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谭延闿回湘起兵驱赵。变化多端的湖南战局。鲁涤平武装调停失败。谭军退往广东

曹锟窃据总统后的一段时期，虽未发生大规模的南北战争，但是西南各省不断发生内战，在这些兵连祸结的战争中，总有一方与北洋军阀互通声气，因此无论西南哪一省的内部战争，实际上都是南北战争的局部反映。

湖南问题是南北问题的重大关键。一九二三年年初，谭延闿到广州后，派岳森、吕铸到湖南劝赵恒惕、林支宇帮助孙中山讨伐陈炯明。赵与陈同属“联治派”，当然不肯接受，又不愿公开拒绝，便指使湖南省议会借口湖南为自治之省，对于省外战争，只能严守中立；同时暗示如果孙中山能够赞成联省自治，他就可以表示服从。

谭延闿指使沅陵镇守使蔡巨猷宣布黔军袁祖铭假道湘西运械一事，以揭破赵所谓“中立”“自治”是一套骗人的把戏。三月六日，谭在广州就任内政部长后，保荐蔡巨猷为湘西第一军军长，并派陈嘉祐到辰州进行军事活动。六月一日，谭致湘军将领一电，据称获得情报，赵恒惕请求吴佩孚援助，准备派兵消灭蔡巨猷、陈渠珍（湘西绿营统领）两部，深望打消此举，“否则吊民伐罪，海内岂无健者”。十三日，赵回答一电，竭力解释“断不至丧心病狂，引外兵以糜烂桑梓”。谭的来电措词非常严厉，赵的回电表面看来虽很谦和，却也是“握拳头、陪笑脸”的一种姿态，这两个电报使人一望而知是谭、赵破裂的先声。

蔡巨猷借口“换防”进兵安化、益阳一带，因此湖南局势又一次紧张起来。六月九日，宋鹤庚、鲁涤平、谢国光、吴剑学四将领在湘乡举行会议，决定联合全体湘军将领致电劝谭“在粤谋正当之发展”，切勿回到湖南，同时阻止赵下令罢免蔡巨猷。当时宋、谢、吴三人被称为谭派将领，鲁则被称为中立派。其实，所谓谭派将领对赵固无好感，对谭也并不乐于拥戴，他们打算自居为第三者以便从中取利。不久他们回到长沙来，而蔡巨猷也并无进一步的行动，看上去湘西问题已经不了自了。

六月二十五日，宋、鲁两人向矿务局索饷未遂，竟将赵所信任的矿务局协理胡瑛逮捕起来押交省长严办，这对赵的威信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七月二日，赵召集军事会议，以未奉命令擅自收编陈嘉佑“叛部”为理由，提议裁撤沅陵镇守使一职，调任蔡巨猷为讲武堂总办，所部第九、第十两旅改归第一、第二两师节制。赵表示如果大家不同意这个意见，他就辞职下台。这是一个“杀鸡吓猴”的手段，宋、鲁两人当场不敢反抗，便又相约到湘乡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对策。吴剑学在会议上忿忿地说：“昨天讨陈，今天免蔡，明天就要轮到我们了。”会议一度主张起兵驱赵，恢复总司令制，推举宋鹤庚为湘军总司令，省议会议长林支宇继任省长。后来研究结果，谢国光不赞成首先发难，宋、鲁两人一方面反对迎谭回湘，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尽力保全蔡的地位，以免唇亡齿寒。最后决定提出一个折中办法使赵知难而退，请他通电表示服从孙中山，然后再由湘军团长以上军官联名通电表示服从省长。

七月十五日，赵致电孙中山称为“大元帅”，请其组织联省自治政府。湘军团长以上军官除联名通电响应这个电报外，又于十八日通电请赵停止出兵湘西，劝蔡退兵回防。同一时期，蔡一面表示愿意遵令交卸，一面指使所部旅团长联名通电请求收回调职的命令；当他知道省方决不听其留职的时候，就宣布接受孙中山所任命的湘西第一军军长，并派刘叙彝、田镇藩、周朝武为三路司令，分向新化、安化、宝庆进兵。

七月二十四日，湘军团长级军官十七人在长沙举行会议，次日即联名发出拥赵的电报。极其明显，长沙会议是湘乡会议的一种反响，是赵拉拢中层（团长）、挤掉上层（旅长以上）的一套作法。

二十五日，宋、鲁、谢、吴四人联名通电主张和平解决湘西问题。所谓和平解决实际是迫赵下台的一种手腕，如果蔡不去职，赵的威信当然无法维持，而且赵已派第一师第一旅旅长贺耀祖由益阳进攻溆浦，第一师第二旅旅长唐生智由常德进攻辰龙关，在势也无收回成命之可能。与此同时，谭延闿向孙中山建议调赵出兵北伐以考验其是否真诚服从大元帅，孙中山即派谭为“湖南劳军使”，取道砰石入湘。

八月一日，鲁涤平派团长吴尚秘密进省向赵解释，无论谭、宋何人上台，本人都没有好处；如果谭以个人资格回湖南，应当表示欢迎，如果用“湖南讨贼军总司令”的名义，则为省宪法所不许可，应当表示反对；本人赞成讨蔡，但是决不可以牵涉到谢、吴两人，本人与谢、吴为多年战友，如果牵涉到他们，本人只有辞职下台之一法。赵回答说，谭可以依法上台，但是决不可以破坏省宪；省宪是谭所首创的，我相信他一定不会破坏自己的成规；如果湘南“土匪”假借谭的名义发生破坏省宪的行为，我一定出兵加以讨伐；只要省宪能够保全，本人可以向议会辞职，一切问题都好商量。鲁又建议谭、赵两人直接见面协商，赵表示可以欢迎谭到长沙来，或者卜居茶陵（谭的故乡）予以尊礼。

