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过程。汪精卫回国由沪赴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突发，上海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国民党新军阀对工人展开了血腥屠杀

上海工人起义占领上海的一天，奉系青年将领张学良、韩麟春通电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张作霖、杨宇霆鉴于孙传芳、张宗昌相继失败，前途形势不佳，曾表示愿与冯玉祥弃怨修好，并授意北方“元老”王士珍、赵尔巽等发起和平运动以测验南方对停战议和的反应。二十五日，张作霖在顺承王府召开紧急会议，会后指示张宗昌退出津浦路南段，保全实力，集中兵力于徐州，同时挽留顾内阁打消辞意，以免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

二十七日，北伐军分别由镇江、南京渡江占领扬州、浦口，津浦线直鲁军在明光、临淮关建立了两道防线，其大部兵力则已集中徐州，明光以南没有鲁军的踪迹。根据这一形势，北伐军本来可以长驱而北，彻底地消灭孙、鲁各军的残余势力，但由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以后，外交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内部又有宁、汉之争，彼此互相戒备，北伐军事便又陷于停顿状态中。

前面说过，帝国主义一面采取武装干涉政策对中国人民和南方革命军百般进行恫吓，一面又从革命内部寻找新的工具来分化和破坏中国的革命战线，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事件就是用来向北伐军示威，使之软化低头的一套手腕。果然蒋介石被帝国主义的大炮吓倒了，三月二十四日他由南昌到了芜湖，即托驻芜日领致电南京英、美领事，表示北伐军对英、美两国毫无敌意，本人即到南京解决此案，请其停止炮击。随后他又觉得自己不便出马，改派南京军事长官负责与外国舰队司令进行谈判，本人于二十五日乘楚同军舰离芜赴沪。

蒋到上海后，外间便有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将派兵解除工人武装的传言。二十八日，上海总工会代表赵子敬见蒋查询虚实，蒋还满口表示，工人纠察队乃是人民的武力，革命政府断无加以摧残之理，如有流氓捣乱，一定从严究办，你们尽可放心。

其实，蒋介石本来是“假革命”，此时已经下了举行反革命政变的决心。他早年从事上海交易所的事业，精通投机取巧的窍门，后来以“左派”的面目骗得了孙中山的信任，派往苏联考察，回国后被任为黄埔军官学校校长。

早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即廖仲恺被刺后的三个月，国民党右派林森、邹鲁等以广州外交代表团的名义到北京后[1]，与居正、谢持、张继、戴季陶、吴稚晖等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所谓“国民党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公开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时参加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这是国民党内右派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个开端。一九二六年元旦，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通过决议表明了拥护三大政策的立场，谴责并制裁了西山会议派。此时蒋还没有揭开“左派”的假面具，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广州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军的建立是不能设想的，他必须继续隐藏在革命阵营里，培植自己的个人势力，以便进一步篡夺革命的果实。

但是，他的密友戴季陶却在同一时期发表了反共、反革命的理论，蒋的党徒王柏龄、缪斌、贺衷寒等在“戴季陶主义”的指导下成立了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说明当时蒋是在玩弄两面手法，口唱革命而暗中布置反革命的工作。后来他的狐狸尾巴逐渐地露出来了，同年三月十八日，他派爪牙欧阳格传达命令，召唤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将中山舰开到黄埔候用，军舰开到后，蒋党散布“共产党阴谋暴动”的谣言，于二十日宣布临时戒严，断绝省内外交通，派兵分别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东山苏联顾问办事处和住所，逮捕了李之龙和各军中的共产党员五十余人，扣留了黄埔军校及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强迫他们退出第一军。这就是当年蒋所策划的反革命阴谋“中山舰事件”。这一事件是瞒着当时的假左派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去干的，因此汪忿而称病请假，由谭延闿代行主席职务。

蒋介石发动这一事变的目的，在于排斥共产党员，把第一军的军权收揽在自己手里。他知道，如果把这一反共阴谋彻底地执行下去，就会公开地违反孙中山的遗教而为国民党左派所唾弃，同时，革命军中还有不少共产党员骨干，不可能在很短时期内一网打尽，因此他又声明“联俄政策不变”，并对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的“二次全代会”表示了愤慨的态度。他又解散了他所卵翼的“孙文主义学会”，释放了李之龙，这些动作，使得当时局外人对于他的政治态度，是右是“左”，还捉摸不定。

同年五月十五日，他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大会上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主张限制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担任执行委员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等等，于是他排斥共产党和篡夺国民党党权的野心又一次暴露出来。

在这时期，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主张对蒋的叛变阴谋加以反击。当时蒋在各军中羽毛尚未丰满，而工农群众又都坚决地站在共产党的一边，只要发动起来，蒋的阴谋就会被揭穿，这一反击是有必要而且可以取得胜利的。但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强调“团结”、反对斗争的妥协政策，削弱了如火如荼的革命力量，助长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野心。

同年六月，广州政府决定出师北伐，蒋又窃踞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重要位置。在北伐军事进行中，他的本领不过像北洋军阀一样，只是用升官许愿的办法，师长升为军长，军长升为总指挥，把那些一贯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军阀从敌人的队伍中吸引过来。因此，不少军阀当其走投无路的时候，只要降附南方挂上革命军的旗帜，就可以保全其地位权力，并且可以继续干着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勾当。

此外，蒋在军事上既无出奇制胜之功，又乏冲锋陷阵之勇。他自己出马在江西打了大败仗，只是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和在他们的政治影响下的军队，在两湖和江西战场上表现了惊人的英勇，由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一致行动起来配合作战，北伐军才能在各个战场上取得胜利，把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来。

