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顺帝值得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出讨论，不是因为他之个性和作为有特别之处，倒是由于他处境之特殊。元朝一共有十一个皇帝，第一个皇帝世祖忽必烈从他称帝之日算起，在位三十四年（起先的十二年不称元朝）。兹后的九个皇帝一共只经历了三十八年。而最后的一个顺帝却又在位三十五年。这三十五年内，元帝国由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终至土崩瓦解。最后明军之北伐，如摧枯拉朽。元朝的覆亡，与其他几个朝代类似。只是通常我们看到异族入主，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强悍的骑兵南侵，所向无敌。这次却以多数民族为主，以长江以南为根据地席卷华北。元将或死或降。最后顺帝直到通州失守，才夜半开大都（北京）的健德门北奔，时为1368年，也是明洪武元年。两年后顺帝因痢疾死在内蒙古之应昌（多伦北），他的后妃皇孙全部被明军俘虏，只有太子率十余骑遁去。明朝认为妥欢贴睦尔（toghon temtir）在国破家亡之前夕，不背城一战，而决心逃窜漠北，是为“顺天命”，所以称他为元顺帝。
传统历史家以“朝代历史”为着眼，顺帝御宇的三十五年元朝的统治力量与威望都已江河日下，总不外“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必然后果，那么也就没有如何值得琢磨、切磋之处了。我们不以为每一朝历史尽是他朝之殷鉴。在前述特殊情形之下，倒也有机会看出中国传统政治的真髓。而且失败也不一定是由于错误，有时某种人文因素在某种环境之下注定的无法顺利的展开。我们看到一个少数民族虽获得政治领导权而不愿迁就于多数民族政治体系之需要，其统治不能长久。我们虽一面以今日的眼光批评这种体制（因为这是今日读史的首要目的，也就是要把今人的地位解释得合理化），一方面却也领悟到当时限于组织上技术的能力，选择的机会至少（不然我们就不能了解何以历史不能缩短，何以中国不能超次越级的立即进入现代）。
接着元朝的是朱明王朝。洪武帝朱元璋很多的设施，今日看来是极不合时宜的，而当日他偏要那样做。也只有将隋唐宋元的历史一口气地看下去，才能体会到他的处境和我们不同，而此中的背景，元顺帝的一段也不可少。
从顺帝的本纪我们不容易看出他的个人性格。传统的作史者，也有把他写作一个典型的亡国之君的情势。比如说：他喜欢田猎，有一次猎于柳林，凡三十五日。他也有西僧教他“行房中运气之术”或称“善秘密法”。若干私人留下的笔记说他和喇嘛僧有公众的淫行，甚至牵涉官员妻女。他也在国事蜩螗之际，于内苑造龙船，“帝自制其样，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又造宫漏，“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罕有”。此外他教宫女使用各种乐器，在赞佛前舞蹈，都是他“怠于政事，荒于游宴”的证据。这种说法，与记载其他很多亡国之君的行止，如出一辙，其真假不论，只是要将元代之覆亡，归咎于最后的一个皇帝之缺乏道德与责任感，就有歪曲事实的嫌疑了。
妥欢贴睦尔原来是元朝宫廷政治的牺牲者。他以先朝皇帝的长子被流放，首先住在朝鲜北部的一个岛上，次安置于今日之广西桂林，他曾读少量的汉文书，但是根柢不深。1333年他十三岁突交好运，被几个权臣迎接出来做皇帝。但是起先七年他完全受制于立他的伯颜（很多蒙古人用这名字，此不是灭宋之伯颜）以及当时的太后婶母不答失里的势焰之下。1340年他才利用伯颜之侄脱脱（也有不少的蒙古人用这名字，详下）策动政变，将伯颜及不答失里流放，自主地做皇帝。从他的形迹看来，顺帝是有权能的政客，适于生存，富于弹性，愿意将就妥协，擅长利用一个人物或一种机构去平衡另一人物或因素。例如他自己好佛而主持佛教的各种仪节，却又经常出席经筵听儒臣讲解诗书。在他手下蒙古人和色目人占上风，他却援引一个汉人贺惟一做御史大夫和左丞相。贺说这些职位依成例只有蒙古人能任就，皇帝则赐贺蒙古姓名太平，一定要他居此职位，并且诏省台官兼用南人。他的本纪里也看不出任何偏激的言辞。他对臣下的谏劝接纳与否，也不追究进谏人，我们想象以当时宫廷处境之艰难，妥欢贴睦尔只能将就现实。他固然没有领导能力，可是要不是他的机警圆滑，也决难在位如是之久。