谭延闿致电宋、鲁、谢、吴，表示本人即日启程回湘。吴剑学建议联名去电欢迎。电报发出后，忽然盛传省方已派重兵杀奔湘乡而来，因此谢、吴两人匆匆各回防地，留下宋、鲁两人在湘乡，他们都打电报向赵辞职。

八月八日，谭在衡阳宣布就湖南省长兼总司令两职，[1]并发表命令升任宋、鲁、谢、吴四人为军长。谭不挂起“讨贼军”的招牌而用省长兼总司令的名义，其目的在于缓和朝发夕至的北军，表示湖南问题乃是局部问题，与南北大局无关。谭又任命林支宇为湘西善后督办（林有旧部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唐荣阳驻防澧州），因此林在长沙不安于位，八月十一日又一次弃职出走。此后谢、吴两人公开接受谭的号令，宋、鲁两人则仍保持“中立”。

八月中旬，谭、赵两军主力在株洲、醴陵一带相持。鲁涤平所辖第二师除第四旅旅长唐荣阳态度不明无法调动外，其第三旅旅长刘铏所辖第五团团长叶琪驻防南县，第六团团长袁植驻防湘潭。宋、鲁两人在湘乡，鲁军又有一团人在湘潭，而湘潭、湘乡又为谭、赵两军正面作战的必由之道，不可能划作军事缓冲地带。赵不愿把宋、鲁逼上梁山，所以没有从正面出兵，还竭力争取他们回到长沙来倒在他的一边。这种局面当然不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因此鲁涤平到湘潭调动所属军队让出湘潭，随后又回到湘乡与宋鹤庚再作最后一次调停。这时赵提出两个办法，要么本人宣布辞职，由省议会选举谭继任省长，但谭必须表明拥护省宪的态度；要么谭率领蔡部由湘入粤，其他一切恢复原状。这两个办法都是对方所不能接受的。

八月二十二日，鲁军袁团从湘潭撤走后，战争立即开始，赵自己兼任护宪军总指挥，派第一混成旅旅长叶开鑫进占湘潭，二十四日攻下护湘关，二十六日占领衡山。二十四日，宋鹤庚经过长沙转赴汉口。二十七日，鲁涤平在湘乡通电正式宣布中立，电报中有“两姑之间难为妇”的一句成语。三十一日，赵军蒋锄欧团首先攻下衡阳，谭延闿、谢国光退往耒阳。

叶开鑫是赵恒惕身边的“赵子龙”，赵所直辖的卫戍团团长蒋锄欧则有“蒋门神”之称。以前任何一次战争，赵都把这两人摆在身边用以自卫。这次作战，赵的主力军贺、唐两旅都被牵制在湘西方面，不得不派叶、蒋两人出马，省城仅留下鄂军夏斗寅部几百人担任警戒。叶部第二十五团团长朱耀华是谭派下台军人张辉瓒的外甥，由于张辉瓒亲身前往煽动，朱团遂由湘潭开往湘乡加入了中立军。九月一日，正当赵方庆祝衡阳告捷兴高采烈的时候，朱团突然取道宁乡偷袭长沙，赵因无兵抵御，只得落荒而逃。

随后方鼎英以代理第一军军长的名义进驻长沙（谭委宋鹤庚为第一军军长，宋未就职，方是宋的参谋长），除朱团受其指挥外，还有由益阳开往湘乡加入中立军的第一师直辖炮兵团团长黄辉祖部也开到长沙来。由于兵力单薄，方鼎英一再电请鲁涤平迅速进省主持一切。鲁鉴于赵军并未战败，随时可以反攻长沙，因此不肯放弃中立，九月三日他由湘乡移驻湘潭，次日即向谭、赵双方提出建议，请先划长沙、湘潭为中立区，由他负责维持，然后指定地点举行和平谈判。这一建议提出后，谭、赵同时下野的空气游漫一时。

当谭军袭占长沙的时候，赵军在西线节节得手，已经迫近辰州、溆浦，因为省城发生突变，他们不得不急速撤退，贺旅由安化、益阳，唐旅由常德、桃源退往湘阴集合，准备回师反攻长沙。九月六日，叶旅也由衡阳退回醴陵，并向长沙进兵（赵在醴陵）。九月七日，谭、谢两人由耒阳回到衡阳。十三日，赵军东、北两路会师长沙，朱、黄两团渡江向宁乡退却，于是长沙各团体把准备迎谭的一切设备改变而为迎赵，这在内战中是变化最速的一次。

赵军虽然夺回了长沙，但是谭军谢国光部乘虚占领醴陵，蔡巨猷部也一路尾追到达湘江西岸，长沙又陷于东西两面的夹攻中。

从十七日起，赵军叶旅、谭军谢旅在株洲进行激战，赵军终于夺回了株洲、醴陵，赵于二十三日回到长沙。此时鲁涤平已经移驻湘乡、湘潭之间的云湖桥，他又建议自即日起双方停止战争，以湘江、渌江为界，并以中立区湘潭姜畬镇为议和地点。他手中有唐希忭、戴岳、袁植三团的兵力，在战争中立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谭、赵双方都被迫接受停战的建议。在此以前，鲁的妹婿南县知事李希尚为唐生智所杀，鲁虽切齿于唐，但仍伪装中立，企图实现其政治投机的野心。