北伐军占领南昌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蒋到了南昌，即以“整理江西党务”为名，派他的爪牙段锡朋为“中央特派员”，把江西各级党组织内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排斥出去，一面收买流氓、地主及一切反动派组织人ab团（反共团体），作为反革命活动的骨干。一九二七年元旦，蒋在南昌召集会议，非法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这是他在江西建立另一“中央”以图反抗武汉中央的具体措施。当然，蒋不走向人民的一边，就要走向帝国主义的一边。就在这个时期，他派戴季陶到东京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又通过王正廷等勾结英、美帝国主义，而各帝国主义却也看中了这个可以利用的新工具，便派大买办虞洽卿秘密到南昌，准备用借款六千万元收买蒋介石充当反共、反人民的大刽子手。在帝国主义者看来，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正和一九一二年的袁世凯一样，是“弱国中的强人”，如果把他拉过来，就可以事半功倍地破坏中国革命。前面说过，东西方帝国主义对于南方革命势力的分析，认为南方革命阵营内存在不同倾向的左右两派，主张分别对待，这说明了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之间早已心心相印，不难一拍即合。

此后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日益露骨，二月二十日成立了以西山会议派李烈钧为主席的江西省政府，三月七日嗾使爪牙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吉安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江西省党部早被ab团首领段锡朋篡夺了领导权，三月十六日南昌市党部又被强迫解散改组。在蒋的亲自主持下，ab团纠集流氓打手组织了暗杀机关，西山会议派、反革命分子和土豪劣绅横行一时。同一时期，九江总工会被解散，安徽总工会和省党部被捣毁，杭州总工会被帮会流氓捣毁并拘去职工三十余人，杭州工人纠察队被解散。正如日本电通社所报道的，在蒋力所能及的地方，竭尽全力迫害革命人士，形成了与北洋军阀统治区毫无二致的政治恐怖气氛。

武汉国民党左派早已看出蒋介石的反革命倾向，但是为了早日完成北伐，避免内部分裂，一再采取了姑息容忍的态度。三月十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汉口举行时，通过了抑制独裁、提高民主的决议，并于二十一日成立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以限制蒋介石滥用总司令职权。四月六日，武汉国民政府分任蒋介石与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两集团军总司令，在第一集团军下面设立了四个方面军，以何应钦、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分任总指挥。

帝国主义增兵上海和炮打南京的时期，蒋介石正和张作霖一样，深深感觉到帝国主义不是好惹的，如果不和它们妥协，莫说完成北伐不可能，就是长江流域也将保守不住。二十六日，他到上海的一天，即向帝国主义声明：“在现阶段内，决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北伐军对于外侨将尽力保护，对于南京事件决不使其扩大。”果然帝国主义另眼相看，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当天送去特别通行证一件，允许蒋介石随带卫士十人通过租界。在上海这个国际市场的环境下，蒋介石更加便利地与帝国主义、洋行大买办和封建大地主进行黑市交易，日益走上了反人民、反共的道路。四月二日，他唆使国民党右派小丑吴稚晖攻打头阵，在当天举行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全体大会上提出了“检举”共产党的呈文。四月三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蒋还通电表示“服从汪主席，本人专心军旅，戮力北伐”。

就在同一天，在沪黄埔军校同学发表了宣言，严正声明他们决不做个人的工具，始终一致向左转，服从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这个宣言虽未直接触及蒋介石，但非无的放矢，其字里行间可以看见，他们已经察觉到这位校长有利用军校学生作为个人工具，逐步向右转的趋势，并且具有反抗中央和篡夺党权、政权的决心。

在此以前，由上海市民选举产生的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已由武汉政府批准补加任命，定于三月二十九日就职，蒋介石公然去函令其暂缓办公。蒋还发表一系列的关于外交方针的言论。这些情况，说明蒋所谓“专心军旅”完全是欺人之谈。

四月五日，陈独秀、汪精卫发表了“联合宣言”，这个宣言并无一字指责反革命的阴谋，因此助长了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政变的勇气。可是反共小丑吴稚晖对这个宣言还表示不满，在当天举行的国民党联席谈话会上发表了公开与共产党为敌的言论。

同一天，汉口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蒋介石即日赴宁，专任军事，勿得在沪发表外交主张，勿得接受帝国主义口头上或文字上之通牒，以使外交统一。但是，蒋介石早已不肯接受武汉中央的命令了。三月二十三日他在南昌时，曾经指使西山会议派和ab团分子召开所谓“护党大会”，公开表示了反对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态度。他到上海后，继续策动各省反动派恶毒地攻击武汉国民政府，同时进行了反共“清党”的初步活动。四月三日，蒋党在福州举行所谓“拥蒋护党大会”，除排斥共产党员外，还公开叫嚣拥护蒋介石“在军事时期行使全部职权”，这就不是什么“护党”，而是把国民党化归乌有，代之以蒋介石的个人军事独裁。

四月五日，蒋党捏造“江苏六十县公民代表会”的名义，通电主张迁都南京。六日，蒋命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派兵到上海制造路局，查封了革命军总政治部，并逮捕了政工人员十九人。八日，蒋党成立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上海民选政府的政权。在这时期，东路军前敌总部政治部主任陈群奉蒋命派员检查各报稿件，从此反动派要登什么稿件就登什么稿件，要不登什么稿件就不得登载，而各报所登的都是从政治部发布出来的一些反共、反人民的稿件。当时论者认为：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反动派箝制上海新闻界的言论自由，孙传芳的手段比袁世凯更厉害，而蒋介石的手段又比孙传芳厉害得多。北洋军阀只是限制各报不许登什么，蒋介石却进一步压迫报纸要登什么；北洋军阀用停止邮寄的手段来威胁各报，蒋介石却建立了对各报的检查制度。

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中，各省人民群众对反革命派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南昌自蒋介石去后，四月二日，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运动时，封闭了教育厅，将厅长程天放绑送百花洲总工会收押；三日，举行南昌市民大会时，又将程天放和一些ab团分子戴上纸帽游街，市民拍手称快。由于ab团首领段锡朋诬陷革命青年，惨杀民众领袖，南昌工人采取革命行动捣毁了反动派所包办的省党部，解散了流氓纠察队，并将省党部反动分子逮捕起来，听候武汉国民政府处理。五日又改组了右派所把持的省政府，由朱培德担任主席，并以共产党员朱德为公安局长。至此江西又回到革命的阳光照耀下，反革命派销声匿迹，革命派占了上风。

