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的“府院之争”和直皖两系的军事弱点。中日“合办”凤凰山铁矿引起全国反对

冯国璋初到北京接任总统时，曾表示尊重责任内阁制，对于内阁用人行政以及政策的决定，决不干涉。段对冯的态度也比以前对黎的态度好得多。但是这两个人气味并不相投，一个诡计多端，一个刚愎自用。冯到京前的种种布置，说明他并不甘心做内阁的盖印机器。段从来就把责任内阁制当作总理的独裁制，总统、国会都必须按照总理的意见办事，国务员则是总理手下的事务员。因此，即使对总统的态度有所改善，却仍然要把一切大权抓在自己的手里，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颇引起冯的不满。

冯虽说过“今后不会再有府院之争”，但是事实上新的“府院之争”，在冯接任代职的第一天起，就已存在。

冯到职不久，想恢复袁世凯时期的“大元帅陆海军统率办事处”，以便收揽兵权，段当然不肯同意。段在国务院设立了“参陆办公处”，这是总理掌握全国兵权的一个机构。冯又提出划分府院权限，总统有权过问军国大事，段不得不同意自十月八日起，每天派阁员一人向总统报告政情。这又是以前黎、段争权时的旧戏重演。

冯、段争权决不是表面的和一时的互相让步就能够和缓下去的，相反，任何一方在某一问题上吃了亏，就想在另一问题上取得补偿，因此争权的幅度愈来愈大，裂痕也愈来愈深。

湖南易督问题发生后，旅京湖南士绅要求勿在湖南用兵，冯叫他们去问内阁，把责任完全推在内阁。刘建藩、林修梅在湘南宣布自主，内阁决定下讨伐令，冯不肯盖印，认为“大事应当化为小事”。直到湖南战事发生，北京政府的“讨伐令”仍然没有颁布，所以全国人民都讥笑段内阁的对外政策是“宣而不战”，对内政策是“战而不宣”。

但是冯的态度也并不是能够坚持到底的，每当对方的压力加强，他又表示软化。十月二十二日终于被迫发表了褫夺刘、林两人的官职勋章并予以通缉的命令。冯与桂系军阀具有秘密联盟的关系，与滇系军阀则联系较少，所以对四川问题比较不关心，但也反对对唐继尧有所指责，对研究系处理四川问题的意见颇有同感。

冯、段两人的斗争是北洋派直皖两系分化的集中表现。这两系在军事上各有一些弱点。直系占有的长江三省地盘，湖北、江西与江苏不相联接，因为地形分散，以致力量不集中，江苏更处于皖系势力的三面包围中。冯自己身居北京也受皖系的直接威胁。皖系军阀纸上谈兵的多、肯打硬仗的少，而且用兵西南必须越过长江，直系的地盘恰恰处于用兵孔道或者在战区的后方，皖系用兵不能不受“腹背受敌”的威胁。

但段不肯考虑这些现实，仍然一意孤行地要贯彻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对德宣战后，北京政府下令检查全国邮电，颁布“扑灭乱党赏格”，提高全国各地兵工厂的产量，又向日本接洽军械借款，这些都是为了对内作战而不是为了对外参战。

关于军火和军火原料的问题，日本政府建议中日合办凤凰山铁矿，中日各投资二千五百万元，中国资本可以由日本代垫，并提出在浦口建立钢铁厂，聘用日本技师，以中国著名亲日派陆宗舆充当这个厂的督办。这是中日合办其名，日本独办其实，利用中国原料制造军火，利用这些军火扩大中国内战，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以便控制中国的一种用心。

这个消息首先由英文《京报》登出来，段命军警逮捕了该报主笔陈友仁，该报也被查封。接着，美国公使抗议中日军械借款，要求公布凤凰山采矿合同。英国公使认为长江流域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不能容许他国染指。全国人民和各团体一致反对军械借款和凤凰山采矿合同，要求宣布交涉真相。全国人民忿怒的声音以及外来的干涉，不能不使段感到压力的沉重。

同时，冯还授意李纯反对军械借款。李纯在南京召集秘密军事会议，会议结果，不但提出了取消军械借款的要求，还提出了改组内阁的要求。他们认为内阁有亲日分子参加，所以干出了这些坏事。十分明显，改组内阁就是推翻内阁的初步表现。这是直皖两系斗争发展到更露骨、更尖锐的一个标志。

十月二十八日段内阁与日本方面拟订了凤凰山开矿草约，以示志在必行。李纯又来一个电报，指出凤凰山是江苏辖境，与地方有关，应先征求地方当局的意见，才能作出决定。这是暗示即使内阁签订开矿条约，他也不会允许日本人前来开采铁矿。接着陈光远也在冯的授意下通电反对军械借款。反对的浪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大，使段大受困扰。