姜畬会议从九月二十二日开至三十日，又由三十日展期至十月十三日。在此时期，长沙隔江炮战未停，驻湘美国领事曾亲赴姜畬要求谭军（即蔡军）勿向省城开炮，鲁涤平拟派中立军接收长沙对岸阵地，都未被谭军接受。湘潭由中立军袁团驻守，其对岸（湘江东岸）相距三十里的马家湾则为赵军蒋旅（由团改旅）占领。谭军在会议上提出让步条件为：（一）赵通电服从孙中山；（二）废除省宪法；（三）湘军团结一致对外；（四）公推赵为湘军总司令，谭为省长。赵军则提出：（一）谭率蔡部入粤；（二）各军回防，不究既往；（三）惩办“叛将”朱耀华；（四）修改省宪法。由于双方条件距离过远，无法谈得拢来。

十月十三日，鲁涤平召唤袁植到云湖桥汇报情况，袁在半路上为变兵所杀，这一血案引起了局势的急剧变化：谭方朱团突然冲进湘潭城与袁团发生巷战，赵方蒋旅也就很快开抵江岸接应袁团渡江（袁植被杀是由于通款于赵方）。在此以前，赵升任宋鹤庚、鲁涤平为第一、第二两军军长，贺耀祖、刘铏、叶开鑫、唐生智为第一至第四师师长。刘铏的态度却始终依违莫决。袁植被杀后，他才决定接受第二师师长一职。同时，与袁有亲戚和同学关系的第五团团长叶琪、骑兵团团长唐希忭等也都投入了赵军。这样一来，鲁的军事资本仅仅留下了一团人，又与赵方结下不解之仇，因此被迫投入谭军，而姜畬和会就在战鼓骤鸣之中结束了。

十八日，赵军强渡渌江进攻谭军谢、方两部，这是双方又一次的主力战，战况非常激烈。此时广州形势非常危急，孙中山电令谭军兼程来粤以解广州之危，同时桂军败将沈鸿英窜入湘南，谭军后路有被截断的危险，因此谭军放弃朱亭、攸县向郴州急遽退走。

当姜畬和议破裂、湘潭发生混战的时候，长沙对岸蔡部为了配合作战，曾限赵军于十月十九日以前从水陆洲（湘江中的一个小岛）撤退，否则炮轰长沙。赵军除在天心阁高地架炮抵御外，并在城内各主要地点堆置沙包准备巷战。从二十日起，湘江两岸枪炮声大作，长沙全城闭市，市民经常被隔江打来的流弹打死或打伤。二十四日，长沙英侨全部撤走。湖南自有南北战争以来，长沙虽然经常成为你争我夺的战区，但是困守孤城，坚持不退，省城化为战场，人民死于流弹，这却还是第一次。到十月下旬谭军在湘东战败后，赵军才有可能腾出力量来对付一江之隔的敌人。十一月二日，赵军在小火轮上架设机关枪冲锋前进，后面拖带舢板小筏载兵渡江，蔡部仓皇向宁乡、益阳方面退走。十一月三日至四日，赵军连续占领湘潭、湘乡，至此长沙之围才解除了。

十一月七日赵军重占衡阳的一天，沈鸿英军已经入据郴州。谭军过境时，沈军不敢抵抗，退往宁远、临武、蓝山一带以避其锋。十一月十三日，赵军占领郴州，至此湖南内战告一段落。

湖南大打内战的时候，吴佩孚乘机调遣北军第二十五师陈嘉谟旅进驻岳州，中央第二混成旅胡念先部进驻常德，并在岳州组织两湖警备总司令部，自己兼任总司令。吴表示入湘北军可以受赵的指挥加入前方作战，但以湖南取消自治为条件。吴认为谭、赵之争不是湖南局部问题，如果谭军得胜，下一步骤就是南军出兵武汉，讨伐直系，因此不能置之不理。但是，赵只求接济军火而不愿北军投入战斗，他知道如果借助北军，自己一定会站脚不住，他仍然要利用“自治”这块招牌作为保全势力的工具。这一态度使吴大发雷霆，曾一再施加压力，赵就用老一套的办法来应付，表示必要时期他可以带兵退往湘西，让南北两军在长衡一带直接冲突，这样，他就由当事人的地位转化为旁观者的地位，可以保全实力，待机重来。这个办法使吴无计可施，因为吴的主要敌人在北方，在奉系军阀仍然强大的时候，他不可能把全部力量投入到南方来。

吴虽接济赵军军火，但从来不肯予以充分的接济，要打完一仗才拨运一批。吴鉴于以前王占元接济湘军军火而湘军用以驱王，湖南如不取消自治，总不能取信于人。谭军退出湖南后，吴又一再催促赵军乘胜追击入粤以除后患，并取消自治，赵可以取得湖南省长、督理湖南军务、两湖巡阅副使兼援粤军总司令等头衔，同时可以取得军火和军饷的充分接济。赵仍然婉词加以拒绝。

在湖南内战的过程中，赵军取得军火接济是谭、赵两军决定胜败的重要关键。而吴逼迫取消自治，不肯充分接济军火，却又是赵军不敢进攻广东的主要原因。

二　广东东江的拉锯战。帝国主义派舰示威阻止广州政府提取关余。国民党改组。广州商团叛变被削平

广东自沈鸿英叛变被击走后，北江沈军残部勾结北军不时向南反攻，东江仍为陈家军所盘踞，西江也有沈桂军，粤南则有邓本殷、申葆藩等反革命势力负隅琼崖一带，广州政府仍然处于四面受敌的地位。孙中山所依靠的滇桂军也都是些打着革命旗帜的野心军阀，并不热心于东征西讨，而他们争权夺利的本领却十分厉害。一九二三年六月，沈军、北军乘广州政府用兵东江的时候，发动猖狂反攻，占领韶关、英德、南雄、仁化、始兴、翁源一带，西江沈桂军也乘机进至德庆、禄步、悦城等地。七月三日，沈、北等军被滇军击走。六日，孙中山亲自到韶关布置防务，十八日，粤军一、三两师攻下梧州，广州局势才又一次安定下来。