浙江方面，三月三十日杭州总工会职工被流氓、军警逮捕后，市民举行罢工、罢课，与反动派公安局长章烈进行了斗争，四月二日被捕者终于获得释放。四月九日，宁波防守司令王俊派兵逮捕了总工会委员长王鲲等，并组织流氓打手捣毁了总工会、市党部、农民协会及《民国日报》。十日，宁波工人举行大罢工，市民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这一暴行，王俊公然下令开枪打死工人一人，男女学生各一人，受伤者达数十人。

此时各省人民纷纷组织法庭审理土豪劣绅，四月一日长沙成立了人民法庭，五日枪决了反动军官李右文，十一日枪决了著名劣绅文妖叶德辉。总的说来，当时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大本营，已由南昌移到上海，而以浙江、福建为其外围，湘、鄂、赣三省则成了革命形势继续高涨的地区，而以武汉为其核心。

汪精卫回国后，仍以“左派”的姿态出现。他向新闻界题字写出了能够迷惑人的一句话：“革命的往左来，不革命的滚出去！”他建议于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开第四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来解决国民党内纠纷，取得蒋的同意后，即于四月六日启程赴汉。

蒋与国民党右派分子决定，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对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命令，如认为“有妨害党国前途”者，一概不予接受。同时在军政机关及各团体内，首先执行所谓“清党”政策。对于工人纠察队及人民武装力量，则主张由总司令直接管辖，否则不能任其存在。当蒋介石的一切反革命阴谋布置就绪后，即于八日宣布了上海戒严令，并派桂系新军阀白崇禧与第二十六军军长周凤歧为上海戒严正副司令，叫他们按照计划执行，本人即晚到南京去了。

但是，蒋、白两人终究作贼心虚，不敢明目张胆地下令解散工人的武装力量，他们却商就了一套更加恶毒的计划，叫周凤歧于十一日晚执行戒严命令，断绝市内交通。十二日清晨，就有大批帮会流氓臂缠白布工字（黑字）臂章冒充工人，蜂拥到闸北总工会开枪捣乱，而二十六军兵士则伪装前来调解，乘势骗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这出假戏演来漏洞百出，以致“欲盖弥彰”。例如奉命执行任务的军官孟荻洲，在其报告中公开指斥工人纠察队为“敌人”，而白崇禧则虚伪地声称：“革命军对于工人负责予以保护。近有反动分子捣乱，为了保障工人利益，暂时予以缴械。”他在当天所出的布告中又说：“本早闸北工友大肆械斗（指流氓进攻纠察队），本总指挥特派队将双方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以维持地方秩序”。陈群所发布的命令又有不同的说法，据称：“上海总工会自起冲突，特组委员会调查起衅原因，设法秉公办理”（拟将总工会改组为鱼目混珠的黄色工会）。又称：“地痞流氓受敌贿买，潜伏工界内，愚弄工友，煽惑罢工，希图扰乱后方，破坏国民革命”。

这天从上午四时到九时，南市、闸北、浦东、沪西、吴淞、江湾等处枪声四起，被缴械的工人纠察队共有十四处，其原驻地点均被军队占领。在一阵突然而来的腥风血雨中，工人被打死和打伤的达一百余人。上海工人阶级看见他们所欢迎的打着革命旗号的军队，忽然变成了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其残忍毒辣的手段，较之以前直鲁军和孙传芳的军队，有过之而无不及，无不悲愤异常。正午十二时，上海市民和工人在闸北青云路举行了群众大会，到会者五万余人，议决拥护总工会，要求发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当群众出发游行经过湖州会馆时，一齐奋勇冲入，夺回了总工会的会址。南市华商电车公司工人首先举行罢工，抗议反动派残杀工人的暴行。全市各地都有群众大会表示抗议。南市市民代表到龙华请愿恢复工人武装时，在倾盆大雨下坚持三小时不退。上海学生联合会派代表前往东路前敌总部质问白崇禧，白避而不见。十三日，白就溜到南京报“功”去了。

蒋介石本是上海青帮流氓出身，他所纠集的流氓打手就是帮会中人。他们的头目黄金荣、张啸林在事变前一天发出通电，对共产党极尽污蔑之能事，公开承认他们“邀集同志，揭竿而起，斩木为兵”。流氓起事是从租界冲出来的，两租界宣布特别戒严，配合这一行动。事变发生前，国民党右派张静江，在四月十日致汪精卫的函中疯狂叫嚣反共，却在字里行间暴露了上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阴谋诡计。右派国民党中央监委邓泽如、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陈果夫八人在十一日致汪的电报中，除对共产党狺狺狂吠外，还公开指责武汉联席会议（联席会议为国民党中执委与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的混合组织）为“非法”。事变发生后，张静江、蔡元培等十三日都到南京参加下一步骤的讨论。以上情况，充分说明了“四一二”反革命风暴，是帝国主义、新军阀、黑帮流氓、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合谋，蒋介石就是用革命工人的鲜血来向帝国主义献礼的。

四月十二日，蒋、白新军阀在闸北华兴路组织了“上海工人联合会”，总工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十三日，总工会号召全市工人举行大罢工，上午十时在青云路召开了示威游行大会，游行时沿途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反动派军队”“交还工人武器”等口号。下午一时，游行队伍在宝山路与二十六军第三师兵士发生冲突，经过半小时才停止下来，工人牺牲者一百余人。同日，南市工人游行到南车站时，也遇到二十六军前来镇压，开枪打死工人十余人，伤者数十人。

十四日，陈群、潘宜之（白崇禧的秘书长）等以“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名义接收了上海市党部、上海临时市政府。此后，上海一切工会组织和进步机关团体，都被反动派查封，工人领袖被屠杀。但是，上海工人并未被蒋介石的屠杀政策所吓倒，此后仍在秘密活动与坚持斗争之中。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2]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在江、浙两省许多重要城市同时进行的，这就戳穿了反动派所捏造的“工人械斗”“自起冲突”的无耻谎言。接着，十四日广州也爆发了反革命政变，在紧急戒严状态之下，反动派调动大批军队分向各民众团体进攻，工人纠察队被解散，但是广九、广三、粤汉三大铁路工人，在农民军的援助下，与反动军队展开了一场血战，十五日全市电话不通，交通断绝，商店闭市，枪声四起。广州公安局长邓彦华在所出布告中毫不掩饰地说：“奉总司令（蒋）训令，迅将共产党分子全行逮捕，并将各工友纠察队勒令解散”。广州的工人组织与各地有所不同，总工会是反动的黄色组织，共产党所领导的是工人代表会。广州工农群众和革命青年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在强弱悬殊的情势下，被捕的工人、学生近一千人，死伤者达数千人。十五日，反动派成立了广州特别委员会，其第一议案就是通过了“清共案”，所以广东的血腥恐怖比其他各地区更早实现。

