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年初，日本侵略者向袁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袁世凯的总统变皇帝的连台大戏自不便公开表演。等到对日交涉以接受亡国条件而告一段落，袁认为日本政府收了这笔厚礼，不会出头来干涉他做皇帝了，因此帝制运动旧调重弹，且有急起直追之势。
日本报纸的耳报神真快，首先把中国将恢复帝制的消息揭露出来。袁看了这段译文，立即发表谈话说：“辛亥革命初起时，清室愿意让位于我，我坚决不肯接受。我如乘人之危取而代之，便是欺孤凌寡，不仁不义，不忠不信。为了保障皇室安全，我不惜牺牲一己，勉强出面来担负艰危之局。我完全懂得古今中外帝王子孙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做皇帝。我已牺牲了自己，岂忍再遗祸子孙！”同时，他叫他的御用报《亚细亚报》发表论文，力辟帝制谣言荒谬无稽。
进步党首领梁启超非常关心这个谣言。虽然他和进步党已被打入冷宫，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只要袁不做皇帝，不论做独裁总统也好，做终身总统也好，他们都愿为袁继续效劳。梁启超知道由共和倒退到帝制，是逆潮流而动，必将自取灭亡。他和某些人一样，认为袁不会真想做皇帝，而是想做一个皇帝化的总统。但他记起袁克定对他的一席话，却又不能不引起疑心。原来，这年年初，他接到袁克定的一张请帖，请他到汤山参加春宴。他如时前往，一眼看见只有主人和杨度二人在座，别无其他客人，就不免感到惊疑。袁克定满面春风地迎接他说：“卓如先生，今天没有邀请外客，我们好随便谈天。”接着，他们坐下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漫谈中外古今，渐渐谈到政治问题。袁克定似有意又似无意地问道：“近来外面舆论都认为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见？”这一问问得突然，梁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他愣了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我生平只研究政体而很少研究国体。”
梁对政治是很敏感的，他把袁老大的话和复辟之谣以及袁的一切措施结合起来加以观察，就肯定袁家父子正在搞帝制自为的把戏。他急忙把家眷从北京搬到天津租界，自己则于3月25日出京，绕道上海回广东老家探望他的父亲。他跟冯国璋的关系很好，6月间他到南京去看冯，想从冯的口中探听北京的政情内幕。冯约他同程北上，于是他们二人于6月27日同车到北京。
冯是应袁之召前来述职的。原来，对日交涉屈服后，袁打算召集各省将军晋京举行一次大规模军事会议，公开宣布划分军区以及废省改道等计划。此时又有狗头军师提醒他：“现在正当筹备开国大典的时候，应使将士归心，废督废省等问题还是以缓提为妙。而且，中日交涉解决不久，如果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可能引起日本误会，带来新的麻烦。”袁听了这几句话，又像冷水浇背一样，于是改变计划，分批电召各省军人来京述职，借以窥探他们对帝制问题的态度。冯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将，首先应召来京。
冯一连见袁三次，袁待他特别亲热，每次都同他共进午餐。冯谈到外间关于帝制问题的许多推测。袁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难道你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也不是无所本的，往日暴民[1]专政时期，曾经有人说过，共和不适合国情，我在口头上也曾流露过愿意退归田里或者还政清室；近来新约法颁布，其中有总统得颁授爵位的一条，有人又认为这是变更国体的一个预兆。我早就感觉到，五族权利一律平等，既然满、蒙、回、藏各族都可以封王封公，为什么汉族同胞就不能享受同等权利呢？授爵条文对各民族都应不加限制，我一定要做到一视同仁。可是，为了避免误解，目前我不打算授给汉族以爵位。”
冯想说几句话，可是没有机会开口。袁又往下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我的心事不妨对你直说。现在总统的权力和责任已经与皇帝没有区别，除非为儿孙打算，我实在没有做皇帝的必要。至于为儿孙，我的大儿子身带残疾[2]，老二想做名士，我给他们排长做都不放心，能够叫他们担负国家的重任吗？而且，中国一部历史，帝王家总是没有好下场的，即使为儿孙打算，我也不忍心把灾祸留给他们。当然，皇帝可以传贤而不传子。现在总统也可以传贤[3]，在这个问题上，皇帝和总统不也是一样的吗？”
[1] 指国民党。
[2] 袁克定同他父亲一样，曾坠马伤足，所以袁说他“身带残疾”。
[3] 指新约法所规定的后任总统必须由现任总统预先推荐三人，密为封藏，选举时由立法机关取出，在三人中选举其一。
冯急忙挡住袁的话头说：“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可是，总统功德巍巍，群情望治，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
袁把眉头紧蹙了一下，似乎要生气的样子，坚定地说：“不，我决不干这种傻事！我有一个儿子在伦敦读书，我已经叫他在那里置了一点产业，万一有人一定要逼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从此不问国事！”
袁说得如此斩钉削铁，使冯将信将疑。他去找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张一麟把袁所讲的话照述一番，并且问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位苏州才子在小站练兵时就做袁的文案，参与机密最久，跟冯的私交也很深。他说：“有是有这么一回事，有人想做开国元勋，鼓动老头子做皇帝，但是老头子不会这么傻。他的话是可以信得过的。”