孙中山受陈家军的牵制不能出兵北伐，使奉皖两系的反直军事受到影响，因此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都劝孙中山与陈炯明妥协，以便集中力量北伐。北方政客梁士诒、叶恭绰，南方有关人物章太炎、于右任、柏文蔚等也都先后从事调和孙、陈，但都没有效果。另一方面，直系却用金钱、地位收买广东军人投降北方，除粤军黄大伟变节投陈，滇军杨如轩、杨池生两师叛附直系外，驻粤海军司令温树德也于十月三十日率领永翔、楚豫、同安、豫章因舰开赴汕头，通电赞成“统一”。

段祺瑞曾派吴光新入粤调和孙、陈，建议陈炯明自将一军攻闽，林虎一部则由李烈钧率领攻赣。由于调和失败，皖系便又反过来帮助孙中山解决“陈家军”，七月上旬，卢永祥接济臧致平（驻闽皖系军）大批饷械，叫他联合东路讨贼军孙本戎（孙系许崇智部，也在闽南一带活动）由饶平、黄冈进逼潮汕，因此“陈家军”被困于孙中山部讨贼联军与皖系闽军的钳形攻势下。“陈家军”改推林虎、洪兆麟为正副指挥，首先集中力量应付皖系闽军，仅留少数部队防守龙川、老隆及惠州两线，因此讨贼联军得以乘虚而入，直抵惠州城下。七月二十一日，林虎部攻下饶平、黄冈，前锋侵入闽境平和。同时臧致平部因受驻闽海军杨树庄与在闽投机军阀王永泉攻捣后方的双重威胁，不得不迅速撤退。七月三十一日，王永泉部占领泉州，八月八日，林虎部占领漳州，臧部退守厦门。于是林虎、洪兆麟便又调回兵力来救援惠州。

“陈家军”大举反攻后，八月二十三日孙中山亲到石龙指挥作战，次日到博罗与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许崇智会晤。许劝大元帅不宜身临前敌，孙即回驻石龙。随后讨贼军桂军总司令刘震寰退守飞鹅岭，许崇智在博罗被围，孙催促滇军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等迅速赴援，他们却借口不发饷不能打仗，迟迟不肯出发。幸而正值东江水涨，“陈家军”被阻于水，未能攻下博罗。

东江大战时期，沈、北两军不断反攻北江，幸而沈军已成强弩之末，不能长驱直入。九月上旬，邓本殷、吕春荣、申葆藩等部也在南方发动侵入高雷一带，声势十分猖獗。

九月十日博罗解围后，十一日讨贼联军从侧面攻下惠州后方平山，孙又到前线亲自发炮攻打惠州。此时“陈家军”将闽南军队扫数调回潮汕，洪兆麟部由紫金、横沥猛攻马鞍、馒头等岭，杨坤如部也从惠州城冲杀出来，声势颇为嚣张，讨贼联军被迫放弃河源，退守博罗。另一路放弃平山、淡水，退守广九路南端平湖。十月下旬，洪兆麟配合地方民军绕道攻占平湖，北路“陈家军”也已攻入博罗、增城，两路直逼石龙，广州大为震动。孙中山下令，各军将领凡退回石龙者一律处以枪决，但滇军蒋光亮部仍然不战而退，幸而范石生部赶到，才把石龙守住。

此次讨贼联军大败，主要由于主客军不合作，滇军不肯力战，客军到处搜刮引起了各地民军的武装反抗。十一月三日，孙又由广州到石龙督战，但因各军均无斗志，十一日退驻石滩车站。十二日石龙陷落后，前方溃兵就像潮水般夺车退回石滩，迫使大元帅专车逆行退回广州。孙派兵在大沙头截堵溃兵，勒令缴械，才把这股逆流挡住了。

“陈家军”倾巢而出，志在夺取广州。孙也把北江滇军扫数调回救援广州，并令谭延闿部湘军接防北江，樊锺秀部豫军（吴佩孚派来攻粤的军队，在北江起义投孙）投入前方作战。十五日，孙任命杨希闵为滇粤桂联军前敌总指挥，谭延闿为湘军总司令，宋、鲁、谢、吴、蔡五人为湘军第一至第五军军长。许崇智不甘居杨之下，负气请假赴沪。从十八日到十九日，广州市展开了血肉横飞的争夺战，洪兆麟猛攻石牌，李易标（原系沈鸿英部将）猛攻龙眼洞、瘦狗岭，他们都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而讨贼联军将领也都亲自上火线督战，因此双方死伤极大。二十日以后，“陈家军”因攻势受挫才迅速撤退，二十六日放弃石滩、石龙退回惠州，从此东江方面又转入两军相持的阶段。

广州解围后，讨贼联军迫切需要解决军饷的问题。十一月二十三日，孙命元帅府外交部长伍朝枢照会北京外交团，要求将所扣粤海关关余拨还广州政府。帝国主义认为与广州政府并未建立外交关系，公然置之不理，叫它向北京政府交涉。孙一气之下，准备直接向粤海关提取关税。十二月一日，北京外交团训令广州领事团警告广州政府，如果敢于截留粤海关关税，即以武力对付。十二月五日，伍朝枢复以照会说，海关为中国税收机关，应受中国政府节制，我们拟令广州税务司勿再以税款解往北京，这是中国内政，你们不能干涉。本政府拟再等待两星期执行，希望考虑回答。