二　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大使馆，捕去大批共产党员，李大钊等二十人壮烈牺牲。日本水兵在汉口行凶杀人。帝国主义舰队在长江流域连续开炮制造血案

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前些时期，北方发生了扣留俄员和搜查俄使馆，逮捕大批共产党员的一系列的暴行，表明南北军阀同属一丘之貉，正在互相进行着反共、反人民的罪恶竞赛，向帝国主义者争功夺宠，以争取对他们的支持。

三月一日，国民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布朗乘俄轮巴米亚列宁那号，由汉口经过浦口时，与同行的苏联通讯员三人被直鲁军捕去[3]，五月三日被解往北京审理。

四月六日，奉军三百余人取得了北京公使团的允许，进入使馆界搜查苏联大使馆旧俄国兵营，捕去了苏联工作人员十六人及李大钊等中国优秀儿女三十五人。除苏联大使馆外，中东路局驻京办事处及远东银行也都受到搜查，执行任务的奉军还乘机劫走了一些生活用品。这一事件的执行者是奉系军阀，教唆者却正是帝国主义。它们不再谈国际公法、“条约神圣”以及什么“使馆界不可侵犯”的鬼话了。许多西人有的围观称快，有的摄取镜头。领袖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还编造一套理由说，苏联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平等条约，不在辛丑和约国之列，因而公使团对这一事件不能加以阻止。八日，公使团一度举行会议，公推领袖公使假惺惺地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认为中国军警侵入东交民巷，搜查使馆界内房屋，殊非正当之举。荷兰公使一面致送抗议，一面又在口头上解释说，这是官样文章，实际上我们是同意你们这样办的。

四月七日，天津军警搜查法租界的苏联驻津机关，事前法国领事接到法国公使的电话指示，同意照办。同一天，上海公共租界巡捕及俄国商团奉派前往苏联领事馆，出入人员均被搜查，苏联驻沪总领事向领事团提出抗议，捕房自知理屈，只得诡称自从北京查抄苏联机关以来，上海反苏空气非常紧张，因此派遣商团巡捕前来加以保护。

搜查苏联使馆事件发生后，除苏联代办于七日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外，十日苏联政府又将抗议文交与中国驻苏代办郑延禧，并提出：（一）立即撤退使馆军警，（二）释放被捕馆员及贸易局人员，（三）归还武官室搜去文件，（四）归还被劫物品。在未得满意答复前，苏联政府拟即撤回驻华代办及全馆人员。说来可笑，这位代办压根儿不相信国际间竟会发生此等蛮不讲理的事情，更不相信北京政府敢于派军警到使馆界逮捕大批中外人员。他主观地回答说：“中国政府决不会干这样的事，想必是土匪所为。”这句话传到北京来，生平最忌别人提到“土匪”的张作霖，不由得暴跳如雷地大骂：“外交人员怎么如此混蛋！”吓得顾维钧急忙发电严斥郑延禧：“何得不问情由，擅发荒谬议论！”事实上，此时北京外交部穷得几乎不能举火[4]，工作人员情绪低沉，对于这样一件大事，事前竟未发电指示如何应付，所以责任不在郑延禧的方面。十九日，苏联代办齐爱尔尼克率领全体馆员三十余人回国，临行未向外交部辞别，而顾维钧也未派人前往送行。张作霖本来是要撤换那位大发谬论的郑延禧的，后来又怕苏联将乘此承认南方政府而不再同意北京政府另派使节，因此这一“外交官失言案”便不了了之。

公使团虽然同意了搜查苏联大使馆，但是中国军警久不撤退，他们却又认为足以损及使馆界尊严和他们的在华特权。二十一日，英、美、法、意、日五国公使会同派兵接收了苏联使馆附属地，而不再谈什么“苏联不在辛丑和约国之列，我们不便过问”的鬼话了。

奉系军阀组织了军事特别法庭，派何丰林为审判长，安国军军法处长颜文海为主席法官，审理被捕华人一案。四月二十八日判处李大钊、谭祖尧、谢伯俞、邓文辉、郑培明、莫同荣、李昆、姚彦、张伯华、阎振三、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莫华、吴平地、陶永立、方伯务、李银莲（女）、张挹兰（女）二十人以绞刑，即日执行。此外尚有四人被处十二年有期徒刑，六人被处徒刑二年。李大钊临死神色不变，和他一同牺牲的同志们也都表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舍身成仁的伟大气节，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芒万丈的记录。在这批革命先躯为人民事业而贡献出他们的生命的时期，不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进步人士引为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当时还有不少党内外人士受到李大钊的坚持真理、主张正义的精神所感动，有的事前尽力援救，有的协助料理身后事[5]。因此，奉系军阀这一丧心病狂的屠杀，没有能够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徒使他们在人民群众当中更加孤立，而在革命者方面，悲愤化为力量，更加加深了对反动军阀的仇恨，加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

奉系军阀搜查苏联大使馆一举，当时认为是受了英帝国主义的指使。此案发生后，北大教授离京避难者达二十九人，致使该校陷于停课状态。当时反苏、反共成了国际间的一股逆流。五月十二日，伦敦警察搜查苏联驻英商务机关，捕去办事人员多名。同一时期，日本也在大捕苏联侨民和本国进步人士。