冯把以上谈话都转告了梁启超，于是两人同下结论说：“仲仁[1]的话是信得过的，老头子不会这么傻！”
梁的周围经常有新闻记者往来，因此袁、冯二人的谈话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一部分，帝制之谣便又突然沉寂下来。
冯回到南京不久，活灵活现的帝制机关“筹安会”公然宣告成立。冯打电报问张一麟，张只好承认他自己消息不灵通，事前毫无所闻。冯不禁跳起脚来发火说：“老头子真会做戏！他哪里还把我当作自己人！”
这里有必要把筹安会产生的过程补上一段。
前面说过，袁有两个外国政治法律顾问：一个是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这两个人都是袁用以推行帝制运动的开路先锋。袁为什么要搬出这两个外国宝贝来唱开台戏呢？这是因为：一个宝贝是美国人，美国为共和先进之国，精通政治学的美国博士尚且看出共和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可见中国确有取消共和之必要。一个宝贝是日本人，日本为君主立宪制的强国，日本法学博士出面来鼓吹中国改行帝制，更可说明中国确有改行君主立宪制的必要。1915年8月，古德诺将要回国的时候，袁授意叫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交《亚细亚报》发表。这是帝制运动公开化的第一声。
[1] 张一麟字仲仁。
这时，就有善观风色的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秘密呈请改行帝制，袁命内史夏寿田把他们的意见就商于杨度。袁叫杨度授意徐佛苏等先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性团体，并且网罗一批大名流参加，先为帝制运动制造舆论。袁对任何重大问题，自己从不出面，叫杨度授意可以不落痕迹。袁叫杨度只做幕后人，不要抛头露面，这是因为杨跟他的关系很深。如果由杨出面，戏法就会被戳穿。但是，杨认为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大问题，应该让他亲自出马，如果隐身幕后，将来做不了开国元勋，充其量不过是一名跳加官的小角色而已。
杨度跟袁克定的关系拉得很紧。袁克定最不喜欢徐世昌，背人呼之为“活曹操”。杨也必须排斥徐世昌才能取得新朝宰相的地位。
袁氏父子都想拉拢几个大名流，挂出“学术团体”的招牌，以便欺骗国人。杨度则想包打包唱以免别人分功。袁克定非常重视梁启超，因此以春宴为名请他到汤山谈话。那次谈话谈得并不入港。梁走后，袁克定感到很失望，杨即安慰他说：“这个书呆子是不会反对帝制的，他表示只论政体而不问国体，说明他今天仍是立宪派，至于君主立宪或民主立宪，他是无所容心的。”
杨为抢夺头功，立即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托夏寿田转呈。袁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成长匾赐给杨[1]，并把这篇文章寄给段芝贵，叫他秘密付印，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但仍无叫杨出场露面之意。
杨知道一个人包打包唱是做不到的，必须找几个知名之士，才能使袁满意。他找到了孙毓筠、胡瑛、严复、刘师培、李燮和五人。这些“知名人士”，有的是杨的老朋友，有的是被杨硬拉过来做他的帮手的。其中有四个是同盟会（国民党）的变节分子，一个是学者。在变节分子之中也有一个是学者。
杨度和孙毓筠、胡瑛、李燮和等人的历史，前文已经写过，这里再把严复、刘师培的历史简介一下。
严复，字几道，别号幼陵，又号又陵，福建侯官县人。1876年（光绪二年）以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被派到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1900年避难到上海，曾与章太炎同去参加唐才常所召开的张园“国会”，被推为副会长。事后清政府拿办首事诸人，他便躲在租界里以译书自遣，译有西方名著《天演论》、《原富》等书，传诵一时。他的脾气很古怪，欢喜同别人抬杠子，别人说往东好，他偏要说往西好；等到别人也说往西好时，他又反过来说西不如东了。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曾经延揽过他。他鄙夷地说：“袁世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但是，当载沣逐袁下台时，他又惋惜地说：“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民国成立后，他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监督。袁很重视他，先后聘为公府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袁氏父子进行帝制活动，想找几个大名流组织“学术团体”，因为找不到梁启超，就叫杨度去找他。他虽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但始终没有写过拥护帝制的文章。
[1] 1914年3月18日，袁授杨度勋四位，并给孙毓筠一等嘉禾章。5月31日，亲题“旷代逸才”四字赠杨。杨有谢恩折说：“为恭达谢忱事：五月三十一日奉大总统令：杨度给予匾额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由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伏念度猥以微材，谬参众议，方惭溺职，忽荷品题，维袚饰之逾恒，实惶悚之无地。幸值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佳会。声华谬窃，返躬之咎弥多；皮骨仅存，报国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谢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