这一案件在内阁内部也遇到阻力，农商总长张国淦拒绝在正式合同上签字。十一月一日，日本公使林权助公然到农商部进行恫吓。张国淦问他代表日本商人，还是代表日本政府。“如果代表贵国商人，应当按照我们的矿业条例办理，如果代表贵国政府，这里是农商部，请到外交部接洽。”林权助碰了壁不死心，不久换了一副和善的面孔，又来访问，建议仿照日本钢铁业由军部管理的成例，将此案移交陆军部处理。张回答说：“这是中国内政！”此后，段祺瑞派孙润宇以一百二十万元向张行贿，贿款继续增至二百万元，均被拒绝。国务院秘书涂书凤也奉派前来，劝张以考察各省农业为由离开北京，由代理部务的次长代签铁矿合同，也被拒绝。段又采取以前对付内务总长孙洪伊的办法，劝张外调省长，以免身当其冲，这个办法也行不通。最后就派曾毓隽前来，说了许多好话，请张多多帮忙。张说：“不签字正是帮总理的忙。”[1]

十一月二日，段派靳云鹏以赴日观操为名，实现了笫一次军械借款。

二　直皖斗争的一支插曲——更动吉林督军引起风潮

十月十八日，北京政府调任吉林督军孟恩远[2]为诚威将军，派田中玉为吉林督军，以张敬尧继田中玉为察哈尔都统。所谓“将军”在当时是个有名无实的空头衔。

北京政府从袁世凯的时期起，由于地方割据之局已成，对各省军阀只能听其自起自落，很难加以调动。孟恩远虽是个比较弱小的军阀，但解除一省督军的职务，特别是发生在湖南战事紧张进行的时候，不能不引人注意。

内幕消息，更动吉林督军是由于张作霖检举了孟恩远在复辟时期接受吉林巡抚的伪职。这个理由很充足，而且张作霖也应该进行检举。但是，有人问道：复辟时期接受伪职的不止孟恩远一人，倪嗣冲就接受过伪安徽巡抚，张敬尧也接受过伪长江水师提督，如此等等，何以孟恩远一人应当受处分，其他的人反可得到升迁？复辟案犯早已做过处理，何以事隔多时，还要再做一次专案处理？

一般人都很清楚，张作霖在历年内战中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军阀，想把东三省纳入势力范围，做独霸一方的“东北王”。一九一七年七月他乘黑龙江军人发生内讧，推荐他的亲家鲍贵卿做了黑龙江督军，现在只剩下吉林的地盘还没有纳入掌控。孟恩远老朽无能而又不甘居人之下，所以他决心排斥孟恩远，夺取吉林地盘。

孟恩远早已听到一些风声，曾派秘书戴艺筼到北京谒见冯国璋打听虚实。冯根本不知道内阁有此打算，劝孟恩远不要妄信谣言。这次调动命令发表，孟恩远知道这是内阁作出来的决定，因此又惊又怒地质问内阁调动他的理由，限于三天内答复。

孟恩远并不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物，一切事情都要取决于外甥高士傧、女婿陆承武。高士傧是吉林督署的参谋长，陆承武的父亲是直系的慕后活动家陆建章。孟恩远也是直隶人，他的部队多系直隶的“子弟兵”。从以上各种关系可以看出，吉林督军问题与直皖两系的斗争有关。

孟恩远派吉林混成旅旅长裴其勋为独立军总司令，决定拒不交卸，同时指使吉林各团体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易督的成命。

段正在聚精会神地主持对南军事，不愿意多过问吉林的事情，打算提升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责成他负责处理吉林问题。张作霖派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为讨吉军总司令，许兰洲为副司令，并请北京政府调任鲍贵卿为吉林督军，升任他的把兄弟第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为黑龙江督军。

东北战争爆发在即，冯国璋大不以为然，北洋派元老徐世昌、王士珍也都愿意出面来调停。冯授意王占元联合各省北洋军阀发出联名通电，借口牵涉国防外交，请求维持吉林原状。列名这个电报的不仅有直系的长江三督，而且有部分皖系督军因受王占元的邀请，情不可却地答应列名。这个电报打退了张作霖武力解决吉林问题的勇气。

在此以前，西南各省军阀坚决要求收回湘督易人的成命，段认为“中央威信所关，未便出尔反尔。”现在同样“与中央威信有关”的问题发生在吉林。段决定既不收回吉督易人的成命，也不叫田中玉走马上任[3]，而以不了了之。段把吉林问题当作北洋派内部之争，而湖南问题则是南北之争，所以同样问题做了不同的处理。

张作霖虽在吉林方面扑了一场空，但也并非毫无所得。十一月七日，吴俊升率领第二十九师由郑家屯突然开到齐齐哈尔，压迫黑龙江步兵第一旅旅长巴英额、骑兵第四旅旅长英顺解除兵权，完成了对黑龙江的全部控制。

张作霖懂得在什么时候应当说什么话。他赶不走孟恩远，就反过头来和孟恢复了“友谊”。但他并未放弃对吉林的野心，而是把这个问题推迟一步，等待有利时机再进行。

三　桂系召集南宁会议决定讨段。长江三督提出停止湘战等四项意见。桂系与国民党联合举行梧州会议。北京临时参议院开幕

湘军退到湘南宣布自主时，桂军也在湘桂边境黄沙河增兵布防。桂系并无意于立即出兵到湖南，还幻想北方直系能在千钧一发之际采取行动，制止皖系向湘南进攻。冯也经常派秘密使者到南宁，请陆荣廷提出解决南北争端和避免战争的意见。根据使者们的报告，陆荣廷对国会问题无成见，但认为共和国家必须有一个国会。他最重要的主张就是湖南必须恢复原状，并且重申以前屡次所提的意见，划湖南为南北的军事缓冲地带，允许湖南自治，如果北不南犯，保证南不北伐。