与南北军阀进行反共、反人民罪恶活动的同时，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仍然到处逞凶肆虐。紧接英、美舰队炮轰南京之后，又发生了日本水兵行凶杀人的汉口惨案：四月三日，汉口日本水兵二人乘坐人力车不给车资，路人代抱不平，帮助人力车工人追赶水兵到日本酒店附近，日兵大冈胜芳竟然抽出刺刀刺死人力车工人一人，因此群众更为愤慨，大家围拢来与凶手及从酒店里跑出来的日本商人、水兵发生斗殴，结果日兵六人及助战的日商四人被群众扭送总工会处理。随后就有日本水兵二百余人登陆，用机关枪扫射市民三次，共计死十余人，伤五十余人。事件发生后，日租界加堆沙包封锁交通，对于界内居民大肆搜查，如被认为形迹可疑，立即逐出界外。日本工厂、银行、铺店一律停业，日侨二千余人全部移居日本军舰或商轮上。中国军队则在与日租界毗连处施行紧急警戒，加强保护外侨，并向总工会提回被捕日人予以释放。

长江下游方面，帝国主义舰队开炮逞威的暴行不断发生。四月八日，英舰在镇江附近开炮八十余发，岸上炮台兵房尽被击毁。十五日，美舰经过南京驶往下游，沿江守兵因为江面施行戒严，嘱其停驶接洽，该舰突向南京、浦口两岸各开炮二发，鼓轮疾驶而去。五月二日，英舰在江阴长岳港开炮三十余发，击死军民六人，伤二十七人。同日，又有国籍不明的军舰在澄、常、通三县交界的十二圩地方开炮击死居民十人，伤二十余人。五月一、二两日，美舰又在江阴开炮，死伤多人。

上海方面，截至四月中旬止，外国军队增至四万人，其中英军一万五千余人，美军六千人，日军五千人，法军三千人，此外为意、葡、荷、西等国军队。长江各地外侨都已集中到上海，租界周围布有铁丝网、沙包等防御工事，夜间十时即将交通断绝。总之，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对于它们所仇视的武汉国民政府，是采取撤退侨民和经济封锁的办法，使之因财政破产而倒台，对于它们所要勾引的新军阀，则“在压力与大炮伴奏下进行谈判”，以促其举手投降。

对于炮击南京一案，四月十一日，英、美、日、法、意五国联合向国民政府提出：（一）惩办负责军官；（二）南军总司令用书面道歉，并担保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三）赔偿抚恤。它们在牒文中用威胁的口吻声称，倘无圆满答复，则将采取“认为适当的手段”。在交涉的过程中，英、美两国最为横蛮无理，日、法两国则表面较为缓和，一方面由于日本自认为在中国有特殊的地位，在对华外交上应当居于指导地位而不愿尾随西方国家之后；另一方面，此时日、法两国观察形势，宁愿躲在后面，让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矛头指向英、美两国，以便等待时机，从中取利。

四月十五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以复文送致汉口美国领事，承认赔偿南京美国领事馆在北伐军占领南京时所受的损失，对于受伤的美国人给以适当的赔偿；关于惩办负责长官的问题，应俟调查后处理；同时应当调查美舰开炮后中国方面所受的损失。最后声明：国民政府对于南京美国领事馆遭受侵犯表示歉意，但是切实保证外侨安全，主要问题在于废除中国与列强之间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准备派代表与美国进行谈判。

同一时期，北京公使团又在讨论增兵华北的问题。日本决定派遣第一舰队来华，美国决定增兵六千人，英国决定增派一旅保护华北侨民。外交团决定在北京、天津两处驻兵二万以保护使领馆和两地侨民的安全。

由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北伐军事陷于停顿，北军乘机反攻，四月上旬孙传芳军占领扬州、靖江，同时直鲁军也在津浦路配合反攻进抵浦口，南北两军便又形成了隔江对峙的局势。

三　武汉国民政府罢免蒋介石，开除其党籍，并下令严缉归案究办。武汉北伐军出兵河南占领郑州。直鲁军退出徐州。日本政府召开东京会议讨论增兵来华问题

汪精卫在上海的时候，建议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议，解决党内纠纷。四月十日汪抵汉口后，蒋介石随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因此武汉中委都不愿前往南京，南京会议不能如时召开。十二日，汉口国民党左派联名通电痛斥蒋介石反人民、反革命的严重罪行。十七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罢免蒋的总司令职务，并开除其党籍，通令严缉归案究办，所部第一集团军改归军事委员会直辖。十八日，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等在南京成立了另一国民政府，从此武汉革命派与南京反革命派唱起对台戏来，斗争更尖锐了。

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处于奉系军阀与南京新军阀的两面夹攻之中，蒋介石还联合川、黔、粤、桂等省反动军阀分途向两湖地区进攻。在经济上，帝国主义各国对武汉地区采取了物资封锁的政策，中国资产阶级也采取了现金逃避的手段。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政府被迫颁布了“现金集中”命令，禁止现洋、现银出口，试图挽救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一措施立即引起了商业纷纷停闭，物价疯狂上涨。针对这些情况，武汉国民政府必须继续出兵，首先打倒当前最足以威胁武汉安全的敌人，扩大革命根据地，才能解除军事上和经济上所受的双重压力。当时冯玉祥所率国民军已经进入豫陕边界，屡次约请北伐军会师郑州，而吴系靳云鹗军抗奉失败，奉军步步南移，因此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出兵河南与冯军会师，首先向张作霖进攻。

奉军自四月三日占领许昌后，靳云鹗接连发动了三次反攻，都被奉军击退，师长刘培绪被擒，奉军于四月中下旬连续占领临颍、郾城、西平、遂平。此时河南人民因为不堪忍受北洋军阀的残酷压迫，纷纷投入武装暴动，四月二十六日，豫西红枪会进攻洛阳，与镇嵩军激战了四昼夜，红枪会退后，镇嵩军在偃师、洛阳、新安一带屠洗了五十四个村庄，人民被杀者达二千余人。豫北彰德、卫辉一带也有农民武装“天门会”三十万人与奉军为敌，奉军虽然占领了河南大部地区，却处于风声鹤唳之中。

