀也没砍下来。原来清朝刑部有一项规定，杀官吏的刀子和普通刑刀不同，是一种上了锈的钝刀，越是杀大官所用的刀子越钝。清朝统治者认为，官吏是皇上家的奴才，官吏敢于谋反叛逆，罪应加人一等，叫他们死也死得更痛苦。那天所用的刑刀是一把久未磨过的叫作什么“大将军”的钝刀。康广仁临刑时早已三魂出窍，两眼半开半闭，浑身抽搐不停。由于头砍不下来，那个浓眉大眼的刽子手就一手把他的脖子拉长，一手用刀去剁，好容易才把那颗头剁下来。这种惨绝人寰的酷刑，莫说受刑者，就是观刑者也都吓得魂不附体，掩面而不忍看。谭嗣同轮到第五人，他却神色不变，叫监刑官、军机大臣刚毅走过来想跟他讲几句话，刚毅却理也不理走得更远了。
[1] 1917年，北京教育部高级职员易克臬（解放后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跌断了手骨，请京师警察厅教拳的胡致廷替他接骨，往来日久，胡才讲出他就是谭嗣同身边的胡七，时年62岁。这段材料是胡七亲口所述。谭嗣同有一首绝命诗写道：“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梁启超批注：“盖念南海也”（想念康有为）。据胡七所述，他和王五二人所练武功均属昆仑派，因此“两昆仑”应指胡王二人。梁在浏阳馆见过王五，但未见过胡七，所以《谭嗣同传》中只提到王五，而又误“单刀”为“大刀”。胡七还说，义和团起义时王五在河北被误杀。
“六君子”被杀后[1]，太后本拟大兴党狱，把全国同情维新派的知名之士一网打尽，因有洋人干涉之谣，才不得不“从轻发落”，分别予以革职、充军和永远监禁的处分。太后调荣禄为军机大臣，派裕禄继任直隶总督。裕禄未到任的时候，袁世凯做了几天的护理总督。太后赐给袁白银五千两，并补发命令授为候补侍郎。
太后本拟废黜光绪，改立端郡王载漪之子、年仅十五岁的溥儁为皇帝，以便继续训政。她又害怕废立之举会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因此先叫军机处密电征求各省督抚的同意。两江总督刘坤一首先回电说：“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刘坤一反对变更帝位，正是代表西方帝国主义的意见。太后看了这个电报，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只得把废立计划推迟一下，先立溥儁为“大阿哥”[2]，打算等待一个时期，借口光绪病情恶化，逼迫他传位于大阿哥。根据外交习惯，一国建立储君，各国公使均应入贺，可是他们对于清朝建储一举，采取了不理不睬的态度，因此太后更不能无所顾忌，只得让光绪仍旧挂着皇帝的空名，直至死亡为止。
戊戌政变后两年，另一维新派急进分子唐才常在两湖起义失败，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杀，两湖维新派株连被杀者又有二百余人。
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受世界民主潮流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提出了两项政治目标：挽救国家危亡，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一方面力求避免列强瓜分之祸，一方面又对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存在幻想，企图在它们的支持下实现其变法主张。当时同情光绪变法的有英、日等君主立宪国家，同情太后和守旧派的有君主专制的俄国。当时中国新旧两派的斗争，都具有明显的国际背景。维新派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了解某些国家同情中国变法维新，它们的实际目的是什么，事实上，在当时的条件下，经济侵略已经成了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某些国家企图利用中国改革政治，以投资、借款、开发资源等方式作为幌子，把它们的经济势力更加深入地渗透进来，使中国沦为它们的半殖民地，而绝对不会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无论支持哪一派，也绝对不会放弃其侵略政策，只不过是不同的帝国主义，在争夺中国的问题上，采取不同的手法，利用不同的工具而已。
[1] 维新派六人被杀后，时人称为“六君子”。
[2] 大阿哥即皇太子的意思。
维新运动的失败，论者往往归咎于袁世凯的叛卖。其实，当时荣禄拥有军队四五万人[1]，加上北洋淮系各军和北京旗汉各营又有几万人，而袁的军队仅有七千人，强弱之势悬殊，即使袁倒在皇帝的一边，也将无法改变维新派失败的命运。有人认为，如果袁按照谭嗣同的指示，在天津阅兵时举行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攻其不备，就能以少胜多。这种设想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后党一面布置政变，一面已经作好军事准备，京津两地都牢牢控制在他们的手里。光绪召袁进京，并且破格加恩，荣禄并未昏睡不醒。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突击，狡黠阴狠的袁世凯是绝不会冒险出此的。
在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因为拥有北洋新建陆军，成了新旧两派争相拉拢的对象。这是他使用反革命武装作为政治资本进行投机的第一幕。政变后的两年，中国又出现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风暴。
[1] 荣禄接任直隶总督后，改编所部为“武卫军”五个军：前军聂士成，后军董福祥，左军宋庆，右军袁世凯，中军荣禄自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