但是段利用职权调兵遣将，冯没有方法加以制止。

桂系鉴于湖南局势日益严重，直系无能为力，湘军不可能单独抵抗北军，而北军在湖南一旦得手，下一步就是进攻两广，饮马珠江，因此十月一日陈炳焜奉命邀请海军总长程璧光到南宁，与陆荣廷面商出兵援湘的问题。

第二天，陆在军事会议上慷慨发言，痛斥段祺瑞投降日本，发动内战，号召出席全体人员签名宣誓表示抵抗皖系军阀的决心。会议决定：由两广当局陈炳焜、谭浩明、程璧光、李耀汉联名通电痛斥段祺瑞先后主使公民团、督军团毁法叛国以及发动内战的种种罪行，并提出（一）迎黎复职，（二）恢复国会，（三）罢免段祺瑞，（四）撤回傅良佐的四项主张。会议决定：推广西督军谭浩明为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广西出兵四十五营，广东出兵三十五营，共计组成五个军，以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为第一至第五军司令。

桂系感觉到北军大举进攻西南是当前的主要问题，而广东内部之争属于次要，因此必须团结国民党，使广东局势趋于稳定，以便共同对抗北军。两广当局联名通电中提出来的第一第二两项主张，就是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其实桂系只重视第四项，因为这一项与他们的切身利害有关。

会议结束后，陆荣廷仍然回武鸣“养病”，仍然与北方直系保持联系，并且仍然以“超然派”自居。

十月二十日，谭浩明通电就两广护国军总司令职，誓师援湘。这是桂系决心把自己的力量投入战场的一个开端，也是湖南问题发展为南北战争的一个开端。这次南北战争又称为“护法战争”，事实上却是北洋派的武力统一与南方军阀的地方割据产生矛盾因而引起的军阀与军阀之间的战争。

段祺瑞进攻西南，原来打算采取“蚕食”的策略，暂时不触及桂系，现在却因桂系通电丑诋而大为震怒，决定下令讨伐桂系，罢免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和广西督军谭浩明。此时他又向日本方面成立了两批借款[4]，因此有恃无恐地决定征湘、平粤、讨滇同时并举，拟派卢永祥为湘粤方面总司令，以驻防山东的第五师师长张树元继任松沪护军使；继续抽调倪嗣冲的安武军二十营及张敬尧部第七师开到湖南；除指使琼州龙济光残部反攻广东大陆外，又收买广东军人潮汕镇守使莫擎宇、惠州督办张天骥作为内应[5]，责成福建督军李厚基派兵协助，并拟由海道运兵到广东沿海地区登陆；调派奉军与陕军入川，协助吴光新、刘存厚扫荡滇军。

十月二十一日，张作霖发出马电，催促北京政府对陈炳焜等大张挞伐。

当皖系磨拳擦掌之际，正直系定谋决策之时。就在谭浩明誓师援湘的一天，长江三督联名提出解决南北问题的四项意见：（一）停止湖南战争，（二）撤回傅良佐，（三）改善内阁，（四）整理倪嗣冲部。

这是自北洋派分化以来直系向皖系露骨进攻的第一次，是对段的沉重打击，也是与南方桂系互相呼应的明显步骤，第一第二两项主张，旨在打击武力统一政策，使段的“威信”扫地；第三项主张以前李纯曾经提出过，要求排斥内阁中的亲日派，变更外交政策，使段不能继续从日本政府取得军费和军火的支援。不难设想，如果皖系接受这些意见，就不啻向直系全面投降，而最后结局也仍然是站脚不住的。

这些意见与桂系所提的条件在实质上并无不同，只是态度上有所区别。长江三督比桂系还多提了一项，要把江苏北部徐州海州一带的张勋旧部从倪嗣冲手中夺过来[6]，以削弱皖系主战分子的力量。这个问题与直系利害直接相关。

这次直系向皖系露骨进攻，也证实了直桂两系的秘密同盟关系。同时使人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长江三督已经脱离了北洋派这个体系而以第三者自居。

段感到局势的严重，不得不仍留皖系大将卢永样在上海，以便随时应付长江的意外事变，又不得不将全面进攻西南的计划推迟一步。同时，皖系急进派气势汹汹地主张大干一场，再举行一次政变，用以前对待黎元洪的辣手对待冯国璋。

关于罢免桂系军阀的问题，冯又拒绝盖印。他的态度不便公然与长江三督一样，所以并不开门见山地反对武力统一政策，只是用“大事化小”的说法，把问题推在一旁。但当他得知皖系急进派鼓动政变的消息时，又不禁慌了手脚，十月二十七日下令罢免广东督军陈炳焜，派李耀汉兼署广东督军，莫擎宇会办广东军务，李福林接任广惠镇守使。三十日又加授李耀汉陆军上将衔，莫擎宇进级为陆军中将。

李耀汉、李福林都是广东地方派军人。莫擎宇早已被段收买。被免职的广惠镇守使莫荣新是桂系的另一大将。这是段利用广东军人驱逐桂系的“借刀杀人”之计。

段对冯国璋避重就轻，将罢免陆荣廷的命令“留中不发”的办法，深深感到不快。在一个星期之中，皖系不断地进行神经战，制造举行政变或者软禁总统的种种紧张空气，使冯坐卧不宁。十一月六日，冯无可奈何地将以下三道命令交印铸局发表：（一）调陆荣廷为宁威上将军，着即迅速来京；（二）特派龙济光接任两广巡阅使；（三）责成新任广东督军李耀汉严饬桂军开回广西。