武汉军出动后，四月二十七日，唐生智、张发奎两部进入河南占领驻马店。冯玉祥于五月七日进驻潼关，所部连克灵宝、陕州、渑池，镇嵩军退往洛阳。刘镇华投降冯军，被委为东路军总司令，但因所部张治公主张投降奉系，刘被迫下野逃往运城。五月十日，张治公到郑州乞援，奉军决定西进，因此在巩县的吴佩孚又有不能立足之势。此时吴部田维勤已经投降奉系[6]，王为蔚、王维城、陈文钊各部均已溃散，所余第三师张席珍、第四师阎治堂及卫队娄云鹤旅共二万余人分驻汜水、巩县、偃师三县。奉军西进时，吴的幕僚张其锽、张方严都主张到南阳与于学忠会合[7]，吴却不愿离开巩县，还随口作答说：“你们先走，不必管我。”五月十二日，吴部在汜水被奉军缴械，吴只得率领娄旅离开巩县向南退走。不料刚走了十多里路，就遇到红枪会漫山遍野杀来，责问吴佩孚举办苛捐杂税，征用军粮，发行流通券及军用票，残酷剥削河南人民，今天不算清这笔账休想过关。吴部左冲右突苦战了两昼夜，十五日才杀出重围逃往登封。

五月二十一日，张作霖召见了吴的驻京代表樊鼎，说道：“吴二爷怎么弄到了这样的地步？到南阳还是暂住嵩山？怎么一个字不给我，也不给你一封信？我很相信他，他却老是不相信我！我本来打算出巡河南和他见面，北京城的老百姓听说我要离开北京，他们就慌张起来了，赵老帅因此急出病来。”[8]即命左右打电话问赵的病好了没有。随即接下去说：“如果吴二爷到南阳去，我派专车送你回河南，你对他说，我张作霖始终和他吴佩孚合作，即使他没有一个军队，我也和他合作到底。”其实，此时张作霖还肯抽出工夫来和吴打交道，原因是吴还有于学忠的一支军队，想叫他率领于军反攻襄樊，以牵制武汉北伐军的后方兵力。但是吴已经是断了气的死老虎，而张作霖也无法挽救他最后失败的命运了。五月十七日，武汉北伐军占领西平、上蔡，前锋到达周家口后，即分兵向开封、郑州两地进攻。在这时期，善于投机的阎锡山已经改称国民革命军晋绥联军总司令，宣布服从三民主义，并向娘子关出兵，武汉国民政府任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因此奉军后路也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些情况下，奉军决定缩短战线退守黄河北岸。五月二十七日冯军占领洛阳，二十九日武汉军占领许昌，三十日占领郑州，六月一日武汉军与冯军在郑州会师，至此河南战争以奉军败走而告结束。

武汉北伐军进攻河南的时期，长江下游北伐军也分三路渡江，由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分任总指挥，一路于五月十五日在大胜关渡江占领浦口，一路于二十一日在镇江渡江占领瓜洲、扬州，一路于二十日在芜湖渡江占领巢县、定远，配合寿县第三十三军向蚌埠进攻[9]。孙传芳军退往海州，直鲁军退往徐州。直鲁军第十五军军长马济（前桂系军阀的骁将）在定远阵亡。卢香亭又一次由天津到海州劝告孙传芳倒戈进攻徐州，或者乘虚夺取青岛、济南，孙的态度仍然动摇不定，因此卢又回到天津去了。

此时张作霖正在河南撤兵，同时电令张宗昌保全实力撤回山东。五月三十日南京北伐军占领徐州，也正是武汉北伐军占领郑州的一天。南京北伐军在津浦线上并未经过激烈战斗，仅在十天左右就由浦口攻入徐州，一来由于他们没有遇到北方最强大的敌人，二来北方主力军奉军在京汉线被击溃，直鲁军不得不迅速撤退，以免突出被歼。

北伐军占领郑州、徐州后，本来可以乘胜北上直趋北京、天津，完成北伐任务，但是蒋介石又在这时布置所谓“西征”军事，使北方军阀得以苟延残喘，日本帝国主义得以利用时机出兵山东。当时日本政府忙于布置所谓“山东应变”问题，一面由旅顺调兵两团“增防”济南，一面另派一混成旅由青岛登陆分布胶济路沿线一带。日本首相田中派山梨大将于五月三十一日秘密由东京到沈阳，调查奉系所存的军事实力。后来山梨于六月十四日到北京会见了张作霖，二十四日到济南会见了张宗昌，即由田中召回东京。田中早已于五月十七日电召驻华外交官及驻军司令回国举行对华问题的会议。六月十四日芳泽公使应召回国。同时参加会议者有关东长官儿玉、关东军司令武藤、外务省次官森恪、亚洲局长木村、驻华公使芳泽、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等。会议于六月二十日开始，七月七日闭蒋。这次会议称为“东方会议”，在外相官邸召开，所讨论的主要是增兵来华及对付张作霖的问题。

在这以前，美国总统曾建议各国驻华公使，在必要时期可以由北京迁往天津，英国赞成这个建议，日本则表示反对，因此北京外交团议决一面向南北政府要求将京、津两地划出战区之外，一面决定联合增兵来华“保护”京、津侨民。六月二日，南京外交部长伍朝枢致电日本兼外相田中，武汉外交部长陈友仁致函汉口日本总领事高尾，抗议日本增兵山东。北京外交总长顾维钧虽也在同一天向芳泽公使提出了同一内容的抗议，但那只是一篇敷衍应付的文章。在此以后，全国各团体纷纷通电抗议日本出兵，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矛头又由英国转而指向日本了。