顺帝的处境，简略言之，即在元世祖的时代就已排定妥。忽必烈一心要保全蒙古人血统与语言的完整，这在中国以小自耕农为社会主体，实行官僚政治，利用教化作为行政工具的条件下，就已经格不相入，即算忽必烈没有种族主义的心肠，他的政策已经有了种族主义的后果。并且在无形之中，已经将蒙古人的部落思想，带入大都的政治里去。甚至成吉思汗的家法，以“忽烈而台”的选举方式产生大可汗，也给元朝政治留下了一种不良的影响。忽必烈自己的称帝，已经违法，以后皇位的继承人也预先立为太子（甚至弟兄互为皇帝与太子）。可是新皇帝在上都登基，蒙古的宗藩诸王俱在，并且每年春夏要驻留上都，要是某一派系的坚决反对，即侥幸在位亦难长久。这也和专制时代天子出诸天命是人间最高的权威观念相冲突。况且元朝的皇后，依成例有她掌握的户口钱粮，有下属的职官，更足以代表她出身的门系之利益。这些条件都促成宫廷政治的不稳。顺帝以前的九个皇帝之内，英宗和明宗被弑，天顺帝只九岁，在兵变时不知所终，宁宗只六岁，在位两月逝世，至今历史家还怀疑他死于非命。以上还没有算到成宗与武宗间的安西王阿难答。他也和顺帝一样被簇拥到大都，只是刚称摄政，还没有做皇帝，就被执押解到上都见杀。
自从世祖忽必烈之后，元朝只有一个皇帝，有带兵作战的经验，此即是顺帝的祖父后来称武宗的海山（kaishan），他在1299年率领元军到中亚细亚与窝阔台的孙子海都作战。后者始终不承认忽必烈的元朝为合法，甚至元帝纵是中国的天子，也不是蒙古人的大可汗（详本书“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末段）。他纠集了很多成吉思汗的后裔，曾一度将两方之间七十万的人口驱逐到中国境内。海山镇漠北之后两年海都去世，他的联盟瓦解，海山又继续执行五年的扫荡工作，永远解除了元帝国在西北部所受的威胁，才回上都做皇帝。因之在他手下立战功者，产生了三位权臣。一是燕帖木儿（el temür），一是康里脱脱（toghto the kangli），而最后一位则是上述的伯颜（bayan the merkid），燕帖木儿和康里脱脱都是色目人，属于中亚的突厥语系，而伯颜属于蔑儿吉氏，虽是蒙古人，不属于元朝皇室的正统。在1333年武宗早已去世，元朝的皇位也经过很多的周折，可是这时康里脱脱已经早死，燕帖木儿虽然也参与拥戴顺帝，而且将女儿立为顺帝的第一任皇后，他自己却在顺帝正式登极前二月去世，再二年之后，他一家全被清算，其中伯颜的力量为多，因此伯颜成为顺帝朝中惟一的跋扈权臣。
顺帝登极不久，伯颜以太师为右丞相，封秦王（据说那天秦州地震），以后更废左丞相，自此独揽相权。德国汉学家herbert franke说：“他确定的是反对中国人的，因此他就与年轻的皇帝冲突，而皇帝倒倾向于臣下对中国传统多少有些关心的蒙古官员。”
可是妥欢贴睦尔十三岁做皇帝，十五岁亲眼看到他的皇后被伯颜牵去处死，他的同情和倾向，在他登极首七年之内，也不会发生任何实质上的作用了。
在伯颜主持之下，元朝废科举。这种公开的考试制度在元朝本来发轫已迟，直到1315年才第一次举行，去开国已五十五年，并且其条制将蒙古色目人分为一科，汉人南人另分一科，因此前二者人口，只有全国的百分之三，其分配名额倒有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并且朝中的大官除少数例外，一向都是蒙古与色目人包办。至此连这种考试刚行二十年，也一并停止，以后入仕禄除了少数由学校生员出身之外，就靠父祖的勋绩荫官，或以吏员补官、或以卫士久侍近闼升官了。
伯颜又以汉人造反，重申汉人高丽人及南人不得执兵器之禁。《元史》说他曾提议杀张、王、刘、李、赵五姓人，读来好像不近情理。可是他又确曾以顺帝名义下诏：“汝宁棒胡、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皆系汉人。汉人有官于省、台、院及翰林集贤者可讲求拘捕之法以闻。”而更不合理的，则是他又禁汉人学习蒙古文及色目文。一方面元朝法律有明文规定：凡五品官以上所进表章都要以蒙古文为正本，汉文为副本。
伯颜于1340年败后，他好多措施都被放弃，譬如科举又已恢复。只是有些原有种族上不平等的法令，依然存在，例如“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又如“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汉人死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这类条文与元朝及顺帝全始终。我们今日提出这些文件，也不专在替汉人鸣不平（因为鸣不平没有浓厚的历史意义），而是指出元朝人不明了中国官僚组织的真性格，因此也不明了他们自己所作所为的真实意义。