帝国主义看见广州政府不受威胁，不禁恼羞成怒。十二月七日，英、法、美等国竟调来军舰十七艘驶入白鹅潭示威。十日，北京国务院电劝孙对海关问题应“慎重将事，勿引起列强干涉”。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激怒了广州市民，十六日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孙接见了市民代表，表示将以正式公文通知税务司接收关税。二十一日，两星期之期届满，帝国主义不作任何回答。二十四日，孙命令广州税务司将本政府辖境内所收关税，除按比例偿还外债及赔款外，其余均应由本政府以命令支付，如果敢于抗令，即派员前来接收海关。三十日，北京总税务司安格联训令广州税务司拒绝执行这个命令。

但是，帝国主义毕竟是欺软怕硬的，由于孙中山采取了强硬政策，广州英国总领事只得出面调停，海关承认拨付关余，但须指定为兴修西江水利之用。这是帝国主义用以遮羞的一种说法。

这是广州政府第一次取得的外交上的胜利。在此以前，孙所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并且慑于帝国主义表面上的强大，以为它们是不可以被战胜的，因此在历年来的革命斗争中，仅以本国军阀为革命对象，从来不敢触及帝国主义。可是帝国主义所乐于支持的是北京政府，对于孙中山一贯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对帝国主义的妥协，除了换得冷眼蔑视而外，不能得到任何其他东西。帝国主义拒绝与广州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将广州政府应得关余交给北京政府为发动内战之用，这件事情曾使孙中山大动肝火，但又莫可如何。此时孙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不愿再受人之气了，他第一次采取强硬政策，不向帝国主义低头，就打了漂亮的胜仗。由此可见，帝国主义戴上“纸老虎”这顶纸冠，是当之无愧的。

外交胜利后，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四日在大元帅府召开会议，讨论组织政府、出兵北伐与统一广东财政等问题。他首先说明护法问题已经结束，对于几年以来西南护法的结果，曹锟反而利用国会进行贿选，国会议员公然出卖人格，言下不胜遗憾。他说他回到广东后仅用大元帅名义而未建立正式政府，原期曹锟、吴佩孚觉悟，达到和平统一。不料曹、吴利用沈鸿英、陈炯明扰乱广东，和平已经绝望。他建议采取革命手段创造一个新国家。接着讨论政府名称，李烈钧主张定名为建国政府，刘震寰主张用国民政府，蒋光亮则主张用建设政府。最后决定为“中华建国政府”，责成大本营各部长筹备组成（后来许崇智来信反对，因为徐树铮在福州用过这个名称，因此国民党代表会议议决改用国民政府）。关于北伐问题，会议决定责成军政、参谋两部部长与讨贼联军各总司令迅速筹备进行。关于统一财政问题，责成各军于一个月内将所占征收机关交出。

关于组织政府的问题，本来是在直系军阀篡夺总统的时候决定了的。孙中山曾于十月九日通电讨伐曹锟，致电各国请其勿承认北京贿选政府，并拟将大元帅府改组为正式政府。这一问题，事前曾派路孝忱到奉天征求意见，张作霖表示，如果广州组织政府，他一定首先通电表示拥护。后来由于东江战事发生，组府计划只得搁下。直到此时才又提到日程表上来。

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几十年，始终没有找到革命成功的道路。辛亥革命胜利了，但是北洋军阀袁世凯夺去了胜利的果实，后来从讨袁战争到护法战争，他虽然屡次回到广东组织政府，但不是被野心家排挤下台，就是被自己的部下倒戈逼走。他所依靠的力量，大多是把革命当作投机事业、当作个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的军人政客，他所拥护的国会，后来堕落成为直系进行贿选的工具，他一手提拔的陈炯明，后来成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叛徒。目前支持他的滇桂军将领也并非善类，有钱才打一仗，没钱就按兵不动，他们都是来做买卖的，不是来革命的。特别是滇桂军就地筹饷、开放烟赌、横征暴敛的行为，引起了广东人民的严重反感，甚至影响到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上。孙实在受不了，曾有一次召集杨希闵、刘震寰训话，说到沉痛处，不禁声色俱厉地斥责他们说道：“你们戴了我的帽子，却来蹂躏我的家乡”！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即当反革命势力从四面八方包围广州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代表大会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团结一切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成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大会正确地作出了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决议。此后共产党采取积极步骤团结和改造国民党，使它成为各民主力量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同盟。孙中山在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十一月发表了国民党改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此国民党开始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盟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但是，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也因战争未停而延缓进行。到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才正式宣告改组该党，随后通过了以三大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党纲和与此相适应的三项改组方针。共产党员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等都参加了大会，并且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这次大会成了中国革命运动高涨的起点，它标志着中国革命力量将以排山倒海之势飞跃发展，军阀的衰朽势力将迅速趋于瓦解与灭亡。在改组的过程中，国民党内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除左派进步分子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外，勾结帝国主义的右派分子公开表示反对，投机分子则把自己打扮成为“左”派，暂时地混在革命阵营的里面，以培植自己的力量，这是后来国民党分化的一股暗流。

前面说过，以前孙中山依靠军阀来革命，这些军阀饥附饱飏，因此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为了建立革命武装，孙中山取得了苏联的帮助，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筹办黄埔军官学校，五月建校完成。苏联派来军事教官并供给武器，共产党派周恩来为军校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恽代英、聂荣臻、萧楚女等为教官。这个学校的组织和训练都是取法于苏联红军的。以军校学生中党团员和青年进步分子为骨干而成立的国民革命军，后来成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出师北伐的主要军事力量。

但当国民党开始改组和革命武装尚未建成的时期，反革命势力仍然相当强大。二月间，“陈家军”公然卸下了“联省自治”的外衣，林虎奔走于洛阳、南京之间，叶举、林虎、洪兆麟竟联名通电赞成“统一”。三、四月间，“陈家军”又出动到闽南，协助直系军阀孙传芳进攻困守漳州的臧致平。四月十一日，洪兆麟、尹骥等由饶平开拔赴闽时，公然通电称曹锟为“大总统”。由于“陈家军”倾巢向外发展，讨贼联军又一次一路无阻地深入东江，占领飞鹅岭，并围攻惠州。四月十九日，孙中山致书惠州守军招降。这次战争又因东江水涨而告停止。