四　夏斗寅叛军进攻武汉被击退。长沙反动军官发动马日事变。冯玉祥召集郑州、徐州会议调和宁汉争端。武汉国民党的动摇和叛变。八一南昌起义爆发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即不断指使粤、桂、川、黔四省军阀出兵进攻两湖，同时勾结两湖反动军人为内应，企图里应外合地颠覆武汉国民政府，消灭革命力量。蒋任命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令其出兵进攻鄂西。杨森军由川东出发，于五月五日占领归州，并向宜昌进兵。驻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早已接受蒋的指示，五月七日佯为战败，将宜昌让予杨军，即率所部顺流而下。九日，杨军重入宜昌后，派兵将总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解散，并大举搜杀工农干部和革命人士。十三日，夏军在嘉鱼登陆后，随即发出反共通电，声称向武汉进军。此时武汉主力军开往河南作战，后方异常空虚，夏军既恃四川军阀为后盾，又约刘佐龙旧部省防军为内应，十七日该军逼近纸坊时，武汉大为震动。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留守武昌的叶挺师与武汉工人纠察队立即开赴纸坊应战，将夏军击退，武汉得以转危为安。叶挺的铁军在保卫大武汉的战役中又一次显示了战无不克的威力，而工人的武装组织在革命危急关头所表现的英勇气概，曾使当时的敌人感到震惊。

当时长江上游方面，袁祖铭残部黔军李燊被蒋介石委任为第四十三军军长，五月十一日开抵巴东宣布反共，贵州省长周西成被委任为第二十五军军长，由黔东出兵湘西，刘湘的川军也在动员待发。夏军由纸坊沿粤汉路南退后，蒋即收编为新编第十军。蒋并不讳言勾引军人举行叛变的这些事实，二十二日向日本东方社记者谈话，承认刘湘、杨森、夏斗寅等举兵反共，乃是奉有他的命令；二十四日在丁家花园召集驻宁各军代表训话，又称国民政府日内即将下令讨伐武汉。

紧接夏斗寅叛变后，长沙又发生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这一事变是由驻湘五个团长周荣光、李殿臣、许克祥、王东原、张敬兮歃血为盟发动的。五月二十一日晚，驻防长沙的许团突然进袭总工会、农民协会等团体，与工人纠察队发生了激烈战斗，彻夜枪声不息，到次日天明，工人武装才被解除，战事停止下来。反动派随即大举逮捕共产党人，禁止人民集会游行，并组织所谓“救党委员会”为反革命的指导机关。这一事变是在蒋介石的策动下，暗中主持者则为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此时唐生智的主力军开往河南作战，后方仅留少数部队，当时何键虽然尚未公开暴露其反革命面目，但是杨、夏叛变与“马日事变”都曾得到他的支持。“马日事变”后，二十三日他在信阳发出通电表示共鸣。当时长沙的工农革命团体和工人武装力量虽被叛军摧毁殆尽，但是长沙附近各县以及湖南全省的革命武装仍然具有非常强大的实力，因此革命和反革命展开了极其剧烈的斗争。二十三日，湘潭农军围攻县署，株州、易家湾、湘乡各地农军万余人在姜畬联合起来整装待发，长沙附近各县工农义勇队约期五月三十一日反攻长沙。反革命方面，何键派留省部队在南门外猴子石设防，并命许克祥率领所部第三十三团向湘潭出击，但因兵力无多，长沙形势陷于混乱，商店闭市停业，一直到二十八日才有少数商店开门应市。根据当时的情况，反革命的势力并不强大，如果农军联合进攻，长沙是可以攻打下来的。但是武汉共产党中央掌握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手里，他们害怕一与反动军队决裂，就将驱使武汉国民党及其所属军队与蒋介石合流走向反革命的道路，因此阻止了对长沙的进攻。在陈独秀的影响下，革命武装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分别被叛军击破，只有浏阳义勇队二千余人因为没有接到命令，于三十一日单独发动进攻，进抵小吴门、浏阳门外[10]及陈家垅、杨家山一带，一时旌旗蔽野，呼声震天，枪声四起，随后也因孤军深入，后无应援而失败了。

当时湘、鄂、赣三省是革命形势高涨的地区，湖南更居重要。“马日事变”前，湖南农民协会会员拥有五百一十八万人，在农村中建立了革命的农民政权和农民的武装力量，打倒了土豪劣绅，摧毁了反动军阀的政治基础。城市的总工会和农村中的农协，形成了革命力量的两大支柱。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正确地分析了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科学地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武装农民的必要性。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则力图把动摇不定的国民党投机派留在革命阵营里，因此放弃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且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工农武装。这种政策并没有换来什么东西，只是助长了反革命的疯狂气焰，把革命事业引向了失败。

“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右派占领的湖南省党部取消了土地改革，逃往省外的土豪劣绅纷纷回省，长沙又恢复到北伐前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张翼鹏[11]及全体省务员均电请辞职。在此以前，武汉国民政府派谭平山、彭泽湘、邓绍芬、陈公博、周鳌山五人为“査办员”，来湘查办“马日事变”一案，他们行抵岳州后，因为赤手空拳无法进行工作，武汉国民政府便又改派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带兵回湘查办。武汉国民政府和当权军人，对于这次叛变采取了暧昧不明的态度，力求“化大事为小事”。查办结果，虽然所谓“救党委员会”被解散，凡列名为委员者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反动军官张敬兮受到撤职处分，但是叛变的骨干许克祥仅记大过一次，周斓到省时许部移驻湘潭，湖南当局还派员前往宣慰以安其心[12]。

紧接长沙“马日事变”之后，五月二十五日，贵州周西成以“反共”为名派兵占领洪江，广东钱大钧师之一部进抵南雄，三十日杨森的反动军队逼近仙桃镇。六月五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也开始转向反革命，下令宣布南昌戒严，停止工农运动，并释放蒋介石爪牙程天放等。这位投机善变的军阀，打着“欢送共产党人出境”的旗号，押解省市党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负责人出境，同时查封了工、农、学各团体，派兵进攻农民自卫军，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六月上旬，黔军李燊部占领澧州，杨森军重入沙市，夏斗寅军袭占大冶。在这阴霾四合、山雨欲来的时候，武汉国民党虽然还不敢公开反共，但已开始动摇，他们颁布了限制工农群众活动的若干法令，力图保全旧的秩序，对于反动军阀的叛变，或者采取了大事化小的态度，或者置之不问不闻。