刘师培原名光汉，别号申叔，江苏仪征县人。早年著有《攘论》、《中华民族志》，鼓吹排满革命。他和章太炎都是光复会的发起人。他又是博览群书的国学家，著有《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读左札记》、《中古文学史》等书。他在东京作亡命客时，身染肺病，生活非常困苦。由于金钱的诱惑，他变节成为两江总督端方的政治情报员，提供革命党人的情报。1911年随端方入川。端方被杀后，他流落成都。其妻何震则由汉口到北京，经友人介绍，再往太原担任阎锡山的家庭教师。她请假入川迎刘到山西。阎任刘为军署顾问，随后又向袁推荐，袁先后任为公府咨议、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兼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他也写了一篇《国情论》，还发表《劝告旧同盟会诸同志书》，以见好于袁。
孙毓筠自交卸安徽都督后，即在北京定居，袁任为公府顾问，月支八百元。国民党二次革命时，他曾组织“国事维持会”，以调和南北为名，暗中为袁效劳。袁先后任为约法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他早年在东京时即与杨度相识，在南京入狱后杨又加以营救，所以他们二人关系很好。胡瑛与杨有旧友而兼同乡之谊。他交卸山东都督后，通过杨的关系被袁收买。国民党二次革命时，曾南下劝黄兴不要举兵反袁。李燮和交卸光复军总司令后，被任为长江水师总司令，驻防太平，授陆军中将及勋五位，因缺少军事实力，不久被裁下台。宋案发生时，他也以调和南北为名，到北京有所活动，曾电劝黄兴适可而止。此时也被杨拉拢成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
1915年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这个宣言首先瞎说一通，讲什么辛亥革命时，全国人民激于一时情感，仓促成立共和国体，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以致“深识之士”，虽明知其后患无穷，也“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这个“深识之士”指的是袁，这种说法是替袁洗刷其忽而赞成共和，忽而改行帝制，反复无常，自私自利的罪行。宣言把“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都归罪到人民自己的头上。接下去援引拉丁美洲各国内战不停的恶例，以证明共和制不善。然后把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抬出来作为一块金字招牌，说他不久以前发表高论，认为“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政体”。于是宣言论证说：“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最后，宣言又把笔锋一转说，他们组织这个学术团体，“以筹一国之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己见，以尽切磋之议”，希望“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
在发表这个宣言的同时，他们六人还联名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以及各公法团体派遣代表到北京，共同研讨国体问题。但是，他们不等各省代表到来，即于8月23日在石驸马大街成立筹安会，并自行决定以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四人为理事。他们发出通知说：“本会宗旨，在于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其实，他们在宣言中已经作出结论，君主制优于民主制，所谓研究、讨论，显然都是废话。
宣言发表后，各省将军、巡按使看出这个团体的后台老板就是袁氏父子，因此纷纷派代表到北京，并且填写志愿书加入该会。该会发给会员每人表决纸一张，请其填写“君宪”或“民宪”二字，根据票数表决。于是这个学术研究团体进一步成为表决国体的团体。当然，那些由各省军民长官所指定的代表，都会仰体“宪意”，一致主张“君宪”，于是该会发表了主张“君宪”的第二次宣言。宣言内容分为“求治”与“拨乱”的两部分。求治部分说：“中国而行前日之真共和，不足以求治；中国而行今日之伪共和，更不足以求治。计惟有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乃能名实相符，表里如一。”拨乱部分说：“如无强大之兵力，不能一日安于元首之位……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实为兵选。”宣言的结论是：“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这个宣言虽是满纸胡说，但在字里行间却也暴露了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并且对他的实力政治和以武力解散国会，废除旧约法，颁布新约法等罪行，作了货真价实的供状。
该会原拟组织各省代表向代行立法院（参政院）举行变更国体的请愿，以示此举出自真正民意，但因参政院已定于9月1日开会，所谓各省代表来不及全体赶到北京，于是他们采取了偷工减料的速成办法，指使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公民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所有请愿书都由该会代为起草。9月1日，参政院开会时，便有所谓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的“公民代表”纷纷呈递请愿书。从筹安会成立到组织请愿，为期不到十天，像这种高速度的“改革政治运动”，古今中外尚无其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