四月二十日，洪兆麟会合王献臣、赖世璜等部攻下漳州。五月八日，他们又一次回师救援惠州。十一日，久不露面的陈炯明在汕头召集林虎、洪兆麟等举行会议，决定乘联军方面湘、滇军不和和孙中山病势沉重的时机，派叶举、林虎、洪兆麟为中、右、左三路指挥，大举反攻。此时沈鸿英已经无足轻重，因此直系军阀把消灭广东革命势力的希望主要寄托在“陈家军”的身上。五月十八日，北京政府下令，任命林虎为广东军务督理，叶举为省长，洪兆麟为潮梅护军使，并调沈鸿英为粤桂边防督办。

直系军阀看出“陈家军”无力单独攻下广州，又从北方调兵遣将，以为外援。吴佩孚命孙传芳以闽粤边防督办名义移驻闽南，畀以进攻广东的指挥全权，并调驻防彰德、顺德的陕军胡景翼部南下“援粤”。但是孙传芳无意于冒险南征，胡景翼也借口等待军饷不肯开拔。这一时期，北军进攻广东的计划未能实现，“陈家军”不敢单独作战，而许崇智回粤后被任为讨贼军粤军总司令（五月二十二日），联军内部主客军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大家观望不前，因此东江战事又趋停顿。

革命统一战线建成后，引起了内外反动势力的震动，帝国主义便又加紧了从广州内部组织反革命武装，并配合外来力量，以便颠覆广州政府的活动。

广州商团是买办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反革命武装组织，原有团员三千余人，团长就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支行买办陈廉伯。一九二四年年初，又有五千余人报名加入该团。五月下旬，广州市政府宣布抽收铺底捐，以便统一马路业权。广州商团在内外反动派的策动下，公然宣布总罢市，并集中商团准备武力抵抗，省长杨庶堪被迫收回成命。因此，商团更加猖獗，竟与地主武装乡团组织联防以壮声势。八月四日，陈廉伯通过粤汉路总理许崇灏（许崇智之兄，商团分子），向军政部领得购枪执照，并向挪威商南利洋行定购步枪四千八百五十支、子弹一百一十五万发，连同驳壳枪、手枪共计长短枪九千余支。为了扩大他们的反革命势力，广州商团发起于八月十三日成立“全省商团联防总部”，并于事前推定陈廉伯为“联防总长”。商团的购枪执照载明，此项枪支在四十天内运到，但到八月十日（领照后的第六天）即已运到，而且枪支数目与执照数目不相符合。这些情况引起了孙中山的怀疑，于是命令新任省长廖仲恺扣留当天驶入省河的挪威轮船哈佛号，派遣永丰舰将该轮押往黄埔停泊，并禁止商团联防总部成立。命令发表后，陈廉伯当天逃往香港，但是已经到省的各县商团代表和广州商团代表公然开会挽留陈廉伯，并决定如期召开商团联防总部成立大会。十二日，商团二千余人列队到大元帅府请愿发还被扣枪支，声称扩大商团武力，联合各县商团，都是商人的自卫行为。孙中山表示：“此案枪支数目与运到日期都发生疑问，应待查明处理。”

十三日，广州市商人休业一天，庆祝商团联防总部的成立，并在晚间举行提灯盛会，恍如欢度元宵佳节。十五日，各县商团继续派遣代表到省向帅府包围请愿。十九日，孙中山回答商团代表说：“陈廉伯私运军火，企图推翻政府。其中一部分由商人集资购买者，当令省长查明发还。”政府规定：商团领枪每支作价一百六十元，其已付款者仍须补缴六十元。商团对此表示不满，坚持无条件发还。二十日，廖仲恺出有布告说：“陈廉伯勾结吴佩孚，定于八月十四日起事，自为督军，投降北廷。陈又私运军火，事发避港，煽惑罢市，奉帅令予以通缉。”布告发出后，当天商团竟在西关布防宣布戒严，夜晚九时半即将闸门关闭。次日，商团联防总部迁往佛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宣布总罢市，佛山首先罢市，东莞商团竟与驻军刘震寰部发生冲突。二十四日，孙中山调兵进省镇压商团暴动。二十五日，广州宣布罢市，到此全省罢市者已有一百三十八埠。在反动商团公开反抗政府的严重形势下，广州政府内部还有人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伍朝枢出面来调停，各军领袖也派人劝告各商店开市，但都没有效果。孙中山命令省河舰队必要时得向商团总部所在地的西关开炮。二十九日，广州英国总领事致函恫吓广州交涉员，如果广州当局炮轰“不设防”的西关，英国炮舰也将炮轰大元帅府以为报复。同一天，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也出面来调停，与商团代表议定五项条件：（一）陈廉伯通电拥护大元帅，大元帅下令取消通缉；（二）商团枪支由滇军担保发还；（三）商团联防总部改组，受省长的节制，其章程须交省长核准，如有争执，由调解人仲裁之；（四）商店即日复业，军队同时解严，调省各军一律开回原防；（五）商团领械时报效军费五十万元。以上条件，由商团负责人与调解人共同签字，孙中山予以批准。当天有部分商店复业，次日全市商店全部复业。