北伐军占领郑州后，冯玉祥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为了要把他拉到武汉方面来，请他到郑州召开会议，讨论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冯想保持局外中立，推称豫西秩序尚未恢复，本人无法分身，于是武汉国民政府派邓演达到潼关，迎冯到郑州，汪、谭、孙三人则于六月八日偕同徐谦、顾孟余、唐生智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等，先到郑州等候。次日冯到后，即在会议上提出了调和宁汉一致北伐的意见，希望武汉进行“分共”，武汉国民政府负责人除愿出洋休息者外，均到南京加入蒋记国民政府，使两政府合而为一。十三日，会议结束后，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并以冯部将领刘郁芬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与冯接近的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十六日，又下令组织开封政治分会，以冯为主席，管辖豫、陕、甘三省。武汉国民政府将河南地盘让予冯军，命令唐生智、张发奎各部退回武汉，以此交换冯的合作。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唐生智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该集团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黄琪翔为第四军军长，朱晖日为第十一军军长，贺龙为暂编第二十军军长；原第一集团军一、二、三、五各方面军仍归军委会直辖。此时武汉国民党当权派虽未公开发展到全面反共的程度，但已走上了叛变的过程。

同时，蒋介石也急于要把冯拉到南京方面去，六月十七日他由南京到徐州，准备再到郑州访冯，冯即于十九日到徐州与蒋会晤，并与先期到徐州的胡汉民、李宗仁等举行会议，讨论政治、军事及党务等问题。蒋、冯两人初次见面，彼此换了兰谱，蒋就十分亲热地喊起“冯大哥”来，冯也虚伪地称蒋为西北军的救命恩人。蒋还采取了金钱收买的办法，承认自七月份起，按月由南京接济冯军军饷二百五十万元。

徐州会议于二十一日结束，蒋、冯两人联名通电表示意见一致。当天冯打电报到汉口，劝武汉国民政府自动取消，国民党诸人前往南京实现宁汉合一；并将解除职务的苏联顾问送到郑州来，取道陕西、甘肃、库伦回国；又请唐生智部开回河南，继续北伐。当天蒋、冯两人分别回到南京、郑州。此后冯在河南进行了“清党”，在冯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均被解除职务。

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提出所谓“统一本党政策案”，公开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罪恶道路。

共产党为了挽救中国革命的失败，八月一日在周恩来领导下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南昌起义，参加起义的军队有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叶挺、新二十军贺龙等部。起义军消灭了国民党三、六、九军留守南昌的部队，成立了中央革命委员会，并且提出了革命政纲，宣布了土地改革政策。同日，汪精卫、孙科、朱培德在庐山举行会议，决定派张发奎部进攻起义军。八月三日，起义军放弃南昌向进贤、临川出发，取道广昌、瑞金折入福建汀州，准备向广东东江与农民起义军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

* * *

[1]　廖仲恺被刺后，当时国民党的假左派汪精卫、蒋介石等对于犯有主谋嫌疑的右派头子胡汉民不愿深究，派为外交代表团团长，令其离开广州，前往北京参加关于沙面惨案的对外交涉。胡不愿担任此职，改由另一右派分子林森继任，胡则往苏联游历。

[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3]　张作霖不敢对外国人兴大狱，将鲍妻及被扣人员发交法院处理。7月12日，北京高审厅推事何雋判决不起诉，并将有关诸人释放。张宗昌打电报埋怨不应“视重犯如儿戏”，因此张作霖又令法院将被释者捕回重审，但鲍夫人与何推事等均已避往天津。张召见司法总长姚震加以切责，并逮捕何雋妻女及其弟共三人，解往济南，听候张宗昌发落。

[4]　当时内阁不受重视，各部欠薪不发，部员有“灾官”之称。驻外使领经费积欠达二十余月，对外交涉多由外交部直接办理，驻外代表竟至无人理睬。驻法公使陈箓经常到法国外交部打听本国消息，国际间传为笑柄。4月12日，以驻意公使朱兆莘为首的驻外公使，联名电催北京政府迅速拨款，否则当推驻荷公使王广圻、驻葡公使王廷璋、驻德公使魏宸组为代表，回国索欠，如果仍无办法，即一致下旗回国。5月12日，顾维钧下令裁撤奥国、瑞士、芬兰、葡萄牙、丹麦、秘鲁、古巴、智利八国公使馆及伦敦、巴黎两个总领事馆，并大批裁减外交部人员。嗣后驻外各使有的回国索欠，有的归附南京政府。

[5]　关于奉军搜查苏联使馆事，杨度事前已有所闻，通过国民党北平特别支部胡鄂公（国共合作的支部），立即通知旧俄国兵营中的李大钊等同志。当时李大钊召集同志开会研究，认为东交民巷已被军警监视，要走也走不了，除两位同志走避外，余均留下不走，因此全体被捕。（胡鄂公反映）

[6]　5月15日，田维勤到北京，张作霖任为安国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兼豫鄂边防总司令。田部在信阳者多被北伐军缴械，田不久也在北京病死。

[7]　孙传芳在江西失败后，唐生智派何键、夏斗寅等部进攻鄂西、川北各军，卢金山辞职下台，所部交于学忠率领，由钟祥、襄阳退往南阳。杨森则由秭归、巴东退回川东，即就蒋介石所委第二十军军长一职。同时蒋又委任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为二十一至二十四军军长，邓锡侯、田颂尧为二十八、二十九两军军长。

[8]　张作霖打算出巡河南，约阎锡山在石家庄见面，约吴佩孚在郑州见面。吴、阎二人都没有回答，所以他又打消了“南巡”计划。张作霖口中的赵老帅是指他的老上司赵尔巽。赵年老多病，死于是年9月3日，并不是因为张作霖要“南巡”而急成疾病致死的。

[9]　鲁军张克瑶旅因为柏文蔚的关系，在寿县宜布投南，蒋介石委柏为第三十三军军长，而以张为副。

[10]　长沙早已拆城，原址仍沿用旧名。

[11]　张翼鹏原系谭延闿的军事幕僚，又为唐生智之师，此时以唐部总参谋长兼代湖南省府主席，并无直接兵权。

[12]　许克祥与蒋介石早有勾结。蒋派宋鹤庚为湖南宣慰使，率领学生军二千余人由粤入湘，许即移师祁阳接受宋的指挥，通电讨唐，改称省防军第二师副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