当天半夜，冯又把这三道命令从印铸局追了回来。

七日上午，段自己到公府来，声色俱厉地质问讲好发表的三道命令，为什么又不发表。冯无话可说，将原令交印铸于次日发表。

一直到这个时候，桂系才知道它的同盟者在北方占不了上风，南北战争无可避免，为了后方安全，有进一步与国民党调整关系的必要。

十一月十日，陆荣廷又到梧州主持军事会议，除桂系外，还邀请大元帅代表胡汉民、军政府代表外交次长王正廷、海军总长程璧光、广东省长李耀汉参加。这是继南宁会议之后更大规模的一次会议，也是桂系与国民党及广东地方派军人的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消除内部隔阂，共同反抗北洋派的武力统一。桂系除自己担任出兵湖南外，还要求国民党出兵福建，开辟第二战场，以牵制北方的兵力。

国民党代表在会议上提出陈炳焜不得人心以及“劫收”省长亲军等问题，希望加以解决。陆荣廷表示让步，建议调陈炳焜为讨龙军总司令，推程璧光接任广东督军，并同意将陈炳焜“劫收”的省长亲军二十营拨交陈炯明指挥，用以进攻福建，但须受程璧光的节制。程璧光在国民党中是个著名的温和派，一向反对与桂系破裂，推他为广东督军并且节制陈炯明，这是桂系要求取得一种保证，保证国民党开辟第二战场，共同对抗北军。事实上桂系并非真心让出广东督军，而程璧光也就不愿接受这个职位。国民党代表为了取得桂系的信任，也就希望陆荣廷自己到广州主持军事。因此，会议决定推陆荣廷以两广巡阅使兼任广东督军，程璧光以海军总长兼任讨闽军陆海联军总司令。讨闽军以林葆怿为海军总司令，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方声涛为滇军总司令，共同进攻福建。陆荣廷表示本人年老多病，养病时期派广惠镇守使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

梧州会议时期，北军在湖南战场上占有优势，受段利用的川军在四川战场上也打了几次胜仗，所以段认为征服西南满有把握，主要问题只在于怎样对付冯国璋与长江三督。他的党徒们本有“政变倒冯”和“合法驱冯”的两种不同意见。所谓“政变倒冯”是嗾使倪嗣冲、张作霖这些军阀宣布独立，先在天津成立临时政府，推徐世昌为大元帅代行总统职权，然后向北京进兵，迫冯下台。“合法驱冯”是迅速成立临时参议院为代立法机关，修改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根据这些新法召集新国会，正式改选总统。段在两种办法中仔细加以考虑，认为如果采取第一种办法，长江三督一定会以武力对抗武力，不但会引起北洋派的“同室操戈”，而且南方也有大元帅和军政府，天津临时政府的法律根据还远远比不上它。他更顾虑到如果把直系逼上梁山，完全倒向西南，招引南军北来，就会影响整个北洋派的统治地位。因此，他决定采取第二种办法。

十一月十日，临时参议院成立。十四日该院选举皖系政客王揖唐、那彦图为正副议长。研究系政客梁善济竞选失败。段从此又掌握了一个压制冯的政治武器。

四　北军开入重庆。北京政府下令惩戒滇军将领

吴光新也是个胆小如鼠的将军，停留宜昌一个多月不敢入川。段将属于国民党的熊克武调为川边镇守使，以与刘存厚合作的川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继任重庆镇守使。又电令陕西督军陈树藩派陕南镇守使管金聚统率一个混成旅开进川北，以策应由鄂入川的北军。

十月中旬，川滇两军在内江、威远、荣县展开了拉锯战，唐继尧把后援部队庾恩旸、黄毓成两军都开到永宁、叙州来。由于四川人民对唐继尧的“大云南主义”抱有恶感，滇军作战不利。

这时，段正在布置全面进攻西南的计划，主张下令讨伐唐继尧，责成刘存厚驱逐滇军出川。冯仍然用“大事化小”的说法不肯盖印。段又建议调唐继尧到北京担任参谋总长，如果拒不受调，然后下令讨伐。冯也不以为然。最后冯表示对滇军将领可以下令惩戒，但不必牵涉到唐继尧。十月十七日北京政府下令谴责在川滇军将领黄毓成等，令其迅速退出四川，并责成云南督军唐继尧“查明呈复”。

在刘存厚的川军接连获胜和周道刚转变态度以后，十月二十四日吴光新率领李炳之混成旅开入重庆。熊克武鉴于形势不利，不敢单独反抗北军，乃将川军第五师开驻重庆城外九十里，同时在重庆的黔军也退往綦江，以避免与北军发生冲突。熊本人仍然留在重庆，不到川边接受新职，并且竭力拉拢吴光新，以求相安无事。

十月下旬，川军二三两师接连夺回内江、威远、荣县、自流井、富顺，滇军全部向泸县退却。滇军将领顾品珍、赵又新、黄毓成等通过泸州外国教士请求川军停止进攻，刘存厚置之不理。