商团事件有些问题是容易理解的，如帝国主义在事情弄得很糟的时候，不得不挺身而出，公开支持它所卵翼的商团。可是站在革命旗帜之下的军人，却以第三者的姿态，站在自己的政府与反动商团之间进行调解，而所商定的条件又是完全符合于反动商团的要求的，这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是为了政府下不了台，因而插上一手，为政府作退却的掩护吗？显然不是。条件表明：企图颠覆政府的陈廉伯，只须通过一纸电文，就仍然可以回到广州来担任商团联防总长，而用以颠覆政府的军械，只须缴纳五十万元，也就可以重入商团之手。这样一看，滇军军官就不是站在政府与商团之间，而是站在反动商团的一边了。

孙中山本来讲明陈廉伯必须承认“勾结英国，图危政府”，彻底表示悔过，才能发还军械。陈廉伯在九月十五日的通电中仅仅表示拥护政府，并未表示悔过，因此未将军械发还。于是商团发表宣言，攻击政府丧失信用，酝酿第二次总罢市，调解人范石生等也都催促政府发还枪械。此时直奉第二次战争已经发动，孙中山忙于调兵北伐，因此九月十八日下令赦免陈廉伯，但是关于枪械问题，商团必须依照政府条例进行改组，并直接备价向大本营领回，以免为野心家所操纵。商团则坚持必须由所派代表一次领回。由于领枪问题未解决，商团、乡团又在佛山联合开会，议决“双十节”发动全省第二次总罢市，武装进省请愿，并借口取消苛捐杂税，煽起各县民变。

此时孙中山在韶关调动北伐军队，派胡汉民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调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兼军需总监，并任命福军司令李福林为广州市长兼全省民团督办。由于东江联军调往北江准备北伐，“陈家军”一路无阻地进抵石龙。商团认为孙中山早晚将要放弃广州，陈炯明政权复辟指日可待，他们发动政变的时机已经到来。十月十日，在商团的号令下，广州商店没有一家开市，西关各街闸门一律加锁关闭，仅留单人通过的隙地维持交通。当天工农群众和学生五千余人举行国庆游行经过太平路时，商团军千余人公然开枪向之射击，西濠口商团军也就拦路加以迎击，游行者被打死十余人，受伤及被捕者百余人。

西关血案发生后，胡汉民派李福林到商团总部协商，以二十万元的代价发还了枪械四千余支，这一行动更加助长了商团的气焰。十一日，商团声称发还枪械不足半数，拒绝开市，他们派队巡街，迫令商店重行闭市，并提出无条件发还全部枪支、废除苛捐杂税、造币厂改为商办、以商团军代替警察维持秩序等要求。他们公然张贴布告劝孙中山下野，并称：“如有不法之徒扰乱治安，决予以痛剿”。又公开宣传粤军（陈家军）不日反攻，煽动北江商团截断省韶交通，开到省城共图大举。十月十日以后，各县商团、乡团纷纷自由开进省城，准备投入战斗。孙中山接到这些情报，曾拟放弃广州，将所存军械扫数运到韶关来，广州留守人士则主张将大元帅府移往肇庆。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才取得一致，认为广州革命根据地不可动摇。因此，将许崇智的粤军及吴铁城的警卫军从东江调回，并命永丰舰开到省河，加强广州市的警戒。十四日，胡汉民下令解散市内一切商团机关。十五日，商团准备抵抗，广州领事团公然叫嚣要派水兵登陆进行武装调停。但在政府军进攻和工农群众的支援下，那些耀武扬威的商团军，一经接触就纷纷溃败下来，事件迅速获得解决。到此，帝国主义、军阀与不法资本家相勾结的颠覆活动，遂以失败为其结局。

三　四川内战的背景。重庆的三次攻守战。熊克武部第一军退往贵州

四川内战，以刘存厚旧部老川军系统邓锡侯、陈国栋与二军系统刘湘、杨森等的联合为一方，刘湘隐身幕后以调人姿态出现。这一方的外援是北洋军阀吴佩孚，参加者还有在贵州被逐逃入四川的黔军袁祖铭、吴佩孚派来“援川”的北军卢金山、宋大霈、赵荣华等。另一方为一军系统熊克武、但懋辛与三军刘成勋、川北边防军赖心辉、川东边防军石青阳等的联合军。这一方的外援是云南军阀唐继尧。石青阳辖有汤子模、周西成等部。周西成原系黔军团长（刘显世部），曾经投归杨森改称川军第二军第六师师长，驻防綦江、南川、江津一带，后来又改投石青阳而与杨森为敌。熊克武本来属于联治派，与一贯抱有侵占四川野心的唐继尧立于敌对的地位，为了对抗以吴佩孚为背景的二军，他就不能不引唐为外援了。

当时二军与北军的主力集中川东一带，以重庆为根据地，因此二军与邓、陈等部简称为渝军；一、三两军则以成都为根据地，与赖、石等部简称为省军。一九二三年六月下旬，邓、陈两部一度攻入成都又被逐出，退往川北，刘成勋宣布恢复四川总司令职权。此后，吴佩孚任命袁祖铭为援川各军前敌总司令，杨森为副总司令兼川军第二军军长、中央军第十六师师长等职。杨森率部西进，与赖心辉部在资州进行拉锯战，刘湘则到叙州伪装调停，提出“礼遣北军出境”为双方停战的先决条件。这时，被杨森收编的颜德基忽然改称四川讨贼军第二路总司令，在忠州、万县一带倒戈截击北军。七月十三日，周西成也乘虚由江津直趋重庆，与袁祖铭部隔江炮战，重庆形势陷于混乱。随后邓、陈等部由川北调回救援重庆，周师战败退走。八月中旬，杨森军在隆昌、富顺战败退守泸州，省军占领大足、合川，于是周西成在南川联合汤子模、颜德基等部于八月二十日发动了对重庆的第二次进攻，炮弹打入城内，形势非常危急。八月二十六日，袁祖铭派兵渡江反攻，又把周师击退了。