从长远看来，要是蒙古人决定了他们自己统治者的地位和色目人的次要地位，都应长久地保持，有如世袭的阶级（caste system），则他们的政治体系也应当构成“封建”（feudal）形态。这也就是说，自始就以地方分权的办法，听任宗室王子主持他们采邑内部各种民事刑事，王室只要求他们供应军事上的人员马匹，并且按时进贡，然后各采邑才能彻底地举行次层的封建（subinfeudation），这样才能将全社会构成一个金字塔的模样，全民都有尊卑长幼的序次，而且通过遗传，永不更动。更之地产也要与政权不相划分，经理人员则为武士，如此才能防制社会的流动性摇撼全部体制。同时享有特权者，也各有他们在社会里固定的功能（function）。日耳曼之部落在中世纪以前征服西欧时，就用这种体制，产生了西方的封建制度，而且维持好几百年。可是事实上忽必烈的组织系统，又采取中央集权制，不仅地方政府分为路、府、州、县，官员由大都委任，而且再由中央政府派出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元史》里面的“百官志”，名目浩繁，共有文散官四十二阶武散官三十四阶，依原则各官按品级都能互相交替，甚至“投下”（贵族的食邑）也由中央政府设官分职的看管，佛教的寺院则成了贵族出纳款项的银行。于是食禄的贵族全无责任，反因他们利薮之所在，开倾轧争夺之门。
蒙古人倾向实际，不耐心于中国传统政治的道德观念和抽象原则。殊不知官僚政治虽有无数矫揉伪饰的地方，其提倡对自身的约束和对人的揖让却并不是全部做作。并且这种道德观念确是各人衷心奉行，或者只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压力没有实际的区别。在当日无法将亿万军民个别的管理得全无差错的时候，这些抽象原则之精神上的力量仍不可忽视。最低限度它们维持官僚体制上逻辑的完整，间接培植着民间对朝代的信心。一般说来，蒙古人不能体会到这种文化上的因素是一种行政的工具；语言上的隔阂，无疑的有决定性的影响。即算对儒家思想最为崇重的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ayurbarwada）一朝也不过由皇帝的命令将《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译为蒙古文。以双方心理上和社会习惯上的距离之大，其隔阂不能因此弥补，当时汉人留下很多蒙古人不通文墨、他们不屑与之为伍的纪录。其实官僚不能朗诵诗书，皇帝的圣旨以俚语抄传，本身不一定成为行政上的差错，但是集体的讲则是这些因素在中国特殊的环境里，构成统治者不能赢得被统治者自动合作的关键之所在，伯颜不过将这鸿沟更加显明的公诸众览而已。
中国的好几个朝代，都有“中兴”一事。大概朝代初年的军制和财政税收，到中期已失时效，中兴需要一番挣扎，一般新的安排或是改组，或是局部的修正，都要通过社会的中层〔中国作家强调“士大夫”，外国作家则指名为“绅士阶级”（gentryclass）〕才能透入到基层机构的民间里去，这时候不是朝廷的一纸通令可以达到目的，也不是全靠军事行动所能生效，民间对朝代的信心，常有左右全局的可能。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断言蒙古人的元朝没有通这一关。要不是过去的纪录太坏，人心离散的话，顺帝这一朝，有脱脱（此是伯颜之侄非康里脱脱）的领导力量，修辽金宋三史，修贾鲁河，使黄河入故道，又有扩廓帖木儿（köke temür）的军事领导力量，朝廷又一度使方国珍降伏，恢复海运，看样子并不是全无中兴的希望。
顺帝朝覆亡的近因，由于财政破产，政府所发的纸币贬值，灾荒时无法适时救济。1351年农民叛变，延及今日的安徽河南湖北各处，将南北的交通截断，于是盐徒张士诚乘机占领东南产米的地区，海盗方国珍则阻止了向北的海运。元军能作战的只有孛罗帖木儿（bolod temür）和扩廓帖木儿。后者原名为王保保，因他姑父察罕帖木儿（caqhan temür）作义子才取蒙古姓名。这时候元军也就是就地招罗人马、饷馈士卒、收纳叛军。孛罗和察罕又因争山西的地盘内讧而动干戈。那原来以强悍著称的蒙古骑兵和探马赤军（蒙古以外的人种所组织）这时何在？一个最简捷的答复，则是几十年来，他们只有特权，没有经常的功用，大部人员脱籍改行，所存在队伍也多虚籍，而且饷项也没有经常的供应，不仅中国的腹地如此，内外蒙古的根据地也一时动员不起来。一个显著的例子，则是农民军有一支其领导人称为“关先生”者，以游击的方式，先攻保定不下，就西向取大同，又出塞占领上都，“焚官阙，留七日”，后来更入东北，至辽阳涉高丽，再折回又威胁上都，最后才给孛罗帖木耳击降，可是如入无人之境已六年。
元朝最后十年内，宫廷多阴谋，能作战的将领则被处死，也和多数民族所主持之朝代的覆亡如出一辙，最后只剩了一个扩廓帖木儿（他的名字意为青铁），朱元璋也称他为“奇男子”，可是为时已晚，只能随着“北元”的流亡政府效忠于塞外。
中国的“第二帝国”经过北魏北齐北周和隋的经始，有了唐朝的发扬光大，又经过五代十国的地方分权，和宋之再统一。元朝的试验，又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性的结果。等到朱元璋组织明朝时，他一方面好像行动自由，全帝国由他摆布；一方面他的视界也仍受近千年来历史衍进的限制，因之他的作为，也仍无法超时代的发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