刘存厚也因北军入川感到不安。他打了胜仗，胆子就大起来了，公然向段提出“川事川人自了”，请求已到重庆的北军勿再前进，未入四川的北军停止开拔。段为了要利用四川人打云南人，不能不表示同意。

十月三十日，在段的坚持下，北京政府下令斥责顾品珍、赵又新、黄毓成等“集结兵力于泸县、富顺、自流井，并于内江、荣县、威远向川军攻击”，均予以褫职通缉的处分，并责成周道刚“督队进剿”。十一月十二日实授周道刚为四川督军，刘存厚为四川军务会办。这道命令意在安定四川军阀，暗示北军入川是来援助他们而不是来争夺地盘和位置的。其实，把吴光新的督军候补期延长一下，让川滇军继续大打下去，北军坐享其成，对北洋派更为有利。这道命令还揭破了段对四川问题“公正”处理的假面目，对两次驱逐督军、使四川人民受到兵火浩劫的刘存厚，公开采取了奖励的办法。

十一月六日，唐继尧移驻毕节，想亲自出马挽救滇军一蹶不振的局势。但从十一月十六日到二十八日，川军二、三两师继续占领泸县、纳溪、南溪、叙州，黄毓成作战受伤，唐继尧被迫下令停战。十一月二十日，北京政府加授周道刚陆军上将衔，升任嘉陵道道尹张澜为四川省长。

可是这时候湖南战事突然发生了变化，段内阁摇摇欲倒，而紧随着段内阁倒台以后，四川战事也发生了变化。十二月一日，忽然有一支绕道偷袭重庆的滇军出现于重庆西门外十五里浮图关，同时綦江黔军开回到重庆对岸，熊克武的川军也杀回马枪，吴光新和周道刚都逃走了。十二月十八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以代周道刚。

五　北军将领王汝贤等在湖南前线通电停战。北军退出长沙

湘南宣布自主，傅良佐并不十分惊慌，因为林修梅的兵力只有一旅，刘建藩也只有地方守备队数营，不但大部分湘军未加入，而且兵精械足的北军源源开到，不难“一鼓荡平”。

傅良佐首先派湘军第一师代理师长李右文[7]统率第一旅到衡山，“招抚”林修梅的第二旅，声言“官兵来归，不究既往”。不料湖南人不肯打湖南人，第一旅反被第二旅“招抚”过去。十月一日李代师长单骑逃回长沙时，傅良佐还伪装镇静，并捏造消息说，“湘军第一旅自愿退伍，业已全部解散”。随即调北军开赴前方作战。

北军的作战布置，以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军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下分三路：第八第二十两师从正面进攻衡山，湘军第二师第四旅为右翼进攻宝庆，从安徽调来的安武军为左翼进攻攸县。湘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朱泽黄却愿以湖南人打湖南人，首先率领子弟兵由永丰、界岭一直攻占宝庆，北京政府破格授为陆军中将，并又任为长宝镇守使以酬其功。为了粉饰湖南战争并非南北之争而是中央政府讨伐地方叛将，并且为了鼓励湖南人打湖南人，段对朱泽黄另眼相看，但又派北军在后加以监视。

正面战争从十月六日开始。北军在战报中极力夸大护湘关的肉搏战，第八师第十五旅王汝勤部于十一日“奋勇”攻下衡山。事实上对方因为兵力单薄，西南援军尚未开到，在各条战线上都没有进行坚强的抵抗，就撤走了。

衡山宝庆相继攻下，段的气焰更高，采办了大宗物品犒劳前方将士，鼓励他们乘胜长驱而入。但是前方消息从此沉寂下来，相反地桂军援湘的消息却又不断传来。

十一月十四日，王汝贤、范国璋忽然打来一个电报，主张停战撤兵。这对段是一个晴天里打下来的霹雳。

王、范两人都在长沙。他们不待北京政府许可就自动地停战撤兵。

王、范发表寒电的当晚，傅良佐下了特别戒严令，断绝长沙市内的交通。在夜色迷濛中，傅偕同代理省长周肇祥偷偷地登上军舰，逃往长沙下游六十里的靖港。

十五日，长沙市区内出现了湘南军总司令王汝贤的布告，说他不愿从事内争，主张和平解决。长沙各界人士迅速组成了“湖南暂时维持军民两政办公处”，推举王汝贤为主任。王、范两人并不打算继续从长沙撤兵，他们想当督军和省长，估计南军没有力量进行追击，因此主张维持南北两军的现有界线，一切问题留待和平会议解决。

但到十七日，王、范两人也步傅良佐的后尘做了逃将军。有消息说，长沙城外安武军和第八师发生了冲突，他们被迫出走。事实是王、范发表寒电后，湖南人民都鼓噪起来要赶走“北兵粮子”，北军陷于草木皆兵，纷纷后撤，并不按照上级指定的地点停留下来，因此形成了一片混乱，退到长沙也站脚不住。这说明当反动势力非常强大的时候，人民的力量暂时地潜伏下来，而当反动势力的弱点一旦暴露，人民就会自动地结合起来，给反动势力以狠狠的打击。这种情况在南北战争时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十八日，长沙城内已无北兵，各界人士又忙于打电报欢迎南军迅速开来，并推讲武堂总办彭廷衡出面维持秩序。