熊克武已于七月二十五日通电接受孙中山所任命的四川讨贼军总司令一职。八月二十四日，刘湘也在叙州宣布接受二军系统所推举的四川善后督办一职。刘湘仍然伪装中立，宣称武装调停，将陈洪范、刘文辉、何光烈、刘眷藩等师组成中立军，主张婉请北军退出四川。刘湘与杨森虽然站在一边，但是意见也有距离，杨森露骨地充当吴佩孚的走狗，刘湘则愿引吴为外援而不愿“引狼入室”。

渝军为了改变两面受敌的形势，邓、陈两师向北出动，九月二日攻下合川，一军退往顺庆。在川北广元、昭化、剑阁一带的刘存厚、田颂尧也乘机出兵占领保宁。由于渝防空虚，九月七日周西成发动了对重庆的第三次进攻。

唐继尧帮助贵州军阀刘显世恢复政权后，派自己的兄弟唐继虞为贵州军事善后督办，刘显世徒拥“副帅”虚名，事实上贵州完全受着云南的控制。唐意犹未足，又向四川发展，企图恢复其往日“西南王”的地位。在唐的支援下，九月二十三日省军攻克泸州。二十五日，刘湘由叙州乘轮回抵重庆，杨森及邓、陈等部也都退到重庆来。此时北路省军已经进抵浮图关附近，赖心辉和滇军胡若愚、吴学显等部随后赶到。从二十六日到二十八日，北岸省、渝两军在浮图关苦战不停，周西成也在南岸配合进攻。这场血战一直持续到十月十三日，赖心辉和滇军胡若愚两部在悦来场击败了黔军袁祖铭部，同日杨森部放弃了浮图关。十六日，省军占领重庆，北军赵荣华部退往万县，刘湘、杨森退往垫江，袁祖铭退往长寿，邓锡侯、陈国栋退往邻水。赵荣华因作战不力被撤职，吴佩孚派支队长于学忠升任第八混成旅旅长。

省军虽然攻下了重庆，但滇军和北军一样同为四川人民所反对，而川、滇军互相仇视的历史痕迹也未消除，他们并不齐心协力追击敌人，因此下游战事相持于忠县、垫江、梁山一带。十一月二十八日，刘存厚由川北到万县与刘湘等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三路反攻。十二月上旬，二军先后攻下垫江、酆都、涪陵，邓、陈两部攻下张关、长寿、江北，于是形势又为之一变。十二月十三日，南北两路会师攻下重庆，滇军与周西成等部向西南方退走。

驻防泸州的川军第四师师长杨春芳本来属于一军，一军失败时改投二军，二军失败时改投四川讨贼军第一军总司令吕超。现在一军又失败了，他把吕超囚禁起来又投归二军，并与驻防叙州的第九师师长刘文辉合作，因此省军在川南也站脚不住，先后退出永川、荣昌、隆昌。吕超自愿解职才获得释放。

此时二军专与一军为敌，与三军及赖心辉则在进行秘密妥协，因此熊克武将一军主力及军火辎重移往潼川。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杨森部追到潼川，一军闭城固守，不料发生内变，二军乘势冲进城来，熊化装匿身教堂中，二月一日才脱险到成都。一军在这次战争中受到很大的损失。

二月九日，二军攻下成都，一军向南、三军向西分途退走。十三日，赖心辉在内江通电服从吴佩孚，请求二军勿再进攻。十九日，刘湘、袁祖铭、杨森在成都举行会议，推杨森留守成都主持民政，刘、袁两人则带兵出省追击一军。一军由成都退往简阳、仁寿后，石青阳部汤、周两师乘虚占领永川、荣昌，唐继尧鼓励熊克武不要气馁，答应再派滇军由松坎北上，与熊、石两部三路进攻重庆。在这一情况下，二军与袁部黔军必须一面南下追敌，一面抽调兵力回援重庆。从二月下旬到三月下旬，四川作战双方在川南、川东一带进行了错综复杂的多次战争，三军刘成勋也与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为争夺雅州而进行了拉锯战，最后熊、石两部与滇军终于被击败，滇军退回黔边，熊、石两部也退往遵义整理改编。

赖心辉投降吴佩孚后，吴叫他移驻巴东、巫山，赖怀疑将被解散，拒绝移防，后来刘湘替他说情，指定以资中、资阳、内江、安岳、乐至五县为其防地，并由吴任为川军第一师师长兼四川边防军司令以安其心。周西成也投降了袁祖铭，被委为黔军第三师师长。

关于四川军民两长的问题，北京政府因为刘存厚一贯依附北方，仍然保持其四川督军的地位；二月二十八日，根据吴佩孚的意见，决定任命邓锡侯为四川省长，田颂尧帮办四川军务，并任命刘湘为川藏边防督办，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杨森为川东护军使。这样安排有利于老川军系统而不利于二军系统，二军驻京代表表示反对，因此命令没有发表。事实上，四川的军事重心在于刘湘和袁祖铭。刘存厚已经没有实力，他竭力保举旧部邓锡侯和田颂尧，自己愿意让出督军。三月二十九日北京政府先发表以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的命令，直到五月二十七日才发表以杨森为四川军务督理、邓锡侯为四川省长、田颂尧帮办四川军务、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的命令。这个时候，湖南方面赵恒惕战胜了谭延闿；福建方面孙传芳赶走了王永泉；广东“陈家军”公开通电表示拥护北京政府；四川二军系统又已取得胜利。所以吴佩孚的野心更向高峰发展，他压迫湖南取消自治降附北方；指使孙传芳协助“陈家军”进攻广东；指挥刘湘、袁祖铭进攻云南、贵州。他认为武力统一的时期不久就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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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月16日，孙中山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25日又改任为湖南讨贼军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