在这一变化多端的局势下，有人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前方没有打败仗，何以北军将领忽然停战撤兵。其实，这一变化具有北洋派直皖两系斗争的内幕，也还具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第八师是北洋派的精锐部队，正是段祺瑞誓师马厂用以打败复辟军的基本武力。复辟问题解决后，段提升该师师长李长泰为京师步军统领以酬其功，实系解除他的兵权，并提升该师第十五旅旅长王汝贤为师长。段认为王汝贤受到提拔，必然愿意为他效忠。第八师和第二十师被调到湖南来为段效忠，为傅良佐的权力地位作战，自己却得不到好处。王、范两人都是接近直系的，而直系是反对对南方作战的。不难理解，一方面他们自己不愿意打下去，另一方面他们敢于停战撤兵也还有一种幕后的推动力量。

其次，开到湖南战场上的北军是从北方各省抽调来的，指挥权既不统一，兵士的厌战情绪又很高。安武军有新旧两个系统互相对立，所谓新安武军是张勋复辟失败后投降倪嗣冲的定武军；安武军和其他北军也不合作。山西混成旅（旅长商震）开动时，上级骗他们“开到湖北填防，并不打仗”；到了湖北又开往岳州，到了岳州又开往长沙；当由长沙开动时，兵士们就知道不是“填防”而是开往前方打仗，因此拒绝上车，直到上级答应发饷三个月，才无可奈何地开出去。此外，站在北军旗帜下的湘军，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受歧视，上级为了往上爬而作战，兵士们究竟为谁而作战呢？他们不愿意以湖南人打湖南人，不愿意打自己多年来同生死共患难的湘军弟兄，于是三五成群地背叛上级而向南军“归队”。以上这些军队，名义上统归湘南军总副司令指挥，事实上各立门户，互不相下，胜则争功，败则先逃，这又是王、范两人不能打下去的原因。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北军不得人心，到处受到人民群众的消极抵抗和积极狙击，因而陷于四面楚歌之中。自从汤芗铭带领北军到湖南以来，湖南人民早就认识了北军是身穿国军制服、明火执仗的活强盗。好不容易把那批活强盗赶走了，现在这个不知出处的湖南人又带来了一批活强盗，因此北军所到之处，人民纷纷逃散，而北军兵力单薄的地方，又往往受到意外袭击而不知来自何方。这也助长了北军厌战和畏战的心理。

桂军一直到十一月上旬才有一批开进湖南，人数也远远少于原定计划的八十营，这说明桂系军阀的主要目的还是要看守老家。但是桂军援湘总算实现了，因此扫除了湘军孤军作战的顾虑，加强了他们反攻北军的勇气。

六　段被迫辞职并发出铣电。日本公使威胁冯维持段内阁。冯解除段的陆军总长兼职

冯平日听到“责任内阁”这个名词就怒形于色，可是从王、范发表寒电的一天起，他自己也经常提起了这个名词。有人问他，湖南问题闹大了，怎么办？他说，“交责任内阁。”又有人问他，对于没有得到政府许可而擅自停战撤兵的军人应当怎么办？他大声地说，“交责任内阁！”

有人把这些话告诉段，问段怎么办？段咆哮着说：“我有什么办法！我看他怎么办！”

这是直、皖两系正面斗争的第一回合。在这一回合中皖系打输了。

傅良佐从长沙逃出来，打算在岳州设立督军办公处，竟被岳防总司令王金镜拒绝[8]。长江三督公开主张停止川湘两省的战争。陈光远宣言保境息民，拒绝客军假道，客军是指通过江西开往湖南的北军。陈光远致谭浩明的电报中公然说：“仗义兴师，钦佩莫名。光远谬领疆圉，当知顺逆。”这个“逆”当然是指自命正统的段内阁。以上情况，不但进一步证实了直、桂两系的同盟关系，并且证实了王、范主和是直系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

在这些情况下，段只能出于辞职之一途。但他把辞职停留在口头上，暗中仍在进行最后的挣扎，希望有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到来。冯实在忍不住了，便又指使李纯提出总理不兼任陆军总长、解散临时参议院、派唐绍仪为北方议和总代表并迅速召开南北和议等建议，以促段下台。如果段仍然厚颜不走，直系还将采取另一步骤逐他下台。

十一月十六日，段被迫提出辞呈，并发出“正密”铣电痛论北洋派团结之必要以及自己不得不辞职的苦衷。首先解释他自五月罢职以来，即已“厌绝人事，闭门谢客”，而复辟后再起组阁，则是“大违初衷”。对于用兵西南，是想“发挥我北洋同袍之实力，统一国家，奠宁宇内”，并说是“迭经阁议，询谋无间”，以示并非独断独行。对于湖南前线发生突变，指为“奸人煽惑，军无斗志”，并称“删日王、范通电传来，阅之痛惜，不意我同袍中竟有不顾大局之人，干纪祸国，至于此极”。这些措词暗中影射冯国璋对武力统一政策事前既不表示反对，事后又指使前方将领停战撤兵。他竭力替自己所进行的武力统一政策辩护，认为“今日中国，盗贼盈途，环顾国内，惟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随后他又力言北洋派必须加强团结，不要误中南方的挑拨离间。他说：“辛亥癸丑之间，我北方军人人数不及今日三之一，地利不及三之一，所以能统一国家者，心志一而是非明也。”“近日南方党徒亦知我北方军人根底深固，乃别出阴谋，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亡国灭种而后快。”他痛骂“王汝贤为虎作伥，饮而甘”，但“不忍以王汝贤之故，致令同室操戈，嫌怨日积”。又强调北洋派的命运关系整个国家的命运：“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因此，“为国家计，当先为北方实力计，舍祺瑞辞职外，别无可以保全之法。”最后他向各省北洋军阀谆谆诰诫：“自兹以往，伏望诸君子时时以北方实力即国家实力为念，团结坚固，勿堕彼等阴谋之中。临别之赠，幸密存之。”

这个电报是段祺瑞继承袁世凯的事业，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发动内战的供状。

从这个电报看得出，他决不是真心辞职，而是放一把野火，揭露冯国璋分化北洋派和勾结西南的阴谋，煽动北洋派鸣鼓而攻，以便压倒冯而取得继续留任的机会。

这个电报发出时，段的“灵魂”徐树铮另外发出一个密电，指使各省皖系军阀和主战派回答段的电报，要慷慨激昂地斥责西南破坏统一，热烈地响应武力统一政策，坚持对南方继续用兵，以打击与段作对的“阴谋家”。

同时，冯也发出密电，征求各省北洋军阀对和战问题的意见。他估计北方真正的主战分子并不多，总统地位能够影响一切中间分子响应主和，企图利用主和派的多数压倒主战派，从而粉碎段的最后挣扎。

冯邀请徐世昌组织内阁。他没有看出这个老官僚正在利用直皖两系的斗争，企图取得更高地位，错误地把他当作靠近直系的北洋派元老，以为用他代替段，不会引起北洋派内部的反感。由于徐世昌不肯接受，冯又去找另一位北洋派元老王士珍。王士珍畏段如虎，也不敢冒昧上台。

冯又想邀请熊希龄或其他“名流”组织一个过渡内阁，经过一个时期，再请徐世昌或王士珍上台。但在直皖两系的紧张斗争中，这些投机政客也都不敢投入旋涡。因此，冯竟找不到一个继段而起的内阁总理。

就在段提出辞呈的一天，公府日籍顾问青木中将跑来警告冯说：“欧战正在紧张进行，中国内阁不宜有所变更。”接着，日本公使林权助也以介绍东洋拓殖会社总裁石塚英与冯见面为由，到公府来向冯透出口风，表示日本政府关心中国政局的稳定，倘因内阁更动而引起纠纷，日本政府难于坐视。

日本公使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公然危词恫吓以挽救段内阁即将倒台的危机，使冯大为吃惊。由此可见，在直、皖两系的斗争中，以前皖系经常占有优势或者由劣势转为优势，并不意味着皖系的力量比直系强大，而是段的背后有日本的支持。如果没有日本的支持，在北方直系与南方桂系的联合进攻下，段和皖系早就应该站不住脚了。

由于日本公使的干涉，冯决定变更斗争策略，把逐段下台分作两个步骤，先解除段的陆军总长兼职，使之不能利用职权调动军队，然后在适当时期解除他的国务总理。这样，就可以避免因突然逐段而引起的来自国内外的干涉。十七日冯在居仁堂召集会议，他出人不意地表示了维持段内阁的态度。十九日下令解除段的陆军总长兼职，派王士珍继任。二十日罢免陆军次长徐树铮。

冯想利用时机恢复“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又怕皖系反对，于是派王士珍兼任“统率办公处”处长，使之成为总统的最高军事幕僚。避开“陆海军大元帅”的字眼，办事处改为办公处只有一字之差。这一问题关系到直皖两系势力的消长，所以段又嗾使皖系健将倪嗣冲、张怀芝来电反对，指出总统掌握兵权就是总统制的复活，违反约法精神。冯只得把原来设在国务院内的“参陆办公处”搬到公府来。事实上这就是一个调度军事的机构，这个机构由国务院搬到公府来，也就是把调度军事之权由总理移于总统之手。

关于湖南问题的处理，十八日北京政府下令，傅良佐、周肇祥撤职查办，派王汝贤以总司令代行湖南督军职权。但命令发表的一天，王汝贤又从长沙逃往岳州去了。

七　曹锟否认列名主和通电。冯下令派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

十一月十八日，曹锟、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发表联名巧电，主张停止内战，他们愿意担任“调人”。这是直系所采取的“打虎必须打死”的又一厉害手段。

曹锟本来属于直系，但未加入长江三督的主和集团，又与皖系保持良好关系，所以当时被称为直皖两系的“双栖者”。正因为这样，两系都想把他拉进自己的阵线来，而曹锟两面敷衍，对两系的斗争从来不作左右袒。他在北洋派中实力最大，地盘又最接近北京，他的态度对北京政局可以起着很大的影响。

长江三督忽然变为直系四督，这对段说来是个不可救药的致命之伤。但到二十日，曹锟在长途电话中向段表白，巧电未经本人同意，不能负责。这时压在段心上的一块石头才放了下来。

巧电是不是冒名发出的呢？不是。是不是曹锟同意于前而又抵赖于后呢？也不是。问题的真相是，李纯曾经征求曹锟的同意，联合发出一个促进南北和平的电报，曹锟做了无可无不可的回答。这类可以作两面看的文章，以前幕府的“高手”们是优为之的。李纯却以为曹锟是同意了，就拟就巧电，把曹锟列为领衔人，从南京发出。曹锟看了这个电报，发现这是对段打下来的当心一拳，不愿因附和李纯而与段结下深仇，所以又向段解释误会。这样一来，直系拉进曹锟的一举就成为弄巧反拙了。

直系发生了一个漏洞，皖系决不肯错过一个机会。这时被罢职的徐树铮正跑到天津来呼风唤雨，就乘机向曹锟大施诱惑，只要曹锟肯替主战派卖一把力，不久召集新国会改选总统，一定捧他为副总统。他又竭力挑拨曹锟与各方面的关系，暗示李纯现在是主和派领袖，执长江三督之牛耳，如果南北和平实现，将来他的政治地位必然更高，而曹锟是西南所切齿的洪宪旧将，将来必然要受到排斥。这些话恰恰打中了要害，曹锟正在因为李纯的风头十足而存有妒忌的心理。同时曹锟又知道临时参议院是皖系的政治工具，将来成立的新国会也必然就是这个工具的化身。他鉴于黎元洪、冯国璋都是由副总统上升而为总统的，相信当了副总统一定能够取得总统。因此他就接受了徐树铮的指使，单独发表马电（二十一日），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这个主张乍看起来似乎是在主战主和两派以外提出另一折衷方案，实际上是要南军无条件投降，是另一形式的主战论。

在曹锟发表马电的前后，皖系军阀倪嗣冲、张作霖、杨善德、卢永祥、张怀芝、张敬尧、李厚基等纷纷响应段的号召，主张继续对南用武，主战派在两派力量的对比上占了优势。曹锟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新发明，于是他们继续加以发挥，产生了一种“先战后和”的理论，就是要先与南军一战以挫折其锐气，然后与之言和。同时主和派也用“先和后战”的理论作为抵制，主张先进行南北和议，如果西南不肯就范，然后出于一战，则北方“师出有名”。随后两派就在“能战始能言和”“言和不忘备战”的论点上大打笔墨官司。

尽管主战派叫嚣一时，但都是纸上谈兵，没有一个肯打硬仗的战将挺身而出。而且主战派的真实用意也不是对南方作战，而是对冯作战。

冯仅仅做了三个多月的总统。多年来他一直做着总统梦，现在如愿以偿，才知道辉煌壮丽的公府，却是一所高贵的人间地狱。以前黎元洪所尝到的各种苦味他都尝到了，同样是内阁的盖印机器，同样受着皖系虾兵蟹将的龌龊气。当他决心罢斥段的时候，也同样找不到一个有魄力的人敢于继段而起。这时他又去找王士珍，苦口请他顾念多年的老交情，出来帮他的忙。王士珍才透露口风说，他和段也有几十年的老交情，不便直接“取而代之”。冯又遍找熊希龄、田文烈、陆徵祥这些“知名之士”，希望他们接受组阁任务，但是大家都摇头，不肯投入政争旋涡，组织短命内阁。

最后，冯终于找到正在患病的外交总长汪大燮肯代总理。汪提出两个条件：第一，代理以一星期为限；第二，必须取得段的同意。

段已经知道这些情况，又到公府来当面表示辞职。冯假意地劝他“荐贤自代”，段就推荐汪大燮，并且愿意亲自前往劝驾。十一月二十二日，冯下令准段辞职，派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

二十三日，冯通电解释准段辞职的经过。电报说：“以总理关系民国之重，鄙人与总理相知之深，断不忍听其恝然高蹈。但总理坚欲息肩，自商汪总长代理总理，不得已于祃日准免本职。此后内阁改组，仍商段公举其所知，俾国璋得收指臂之效。段总理虽暂去职，而国璋倚重之殷，与段公扶持之雅，不异畴昔。”

同一天，冯将设在公府内的军事办公处改名为统率办公处[9]，皖系军阀又纷纷来电反对，所以招牌刚挂上又取了下来。

* * *

[1]　根据张国淦反映。

[2]　孟恩远字曙村，天津人，小站练兵时入伍，1904年任吉林巡防军管带。1908年任吉林边防督办，1913年逐走吉林都督陈昭常（原吉林巡抚），取得该省军权。

[3]　1918年3月29日，北京政府补任孟恩远为吉林督军，令田中玉仍回察哈尔都统原任。

[4]　即前文所讲的交通银行第二次借款和吉长铁路借款。

[5]　莫擎宇于10月23日向广东省政府宣布自主。张天骥的叛变，因部将洪兆麟等宣告脱离而瓦解。

[6]　由倪嗣冲收编的张勋旧部有徐州镇守使张文生、海州镇守使白宝山等。李纯认为徐海一带归江苏管辖，要求改变隶属关系，段置之不理。

[7]　赵恒惕因父丧回衡山原籍，李右文以第一旅旅长代理师长。战事发生后，赵又销假复职。

[8]　吴光新入川后，段命王占元派第二师师长王金镜接防岳州。

[9]　袁世凯在公府内设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黎元洪改为军事幕僚处，冯又改为军事办公处。统率办公处和军事办公处不同，是更高一级的组织。